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回应十点质疑程恩富 王新建 1选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智库丛书 第 1 辑 激辩“新人口策论” 内容提要：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审视中国目前和今后数十年的人口形势，提出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 ，论证“一胎化”取向的人口与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科学发展战略。回应和分析十点质疑，即如人口人手说、生育权利说、人口密度说、人口老化说、高质二胎说、独子性格说、性别失衡说、头胎较憨说、兵源风险说、大国空巢说。关键词：新人口策论 人口发展战略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 一胎化 放开二胎引言：“新人口策论”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产一方面是物质（含生态环境）和精神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
2、类自身的生产。两种生产互为前提，相互依存，共同对社会发展起着制约作用。尽管现代社会的人 口 变 动 不 是 社 会 发 展 的 最 主 要 力 量 ， 但 人 口 变 动 仍 然 对 社 会 发 展 有 促 进 或延 缓 的 作 用 。 “两种生产”的理论是唯物史观和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揭示了两 种生 产 的 对 立 和 统 一 是 人 类 社 会 存 在 和 发 展 的 基 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口现象和人口问题是由自然状况和社会发展方式决定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一定空间内的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尤其是生产力发展、生活水平以及相关社会制度和政策，客观上制约着人口规模和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
3、换。马克思主义认为，与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较，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口数量和质量应当有 计划 地 发 展 和 调 节 ， 使 人 口 和 劳 动 力 的 发 展 同 整 个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状 况 和 生 活 水 平 提 高 相适 应 。因 此 ， 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是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密切相关的，那 种 以 为 主 张 计 划 生育 就 是 背 离 马 克 思 主 义 的 马 尔 萨 斯 观 点 ， 显 然 是 错 误 的 。在中国近代史上，由于现实可利用的生产资料同人口和劳动力的数量比例失调，是导致相对贫穷落后的原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的 30 年，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或实行不力，是导致改变贫穷落
4、后面貌的潜力未能充分发挥的原因之一（所谓错批马寅初一人，多生 2 亿多人） 。改革以来的 30 年，为了减缓人口规模的过快膨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计划生育工作，使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由 5.8 下降到 1.8，累计少生了近 4 亿人 2，资源和环境压力得到有效缓解，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可以说，人口再生产类型的成功转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繁荣、生活水平较快提高和现代化建设，以及全球人口控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伴随 30 年的较严格计划生育政策，一直存在要不要放宽的歧见，近年又出现了大争鸣。在今后的数十年内，是继续严格实行一胎政策，还是逐步放开二胎政策，渐成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以马克思主义
5、人口理论精神来审视我国目前的人口形势，理性缜密地考量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选择，我们倡导的“先控后减的新人口策论”要点如下：（1）不断增加的中国人口总量，正在逼近国内主要资源所能承载的极限。2008 年底中国人口为 13.28 亿，在今后较长时期内每年还将新增人口 700 万左右，人口总规模在较低生育率的基础上继续大量扩张，国内主要资源短缺严重，向现有可高效利用资源的人口极限规模推进。（2）不断增加的中国人口总量，正在逼近国内生态安全所能承载的极限。我国多数江河湖泊和近海受到严重污染，有的著名河流和湖泊萎缩干涸，草原退化，湿地减少，荒漠1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成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
6、、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外经济学；王新建，浙江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2改革开放与人口发展论坛 ，参见中国政府网：http:/ 亿人左右）以前，则应坚持不懈地推行“城乡一胎、特殊二胎、严禁三胎、奖励无胎”的“一胎化”新政。少数民族、不良头胎难医治等列入特殊情况。实行免费和奖励婚前体检，严惩怀孕性别查堕行为。（4）在尚未改变传统偏好男孩的习俗以前，实行一种有差别的变罚为奖的社会保障配套措施， “无胎高保、女胎中保、男胎基保（低保） 、超胎不保” ，即对于不生育的家庭实行高保，生一个女孩的家庭实行中保，生一个男孩的家庭实行低保或基保（社会普遍的基本或基础保障） ，违纪超
7、生的家庭不保，可尽快变处罚为奖励，促进生育和谐和计划生育工作和谐。（5）只有严格实行“先控后减”的人口调控政策（总人口先控制在 15 亿左右，后逐渐减至 5 亿左右） ，才能有效缓解我国社会主要经济矛盾和巨大就业的压力。不断膨胀的巨大人口规模所引起的社会需要扩张已难以单靠发展生产和粗放式发展方式来满足。必须倚靠人口规模的严格控制和缩减，才能使主要矛盾和就业压力不因人口总量过快增长而加剧。（6）只有严格实行“先控后减”的人口调控政策，才能实现人口素质的较快提升，更好地促进人口同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从而尽快赶上欧美日韩等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国力和人均生活水平，真正实现高标准的共
8、同富裕和科学发展目标，最终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中获得完全的优势。（7）树立全国一盘棋的统筹城乡人口方针，为了使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工较快成为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正式市民，所有城市均不宜推行市民两个独生子女结婚可生二胎的政策。要确保证因严格计划生育所节省的经费用到改善老年人口的生活方面去。（8）国家应对包括兵役逝世或伤残在内的非正常人生夭折或失去劳动能力的不同情况，给予高低不一的家庭补贴或保障，以激励人们从事高风险的工作，并高水准地解决其家庭生活的后顾之忧。（9）与“经济资源节约利用型社会” 、 “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型社会”相匹配的应是“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 ，这“三型社会”完整地体现了
9、科学的可持续发展观，从而为根本转变对内对外发展方式，缓减内外“资源战” 、 “环境战”和“贸易战”等奠定基础。要像 1980年中央决定实行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那样，广泛通过立法、政策、宣传、教育等配套措施，尽快大力推行先控后减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新政，积极倡导“人口控减提质型社会” （至于如何全面提高人口素质，需另文阐述） 。对于笔者提出的上述“新人口策论” ，可以产生 10 点质疑，本文一一进行回应，以便深化讨论，逐步形成科学共识。一、回应人口人手说人口人手说，是计生政策诸多质疑中较为典型的一种。持该观点的论者认为：中国人将人的数量问题称为“人口”问题，强制计划生育又极大地强化了这种把人看成是“人
10、口”而非“人手”的观念。将人看成“人口” ，何以与“牲口”区别？“要打倒中国的人口学，建立中国的人手学” 。因为“人手”安排好了， “人口”就不是负担而是动力。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将来，即使人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全日制学习和休闲，他（她）生产的价值仍然可能远远大于他消费的价值。 3这种质疑具有一定的迷惑性。（1）“人口”岂能无条件地变成“人手”？“人口”要成为社会财富的有效创造者，成为论者所说的“人手”，是有条件的，其条件还应该是当下的，是难以推给“将来”的。从“时间在先”的意义上说，人的数量问题无论如何首先3 杨支柱：打倒“人口”学，建立“人手”学 ，http:/ 1998 年的消费模式和物
11、价水平，我国抚养一个孩子从母亲怀孕始至 16 周岁止，全国平均所需支付的总抚养费最低为 5.8 万元，最高为 6.7 万元。现在，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在老年阶段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这也需要家庭和社会负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妇幼保健、社会教育、老年医疗等投资将不断升高，家庭和国家为抚养每个人非劳动阶段的所支付的总抚养费也将大幅上升。这样，由于“放开二胎”而多生的几亿人口，将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2）即使人到了劳动年龄阶段，能否就业则不一定；就业后从个别单位计算能否提供微观剩余劳动也不一定；就业后即使从个别单位计算有剩余劳动，但纳入社会资源和生态环境等外部因素，能否真正提供社会剩余劳动则
12、更不一定。这表明，有劳动能力的人要转化为现实从事劳动的人，以及能为单位和社会都提供该部门平均或超过平均的剩余劳动，是需要现实可利用的生产资料和科技水平的。（3）人口人手说，反映的是一种无需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的落后生育观念。“从农业角度看，这无非是将本来可以由一个人耕种的土地由两个人来耕种，或者将本可以由机器代替人力来耕种的土地继续交给更多的人来耕种而已。从工业角度看，无非是将三个人的活由五个人来干，或将可由机器干的活换成人来干而已。从商业角度看，无非是将一个人所卖出的东西由两个人来卖，用更多的小摊贩替代大型商场和超市而已。不仅如此，过度生育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将本可以作为森林、草原、湿地、湖
13、泊等创造幽雅生存环境的大自然的天然生态，不断地变成农业耕地，以将本可应有的美学生活和生态环境逐步破坏到生态危机的地步来养活一个低水平生存的庞大人口群而已。 ”4不难看出，漠视“人口”而仅抽象突出“人手” ，以此为放开生育政策的主张辩解，实质上是一种不思进取的农业社会的古老生育观念。不摈弃这种落后的生育观，何谈实现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和人均高质量生活水平？我们再不能醉心于“世界加工厂” 、 “廉价劳动力”等“美誉” 。与其说是“美誉” ，不如说是无奈。在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的转变中，只有控减人口数量，才能更快地提高人口质量。（4）我们不否定“科技高度发达后，一个人生产的价值远远大于他消费的价值”
14、的观点，但在“科技高度发达”之前怎么办？是否每个人都能在高科技单位从事生产？持人口人手说的论者还认为：“一个社会如果能建立一种各尽所能的制度，吃饭的问题还解决不了吗？” 5这当然只能是“如果”，因为“各尽所能的制度”实现，必须要有各尽所能的工作条件，要有企事业等就业需求。就业需求问题不解决，遑论“各尽所能”？况且，原始社会末期人就可能提供剩余产品，但人需要逐步实现自由和全面的发展，需要不断提高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质量，而绝不仅仅是一个吃饭或温饱问题。二、回应生育权利说有论者指出，公民个人有自由生育的权利，这种个人权利是神圣的，不受侵犯的，国家没有理由限制公民个人的生育自由。因为1966年联大关于人
15、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决议也指出，每个家庭有权自由决定家庭规模；1968年5月联合国世界人权会议通过的德黑兰宣言第16条规定，父母享有自由负责地决定子女及其出生间隔的基本人权。也有论者认为，“生育权首先是私权，然后是公权。” 6生育权利说是绝对生育权观念的反映，是一种片面的、抽象的、自私的权利观。首先，生育权利说仅仅片面地、孤立地抓住“自由决定”的字眼，割裂了权利和义务的关系。联合国文件中第一次论及生育权问题，是1966年联大通过的关于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决议。决议首次将夫妇的生育权利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权。随着世界人口快4 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生育控制与农村社会经济问题的综合治理 ，
16、战略与管理 ，2004 年第 3 期。5 杨支柱：打倒“人口”学，建立“人手”学 ，http:/ 穆光宗：我国人口政策应如何走？ ，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 年 7 月 2 日。.速增长和人口资源环境等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日益尖锐和凸显，联合国有关文件在生育权的表述上是逐渐完善的。我们应该全面了解联合国有关生育权利和生育义务的一些基本观点。1974年布加勒斯特世界人口会议行动计划对生育义务的定义是：夫妇和个人在行使这种(生育)权利时，有责任考虑他们现有子女和将来子女的需要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责任。这一标准性表述，被广泛地应用于各种国际性文件中，并被各国政府所接受。较之传统文化和宗教中的生育义务，行
17、动计划中的义务强调对子女负责要考虑子女的教育和生活水准等；强调对社会的责任要考虑自己的生育决定对其所生活的社区和社会的平衡发展的影响，个人的生殖行为应当与社会的需要和愿望相适应。一些有识之士指出，这种“考虑到后代的需要和权利的概念，正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7国际人发大会行动纲领在把生育权纳入人权范畴的同时也强调指出：生育不仅是自由的，也是有义务的和负责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17条也指出：“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8。其次，生育权利说漠视中国的具体国情，缺乏科学、客观的公正立场。马克思指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
18、展” 9。马克思主义一向反对把人权（包括生育权利等）问题绝对化和抽象化，主张人权的历史性和相对性，强调人权观和人权标准必须与各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相结合。毋庸置疑，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也是中国人权和生育权利理论研究的坚实基础。中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把计划生育确定为基本国策，主要基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尖锐矛盾，看到人口的无节制增长严重制约了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党的历届领导人论述人口问题，都是以人口多、底子薄这一最基本的国情为出发点的，是建立在对基本国情的科学判断和把握上的。对于一个13亿之众的大国，国家人口政策首先要考虑的，只能是全体人民的生存发展和福
19、祉的提升，而难以顾及脱离现实的所谓自由生育。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不得已而为之的严格生育政策，正是优先考虑到全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倘若按照自由生育说满足每个个体生育孩子的数量要求（如主张“有儿有女并不是一个落后的理想，而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愿望，或者说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愿望” 10） ，而不考虑在资源和生态环境约束下，其子女未来的衣食住行和教育福祉的提高，这样必将影响到后代们又好又快的发展权和教育权。于是，“私权”只是浅层次地得到满足，实际上“私权”和“公权”均未圆满实现。再之，生育权利说割裂了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关系。国际上最早对生育权进行系统研究的瑞典隆德大学丹麦籍著名人权专家卡
20、塔琳娜托马瑟夫斯基撰写的人口政策中的人权问题一书，从人权角度分析了各种人口政策以确定与人口政策有关的人权标准的实际意义，并根据这些标准规定了政府在人口政策领域所应承担的义务。该书认为，政府为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而进行的干预并不一定都是与人权标准相违背的。人权标准要求将个人权利与整个国家的福利相平衡。如果高生育率会对整个社会产生有害作用，或者父母的生育行为会对其子女产生不良影响，那么政府就有权干涉。美国东西方中心人口研究所研究员凯伦梅森的人口方案侵犯妇女人权吗指出：一些国家人口迅速增长，而资源十分短缺，孩子生多了就会影响到社会目前和未来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止生育失控而影响整体利益，政府限制
21、个人的生育自由是完全正当的。加拿大生殖健康权利研究专家吕贝卡库克在生殖健康与人权一书中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特别是妇女缺乏调节和控制生育能力，不仅会影响到他们家人的健康，还会影响到全球的稳定，影响人口与自然资源、人与环境之间的平衡，成为对妇女人权的侵犯。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一条还明确规定：所有民族均享有自决权和自由处置其天然财富和资源的权利，这是民族之生计，不容剥夺。这就突破了西方仅将人权理解为个人权利的片7 参见联合国：关于人口与发展战略和方案的经验：世界人口行动计划的第四次审查和评价(中文)，A/CONF，1994 年版。8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2、，2002 年版，第 5 页。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12 页。10 参见“放开二胎刻不容缓”专访人大校长纪宝成，南方周末，http:/.c-n/o/2009-04-09/145115441464s.shtml。.面观点，第一次在国际人权中确认了国家（集体或民族）人权，并使之成为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社会对生育权利的研究表明，尽管“家庭和夫妇在生育问题上应该有自主自决的权利” 11，尽管生育是一种现实的具体的个人可行使的权利，但对于人口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来说，通过制定人口政策限制个体自由生育权，是完全必要的和科学的。个体生育权的无节制自由行使，必
23、然危害国家整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而国家和民族的生存权、发展权的进步，也将为个体生育权和发展权提供更为和谐有利的环境和条件。私权和公权，两者应该如此有机统一起来。近代西方思想家卢梭指出，个人利益服从公共利益，只不过是社会成员服从自己的理由而已；国家和全体社会成员强迫个别社会成员服从公共利益，只是强迫他服从自己的利益，因为社会成员并不总是能看清自己的理由。这种统一性，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矛盾得以存在的基础之一，也是人类社会、国家和法得以存在的基础之一。 12这说明，在国家、民族整体利益受到严峻挑战时，牺牲部分个人与部分家庭的一些利益和愿望，也是应该的、必须的和不得已的。这里应该指出，主张自由生育权
24、利观来说，大多是出于对公民个人私权的偏爱或“体恤”。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其中反映了某种秘而不宣的心态：对于人类生态环境和资源问题，提高整个民族的现代化水平和人均生活水平，那是大家的事，将来的事，可望而暂时不可及的事；而对于放开二胎等计生限制来说，则是自己和自己家族的事，是眼前的事，是可望且即刻又可及的事。三、 回应人口密度说有 论 者 认 为 ， 从人口密度来说，英国、意大利、德国、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都比中国要高，但这些国家并没有控制人口规模和限制生育，因而中国限制生育自然是错误的；认为人口密度优势和规模优势是经济繁荣的必要条件。首先，不能单纯以人 口 密 度 概 念 来 衡 量 人 口 规
25、 模 的 合 理 性 问 题 。 人 口 密 度 仅 考 虑到 地 理 面 积 ， 未 顾 及 这 一 空 间 的 资 源 和 生 态 环 境 以 及 是 否 利 用 其 他 空 间 的 资 源 等 状 况 。例 如 ， 我 国 江 苏 人 口 的 平 均 密 度 约 为 600 700 人 /KM2， 而 西 藏 却 不 及 2 人 。 仅 从 数字 上 会 看 到 西 藏 人 口 稀 少 而 江 苏 人 口 过 密 ， 同 时 也 觉 得 西 藏 土 地 在 供 养 人 口 方 面 还 有巨 大 潜 力 。 其 实 并 非 如 此 。 西 藏 地 区 是 海 拔 平 均 4000 米 的
26、高 原 山 地 ， 实 际 耕 地 面 积只 限 于 狭 窄 的 南 部 河 谷 等 地 区 ， 高 原 干 寒 草 场 的 产 草 量 也 较 低 ， 单 位 面 积 的 载 畜 量有 限 。 而 位 于 长 江 入 海 处 的 江 苏 ， 其 长 江 三 角 洲 平 原 上 的 水 网 农 田 生 产 力 较 高 ， 有效 耕 地 面 积 自 然 远 超 西 藏 。 因 此 ， 要 综 合 考 量 各 国 家 、 各 地 区 人 口 密 度 同 该 国 该 地 区的 内 外 资 源 和 生 态 环 境 的 利 用 关 系 ， 才 能 衡 量 某 种 人 口 密 度 和 人 口 规 模 是
27、否 具 有 合 理 性和 高 效 性 。其 次 ， 不 能 把 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人口密度的提高可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并非任何条件下人口数量及其密度与经济发展都相互促进并成正比例或正向相关。在一定条件下，人口数量及其密度过大又会对经济发展产生阻碍作用。同样，当人口数量及其密度达到一定高度和经济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经济发展对人口数量增长和人口密度提高的促进作用也会趋于缓和，而不再那么明显和突出。在人口密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方面，有许多实证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简单观察人口密度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往往并不能看到明显的相关关系。对 1999 年世界上 130 多个国家的人均
28、 GDP 与人口密度进行等级相关分析，得出的相关系数不够显著，仅为 0.194。亦即在把许多自然资源条件等因素截然不同的国家放到一起时，我们很难得到一般性的判断，说 GDP 与人口密度之间存在或不存在某种相关关系。对中国的实证分析也表明，人口增长和人口密度对经济发展有复杂多变的关系。从一定的意义上看，过快的人口增长意味着新增人口急剧膨胀，经济发展的成果将有相当一部分为新增人口所消耗，不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消费需求逐渐扩大，相应人口投资将大量增加，因而总11 穆光宗：我国人口政策应如何走？ ，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 年 7 月 2 日。12 参见法卢梭：社会契约论 ，何兆武译，商
29、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 29 页。.投资中的生产性投资份额相应减少；意味着为经济发展带来就业压力；意味着对教育投资造成影响，不利于人力资源的素质提高和经济的长期发展。 13再者，不 能 把 “人 多 好 办 事 ”、 “韩信点兵，多多益善” ，看作人口促进经济发展的规律性表述。如有论者说，美国之所以成为超级大国正因为它是一个人口大国。那么请问，美国等发达国家哪一个是因为人口多才强盛的？印度比哪个发达国家人口都多得多，为何数十年都发达不起来？韩国等人口不多，为何能较快地强盛起来？从人口密度居世界前列的 10 个国家（摩纳哥、新加坡、梵蒂冈、马耳他、巴林、孟加拉国、马尔代夫、巴巴多斯、毛里求
30、斯、瑙鲁）和上面所提及的一些人口密度较大的国度或地区来看，其较大的人口密度，但也不能成为中国人口密度相对较小而不应该控制人口规模的理由。它们的较大人口密度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存在正相关关系。 （1）上述国度或地区的较大人口密度，大多因国土面积较小。如世界上 10 个面积较小的国家中，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占了一多半；（2）从地理位置来看，它们大多数为岛国或群岛国，地理位置十分优越；（3）从发展程度、发展手段、发展方向上看，这些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差异也很大。有的是依托独特的资源优势，如瑙鲁的磷酸盐矿产资源，马尔代夫比较发达的渔业和航运业，巴林举世闻名的采珠业和国际金融中心；有的几近完全依
31、赖别国资源，如新加坡利用转口贸易的优势，进而发展出口加工业、航运业、金融业，成为亚洲屈指可数的发达国家。日本更是依赖别国资源发展的国家。四、回应人口老化说近年来，中国的老龄人口问题和老龄化趋势，引起了公众的担忧，人口老化说也成为一些人质疑现行计生政策的主要说辞。然而，这一质疑是盲目的。（1）老龄人口问题并非等同于人口老龄化问题。老龄人口问题是指老龄人口这一特殊群体的养老保障问题，而人口老龄化问题指的是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升高，而其他年龄组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的动态过程，主要表现在这一过程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口不论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化，都会存在一般意义上的老龄人口
32、问题，但却不一定存在人口老龄化问题，而老龄化问题则内在地包含着老龄人口问题。14中国老龄人口多，并非像人口老化说所主张的完全是由低生育率带来的，而首先是由中国“人口众多”这一突出国情所决定的。中国老龄人口规模虽大，但老龄人口比例却低。与世界整个达地区比较，无论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远低于整个发达地区。况且中国老龄人口规模大主要表现为低龄老人（6065 岁）比例大。即中国人口总量略高于世界发达地区，但老龄人口占世界发达地区的比例随年龄升高而下降。上述老龄人口的特点说明，中国现阶段主要存在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老龄人口问题，而非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既然
33、如此，人口老化说拿人口老龄化趋势来诟病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便是片面的。（2）人口老龄化并非等于人口老龄危机。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人口统计学概念，表示某个人口群体中老龄人口所占比重逐渐上升的一种趋势。其正面或负面影响有多大，需要客观分析。人口老龄危机则是一个人口经济学概念，反映的是由于人口老龄化而导致了劳动力的供给小于其真实需求，从而造成一种不利于经济发展，甚至使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国民财富难以继续增长的结果。 15换言之，如果人口老龄化并没有导致劳动力供给的短缺，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的人口老龄危机。以中国为例，举世公认的是，中国城乡将长期存在大量显性和隐性的劳动力过剩。因收入和劳动状况的机会成本变动而导致
34、个别地区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并不能掩盖和否定这13 蔡昉等：人口密度与地区经济发展 ， 浙江社会科学 ，2001 年第 6 期。14 田雪原等：21 世纪中国人口发展战略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74-175 页。15 李小平：人口老龄化带给我们什么 ， http：/www. 2010 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 9.73 亿，1664 岁人口 2016年将达到 9.9 亿人峰值，2050 年为 8.7 亿人，高于目前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总和（李斌语） 16，而经济资源和国民生产总值却比发达国家少得多。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推动资本对劳动力的潜在替代能力来看，中国没有任何理由担
35、忧老龄化趋势。比照发达国家，中国在未来一个世纪也不会出现劳动力的供给小于劳动力的真实需求的情况，于是也就不存在人口老龄危机的问题。（3）不能以某些城市和地区静止的老龄化数据替代动态的老龄人口分布和地区差异。在看待中国的老龄化程度问题上，人口老化说之所以表现出“忧心忡忡” ，还在于忽略了中国老龄人口地区差异大和农民工流动人口等因素。整体上看，全国各地区人口年龄老化的速度和现状是有很大差别的，这种巨大差异是中国不同于一些小国(如以色列)和其本身的同质性较高的国家(如英国、法国)的一个显著特征。这正是中国在平衡地区老龄化的矛盾差异时可以利用的一个“优势” 。据国家统计局对中国 31 个省、857 个
36、县、7100 个村68000 个农村住户进行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显示，截至 2008 年底，中国农民工总数为 2.25亿人。其中 1.4 亿人在本乡镇以外就业，占总数的 62.3%。如果考虑到这 1.4 亿农民工的流动和迁移，我国老龄化的整体程度自然是大大缓解的。北京、上海等每年始终保持数百万年轻的农民工及其家属，大量的职工又提前离职或退休，如果客观统计，这些城市还存在老龄危机吗？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农民工都急于转移到北京、上海等城市，这些城市有什么理由用市民两个独生子女生二胎来延缓这一转移呢？这说明，不能仅仅看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总体趋势，混淆一般意义上的老龄人口问题和老龄化问题，以静止的老龄化
37、数据替代动态的老龄人口分布和地区差异。否则，可能构成对正常思维和政策的误导。（4）在老龄化问题上，不能使用双重标准。持人口老化说的论者中，少数人一方面宣称人口爆炸必致科技和资源爆炸计划生育减少的数亿人口中的少数人的科技成果，不但足以养活他们这个群体，还能使得全人类受益 17；说什么“要从全球化角度看待资源，即使中国一个孩子都不生，民族自杀，留着资源给其他国家，也不过多用几十年。因此人类要存在和发展只有一条路可走：依赖于科技进步开发新资源”等，可另一方面又呼喊未来的社会“老有所养，谁来养？怎么养？” 18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我们要追问的是：既然能养活绝对的、更多的人口，既然“科技进步开发新资源”
38、那么容易，请问，为什么就不能养活相对的、更多的老人呢？（5）论者以个别国家所谓养老金的短缺问题来说事，也是站不住脚的。假如一个人口逐渐老龄化的国家并没有出现劳动力的真实短缺，而且人口总量的减少加速提高了人均收入水平，那么所谓养老金的短缺问题，不过是社会再分配政策方面的不合理所致，完全可以通过调整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而解决之。如现在有两个人口数量和经济规模一模一样的“中国” ，一个在 200 年内始终保持在 13 亿人口，另一个在 200 年后降低到 5 亿，后者无疑老龄化程度大大高于前者，但哪个“中国”将具有更高的人均收入和更好的生存环境？结论不言自明。 19相形澳大利亚 7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国
39、土而人口仅 2 千万尚且不欢迎移民，我们这个每 3 年接近出生一个澳大利亚人口的国度，还有必要担心未来劳动力的短缺吗？（6）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含老龄人口问题）取决于人均劳动生产率而非抚养比。人口老化说经常用劳动人口对老年人口的抚养比之提高趋势来表示老龄化将使劳动力养老负担不堪重负，甚至认为“存钱不如存人！多养育一个孩子等于买一份最好的养老保险。 ”20这种观点，没有看到中国劳动力大量过剩的事实，以及仍将长期潜在过剩的趋势和资本对劳动替代的潜能，没有认识到一个社会提供养老金的能力取决于人均劳动生产率，而非劳动力的人头数。现代化的最基本涵义，就是以更多的机械与自动化设备代替人力来生产财富。所以有
40、学者指出：美国为什么能够用 3 亿人口生产出远高于中国 13 亿人口所生产的 GDP？说到底，就是美国科学技术的发达使得它得以用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方式来创造财富。一16改革开放与人口发展论坛 ，参见中国政府网：http:/ 易富贤：大国空巢 ，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44 页。18 易富贤：大国空巢 ，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92 页。19 李小平：人口老龄化带给我们什么 ，http：/www.hebei. 易富贤：大国空巢 ，香港大风出版社，2007 年版，第 296 页。.个用拖拉机和收割机耕种 100 亩土地的劳动力与 20 个用牛和镰刀经营着 100 亩地
41、的劳动力相比，哪个能提供更多的剩余产品？1 万个用手工采矿的劳动力与 100 个用自动化设备采矿的劳动力，又是哪个能提供更多的养老金？一个雇佣 100 人年销售额为 10 亿元的大型超市与 1 万个年销售总额为 10 亿的小商贩，又是谁能提供更多的税收？一个人均 GDP 4 万美元需供养的老龄人口比例为 40的国家比一个人均 GDP 5 千美元而老龄人口为 20的国家，哪个更有利于老年人的养老保障？答案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21五、回应高质生二说有的论者指出了一种怪圈：“特殊人群允许生（指生二胎。下同） ，贫困人群躲着生，暴富人群交钱生，高质人群不能生。 ”认为这种“生育逆淘汰”或“人口素质逆淘
42、汰”现象已有蔓延之势，如长此下去，将导致国民素质的整体下降。应允许高质群体生育二胎，如允许院士、教授、高科技人员（乃至企业家、白领阶层、研究生以上学历或有较高收入者）生育二胎。也有人认为，计划生育实行 30 多年来， “有钱的罚着生，没钱的偷着生” ，真正被限制的仅是公职人员。现在农村夫妇和城市无业人员大都生育了二胎，而 1.5 亿公职人员多是一胎。按 1.5 亿中处于生育年龄阶段公职人员来看，最多只是控制了近 7 千万的出生数。而这少生的 7 千万却是素质较好的一群人，从经济条件、学习环境、培养能力等方面看，他们是占优势的。论者认为，提出这一观点或建议“会引起争议，但是还是觉得有必要提出这个
43、建议” ， “不管结果怎么样，至少是一种提醒，一种思路。 ”22笔者认为， “提醒”本身具有积极作用，其着眼于提高人口素质的出发点，将引发人们对“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的思考。但这也只能是一种“思路” ，不仅因没有可操作性而难以实施，在实际上也是弊大于利的，是得不偿失的。（1）没有数据证明高职务父母的子女智力就高，现代科学和民主国家不应当有“血统论”倾向。首先，从遗传学角度看，父母文化程度与子女智商具有不确定性。出生农村的重点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学生大有人在，而高干、高知和高管的孩子考不上大学的也不乏其人。一个人的能力、优秀程度主要不是天生出来的，而是通过教化等各种社会化的途径自我砥砺出来的。尤其在
44、身体素质方面，所谓高职务的父母与其后代的“人口素质”没有直接关系。其次，一个民主的社会应该坚决反对“血统论”倾向。高质二胎说普遍被社会舆论斥责为“龙生龙，凤生凤”的陈腐血统论，就像古代等级制和现代“种族论”一样，孩子一出生就会被打上一种等级烙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出现所谓“精英”也在情理之中。然而这种“精英”与大众的关系，应该靠自然的经济关系维系，而不能成为一种国家政策或舆论导向。否则，就可能漠视和否定人生的勤奋和后天的努力，亵渎人类数千年来追求的平等。（2）重生不重教或生了不能教的观点是没有说服力的。有论者指出，低素质人口只注重生育而不注重教育，或不能更好地教育，应该严格控制其生育
45、二胎，相应放开高质人口生育二胎。重生不重教或生了不能教，确有部分事实支撑，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而另一面却是：特殊人群（如广大农民和一些少数民族）允许生二胎，是国家不得已而为之的政策。半个多世纪以来，广大农民一代又一代为中国城市的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农民兄弟用自己贫瘠的臂膀扛起了国家的工业化，但却是以“三农问题”的凸显为代价的。他们没有工人干部那样的养老金，没有医疗报销，没有宽阔的马路，没有休闲的公园和便宜的公交，所以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为什么会有超生现象，它的根源何在。广大农民因贫穷和没有养老保障才多生。因此，建立不断提高的农民社会养老保险，是消除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等陈腐观念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
46、重要方法，是法律赋予农民承担计划生育义务的保障，是国家财政参与人口控制的经济手段。如果在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内，再允许高质21 李小平：人口老龄化带给我们什么 ，http：/ 刘勇等：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应允许高学历者生第二胎引争论 ，参见：http:/www.zoucheng.cc-/forum/topic.asp?boardid=15266&topicid=325401。.生二胎，并对农民等加强控制，不仅会导致出生率的升高，还可能引起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成为一部分群体歧视另一部分群体的口实，给社会带来不和谐因素。试问，既然高质二胎说的出发点是着眼于提高人口素质，那么是否可以大力提倡高质人群多来资
47、助农民的子女或领养农村的子女，使其更好地接受教育呢？假如认为这样花钱教育别人的孩子是吃了亏，而高质的“高”又如何体现？ （3）应着眼于全民素质的提高。应该承认，高质人口一般拥有更加充裕的现实条件，如从营养学角度上说，妇婴良好的保健条件，会对孩子的身体和智力发育产生积极影响；从优教上说，一般会有必要的基础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机会，而不会出现贫困农村的孩子初中未毕业就被父母带去打工养家等现象。但提高国民素质，不能仅倚靠那些所谓处于人口数量金字塔顶的高质人群。国家人口素质的全面提高也非如此可一蹴而就。问题的关键，在于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着眼于全民素质的整体提高。首先，在目前的中国，整个民族素质的提高，同人口总量的“先控后减”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中国人口的最大问题是规模问题，这绝对是首要的问题。规模庞大的人口总量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不该规避也难以规避的障碍，任何重要的、与人口或劳动力有关的政策出台，都只能把规模问题放在首位来考虑。高质群体多生孩子无疑会进一步增加人口，这不仅有悖于人口总量的减少，对于提高高质群体的比例也是杯水车薪。尤其是在未来 10 年生育水平处于回升状态和生育小高峰期间（张维庆语） ，更应倍加重视。其次，国家有限的教育等公共资源，应运用到提高国民素质的关键环节上。从国家范围来说，少生可以使每个人得到更多的教育等公共资源；而对于绝大多数家庭来说，几乎谁都知道培养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