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当代视域中的早期启蒙论 *以萧萐父先生的问题意识为中心刘菲（复旦大学，上海 200433）【内容提要】早期启蒙论的代表人物萧萐父先生以构建中国现代性为问题意识，走进 16 世纪以来中国历史深处，通过对近四百年的学术思潮、社会风习、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的历史科学的考察，认为：中国有着自己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进而提出这一启蒙运动是中国走向现代的历史根芽和结合点。只有以这一历史结合点为逻辑起点才能真正寻求到中国现代性的源头活水。本文立足于当代语境试图在更为广阔的学术背景下重新审视这一理论学说。通过追寻萧先生早期启蒙说的问题意识和内在理路，以对话的视角来分析早期启蒙论的理论特质以系统阐释这一理论的历
2、史内涵和时代价值。关键词： 萧萐父；早期启蒙论；中国现代性；启蒙早期启蒙说是在扎实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上理解中国的理论视角，应该在现实的语境中通过对基础文本的深入解读和重新诠释来继承和发展这一学说。这一理论话语内涵深广、治思深沉在文本架构上力求对传统深求其故而取证于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不仅深化了对中国传统和现代的思想认识，而且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东方社会理论研究的新境界。其在古今中西的张力中寻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出路，积极介入思想文化论争，彰显了中华文化的本土自性和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内原动力。 一、萧萐父先生的问题意识和早期启蒙论的内在理路早期启蒙论之所以在创建三十多年以来仍然受到重
3、视、讨论和某种意义上的批判，并不在于这一理论如何玄远高深、神妙莫测，而在于这一哲学话语对于如何理解、承继中国传统和创建、发展中国现代性的本质重要性。梁漱溟曾将 20 世纪上半期的学者区分为学问中人和问题中人，并自称自己虽曾作为教授却只是问题中人。在我看来，萧萐父先生作为卓越的哲学史家和有原创性理论贡献的思想家，则既是学问中人更是问题中人。萧先生治学堂庑宽广，于古今中西无所不窥。然其并非徒以博闻强记自炫的传统读书人，而是* 作者：刘菲 ，1976 年 12 月生，女，汉族，山东济南人，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哲学、明清思想史。.以问题为中心进行学术耕耘的现代研究者。其论学轨迹、立论宗
4、旨和思想关怀都是以下述问题为中心而展开、深化和不断拓展的。“近代西学能否和怎样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它的生根之处，从而通过对西学精华的吸收消化而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更新，即发掘自身固有的源泉，依靠自身固有的活力，吐故纳新，继往开来，向现代化飞跃。 ”1回顾萧先生一生的学思历程，也正是这一问题意识在牵引、激励和推动着其学术的深化和思想深入。从幼年时期翻阅明夷待访录和黄书所产生的对明清学术的好奇 2，到学生时代广泛阅读梁任公、钱穆、杜国痒、嵇文甫等人的清学论著所产生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迷茫 3，都直接间接地推动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五六十年代，萧先生深入专研黑格尔马克思的哲学史观及
5、其方法论原则以求解决前一时期所留下的方法论困惑，并以王船山为个案进行系统研究，对船山哲学作了系统分疏以求即木见林、窥斑见豹。八十年代，萧先生编著中国哲学史，并不断系统论述三十多年的学术思考。 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 、 文化反思答客问 、 活水源头何处寻等原创性的文字从宏观上对早期启蒙进行了理论建构。九十年代则从启蒙学术史观的视角重新梳理了近三百年学术史，对早期启蒙说进行了扩展和丰富 4。直到作者晚年，仍然不遗余力地提倡、呼吁早期启蒙论的现代意义和理论价值。在其晚年的绝笔文章中，高度凝练地重新论述了早期启蒙说的理论宗旨、运思路径和实践意义。 “坚持早期启蒙说，是为了从 16 世纪以来我国曲折发
6、展的历史中去寻找传统文化的历史结合点，寻找我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的起点。如实地把早期启蒙思潮看作我国自己文化走向现代文明的源头活水，看作中国文化自我更新的必经历程。这样我国的现代化发展才有它自己的历史根芽，才是内发原生而不是外烁他生的。 ”5这就是说，中国现代化，是一个古今中西双向互动的过程。既要现代化又不是单纯的西方化，既是中国传统的自我更新，又不背离人类文明的发展大道。即是“外之不后于世界潮流，内之弗失固有之血脉 ” 6。从上述个人思想的回顾可以看出：萧先生这一问题意识正是中国特定历史情境中古今中西之争的思想产物。他艰辛的理论探索之根本宗旨在于：试图回答现代中国从何处来而往何处去的问题。这
7、一深层的问题意识如同草蛇灰线而伏延千里，构成萧先生所有理论话语的内在根据。这一问题意识在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中被萧先生提炼、纯化为历史结合点1 吹沙集第 73 页2 明清启蒙学术流变 跋语，第 779 页。3 明清启蒙学术流变 跋语，第 780 页4 这一理论结晶体现为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这一巨著在史料、方法和论述的别开新面。5 吹沙三集自序，第 2 页。6 吹沙三集自序，第 2 页。.的哲学理念。历史结合点理念是在总结非欧地区走向现代化道路所碰到的根本困境的基础上所作的理论概括。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理念是中国 16 世纪以来日益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并因历史洄流而遭遇难产这一事实本身所提出的问题。 1它不
8、是主观的思辨和浪漫的想象。在我看来，如果从历史与逻辑一致的视角来理解“历史结合点” ，那么这一问题域本身就蕴含着一个五层次的逻辑结构和历史脉络。首先，中国在 16 世纪以来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 的发展进程中处于何种地位？中国是否存在类似于地中海的新经济萌动和启蒙思想？其次，如果承认中国已经出现经济文化的异动，那么何以中华民族并没有发展出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思想学说？其三，中国启蒙的特殊道路和其历史内容与西方有何区别？如何在比较中别异求同？其四，中国现代性的建设是否必须从传统文化中吸取思想酵素和理论资源以及是否必须吸取西方思想精华？最后，中华文化的现代出路和历史命运。从早期启蒙说的内在
9、理路看，这一理论范式的构建者正是试图通过马思主义的历史科学方法重新整理中国 16 世纪以来的近代历史从而试图对上述问题作出合理解答。其结论体现为：第一、16 世纪的中国江南产生了突破传统的新的生产关系，同时产生了西方近代式的个性解放、自由追求、民主思潮和科学精神。第二，具有思辨色彩的宋明理学被视为儒学发展进程中的“伦理异化” 2的典型形态。这一理论形态以天理的名义扼杀个体的存在和价值。 “宋明道学的主流和本质任然是属于中世纪的蒙昧主义，但其理论特征在于辩护伦理异化的合理性。 ”3萧先生不无愤慨地评论道：“一个人的道德自觉性越高，越是最大限度的尽到伦理义务，也就越是自觉的否定自我，乃至扼杀个人的
10、道德意识。这种伦理至上主义，绝非人文精神，相反的，乃是一种维护伦理异化，抹杀人文意识的伦文主义。 ”4而中国早期启蒙的精神特质则表现为对宋明理学的哲学清理和文化批判。因而， “17 世纪中国崛起的早期启蒙思潮，就其一般的政治倾向和学术倾向看，显然区别于封建传统思想，具有了对封建专制主义和蒙昧主义实行自我批判的特质。 ”5。第三，中国的启蒙道路异常坎坷，是因为特殊的历史发展轨迹割裂甚至窒息了启蒙进程。这一启蒙难产的历史现象应归因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产生的历史洄流 6。第四，中国现代性必须是在西方优秀文化1 吹沙集第 81 页。2 伦理异化是萧先生独创的学术概念之一。意指社会道德规范脱离现实的人际
11、关系和人的自我道德意识，成为一种强制、奴役、愚弄人的外在教条。这教条反过来钳制人心，从而使人成为非人，在践履道德规范中丧失自身的道德异化现象。3 吹沙集第 59 页。4 吹沙集第 141 页。5 吹沙集第 19 页。6 历史回流乃是指因政治变迁而导致地统治者人为地切断历史的进步潮流而返回到旧的生产关系、政治制度、伦理规范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历史现象。这是历史发展中的暂时现象，表现为“新的突破旧的而死的又拖住活的。 ”的社会特征。.的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双向互动的进程中实现。 “但从根本上说，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仅是对西方文化的回应，更不可能是被西方文化所涵化，而只能是对于多元的传统文化和外
12、来文化，做一番符合时代要求的文化选择、文化组合和文化重构。 1这四个结论环环相扣、连环锁解而首尾玄合，最终指向第五个也是根本问题即对中华文化的现代出路和历史命运的思想关怀。萧先生试图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指引下从人类发展的共同尺度和价值理念来重构中国早期的启蒙话语。在这一中国式启蒙的话语谱系里，历史脉络和发展逻辑被划分为三个阶段：一、16 世纪三十年代到 17 世纪四十年代，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以“人的重新发现”为核心主题的近代人文主义，这些启蒙哲士们“以人文觉醒对抗伦理异化，崇真尚奇，蔚为风气” 2二、17 世纪四十年代至18 世纪 30 年代。这一时期的中心内容表现为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的初步民主思想
13、。以顾炎武、黄宗羲和王船山为代表 3。三、18 世纪 30 年代至 19 世纪 30 年代。这一时期的中心内容为学术独立和学术研究中的知性精神的发展。以戴震、袁枚等为代表。 4上述概括为早期启蒙论奠定了知识学基础和客观的价值衡量标准。萧先生通过对明清近三百年学术史的深层开掘和宏观透视得出最终结论：“中国有自己的文艺复兴和哲学启蒙，就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在特定条件下展开过这种自我批判：这种自我批判，在十六世纪中叶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生长而出现的哲学新动向（以泰州学派的分化为标志，与当时新的文艺思想、科学思想相呼应）已启其端，到 17 世纪在特定条件下掀起强大的反理学思潮这一特殊理论形态，典型的表现出
14、来。至于这一典型形态的哲学启蒙的往后发展，却经历了极为坎坷的道路。 ”5这段论述已经深刻的表明：一、中国的 17 世纪思潮应当被视为启蒙的理论形态。二、这一哲学启蒙迥异于欧洲各国而带上了东方特色。三、启蒙思潮的具体内容表现为对宋明理学的批判和反思。通过这一理论建构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理论图景：从万历到五四是一条中国走出中世纪，不断前赴后继开拓创新建立现代性的历史进程。然而，这一现代性的艰难历程之所以不断难产，萧先生认为其原因在于：“由于中国宗法关系的历史沉淀使封建统治势力既腐朽又强大，由于封建母体内资本主义因素发展不足，使近代社会长期处于难产之中” 。 6难产论深入的解释了中国现代化道路坎坷发
15、展的根本原因和历史影响。正如吴根友教授所指出：“这一历史回流所造成的中国近代社会的难产，使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处于一种被动挨打的1 吹沙集第 92 页。2 明清启蒙学术流变 第 3 页。3 明清启蒙学术流变 第 4 页。4 明清启蒙学术流变 第 6 页。5 吹沙集第 13 页。6 吹沙集第 14 页。.局面，民族精神深受创伤，至今难以恢复。而有关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特殊性，以及与追求具有普适性的现代化之间的理论张力，至今仍不时的困扰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践运动，现实中国的种种困境似乎都可以从近四百年的中国历史中寻找到它们的内在原因。 ”1二、早期启蒙论的理论特质和当代挑战早期启蒙论范式的确立，是在马克
16、思唯物史观和东方社会理论的指导下同时吸取多方面学术资源得出的科学结论。然而，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有的意识形态地位，使得任何以马克思立场与方法进行学术研究所得出的理论结论都难免打上权力话语的烙印。早期启蒙说之所以遭到持续的非难和质疑与此不无关系。但是，决不能因为对某些权力话语的反感厌恶（情绪）而否定一切以马克思方法为理论工具的科学研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之所以被认为是科学，恰恰是因为唯物史观绝不先验的屈从于任何未经批判的思想、观念和方法，而始终坚持从客观的社会经济关系的分析中理解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的生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强调了这一方法的特质：“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他们相反，这里我
17、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 ”2在早期启蒙论的历史解释中，正是这一方法在中国语境中的纯熟运用。对 16 世纪以来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分析研究是这一学说的理论基础和逻辑前提。而社会经济生活的分析首先是一个科学实证的问题而不是抽象的历史哲学的思辨。在我看来：早期启蒙论所展现出的科学态度和方法特质在于：在深入探究社会史和思想史的基础上以求其统合，绝不强历史
18、以为逻辑之需或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严谨有力的理论分析与历史考证高度融合在一起。由此可以看出：这一理论工程远非凭借一人之力可以完成。它不仅需要学贯中西的理论功力而且需要采铜于山的历史考证和高度的理论抽象能力方能完成。事实上，早期启蒙论是从吕振羽、侯外庐、嵇文甫到萧萐父等一大批杰出学者绵延半个世纪的深入研究所得出的理论成果。并非教条马克思主义者靠头脑剪贴材料的瞬间想象所可比拟。惟其如此，这一学术共业才能在风云变幻的当代学界依然显示出其震慑人心的理性力量和生命力。1 哲学研究2010 第 6 期。2 德意志意识形态 第 17 页。.只有在廓清这一理论的初始地平和方法论的逻辑边界之
19、后，我们才能真正直面早期启蒙论所遭遇的理论诘难。这一诘难和批判主要表现为：一、中国是否出现过资本主义萌芽，二、中国 17 世纪的思想学术能否被称之为启蒙思潮。换言之，即中国 16 世纪以来的经济文化变迁能否用资本主义萌芽和启蒙思潮予以概括的质疑。这一问题严格来讲是同体两面、内在相通的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层次的系统追问。下面笔者就这一严重分歧做一简要分疏和回应。如果悬置偏见直面问题本身平心静气地对明清之际作实事求是的历史研究，不难看出：自嘉靖以来中国的江南确曾产生了经济社会、生活习俗、价值取向等多方面的巨大变化。 1从泰州学派到晚明思潮确曾孕育着某种新的时代走向和理论趋势。这已经基本成为各种学派的共
20、识。 2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来对资本主义下定义的话 3，那么，晚明江南持续不断的农民脱离土地涌向商业市镇以及雇佣关系普遍化、劳动产品市场化、手工业资本化进程则是可以被认为是具有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的。由此所形成的新生产关系萌芽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随着西方学术界对资本主义特质认识的深化和扩展，对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有了较马克思时代更为深入的理解和解释。尽管这并不能取代马克思在在这一领域的卓越贡献。比如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及其精神气质对产生资本主义所起的根本推动作用的重要论述和哈耶克的扩展秩序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重新阐释。然而，依照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宗教”气质的考察，却
21、得出了中国完全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结论。 4 华裔学者余英时按照韦伯的思路对中国近世的宗教伦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其结论是双向否定的。余英时既不承认中国有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同时也不承认韦伯所论述的中国传统宗教伦理不可能孕育或接引资本主义的结论。 5综合现当代东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来看，原发性的资本主义基本应当被认为是西欧所特有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为中国经验所无。 6但是，应当指出的是，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并不能说明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式”的新经济萌动。从明清经济史研究所揭示的大量一手材料来看，无论是土地所有制、手工业还是商业的发展、民间商人的对外贸易都有力地证明古老的中国社会有脱出传统1 这表现为农
22、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和手工业兴起和商业资本向手工业资本的转化。末富居多，本富益少的商品经济蓬勃开始突破传统经济框架。良贾何负鸿儒（汪道昆）的价值观念的转变等等。2 并不认可明清之际发生了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余英时也坚定地认为明清儒家的政治社会思想产生了一种新倾向，并对晚清儒家接受西方观念发挥了暗示作用。见余著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一文。3 马克思似乎不曾用过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在1857-1858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是：劳动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从而生产货币；而货币也直接购买劳动，从而购买工人，只要后者在交换中让渡自己的活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23、 178 页。4 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指出：“但是，较之于西方，中国尽管具有各种有利于资本主义产生的外在条件，但就像在西方和东方的古代，或在印度河伊斯兰教盛行的地方一样，在中国发展不出资本主义。儒教有道教第 196 页。5 余英时分析了中国近世以来的新禅宗、新道教和新儒家，指出近世以来这三种中国式的宗教都产生了类似于新教的入世苦行和俗世化精神。见余著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6 见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该书从历史视角比较详尽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经济框架的发展趋势和内在动力。甚至于在明清商人的精神世界中对经济行为的认识、理解和推动都表现出异于传统的新的质素和力量。 1因
24、此，我以为是否能够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只是概念之争，无关宏旨。另一方面，就中国是否存在启蒙思潮也必须在上述框架内形成共识。首先必须对启蒙的基础定义进行规范，其次是对思想史事实的确认，最后才是价值的评判。尽管东西方学界对启蒙的定义不尽相同甚至截然相反，但是，如果我们肯定西方思想史上的启蒙一词（enlightenment）其基本含义是指用光明驱赶黑暗，以理性代替蒙昧、以平等代替专制的话，那么这一概念在中国的语境中就能够涵盖从李贽到戴震的思想论说和政治主张。萧先生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启蒙哲学给予了明确规定：“思想启蒙、文艺复兴之类的词，可以泛用；但纳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应有其特定的含义。狭义地说，
25、14 世纪以来地中海沿岸某些城市最早滋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顺利发展，以及由于十字军东征，关于古希腊罗马文献手稿和艺术珍品的大批发现，促成了意大利等地出现空前的文艺繁荣。好像是古代的复活，实际是近代的思想先驱借助于古代亡灵来赞美新的斗争，为冲决神学网罗而掀起人文主义思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艺复兴又被广义地理解为反映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反对中世纪蒙昧的思想启蒙运动。 2”综合上述两者可见，用早期启蒙来概括 17 世纪以来的中国思潮，是具有概念的周延性和科学性的。当然，东西方各自社会情境的不同和所处历史环境的差异一定意义上必然导致对这一历史现象理解的偏差。但是，不能因为这些细微的差异而否定中国曾经出现
26、过批判黑暗反对专制的启蒙之声，那样无异于因噎废食，甚至完全取消中西学术的比较研究。其实从 19 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到 20 世纪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都一直存在对东方社会的否定性评价，中国自身无法孕育出现代因素的论说始终作为西方中心论的有力根据与早期启蒙论相对立。尽管这些理论学说并非对塔说轮、空诸依傍，而有其内在的理论依据和逻辑支撑。但是，撇开意识形态争论不谈，这些论说在对中国历史语境、发展脉络甚至第一手材料的梳理、理解和分析方面远不及早期启蒙说深入扎实。我以为：由于东西方各自文化积淀、理论背景、现实处境乃至意识形态的不同，类似争论或将长期存在。如何在理论交锋中从容面对相反之
27、论和一偏之见，始终是检验早期启蒙说是否科学的试金石。 3坚持早期启蒙说绝不意味着孤芳自赏、独断片面、固执1 余英时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 。2 吹沙集第 10 页.。3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偏见正在逐渐得到修正。从美国汉学家柯文的 在中国发现历史到日本沟口雄三的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等书都在强调中国近代史的建构、评价和表述应当基于中国自身特性和自身尺度，把欧洲表述变为亚洲表述。这一点，同时体现在许苏民的卓越论文论中国近代史叙事的内发原生模式一文中。文见许编明清思想文化变迁一书。.己见而在于以开放的胸怀从这些挑战理论中吸取合理酵素来不断修正、发展和深化这一学说。只有在与其它学派的对话、交流和切
28、磋中吸取其精华才能不断地推进、发展和臻于完善。有必要指出是：早期启蒙说并非封闭的理论话语，而是开放的研究成果。需要不断地进行理论阐释、文本解读和历史考证。他是动态的历史解释和文本生成因而也只能在历史的发展中得到检验和发展。早期启蒙说所提供的是在扎实的历史研究基础上理解中国的一种理论视角。他的创立者有着清醒的理论自觉和批判意识。作为理论本身，绝不是真空状态下的纯粹语词，其内在的存在着着自身的价值诉求和逻辑预设。其价值诉求和逻辑预设表现在：首先，这一理论坚持中国的现代性首先要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寻求源头活水和历史结合点，这样才能找到适合与西方现代优秀文化资源结合的历史土壤而不使其在中西方的文化交流中
29、顾此失彼、彷徨失据。其次，这一理论意在确立中国在国际文化竞争中的本土自性和中华主体性，为中国文化的复兴提供理论资源、思想动力和价值支撑。再次，这一理论强调中华文化的“推故而别致其新”的内在动力而不是视其为一潭死水没有任何发展和变迁，主张中华文明自身即孕育着破块启蒙粲然皆有的民族力量和精神动力。三、早期启蒙论与中国现代性的内在关联严格来讲：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启蒙就不断被作为一个命题来重新反思。康德更是将启蒙提升到哲学高度予以思考和阐释。然而自黑格尔之后，否定理性，高扬意志，穷索存在的所谓人本主义哲学得到了极大张扬。再加上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后现代思潮的强劲崛起，崇尚科学、讲求理性、相信进步的启蒙
30、话语被视为一个陈旧过时的落伍话题。伴随这一时代风潮，在中国也出现了“反思启蒙” “超越现代”等理论话语。然而，吊诡的是，这一“精神弑父”的思想样态恰恰是启蒙以来精神风格的典型塑造。 1如果说在西方意志主义和后现代的出现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的话，那么在现当代的中国，反对理性、消解启蒙却只能是一个时空倒置的历史性谬误。中国与西方的社会发展进程并不同步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从中国所面临的历史任务看，他的时代课题是要走向现代、建立公共理性、确立启蒙以来的人格主体。从世界历史的眼光看，当前人类的发展主题也依然是启蒙运动所代表的自由、平等、博爱、法治、人权的理念。这些理念仍然是现代人类主流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和
31、理想追求。尽管后现代风潮势头强劲，却并未能真正对这些现代理念形成本质冲击。因此，对于尚未全面现代化的中国而言，提倡启蒙就远非是1 关于现代性的精彩论述参见列奥斯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 。施特劳斯认为西方现代性给人类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观念即“历史观念”的发现，这一发现的重大后果就是人类开始用进步还是反动的区别取代了好与坏的区别。历史观念的兴起使现代人本末倒置，不是用好的标准去衡量某种新事物是否对，而是倒过来用新本身来判断一切是否好。.陈旧过时而毋宁是历久而弥新的具有理论和社会双重意义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是需要大力提倡和不懈追求的基本目标和亟待解决的基本任务。由此而言，立足于这一现实语境，重新审视萧萐
32、父先生提出的早期启蒙论和中国启蒙话语的建构才真正具有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重要价值。五四以来，中国学者在古今中西的内在张力中上下求索提出不同的实现现代性的理论方案。由于众多学者的知识谱系、学术进路和理论追求、学术个性乃至利益诉求的不同，大至形成了四种思想取向和理论格局。一、以胡适、陈序经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全盘西化派 1。二、现代新儒家。以熊十力、牟宗三为代表，力图从传统儒学中开出自由民主的现代政治 2。三、远承张之洞、中经“学衡”在当代颇有影响的文化保守主义派 3。四、以侯外庐、萧萐父为代表的以马克思主义为立场方法的中国早期启蒙派。这四种话语基本上从五四绵延到当代。其中全盘西化派的包遵信和新儒家
33、的代表杜维明曾与萧萐父先生有过文化论争。4尽管各自的理论努力随着时代的变迁各有沉浮但基本上仍然具有其各自的理论合法性。在全面梳理、研究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我以为，以侯外庐、萧萐父为代表的早期启蒙论似乎更能包容其余三家的理论优点并更具有建设性意义。首先来看全盘西化派。这一派的理论基本上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封闭的自足系统和超稳定结构，在五四运动之前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思想启蒙也不可能出现文艺复兴。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早与现代价值理念脱节。只有全面打到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才能使中国实现现代化。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近代文化无异于缘木求鱼。 5这一派坚持五四时期的激进反传统思维，其逻辑结论必然是中国
34、的被现代化和被西化。 再来看现代新儒家。现代新儒家以心性论来概括儒学传统，主张承继宋明理学从内圣开出外王。这理论论证颇为繁复，神秘化的完满自足的道德理性经过良知坎陷，进而转向外界，从而接受西方的现代民主、科学以开出外王。这一理论的当代代表杜维明坚持将儒家道统与政统相分离，认为由孔孟、王阳明、刘宗周等优秀儒者塑造的儒家传统才是中国文化的源泉活水。杜维明认为：早期启蒙论把 17 世纪的启蒙运动与宋明儒学当作对立面乃是“范畴错置的谬误” 。6关于文化保守主义。其上承晚清张之洞，中经陈寅恪、钱穆及学衡诸哲在1 全盘西化派从胡适一直延续到台湾的殷海光乃至大陆八十年代的包遵信及 河殇的创作人苏晓康等人。在
35、学术界影响很大。2 现代新儒家主要指以熊十力弟子牟宗三为主体的海外新儒家研究群体。其第三代弟子以杜维明、刘述先等人为代表。在港台和大陆都有广泛影响。3 90 年代以来，文化保守主义开始抬头，持续不断的曾国藩热、陈寅恪热、钱穆热使这一流派在时隔近半个世纪之后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当代代表有蒋庆、陈明、康晓光等。4 文见活水源头何处寻载吹沙集第 90 页。5 包遵信晚霞与曙光论明清之际的社会思潮 。6 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 。.当代颇有影响。其理论核心是中体西用。张之洞认为“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 1这一主张认为不可变的是三纲五常的中华圣道，只有在这
36、维护这圣道的基础上才可以适当接受西方的经济模式、科技工艺和政治法律制度。从洋务到五四的中国史表明：中体西用这一理念割裂体用，没有对中国传统进行批判的审视而盲目崇拜所谓中华圣道，只能将中国继续推向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尴尬境地。中体西用，不可能真正培植好接受西方文化的良好土壤。所谓现代化就是民族传统自我更新和文化的新陈代谢的现代化。任何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都是立足于自身传统的现代化。但这一现代化进程必须经过自我的批判更新和人文觉醒才有可能。与传统全面决裂的理路不能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文化资源、精神动力和价值支撑。如果失去中国文化自身的主体特性和自信心，是不能真正使西方优秀文化中国化的。由此可知，全盘西化
37、派没有看到中国在 17 世纪所孕育的现代根芽而试图全面扔弃传统。它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中国历史过分悲观的产物。他坚信中国的儒家传统绝难产生近代的民主自由。尽管这一看法有合理之处而且其自由主义主张也有值得借鉴之处，但由于无法回应现代性对传统资源的需要，其自由主义也就没有落脚点和生根处。全盘西化对中华文化完全绝望因而必然走向虚妄。总之，全盘西化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在现实操作上难以有效推进已成事实不足借鉴。 2其次，对于现代新儒家，这一派的理论代表在海外守先待后，在护持华夏文脉方面确有大功存焉。但是，作为其现代性规划根本理念的内圣开外王，老调重弹，并未超越传统的宋明理学，此路难通。如果说，全盘西化是对中
38、国文化极度绝望的产物的话，那么，新儒家则是对宋明理学过分自信的产物。它提升了对自身传统的信念却也毁灭了真正走向现代的历史根芽。因为在现代新儒家的视域中，所谓 17 世纪的反理学的思潮其本身就是理学的自我发展。他没有看到宋明理学将三纲神秘化为天理的蒙昧主义特性，而仅仅迷恋宋明道学的思辨气质和形上呓语。没有看到只有打破宋明道学的伦文主义的思想桎梏，才能产生人文主义的觉醒 3。其对宋明理学批判不足，褒扬有余，虽可在对宋明道学改造的基础上对中国现代性的宗教维度进行探索，却不足以承担构建自由、民主、科学的所谓外王的大任。 4再次，既然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必须在对传统的转化中进行，那么文化保守主义的抱残守缺
39、、固步自封就更加无法面对现代价值的挑战。从晚清张之洞1 张之洞劝学篇变法第七。2 值得一提的是全盘西化论的鼓吹者殷海光晚年转向中国传统的研究和对中国传统态度的转变可以被视为全盘西化派自觉反思的标志。3 吹沙集第 59 页。4 李泽厚近年对海外新儒家的批判直接点出了这一点。参见己卯五说 一书。.到当代的蒋庆的中体西用派的特殊主义路向本质上依然回到维护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至上主义，与现代普世价值完全相悖。这一主张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保守态度可以遏制某种社会的激进观念从而避免现代性那种“维新是好” 1的现代病狂但在根本上无益于现代性的建立。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早期启蒙派的历史结合点理念具有融汇诸家、体用具
40、备、面向未来而不失其统的理论优越性。首先，它立足于近代启蒙的历史解释，希图在历史中寻求历史问题的解决。主张必须涵化西学使优秀的西方学术资源中国化。这一论点可与自由主义派形成共识并吸收其合理因素。其次，它主张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源头活水。这与新儒家有共同期待。其基本差异在于对宋明理学的态度。早期启蒙派强调宋明理学是伦理异化的伦文主义而新儒家认为阳明宗周之学可以经过良知坎陷开出现代民主政治。再次，早期启蒙派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更易于在现实语境中的实践操作同时对西方霸权主义势力进行有力的批判。最后，早期启蒙派认为没有传统所提供的优良土壤便无法有效涵化西学，这一历史结合点，取法传统又扬弃传统，强调启蒙又具中国
41、特色，高扬个体又反对伦文，上溯李贽，取法黄王，扬弃五四，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吸收西学，重建现代性，意图走出一条既有中国特色又不背离现代普世价值的中国现代化之路。它所据以立足的是当代中国现实和历史任务，这一历史任务表现为：个体人格的独立，政治自由的实现、人民民主的落实、法治社会的建立、社会正义与和谐的探索。因而，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理论探索就更着重于对启蒙精神的发扬和对中国近代发展历程的重新思考和建构。这正是早期启蒙说的理论优长之处。四、结语：以启蒙精神继承和推进早期启蒙论继承和发扬一种理论在研究路径上表现为对基础文本的深入解读和重新诠释。萧先生的文本是沉默的，只有不断对这一理论进行结合现代语
42、境的重新诠释、激活和论域扩展进而形成新的视域融合才能真正发展和光大这一理论。我以为：就早期启蒙论而言，立足当代语境需要解决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需要重新理解近代以来西方启蒙哲学的精神属性、阶级特质和历史内容。第二，早期启蒙说的信念维度。第三，文本诠释过程中的解读策略。下面就上述三个问题做简要评述。首先在精神属性上，启蒙运动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思想解放的运动。第二、是历史进步的运动。恩格斯指出：“启蒙学者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的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1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
43、甘阳的引论部分。.在做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1第三、是以理性为工具对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合理安排和操控的工具理性。近代理性主义、经典物理学、世俗社会是其典型模式。其次，启蒙运动虽然出现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前夜，但是并不能说启蒙哲学所代表的阶级特质和历史内容就完全归属于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如果仅仅将启蒙哲学限定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就大大局限了启蒙所具有的普世意义和理论功能。同理，也就在某种程度上自我消解了早期启蒙论的真正价值。在这一点上，吴根友先生在对萧先生文本进行诠释时将启蒙哲学的历史内容简单归结为现代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一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吴根友指
44、出：“由此可知，康德所讲的启蒙运动，其实是已经成熟的资产阶级运用自己的批判武器和武器批判，对欧洲的封建社会进行思想革命与制度革命的运动，是在自由的口号下要求实现资产阶级发展的一种历史要求。 ”2事实上，启蒙哲学远远超出了阶级意识所能涵盖的理论意蕴。乔治萨拜因在其政治学说史中十分有力的批评了这种观点，颇值得我们深省。萨拜因认为：“那种认为宪政和自由的理想所代表的只不过是中产阶级利益的观点，完全是一种夸大，而马克思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常常就是这样认为的。当然这也是事实，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由或开明的政治改革愈来愈超出了意识形态的领域，而渐渐进入到了制度重构的领域。 ”3这就表明，所谓自由主义和启
45、蒙运动，有其特定的历史内涵而并不局限于某一阶层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追求。再次，要提升对早期启蒙说的信念维度。早期启蒙这一理论范式近年来在话语论争中的“式微” ，引发一些学者的担忧。我以为任何用冷热来衡量学术理论的姿态都是不够理性的。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知识生产的通病。李维武先生不无忧虑地指出：“但早期启蒙说在今天走向式微，也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对于其中的原因，更需要引起深入的思考。就其式微原因看，不仅在于早期启蒙说在外部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猛烈冲击，面临严峻的挑战，而且还在于早期启蒙说在自身理论中也存在着局限性，对一些新的学术问题和思想问题难以作出应对和说明。 ”4就李先
46、生这段论述来看，包含着如下三个论点：第一，早期启蒙说走向式微是不争的事实。第二，其外部原因在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冲击。第三，内部原因在于早期启蒙论难以合理解释新的学术问题和思想难题。首先应当指出：用式微与显赫来衡量某种学说是不科学的。科学的理论不会过时。而且，这也并非什么已然证实的事实。其次，所谓后现代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冲击不过是想当然的问题殖民 5式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三卷第 56 页。2 哲学研究2010 年第 6 期。3 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下卷 359 页。4 武汉大学学报 2010 年第 1 期。.的自我瓦解。列奥斯特劳斯对此现象有精彩的论述：“现代性的本质就是青年造反运动
47、，其根源就在由马基雅维利开端的西方现代性对西方古典的反叛。现代观念本能的只相信进步和未来。新就代表着好。 1如此可见，这种所谓冲击不过是现代性本身在学术界的自然表现而已。不值得大惊小怪。真正值得警惕的现象倒是在尚未真正现代化的中国这种“维新主义”包卷域内吞并八荒的风头气势。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一浪高过一浪的各种思潮、主义、流派走马灯似地在中国你方唱罢我登场，使得这些时髦学术的中国代理人提前透支西方学术资源，相互批判、攻讦乃至恶语相向，却全然不顾他们所援引的“西方真理”是否郢书燕说、削足适履乃至水土不服。邓实曾言自晚清以来，中国学界即视西籍如神圣，视西人若帝天。而令人无从索解的是：何以百年倏忽西风
48、难竞而于今依然为烈？在尚未完全现代化的中国，否定启蒙、反对科学、消解理性、宣扬解构逆历史潮流而动是我们真正的出路吗？如果真正深入中国现实语境来思考中国问题 2，那么很明显，这种以西为中的问题意识和思考路径是完全不负责任的痴人臆说。这才是真正的错置具体感的谬误。我以为：在当代中国所真正需要的恰恰是早期启蒙论的创造者这种百折不挠坚持真理的启蒙精神。而如何建立中国学术的主体性其本身正是早期启蒙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古典学中寻求中华学术的优秀质素从而避免西方现代观念那种维新是好的弊病更是中国启蒙学术的必要环节。最后，文本的诠释过程中要避免随意解读、有意误读和过度诠释。我发现，在郭齐勇先生萧萐父先生的
49、精神遗产一文中就存在类似问题。现就其中两点与郭先生商榷。第一点，对启蒙概念的误读。郭先生说：“针对康德“什么是启蒙”的问题，福柯在二百年后解释，启蒙即是“出路” 。萧先生也是主要探讨“出路”的。据韩水法研究，这种解读意味着：“启蒙既不是一个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理性的纯粹的运动，也不是人类的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一个族类对另一个族类，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教化。每一个个体作为自为者都是启蒙的主体；与此同时，每个主体对于任何一个主体都可以是，或者应当是一个批判性的主体他本身就承荷启蒙和驱动启蒙。 ”3如果通观萧先生的文本加以对比，很明显郭先生混淆了福柯的出路与萧先生的出路在根本用法和理论宗旨上的本质区别。福柯的出路乃是个体化的启蒙叙事，而萧先生的出路是指中华文化的出路和中国走向现代的历史道路。 第二点，对早期启蒙论的理论边界没有很好的勘定导致文本的过度阐释。5 关于问题殖民，我认为是当代中国一大学术奇观。我们的学者不思考中国当下的具体问题却随着西方理 论争论迎风起舞。这种丧失问题意识追求新潮罔顾学理的现象被秦晖教授称之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