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浅议比兴【内容摘要】 比兴手法是我国 诗歌的优良传统。比兴作为一种文字表现手法，最早见于诗经。它一出现就显得丰富多彩，不拘一格。比就是打比方；兴就是先言它物再引起所咏之物。 楚辞对于比兴手法的运用又有了一些新发展。等到建安时期以后，文学进入了“ 自觉时代”，这种潜力得到了颇为充分的发展。六朝时期的著名诗人，无不是比兴手法的运用高手。然而，对于比兴特征的理解，与对作品中比兴的具体内容的解释，并不是同一回事。后者比前者要复杂、困难得多。这是因 为受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孔子的“诗教” 理论，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对诗经的断章取义的引用。比兴手法是我国古代诗词中最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其中的规律还有
2、待我们不断加以探索和整理。【关 键 词】 比兴 诗歌 表现手法比兴手法，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是十分深远。比兴手法的创造，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表现能力。中国古代有成就的诗人，无不从比兴手法中汲取养料和形式。但是比兴手法是古代诗词中一个牵涉面很宽的问题。正确地理解比兴手法，并正确地用它去解释诗词，就可以减少对诗歌的盲目性认识，避免主观臆测，有助我们正确理解诗歌。（一）比兴手法的源流比兴作为一种文字表现手法，最早见于诗经 。它一出现就显得丰富多彩，不拘一格。拿“比”来说吧，象氓通过用桑叶的陨落来比喻女子的容颜由亮丽到消退，这是比喻；象硕鼠反复抒写歌者对大老鼠的愤恨和谴责，来表现劳动者与不劳而获的剥削者
3、之间的尖锐对立，这在部分事物上用了比喻，而通篇的意思却用寄托。再拿“兴”来说吧，多数是借景物发端，兼有衬托、比喻的意思，如关睢 ；有的则除了在篇中唤起感情之外，还有调节音律的作用，如伐木 。总之， 诗经中的比兴手法对于表现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丰富性和灵活性预示了它在文学上的强大生命力。继诗经之后， 楚辞对于比兴手法的运用又有了一些新发展。比起诗经中的篇幅短小、设譬单纯明朗来，它显示出构思的深广和博喻的才能。在离骚这样空前的鸿篇巨制中，作者“引类譬喻” ，转接自如， “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将诗经中的各别
4、篇章的许多比兴方式熔于一炉，加上别的艺术手法的运用，从而生动地表达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在艺术上达到了可以与诗经并驾的地步，所以历来以“风骚”并称。楚辞对比兴手法的发展还表现在创造了完美的咏物诗。屈原的桔颂通篇颂桔，表达了受命不迁、坚贞不屈的高洁纯朴的品质与感情，是对于诗经中的鸱饕的那类比拟法和硕鼠的那类寄托法的借鉴和创新。（二）比兴手法的定义从诗经开始出现的比兴表现手法在文学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和发展，人们对它的认识也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比、兴作为诗经研究中的概念，最初是与赋、风、雅、颂同时出现的。 周礼春官大师有“教六诗”的说法， 毛诗大序有“诗六义”的说法，都是指的这六种。那么，这六种各
5、属于什么范畴呢？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作了明确的回答：“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孔颖达将风雅当作诗经的体裁分类，将赋比兴当作诗经的表现手法。这样解释，获得后人的普遍首肯。那么，作为表现手法的比和兴，其确切的含义又是什么呢？这也是古代诗论中众说纷纭的一个问题。郑众（？公元 83 年）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 ，说出了比兴的基本特点，但仍不够明确。郑玄（公元 127公元 200）结合对诗经的注释，他说：“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
6、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到了南朝，刘勰（公元 465520）在文心雕龙中的比兴篇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 ，起情者，依微以拟议。 ”这后面几句的意思是说：“比附事理的，要按照双方相同处来说明事物；引起感情的，要依据事物微妙处来寄托意义” 。这样概括算是比较恰当的了。而南宋朱熹的解释则更明白通俗。他说：“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 。朱熹在诗集传中对具体作品的比兴手法一一加以点明，这对于人们清晰地理解作为表现手法的比兴的特征，有很大的帮助。因此，从以上五位著名文学批评家的观点中，可以明确比兴的定义：所谓比，就是譬喻
7、，打比方。通过另外的具体事物（即彼物）来作比，来形容说明被比的事物（即此物） ，使被比的事物更加生动、具体，形象。所谓兴，就是用另外的具体事物来起兴。通常是在全诗或一章的开头，先用一两句话描写一下周围景物或自己正在进行的活动以便引起“所咏之词” 。（三）比兴手法的继承尽管诗经 、 楚辞广泛地运用了比兴手法，但比起此后的纷繁复杂的文学创作来说，它们显然还处在初期阶段。这种手法的运用也还潜存着巨大的发展能力。等到建安时期以后，文学进入了“自觉时代” ，这种潜力得到了颇为充分的发展。六朝时期的著名诗人，无不是比兴手法的运用高手。如左思，他有咏史诗八首，都是借古人古事抒写自己的怀抱和批评当时的社会。如
8、郭璞，他有游仙诗十四首，倾吐感时之语或寄托高蹈遗世之情，并非真的是在为神仙作游记，更非涉足仙界的缩影。再如曹植的失题 （双鹤俱远游） ，以双鹤相失和恐遭罗网来寄托同志者的离别伤情和对政治迫害的恐惧感，描写生动，诗味浓馥；美女篇以美女盛年不嫁，比喻志士怀才不遇。鲍照写的赠傅都曹别 ，也写鸿雁相别的情状，托物言志的手法也更加明朗化。 唐代是中国旧体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古体诗，近体诗，五言，七言，律诗，绝句等各种体裁都十分完备，十分成熟；各种流派风格都得到了充分发展；唐代诗人辈出，其作家作品之多，是各个朝代无法比拟的。唐诗之所以那样脍炙人口，那样繁荣，原因是多方面的，唐代诗人能够掌握诗歌创作的规律，
9、善于驰骋想象，运用比兴手法进行创作，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唐初诗歌革新者陈子昂从理论上批判了六朝华丽颓靡的诗风，首先揭起“风雅兴寄”的旗帜，中唐白居易，进一步掀起了新乐府运动，把“风雅比兴”作为诗歌创作的标准他说“为诗意如何？六意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著空文” （读张籍古乐府 ） 。李白、杜甫、李贺等杰出诗人写下了丰富多彩的作品，广泛地反映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开拓了诗歌的新境界，把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诗歌艺术推向了高峰。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 ， “黄河之水天上来” ，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等比兴，都以其想象超奇，鲜明生动受到了人们的喜爱。很值得一读的李贺诗
10、，善于驰骋想象，形成奇崛瑰丽，浓艳凄清的风格。如“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 “芙蓉泣露香兰笑” ，用铜人的流泪，衰兰的惆怅来寄托作者的满腹感慨忧伤。继唐诗之后，宋词对上述各种比兴表现形式都有所继承，而对言情诗的比兴手法用得尤其普遍。这一方面是由于宋词多绮语，而出自文人之手，又不能如民歌的清新坦露，而显得格外含蓄婉约，所谓“古来情语爱迷离” 。因此采用比兴手法就十分得体；另一方面则由于宋代中叶以后，进步词人在政治上多为失意，他们的家国、身世之感不敢明言而又不能不言，因此正好利用言情方式，通过比兴手法加以宣泄。宋词中如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
11、 、 青玉案元夕等脍炙人口的词篇就是明显的例子。这两首词表面看都是言情的词，前者写一个失宠女子的处境和伤春的情怀，后者写一个男子在元夕追寻一个不同流俗的女子。然而它们都是另有寄托的含蓄词篇。前者用以寄托自己被排挤的政治处境和忧心国难的复杂心情，后者用以寄托自己不同流合污的意志和对美好理想的追寻，犹如梁启超所说的“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 。文学自进入“自觉时代”以来，对比兴手法的继承与发展除了上述的基本情况以外，还有一点必须加以说明：比兴的运用不象诗经中那样往往彼此分开，分指比和兴两种手法，而是常常融合为一，所以人们也常常把篇中个别事物的比喻和整个形象的比喻当作比兴来看待；而比兴的运用在篇中
12、又往往与“赋”交融在一起。这种交融在诗经中已经出现，而在后来的叙述诗和词的长调中运用得更多，在这些作品中，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 ，几乎成为结构上的支架。但赋、比、兴的一起运用，比兴总是居于首要地位。这是因为我国古代诗歌中，抒情性的作品毕竟占大多数，而诗人在设景抒情中，总是比较多地运用了比兴手法。这种长期摸索积累下来的创作经验，代代相传，自有其内在的规律，不易为后人所左右。（四）比兴手法的争议然而，对于比兴特征的理解，与对作品中比兴的具体内容的解释，并不是同一回事。后者比前者要复杂、困难得多。这是因为受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孔子的“诗教”理论，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对诗经的断章取义的引用。孔子
13、是春秋战国时期思想界具有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关于诗经可以起教化作用，使人温柔敦厚的说教被许多人奉为金科玉律；他的关于诗经可以“兴、观、群、怨”的见解简直成了当时诗经笺注者的圭臬。 毛诗大序就把诗经完全当作先王用以“正得失、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作品。所以象关睢这样普通的言情诗，毛诗却把它解释为写“后妃之德” 。孔颖达加以附和，疏解说：“言后妃性行和谐，贞专天下，寤寐求贤，供奉职事，是后妃之德也” 。朱熹受道学思想支配，对它的解释就更牵强附会了。他说：“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宫中之人，于其始至，见其有幽闲贞静之德，故作是诗。方彼关关然之睢鸠，则相与和鸣于河
14、洲之上矣。此窈窕之淑女，则岂非君子之善匹乎？言其相与和乐而恭敬，亦若睢鸠之情挚而有别也”今天我们不受孔子“诗教”框框的束缚，觉得上列这些解释近乎无稽之谈，但是过去象这样解释诗经的，几乎俯首皆是，可是“诗教”影响是多么厉害。春秋战国时期，士大夫阶层在社会活动中， “不学诗，无以言” 。他们往往要引用诗经中的某些篇什或诗句来表明自己的某种观点、意见。据朱自清先生研究， 左传所记士大夫引诗十分时行，除重复不算，共引用了诗经一百二十三篇。朱先生说：“春秋时赋诗引诗，是即景生情的；在彼此晤对的背景之下，尽管断章取义，还是亲切易晓” 。以后在诸子著作中，断章取义的引诗情况就更严重。而“后来毛诗却一律用赋诗
15、引诗的方法说解，在风诗（及小雅一部分）便更觉支离附会了，而比喻的句子（比兴）尤其是这样” 。由于上述两方面的影响，便出现了一种复杂的情况，即人们虽然能指出作者运用了比兴手法，但对比兴的具体内容的解释却往往牵强附会，甚至歪曲得不成样子。这种情况不仅出现在解释诗经的著作中，也蔓延到其它的解释古诗的论著中。例如李白的名诗蜀道难 ，自宋以来，解释不一，原因就在在于解家都企图道出该诗的寄托意义。竟至有人认为它是针对安史乱起，唐玄宗奔蜀之事，讽谕唐玄宗不要久居蜀地的“为君”之作。而据近人岑仲勉先生考证， 蜀道难写于安史之乱以前。可见“为君”之说不过是主观臆解。这种情况更多地出现在对一些言情诗的解释中。明白
16、如话的汉乐府诗上邪被公认是一首激动的爱情诗。而陈沆的诗比兴笺却要搜寻其比兴之义，曰“此疑藩国之臣，不遇而去，自摅忧愤之词也。隐语假托，有难言这隐焉。 ”真是越说越玄乎。这种情况也出现在词论上。清代的常州词派就十分注重词中的比兴手法，强调词的“意内而言外” ，主张“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 。王僧保论词绝名云：“人人弄笔强知音，孤负霜毫莫浪吟。千载春花与秋月，一经寄托便遥深。 ”这简是说，非寄托不足以为词。这种理论指导着词的创作实践，出现了一批作品，其成就远在宋词之下，这里置而不论。而这种理论指导下的词评，却相当活跃。尤其是对宋词的选评、论述，蔚然成风。其中当然也有
17、高见，尤其是对于确有寄托的宋词作品，加以发微，颇可引人深省。但一意以寄托说词，处处寻求“寄托”的内含，便难免穿凿附会，甚至弄得非驴非马了。例如张惠言评欧阳修的蝶恋花云：“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琦） 、范（仲淹）作乎？”这种故作深解，拆开来是断章取义，合并看是附会牵强。王国维因此而批评他：“固哉皋文（即张惠言）之为词也！永叔（即欧阳修）蝶恋花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 。尽管有人反对，但也有人嗜痂成癖，助澜推波；何况那种评风由来已久，抛开它谈何容易！现在有人强调文艺批评中政治标
18、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于是人们对古典文学作品的分析，便多偏重于思想内容方面。这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有的人为了突出说明作品的思想价值，便出现了附会史料，主观臆测的毛病。拿苏轼的中秋词水调歌头来说吧，它空灵蕴藉，令后世常读常新。但离开了“中秋赏月怀人”的特定意境，硬将有关的身世经历附会词意，说什么“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是“指政治遭遇而言，想回朝廷中去，但是又怕党争激烈，难以容身” ，说什么“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是“指作地方官而言，只要奋发有为，作地方官同样可以为国家出力” 。这样解词，有人批评说， “会把作者的感情、思想凝固化、狭隘化起来，那样看起来好象是在探索内容的意义，而实际上将无
19、法真正理解作者和作品的精神世界和艺术天地” 。应该说，这种批评是有道理的。又例如有的人在古典文学作品研究中也忽略了对于艺术形象的完整揭示，出现了离开作品的完整形象去支离破碎地谈比兴意义的现象。一首万口交赞的诗词，它的艺术形象到底怎么样，这固然可以讨论，也可能会见仁见智，看法不一致。但孤立地就其中某些字句去申说它的比兴意义，甚至翻阅史料，搬出轶闻，作为对词中一草一木的发微索隐，这就难免因小失大，甚至言不及义了。拿前面所举的辛弃疾词摸鱼儿来说吧，词中的完整形象是一个遭妒忌、被遗弃的美女，她面对暮春感伤不已。词的构思是颇精巧的，上阕只写她伤春，下阕通过典故的运用暗示她的遭遇、处境，抒发她的愤慨心情，
20、最后又如实地表现她的无能为力，归于哀伤。这正是属于言情诗的类型，但作者用的是曹植的美女篇 、李商隐的“无题诗”的那种比兴手法。所以对它的分析必须通过对词中完整形象的揭示，才能进一步理解它的完整的寄托意义。而有人认为，对其中的比兴手法， “只有句句去比附，才能分析得深刻” 。因此便出现了本文开头所引的那些见解。主观上以为这样才深刻，客观上却令人觉得不可捉摸，不可信，好象解词与猜谜差不多，这与张惠言的“深文罗织” ，没有多大区别。当然，当代文学论坛对古代诗词比兴内容的解释产生牵强附会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除了上述影响之外，有的是因为研究者、评论者对于某些存在缺陷的古代文论的偏好，或者对评论对象缺乏知
21、人论世的了解等等。最后，还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评风不仅在文学研究中产生不好的效果，而且在政治斗争中，往往被人利用，作为打击迫害对手的手段。苏轼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等被他的政敌当作“讥上”之诗，酿出了“乌台诗案”的冤狱，以及历代文人因诗罹祸的事例，足以令人寒心。当代的政治斗争中，也常常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类似的方法去罗织人罪，伤害于人，这是众所周知的。这种方法虽然可以说是作俑于文学研究，但其性质却超出了文学研究的范围。比兴手法是我国古代诗词中最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其中的规律还有待我们不断加以探索和整理。对它的正确理解，起码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研究古代文学遗产，同时对于当代新诗的创作与评论也将带来积极的意义。【参考书目】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2、 霍松林：中国文学批评史 ，上海古籍出版社；3、 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4、 宋词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