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 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作者：左玉河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1882 更新时间：2007-11-620 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复兴。它的发展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关注的热点。本文分五个问题来概述近代文化史研究近 20 年的发展情况、成果综述及研究趋向。 一、80 年代文化史的复兴及研究热点追踪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第一次文化研究的热潮，在随后的 20 多年间,出现了一批研究成果。除了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柳诒徵的中国文化史等之外，商务印书馆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共 3 辑，41 种。其中有：中国经学史(马宗霍著) 、中国文字学史、中国
2、训诂学史(均胡朴安著) 、中国考古学史(卫聚贤著) 、中国音韵学史( 张世禄著)、中国散文史(陈柱著)、中国俗文学史( 郑振铎著) 、中国绘画史(潘天寿著)、中国陶瓷史(吴仁敬著) 、中国民族史( 林惠祥著)、中国婚姻史(陈顾远著)、中国医学史( 陈邦贤著) ，及中国水利史(郑肇经著)、中国交通史(白寿彝著) 、中国度量衡史( 吴承洛著)等。 1949 年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这一研究却遽然冷却。虽然就文化史的局部来说，也不乏建树和发展，文化资料的积累和整理也相当丰富，有关中外文化交流有论著也时有所见，但是作为最能代表文化史研究水平的综合性专著却几乎绝迹。据 80 年代初编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书目，
3、1949年后 30 年来出版的有关文化史的综合研究，仅有蔡尚思的中国文化史要论，且基本上是书目评价。此时期，以思想史、艺术史取代文化史研究成为普遍倾向。 自 80 年代伴随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文化学术界出现了思想解放运动，史学界也开始打破旧框架，出现了反省和创新的浪潮，文化史和社会史又成为相继复兴的两个主要学科，并出现了长期繁荣发展的局面。 自然科学界率先从文化角度反思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从而走进历史的深处。1982 年 10 月在成都召开“中国近代科学落后原因”学术讨论会，提出从文化传统探索近代中国科学落后原因的命题。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留下辉煌的篇章，
4、为什么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产生，反而大大落后于西方？这一问题在 80 年代初提出，是醒目而严峻的。与会者思想活跃，有的从中国科学内在缺陷方面分析，认为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成果中，技术成果占绝大多数，技术结构的非开放性，加重了技术转移的困难，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使得理论、实验、技术三者互相隔裂，不能出现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有的认为，中国封建主义的用人制度排斥和鄙弃科学技术，缺乏产生近代科学的社会条件；有的则认为以伦理为中心的文化类型，不存在独立于政治意识以外的学术思想，这是中国不能孕育近代科学体系的重要原因。就会议提供的论文来说，对近代科学落后原因的分析未必充分，但是从文化传统方面提出命题，涉及到中国
5、沿袭数千年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民族心理能不能适应现代化这样一个重大问题。这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施开放政策，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在自然科学界激起的回应。 1982 年 12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复旦大学历史系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编委会，共同发起在上海召开了“中国文化史研究学者座谈会” ，汇聚了来自全国三十多个单位的专家学者。会议呼吁大力开展中国文化史研究，以填补这一“巨大空白点”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文化史学术研讨会。会议还决定并在 1984 年正式创刊发行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和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
6、共同主办的建国以来第一份文化史研究刊物中国文化研究集刊。11983 年，刘志琴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关于文化史研究的初步设想一文，2第一次公开提出开展文化史研究。 1982 年的会议，1983 年的文章，以及 1984 年正式创刊的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可以说是新时期中国文化史学科开始复兴的标志。此后，文化史研究蓬勃开展起来，陆续出版了数量众多的研究论著，文化史刊物也不断出现，成为 80 年代史学界的一个热门学科。 80 年代兴起的文化热突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从近代史上总结中华民族追求文化近代化的历程，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热门话题。据不完全统计，从 1983 年到 1989 年，共发表中国近
7、代文化史研究论文 600 多篇，年平均在百篇之上，学者们关注的重要论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文化近代化起点问题的复出与论证 关于中国近代化的起点问题，建国以前有宋元说、明清说、鸦片战争说，莫衷一是。建国以后大体趋向于鸦片战争说。由于这与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因此鲜有争议。80 年代有关明清之际是中同文化近代化开端的观点如异军突起，引人注目。这一说法的始作俑者，20 年代有梁启超，50 年代有侯外庐，但从论证上来说，自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后，20 多年无重大进展。值得注意的是，80 年代以来有一批老中青学者再次提出这一课题，并加以论证，认为明清之际出现了突破封建藩篱的早期民主主义
8、意识；注重新兴的“质测之学”，吸取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开辟一代重实际、重实证、重实践的新学风。有的认为，过去对这一课题的论证基本局限在精英文化的层次，研究的深入，有待扩大视野，从社会史的领域发掘大众文化资料。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起自明清之际，经历了开启中断再开启的过程。与西方人文启蒙不同，中国早期启.蒙的特点是政治伦理的启蒙，这主要表现为对忠君信条的怀疑、抨击与批判，而且下延到广大民众。 持有上述看法的文章，实际上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学者费正清论述中国近代史的“冲击一反应”模式表示了异议，认为这一见解忽视了中国社会和文化自身的变异，因此，发掘中国传统社会萌发近代化的思想资源是这一问题取得进展的关键。
9、（二）对文化近代化历程的回顾成为敏感的问题 对洋务运动及其思潮的评价是个颇为敏感的问题，1949 年后，学术界对此一贯持批判态度，很少发表不同意见。80 年代后，学术界从近代化进程的角度对此进行重新审视，提出洋务思潮的概念。论者认为，洋务思潮既有世界潮流的影响，也是龚、魏经世致用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以“变通”、 “师夷 ”、“工商立国 ”为特点，对封建传统有一定的冲击作用。对洋务思潮与洋务派某些政治行径不能混为一谈。有的对“中体西用” 作出新的解释，认为“中体西用 ”是利用儒家传统引进西方文化，减弱学习西方的阻力，力图在传统文化中找到西学的生根之处，通过对西学的吸收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所
10、以，“中体西用” 虽然本身有不可克服的矛盾，但在当时起了好的作用。与此有关的是对洋务运动的评价，有的认为洋务运动构成了学习西方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其历史作用不能低估。持否定意见的则认为洋务运动是政治运动，从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来看，主要作用是消极、反动的。 与此相联系的是关于“西体中用” 的争论。李泽厚在 西体中用简释一文中对这一命题作了阐释，认为“体” 是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以及生长在这体上的理论形态。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但西体的实质就是现代化，这是指以西人为代表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西方社会存在本体中产生的科学理论，
11、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才可谓西体，而“中用”、就是怎样结合中国实际加以运用。附议者认为，“西体中用”论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开放，虽然将中西文化纳入“体用” 范畴不尽准确，但方向是对的。有的还补充说，“西体” 的主要部分应是商品经济，发展商品经济必然与传统体制发生矛盾，提出这一观念以与“中体西用” 相对立，其意义是重大的。 “西体中用” 论一出，即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反驳。一是认为这是“全盘西化” 的论调，实质是要把西方文明全盘搬到中国，彻底重建中国文化,与此相反的是刘晓波发表与李泽厚的对话，以明确的两化论观点，批评李泽厚，把李置于维护传统文化的地位。 （三）对五四精神的省思和不息的争议 以德、赛两先生作
12、为五四精神的两大旗帜，在学术界历来鲜有异议。80 年代以来对五四精神的再研究中出现了新的见解，认为民主是人的社会解放，科学是人的自然解放，因此五四精神可归结为人的解放运动。王元化认为五四文化思潮的主流是不是民主和科学还值得探讨，当年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十分肤浅。仅仅停留在口号上。近年来受到学术界重视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才是五四文化思潮的重要特征。 五四运动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概念，有的偏重它的救亡主题，视为爱国主义的政治运动；有的突出它批判传统的意义，认为是启蒙运动。李泽厚对此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反帝运动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运动，这两者由启蒙和救亡的相互促进发展到救亡压倒启蒙，忽视
13、了对个体尊严和个人权利的尊重，导致三四十年代多次文化论战不彻底，遗留下早该解决的思想文化课题，又一次等待今天去继续完成。(15)有的认为，救亡唤起启蒙，启蒙为了救亡，戊戌时期是这样，五四时期也是这样，民主与科学精神贯穿五四运动的各个方面，影响整个时代，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四）传统文化特性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成为热点问题 传统文化的特性问题，实际上是怎样认识和概括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问题。文化热首先在这个问题上引起争鸣。持人文说者认为，中国的人文主义的特点是强调和谐、义务和贡献，并从人际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天人合一、主客互融的文化特色；主张人伦说者则认为，古人所谓人文是指人与人的等级隶属
14、关系，每种关系都有相应的道德规范，人在这种模式中只有隶属他人才有存在的价值，很难有人权自主意识的觉醒，但是隶属观念又增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协调，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凝聚，所以用人伦说更能体现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的特征；有的还认为，中国古代的人文主义是把人看成道德的工具，排除人的物质性和自然欲望，使人不成其为人，其结果是导向王权主义。 这一讨论的深入，必然提出传统文化在现代化的潮流中怎样才能获得新的发展机制的问题，亦必然要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寻找它们的异同、探讨其融合和吸收的历史经验，所以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与这一主题有一致性。海外华裔学者有关传统文件与现代化的见解在国内的引进，对活跃思想起了重要
15、作用。具有代表性的论点，有力图从传统文化中发掘具有现代意义的因素，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儒学复兴”说；有认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作为文化核心的观念形态必须重建的“文化重建” 说；也有认为在抨击传统中有害因素的同时，可以适当地对传统的符号和价值系统进行重新解释与建构的“创造性的转化” 说，还有主张以多元放的心态，建立以中国为本位的“中西文化互为体用” 说等等。 （五）弘扬传统与反传统的对峙及其发展 怎样对待传统文化是个有世界意义的文化课题，由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激烈与反复，使这个问题的争议经常出现弘扬传统与彻底否定传统的两极对峙，在这两极之间又存在众说纷纭的歧见和程度不同的折衷，从而使这一讨论
16、具有更为复杂纷繁的内容。80 年代以来，两极对峙的内容又有新的发展。反传统的认为，“建立 现代新文化系统的第一步必然是首先全力动摇、震荡、瓦解、消除旧 系统，舍此别无他路可走”，因此主张与传统彻底决裂；维护传统的则认为越是开放越要弘扬传统，21 世纪将是儒学风行世界的新世纪。 .进入 90 年代以后，文化热虽然有所退潮，但是，作为文化史重要内容的国学，则不仅没有降温，而且形成新的热点。有文章认为：“这种文化思潮既包涵着对 80 年代以来文化运作的反思，又有对五四以来激进话语的反思；而它的发展也与目前冷战后的新世界格局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这一格局的一种文化反应。”所以，国学的重新提倡是对 80
17、 年代反传统思潮的反拔，足作为与“西化”相抗衡的文化力量，重建信仰，以化解由市场经济带来的负效应。剧烈的社会变革引发社会秩序的失衡和人文精神的沦丧，使人们开始怀念传统的道德调谐；海外新儒家学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阐释，提高了国人的自信；西方后现代主义在国内的传播，又助长了回归传统的情绪。从总体上看，这股国学思潮，比五四时期的国学研究有较多的理性；比新儒家有较多的批判性；在整理古籍方面有一定的成效。 耐人思考的是，对这股国学热怎样评价？80 年代那种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观点是一种偏差；90 年代不加分析地爆炒传统文化，以为只有儒家能够拯救世界文明，也是一个误区。怎样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怎样在批判旧
18、观念的同时保持和弘扬优秀的文化传统？如何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其核心仍然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问题，可以推测，这将成为跨世纪的文化主题，吸引后来人的注意。 二、90 年代以后近代文化史研究的新趋向 随着 90 年代文化研究视点的多元化和史学研究的平民化，文化史的内容从精英文化向阅世知人转化，使得古往今来人们的生活风貌、衣食住行、社会交往以及人际关系都成为研究的对象，这些生动活泼的内容对读者具有独特的吸引力，从而促使文化史工作者及时调整了研究方向。大致有三个新趋向： （一）知识分子群体研究和思潮研究的进展 知识分子是文化传承的载体，知识分子的近代化与传统文化的近代化有紧密
19、的联系。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有些在近代文化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 1949 年以后成为批判的对象，评论有失公允。耿云志的胡适思想论稿是第一部突破胡适研究禁区的学术著作,此后，从文化近代化的视角重新评价近现代历史人物成为出版的热点，有关郭嵩焘、章太炎、辜鸿铭、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瞿秋白、张东荪以及曾国藩、李鸿章等近代人物的个案研究，对深化近代文化史的研究有重要作用。 1949 年后 30 年的近代思想史研究多着眼个体人物的论述，对于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特点和作用的研究，相当薄弱。80 年代以来,这方面出版了一批有份量的著作。钟叔河的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通过多侧面的研究，再现了
20、早年出国的人们在认识相介绍世界方面所经受的误解、屈辱、痛苦和走过的坎坷道路。他们的遭遇和认识反映了新旧思想文化的矛盾、冲突和交替的情景，为中国人正确认识外部世界起了引路和搭桥的作用。章开沅的离异与回归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揭示,开创新制度的思想先驱对于传统文化都曾有离异与回归两种倾向，这样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引起人们的很大兴趣。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洋务知识分子研究认为，洋务知识分子是与近代经济文化因素相联系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致力于引进相传播西方科技文化，又受到旧体制的约束和传统士人的排斥。这一群体性的悲剧反映了中国文化推陈出新的艰难历程。有关新儒家思潮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已经形成规模化、系
21、统化的态势。对于贯穿近现代文化史的“体用之争”，丁伟志、陈崧中西体用之间一书，就中学和西学的冲突和交融及其文化观的萌生、形成、嬗变、分解进行了全过程的考察。 （二）区域文化史研究的兴旺 文化热带动了区域文化史研究的活跃，这是学科建设的一大成效。起步较早的吴越、楚、巴蜀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后起的齐鲁、燕赵、湖湘、闽粤文化从点向面铺开。古代区域文化研究的兴旺促进了近代区域文化研究从无到有的开拓。近代湖湘文化研究成果表明，经世致用学说的传播和劲直尚气民风的形成，导致了湖南功业之盛在近代举世无出其右的局面。 海派文化研究揭示了以个体为本位的市民心态的形成，对于物质功利的务实精神、精明敏锐的人生态度，以
22、及某种浮燥和浅薄的市民习气。京派文化研究则多从文学、戏曲着眼，揭示其沉稳、凝重的社会意识。租界文化研究是一个富有开拓性的课题。租界是一个驳杂的移民社会，这一社区对传统观念的淡薄，对外来文化的优容，成为近代文化研究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此项研究普遍采用了社会学的调查和口述历史方法，从而扩大了历史的视野。 20 世纪末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旺，使人很自然地想到五四时期的文化热，这两次文化热相距七八十年，几乎间隔有三代人之遥，虽然许多课题是那么相近、相似，然而这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或延伸。近年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重新崛起，就其学术成果来说，无论从数量上还是在深度的开掘方面，都具有五四时期所没有的广度和力度
23、，并以新领域的开拓为世人所瞩目。 （三）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崛起 社会文化史，是介于社会史和文化史之间的新兴学科，是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交叉学科。从文化史和社会史交叉的边缘而萌生的社会文化史，因为视角下移到平民百姓，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充实了文化史的学科建设。 随着文化史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感到，决定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素除了文化这一精神层面的因素之外，还有更为广阔、更为深厚的社会因素，因而必须通过对中国社会结构的深入研究和了解，才能求得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深入认识。于是，一些学者又开始关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其标志就是 1986 年 10 月，由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天津人民
24、出版社共同发起召开了首届“中国社会史”研讨会。会后在历史研究1987 年第 1 期上，刊登了关于这次会议的综述，以及冯尔康的开展社会史研究等一组专家学者们有关社会史的文章，呼吁大力开展社会史研究。这一呼吁得到了史学界的热烈响应，此后每两年召开一次社会史年会，至 2002 年 16 年间，已经召开了 9 次，并于 1992 年正式成立了以著名明清社会史专家、南开大学历史系冯尔康教授为会长的中国社会史学会。中国社会史遂迅速发展为一个热门学科，仅在 1986 至 1990 年短短四年间，就出版了中国社会史著作 130 多部，发表论文约 900 篇。3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内容主要是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并借
25、鉴社会学、统计学、人类学等方法。到了 90 年代以后，社会史以更为强劲的势头兴旺发展，并愈益成为史坛的新主角，每年发表的论文都达数百篇之多4。 文化史主要研究社会的精神领域，社会史主要研究社会生活领域，二者各有侧重，又互相补充，成为新时期历史学复兴的两翼。然而，到 80年代后期，随着文化史和社会史的持续发展，也显露出一些问题。如文化史往往只注意精神层面，特别是精英思想层面的研究，而忽视大众观念及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而社会史又多注重社会结构和具体社会问题的描述而或显空泛，或显细碎，缺乏对人这一社会主体的关注，及与观念领域的联系。因而，一些学者开始思考文化史与社会史相互结合、相互补充的可能。 首
26、先提出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问题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刘志琴。她在 1988 年发表复兴社会史三议5一文，首次论述了文化史与社会史之间的连带关系。指出：社会史“不同于其他史学范畴的特点，是在于突出社会的主体，以人的问题为研究中心。人的生存、发展环境、习俗、生活、群体结构、文化观念的变迁都是研究的对象。古往今来，不同时代人们的生活风貌、行为模式、价值取向和人际关系的组合又形成文化体系的特质和传统。换言之，以研究人为主体的社会史的最高宗旨，是研究社会文化特质的形成、变易和流向的变迁史。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史实际上是文化的社会史，文化史则是社会的文化史。”在这篇文章中，她首次提出了社会史与文
27、化史相交织的“社会文化”及“社会的文化史” 这一概念。她在同年发表的另一文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中6 ，对这一看法进一步加以阐发。文中指出：“社会和文化问题的交错、重叠、伴生已成为常见的规律性现象。社会史研究的终极对象是人，这与文化史异曲同工，从根本上说，是这两门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它们的依存关系。这两个领域最广阔而又关系最密切的学科，它们的区别在于，文化史是从文化的要素、结构和功能上认识文化现象，融合社会、思想和文化人类学的成果，揭示社会文化的形态和特质；社会史则从社会的构成和生活方式上认识社会现象，融合文化和社会学的成果，揭示社会文化的形态和特质。社会史和文化史从不
28、同的方位出发，实际上是沿着同一目标双轨运行的认知活动。”在这两篇文章中，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社会文化史” 这一学科概念，但致力于社会史与文化史的相互结合，以及将“社会文化特质” 和“民族文化心理”作为研究的重心这一基本思路已经形成。因此，刘志琴 1988 年发表的这两篇文章，可以说标志着“社会文化史”这一新学科概念的最初形成。 此后，在刘志琴领导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室，开始明确提出以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为以后一个长时期的主攻方向，并开始进行系列性长期研究计划，组织编写多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套书。1990 年，在成都召开的中国社会史第三届年会上，该室李
29、长莉又发表了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的新角度7一文，明确提出了“ 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概念，并引入文化学的方法，对这一新学科概念作了比较完整的解说，对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意义，以及与文化史和社会史的区别等作了集中系统的论述，提出社会文化史“主要研究历史上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与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其重心是“对历史上某一时期社会的整体精神面貌作出描述和解释”。 随后，在 1992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和社会学研究编辑部共同在北京召开了“社会文化史研讨会”。来自不同单位的历史学、社会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的学者们，围绕建立社会文化史学科的意义、研究对象和内容、研究方法等
30、问题进行了讨论，对于“社会文化史”这一新的研究视角给予了认可。1993 年，刘志琴又发表了从社会史领域考察中国文化的历史个性一文，提出以社会史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问题的思路，指出：“伦理价值通过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双重作用积淀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层，成为群体无意识的自发意识，这样的文化才真正具有在各种波澜曲折中得到稳定传承的内在机制。”8 1997 年底，中国现代史学会在重庆召开“20 世纪中国社会史与社会变迁”学术讨论会，鉴于以往现代史研究多侧重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思想方面，对社会生活、社会心理、民间风俗等社会问题研究不够，这次会议特别提倡研究者应该加强社会史研究，以社会史研究为基础深化中国
31、现代史研究。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提出了以社会史研究推动和深化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新思路，主张着重加强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下层群众和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研究，拓宽现代史研究的领域。朱汉国则根据自己编撰中国社会通史民国卷的经验，对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与内容、社会史学科的体系及如何研究社会调控、社会问题、社会变迁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他认为，社会史必须.从社会学视角研究构成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考察社会在历史上的运行情况，揭示社会发展和变迁的过程及规律。他强调，社会史对社会变迁的研究，应该以考察社会结构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为主。他通过对民国时期社会调控、社会
32、问题、社会变迁等问题的研究具体论证了这些观点。 总之，在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通过上述系列文章和会议的讨论，“社会文化史”这一新的学科概念被明确提出来，并在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后至今的十余年间，社会文化史的学科理论建设和研究实践逐渐展开，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特别是年轻研究者的兴趣，使这一新学科日渐发展成熟，也日益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并作为社会史的一个分支学科而得到认可。 关于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经过十余年的讨论和积累，初步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如果大而化之作一概括的话，依笔者之见，社会文化史学科可以定义为：它是一门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新兴交叉学科，是要
33、综合运用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思想观念相互关系变迁历史的史学分支学科。 三、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主要成果 社会文化史自学科概念提出十余年来，伴随着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兴盛而不断发展，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特别是年轻研究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这一研究领域，并陆续作出了不少研究成果。集中体现这些研究成果的是一批代表性研究著作，从这些著作的内容和形式来看，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 一是专史，即本身就兼有社会史和文化史相交叉的性质，反映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相交织的一些专史，如风俗史、宗教史、教育史、报刊或传播史等。 这些专史领域以往就存在，50-70
34、年代只有少许继续，80 年代后开始恢复，起初或归于社会史，或归于文化史范畴，却往往与同领域的其他内容有所不协，现在则可归于社会文化史范围。近十余年来这些专史呈现兴旺之势，论著数量较多。 如风俗史方面，有严昌洪在 90 年代初出版的西俗东渐记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湖南出版社 1991 年版）和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二书，对中国近代社会风俗，特别是西方文明影响及社会变迁所引起的社会风俗的变迁作了比较系统的、综合性的论述，是有关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的开拓之作。此后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风俗史的著作还有李少兵的民国时期的西式风俗文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梁景和
35、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等。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风俗史研究已经积累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到 2001 年，出版了由陈高华、徐吉军主编的大部头、多卷本的中国风俗通史（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1），计 12 卷，是第一套贯通中国古代与近现代的大部头风俗通史。这套大书记述了中国自原始社会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各个时代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节庆、生产娱乐、宗教信仰等诸项社会风俗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是中国风俗史研究的集成之作。此外，民间宗教史在近年也有较快发展，教育史和报刊史更有多种问世。这些社会文化专史由于以前就有，所以大多是沿着原有的研究领域和方法进行更广、更
36、细、更深的开掘。 李少兵、左玉河等人撰著的民国百姓生活文化丛书：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日节庆（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年，3 卷本），是近年来研究民国大众民俗文化的最新成果。作者在多年资料积累和认真研究基础上，对民国时期百姓生活的多方面给予阐述，为人们勾画出了民国百姓日常生活的真实场景。 二是综合史。即对历史上某一时段、某一地域、某一群体或某一历史现象，从社会和文化的多个方面进行综合研究，以求比较全面地展现社会文化的整体风貌。如综合史、群体史、地域文化史等。 综合史如刘志琴主编，李长莉、闵杰等人编写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是社会文化史学科的基础之作，它
37、以大众文化、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探索百年来人民大众在剧烈的社会变革中，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关注热点和价值观念的演变和时尚。该著作提出世俗理性，精英文化的社会化，贴近社会下层看历史，以及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相互渗透等问题，引起学界的兴趣.。此外，数十年来中国大陆从未有人问津的领域，如科学文化，基督教、佛教、民间宗教与近代中国文化等课题，正被有志者开拓。 史全生主编的中华民国文化史（3 卷本，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0 年）、郑师渠主编的中国文化通史（10 卷本，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 年）是值得注意的。黄兴涛主编、左玉河及李少兵等人撰写的民国卷，采用了新的体例，充分吸收了近年来近代
38、文化史研究的成果，在体例、观点上有新的突破，成为这一领域比较有权威的、影响较大的著作。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江湖文化丛书郭双林中华赌博史、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等。综合研究地域社会文化史的成果近年大为增多，如关于上海、天津、武汉等城市史，及江浙、湖湘、岭南、燕赵等地域文化史，都出版了一些研究著作。例如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一书，从人口结构、社会结构、上海人社会人格、生活方式、社会和文化生活及价值观等多方面，对于 1927-1937 年十年间的上海社会作了全面论述，作者自称为是“全息社会生活史”。现象史如王子今中国盗墓史：一种社会现象的
39、文化考察（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9 年）等。 三是结合史。即将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方法，注重探求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思想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方面类别主要有心态史、社会与思想变迁史、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史等。心态史方面如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年），运用城市史与心态学相结合的方法，对清末时期上海社会生活的变化对上海人社会心态的影响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周晓虹的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三联书店 1998 年）、王跃的变迁中的心态：五四时期社会心理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0 年）、韩进廉的无奈的追寻：清代文人心理透视（河北大
40、学出版社 2001 年）等。 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史，是指研究以民众为主体的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民众观念或社会思想的互动关系，这是最具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特色的一种路向。最早自觉运用这种方法进行研究的当首推社会文化史的倡导者刘志琴，她在 1984 年发表的论文晚明城市风尚初探9一文中，分析了晚明时期消费生活的启动引发了伦理道德观念的变迁，揭示了民情风尚与精英观念的互动关系。2001 年出版的近代中国社会生活与观念变迁（薛君度、刘志琴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论集中，也汇集了多篇以这种方法所作研究的论文。如李喜所民国初年生活观念和习俗的变迁，罗志田的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 群体，冯尔
41、康20 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的家族观，左玉河的由“文明结婚”到“集团婚礼” 从婚姻仪式看民国婚俗的变化等。 随着研究的积累，这方面也开始出现比较深入系统的研究专著。李长莉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2年）一书，“以社会史的方法来解读文化观念的变迁” ，以民众生活方式与伦理观念变迁的互动关系为该书主线，从西器洋货流行与近代工商观念、尊卑失序之风与社会平等观念、享乐崇奢之风与消闲消费商业化观念、妇女走上社会之风与男女平等观念及台基、姘居之风与自主择偶观念等方面，对晚清上海社会生活与伦理观念变迁的相互关系作了多面的分析，从而揭示了中国近代伦理观念变迁的社会机制及特性。 总
42、之，近年来社会文化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迅速增加，以上仅是以著作为主的择要介绍，至于相关专题论文更是数量繁多，举不胜举，而且近年来更有日益增多之势。 四、近年来社会文化史研究若干问题述评 （一）对近代市民社会与公共空间的关注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是近年来中外史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但中国学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针对西方学者强调市民社会制衡与对抗国家的作用，并认为这是其所独具有的最为重要的功能这一观点，朱英市民社会的作用及其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成败（天津社会科学,1998 年 2 期）认为，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这种作用只是其诸多功能之一，它还有另外一个主要作用，即在多维向度与国家达成良性的结构性互动关系，
43、共同加快现代化进程。 近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开始运用西方“市民社会” 和“公共空间”理论，对中国近代社会变迁进行分析，提出了一些具有创见的观点。但由于介入近代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研究路径不同，也产生了较大争论，出现了文化思辨派和商会研究派的分歧。前者侧重于辨析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在近代中西方之间的差异，所得结论也较悲观；后者代表了目前史学界研究的主流，致力于近代商会组织建立和运作等问题的实证性研究，由此提出了独具创见的结论“在野市政权力网络市民社会雏形”说。刘增合媒体形态与晚清公共领域研究的拓展（近代史研究2000 年.2 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从晚清媒体形态问题入手，剖析了近代文化系统的扩张
44、问题。他着重从大众媒介和辅助媒介两方面入手，研究了它们与近代公共空间不断扩张的有机联系。他认为，近代公共领域的扩张是各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社会系统与文化精神系统各自从不同的领域构筑着近代公共领域的基础，由于各子系统运作规律的差异和封建政权对其采取的不同政策，导致近代公共文化和精神领域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未呈现良性互动的性质，其疏离对峙的一面更为明显，从而成为封建政权最终颠覆的重要因素。 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是近代中外史学界关注的热点。霍新宾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发轫、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产生及其基本特征、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功能及其与国家关系等重大问题入手，对当前史学界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
45、会问题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总结。他认为，中国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途径主要有：一是从中西文化、中西历史比较角度出发，在掌握市民社会有关理论及西方学者关于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本身对中国近代史认识，辨析近代中西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差异，概括近代中国市民社会的状况和特点，循此途径从事研究的学者可称之为“文化派” ，以萧功秦、杨念群等人为代表；二是运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理论框架对中国近代史作实证研究和探讨，主要在商会史研究的丰富史料和大量成果的基础上，以本身在此方面的深厚功底论证具有中国特色的近代中国“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 ，依此途径从事研究的学者可称之为“商会派” ，以马敏
46、、朱英等人为代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是市民社会的核心问题，“文化派” 和“商会派”都认为近代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主要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与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近代欧洲市民社会模式有着根本区别。 中国学者对近代中国市民社会问题的研究尚处在拓荒阶段，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研究时空的不平衡。在时间跨度上，中国学者把研究的焦点集中于晚清时期，特别是 20 世纪前 10 年的中国社会，而忽视了对民国时期市民社会状况的研究；在空间上，其研究亦仅涉足长江流域的成都和苏州两个城市，而一些更具代表性的城市如上海，其市民社会研究却少有人问津。二是研究层面不平衡，存在着“商会中心主义”倾向。三是对西方研究
47、成果翻译、介绍和评论亦显滞后。 中国公共领域的研究，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之一。许纪霖的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10一文，从中国政治合法性的历史演变研究入手，以上海为例，分析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形成的思想本土渊源、历史形态和舆论功能，并通过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观念的比较，探讨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的普世性和特殊性。他认为，近代中国公共领域的出现，大致在甲午海战失败到戊戌变法这段时间。其最初形态是由学校、报纸和学会组成的。民国成立以后，学会和学校从整体上不再是公共领域固定部分，而在公共领域继续扮演公共角色的主要是报纸和杂志。中国的公共领域拥有自身的本土资源：儒家式的民本主义思想、古代士
48、大夫反抗性的清议传统等。它从一开始就是以士大夫或知识分子为核心，直接以政治内容作为建构的起点，公共空间的场景不是咖啡馆、酒吧、沙龙，而是报纸、学会和学校，上海成为近代中国公共领域无可争议的中心，中国公共领域的命运，与上海的风云变幻息息相关。 公共媒介是观察文化和意识形态系统的重要窗口，近代传媒既是中西文化互动的产物，也是中西文化传播的中介，近代文化传播媒介的发展，经历了传教士维新士大夫辛亥志士这一文化传播的三级跳过程。祝兴平近代媒介与文化转型（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2 年 2 期）认为，近代中国大众传播媒介的大众化、世俗化、社会化的发展方向，使得文化传播从特权阶层解放出来，出现了民间化的特点。
49、文本创造者身份的普泛化、传播机制的市场化、文化接受的大众化，是前所未有的变革。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新式学堂的崛起、域外科学和自由主义文化思潮的传播，造就了一个新的知识群体，客观上构成了对旧的政治体制和封建文化的批判力量和破坏性因素。伴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发展，白话媒体空前活跃，反映了大众化、平民化、社会化的价值取向，打破了封建正统文化、精英文化的传统，影响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 学会、报纸作为公共领域的重要角色，逐渐受到学术界的普遍关注。张敏的略论辛亥时期的上海报刊市场11一文，对辛亥革命前十年间上海报刊市场作了较系统的考察。他认为，成熟的上海报刊市场使革命派利用报刊鼓吹革命成为可能，教会报纸、外国商业性报纸为上海报刊市场的形成提供了技术设备和经营管理模式，租界的存在也为报馆的设立提供了场所。20 世纪初，上海的报刊市场被包括革命派的各政治派别充分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