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浅析清末明初初等小学课程的变迁中国开办具有近代意义的小学始于清末，第一所近代公立小学据吴研因和翁之达考证为 1897 年在上海建立的南洋公学外院。之后两年，各地小学相继产生。由于此时尚无全国统一之学制，各地小学课程多根据实际教学而设。例如，无锡三等学堂的蒙学读本为“俞氏等锐意编著，随编随教，以实地实验其合用与否”。对于各地学堂课程不统一的情况，四川学政吴郁生指出：“不示以一定之课程，教者以意为教，学者以意为学，各省分歧而不能合，中西杂糯而无所专，是有学堂之名而无其实也。在此情势下，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应运而出，小学课程有了统一标准。中国仿照日本学制，也将小学设置为两等，即初等小学堂(日本
2、称为寻常小学) 和高等小学堂。虽同属小学堂，但初小与高小却分属不同教育阶段，并且初小学生数量远远多于高小，是政府对国民普及新式教育的主力，其课程影响力也最大。和其他课程设置的相对稳定或单向削减不同，初等小学课程中的历史、地理与格致科在清末民初短短 20年内，先后经历了从建设到删减到再次回归的历史循环。较其他学科而言，初小“三科”课程的历史变迁，更能反映外国经验、本国情势与教育原理等因素在中国新式教育起步过程中的交互作用。现有研究中，涉及初等小学“三科”变化的有如下数端：民国学者周华在论著中对初等小学历史、地理与格致科在各学制中分量的变化略有提及，7但并未进行深度挖掘;陈侠认为，学部 1909
3、年修订之初等学堂章程与国民政府1915 年制定之国民学校令 中，规定初等小学不含历史、地理与格致科是科目设置不完备的表现;台湾学者杨家玲介绍了晚清政府颁布统一学制和课程之前，民间童蒙刊物蒙学报和启蒙画报对推动舆地、格致等新式学科纳入小学课程体系做出的贡献;中国近现代小学科学课程演变研究一文认为民国初年初等小学不设理科，相对于晚清设置格致科来说是一个倒退;初等教育一书对 1904-1928 年初等小学“自然研究”和“史地”科目的分量变化进行了点评，但并未过多着墨其变化原因及影响。综上可知，学界对此问题关注尚浅，且较少有实证研究。一、差强人意：初等小学“三科”的最初实践甲午战败，激励了清政府革新教
4、育的决心。而出洋考察学务尤以日本为利，故其学制对中国影响颇大，日本寻常小学的学科教授也成为中国初等小学课程设置的蓝本。1898 年，姚锡光在呈进给张之洞的“查看日本学校大概情形手折”中介绍，日本寻常小学堂“功课为伦理、本国文字、习字、地理略图、浅易算术、本国历史及植物、动物诸名物”。清政府于 1904 年颁布的葬定初等小学堂章程最终规定：“教授科目凡八：一、修身，二、读经讲经，三、中国文学，四、算术，五、历史，六、地理，七、格致，八、体操。除“读经讲经”一科为结合本国实际而设之外，其余均与日本学制相同。在初等小学设置历史、地理与格致科，应该说是效仿日本学制的结果。考虑到部分地区乡民贫瘠，师儒缺
5、少，张之洞等人在起草章程时还专门做了补充规定，允其可将修身、读经合为一科，于历史、地理格致科中择其一以教之。此种科目设置之法被称作“简易科”，“专为便于贫家儿童不能谋上等生业者而设”。不难看出，章程制定者认为“三科”设置齐全本是初等小学应有之义，但由于地区师资与入学者经济条件的限制，特设“简易科”以为缓进之策。在张之洞等人看来，章程中规定的各门课程均有其合理h“既仿照外国办法，亦体察中国情形，教诸外国学堂课程减省已多”，加之“每日所占时刻有限，实不得谓为繁难”。此外，初等小学设置“三科”也与其教学目标联系在一起。当时学务纲要规定初等小学堂与家庭教育和蒙养院皆为基础教育，“意在使全国之民，无论贫
6、富贵贱，皆能淑性知礼，化为良善”。而高等小学堂和中学堂的教学目标是“使此入学者通晓四民皆应必知之要端，仕进者有进学之阶梯，改业者有谋生之智能”。故虽同设“三科”，但初小课程更注重从本土取材，以培养其敬慕先贤、热爱乡土之情。虽然 1909 年学部在奏酌量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等折中将此三科一并删除，但此时学务大臣对教材中化史地、格致等高深学问于日常浅近的做法甚为欣赏，认为“街谈巷论、一山一水、一木一石、平时供儿童之嬉戏者，一经指点皆成学问，其引人入胜之法无逾此者”。那“三科”教材的实际编写和执行效果如何呢?截至 1907 年，各地陆续出版了不少乡土教材，其中安徽、江苏、湖北、江西等省出版有本省乡土历
7、史教科书，安徽、江西和直隶三省出版有本省地理教科书，广州出版有广州乡土格致教科书。在学部书目审查的推动下，历史、地理、格致三科乡土教材建设己初见成效。到了 1908 年学部更以表彰之法促进各省“三科”教材建设。在第 61 期 审定书目报告中，学部对广西乡土历史、地理教科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其“编纂之意甚善，足使童子生重乡爱国之感情”，“各直省似当推仿行之”。到初小三、四年级后，历史、地理格致科逐渐由考察乡土故事、名人古迹转为学习专业知识，这就需要更加专门的机构进行编纂。对此，各大出版公司审时度势，出版了一系列教材。较为著名的有上海文明书局于 1903年出版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蒙学中国地理教科
8、书蒙学格致教科书和商务印书馆于 1905 年 6 月出版的最新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最新初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最新初等小学格致教科书等。16 ( P333-339)高年级初小历史、地理、格致科教材建设也已趋于完善。下面结合京师教育实际，考察地方上各类初等小学“三科”课程的开设情况。1907 年 9 月的学部官报刊印有督学局调查学堂表，表中详细记录了京师官立、公立及私立小学的科目设置：其中官立初等小学共有 41 所，除 8 所缺乏格致科外，剩余学校历史、地理、格致科均开设齐全;公立初等小学共 14 所，其中仅两所缺乏格致科，1 所三科全无，其余学校三科均开设齐全;私立初等小学堂共 8 所，其中 5
9、所三科设置不全。数据显示，京师官立公立初等小学堂极少历史、地理、格致科无法设置的情况。对于私立初等小学，笔者以为应将改良私塾纳入其中，因京师督学局曾明确规定，“凡已改良私塾，编为各学区私立第几小学堂”，20r 故在对私立初小数据进行分析之前应先看一下改良私塾的情况。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二月，京师共改良私塾 92 所。1909 年 7 月的京师改良私塾一览表记载了每所学校选择“完全科”或“简易科”的情况：其中 18 所选择“完全科”，71 所选择“简易科”，有 3 所学校数据缺失。综合上文督学局调查学堂表中提到的私立初小在内，京师共有私立初等小学 100 所
10、，其中三科设置齐全的学校为21 所，相对于官立与公立学校而言，京师私立初等小学中历史、地理、格致科设置情况较差。因私立学堂与官立、公立学堂相比，资金与师儒都相对缺少，故而大多选择设置“简易科”。虽然私立初等小学三科设置情况不尽人意，但这与 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中的预判并无太大出入。故而到 1909 年 2 月，商务印书馆还在报纸上为自己最新编印的初等小学格致课本做宣传，称“是书界说简明，语句浅显，确合奏定章程初等第四、五年程度而契，格致之大纲，列课次第，皆与时序暗合，附有彩图足助舆趣;既是汲取日本改革的新近成果，且从本国配套教材编写与地方施行情况来看，初等小学堂中历史、地理、格致科建设都颇见
11、成效，似乎葬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对“三科”的设置颇有远见。二、洗削更革：己酉改制裁并“三科”然而，仅在商务印书馆做宣传的三个月之后，形势却急转直下。1909 年5 月，江苏教育总会向学部呈文：“以为我国目前教育之程度，尚宜节缩初等小学之年限，并变通其科目，以期强迫教育之渐可实行也。究其原因，江苏教育总会解释说，科目越多，则教授越为困难，教师聘请越为不易。如是，则每兴一学，岁费不资，穷乡僻壤之地，则闻风生畏。所以为了增进国民生计，同时推广基础教育，会员们都认为初等小学年限愈短、科目愈简，则教育之普及愈易。对于如何精简初等小学科目，江苏教育总会更提出建设性意见，认为“历史、地理、理科即包含于国语”。
12、江苏教育总会的提议很快便转化为学部奏章，从前奏定初等小学堂课程分为八科现拟酌量省并为五科，曰修身、曰读经讲经、曰中国文字、曰算术、曰体操。其历史、地理格致三科，则编入文学读本内教之。”对于贫瘠偏陋之区，仍旧设置“简易科”，其必修课程共为三门：曰修身读经，曰中国文学，曰算术。学部此时大致认可了江苏教育总会提出的初小年限、科目多寡与教育普及程度成反比的结论，故奏议将初等小学堂科目锐减至五门，并且认为“庶几可冀有教育普及之一日矣”。学部此奏议当日便得到回复，1909 年 5 月 15 日(宣统元年三月二十六日)有谕旨：“学部奏酌量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并原有小学简易科酌拟两类办法以期学徒日多教育渐臻普及
13、缮单承揽一折，所奏尚属切实易行，著各省督抚督率提学使，无论官学私塾，均当遵照此次定章，分别地方情形切实举办。江苏教育总会的提议至此转化为现实。由于当年为己酉年，故此次教育革新也被称作“己酉改制”。上文分析过京师各类初等小学的“三科”设置情况，总体来看还算差强人意。而这次初等小学课程改革大幅度削减历史、地理与格致科分量就显得有悖常理。笔者以为此项举措大约有两点作为支撑。第一，江苏教育总会提议削减三科以本省办学“实际”为依据。我们以江苏上元县官立初小和通州直隶州公立与民立初小为例，窥测江苏初等小学历史、地理与格致科的设置情况据统计，上元县共有官立初等小学堂 23 所，其中仅有 3 所“三科”设置齐
14、全，剩余 20所均缺乏格致科;通州直隶州(今江苏省南通市)公立初等小学共 38 所，其中 5所三科设置齐全，8 所缺乏两科或“三科”全无，剩余 25 所均为缺乏格致科;通州直隶州私立初等小学共 13 所，其中 6 所19课程设置为“简易科”，其余7 所缺乏格致科。上元与通州的数据显示，官立、公立学校中“三科”设置比例约为 13%，而“三科”设置齐全的私立学校数量为零。从表面看来，江苏提出的课程改制建议是基于本省初小“三科”设置率较低的“实情”。第二，削减初小“三科”以兴教育恰巧符合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既定目标。1909 年 3 月清政府下诏重申预备立宪，而“查预备立宪，以教育普及为归。宪政编查馆具
15、奏九年筹备清单，第九年全国人民识字者，应有二十分之一。”至于如何普及教育，提高民众识字率，“臣等窃维初等小学，古人所谓蒙养之基，而近世立宪国所谓国民教育视之尤重也”。加之“近岁以来，内江外患，在在可危”，“生计艰窘，民情浮动”，学部以为“非由小学教育入手，以巩固其道德之根基，则流弊亦何堪设想”。内交外困，民基不固，再加上教育普及困难重重，此时江苏教育总会提议削减“三科”以兴学，对清政府而言恰如一根救命稻草，改革初等小学也自在“情理”之中。因是匆忙之举，此次学制改革也存在诸多问题。第一，改制方案多变，教材编写仓促。1909 年学部在奏请纳 “三科”于国文科时，并未将配套教材配置齐全。当时奏酌量变
16、通初等小学堂章程等折中所列部编国文教材仅有前 4册已经颁行，剩余 6 册均未编就，而学部于 1906 年所编之教材又因不符裁撤“三科”之议无法使用。为配合改定学制，宣统元年(1909)十一月学部图书局重新编订刊印了初等小学堂五年完全科国文教科书。但当此套教材刊印刚满一年之时，学部又颁布了新的课程改制方案：“迩来详加访查，并证以臣部视学官之报告，金以四年毕业章程最为适宜。”此次革新，变化有二：一为删除“简易科”;二为改五年之学制为四年。为配合新学章，学部编译图书局只得又赶制编印出初等小学堂四年完全科国文教科书，并于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在湖北官刷印局出版，此套教材从编写到刊印前后仅月余。第二
17、，课程改制不以儿童身心发展为归旨。1909 年第 4 期教育杂谈中写到：“然读经讲经之删除较诸历史、地理、格致尤为急。尝见学部顾问官张、汤、陈、郑诸公之条陈，皆谓不宜列入小学科目。吾知此一时彼一时，今日之学部必能体察儿童心理，采纳公众定论，以谋教育之进步也。”同年第 9 期陆费选小学堂章程改正私议一文也认为，新章虽较之旧章科目减少、简单易行，但仔细观察似觉学科程度更不合理，因“经书非儿童所能解，施之小学，尤觉有百害而无一利。记者以为经之有裨修身者，不妨采入修身书;可作文章模范者，不妨收入国民读本，不必专设此科也”。但学部却对此置若罔闻，请旨“饬各省督抚督率提学司，自宣统三年为始，一律按照此改定
18、章程认真办理”。三、矫枉过正：新学制将“三科”化繁为简学部改定初小课程方案一出，就有学者对此进行批判。有评论认为中国疆域辽阔，各地风土民情皆有不同，一地之人所编之教科书往往不能为全国着想，而学部从前出版之小学教科书也“颇受人摘驳”，但“按去岁学部奏定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其历史、地理、格致三科则编入国文读本内，据是以观，则全国所用教科书尤难画一。”教材不合，却偏要划一教育，按评论员观点，学部实在是强行实施不可为之事。1910 年的教育杂志中也有学者发文隐晦批判学制改革，认为呼吁小学减少教学科目实为“反动之声”。作者调查了当时美国 50 所著名小学的科目设置情况。据统计，教学科目凡 22 种，其中
19、读法、联字法、作文、书法、算术、地理、历史、唱歌、画图 10 科，各校悉教之，教授初等化学者也有 30 所。笔者以为作者选择此时介绍美国小学课程设置的多样性，意在警醒当时政府一味追求教育普及而盲目缩减教学科目的极端做法。更有学校根据自身实际自主选择加设地理株浙江教育官报记载该省某初等小学校长陈学熙曾上奏，为普及民众水利智识，应于教学之余酌量加授地理科目。该署批示：“该堂长既注意此点，以为选民预备，可于授课之余，随意酌量讲习。所请通伤之处，未便率准。仰即知照此批。该堂长可谓是用实际行动反对学部裁撤“三科”的先驱。上文提到，晚清政府推行初等小学削减“三科”政策的理论基础是学科数量与教育普及程度成反
20、比。那么，学科减少之后初等教育的发展情况如何呢?根据民国时期北京教育部的统计资料显示，1912 至 1915 年间国民初小学生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6. 4%，14. 2%和 6. 9 %。虽然增长率下降受多重因素影响，并非是削减“三科”所导致，但数据至少说明削减科目并不会带来国民教育的井喷式发展。笔者以为，清政府在风雨飘摇之际抓住的那株救命稻草本是一个伪命题。江苏教育总会认为科目太繁以致师儒医乏、经费不敷是教育不能普及之由，故提倡归并“三科”于国文科。但实际七奏定学堂章程中的“简易科”就是专为解决此问题而设，村镇初小完全可以在“三科”中择其一而教之，通州直隶州的 13 所私立初等小学中，甚至有
21、 7 所学校有能力设置历史、地理两科。官立、公立初小学则更无必要删除“三科”。因京师为全国文化中心，教育自应起到表率作用，故不能代表平均水平，所以我们以各类初小“三科”设置率均较低的江苏为例。上元县官立初小和通州直隶州公立初小中能开设“三科”中两门及以上的学校分别占总数的 100%和 78.9%。而那些选择开设“三科”中两门的学校，无一例外都是缺乏格致科。单纯以推广教育而论，应减免的也只有格致一科。学部选择将历史、地理与格致一并删除，实在无令人信服之理由，大约清政府自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会增加民情浮动。当然，学部并未直接宣称裁撤“三科”，而是对外公布将历史、地理与格致科纳入国文中讲授。但
22、是，在“三科”内容被纳入国文科后，科学思想都不同程度地被削弱。举两例以为证。学部编纂之初等小学堂五年完全科国文教科书第四册“我国气候”一课中写到：“地球之上，各处气候不同。有终年严寒者，有终年炎热者，生于其地之人，苦可知矣。我国气候寒暑适中，冬无苦寒，夏无酷暑，春秋温和，尤为宜人，我等生于此间，巨非大幸乎。”文章标题看似属地理科，但内容却是教导国民安于现状，全无培养国民自然科学兴趣之旨。再有，初等小学堂四年完全科国文教科书第二册第三十五课看似属格致科，但却是以“众蜂”喻国民，意义深刻。全文曰：“巢蜂有王，管领众蜂。众蜂或营巢，或采花蜜，或抚养蜂子，各勤其职，以从蜂王之命。”辛亥革命虽将清王朝付
23、之一炬，但“己酉旧章”却被延续下来，民国之后不断有教育人士提出修改意见。1912 年陆费选著有国民普通学制议一文，文中所列“初等小学课程表”中专门附言，国文课程应在第三、四年“加历史地理及国民材料”。陆虽未直接提出重建“三科”，但己意识到应增加历史、地理科目的分量。1913 年，教育部开始默认初小 “三科”教材为学生参考书，原文曰：“梅县乡土历史、地理及五属乡土格致教科书三种，用意尚无不合，可由该处小学校教员作为参考书，随处引申，伸学生具有乡土知识。”1917 年，北京师范学校更在年度计划书中提出设置史地参考室，认为“地史二科，中国向视文学之一部，最不适挽近实用教育之趋势”，出现了将历史、地理
24、科重新分离出文学科的倾向。同一时期，某南方著名小学甚至公开在初小增加自然和社会科，主张者认为这是儿童生活内必要的作业。1922 年，在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上，教育学者终于重新拟定了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规定于初级小学加入社会科与自然科。其中，社会科由卫生、公民、历史、地理四科组合而成，到高级小学则分而习之。新学制不仅重新确立了“三科”在初等小学的地位，而且充分尊重教育规律，化繁为简，在普及历史、地理与格致科知识的同时兼顾儿童脑力、识力。同年，教育杂志专门出版了“学制课程研究号”，鼓励各家言说，大多数学者对于重新将“三科”纳入初等小学的做法表示赞成。且举两例以示之。庄俞撰对于新学制小学教科目的意
25、见一文，指出“就生活和社会的需要而论，小学第二三年，即应该和儿童讲谈原始人故事、名人故事、事物发明故事、生活进化故事等”，且地理、理科也是这样，应从小学二三年起。常道直更是直言：“欲使小学课程能以真正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至少需就现行国民小学课程外加入理科、地理、历史等学科”，因其“小之足以激发爱国心，大之足以引起对于全人类之广大的同情，实为共和国民所不容遗忘之一部知识”。四、结语虽然，清末和明初中国小学教育受了日本的影响而事事仿效日本”，但并非亦步亦趋。实际上，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制定之时恰逢日本寻常小学修改法令，削减“三科”。1900 年，日本钊、学校令改正第十九条记载：“寻常小学教科
26、目为修身、国语、算术、体操。根据地域情况可以加设图画、唱歌、手工中一科或数科，女生可加课裁缝。”但无论是雌欠定学堂章程的制定者张百熙亦或是钦定学堂章程的参与者张之洞、荣庆，都选择将“三科”纳入中国初小课程。这一方面体现了课程制定者因地制宜的思想，另一方面大约也反映了甲午战后部分官僚阶层希望国民尽快普及西方近代科学的急切心态。日本于 1907 年再次改正小学校令，将寻常小学延长至 6 年，并再次添设“三科”。再次改正小学校令记载“寻常小学教科目为修身、国语、算术、日本历史、地理、理科、图画、唱歌、体操，女生加设裁缝科，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可加设手工一科。”而清政府却于 1909 年和 1910 年两
27、次颁布改定初等小学堂课程办法，将历史、地理与格致科一并纳入国文科讲授。笔者以为政府选择于此时删并“三科”，更多是从民情与国难的角度考虑，希望履行预备立宪普及教育之责以宏济艰难。但以牺牲教育初衷求得教育普及的做法终究没能换来王朝命运的延续。1918 年教育家庄俞在回忆往昔教育时写道：“预备立宪之教育事业，自改革小学教育始，当时公认张文襄氏之学制，不适于立宪国民，深欲加以修订。其修订之善否，别一问题。既知筹备修订，即办学教育上之进步。筹备未成，革命己起，全国观感，勃然以兴，金以预备立宪时代修订之学制，仍不适于共和国民，教育部从事改革之手腕亦不若学部之拘执，改革复改革，是为教育上之一大进步。”作者虽未直接批评学部为预备立宪而修订学制的做法，但“拘执”二字实际上已经表明了态度。到民国七、八年之后，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浪潮传到我国，不可否认 1922 年新学制初等小学“三科”的变相回归有一定程度的美国因素。但初等小学“三科”以社会科与自然科的形式回归，更多体现的是中国新式教育在实践 20 多年后，逐渐超越他国经验与本国政治，由模仿走向革新、由躁进转向稳妥的发展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