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国民间传说与史官文化中国民间传说以其丰富厚实、绚丽多姿耀目于华夏文化，被历代文人学士所重视，尤其是史学家对它珍爱有加，他们纷纷从浩如烟海的民间传说中去爬疏钩稽，以期获得社会的“正史”来弘扬史学“ 实录” 精神的传统。因而中华自有史官文化以来，就与民间传说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民间传说在中国史官文化中被历代史学家广泛采用，但态度是谨慎持重的，有些史学家想极力回避这个问题，却又时时被它所缠绕。人类有了历史，就产生了历史意识。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为了积累生产、生活经验，讲述氏族祖先的来历，纪念部落英雄事迹，先民通过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将其不断地承续下来，虽然当时有简单的文字符号，但脑记口述的民间传说却
2、是史实保留的主要方式，因此远古民间传说的创作者，就是最早的历史学家。战国初期成书的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左传 ，其编撰与孔子门徒有关。在春秋时期，一些原来传承在口头的历史资料相继成文，并和过去一些史实一起广泛地传承开来。当鲁国礼崩乐坏，典籍散失之时，孔子门人纷纷游说诸侯国， “或适齐楚，或入河海”。他们从太史接受春秋 ，从乐官接受口头说唱，二者结合加上游说各国所听到的民间传说，这些都为左传的编撰准备了丰富的史学资料，也决定了这部史书对民间传说的广泛运用。作为我国封建史学开创之作的史记 ，其作者的生活境遇及编撰通史体例的要求左右着该书对大量民间传说的采纳。司马迁幼年时“耕牧于河山之阳”。大约十岁到
3、长安，博通“六艺”，涉猎各类典籍及先秦诸子、 “百家杂语”等。二十岁时远游长江中下游和山东、河南。此后侍从武帝出使过山西、甘肃、内蒙等地。约于元鼎六年（前 111 年） ，受命出使“西南夷”，安抚和视察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天汉三年（前 98 年） ，在为败降于匈奴的李陵辩护时，触怒武帝，被判腐刑。自此后他对社会及人生的认识发生了重大改变，将积累多年的史学文化、民间文化运用到潜心撰写的史书之中， 史记中多处记录村野的民间传说即是例证。他在阐述其撰史原则时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推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 ”他在报任安书中再次强调了他的史学观点：
4、“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他多次声称修写历史要“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的观点，是对民间传说史学价值的充分肯定。司马迁在清理上古史时，并非一味地去“网罗” ，而是慎重地抛弃了民间传说中神奇虚幻的情节，保留了民间传说中可信的成分。他将中国史的上限“自黄帝始”，以五帝本纪为全书之首，认为庄子、屈原等文人著作及山海经 、 淮南子等书中所载的开天辟地、人类起源及生活的猜想，是无稽可考，不足为信，所以他抛弃了“古未有天地之时”的说法，可见司马迁严谨慎重的历史观。他所坚持的远古民间传说欲有实物为证则为
5、“信史”的观点一直贯穿在其修写的历史著作中，后人司马贞在为史记作索引后叙中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太史公之书，上序轩黄，中述战国，或得之于名山坏宅；或取之于以旧俗风谣。 ”如果说在司马迁以前的史学家受到“神学”思想及社会发展诸多因素限制而大量采纳民间传说是主客观条件使然的话，那么近现代史学家又如何看待民间传说呢？本世纪二十年代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的历史学家，对先秦古籍和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中的史实进行辨伪。顾颉刚先生在古史神话传说的辨伪中提出了著名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命题，该命题认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 “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之物愈放大”， “我们在这点上，即不能知道某
6、一事件的真确状况，但可以知道那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状况”。 “古史辨” 派史学家正是依据此理论，剖析了远古神话传说中的不少史料，辨别出不少真实可信的历史成份。如大禹，顾颉刚先生认为他在周人心目中是最古的人。然而禹原来是神，后来逐渐变为人，又变为夏后、舜之臣子，到孔子时代才有尧舜。尧舜的翁婿关系，人们熟悉的舜禹的君臣关系那是后来才编成的。“古史辨”派史学家们在辨伪上古史之真伪时，所选取材料绝大部分是典籍文书及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他们在对大量民间传说进行研究后得出，古史传说是神话演变分化的结果，并不反映真实的历史，但从人们的古史观念之变化中，可以看出民间传说产生时“社会制度和思想的潮流”，有助于“推
7、翻伪史” ， “明了真史”。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作为考史的途径和方法，不容抹煞。他倡导的用演进变化的观点来看待历史化的民间传说，表明他继承了我国史学中传统的方法，他说“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 “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 。由此可以看出，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古史辨”派所构筑的古史“新系统”，是建立在远古的民间传说基础之上的。史学家徐旭生为复原中国上古史曾在大量的民间传说中进行艰苦的爬疏，他所撰写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其主要方法是“在无限的传说里面，找出来几个有客观价值的标识，以为我们的向导”， “再将春秋以前的传说
8、，搜集起来，看看他们中间是否有冲突。如果有冲突，是否可以找出来一种满意的解释。这样渐渐也就可以把我们古史的间架大致地建立起来”。徐先生集中对我国上古史中的炎黄集团、风偃集团、苗蛮集团、洪水神话、仲康日食、五帝起源等进行分析，并从黄帝以前的古史传说中分离出“信史”，建立起自己的古史系统间架。在大量研究古史传说后，徐旭生先生写道：“无论如何很古时代的传说总有它历史方面的质素，绝不是完全向壁虚造的。古代的人不惟没有许多空闲，来臆造许多事实以欺骗后人，并且保存沿袭传说的人对于他们所应承先传后的东西，总是以为神圣，传说的时候不敢任意加减。换句话说，他们的传说即使有一部分的失真，也是无意中的演变，并不是他
9、们敢在那里任意造谣。所以古代传说，虽不能说是历史经过的自身，可是他是有根据的，从那里面仔细钻研和整理就可以得到历史真象的，是万不能一笔抹杀的。 ”尽管徐先生在该书中夸大了民间传说的作用，但他从上古民间传说中去梳理上古历史的作法是值得肯定的。当代史学家郭沫若对民间文学的史料价值给以中肯的评价，他说“民间文艺家给历史提供了最准确的社会史料。过去的读书人只读一部二十四史，只读一些官家或准官家的史料。但我们知道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手的材料。因此，要站在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用”。郭老在他的大量史学著作中贯穿了这一思想。从上文所述可以看出，不同时代的史学家们从不
10、同方面对民间传说的史料价值给予肯定。虽然有些史学家夸大民间传说的史学价值，但他们利用鲜活的民间传说资料，并以考古新发现和实物为证据的史学精神，为复原中国上古史，还历史真象开辟了道路。他们将民间传说作为历史的一部分，体现了中国史官文化的一贯传统。二中国史官文化保留丰富的民间传说，以及中国史学家对民间传说的重视，这不仅因为民间传说反映着历史发展的脉络，而且民间传说还能填补历史发展的空白，以及纠正“正史”所载之谬误。根据人类学、考古学资料获悉，人类在地球上出现大约在 180175 万年前，语言诞生约为 50 万年前，而我国文字的最早产生是在 45 千年前的龙山文化所发现的甲骨文。那么在文字未发明以前
11、的漫长人类社会的历史如何保存？原始人的生活生产状况怎样呢？对于通史学家来说，绝不会置这段历史不顾。为了破译这段历史，史学家们将其目光投注在丰富的神话、民间传说之中。他们在建立上古史的框架时，充分利用那些“信古”的民间传说材料，依徐旭生先生所说“必须是古的才去信，如非古的就不去信”，他所持“信古”标准是“以见于诗 、 书 、 周易的卦爻辞 、 左传 、 国语 、 逸周书 、 论语 、 墨子 、 孟子 、 庄子内篇 、 古木竹书纪年等书的材料为第一等。 ”徐先生本着恢复远古社会原貌的精神，剖述了不少上古“信古”的民间传说，在他的精心考证、绵密分析中，上古社会被复原得井然有序。史记作者司马迁，在他的
12、通史构架中，抛弃了黄帝以前的社会史实。他在五帝本纪中打破了尚书中所记之事起于尧，将历史向前推至黄帝。在五帝本纪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远古传说中的人物面孔和社会礼俗制度，如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以及禅让相承、典礼制度等。这些上古丰富的民间传说中所留存厚实的社会史料，无疑填补了无文字社会历史发展的空白。民间传说在无文字社会中的史学价值无可置疑，那么文字发明后，民是传说是否已失去了它在历史中的位置呢？唐代著名文史学家韩愈曾写过一篇史学价值相当高的文学作品张中丞传后叙 。该文采用大量民间传说为著名爱国将领立传补阙。文中写道：“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张巡传 。
13、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所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首尾。 ”对于许远、张巡，当时史书载“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 说着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对此论说，韩愈利用民间传说进行辨驳， “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南霁云之乞救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
14、云出师意，即弛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以矢所以志也。 愈贞元中过泗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韩愈这篇为历史人物正言之作，缘发于他夜读史书上所载录的谬误。他在辨文中一方面利用当地鲜活的民间传说材料，另一方面还将民间传说与具体实物相印证，以此增强文章的历史性、可信性。再看一则清史中对明末抗清英雄张苍水的记载：“（康熙）二年，鲁王殂，三年（煌言）遂散迁其军，居悬澳。悬澳在海中，荒瘠无人烟，南汊港通舟，北倚山，人不能上。煌言结茅而处，从者纶及部曲数人，一侍者，一舟子而已。廷臣与提督张杰谋致煌言，知踪迹。夜半，引兵攀岭人，执煌言及纶与部曲叶金，玉发，侍者汤冠玉。
15、 ”这则史料所载的事实有几个重大细节与民间传说相背。清史所载张苍水被捕海岛为“悬澳”，当地民间传说为浙江象山县西南的花岙岛，然而当时任浙江总督赵廷臣在给皇帝奏疏中说：“知煌言现在悬山花岙”一语道破了清史中所载之谬误而佐证了民间传说的准确性。史料记载张苍水上岛后只有少数几个亲信也不可信。民间传说讲张苍水上岛后，修建了两堵巨大的城墙，并且在城里的山顶平地上有规模不小的练兵场，岛上由张苍水及士兵所营造的房屋、石壁、层层石垒之梯田至今犹存，如果仅为几个亲信，显然既不符合历史真实，更不符合生活逻辑。综上所述，民间传说不仅在远古时代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而且在文化发达的文明社会，其史料价值也不容忽视。因此我
16、们在阅读中国史官们所修写的史传文化典籍之时，要抱严肃审慎的态度，不要一味去迷信而确信无疑。其原因为我国古史绝大部分是由官方指定人员来修写的，他们所修写的历史必须站在官方立场来“实录”历史，评价历史，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多处将农民起义领袖诬之为“盗”、 “贼 ”、 “匪”即为明证。更有甚者，一些官方修史者，将广大劳动人民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弃之不录。官方意志，阶级偏见一直左右着我国古代的史官文化。因此在认识和了解中国民间传说在史官文化中的功能后，我们认为一部真正的中国通史，不仅包括“二十五”史中的内容，而且应该涵盖广大劳动人民在历史发展中所作出的贡献和发挥的作用，并予以中肯的评价。充分发掘民间传说
17、中厚实的史料文化，还历史之原貌，全方位地重现历史的光辉。三中国史官文化与民间传说表里互渗，绵绵密密，但作为两种性质不同的文化，其区别是显著的。以“实录”为核心的史学文化，要求所载之历史真实可靠，当它一旦被载录下来且确定为信史，就不会再变动，并以其丰富可信的史料让后人对已流逝的岁月有真真切切的了解和认识。因此史官文化中所载录的历史应是静态的，它不会因时因人而发生变化。相反民间传说却具有极强的流动性， “传说随着社会的演变，展示了各有其特点的发展”，如果民间传说缺少流动变化， “即使侥幸有保存下来的，也一定是缺少血肉、缺少表现力量的苍白之物，也不会被广大人民所喜爱”。因此民间传说自产生之日起，就一
18、直处在动态的流动变化之中，可以说不停的流动传承是民间传说强大生命力之所在，也是民间传说最活跃、最富群众性的因素之一。诸葛亮作为历史人物，在陈寿三国志中载为“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玄卒，亮躬耕陇亩”。二十七岁时受刘备之请而辅佐之。他制定了一系列南抚夷越，外结东吴、西和诸戎等重大政策，为建立蜀汉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他身先士卒，南征蛮夷，六出祁山，为恢复汉室贡献毕生精力。对此三国志给予高度评价：“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终于邦城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最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 ”史书三国志作者陈寿为晋朝人，离三国时代很
19、近，因此他所载录的三国史事应该是“信史”。诸葛亮在该书中是位出色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所作所为已被史书固定下来，是后人了解诸葛亮其人及三国时代之事的主要凭证。然而作为一位为恢复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政治家，民间传说的创作者在诸葛亮在世及死后都投以极高的热情去关注。陈寿在进诸葛亮集表中记曰：“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远譬也”。 民间传说在遵循历史的同时，又在流动中依据创作者的爱好不断地丰富发展。诸葛亮在陈寿三国志上诸葛亮集表 中载为“治戎为长，奇谋为短 ”。 晋书卷一记“亮虑多、决少”。以此来看，诸葛亮是一位善于带
20、兵，治理军队，但又优柔寡断之人，并非以智谋见长。然而民间传说的创作者，在塑造自己心爱的英雄时，调动一切手法来表现诸葛亮的“智谋”形象，哪怕是别人所干之事也附诸于他身上。如以智取胜的“空城计”在三国志 诸葛亮传中只字未提，反倒载录在赵云的名下。 云别传中载，赵云突遭曹军围困，仅带少数人马跑回营中。 “更大开门，偃旗息鼓。公（曹操）军疑云有伏兵，引去。云雷鼓震天，惟以戎弩于后射公军，公惊骇，自相蹂践，坠汉水河中死者甚多”。 “空城计” 之事直到后来裴松之三国志注引郭冲三事中才出现在诸葛亮的名下。而民间传说创作者为表现诸葛亮智慧，千百年来对此事津津乐道。不仅如此，民众在不同时代及文化中将诸葛亮不断地
21、神化。南朝刘敬叔异苑里把阴阳五行与诸葛亮传说联系起来；晋张华博物志以诸葛亮来解释风物鸡鸣枕，诸葛锅之来历；南朝梁任述异记中记述着诸葛亮施法术让南征士兵一夜飞回故里的传说；东晋习凿齿襄阳记载曰孔明曾在故宅大显神灵；更为奇特的是西南民族地区“开钦族把诸葛武侯奉做了人类世界的创造者，呼之为孔明老爹。遇举行任何宗教祭典时，必先呼孔明老爹之名而祭拜之，始再祭及所欲祭之鬼魂”。由此观之，民间传说以历史为依托，但并不局限于历史，而是永远处在流动变化之中，随时代、地域、民族的不同而发生变化，随民众的审美观念、宗教信仰等差异而不断丰富创新。中国史官文化讲求“真” 。 “真”在此应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其一是当时修
22、写历史之人对于自己所载录的历史认为是“真”的；其二随史学的不断发展，新的史料不断被发现，因此后人对先前所载“真” 史表示怀疑，于是就进行辨伪工作，以期还历史之“真”。如果说在此表现出历史有所变动的话，那么这种变动也只是围绕“真”作静态的变更，也就是说如欲汉朝历史的某些史实在当时史书中记载有错误，那么后人在纠正其错误时，仍然是还汉朝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历史无论出现多少次的辨伪存真，其历史事实仍处在同一平面上作静态的变更。民间传说尽管要反映历史的轨迹，但它更主要的是在时代的狂涛巨浪紧紧围绕“情”在变动。它一方面在记述老百姓生活史、风俗史时，包蕴着民众深深的情感；另一方面在文本的字里行间流淌着老百姓
23、对生活的看法，寄寓着民众的理想与希望这股浓浓的情。所以他们在描述历史，刻划人物时就大肆渲染，极度夸张。中国老百姓熟知的北宋清官包拯，在史书中，他与吴奎等四人合传，可见他地位并不高。史载“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他在临死时留有一则家训：“后世子孙仕官，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仰工刻石，竖于堂屋东壁，以诏后世。 ”民间传说创作传承者正是紧紧抓住包公的铁面无私、清正廉明的性格而极度奈张和渲染，使其清官形象凸现得鲜明突出。 包河藕传说宋仁宗封赏其功德，要把庐州赐给包拯，包拯不要，仁宗就把包家门前那段护城河封了。包拯还是不想要，无奈圣命难违。怎
24、样解决呢？包拯吩咐后人不准卖河里藕取利，因此这藉便长成无丝，留给后人是无私。传说包拯还留有“廉泉”，此泉的水能试忠奸，不廉者饮此头痛。那么民间传说在创作流传中的“情感”流动是否毫无规律呢？从中国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看来，民间传说的“情” 是尊重历史的，它在奇寓老百姓浓烈的“情”时，仍然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轨迹和倾向。也正是由于在遵循历史发展轨迹时，老百姓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对传说中的人物事件集中展示，于是导致了民间传说中的人物大多为“箭垛式”形象，诸如秦始皇的暴政，孔明的智慧，屈原的忠君爱国，鲁班的高超建筑技术，毛泽东的用兵如神等等。这些历史人物类型化的性格特点，无疑是民间传说中“情感”作用的结果。因此
25、中国史官文化的“真”和民间传说的“ 情”决定了两类文化的本质差异。四中国是民间传说大国，大到天地日月，小到一草一木；上到神灵皇帝，下到黎民百姓都流传着特色各异的传说故事。为何中国民间传说如此丰富呢？除了民间传说的自身发展的特点及中国老百姓的审美心态外，中国发达的史官文化也是重要因素之一。首先中国史官文化与民间传说同一母祖，为中国民间传说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在原始初民时期，中国史官文化与民间传说混融一体，表里互渗。因而最早的历史学家实为民间传说的创作者、传承人。这些丰富多彩的神话、历史故事，一直被后人所揣摩猜测，他们以此为基点，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来展示原始人的生产、生活习俗以及他们认识世界、
26、改造世界、表现自我的种种能力。所以远古的神话、历史、传说三位一体，为中国民间传说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次中国史官文化大量采纳民间传说，刺激了民众创作民间传说的积极性。中国史官文化在走过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后，与民间传说分道扬镳。到中国的奴隶制封建社会，其史书主要由官方指定人员来修写，这些官方指定人员在修写历史时，仍未摆脱原始史学的羁绊，大量地将民间传说吸纳进自己的历史文书之中，并且得到官方的认可，这在间接上起到了政府在修写历史时重视民间传说的效果。加上在中国史官文化发展中，还留存着个人撰写史书的传统。这些人要么是达官贵人，要么是贾商巨富，要么是知书达理的学者，他们也对民众所创作的传说投以极大的
27、兴趣，将其吸收进史书之中。这些修写史书者在吸纳民间传说时或者是与史料相佐证，或者是增强史书的文学性、趣味性。在他们看来，并未将民间传说摆到很重要的位置。但这一点，对广大下层民众来说，是一个不小的精神鼓舞，给他们以强大的感召力量，也激励了他们保留民众历史的强烈愿望，激发起他们创作民间传说的积极性。再次中国史官文化的多姿多彩，为民间传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文明古老的华夏，其典籍文书堪称世界之冠。这些博大精深、风格各异的典籍构筑成中国史官文化的厚实根基，它载录着从鸿蒙的荒古时代到现代文明时期的历史足迹，描绘着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上活跃的一个又一个历史肖像，发生的一桩又一桩的历史悲喜剧。这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地方古迹为民间传说的创作者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所感，因而他们在与历史发展的同步中，就生发出种种的传说故事，后人以此为线索又将其不断创新、丰富和发展。因此中国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为民间传说创作提供了无尽的素材。综上所述，中国民间传说与史官文化绵绵密密、盘根错节，廓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分辨其真伪，不仅是民间传说研究者的难题，也是史学家责无旁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