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页眉.页脚“中德二元”与“现代侨易”中德关系研究的文化史视角及学术史思考报告稿（2009 年 6 月 17 日中国驻德使馆教育处）叶隽内容提要：本文从学术史角度梳理 1978-2008 年三十年间汉语学界中德关系史研究的成绩，主要以专著为中心，同时也兼及若干重要论文；以中国学界的学术贡献为中心（台港地区也适当考察） ，适当参照西方学界对此领域的重要研究（包括德、法、美等国） 。提出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互动核心”的“中德二元”概念，也就是说，对于理解全球化时代的现代世界进程而言，中、德两国文化具有核心意义。诚如我所指出的，中德文化关系史是一种具有两种基点文明代表性意义的文化交流，即使东西文化的
2、两种核心文化的交流，即作为欧洲北方文化的条顿文明与亚洲北方文化的华夏文明之间的交流。这样一种质性文化的交流，具有重要的范式意义。关键词：中德关系、学术史、文化史、侨易学、现代性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一、全球化、二元结构与民族主体性学界一般颇有对双边关系史研究提出质疑的声音，即在一个全球化的多元世界仅处理双边关系史是非科学性的。诚然如此，但如果因此而不注重双边关系史研究则大谬不然。因为，多边多元毕竟由双边所构成，而且双边背后的“二元关系”本质乃是人类文明的基本思维构成模式，不可忽视；而且没有双边，何来多边？而无论是学术传承，还是文化发展，皆当求思想之创造。而一种思想
3、得以创造性发展乃至发生的前提条件则不外乎两条：主体意识（本来传统）+外来资源。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就是： “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 ”1这不仅是中国精英对待外来文化与传统资源的态度，推而广之，对各国择取与创造本民族之精神文化，皆有普遍参照意义。就世界思想层面的理解（一元）则同样注意到作为核心部分的二元互动史，但这应当是具有主体文明意义的二元互动。在西方主要是德+法；在东方主要是中+印。当然还可以加上其他主要国别，或者以另外
4、层次进行划分，如欧+美；亚+非等。但其基本思维价值取向应是“二元” 。但这种二元不应是西方传统思维的二元对立，而应是中国太极的“阴阳相生” 。二、中德关系的三大层面与结构互动：学术史的视角三十年来的中德关系研究（1978-2008）确实取得了重大进步，这是应当特别予以1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 ，载刘桂生、张步洲编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第 17 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年。.页眉.页脚肯定的。中德政治关系史。就政治关系史的研究来看，王守中的德国侵略山东史可谓是首开风气，此著勾勒了基本的德国对山东的侵略史，思路不外乎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而 1990 年代以来，系统性的中德关系史著作
5、开始出现，吴景平从胶澳被占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 1861-1992可谓是这个方面的代表，作者虽不通德语，但系统梳理了基本的历时性史实；而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代表了分期史研究的成绩 2。进入新世纪，则有两部著作值得关注，陈仁霞的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 3与何兰的政治游戏中的一张王牌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研究 4。应该说，作为代表性著作，这几部书在资料方面下的功夫不少，马、陆两位利用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的便利条件，充分开掘中文的档案史料，做了很好的基础性工作；而陈仁霞则凸显出国际范围的多变视域，将日本纳入考察，展现出一种三角关系的面相，中、德、日、英文材料都能比较充分地利用，显示出一种新的可能。但
6、在这一领域里西方学者有一标志性的著作，这就是柯伟林的德国与中华民国 5。我们应当承认，这是一部功力深厚、值得重视的力作。相比之下，我们似还未能超出。而在系统性的资料工作的整理和搜集方面，两位学者有重要的贡献，即德籍华人郭恒钰教授与德国学者罗梅君教授，尤其是后者。就主题来说，德国顾问团无疑是非常吸引眼球的，但这个方面显然也还有很大的空间。中德经济关系史。就经济关系史的研究而言，相对来说，反而很少重视，这倒真地是与我们这个经济时代不太相称。在这一领域，非常重要的贡献是台湾学者做出的，余文堂早在留德时就完成了博士论文德中关系 1860-1880 6，其中较多涉及经济层面;此后他也出版了中德早期贸易关
7、系等著作 7。乔伟、李喜所、刘晓琴著德国克虏伯与中国的近代化 ，从德国大型军事企业克虏伯的在华活动入手，梳理史实，探讨其与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关系。这既是一个军事（政治）课题，当然也关乎经济、文化，因为克虏伯公司本身虽然明显应归入经济史的范畴，但其承担的政治史功用很明显。而其中的“文化活动”也同样引人注目，作者也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如强调“通过翻译克虏伯军事科技图书，互派科技人员，中国掌握了克虏伯的一些先进技术，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 8。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研究专题并非是很明显的可以分类，即使是在大类区分如政治、经济、文化中也可看出彼此渗透的密切关联，更不用说在具体的领域，如文化关系中各子课题的
8、相互交错了。大量的商人其实值得探究，譬如我们这里提到的公司、商人、贸易等，都是可以具体开掘的个案研究的极好对象。实际上，在经济关系的建构过程中，始终与政治关系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如德璀琳、汉纳根等人，更是多重因2 陈仁霞：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年。3 何兰：政治游戏中的一张王牌德国对伪满洲国政策研究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1 年。4 马振犊、戚如高：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战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5 William C. Kirby,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Sta
9、nford, 1984). 此书中译本最早为美柯伟林：蒋介石政府与纳粹德国 ，陈谦平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 年。美柯伟林：德国与中华民国 ，陈谦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6 Y Wentang: Die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1860-1880(德中关系 1860-1880). Bochum: Brockmeyer, 1981. 7余文堂，1990.1.，中德早期的貿易關係(1650-1860)(The Early International Trade Between China Germany,1650-1860)
10、，教授升等論文，台灣台中，青峰出版社。余文堂，1995.3.，中德早期貿易關係，修訂版，台灣台北縣板橋市，稻禾出版社。余文堂，2007.2.，中德早期關係史論文集，台灣台北縣板橋市，稻鄉出版社。8 乔伟、李喜所、刘晓琴：德国克虏伯与中国的近代化第 3 页，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 年。.页眉.页脚子复合的最佳个案。中德文化关系史。就汉语学界而言，系统讨论中德两国的文化关系的著作，我们似尚付阙如。但在具体的专题研究领域，我们则出现了一批颇为可喜的成果。本人的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可以看作是一种从个案入手，但试图驾驭宏观的综合性中德文化关系的研究尝试。或许是这样一种策
11、略更能表现作者的学术史自觉，一方面是在具体的研究专题上尽量铺展细微的根据地，做到有所推进；同时努力寻求一种宏观意识的个案展现，所谓“以小见大” 。但做起来并不容易。一个方面我们应当继续深入进行文化关系史的具体领域的研究，诸如文学、教育、思想、学术等，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关注以文化视角为中心的整体性中德关系的建构和意识。1、中德文学关系史。卫茂平的研究工作值得重视，就学术史来看，陈铨首开风气，值得充分肯定。新世纪以来，学界对中德文学关系颇为关注。卫茂平系统梳理德语文学在现代中国语境里的汉译史，提供了基本的史实 9；吴晓樵则钩沉中德文学关系的很多掌故故实，其中德文学因缘虽非严谨的学术专著，但也勾勒了
12、不少线索 10；范劲则试图上升到理论层面来进行研究，提出了德语文学符码与现代中国作家的自我问题，并且将研究范围延伸到当代文学 11。张辉的审美现代性批判讨论的虽以美学问题为主，但也可纳入广义的现代中德文学关系研究范畴，他显然更强调德国文化的哲思背景：“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比较而言，德国文化进入中国，更多的是以其独特的思想性见长并因此而受到中国学人的关注的。这与德国文化深厚的思辨传统不无一定的关系。 ”12我本人则从广义的文化史角度关注中德互动问题，在文学史、学术史、教育史、思想史等诸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涉猎 13，但尚未集中到某一领域来。这正是这一研究的初衷所在。应该说，这些方面的工作都是很有价
13、值的。在这一领域，德国与其它外国学者早已拔得头筹。如 Aurich, Ursula中国在十八世纪德国文学中的反映 China im Spiegel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18. Jahrhunderts. Berlin, 1935，Tscharner, Horst von至古典主义德国文学中的中国 China in der deutschen Dichtung bis zur Klassik. Mnchen, 1939、Schuster, Ingrid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和日本1890-1925 China und Japan in der deutschen L
14、itaratur 1890-1925. Bern, 1977、Rose, Ernst面向东方关于歌德晚期著作和十九世纪德国文学中的中国图象 Blick nach Osten - Studien zum Sptwerk Goethes und zum Chinabild in der deutschen Literatur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 Bern, 1981。最近的著作是 Leutner, Mechthild & Yue-Dembski, Dagmar 编 异乡与现实从 17 世纪到当代游记中的中国 Exotik und Wirklichkeit -
15、China in Reisebeschreibungen vom 17. Jahrhundert bis zur Gegenwart。包括高利克、顾彬等人也做了不少个案。2、中德教育关系史。黄逸（Huang Yi）著1871-1918 年德国对中国教育发展的9 卫茂平：德语文学汉译史考辨：晚清和民国时期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年。10 吴晓樵：中德文学因缘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年。11 范劲：德语文学符码与现代中国作家的自我问题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12 张辉：审美现代性批判20 世纪上半叶德国美学东渐中的现代性问题第 55 页，北京：北
16、京大学出版社，1999 年。13 拙著：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留德学人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年。拙著：另一种西学中国现代留德学人及其对德国文化的接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拙著：主体的迁变从德国传教士到留德学人群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年。.页眉.页脚影响德意志帝国时期德中关系的文化因素研究 Der deutsche Einflu auf die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en Bildungswesens von 1871 bis 1918 - Studien zu den kulturellen Aspekten der d
17、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in der ra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就是专门探讨德国对中国教育影响的专著。在作者看来：“德意志帝国时期的中德文化关系，毫无疑义地是通过一边倒的德国文化影响而表现出来的，这一点，通过中国教育事业本身发展得到了清楚的证明。 ”14而正是出于上述简单明了的判断，作者从中国教育制度及对德国的认识入手，考察了德语在中国的传播、天主教传教士在华的教育活动、德国的对外文化政策、中国留德学生的情况，对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德国教育对中国影响的方方面面，描绘出了清晰的图景。值得注意的还有日本与德国的联系，当年傅斯年
18、曾一针见血地说：“中国早年学制是抄日本的，即间接抄德国的。 ”15这样的抄袭，也可以说是渊源有自。但是，教育制度上的取舍，还可说是官方意志的决定；具体到某个教育家的办学思路，则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家本人的性情、理念与抉择。与黄逸全面探讨德国教育对中国的影响相比，陈洪捷注重理论梳理与个案研究的结合，其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一书，上篇由大量德文文献梳理并总结德国古典大学观，下篇则通过蔡元培在北大改革这一中国实践，来探讨其与德国古典大学观的关系，颇能独辟蹊径，是中德教育关系研究的力作。还有，如赫尔巴特教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等，也有学者关注。像李乐曾的德国对华政策中的同济大学（1907
19、-1941） ，虽然是以教育机构为研究对象，但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涉及到政治关系的内容，即在德国外交政策的变迁中来把握。所以，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文化关系中有那只“看不见的手” （政治的手）在支配。同样，反之，在经济关系、政治关系中，文化的手也是不容忽视的。所以，要想完整地理解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深刻地意识到各种子场域之间的互动关联性。现有的学科划分和区分只是限于人力精力不得已为之的做法；并非是说事实原来就是可以如此割裂看来，分得一清二楚的。在这一领域，德国学者也有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这就是韩尼胥的年汉堡出版的韩尼胥Harnisch, Thomas博士的教授资格论文中国留德学生1860 至 1
20、945 年间留学的历史和影响 Chinesische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 - Geschichte und Wirkung ihrer Studienaufenthalte in den Jahren von 1860 bis 1945，则是这一领域的重要著作。这部大作的德文本厚达 500 多页，以其详实的资料、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包括很多访谈、档案材料的查找，为该领域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资料基础，是一部相当重要、无可回避的著作。但可惜的是，此书基本上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观点，在方法论上亦缺乏新颖醒目之处。孟虹Meng Hong在柏林工业大学教育系完成了博士论文，题为1
21、861 到 2001 年中国的留德教育 Das Auslandsstudium von Chinesen in Deutschland (1861-2001) - Ein Beispiel internationaler Studentenmobilitt im Rahmen der chinesischen Modernisierung ，此文由教育学视角切入，打通历史研究与当代状况的界限。就留德学人研究来说，我们如果不在大量的个案研究基础上进行深度开掘，其实很难百尺竿头、更上一层。就我自己的研究经验而言，我以为留德学人是一个远未挖掘完的学术金矿，它有着太多的可能性，通过这一领域的探索我们可
22、以将问题铺向问题14 Huang Yi: Der deutsche Einflu auf die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en Bildungswesens von 1871 bis 1918 Studien zu den kulturellen Aspekten der deutsch-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in der ra des Deutschen Kaiserreichs(1871 至1918 年间德国对中国教育发展之影响德意志帝国时期中德关系的文化视角研究). Frankfurt am Main, Berlin, Bern,
23、New York, Paris & Wien: Peter Lang Europischer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1995, S.7.15 马亮宽：傅斯年教育思想研究第 160 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年。.页眉.页脚的各个层面，包括内部与外部的展开。3、中德学术关系史。德国作为 19 世纪以来至 20 世纪前期的世界学术中心场域，其影响非常大，现代中国的精英已意识到这个问题。Schneider, Axel 的真实与历史寻求中国现代身份的两位中国历史学家 Wahrheit und Geschichte - Zwei chinesische Hist
24、oriker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modernen Identitt fr China以陈寅恪、傅斯年这两位具有留德背景的历史学家为个案，探讨他们创建中国新史学的文化意义，颇见功力 16。但可惜对他们与德国历史学的学术渊源揭示不多，比如其与兰克史学的可能关系等，便未做深入探究，让人感到遗憾。这方面，张国刚撰有陈寅恪留德时期柏林的汉学与印度学关于陈寅恪先生治学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识一文，利用柏林大学的档案材料、陈寅恪的听课笔记，参照当时柏林学界情况，勾勒出陈寅恪与德国学术的渊源 17，很有开拓性。张国刚还撰有德国的汉学研究 ，对德国汉学发展史给出了一个初步轮廓 18。S
25、chneider, Axel 的真实与历史寻求中国现代身份的两位中国历史学家 Wahrheit und Geschichte - Zwei chinesische Historiker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modernen Identitt fr China以陈寅恪、傅斯年这两位具有留德背景的历史学家为个案，探讨他们创建中国新史学的文化意义，颇见功力 19。但可惜对他们与德国历史学的学术渊源揭示不多，比如其与兰克史学的可能关系等，便未做深入探究，让人感到遗憾。这方面，张国刚撰有陈寅恪留德时期柏林的汉学与印度学关于陈寅恪先生治学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识一文，利用柏林大学的
26、档案材料、陈寅恪的听课笔记，参照当时柏林学界情况，勾勒出陈寅恪与德国学术的渊源 20，很有开拓性。张国刚还撰有德国的汉学研究 ，对德国汉学发展史给出了一个初步轮廓 21。如果说现代学术视野中的留德学人初步通过具有留德背景的学术人物的个案探究展现出德国学术及思想背景对中国现代学术建立过程的深刻影响，无论是蔡元培、陈寅恪借助德国学术思想资源为中国现代学术确立制度、精神的基础，还是冯至、季羡林进一步在日耳曼学、梵学（东方学）等具体学科领域进行开创性工作，都体现了这点；那么， 主体的迁变则通过两个不同国别的重要学术思想承载者群体的研究，试图探讨从德国传教士到中国现代留德学人群的主体变化，反映德国学术思
27、想对中国现代学术建立发展的影响；而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则进一步系统梳理了中国的日耳曼学研究史。就我有限的目力所及，西方学界似尚未充分意识到此一命题的重要性。德国汉学界初步开始意识到德国汉学家与中国现代学者的互动史意义，并开始进行相关的研究。在这一领域中，我们还应当特别重视中德科学关系史的内容。一方面，我们应承认中德学术关系史在狭义上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但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并非不重要，故此可以包括在此条目之内。4、中德思想关系史。纯粹进行这类孤立的研究比较难，但这一领域可以开掘者多16 Schneider, Axel: Wahrheit und Geschichte - Zwei chinesi
28、sche Historiker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modernen Identitt fr China（真实与历史寻求中国现代身份的两位中国历史学家）.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7.17 张国刚陈寅恪留德时期柏林的汉学与印度学关于陈寅恪先生治学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识 ，载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第 210-220 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18 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 ，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19 Schneider, Axel: Wahrheit und Geschichte - Zwei chine
29、sische Historiker auf der Suche nach einer modernen Identitt fr China（真实与历史寻求中国现代身份的两位中国历史学家）.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7.20 张国刚陈寅恪留德时期柏林的汉学与印度学关于陈寅恪先生治学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识 ，载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第 210-220 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年。21 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 ，北京：中华书局，1994 年。.页眉.页脚多，不仅是单纯的思想史层面，也还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精英层面。譬如中国政治人物的德国思想背景就是
30、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重要题目，不仅是曾有留德背景的如段祺瑞、朱德、周恩来等，而且也还包括对德国极具好感的蒋介石、毛泽东等，至于从李鸿章到袁世凯到孙中山，都与德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本领域中具有奠基性的文献，当推德国著名汉学家鲍吾刚Wolfgang Bauer领衔所编德国对中国现代精神史的影响中文出版物目录 German Impact on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 A Bibliography of Chinese Publications，本书给出了相当完整的德国著作的中译目录，为研究德国思想的中国影响建立了极为坚实的基础。此外，值得关注的是
31、两部文集，即加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 、美秦家懿编德国哲学家论中国 。单世联反抗现代性从德国到中国中有一辑“反抗现代性与中国思想” ，专门探讨德国思想与 20 世纪中国的可能渊源，从一个个具有中国现代思想史意义的人物中剥离出其思想成分中的德国资源与背景，其指向则在“反抗现代性” ，而之所以探讨“德国思想与 20 世纪中国，不仅意在推进中国批判理论的确立，也期在对中国现代化运动引进一种张力” 22。对德国思想研究，尤其是中德思想关系的研究，最终落实到对中国文化问题乃至出路的追寻，这似乎是中国研究者的一个特色。即便是旅德的华人也不例外，Hu Chang-tze 的专著德国思想与中国政治文化对 1
32、920-1940 年中国教育精英的另类思想研究 Deutsche Ideologie und politische Kultur Chinas - Eine Studie zum Sonderwegsgedanken der chinesischen Bildungselite 1920-1940关注的是中国政治文化接受德国思想的影响，作者从 1920 年中国的文化危机和历史写作入手，探讨中国教育精英的自我判断与理想主义思想、中国 1932-1935 年对贝克“政治参与和社会稳定”思想的接受情况、以及对费希特、斯普朗格与黑格尔“国家身份认同”思想的接受等，最后归结为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所表达的思想
33、。在作者看来，某种德国思想的引入与被接受，主要还是与中国当时的时代背景与需求密切相关，如前普鲁士教育部长贝克（C.H. Becker）关于文化国家的思想之所以在1931/1932 年的中国受到热烈欢迎，主要就是因为它符合当时中国教育精英反议会、反共产主义、政治特殊道路等思路的需要 23。5、狭义中德文化关系史。还有一些中德文化关系的内容无法归并到以上所列出的相对明确的文学、教育、学术、思想等名目中去的内容，我们就以一般意义的狭义文化关系视之。譬如传媒关系、体育关系、艺术关系等等。值得关注的文章，如丁建弘视线所窥，永是东方中德文化关系 ，该文引用了较为丰富的中、德文资料，简明而系统地勾勒出从 1
34、3 世纪至 1933 年纳粹上台前的中德文化关系 24；其他如熊伟早期中德文化交往 、邵灵侠文化碰撞：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德文化交流等 25。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则出版过八卷本的德中关系史：资料汇编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其中有不少关于文化方面的文献。法国学者 Franoise Kreissler 的德国在中国的文化活动 Laction culturelle allemande en Chine对德国在中国的文化活动，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南开大学历史系张国刚教授与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教授正在合作研究22 单世联：反抗现
35、代性从德国到中国第 471 页。23 Hu Chang-tze: Deutsche Ideologie und politische Kultur Chinas - Eine Studie zum Sonderwegsgedanken der chinesischen Bildungselite 1920-1940(德国思想与中国政治文化对 1920-1940 年中国知识精英的另类思想研究). Bochum: Studienverlag Brockmeyer, 1983, S.159.24 丁建弘视线所窥，永是东方中德文化关系 ，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
36、。25 熊伟早期中德文化交往 ，载德国史论文集 ；邵灵侠文化碰撞：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德文化交流 ，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1 年第 5 期。.页眉.页脚近代德国在天津的文化活动。这一类的研究，从具体的文化交流史实入手，通过历史的梳理，来挖掘深层的文化交流动因与问题，代表了目前中德文化关系研究中外国研究者比较明显的思路。有的研究，譬如留学生看上去可以简单归类为教育，其实深入考察则复不然；而有些专题如传教士，更是兼容文化、思想、学术等各个方面，更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端，明显是跨学科题目。尤其是在各个具体的层面，包括诸如传媒关系史等。另一方面，我们主张应当以一种文化史的视角切入政治关系史、
37、经济关系史的研究。在一种更宏观的观照中来理解。这个方面其实已经有一些尝试，譬如值得关注的文章，如丁建弘视线所窥，永是东方中德文化关系 ，该文引用了较为丰富的中、德文资料，简明而系统地勾勒出从 13 世纪至 1933 年纳粹上台前的中德文化关系 26；其他如熊伟早期中德文化交往 、邵灵侠文化碰撞：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德文化交流等 27。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则出版过八卷本的德中关系史：资料汇编Deutsch-chinesische Beziehungen，其中有不少关于文化方面的文献。法国学者 Franoise Kreissler 的德国在中国的文化活动 Laction culturelle allem
38、ande en Chine对德国在中国的文化活动，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南开大学历史系张国刚教授与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系罗梅君（Mechthild, Leutner）教授正在合作研究近代德国在天津的文化活动。这一类的研究，从具体的文化交流史实入手，通过历史的梳理，来挖掘深层的文化交流动因与问题，代表了目前中德文化关系研究中外国研究者比较明显的思路。总结：1、政治关系史：理解中德政治关系（军事关系）的本质，就是一种文化关系发展的现实反映。就群体来看：政治家（军事家） 、外交官、记者等都是重要的。从个案到群体研究都是必要的。2、经济关系史：中德经济关系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但理解两个民族的相互关系，是建立在一
39、种现实的经济利益基础上的。商人。克虏伯、西门子、各类洋行等。不规则性交往，譬如德国商人来华是主流，反之则甚少。3、文化关系史：中德文化关系史是最为丰富，而且其中有着分门别类的各种重要区分度。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在孤立的范畴中去理解每一种关系，虽然工作有分工、领域有专属，但彼此之间密切相关，只有共生共存，才能展现意义。所以，这方面具有综合性视域的整体互动研究，则深值期待。三、德国知识精英对中国文化资源的汲取与接受：从古典一代到现代德国思想之兴起1、从莱布尼茨到古典一代精英歌德、席勒的“古典图镜观”与中国资源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有过一个
40、非常有远见但却始终未能实现的设想，就是让中国西来传教，他这样说：“鉴于我们道德急剧衰败的现实。我认为，由中国派教士来教我们自然神学（natrliche Theologie）的运用与实践，就像我们派教士去教他们由神启示的神学（die geoffenbarte Theologie）那样，是很有必要的。 ”28这种想法当然很有益于文化交流，但操作起来不太可能，这与东西文化各自的立场有关。东方文化本质上就不是那种进攻性的文明，让它派传教士西行传教，别说实行，连想恐怕都没想过 29。 莱布尼茨在三个层面比较了中西26 丁建弘视线所窥，永是东方中德文化关系 ，载周一良主编中外文化交流史 ，郑州：河南人民出
41、版社，1987 年。27 熊伟早期中德文化交往 ，载德国史论文集 ；邵灵侠文化碰撞：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德文化交流 ，载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1 年第 5 期。28 莱布尼茨中国近事序言：以中国最近情况阐释我们时代的历史 ，载加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第 9 页，陈爱政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 年。29 事实亦正如此，直到今日，在世界范围内也未兴起过与传教士东向传播耶稣福音的活动相媲美的文化壮举。.页眉.页脚文化的高下：在手工艺技能方面“不相上下” 、在思辨科学方面“略胜一筹” 、在实践哲学（即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与治国学说）方面则“相形见绌” 30。这话基本反映出了中西差
42、别（但他似乎未能意识到，思辨科学与实践哲学的差别，却可能导致工艺技能方面的巨大差距） 。陈寅恪曾说过“此后若中国之实业发达，生计优裕，财源浚辟，则中国人经商营业之长技，可得其用。而中国人，当可为世界之富商。然若冀中国人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则决难必也。 ”这段话讲得很有些让人“痛” ，但你又不得不佩服他的深刻与洞察。近百年以下，似乎此言的前半部有可能得到历史的印证；但若论及学问艺术之道，将会如何呢？陈氏接着说道：“夫国家如个人然。苟其性专重实事，则处世一切必周备，而研究人群中关系之学必发达。故中国孔孟之教，悉人事之学。而佛教则未能大行于中国。尤有说者，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
43、结、谋长久之公益。即人事一方，亦有不足。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 ”31陈氏的这段话，与莱氏的以上论述正可相互参照，在学术思想层面西方胜于中国；在伦理学说方面西方弱于中国。也就是说，中国人的长处不在抽象思辨，指望在学术方面有大的突破，不太现实。到了德国的古典时代（一个相对狭义的概念） ，即主要以歌德、席勒为代表的魏玛古典时代的开创，他们不仅创造了德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辉煌的诗篇，也达到了一个时代所可能达到的思想的高度，这样一种“由诗入思”的过程，不仅充分地显示了
44、德国思想所可能达到的高度，而且给后世昭示了一种“以诗致思”的可能范式。这，正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古典图镜”这一概念，包括了至少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在知识域扩张过程中慎重处理各种外来思想资源的“彼此张力” ，尽可能“融会东西、萃于一炉” 。二是在诗创造过程中将独创性的文学创作与诗学思考定为“古典时代”的最重要特征，两者都以其互补性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思考做了最好的证明。三是在思维模式上努力追求一种致思的可能，尤其是发明了以中道思维去衡量事物，这主要受到中国思想的刺激和影响，主要是歌德，同时席勒也借鉴并使用了这一方法。“古典图镜观”的形成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790 年代歌德、席勒合作时代的“中国认
45、知” ，即萌芽阶段；1810 年代 （1813-1819 年）是系统统探研中国的学习时代；1820 年代，歌德最后完成自己思想时代的再度复归中国，借助中国资源达致“古典图镜观”的全面提升和最终形成，以 1827 年“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 麦斯特 、 浮士德的最终完成为标志。在致思过程中，有两个核心观念值得特别关注，一是“尚三思路” ，二是“中道思维” ；而就歌德自身来说，有若干概念值得特别重视，即 “蜕变” （Metamorphose） 、 “断念” （Entsagung） 、 “随命” （Resignation） 。我认为，这三个概念构成了歌德思想的元思维模式，而且均与中国文化相互关联。
46、“蜕变”是一种既关注事物的变化性规律，又强调渐进的概念，这其实与易经思维暗合；“断念”就是指一种相对的勇于放弃，在关键时刻能够在某一特殊的点上进行转折性的变化，而这是以放弃为代价的，这有些类似儒家的进取姿态，所谓“进则处庙堂之高，退则处江湖之远” ，没有一种“断念”的勇气是很难做到的；“随命”则表示了歌德的一种天命观和宇宙观，即意识到有一种冥冥中的自然规则存在，尽人力的基础上也要顺天命，道家的清静无为与顺其自然，显然更符合“随命”的思维。这或许可以解释他的泛神30 莱布尼茨中国近事序言：以中国最近情况阐释我们时代的历史 ，载加夏瑞春编德国思想家论中国第 5 页，陈爱政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47、，1989 年。31 雨僧日记：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四日记陈寅恪论中、西、印文化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 9-10 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 年。.页眉.页脚论思想，虽然是不信绝对的神的，但对天的敬仰却是由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倒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也有相近之处。2、卫礼贤、辜鸿铭的功用与汉学学科的文化史意义随之进入的 19 世纪是一个中西关系倒置的时代，西方对中国的看法随着坚船利炮的挺进而突然变化。但进入 20 世纪以后，由于欧战等国际性背景变化而产生变化。这当中也因为伟大人物的出现而起到重要作用。这里特别提及两人，就是卫礼贤、辜鸿铭。卫礼贤（Richard Wilhelm
48、，1873-1930）作为德国同善会来华传教士，为中德文化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尤其将许多典籍译成德文，著有许多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同善会（Allgemeiner evangelisch-protestantischer Missionsverein, 简称 AepMV）1884 年成立于魏玛，1929 年改称“东亚传教会” （Deutsche Ostasien-Mission, 简称DOAM） ，这是一个由德国自由派神学家和大学教授发起成立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差会。它自觉地与传教运动中的“虔信派”主流保持距离，主张宗教宽容，并从理性主义文化（进步乐观主义）出发，信奉一种非教条的伦理化基督教西方文明（文化传教） 。卫礼贤的主要贡献是：1、大量德译汉语思想文化经典，并在德国语境产生普遍性影响，尤其是进入寻常百姓家，其社会普及功用极大；2、对德国主流思想精英群体产生深度影响，其与黑塞、荣格、凯泽林、奥托等思想互动关系深值探究，显示了中国文化之于西方思想形成的重要在场功用；3、卫礼贤自己也是德国思想史上重要的思想家，这是有待追认和深入研究的。辜鸿铭（1857-1928） ，福建厦门人，名汤生，字鸿铭。年长于卫礼贤十六岁，近乎一代人。但他归国之时，在 1885 年（清光绪十一年） ，年 28 岁，当其时也，正是中法战争之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