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歌妓在宋词创作与传播中的重要作用第 1 页共 24 页摘 要词本事配乐歌唱的“音乐文学”，是融歌、舞、乐于一体的综合艺术形态。从创作上讲，它是依歌填词，应歌而作；从传播方式上讲，词多由歌妓舞女传唱表演，佐酒侑觞，以娱众人。这些都决定了词的传播离不开歌妓这一重要的传播中介。在宋代，歌妓唱词侑酒与文人遣兴填词共同构成了词文学的原生状态。宋词的兴盛与辉煌，乃至后世的广泛传播 ，歌妓唱词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在宋词的传播中，歌妓唱词作为口头传播方式，为宋词的广泛传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本文首先阐述了宋代歌妓制度的概况及兴盛的原因，正因有大量的歌妓存在，宋词才能通过她们的演唱，不仅流传于帝王将相和文人士
2、大夫之间，也流传于贬夫走卒、市井民众之间。歌妓在整个传播过程中，不单纯是受众，还是口头传播者。歌妓在的角色特征与词在两宋的传播息息相关歌妓不仅推动了宋词的广泛传播，为宋词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歌妓与词人形成了的天然关系，唤起了词人的艺术才思，激发了创作热情；同时，表现词人与歌妓的爱情，亦成为宋词中的一大题材，占据相当多的数量。因此，歌妓是促使宋词兴盛传播的重要因素之一。关键词：歌妓，宋词，繁荣目 录中文摘要1目 录2引 言3一、 歌妓在宋代的存在境况4（一）宋代歌妓产生的社会原因4（二）宋代歌妓的临行及地位6二、歌妓与宋词创作的繁荣发展9（一）歌妓与女性创作题材的繁荣10（二）歌妓对宋词创作的
3、直接参与14三、歌妓在宋词传播中的作用18(一) 歌妓对词的传唱增强了宋词传播速度18(二) 歌妓对词的传唱推动了词的传播范围19结 语22参考文献23引 论说到“娼妓”，现代社会的人们会想到那些“因要得到他人相当报酬，乃实行性的乱交，以满足对方性欲”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M.长沙：岳麓书社，1998. P3）的人。但是中国古代娼妓的性质与制度并不完全如此。“娼”字在汉代以前一般均书为“倡”，后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有“倡”字而无“娼”字。其意义，许慎自注云：“倡，乐也”，显然，“倡”最早应指音乐歌舞或从事相关工作的人。而“妓”字在说文解字里则被训为“妇人小物”，清人丁福保所编说文解字诂林引证疑解
4、释“妇人小物”为“妇人履下附著之物”，即指古代歌舞女子所穿舞鞋上的小装饰品或附属物。后来因为这些小东西在歌舞中颇为显眼，人们便用以指称此类歌舞女子。可见，中国早期的娼妓与音乐歌舞密切相关，而现代意义上那种“以色事人，非利不合”的娼妓则出现于唐代（王书奴.中国娼妓史M.长沙：岳麓书社，1998.P2）。宋代娼妓情况虽有许多新变，但其最大的特点则是把传统的歌舞技能发挥到了极致。虽然宋人对不同层次的娼妓有着诸如“官妓”、“营妓”、“歌妓”、“札客”、“录事酒纠”等不同的称谓，但这些娼妓都或多或少地从事音乐歌舞活动，所以我们选择“歌妓”一词来统称宋代娼妓，从而区别于现代意义和西方意义上的娼妓。宋代歌妓
5、对宋代社会的宴饮风俗、士人生活、文学创作特别是宋词的创作与传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 歌妓在宋代的存在境况宋词创作的繁荣，是以宋代的经济发展和重文轻武政策为前提的。城市经济的繁荣，大大提高了市民的生活水平；舒适美满的生活，逐渐把他们的兴趣追求转移到了精神娱乐方面。而厚待文人政策的实施，则给文人提供了享受娱乐生活的条件，使他们有足够的物质基础去游山玩水，去举行或者参加诗酒之会。其中，妓乐活动是宋代文人士大夫的重要生活内容。（一）宋代歌妓产生的社会原因宋代歌妓作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阶层，其人数绝不亚于唐代，大批歌妓的产生当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北宋立国之初，随着农业、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市坊制度的
6、废除，城市商品经济极其活跃。京城汴梁，人口忽剧增至一百多万，商铺至少有一百六十多行、六千四百多家(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其外城方圆四十余里，街道纵横，店铺林立，如潘楼街南之“界身巷”，“并是金银彩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至于市中心最热闹的大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珍禽奇兽，无所不有”，四有商贾，云集于此。当时的汴京，不仅白天人来人往，穿梭于街头店铺，而且还设有通宵夜市，如“夜市北州桥又盛百倍，车马阗拥，不可驻”(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宋皇室南渡后，中原地区的官僚、豪绅、商人、市民纷纷涌入江南，导致都市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7、据吴自牧梦梁录记载，南宋京城临安，“户口蕃盛，商贾买卖者十倍于昔，往来辐辏，非他郡比也。”甚至连临安的外城，“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吴自牧梦梁录）伴随城市商品经济的兴盛，酒楼妓馆应运而生。据记载，汴京城内规模宏大的酒肆就有七十二家，至于“脚店”则不可胜数。有些酒肆内“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席廊面上，以待酒客呼唤”，酒客进得酒楼，既有美酒佳肴可以享用，又有歌妓美妙的歌唱以侑酒助欢，正如刘子 诗曰：“梨园歌舞足风流，美酒如刀解断愁。忆得少年多乐事，夜深灯火上樊楼。”(汴京纪事六首之五)“樊楼”即当时著名的酒家“白矾楼”，在那
8、里，深夜灯火辉煌，歌声不绝于耳，有美酒与佳人相伴相依。宋代酒楼分市楼与官库两类，市楼由民间私人经营，在卖酒的同时，备有众多私妓，城中的富户人家可在市楼中任意挑选“能讴妓女”唱词侍候。官库是由官方办的酿酒作坊，“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饮客登楼，则以名牌点唤侑尊，谓之点花牌。”(武林旧事卷六“酒楼”条)而官妓中的名妓只侍奉士大夫，不轻易招待市井之辈。宋代还出现许多专门的妓馆，东京梦华录中有十九处提及城内外的娼楼妓馆。如：曲院街“向西去皆妓女馆舍”，朱雀门外“东去大街、麦秸巷、状元楼，余皆妓馆”，“西通新门瓦子以南杀猪巷，京妓馆”，旧曹门外“下桥，南斜街，北斜街两街有妓馆
9、”，大相国寺南有“录事项妓馆”，寺北小甜水巷内“妓馆亦多”，景德寺前有“桃花洞，皆妓馆”，牛行街一带“亦有妓馆”可见汴京妓馆数量之多，远远胜于唐代的长安。这些妓馆里拥有一批年轻美貌、能歌善舞，侍奉酒宴娱乐的私妓。所以宋代城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酒楼妓馆的勃兴，不仅为当时城市的文化娱乐生活提供了物质条件，而且导致大量歌妓的产生。宋代歌妓产生的另一原因，是整个上层社会侈靡享乐成风。北宋初年，宋太祖有感于唐末五代藩镇擅权的教训，一上台即削夺武臣的兵权，劝他们“多积金帛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而且给百官大臣们优厚的俸禄，于是官僚士大夫大多崇尚及时行乐，蓄养家妓，沈溺于酒色歌舞
10、之中。到了北宋中期，随着国势的日益衰微、新旧党人的残酷纷争、宦海风波的跌宕险恶，一些想济世安邦的士大夫文人，也转而寄情声色，常与官妓、私妓交往。靖康之后，虽然偏安江左，山河破碎，但皇帝权奸不思抗金北伐，只知苟且偷安，沉缅于歌舞升平的生活，而西子湖畔的士大夫文人也大多游离于政治斗争之外，迷恋于声色之娱，正如文及翁所写：“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故南宋一百五十余年间，上层社会的享乐之风有增无减，风气所及，使一部分人将歌妓唱词佐欢，作为豪奢享乐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二）宋代歌妓的类型及地位在中国，歌妓是古代社会历史生活中值得记载的女性阶层。简单的讲，歌妓是中国古代娼妓的一种，不仅
11、要有“色”，而且一般集歌、舞、乐等技能于一身。以“色”、“艺”示人是歌妓的基本特征。其实，中国早期的娼妓与音乐歌舞是密切相关的，而现代意义上的那种“以色示人，非利不合”（王书奴.中国娼妓史M.长沙：岳麓书社，1998.）的娼妓则出现于唐代。宋代娼妓情况虽有许多新变，但其最大的特点则是把传统的歌舞技能发挥到了极致。虽然宋人对不同层次的娼妓有着诸如“官妓”、“营妓”、“歌妓”、“札客”、“录事酒纠”等不同的称谓，但这些娼妓都或多或少地不仅“以艺事人”、而且“以色事人”，在许多情况下，歌妓既是娼妓，但他们又不完全等同于单纯以卖淫为生的一般娼妓，歌妓必须具有从事音乐舞蹈活动的技能和才能。歌妓“以色事人
12、”、“以艺事人”的行为，也有程度上的区分，会根据侍奉、交往的对象而有所不同。如古代的游妓活动中，文人重艺，求娱为上；商人重色，求欲为主。所以概括地讲，“以艺娱人”、和“以色欲人”这两个基本特征，可以作为界定中国古代人文背景中“歌妓”概念的依据。当然，其中也不排除有些歌妓“卖艺不卖身”，宁死也不向那些高高在上的统治阶层屈服，以保持自己的尊严和高尚的人格。但这样的情况寥寥可数。宋代的歌妓制度是承唐发展的，但较唐代有了一些变化。唐代有宫妓，但到了宋代，宫妓已基本消失。不过唐代是官妓的鼎盛时期，宋代歌妓制度也承袭了这一类别。宋代歌妓根据其妓籍和服务对象的不同大体可分为官妓、家妓和私妓种。1. 官妓所谓
13、官妓包括朝廷教坊妓、军中歌妓和地方州郡歌妓。北宋承唐制，在宫廷设置教坊，而宋代教坊与唐代教坊不同，宋史乐志记载：“初循旧制，置教坊，凡四郡。其后平荆南，得乐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鱼藩臣所贡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执意之精者皆在籍中。”对北宋的隶属关系和管理制度，宋史乐志是这样记载的：“教坊本属宣徽院，有使、副使、判官、都色长、色长、高班、大小都知”。官员进行逐层管理。朝廷教坊妓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皇帝和王公贵族，其基本职能就是在皇帝举行的宫廷宴会上进行歌舞表演。至南宋，情况有所变化。高宗建炎初年蠲省教坊，绍兴十四年一度复置；绍兴
14、三十一年又下诏废除教坊，此后南宋宫廷不再设教坊。随着教坊妓中除了一小部分继续留在宫里之外，大部分都流向了民间，所以，南宋以后就很少有北宋那种宫廷歌妓大规模演出的场面了，甚至到了宋孝宗以后，朝廷用乐，都要“呼市人使之”。（脱 脱.宋史乐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7.3347-3359.） 唐代的地方官妓一般聚居于乐营集中练习歌舞，有专门的“乐营将”或“乐将”进行管理。宋代沿承唐制，亦称地方官妓为“营妓”或“乐营子女”、“乐营妓人”，并“命伶魁为乐营将”。这“营妓”并不是“军营所蓄之官妓”，宋代中央禁军自有隶属军籍的官妓。宋人杨湜古今词话中有如此一条记载：苏子瞻守钱塘，有官妓秀兰，天性黠慧，善于
15、应对。湖中有宴会，群妓毕至，惟秀兰不来。遣人督之，须臾方至。子瞻问其故，是以“发结沐浴，不觉困睡，忽有人叩门声，急起而问之，乃乐营将催督之，非敢怠忽，谨以实告”。杨湜以此作为苏词贺新郎(乳燕飞华屋)的创作本事，宋人胡仔已驳其非（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P327），但其中所云“乐营将催督之”，即地方官妓住于乐营，并受乐营将管束的说法却是合乎事实的。这些地方官妓以其歌舞技能服役于州府县衙，每当官员宴饮或迎送往来之时，总要找她们来唱词佐酒，这在宋代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交仪式。在这样的场合中，多是士大夫文人即景填词，然后付诸歌妓，歌以侑觞。如苏轼菩萨蛮（玉
16、童西迓浮丘伯）词调下有题作“杭妓往苏，迓新守杨元素，寄苏守王规甫”，说明这首词是苏轼在送官妓赴苏州迎接新任杭州郡守杨绘的宴席上写的一首应歌助兴之作。宋词中有许多这样的应社、应歌之作，它们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歌妓们的活动在当时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功能。在这些侍宴侑觞或送往迎来的场合中，歌妓们的表现往往关系到地方官的颜面，稍有不如意的地方，便会招来严厉的处罚。2.家妓宋代士大夫在官府有官妓歌舞侑觞，在家则蓄养家妓，每逢私人聚会或自娱自乐之时，便由这些精心调教的家妓来唱词助兴。这也成为宋代士大夫私人生活中最为流行的一种娱乐方式。蓄养家妓之风起于汉代，盛于南北朝（王书奴.中国娼妓史M.长沙：岳麓书社，199
17、8.P40）到了宋代，由于最高统治者的提倡以及时代风气所使，此风较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宋仁宗时的一位宫人曾说：“两府（中书省和枢密院）、两制（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家内各有歌舞，官职稍如意，往往增置不已。”(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1.P28).可见，这些朝廷大臣的家妓拥有量，还可以随着官职的升迁而上升。）我们随便翻翻史籍就能找出许多关于当时士大夫蓄妓的记载。如晏殊之子晏几道，号小山，早年过着豪奢而风流的生活，但中年以后穷愁潦倒，他在小山词自序中写道：“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莲、鸿、苹
18、、云，皆是“清讴娱客”、才艺双全的家妓，他追忆当年与沈、陈一起，每填词一首，即交她们歌唱，“吾三人持酒听之”。他的临江仙还记述了他与家妓小苹的恋情，“记得小苹初见，两重心字罗衣。琵琶弦上说相思”。北宋后期的刘平叔家，蓄养家妓八人，秦观的浣溪沙盛赞这些“脚绝、歌绝、琴绝、舞绝”的家妓，词曰：“稳小弓鞋三寸罗，歌唇清韵一樱多，灯前秀艳总横波。指下鸣泉清杳渺，掌中回旋小婆娑，明朝归路奈情何。”家妓的蓄养，对宋人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无论是朝廷大臣，还是一般文人士大夫，家中的日常娱乐活动，几乎都有家妓参与，并为原本应歌妓娱乐的小词提供了进一步发展繁荣的空间。3.私妓宋代歌妓阶层中人数最多应是市井
19、妓，其中包括入籍的市井妓和不入籍的私妓。随着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扩大，坊墙逐渐被推倒，许多繁华的城镇都是妓馆、酒楼林立，瓦市、茶坊遍布。作为商业、政治与文化中心的北宋汴京与南宋临安，更是如此。据史籍记载，北宋汴京朱雀门外龙津桥西的院街，皆妓女馆舍；朱雀门外东壁大街，直到保康门前多妓馆；旧曹门外过朱家桥，南北斜街多妓馆像这样的市妓中心，京城里就有8处，其它的“幽坊小巷、燕馆歌楼”，则是“举之万数”（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注(邓之诚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P52P73.）可见东京的私妓之多。南京临安，也是私妓云集之地。南京临安，也是私妓云集之地。武林旧事卷六“酒楼”条记载南宋都城内
20、的“熙春楼”、“无闲楼”、“赏心楼”等十五座私立酒楼，“皆市楼之表表者”。在这些酒楼中，“每处各有私名妓数十辈，皆时装炫服，巧笑争妍”。“又有小鬓”，“又有吹箫、息气、锣板、歌唱、散耍等人”。于是，在这些场合，“歌管欢笑之声，每夕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虽风雨署雪，不少减也。”（周密.武林旧事（卷六）M.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P118-P119）我们从宋词的描写中也可看到其中的景象，如晏几道的鹧鸪天上阕：“彩釉殷勤捧玉钟，当年拼却醉颜红，舞低杨柳楼新月，歌尽桃花扇影风。”从词中的描写来看，伴随着通宵不寐的狂欢，酒楼中歌妓的歌舞不倦，月下舞姿如杨柳摇曳。再如张先的江城子：“镂牙歌板齿如
21、犀。串珠齐。画桥西。杂花池院，风幕卷金泥。酒如四肢波入鬓，姣不尽，翠眉低。”写尽了歌妓在酒席上的歌舞媚态。私妓的服务内容中有一项是和官妓、家妓一样的，那就是歌舞侑觞，但除此之外她们还面临着一个生计问题，私妓为了谋生，就必须参与商业性的竞争，以此来提高自己的身价，扬名歌坛。所以私妓必须以优美的舞姿，动听的歌词以及多方面的才艺来吸引听众。在城镇中那些歌舞技艺高超的歌妓，不但艺术才能出众，还有较为固定的表演场所。一生多半是在“烟花巷陌”中度过的柳永，在木兰花词中写到：“心娘自小能歌舞。举意动容皆济楚。解教天上念奴羞，不怕掌中飞燕妒。 玲珑绣扇花藏语。宛转香茵云衫步。王孙若拟赠千金，只在画楼东畔住。”
22、这说明这类私妓容貌与歌艺出众，有着相当丰厚的收入和较为固定的演出场所。宋代私妓的人数越来越多，其活动场所也不限于酒楼妓馆，还扩大到宫廷、官宦之家及勾栏瓦肆。这三类歌妓，特别是其中的私妓，以其出众的歌艺，对宋词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二、 歌妓与宋词创作的繁荣发展在词发展为有宋“一代之文学”，尤其是形成一种婉约风格的过程中，歌妓因其特殊的身份角色、生活方式、演艺才能，曾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歌妓引领者放纵娱乐的世俗风尚，具有甜脆圆润的演唱风格。扮演着词人梦中情人的角色，成为词作反映的主要对象。（一）歌妓与女性创作题材的繁荣宋词中包含着及其广泛的女性内容，据统计，以歌妓为主角的词，从五代到两宋出现繁
23、荣局面，在500首花间词中，以她们为抒情主人公和审美对象的作品超过80%，即使在词的题材与抒情主人公在北宋后期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情况下，东坡词中以她们作为抒情主人公和审美对象的作品也仍占据50%。（李剑亮.唐宋词与唐宋歌妓制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9.）由此可以看出，歌妓的广泛存在导致了宋词女性题材的高度繁荣。1.歌咏爱情爱情是文学中永恒的主题。正如汤显祖所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一代宋词，抒写着宋人的爱情观和爱情故事：秦观“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的爱情境界，晏殊对情人的思念“落花犹在，香屏空掩，人面知何处？”，李清照怀念丈夫以至“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另外，歌妓在宋代士人的爱情生活中扮演者重要的较色，或许这只能解释为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宋代歌妓的迷人除了美丽的容颜，还有就是出色的才艺。文人士大夫与她们交往，往往是在寻找感情寄托，排遣政治上的、生活上的苦愁。当然，除了个人因素，还有历史的局限。但这并不否认他们对爱情的真挚。试看以下几例：柳永的歌妓词最为有名,他抛开传统的世俗观念和偏见,并不把歌妓视为“贱民”,而是当作风尘知己,满腔热忱地为她们度曲作词,诉说她们的不幸遭遇,表达她们内心的愿望。世人眼中的歌妓为“尤物”,而柳永则称之为“意中人”,其少年游写道：“世间尤物意中人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