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外国语言学理论及应用语言学专业毕业论文 精品论文 伊战期间美国新闻发布会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关键词：伊拉克战争 新闻发布会 批判性话语 媒体语篇 美国摘要：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语言学家广泛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来揭示意识形态和语篇的辩证关系。意识形态是人类价值观体系的基础，渗透于经济、政治、军事等社会的各个层面。研究意识形态，特别是战争状态下的意识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批判性话语分析研究意识形态，必然要以语篇为依托。在各类语篇中，媒体语篇和政治语篇备受研究者青睐，但是兼具这两种语篇性质的新闻发布会，虽然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却很少被纳入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研究范畴。 总体而言，传统
2、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以定性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一方面推动了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因其主观性的偏重和代表性的不足(Fowler，1996)引发了部分学者对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批判。为了回应这一质疑，一种利用语料库语言学的量性分析方法辅助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新模式应运而生。由于仍处于初始阶段，这一模式还未被大多数语篇分析学家所采纳。在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语料库语言学的量性分析方法的运用也大都局限于词汇层面，很少涉及到语法层面和语篇层面。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选取 Fairclough 描述-阐释-说明的“三维分析模型”为主体框架，结合 VanDjik 的“肯定我方，否定他方”的社会认知理论，Ha
3、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以及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分析法对伊战期间的美国新闻发布会进行了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从而回答三个问题：(1)伊战期间的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传递了怎样的意识形态?(2)这样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在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实现的?(3)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为什么要传递这样的意识形态?在论证上述问题的同时，作者也就语料库语言学对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贡献做了相应的探讨。 本文选取伊战期间白宫新闻发言人就伊拉克问题发表的全部讲话为原始数据，在对数据进行编辑和人工标注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小型标注语料库。与此同时，借助语料库软件 WordSmith(5.0)对语料库进行检索，并利用数据处
4、理软件 SPSS(13.0)对部分相关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本文主体共分两大部分。首先，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对伊战期间的美国新闻发布会进行描述和阐释。宏观层面上，利用词频统计分析，总体把握美国新闻发布会中的伊拉克战争。微观层面上，将语料库语言学分析方法同系统功能语法相结合，从概念、人际、语篇三大功能出发分析和归纳白宫新闻发言人语言的使用特点。同时，针对战争状态下意识形态对“我方”和“他方”的关注，引入 VanDijk 的“肯定我方，否定他方”的分析理论，从社会认知角度对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描述进行阐释；最后，将美国新闻发布会置于其社会，机构和现实情境中重新考察以说明语篇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中是如
5、何达成一致的。 上述的分析和讨论表明: (1)美国新闻发布会在伊战期间所传递出的意识形态与伊拉克战争的三个参与者的形象塑造紧密相关。在塑造萨达姆负面形象，美国和伊拉克民众正面形象的过程中，伊拉克战争被演绎成一场保护国家安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正义之战；(2)语言手段在三者中的使用情况也各不相同：白宫新闻发言人在塑造萨达姆作为“恐怖主义者”和“独裁者”的负面形象时多运用词汇、物质过程、关系过程、陈述语气、情态动词“should” ；在烘托美国“救世主”和“自卫者”的正面形象时则主要借助及物性、陈述语气、人称代词“We”以及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在刻画伊拉克民众的“受害者”角色并构建其与美国的正面关系
6、时，则更多地使用词汇、陈述语气、心理过程、存在过程、情态动词“will”和被动语态； (3)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传递出来的意识形态有着深刻的社会、机构和现实根源。白宫新闻发言人试图运用语言为战争寻找借口，掩饰战争的真正目的和侵略本质，从而实现政府对民众的控制。 本文的意义在于进一步论证了将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分析方法纳入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积极性与可行性，并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指出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批判性语言思维，提高批判性阅读能力的必要性；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论证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敏感性的重要性，为心理战和舆论战研究开启新视角，提供新启示。正文内容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语言学家广
7、泛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来揭示意识形态和语篇的辩证关系。意识形态是人类价值观体系的基础，渗透于经济、政治、军事等社会的各个层面。研究意识形态，特别是战争状态下的意识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批判性话语分析研究意识形态，必然要以语篇为依托。在各类语篇中，媒体语篇和政治语篇备受研究者青睐，但是兼具这两种语篇性质的新闻发布会，虽然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却很少被纳入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研究范畴。 总体而言，传统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以定性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一方面推动了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因其主观性的偏重和代表性的不足(Fowler，1996)引发了部分学者对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批判。为了回应这
8、一质疑，一种利用语料库语言学的量性分析方法辅助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新模式应运而生。由于仍处于初始阶段，这一模式还未被大多数语篇分析学家所采纳。在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语料库语言学的量性分析方法的运用也大都局限于词汇层面，很少涉及到语法层面和语篇层面。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选取 Fairclough 描述-阐释-说明的“三维分析模型”为主体框架，结合 VanDjik 的“肯定我方，否定他方”的社会认知理论，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以及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分析法对伊战期间的美国新闻发布会进行了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从而回答三个问题：(1)伊战期间的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传递了怎样的意识形态
9、?(2)这样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在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实现的?(3)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为什么要传递这样的意识形态?在论证上述问题的同时，作者也就语料库语言学对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贡献做了相应的探讨。 本文选取伊战期间白宫新闻发言人就伊拉克问题发表的全部讲话为原始数据，在对数据进行编辑和人工标注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小型标注语料库。与此同时，借助语料库软件 WordSmith(5.0)对语料库进行检索，并利用数据处理软件 SPSS(13.0)对部分相关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本文主体共分两大部分。首先，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对伊战期间的美国新闻发布会进行描述和阐释。宏观层面上，利用词频统计分析，总体把握美国新闻
10、发布会中的伊拉克战争。微观层面上，将语料库语言学分析方法同系统功能语法相结合，从概念、人际、语篇三大功能出发分析和归纳白宫新闻发言人语言的使用特点。同时，针对战争状态下意识形态对“我方”和“他方”的关注，引入 VanDijk 的“肯定我方，否定他方”的分析理论，从社会认知角度对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描述进行阐释；最后，将美国新闻发布会置于其社会，机构和现实情境中重新考察以说明语篇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中是如何达成一致的。 上述的分析和讨论表明: (1)美国新闻发布会在伊战期间所传递出的意识形态与伊拉克战争的三个参与者的形象塑造紧密相关。在塑造萨达姆负面形象，美国和伊拉克民众正面形象的过程中，伊拉克
11、战争被演绎成一场保护国家安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正义之战；(2)语言手段在三者中的使用情况也各不相同：白宫新闻发言人在塑造萨达姆作为“恐怖主义者”和“独裁者”的负面形象时多运用词汇、物质过程、关系过程、陈述语气、情态动词“should” ；在烘托美国“救世主”和“自卫者”的正面形象时则主要借助及物性、陈述语气、人称代词“We”以及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在刻画伊拉克民众的“受害者”角色并构建其与美国的正面关系时，则更多地使用词汇、陈述语气、心理过程、存在过程、情态动词“will”和被动语态； (3)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传递出来的意识形态有着深刻的社会、机构和现实根源。白宫新闻发言人试图运用语言为战争寻
12、找借口，掩饰战争的真正目的和侵略本质，从而实现政府对民众的控制。 本文的意义在于进一步论证了将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分析方法纳入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积极性与可行性，并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指出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批判性语言思维，提高批判性阅读能力的必要性；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论证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敏感性的重要性，为心理战和舆论战研究开启新视角，提供新启示。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语言学家广泛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来揭示意识形态和语篇的辩证关系。意识形态是人类价值观体系的基础，渗透于经济、政治、军事等社会的各个层面。研究意识形态，特别是战争状态下的意识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批判性话语
13、分析研究意识形态，必然要以语篇为依托。在各类语篇中，媒体语篇和政治语篇备受研究者青睐，但是兼具这两种语篇性质的新闻发布会，虽然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却很少被纳入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研究范畴。 总体而言，传统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以定性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一方面推动了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因其主观性的偏重和代表性的不足(Fowler，1996)引发了部分学者对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批判。为了回应这一质疑，一种利用语料库语言学的量性分析方法辅助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新模式应运而生。由于仍处于初始阶段，这一模式还未被大多数语篇分析学家所采纳。在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语料库语言学的量性分析方法的运用也大都局
14、限于词汇层面，很少涉及到语法层面和语篇层面。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选取 Fairclough 描述-阐释-说明的“三维分析模型”为主体框架，结合VanDjik 的“肯定我方，否定他方”的社会认知理论，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以及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分析法对伊战期间的美国新闻发布会进行了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从而回答三个问题：(1)伊战期间的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传递了怎样的意识形态?(2)这样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在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实现的?(3)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为什么要传递这样的意识形态?在论证上述问题的同时，作者也就语料库语言学对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贡献做了相应的探讨。 本文选取伊战
15、期间白宫新闻发言人就伊拉克问题发表的全部讲话为原始数据，在对数据进行编辑和人工标注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小型标注语料库。与此同时，借助语料库软件 WordSmith(5.0)对语料库进行检索，并利用数据处理软件 SPSS(13.0)对部分相关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本文主体共分两大部分。首先，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对伊战期间的美国新闻发布会进行描述和阐释。宏观层面上，利用词频统计分析，总体把握美国新闻发布会中的伊拉克战争。微观层面上，将语料库语言学分析方法同系统功能语法相结合，从概念、人际、语篇三大功能出发分析和归纳白宫新闻发言人语言的使用特点。同时，针对战争状态下意识形态对“我方”和“他方”的关注，
16、引入 VanDijk 的“肯定我方，否定他方”的分析理论，从社会认知角度对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描述进行阐释；最后，将美国新闻发布会置于其社会，机构和现实情境中重新考察以说明语篇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中是如何达成一致的。 上述的分析和讨论表明: (1)美国新闻发布会在伊战期间所传递出的意识形态与伊拉克战争的三个参与者的形象塑造紧密相关。在塑造萨达姆负面形象，美国和伊拉克民众正面形象的过程中，伊拉克战争被演绎成一场保护国家安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正义之战；(2)语言手段在三者中的使用情况也各不相同：白宫新闻发言人在塑造萨达姆作为“恐怖主义者”和“独裁者”的负面形象时多运用词汇、物质过程、关系过程、陈述
17、语气、情态动词“should” ；在烘托美国“救世主”和“自卫者”的正面形象时则主要借助及物性、陈述语气、人称代词“We”以及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在刻画伊拉克民众的“受害者”角色并构建其与美国的正面关系时，则更多地使用词汇、陈述语气、心理过程、存在过程、情态动词“will”和被动语态； (3)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传递出来的意识形态有着深刻的社会、机构和现实根源。白宫新闻发言人试图运用语言为战争寻找借口，掩饰战争的真正目的和侵略本质，从而实现政府对民众的控制。 本文的意义在于进一步论证了将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分析方法纳入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积极性与可行性，并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指出在英语教学
18、中，培养学生批判性语言思维，提高批判性阅读能力的必要性；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论证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敏感性的重要性，为心理战和舆论战研究开启新视角，提供新启示。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语言学家广泛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来揭示意识形态和语篇的辩证关系。意识形态是人类价值观体系的基础，渗透于经济、政治、军事等社会的各个层面。研究意识形态，特别是战争状态下的意识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批判性话语分析研究意识形态，必然要以语篇为依托。在各类语篇中，媒体语篇和政治语篇备受研究者青睐，但是兼具这两种语篇性质的新闻发布会，虽然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却很少被纳入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研究范畴。 总体而言，传统
19、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以定性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一方面推动了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因其主观性的偏重和代表性的不足(Fowler，1996)引发了部分学者对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批判。为了回应这一质疑，一种利用语料库语言学的量性分析方法辅助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新模式应运而生。由于仍处于初始阶段，这一模式还未被大多数语篇分析学家所采纳。在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语料库语言学的量性分析方法的运用也大都局限于词汇层面，很少涉及到语法层面和语篇层面。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选取 Fairclough 描述-阐释-说明的“三维分析模型”为主体框架，结合VanDjik 的“肯定我方，否定他方”的社会认知理论，Hal
20、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以及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分析法对伊战期间的美国新闻发布会进行了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从而回答三个问题：(1)伊战期间的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传递了怎样的意识形态?(2)这样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在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实现的?(3)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为什么要传递这样的意识形态?在论证上述问题的同时，作者也就语料库语言学对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贡献做了相应的探讨。 本文选取伊战期间白宫新闻发言人就伊拉克问题发表的全部讲话为原始数据，在对数据进行编辑和人工标注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小型标注语料库。与此同时，借助语料库软件 WordSmith(5.0)对语料库进行检索，并利用数据处理
21、软件 SPSS(13.0)对部分相关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本文主体共分两大部分。首先，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对伊战期间的美国新闻发布会进行描述和阐释。宏观层面上，利用词频统计分析，总体把握美国新闻发布会中的伊拉克战争。微观层面上，将语料库语言学分析方法同系统功能语法相结合，从概念、人际、语篇三大功能出发分析和归纳白宫新闻发言人语言的使用特点。同时，针对战争状态下意识形态对“我方”和“他方”的关注，引入 VanDijk 的“肯定我方，否定他方”的分析理论，从社会认知角度对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描述进行阐释；最后，将美国新闻发布会置于其社会，机构和现实情境中重新考察以说明语篇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中是如何
22、达成一致的。 上述的分析和讨论表明: (1)美国新闻发布会在伊战期间所传递出的意识形态与伊拉克战争的三个参与者的形象塑造紧密相关。在塑造萨达姆负面形象，美国和伊拉克民众正面形象的过程中，伊拉克战争被演绎成一场保护国家安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正义之战；(2)语言手段在三者中的使用情况也各不相同：白宫新闻发言人在塑造萨达姆作为“恐怖主义者”和“独裁者”的负面形象时多运用词汇、物质过程、关系过程、陈述语气、情态动词“should” ；在烘托美国“救世主”和“自卫者”的正面形象时则主要借助及物性、陈述语气、人称代词“We”以及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在刻画伊拉克民众的“受害者”角色并构建其与美国的正面关系时
23、，则更多地使用词汇、陈述语气、心理过程、存在过程、情态动词“will”和被动语态； (3)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传递出来的意识形态有着深刻的社会、机构和现实根源。白宫新闻发言人试图运用语言为战争寻找借口，掩饰战争的真正目的和侵略本质，从而实现政府对民众的控制。 本文的意义在于进一步论证了将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分析方法纳入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积极性与可行性，并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指出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批判性语言思维，提高批判性阅读能力的必要性；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论证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敏感性的重要性，为心理战和舆论战研究开启新视角，提供新启示。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语言学家广泛运用批判
24、性话语分析来揭示意识形态和语篇的辩证关系。意识形态是人类价值观体系的基础，渗透于经济、政治、军事等社会的各个层面。研究意识形态，特别是战争状态下的意识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批判性话语分析研究意识形态，必然要以语篇为依托。在各类语篇中，媒体语篇和政治语篇备受研究者青睐，但是兼具这两种语篇性质的新闻发布会，虽然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却很少被纳入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研究范畴。 总体而言，传统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以定性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一方面推动了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因其主观性的偏重和代表性的不足(Fowler，1996)引发了部分学者对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批判。为了回应这一质疑，一
25、种利用语料库语言学的量性分析方法辅助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新模式应运而生。由于仍处于初始阶段，这一模式还未被大多数语篇分析学家所采纳。在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语料库语言学的量性分析方法的运用也大都局限于词汇层面，很少涉及到语法层面和语篇层面。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选取 Fairclough 描述-阐释-说明的“三维分析模型”为主体框架，结合VanDjik 的“肯定我方，否定他方”的社会认知理论，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以及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分析法对伊战期间的美国新闻发布会进行了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从而回答三个问题：(1)伊战期间的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传递了怎样的意识形态?(2)这样
26、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在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实现的?(3)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为什么要传递这样的意识形态?在论证上述问题的同时，作者也就语料库语言学对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贡献做了相应的探讨。 本文选取伊战期间白宫新闻发言人就伊拉克问题发表的全部讲话为原始数据，在对数据进行编辑和人工标注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小型标注语料库。与此同时，借助语料库软件 WordSmith(5.0)对语料库进行检索，并利用数据处理软件 SPSS(13.0)对部分相关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本文主体共分两大部分。首先，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对伊战期间的美国新闻发布会进行描述和阐释。宏观层面上，利用词频统计分析，总体把握美国新闻发布会中的伊
27、拉克战争。微观层面上，将语料库语言学分析方法同系统功能语法相结合，从概念、人际、语篇三大功能出发分析和归纳白宫新闻发言人语言的使用特点。同时，针对战争状态下意识形态对“我方”和“他方”的关注，引入 VanDijk 的“肯定我方，否定他方”的分析理论，从社会认知角度对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描述进行阐释；最后，将美国新闻发布会置于其社会，机构和现实情境中重新考察以说明语篇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中是如何达成一致的。 上述的分析和讨论表明: (1)美国新闻发布会在伊战期间所传递出的意识形态与伊拉克战争的三个参与者的形象塑造紧密相关。在塑造萨达姆负面形象，美国和伊拉克民众正面形象的过程中，伊拉克战争被演绎成
28、一场保护国家安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正义之战；(2)语言手段在三者中的使用情况也各不相同：白宫新闻发言人在塑造萨达姆作为“恐怖主义者”和“独裁者”的负面形象时多运用词汇、物质过程、关系过程、陈述语气、情态动词“should” ；在烘托美国“救世主”和“自卫者”的正面形象时则主要借助及物性、陈述语气、人称代词“We”以及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在刻画伊拉克民众的“受害者”角色并构建其与美国的正面关系时，则更多地使用词汇、陈述语气、心理过程、存在过程、情态动词“will”和被动语态； (3)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传递出来的意识形态有着深刻的社会、机构和现实根源。白宫新闻发言人试图运用语言为战争寻找借口，掩饰
29、战争的真正目的和侵略本质，从而实现政府对民众的控制。 本文的意义在于进一步论证了将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分析方法纳入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积极性与可行性，并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指出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批判性语言思维，提高批判性阅读能力的必要性；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论证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敏感性的重要性，为心理战和舆论战研究开启新视角，提供新启示。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语言学家广泛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来揭示意识形态和语篇的辩证关系。意识形态是人类价值观体系的基础，渗透于经济、政治、军事等社会的各个层面。研究意识形态，特别是战争状态下的意识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批判性话语分析研究意识
30、形态，必然要以语篇为依托。在各类语篇中，媒体语篇和政治语篇备受研究者青睐，但是兼具这两种语篇性质的新闻发布会，虽然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却很少被纳入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研究范畴。 总体而言，传统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以定性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一方面推动了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因其主观性的偏重和代表性的不足(Fowler，1996)引发了部分学者对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批判。为了回应这一质疑，一种利用语料库语言学的量性分析方法辅助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新模式应运而生。由于仍处于初始阶段，这一模式还未被大多数语篇分析学家所采纳。在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语料库语言学的量性分析方法的运用也大都局限于词汇层面
31、，很少涉及到语法层面和语篇层面。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选取 Fairclough 描述-阐释-说明的“三维分析模型”为主体框架，结合VanDjik 的“肯定我方，否定他方”的社会认知理论，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以及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分析法对伊战期间的美国新闻发布会进行了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从而回答三个问题：(1)伊战期间的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传递了怎样的意识形态?(2)这样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在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实现的?(3)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为什么要传递这样的意识形态?在论证上述问题的同时，作者也就语料库语言学对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贡献做了相应的探讨。 本文选取伊战期间白宫新闻
32、发言人就伊拉克问题发表的全部讲话为原始数据，在对数据进行编辑和人工标注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小型标注语料库。与此同时，借助语料库软件 WordSmith(5.0)对语料库进行检索，并利用数据处理软件 SPSS(13.0)对部分相关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本文主体共分两大部分。首先，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对伊战期间的美国新闻发布会进行描述和阐释。宏观层面上，利用词频统计分析，总体把握美国新闻发布会中的伊拉克战争。微观层面上，将语料库语言学分析方法同系统功能语法相结合，从概念、人际、语篇三大功能出发分析和归纳白宫新闻发言人语言的使用特点。同时，针对战争状态下意识形态对“我方”和“他方”的关注，引入 Van
33、Dijk 的“肯定我方，否定他方”的分析理论，从社会认知角度对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描述进行阐释；最后，将美国新闻发布会置于其社会，机构和现实情境中重新考察以说明语篇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中是如何达成一致的。 上述的分析和讨论表明: (1)美国新闻发布会在伊战期间所传递出的意识形态与伊拉克战争的三个参与者的形象塑造紧密相关。在塑造萨达姆负面形象，美国和伊拉克民众正面形象的过程中，伊拉克战争被演绎成一场保护国家安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正义之战；(2)语言手段在三者中的使用情况也各不相同：白宫新闻发言人在塑造萨达姆作为“恐怖主义者”和“独裁者”的负面形象时多运用词汇、物质过程、关系过程、陈述语气、情态动
34、词“should” ；在烘托美国“救世主”和“自卫者”的正面形象时则主要借助及物性、陈述语气、人称代词“We”以及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在刻画伊拉克民众的“受害者”角色并构建其与美国的正面关系时，则更多地使用词汇、陈述语气、心理过程、存在过程、情态动词“will”和被动语态； (3)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传递出来的意识形态有着深刻的社会、机构和现实根源。白宫新闻发言人试图运用语言为战争寻找借口，掩饰战争的真正目的和侵略本质，从而实现政府对民众的控制。 本文的意义在于进一步论证了将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分析方法纳入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积极性与可行性，并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指出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
35、批判性语言思维，提高批判性阅读能力的必要性；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论证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敏感性的重要性，为心理战和舆论战研究开启新视角，提供新启示。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语言学家广泛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来揭示意识形态和语篇的辩证关系。意识形态是人类价值观体系的基础，渗透于经济、政治、军事等社会的各个层面。研究意识形态，特别是战争状态下的意识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批判性话语分析研究意识形态，必然要以语篇为依托。在各类语篇中，媒体语篇和政治语篇备受研究者青睐，但是兼具这两种语篇性质的新闻发布会，虽然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却很少被纳入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研究范畴。 总体而言，传统的批判性话语
36、分析以定性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一方面推动了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因其主观性的偏重和代表性的不足(Fowler，1996)引发了部分学者对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批判。为了回应这一质疑，一种利用语料库语言学的量性分析方法辅助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新模式应运而生。由于仍处于初始阶段，这一模式还未被大多数语篇分析学家所采纳。在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语料库语言学的量性分析方法的运用也大都局限于词汇层面，很少涉及到语法层面和语篇层面。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选取 Fairclough 描述-阐释-说明的“三维分析模型”为主体框架，结合VanDjik 的“肯定我方，否定他方”的社会认知理论，Halliday
37、的系统功能语法，以及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分析法对伊战期间的美国新闻发布会进行了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从而回答三个问题：(1)伊战期间的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传递了怎样的意识形态?(2)这样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在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实现的?(3)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为什么要传递这样的意识形态?在论证上述问题的同时，作者也就语料库语言学对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贡献做了相应的探讨。 本文选取伊战期间白宫新闻发言人就伊拉克问题发表的全部讲话为原始数据，在对数据进行编辑和人工标注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小型标注语料库。与此同时，借助语料库软件 WordSmith(5.0)对语料库进行检索，并利用数据处理软件 SPS
38、S(13.0)对部分相关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本文主体共分两大部分。首先，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对伊战期间的美国新闻发布会进行描述和阐释。宏观层面上，利用词频统计分析，总体把握美国新闻发布会中的伊拉克战争。微观层面上，将语料库语言学分析方法同系统功能语法相结合，从概念、人际、语篇三大功能出发分析和归纳白宫新闻发言人语言的使用特点。同时，针对战争状态下意识形态对“我方”和“他方”的关注，引入 VanDijk 的“肯定我方，否定他方”的分析理论，从社会认知角度对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描述进行阐释；最后，将美国新闻发布会置于其社会，机构和现实情境中重新考察以说明语篇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中是如何达成一致的。
39、 上述的分析和讨论表明: (1)美国新闻发布会在伊战期间所传递出的意识形态与伊拉克战争的三个参与者的形象塑造紧密相关。在塑造萨达姆负面形象，美国和伊拉克民众正面形象的过程中，伊拉克战争被演绎成一场保护国家安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正义之战；(2)语言手段在三者中的使用情况也各不相同：白宫新闻发言人在塑造萨达姆作为“恐怖主义者”和“独裁者”的负面形象时多运用词汇、物质过程、关系过程、陈述语气、情态动词“should” ；在烘托美国“救世主”和“自卫者”的正面形象时则主要借助及物性、陈述语气、人称代词“We”以及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在刻画伊拉克民众的“受害者”角色并构建其与美国的正面关系时，则更多地使
40、用词汇、陈述语气、心理过程、存在过程、情态动词“will”和被动语态； (3)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传递出来的意识形态有着深刻的社会、机构和现实根源。白宫新闻发言人试图运用语言为战争寻找借口，掩饰战争的真正目的和侵略本质，从而实现政府对民众的控制。 本文的意义在于进一步论证了将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分析方法纳入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积极性与可行性，并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指出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批判性语言思维，提高批判性阅读能力的必要性；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论证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敏感性的重要性，为心理战和舆论战研究开启新视角，提供新启示。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语言学家广泛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来
41、揭示意识形态和语篇的辩证关系。意识形态是人类价值观体系的基础，渗透于经济、政治、军事等社会的各个层面。研究意识形态，特别是战争状态下的意识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批判性话语分析研究意识形态，必然要以语篇为依托。在各类语篇中，媒体语篇和政治语篇备受研究者青睐，但是兼具这两种语篇性质的新闻发布会，虽然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却很少被纳入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研究范畴。 总体而言，传统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以定性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一方面推动了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因其主观性的偏重和代表性的不足(Fowler，1996)引发了部分学者对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批判。为了回应这一质疑，一种利用语料库
42、语言学的量性分析方法辅助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新模式应运而生。由于仍处于初始阶段，这一模式还未被大多数语篇分析学家所采纳。在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语料库语言学的量性分析方法的运用也大都局限于词汇层面，很少涉及到语法层面和语篇层面。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选取 Fairclough 描述-阐释-说明的“三维分析模型”为主体框架，结合VanDjik 的“肯定我方，否定他方”的社会认知理论，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以及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分析法对伊战期间的美国新闻发布会进行了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从而回答三个问题：(1)伊战期间的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传递了怎样的意识形态?(2)这样的意识形态是
43、如何在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实现的?(3)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为什么要传递这样的意识形态?在论证上述问题的同时，作者也就语料库语言学对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贡献做了相应的探讨。 本文选取伊战期间白宫新闻发言人就伊拉克问题发表的全部讲话为原始数据，在对数据进行编辑和人工标注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小型标注语料库。与此同时，借助语料库软件 WordSmith(5.0)对语料库进行检索，并利用数据处理软件 SPSS(13.0)对部分相关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本文主体共分两大部分。首先，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对伊战期间的美国新闻发布会进行描述和阐释。宏观层面上，利用词频统计分析，总体把握美国新闻发布会中的伊拉克战争。微
44、观层面上，将语料库语言学分析方法同系统功能语法相结合，从概念、人际、语篇三大功能出发分析和归纳白宫新闻发言人语言的使用特点。同时，针对战争状态下意识形态对“我方”和“他方”的关注，引入 VanDijk 的“肯定我方，否定他方”的分析理论，从社会认知角度对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描述进行阐释；最后，将美国新闻发布会置于其社会，机构和现实情境中重新考察以说明语篇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中是如何达成一致的。 上述的分析和讨论表明: (1)美国新闻发布会在伊战期间所传递出的意识形态与伊拉克战争的三个参与者的形象塑造紧密相关。在塑造萨达姆负面形象，美国和伊拉克民众正面形象的过程中，伊拉克战争被演绎成一场保护国家
45、安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正义之战；(2)语言手段在三者中的使用情况也各不相同：白宫新闻发言人在塑造萨达姆作为“恐怖主义者”和“独裁者”的负面形象时多运用词汇、物质过程、关系过程、陈述语气、情态动词“should” ；在烘托美国“救世主”和“自卫者”的正面形象时则主要借助及物性、陈述语气、人称代词“We”以及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在刻画伊拉克民众的“受害者”角色并构建其与美国的正面关系时，则更多地使用词汇、陈述语气、心理过程、存在过程、情态动词“will”和被动语态； (3)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传递出来的意识形态有着深刻的社会、机构和现实根源。白宫新闻发言人试图运用语言为战争寻找借口，掩饰战争的真正目
46、的和侵略本质，从而实现政府对民众的控制。 本文的意义在于进一步论证了将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分析方法纳入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积极性与可行性，并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指出在英语教学中，培养学生批判性语言思维，提高批判性阅读能力的必要性；从语言研究的角度论证了政治觉悟和军事敏感性的重要性，为心理战和舆论战研究开启新视角，提供新启示。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西方语言学家广泛运用批判性话语分析来揭示意识形态和语篇的辩证关系。意识形态是人类价值观体系的基础，渗透于经济、政治、军事等社会的各个层面。研究意识形态，特别是战争状态下的意识形态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批判性话语分析研究意识形态，必然要
47、以语篇为依托。在各类语篇中，媒体语篇和政治语篇备受研究者青睐，但是兼具这两种语篇性质的新闻发布会，虽然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特征，却很少被纳入批判性话语分析的研究范畴。 总体而言，传统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以定性研究为主。定性研究一方面推动了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蓬勃发展，另一方面也因其主观性的偏重和代表性的不足(Fowler，1996)引发了部分学者对于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批判。为了回应这一质疑，一种利用语料库语言学的量性分析方法辅助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新模式应运而生。由于仍处于初始阶段，这一模式还未被大多数语篇分析学家所采纳。在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中，语料库语言学的量性分析方法的运用也大都局限于词汇层面，很少涉及到
48、语法层面和语篇层面。 基于上述讨论，本文选取 Fairclough 描述-阐释-说明的“三维分析模型”为主体框架，结合VanDjik 的“肯定我方，否定他方”的社会认知理论，Halliday 的系统功能语法，以及语料库语言学的定量分析法对伊战期间的美国新闻发布会进行了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批判性话语分析，从而回答三个问题：(1)伊战期间的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传递了怎样的意识形态?(2)这样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在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中实现的?(3)美国例行新闻发布会为什么要传递这样的意识形态?在论证上述问题的同时，作者也就语料库语言学对批判性话语分析的贡献做了相应的探讨。 本文选取伊战期间白宫新闻发言人就伊拉
49、克问题发表的全部讲话为原始数据，在对数据进行编辑和人工标注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小型标注语料库。与此同时，借助语料库软件 WordSmith(5.0)对语料库进行检索，并利用数据处理软件 SPSS(13.0)对部分相关数据进行处理与分析。 本文主体共分两大部分。首先，从宏观和微观层面上对伊战期间的美国新闻发布会进行描述和阐释。宏观层面上，利用词频统计分析，总体把握美国新闻发布会中的伊拉克战争。微观层面上，将语料库语言学分析方法同系统功能语法相结合，从概念、人际、语篇三大功能出发分析和归纳白宫新闻发言人语言的使用特点。同时，针对战争状态下意识形态对“我方”和“他方”的关注，引入 VanDijk 的“肯定我方，否定他方”的分析理论，从社会认知角度对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的描述进行阐释；最后，将美国新闻发布会置于其社会，机构和现实情境中重新考察以说明语篇和意识形态在社会实践中是如何达成一致的。 上述的分析和讨论表明: (1)美国新闻发布会在伊战期间所传递出的意识形态与伊拉克战争的三个参与者的形象塑造紧密相关。在塑造萨达姆负面形象，美国和伊拉克民众正面形象的过程中，伊拉克战争被演绎成一场保护国家安全，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正义之战；(2)语言手段在三者中的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