1、跨行政区域交界地区的新经济发展模式研究编辑：中国银行业协会研究部 发布时间：2021-08-25 作者：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课题组 来源：2020年度中国银行业发展研究优秀成果作品 浏览：3640次 字号： 大 中 小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深刻认识长三角区域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长三角区域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给予了厚望。近年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作为江浙沪交界地区新经济发展价值聚集地，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区位优势、政策红利等，未来的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发展空间巨大。做好长三角区域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这篇文章，对推动跨行政区域交界地区经济研究具有重
2、要意义。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积极搭建优秀研究成果分享平台，希望通过汇集行业力量，促进交流，凝聚行业共识，推动研究成果转化为商业银行转型发展的加速器。本期推荐交通银行撰写的跨行政区域交界地区的新经济发展模式研究。本文阐述了不同行政区域交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意义，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实证案例，分析跨越式发展的可行性，并围绕示范区未来如何实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出建议。以供读者参考。跨行政区域交界地区的新经济发展模式研究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例研究探索不同行政区域交界地区的经济发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又都是“未解之谜”。尤其
3、在当前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新经济条件下，探讨建立跨区域经济示范区的可行性、路径和相关问题，打破行政管理边界，研究区域配置资源，实现经济资源更高效流动等问题时，更是亟需进一步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本研究报告在梳理有关文献的基础上，拟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例，围绕“交界机遇”命题，在理论梳理和实际案例分析方面做些努力，以期为包括示范区在内的交界地区的新经济发展提供一些参考。一、有关文献综述 （一）有关“资源禀赋理论”的文献综述。20世纪早期，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为解释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提出资源禀赋学说。该理论认为资源禀赋结构决定了一国或者一个区域的比较优势，从而决定了该国地区的
4、最优产业结构甚至同一产业中应选择的最优商品。但该理论假设传统资源禀赋所依据的一系列条件都是静态的，忽略了国际国内经济因素的动态变化。波兰经济学家莱布辛斯基（Rybczynski）发展的“新要素禀赋论”考虑了动态的技术进步，将传统资源禀赋中的土地、资本、劳动力变更为资本、劳动力与技术。他认为新的产业（如信息产业）具有经济外部性，产业集聚效应将会强化某一地区的产业能力，而不是产业外移。刘珺（2020）指出传统观点中资源禀赋对于地区经济的影响已不像过去那么明显，相反的科技、数字化在区域一体化经济发展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资本、劳动力的流动速度与方式。不难看出，在数字经济
5、背景下，资本、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流动已经发生了改变，过去限制资源要素所产生的“边界洼地”正在变成各种资源要素流动汇集的“价值高地”。 （二）有关“发展经济学”的文献综述。 发展经济学始于研究二战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旨在通过理论模型和研究方法增进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和认识（Harrod&Doma, 1952；Solow, 1956; Robinson, 1956)，为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新思路。著名华人经济学家张培刚提出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十分重视土地要素在当时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张培刚，1949）；基于工业化经济背景，Cobb-Douglas生产函数加入技术要素，清晰地指出技术已经成
6、为重要的工业经济发展动能。阿罗（1962）则认为知识外溢和广义的劳动外溢在后工业时代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进而，学者们发现产业集群（罗默，1986）、多样化竞争和劳动力流动（Glaeser&Scheink，1992）有助于提升知识外溢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此外，卢卡斯（1988）还提出人力资本的溢出模型，他认为内生技术进步有利于产生规模收益递增，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刘珺（2017）则基于全球经济发展模式提出广义的劳动已经呈现出因时而变的多元复杂性，知识创造是劳动的核心，科技创新是劳动的根本，正是这种劳动与资本的立体式、渗透式的结合推动未来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一些学者还从外部性角度论证了产
7、业集聚与金融集聚间的相辅相成关系，容易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Bossone，2003；Brenner，2006；Portes，2010；王曼怡，2010；初春和吴福象，2018；兰艳泽，2019）。生产要素的有机融合与协调发展已经成为现代经济最为重要的经济动量，如何利用这种动量来带动经济洼地的飞跃成为十分有意义的研究方向。（三）有关“全球化”的文献综述。 经济学家Theodore Levitt（1983）第一次使用“全球化”这个词来描述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Helmut Schmidt（1998）提出全球化是一个实践政治、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共同命题。200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8、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提出全球化是世界范围的经济高速融合，具体途径包括贸易、资金流动、技术涌现、信息网络和文化交流。刘珺（2017）指出世界在不停地演变，至今也难以找到一个稳定不变的“全球化模式”，但是总的来说，全球化经过了上行期、平行期和下行期：图表1：全球化进程维度上行期平行期下行期政治自由民主民粹主义民粹、民族主义经济自由市场国别走势分化全球金融危机社会完善保障体系阶层、民族对立；宗教、意识形态冲突老龄化、环境恶化主基调促生产、提福利防通胀激活通胀、就业回归、制造业在岸化数据来源：刘珺，2017，下行是暂时的：全球化流变与投资转轨进一步地，考虑到5G和量
9、子通信会形成“全宇化”的连接模式，全球化的透明度提高，货物、资本、知识的交易成本和壁垒会大大降低，数字经济将会引领新的全球化模式（王世渝，2020；黄益平，2020）。大数据呈现指数级增长，它们把生产要素集成在整个价值系统中间进行高效配置与充分流动（Sturgeon, 2017），形成传统形式下无法实现的“涌现性”，已经成为当前经济的重要推动力（UNCTAD，2019），对全球化的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四）有关“数字经济”的文献综述。1995年，加拿大学者Tapscott等人最早提出“数字经济”概念，是指通过大数据（数字化的知识与信息）的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使用，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
10、置与再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当前新经济背景下，创新性知识在知识中占主导、创意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智慧经济形态（陈世清，2013）。在数字经济时代，在“一切皆互联”、“一切可共享”和“一切可租用”的语境下，核心竞争力也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生产和制造，而是系统集成能力（刘珺，2019），而系统集成能力正是本轮工业4.0改革所重点强调的能力。具体到数字经济与区域发展方面，王庆喜等（2020）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共同发展可以通过协同合作最终实现1+1大于2的目标来助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刘旭（2019）研究的结果表明，产业升级与整合能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因此，在新经济
11、背景下，如何把握数字经济浪潮，利用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的优势，通过工业4.0实现跨行政区域的系统集成，是实现地区经济更好一体化发展的重中之重。（五）有关“场与结构的耦合效应”的文献综述。 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当前复杂性科学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是复杂系统中场与结构耦合诱导的涌现特性研究。耦合是物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是系统中的个体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的动态关联关系（高丽娜，2011）。个体具有学习性和适应性，他们相互作用形成的系统的整体性质往往可以突破原有个体的性质，合力大于部分之和，称之为“涌现性”。涌现是一种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过渡，是在微观主体进化的基础上，宏观系统在性能和机构上的突变
12、,在这一过程中从旧质中可以产生新质。量子纠缠所揭示的基本粒子之间的叠加与干涉仿佛映射到经济中，产业之间的互相渗透，技术之间的互相作用，使得产业边界几近消失，技术壁垒几近隐形，已无传统意义上严格定义的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分野不再泾渭明晰，而新业态不断地从旧肌体或新土壤中裂变出来，或者生长壮大，或者被淘汰出局，但贯穿其中的是变化，不间断的变化（刘珺，2017）。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驱动的商业模式颠覆了传统行业，通过跨行业的数字化整合使产业边界逐渐模糊，提升了整体认同度，创造了卓越的价值（OECD, 2016 & 2017; UNCTAD, 2017），实现帕累托改进（Brenn
13、en &Kreiss, 2014）。新经济下示范区的开发，将突破传统的“以邻为壑”的发展模式，从部分到系统的动态演进中实现“边界突破”的可能性。（六）有关“区域经济学”的文献综述。 区域经济学从经济地理学逐步演化而来。最初的农业社会中，古典区位论是以产业的空间布局为核心，对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和空间联系进行研究；随之进入工业社会，近代区位论侧重于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对市场区划分和市场网合理结构的研究。一般而言，核心区发展对边缘区发展有两个观点的争论：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Hirschman, 1958）。Friedman（1963）认为区域经济发展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低水平均衡阶段，经济活动以分
14、散孤立、小地域范围内的封闭式循环为特征的空间结构；第二阶段极化效应加强，出现单一强大中心，形成中心-外围式二元空间结构；第三阶段出现单一全国性中心，边缘区出现强大的次级中心，形成多核心空间结构；第四阶段出现功能上互为依存的城市体系，形成以网络化、均衡化、多中心为特征的空间结构。目前，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要素已经从技术、知识、人力、资本这种简单的单个要素转向金融中心、组织管理体制、区域文化这种综合性的指标（August Losch，1940；渠爱雪和孟召宜，2004）。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空间外溢作用、区域智力资本、数据融合作用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更加明显（刘迎霞，2002；王孝
15、斌等，2009；林毅夫等，2019），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知识外溢平台化极大促进城市边缘区的经济快速发展，将会高效弥合交界短板。（七）有关“交界区域经济发展”的文献综述。 关于边界区域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国家边界发展研究（Wenden，1999），欧美学者从国家政策角度探讨以西欧国家的经济集团化为实践基础提出的“区域一体化”理论，也就此探讨了墨西哥与美国边界区（Anderson，2003）、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边界区(Ho，1997)以及法国和意大利边界区(Guichonnet&Raffestin，1974)的边界发展与边界效应问题。省际交界地区作为我国区域发展中一类特殊区域,
16、 无论从理论研究还是发展实践来说都是一块“被遗忘的角落”（高新才和王一婕，2019）。因此，学者先后从“行政区边缘经济”、边缘效应、空间博弈的视角,探讨了省际边缘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原因。如曾冰等（2016）认为零和博弈是导致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较慢的重要原因。韩跃（2019）认为“行政区边缘经济”效应阻碍了省内要素的均衡流通和配置，导致行政交界区域经济发展较弱。王忠峰（2006）认为边缘效应的存在导致政府对边缘区域控制较弱，经济关注度较低。而根据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区域间合作利益上的博弈结果的差异, 国内学者将省际交界地区分为弱弱、强弱、强强型三类区域，并提出了弱弱联合、强弱互补合作、强强互
17、补协作三种发展模式（曾冰和张艳，2017）。几乎所有的研究都指出，要想更好实现区域的一体化发展，就必须打破行政区划壁垒，促进跨区域的要素流动。图表2：文献综述框架 综观有关不同行政区域交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学科、专业分支的现有文献，我们可以发现，诸多研究大都集中于研究农业化和工业化时代的交界地区发展，研究结论也未能鲜明有力地支持交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优势或优势发展。然而，当前整个经济社会正加快步入以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为重要特征的信息化新经济时代，有关不同行政区域交界地区的新经济发展也亟需新的理论探索和实践验证。因此，本研究报告将基于传统理论成果，通过构建“交界机遇”的分析框架，以长三角生态绿色
18、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实证案例，论证在交界地区不破行政隶属、打破行政边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可行性，分析在此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制度和体制性约束，并尝试为交界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出若干意见建议。二、交界地区发展分析框架 边界包括行政边界、经济边界、社会文化边界等，本报告主要分析行政边界的交界地区。交界地区经常是“发展洼地”，经济“欠发达”，这一现象背后折射出行政区划边界的束缚。如何破局？之前已有不少尝试，但都没有完全打破。本部分构建交界地区发展分析框架（详见图表3所示），对交界地区特征及国内外发展经验进行归纳总结，并论证走新经济发展路径是交界地区打破边界效应、实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破解之道。 （
19、一）交界地区相关概念及特征。 地方政府往往有动力追求自己所辖区域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保护本地产业不受外来冲击。因此，过去倾向于通过行政手段，如制度、体制、机制、政策等来阻碍、屏蔽生产要素的跨界自由流动，地区之间存在着非一体化发展现象和倾向。另一方面，政府可利用边界地区区位优势，充分发挥其经济潜力，开展一体化经济合作，使相对落后的边界地区成为各方新的经济増长点，边界就能成为双方（或多方）跨境经济合作的“中介”。图表3：交界地区一体化发展分析框架“交界机遇”概念。行政区交界地区地理相近、文化同源、人文相亲，有时还具有一定的生态环境和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同时，交界地区资源禀赋具有相对优势，如沉淀成本低、
20、重置空间大、中介效应等。因此，可充分利用交界地区行政管理力量相对薄弱、改革阻力小等特质，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创新突破，消除原有的边界切变效应、屏障效应，形成新的区域合成或合成区域，充分发挥交界地区的发展潜力，并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一体化发展。 交界地区发展的特征。一是交界地区存在行政区间生产要素流动不畅，呈现切变效应、屏蔽效应等边界效应，经济基础通常较为薄弱，存在市场分割现象，跨区域合作少等问题。二是行政管理约束弱。包括在规划中受重视程度低；管理力度通常较弱。三是配套基础设施较差。缺乏金融高端要素资源；医疗教育等社会服务资源低水平；现代基础设施少。四是改革发展成本低。重置成本低；土地、人力成本低。
21、（二）国内交界地区发展经验借鉴。从历史角度看，我国具有在交界地区取得胜利的成功案例。战争时代。军事上的行政区交界区域是“三不管”地区，往往是管理真空及管理力度较弱的地区，也是容易突破并形成新的区域合成或合成区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交界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如在湖南、江西两省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三省交界地区建立了陕甘宁、鄂豫皖、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新生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抗日战争时期，在日军占领的广大地区，尤其是边界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如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陕甘宁、冀热辽等，广泛发动、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根据地人口由150万人发展
22、到一亿人，我党领导的军队由开始的4万人发展到120万人，为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良好基础。改革开放时期。交界地区远离省会城市（行政、经济中心），行政管理及传统势力较弱，改革和体制机制创新的试错成本较低，压力和阻力相对较小，改革创新试点在交界地区容易取得突破，试点成功后再由点到面进行推广。比如，在边界交汇区建立的深圳经济特区，地处广东与香港交界区域，一条深圳河、一条中英街隔开了香港与内地的联系，而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创新探索历程，已从当年的小渔村发展成为经济总量超过广州的大都市，深圳的GDP由1979年的1.96亿元上升到2019 年的26927亿元，40年间增长超过1万倍；在广东
23、全省GDP中的占比由1979年的1%上升到2019 年的25%。再从浦东新区开发开放30年经验来看，黄浦江将上海划分为浦东、浦西两大区域，当年是“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1990年设立浦东新区后，经过30年的发展，浦东的GDP由1990年的60亿元上升到2019 年的12734亿元，30年间增长超过200倍；在上海全市GDP中的占比由1990年的2%上升到2019 年的33%，浦东发展速度远超浦西。同时，经济的发展也吸引了大量人口、人才流入，深圳的常住人口由1979年的31万上升到2019 年的1349万；浦东新区的常住人口由1990年的134万上升到2019 年的308万。图表4：
24、深圳发展情况 图表5：浦东新区发展情况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新时代经济发展时期。近年来，国家实施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等区域发展战略，也是希望在重点区域打破行政区划约束，实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我国三省交界的地区有42个，四省交界的地区有3个。从全国范围看，一般在交界地区由于地理交通、政府管理半径、资金土地人才等经营要素的差距往往呈现出自身基础差、未来潜力大的特征。目前长三角示范区基础还相对好一些，周边数字经济、科技资源比较丰富，生态基础较好，“蓝绿比”已达70%左右，是建设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一块“世界级料子”。通过在江浙沪交界的长三角示范区试点突破、政策引领、系统集成，努力打造贯
25、彻“新发展理念、新经济模式、新金融生态”的新标杆、一体化体制机制的试验田，加快形成可实施有成效、可复制可推广的先进经验，而后由点到面，率先在长三角地区推广复制，实现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进而形成可以影响全国的区域发展新模式、新路径。（三）国内交界地区发展经验借鉴。1.主要国际湾区（湖区）情况。图表6：各区域数据对比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日内瓦湖区*行政区划地处美国加州北部，由圣克拉拉、旧金山、阿拉米达等 14 个县组成包括“一都七县”湖北岸和东西两端分属瑞士沃州、瓦莱州和日内瓦州，南岸则属于法国上萨瓦省土地面积（万平方公里）3.513.690.87人口（万人）966.64418132本地生产总值
26、（亿美元）10642.520091.8约1200人均生产总值（美元）11010245178约9万机场客运量（万人次）8570.712556.91792.7（瑞士日内瓦国际机场）机场货物吞吐量（万吨）123.4349.2-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万标箱）242.1824.2-数据来源：世界级湾区产业发展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启示旧金山湾区：20世纪50年代后开始初步发展，70年代后以硅谷为代表的旧金山湾区进入大发展阶段，微处理器的发明及软件业的崛起为地区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旧金山湾区具备突出的科技创新基因，把握住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是全球科技创新的高地。东京湾区：20世纪50年代后，把握住全球
27、第一次产业转移机遇，凭借优异的港口资源吸引工业集聚。在70年代后，低附加值制造业逐渐向周边地区及国家转移，湾区产业则向具备高附加值的工业及服务业聚焦，成为日本经济金融中心，贡献了全国约40%的经济总量。日内瓦湖区：区内的日内瓦州和沃州是瑞士乃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其环保、科技、会展和服务贸易发展居世界领先水平，制造业以微电子、生物科技和精密仪器为主，世界十大名表中有五个品牌在该地区生产。两州的首府日内瓦市和洛桑市是举世闻名的国际城市，联合国欧洲总部、世贸组织、国际红十字会、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国际奥委会都分别选址以上城市。2.国际湾区（湖区）发展的成功经验。一是制定统一的、具有延续性的
28、规划，搭建高效的协调机制。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20世纪末，日本的“首都圈整备规划”针对内外部环境变化先后修订了五轮次，较好地推动了区域发展。而在具体协调推动过程中，除了发挥中央政府的主导作用，也搭建了许多区域性协调机制，包括专业化的或地方首脑组织的跨区域协议会等。二是建立完善的交通基础设施，有效促进要素的自由流动。东京湾区内部发达的交通网络使得人、物得以高效流通，同时湾区还拥有六大港口和两大国际机场，与全球主要城市建立了发达的立体化交通网络。另外，旧金山湾区也于1970年成立大都会交通委员会，打造了一个一体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对湾区的繁荣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三是突出自身定位，推动合理的
29、产业布局。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等区域内部的产业分工明确，湾区内的中心城市均有各自定位。如旧金山湾区中旧金山市以旅游业、服务业、金融业为主，圣何塞市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奥克兰市则着重发展港口经济等。四是注重科技创新，不断提升产业链水平。旧金山湾区是典型的“科创湾区”，拥有20余所高等院校和数量众多的创新型企业。东京湾区则凭借东京大学、筑波大学等世界一流高校，以及工业试验研究中心等科研机构，打造了“东京-横滨-筑波”创新带。五是加强生态保护，提升对人才及旅游者的吸引力。优美的生态宜居环境一直是旧金山湾区的突出优势，持续吸引高端科技人才。湾区政府协会出台了规划方案引导区域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加州也以
30、法案形式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日内瓦湖区当地政府则鼓励保持生态原生和自然性，通过补贴、加强污染物处理等方式保护生态环境，现已成为集观光、休闲、度假、疗养等为一体的旅游胜地。通过对东京湾区、旧金山湾区、日内瓦湖区等进行比较可发现，各湾区（湖区）均是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或比较优势，顺应时代经济和工业革命潮流，注重创新和可持续发展，通过新路径、新模式，打破边界效应，实现了湾区（湖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四）交界地区发展模式论证及路径探讨。从本研究报告梳理的理论文献来看，在新经济（如数字经济、绿色经济）条件下、不同行政区域的交界地区有可能打破行政边界约束，实现经济资源更高效的流动和地区经济社会的一体化、高质
31、量发展。一是依据“资源禀赋理论”，传统观点中的资源禀赋对于地区经济的影响已不像过去那么明显，而科技、数字化在区域一体化经济发展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资本、劳动力的流动速度与方式。二是根据发展经济学，知识外溢和广义的劳动外溢在后工业时代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知识创造是劳动的核心，科技创新是劳动的根本，正是这种劳动与资本的立体式、渗透式的结合推动未来经济的快速发展。三是根据有关“全球化”的文献，考虑到5G和量子通信会形成“全宇化”的连接模式，全球化的透明度提高，货物、资本、知识的交易成本和壁垒会大大降低，数字经济将会引领新的全球化模式。四是根据有关“数字经济”的研究
32、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共同发展可以通过协同合作最终实现1+1大于2的目标来助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产业升级与整合能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一体化进程。OECD报告指出，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驱动的商业模式颠覆了传统行业，通过跨行业的数字化整合使产业边界逐渐模糊，提升了整体认同度，创造了卓越的价值。区域经济学的相关研究表明，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空间外溢作用、区域智力资本、数据融合作用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会更加明显；知识外溢平台化极大促进城市边缘区的经济快速发展，扩散效应大于虹吸效应，将会高效弥合交界短板。因此，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正着力构建国内国外“双循环”
33、格局，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如火如荼，实现交界地区的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有效抓住“交界机遇”。聚焦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以科学统筹规划引领，以体制机制创新为抓手，以市场化为导向，走新经济发展道路，从而破除切变效应、屏蔽效应，冲破行政区域边界的制约，进行区域重塑，实现真正的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对于交界地区的发展，依赖传统的招商引资发展模式走不通。在传统经济要素方面，难以和行政区中心地区竞争。传统经济有诸多弊端，不符合“两山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不符合“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要求。交界地区要走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为代表的新经济道路，才能抓住“交界机遇”，更有效打破行政区域限制，
34、大幅降低边界效应，实现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比如，制度设计方面，坚持“成本共担、风险共担、收益共享”原则；产业导向方面，大力发展绿色产业、科技产业；公共设施方面，建立健全交通网、数字网、民生网等网络平台；金融支持方面，统筹配套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等各类金融资源；技术支撑方面，着重抓好数据平台建设及数据共享机制建立。三、基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实证研究综合文献研究和理论分析可以看出，不同行政区域交界地区的发展在不同时期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制约，“发展洼地”特征较为明显，但同时行政交界地区也具有“交界机遇”，实现“边界突破”的方法和策略因时、因地而异。目前来看，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35、体化发展示范区的发展受限于行政区划壁垒和政策协同性不强，存在跨界交通设施不完善、产业发展融合不足、绿色发展权责不明晰、公共服务区域分割明显等各种问题，而行之有效的发展道路就是以一体化的思路和举措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让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实现更合理分工，凝聚更强大的合力，促进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本部分立足示范区发展现状，从经济发展基础、配套基础设施水平、人文环境、生态环境质量等维度出发，分析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代表的新经济条件下已有的优势以及需要补足的短板。图表7：示范区发展现状与目标示意图（一）示范区经济基础较为扎实、区位优势明显、政策支持力度强、人文相亲，为
36、新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现实基础、技术文化支撑和政策保障。一是经济总量适中且增长潜力大、工业较发达，具备发展新经济的经济基础和转型空间。2019年，青浦区全年实现生产总值1166亿元，在上海7个郊区中排名第4；GDP增速5.8%，在16个区中排名倒数第2。吴江区生产总值1958亿元，在苏州10个区县市中排名第5；GDP增速5.7%，排名第6。嘉善县生产总值627亿元，在嘉兴市7个区县中排名第6，增长率为7.3%。从产业结构来看，两区一县第一产业占比较低，青浦以第三产业为主，吴江和嘉善第二、第三产业并重。示范区经济基础较好，工业总体发达，发展起点高，与所属地区相比，经济有进一步大幅增长的空间，总体
37、具备发展新经济的经济基础和转型空间。图表8：示范区两区一县产业情况数据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二是处于“长三角之心”，地理位置优越，有助于发展合作开放型新经济。示范区位于沪宁、沪杭两条传统发展轴线之间，毗邻虹桥国际枢纽，是上海向西服务、辐射长三角的重要承载空间，临靠东海、黄海和长江，集“黄金海岸”和“黄金水道”于一身。因此，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从我国对外开放总体战略的高度和国际经济格局的演变趋势来看，作为沟通长江流域腹地和海外国际市场的长三角示范区都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三是地处数字化经济高地，可快速搭乘数字经济发展快车，共享成果甚至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长三角地区的数字经济规模达到8.63万亿元，
38、占全国的28%，超过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总和。示范区所在的杭州、上海、苏州包揽长三角数字经济前三甲，处于引领地位。四是作为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逐步完善的配套政策将为新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自2019年10月国务院正式批复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以来，示范区系列支持政策接连推出，共同构建了包括顶层设计、国土空间规划、产业指导、项目准入、金融支持等在内的政策框架体系。示范区作为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相关政策红利有望长期持续。图表9：示范区主要支持政策一览日期政策名称2019年10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总体方案2020年2月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39、和金融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意见2020年4月关于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深化落实金融支持政策推进先行先试的若干举措2020年6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19-2035年）2020年7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先行启动区产业项目准入标准2020年7月关于支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20年7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产业发展指导目录资料来源：根据公开资料整理 五是江南水乡文化荟萃，有效避免“文化边界”产生的人文隔阂，有助于打造高端绿色产业。示范区在江浙沪交界，文化同源，人文相亲，三地自古以来就是人杰地灵之地，几千年的文
40、化积淀，为该区留下大量的历史、人文、自然、艺术遗址、古迹及地名典故。吴江区的周庄、同里，青浦区的朱家角，嘉兴的西塘均是全国知名的文化古镇，生态环境、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明显，区位优势及经济基础较好。以生态优势转化、绿色创新发展为立足点，将激发示范区一体化制度创新及人与自然和谐宜居相辅相成的发展潜能（二）示范区配套基础设施发展不均衡、环境治理任重道远，既是制约新经济发展的重要瓶颈，更是推动发展的关键着力点。 一是交通等传统基础设施畅通性有待进一步提升。示范区交界处的道路均处于集建区以外，基本农田和林地等管控政策较严、不同行政区环境风貌保护要求不一致、跨行政区沟通机制不顺畅等因素，导致交界处道路大多无
41、规划红线或红线规则不统一，难以精确对接，甚至出现“断头路”。 二是医疗教育发展不平衡，呈现出吴江较强、青浦相对落后的格局。医疗方面，2019年末，嘉善县平均每千人拥有医生2.43人、医疗床位3.70张，在所属行政区域排名倒数第一。青浦区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与医生数也远低于上海市每千人拥有10张床位、7.49个医生的平均水平；此外，青浦区拥有的床位数在16个区中排名倒数第二。吴江医疗水平相对较好，每千人拥有医生3.83人、床位8.2个，远高于苏州市平均水平，在苏州市市辖区中排名第二。 从教育质量来看，吴江区和嘉善县教育实力较强。2019年，吴江区普通高考共录取3074人，录取率94.79%，录取人
42、数和录取比率均远高于苏州市市辖区。嘉善县普通高校二本以上上线1340人，达线率70.19%，居嘉兴市前列，在浙江省排名亦相对靠前。青浦区中考升学率为57%，低于上海市62%的中考升学率，在16个区县中排名倒数第五；全区仅有2所市重点高中，在全市69所市重点高中里分别排名第48和67位。 三是综合金融服务能力还有待加强。示范区内金融机构种类相对齐全，共有银行74家、保险74家、证券31家、小贷公司20家、外资融资租赁16家。从前期调查问卷情况来看，融资渠道较为单一，主要是银行信贷，但无论从授信规模、申请门槛、资金价格、产品种类，还是办理效率均与预期存在差距。此外，金融产品同质化现象明显，缺乏明星
43、产品和创新产品；金融科技应用的渗透率不足；金融机构基层权限不足和线上平台体验不佳。 四是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一定成效，但与“绿色发展”要求存在一定差距。示范区工业发展起步较早，早期污染较为严重，十九大以后，示范区积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大治理力度。2019年，青浦区天气优良天数283天，较2018年上升4.9%；臭氧较上年度改善5.6%；酸雨频率为28.4%，较2018年小幅下降0.2%。嘉善县城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为83.8%，较2018年提高5.7%。吴江区空气优良天数为268天，较上年略下降（2018年272天），达标比率73.4%。示范区水质改善较为明显（见下图）。图表1
44、0：示范区水质改善较为明显资料来源：政府网站（三）示范区同质化竞争明显、科技投入相对不足、抗外部冲击能力较弱等产业问题，需要通过持续推动一体化发展、畅通“双循环”进行改善。 一是支柱产业重叠、旅游业开发同质化和低端化等现象明显。根据三地2019年统计公告，吴江的支柱产业为丝绸纺织、电子资讯、光电缆、装备制造，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例为82%。青浦区的工业支柱产业为现代纺织、生物医药、精密机电和电子信息，四大产业占比在30%左右。嘉善县的工业支柱产业为木材加工业、电子电声、五金机械、纺织业，产业占比在30%左右，其中纺织行业与机械制造行业同构现象较为明显。此外，示范区的自然禀赋相近，旅游开发未
45、抓住当地差异化特征，形式上大同小异。 二是科技投入不足，与示范区所承担的科创功能不相匹配。2019年，上海、苏州和嘉兴的R&D研发投入强度（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4.16%、2.79%和2.85%，根据历史可得数据，示范区研发投入强度一般低于所属区域。总体来看，示范区研发投入强度与排名领先的韩国（4.35%）、以色列（4.04%）和日本（3.5%）等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也远低于国内的深圳（4.8%）等城市。此外，示范区还面临沪嘉杭G60科创走廊等在技术、人才方面的激烈竞争。 三是经济高度外向，易受外部环境冲击。青浦区与嘉善县对进出口贸易依赖度较高，2019年两地进出
46、口总额与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66%和49%；吴江区的外资（含港澳台）企业数量众多，占比超过50%。总体来看，示范区对外资依赖度较高。这种高度外向型的经济容易受到外部政策，尤其是逆全球化政策的冲击。 四、结论和建议综上，本研究报告在有关文献研究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同行政区域交界地区新经济发展的模型框架，并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为案例作了实证分析，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论证了在新经济条件下，不同行政区域交界地区打破行政边界、实现经济资源更高效流动，实现“交界机遇”、构建“价值高地”的可行性，同时也提出了有关路径和需要突破的制度和体制机制约束，得出了若干观点结论，为包括示范区在内的交界
47、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关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引。具体到示范区，本研究报告认为，示范区建设是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先手棋和突破口，需要在践行新发展理念基础上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勇当“先遣队”和“探路者”，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乃至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结合商业银行角度，就示范区未来的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出一些方向性和具体化的建议。（一）主要结论。 第一，新经济发展背景下在行政区域交界地区建立跨区域经济示范区具有现实可行性。新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行政地理边界，数字化加速了各种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利用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的优势能够推进交界地区经济一体化格局的形
48、成与发展。 第二，推动交界地区经济崛起是我国经济转型新阶段的有效途径。当前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尤其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国内国际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压力，对我国经济转型提出新挑战。在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推动交界地区经济崛起是我国经济转型新阶段的现实要求，也是向内挖掘增长潜力、拓展发展空间的有效途径。 第三，交界地区示范区构建需要进行制度和体制机制创新。示范区建设属于一种新型发展模式，承担着独特的使命，在制度方面需要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打破部分传统体制机制约束，探索一条行之有效的新路径。此外，通过“激励相容”机制可以调动各方积极性，构筑“同心圆”，共同绘制示范区一体化发展新蓝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方向性建议。第一，推动交界地区“发展洼地”成为区域经济发展引擎和增长极。一是进行制度创新。加强顶层设计，共同下好“一盘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