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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芳论文《历史回声重话徐訏青壮年时》 p8.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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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因本人十年所有研究积累的数据备份盘在几个月前曾被盗,加之难以发表等原因,现考虑再三,把拟出版书稿向自由幸福创造进化徐訏评论集的第一辑先行在此发表。敬请引用者尊重作者,注明引文地址:冯芳:历史回声重话徐訏青壮年时OL,http:/ ,2014 年 11 月 1 日。感谢您的配合。)(另注:以方括号数字标识的为参考文献,以单纯阿拉伯数字标识的为注释)历史回声重话徐訏青壮年时20 世纪上半叶徐訏评价史述评冯芳摘要:20 世纪三十年代上半期,鲁迅、杨丙辰、朱光潜等文坛前辈对徐訏寄予温厚期许。三十年代末,左翼作家巴人发动了以徐訏为靶心的“反个”文艺运动。四十年代,民间对徐訏剧作与小说反响如潮,邵洵

2、美、林徽因等自由作家表示认可徐訏,左翼作家对徐訏在批判中有所兼容。在以社会斗争实践为主潮的现代中国的任一时期里,作为思想型的独立作家,徐訏作品中深远的精神建构远未获得真正理解。在当下批评中也仍存有沿袭旧弊的现象,对于徐訏作品中的启蒙价值、超越性以及徐訏对抗战的贡献认识不足。关键词:时代语境;以人为本;暴力斗争;改良文化作家徐訏果真已被识得?打开 20 世纪上半叶的历史馆藏,有些史料已在坊间传说,有些史料杳无声息地静候开掘,一个新的历史碎片即能开启一种新的理解。越多碎片越能窥见原型徐訏是怎样的一个历史在场?具有怎样的多维属性?从中也可窥知时代语境、评价者价值取向等因素与徐訏评价之间的微妙关系。一

3、、三十年代上半期:承载前辈厚望的新秀徐訏在求学时代已小有文名,时为北大教授的德国文学学者杨丙辰对他的诗甚为激赏,1932 年徐志摩逝世时,与徐志摩与徐訏二人相熟的杨丙辰写了文章大诗人、天才徐志摩和他的朋友们评徐志摩,文中提到:以伟大的天才诗人所应具备的条件而论,徐志摩与徐訏相比而逊色。该文以求真压倒情感的态度,针对当时悼念徐志摩的排场,以及盛赞为“伟大的天才”、“空前的大诗人”,一味说其人品如何“可爱”的诸种现象,杨丙辰戆直地指出,虽然徐志摩有才华,但当前种种已是言过其实。他激烈地指出徐志摩以内容迁就形式、性情浮动、才智不够深刻等缺陷。进而认为,伟大的天才诗人的条件是富有创造性的幻想力、热烈真

4、挚的情感、一点灵明的判断力,就此而言,徐志摩不仅无法与世界级大诗人歌德等媲美,便是与当时的年轻诗人徐伯訏、孙毓棠等相比,也还逊色1。徐訏即文中的徐伯訏。文章发表后引发了一场辩论,吴其昌专门撰文驳斥杨文,为徐志摩辩护2,而胡适身在的北大当局更以匪夷所思的“过分亲近学生”(其时徐訏为北大学生)为由,将杨丙辰从北大除名3。当时刊发文章的吴宓说:“我个人心中确是袒护志摩,然而编辑的天职,遇有好文章,必须以公平的态度急为刊登。”4对此笔者认为杨丙辰并非否定徐志摩,只是从制高标准上作出要求并且态度过分激烈。诚然,徐訏比徐志摩更沉郁深刻,其诗在音乐性上也并不逊于徐志摩5,不过惟其深沉而不如后者清澈轻灵,二人

5、可谓“各有千秋”的“天才诗人”,但在当时徐訏更显出了“伟大诗人”潜质。此后激赏徐訏并引为挚友的是文坛前辈林语堂。徐訏初登文坛之时已初具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风范,因此林语堂尤其青睐徐訏来稿,进而于 1934 年任用徐訏为人间世编辑,此前还曾就徐訏文章写过评论。那是 1933 年,先是徐訏发表谈中西艺术一文,说西洋研究学问讲究分析而中国讲究综合,至于艺术则刚好相反。林语堂读罢写出附跋徐訏中西艺术论6一文,文中称他并不赞同徐訏关于中西艺术分析与综合的区别,他认为中国艺术在细处用笔时已超乎局部(分析)而顾虑到了整体(综合)的意境。不过,他对于徐訏关于中国艺术是取乎自然而融入自我一说

6、则表达了共鸣。诚然,徐訏在此文的立论上有些极端,林语堂的意见正是有益的修缮。1930 年代,由于徐訏的编辑身分与林语堂的因缘,鲁迅与徐訏曾有一面之雅,并有过几封书信的往来。显然鲁迅虽能看到徐訏个性,但还是基本视为林语堂门生。1934 年鲁迅曾为徐訏文章作过补论。先是徐訏在人间世上发表杂文“”“”论,批评国人为了虚荣或利益之属常违反灵性,不说真话而以“”或“”代之,认为这是病态社会的产物,而文化的兴盛与健全全赖于把这些被人排挤掉、忽略掉或是不敢说的话经过深思之后说出来。同为求真者,鲁迅与徐訏文章深深共鸣。很快,鲁迅便以曼雪之名为该文写了“”“”论补7。一开篇鲁迅便谦称其文较之原作“浅薄”。接着说

7、那些能把 “”或“”未尽之言说出的是中国罕有的皇帝的新衣里的孩子有嘉许徐訏之意但鲁迅因顾虑于政局而颇有深意地说“然而天气是要冷的,光着身子不能整年在路上走”。最后他将这敏感话题消解在对市场的嘲弄中。由此可见,鲁迅在嘉许徐訏之余,认为他略有些戆直。三个月后,鲁迅在与曹聚仁的通信中先是对他规劝林语堂无效表示“无话可说”,接着说“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来的。至于陶徐,那是林门的颜曾,不及夫子远甚远甚,但也更无法可想了。”8。“陶徐”即指陶亢德与徐訏。联系到鲁迅与徐訏在人生哲学上的歧异 1,且鲁迅曾夸赞曹聚仁“赤膊上阵,拼死拼活”9,可推知此处鲁迅是认为徐訏不如曹聚仁“奋勇忘我”。且他认为徐訏既与林语

8、堂同为闲适一派,而自己又与徐訏交情尚浅,更无法言及相劝一事。由此可见出另一侧面。及至 1935 年 3 月,徐訏为其新居向鲁迅求字,鲁迅赠予墨宝“金家香弄千轮鸣,扬雄秋室无俗声。”等两幅10,又可见出其中褒赞。总之,鲁迅对于徐訏是有所保留的嘉许。美学家朱光潜对徐訏的评价在王一心的30 年代徐訏与朱光潜的通信往来11中已有述要。总之,当1936 年徐訏为创办天地人杂志而向朱光潜约稿时,朱光潜因对小品文风潮既欣赏又不无忧虑,因此亲切不失严正地在公开信中对徐訏说:你们身在影响力可胜于大学学府的著名刊物,为社会着想,有必要往“坚持的努力”与“高度的严肃”两方面加强。有必要补充的是,尽管当时徐訏因顾念于

9、人力之微而更愿作历史观潮之人,但他在回应朱光潜诤诫时也阐明了自己干预文化的深层用心,他说:中国目前还缺少“坚持的努力”的民众,也缺少交流智识的“亲切的空气”,为此他才有意往此经营,并“期待,同时也在推动伟大的东西出来”2。后来当天地人办到第八期时,朱光潜在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 3,此举表明朱氏对于徐訏的天地人多少是支持的。二、三十年代下半期:毁誉掺半的崛起1936 年,徐訏在反思斯大林的专断统治嗣后,思想已转向合理利己的个人主义,其实质是以人为本,因此有人道主义小说鬼恋问世,徐訏也因此被时人称为“鬼才”,据苏雪林称,鬼恋在抗战期间的后方和上海都十分风行12。1939 年,徐訏发表了三幕剧月亮。该

10、剧尚未演出之时,孟企就针对该剧以及对徐訏作品的印象发表了精辟的剧评。他褒赞以往徐訏作品都有他人难以企及的象征风格,他以其独特气质以及擅写场面与空气的手段,能深深地吸引观众与读者,他这种气质正与曹禺的相反。而徐訏的新剧月亮则因题材问题不太适合保留以往特色该剧题材较为现实,而徐訏仍在各角色上注入了过多的自我气质与情调,尤其是人物对话略嫌书面,这导致人物个性难以彰显。因此,孟企建议徐訏在写现实剧时注意收敛自我,多注重表现人物的个性,但他认为月亮终究是“一九三九年文坛一个新鲜的收获”。13该剧随后由约翰剧社在兰心大戏院作慈善公演,收获了众多好评:马央、谢闻玄、碧沙不约而同地赞美它对白优美,富有诗意和节

11、奏感。碧沙尤其钟爱剧中诗意的情调、抒情的场面、缓慢的 Tempo,但也认为徐訏剧作以其“太美”难免会滋生“危险”,因为一来容易曲高和寡,二来容易损害人物的逼真刻划与主题的明确表达,三来对导演演员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很难演好,容易吃力不讨好 4。同年,孤岛中发生了著名的“抗战八股”暨“无关抗战的文字”论争,随后还有如火如荼的反个人主义文艺的论争。起初左翼作家的矛头指向梁实秋,而后徐訏也被警觉的目光所聚焦。当时徐訏与“鲁迅风”中的金性尧、周黎庵是好友14,资料显示周黎庵与徐訏非但都在对方办的杂志上发表过文章,而且还在上面相互唱和 5,但一向敢言的徐訏看到金、周是有钱有闲阶级却赶时髦假充无产阶级,于是

12、创作了诗歌私事进行讽谕,并且还是发表在鲁迅风上,徐訏当时还有一篇散发着个人主义气息的晨星两三也发表在该刊上,这让“鲁迅风”另一名态度强硬的作家、共产党领导人巴人大为不快,于是巴人在伐梁之余,在杂志上另辟战场,发动以徐訏为靶心的反个人主义文艺运动。其间有苗埒屡屡撰文为梁实秋、徐訏等人鸣不平,更激起巴人的义愤,他前后在鲁迅风文艺阵地等刊和公论丛书中发表了不必补充、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怎样展开文化界的精神总动员、脸谱主义者、与天佐论个人主义书等文,对孤岛上以徐訏为首的个人主义作家进行了讨伐。其同人蒋天佐也发表为了真理声援。譬如:在不必补充一文中,巴人指斥苗埒反“抗战八股”之余,诟病徐訏在晨

13、星两三一文中宣扬的人道主义,挖苦苗埒与徐訏“貌似学者貌似哲人,但不过貌似而已。”在呼吁“展开文艺领域中反个人主义斗争”的檄文中,巴人抨击徐訏旨在讽刺投机革命行径的私事一诗说,作者的艺术手腕再高妙不过了,但其主题却足以消灭千万革命者的斗志,说它流露着虚无主义的私生子个人主义的倾向,说徐訏有一颗无用的伪人道主义者的心,并宣称该诗中有对抗战斗士的尖刻诅咒;而巴人誓要刈除这些毒草,因此要求孤岛作家们都参加政治统筹下的文艺运动,进而断言徐訏这种远离集体与现实的文人必将被抛弃。巴人还在怎样展开文化界的精神总动员一文中引述徐訏原文进行批驳,称作家若是如此这般的个人主义,则在有意无意之中已作了汉奸了 6。巴人

14、反应如此之激烈,显然主宰他的是强烈的政治意识。在此事上巴人与徐訏的政治分歧主要在于前者主张社会革命而后者主张渐进式改良,前者想要领导而后者想文艺自由。面对巴人等人的诘难,徐訏以讽谕小品文学家的脸孔加以还击。这使巴人愈发愤怒,随后在脸谱主义者一文中指斥徐訏在京派名士的假面具下是一副洋场恶少的丑脸,是和侵略者同谋、甘自灭亡的奴才;巴人还将徐訏讽刺他的文学家的脸孔说成是“攻讦一群爱好鲁迅的青年”。徐訏见后乃以脸孔与脸谱一文作答 7,此外,还写有系列讽谕小品骆驼与蠢马老虎的“黑手”阿大阿二与阿三猪肉的价值帽子的哀荣无刀之乡的“蛙刀”,其中不无刻毒地为对方的粗暴者设置了悲惨结局,而对对方的宽厚者则不无调

15、侃、规劝与容谅,如阿大阿二与阿三可以这样理解:巴人是踢人的阿大,周黎庵等人是可爱的阿二与油滑的阿三。这场论争持续了近 4 个月,最后,苗埒的东南风杂志上刊发了出自徐訏等 6 位作家之手的对新阶段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意见,文中呼吁上海文艺工作者要加强团结等等,论争方才逐渐平息 8。这场论争的实质是:在抗战问题上是个人抗战与集体规训之间的矛盾,同时还交叉着社会发展途径问题革命与改良的方向之争。但巴人一味地将其归结为抗战问题、欲给徐訏扣上汉奸帽子,则是荒谬的。除了论争外,事实上当时上海左右派之间是常有往来的,如田汉、茅盾、夏衍与徐訏便是好友,姚雪垠等虽与徐訏互不相得,但也经常有往来 9。三、四十年代:毁

16、誉至极的巅峰时代1941 年,鬼恋被国华影片公司拍摄后在各处放映,坊间对于该片很是疯狂追捧15。但在其鼎盛时期,鬼恋就遭到了批评。先是辛雪在中美日报上发表影评鬼恋,批评鬼恋主题晦涩,使观众难以把握作者意旨以致误解,得到的正面启示微乎其微,认为作者不如说得更明白些。此外还指出小说有逃避与消极的缺陷16。此文的批评还算中肯。1944 年,微波杂志上发表了程帆文章关于徐訏著鬼恋的题材与主题17,该文同样批评了鬼恋的消极避世,此外还苛责了男主人公乍露的享乐倾向,同时视野狭隘地质疑了“女鬼”既轻佻随便又严肃认真的态度的矛盾。程文最后不无武断地认为徐訏是在挥发废物污染别人,完全否定了该片人道主义关怀的正面

17、意义。上述两文皆肯定了鬼恋引人入胜的艺术技巧。1943 年,徐訏的长篇小说风萧萧登上畅销书榜首,以至该年被出版家称为“徐訏年”。1947 年,徐訏好友殷孟湖在生活杂志上发表与徐訏谈一文,披露了当年徐訏写作内幕,认为风萧萧是徐訏极其狂放的幻想与思想的产物,但也不乏诸多现实原型。至于现实与幻想之间的距离,作者认为徐訏已用机智来弥合。他还认为由于徐訏成功地把握住了读者的情感,所以风萧萧能使读者着迷18。不过反对声也时有耳闻,其矛头指向莫虚有的“多角恋爱”,以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1948 年,老白在大公报发表论洋场才子的“唯美恋爱观”评徐訏的一文,认为徐訏故意以独身主义与精神博爱来掩饰其情欲不专一、不

18、负责任、堕落下流。对此笔者认为,徐訏的确有过于理想化的情感追求,并极具浪漫情怀,然而在小说风萧萧中,他是非常严肃地在实验一种生活哲学,即审美距离式的博爱,看其能否践行,这是为了超越情爱之苦。老白还指摘小说播弄“爱情只是人在爱自己的想象”的哲学是在故弄玄虚,认为徐訏以幻想为手段,制造了一些不知所谓的文化哲学,实则制造美感与欢娱,把伪饰当成腐化的资产阶级生活的必备品;而“荒淫的虚伪的”资产阶级徐訏则在这幻想中消沉与堕落。老白进而认为,这种现象要到社会改革之后才能清除,但此时应须警惕被其所骗19。显然,老白对风萧萧的批评属于浅层次的伦理分析以及单一的阶级分析。他批判小说中腐化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有一定

19、道理,徐訏也曾在 1950 年代承认“这些则也许正是风萧萧的弱点”10,但徐訏充其量是个向往有情调的生活、不排除以一定物资来营造美感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已,以其经济条件不足以称为资产阶级20,且徐訏一贯持民本立场,仅以 1936 年思想转向以后的解放前创作而论,其众多作品以劳苦民众为主要正面表现对象,如戏剧生与死月亮潮来的时候中的无业者张剑晓、女佣月亮、众村民,小说旧地幻觉中的众村民、村姑地美;散文谈万金油民族性中的耐苦与耐劳回国途中救济失学儿童乞丐入狱西洋的宗教情感与文化改良个体与改良环境等也昭示了其以民为本的立场。而小说中被指摘的“爱情只是人在爱自己的想象”的哲学亦有其合理依据,是徐訏接

20、受“阿尼玛”理论的反映21。总之令人遗憾的是,风萧萧中关于内在生命与生活表象、理想与现实、个体与国家等矛盾的深沉思索非但未被理解,而且小说还被莫名其妙地扣上“纯属娱情”的帽子。在那个年代,“他的小说几乎本本热销”(邵绡红语),作家墨人见证了当年徐訏作品在各书店中一行排开、十分畅销的盛景;邵绡红以及作家琦君、高岱、彭歌也忆起当时知识青年们对徐訏是怎样“赞美、崇拜得如痴如迷”;作家郭嗣汾也称当年徐訏作品在其所在的部队中成了最抢手的读物;而罗修则说,从 1940 年代至 1950 年代,徐訏读者之众“一定是中国的第一位”。另外,作家王集丛、郭嗣汾、彭歌也见证了风萧萧在重庆及大后方风行的盛况,据称在当

21、时是“空前罕见”的22。不过,徐訏挚友、新月诗人邵洵美认为徐訏诗比小说更为出色23。这一观点不无道理。在那躁进的年代,难得时在西南联大的作家林徽因能沉心悟出徐訏作品思想的妙处她认为徐訏是首屈一指的中国青年作家,徐訏的短篇小说都很有思想。而沈从文等聚首在林徽因沙龙里的作家亦肯定了徐訏创作 11。同为海派作家的张爱玲则对徐訏不以为然,她说尽管徐訏作品销量比她的大,但她对徐訏作品有恶感,认为“太单薄,只有那么一点”,因此她从未将徐訏视为对手24。由于张爱玲言说未详,因此我们无法确知这是现实主义者对理想主义者的隔膜,或是写实者对写意者的不屑等等。也正是由于徐訏热潮令时人无法忽视,因此 1948 年,左

22、翼作家孟超、徐角、杨光明、范启新、王季等召开座谈会讨论徐訏创作,而后在大公报上联名发表蝴蝶梦徐訏一文,从思想、技巧、影响三方面对徐訏创作进行了批判,认为:首先,“真正的浪漫归结于爆发和革命与强烈的对抗性”,而徐訏的浪漫却是往空虚里逃避,他虽然什么都懂一点但又不透彻,因此他非但找不到出路,反而思想更添混乱;其次,虽然徐訏作品技巧熟练文字流利而“不滥”,擅长描写气氛、精于编撰故事与表现心理,但是却缺少刻画的工夫;最后,虽然徐訏比林语堂道出更多的真实,却因而更加富于欺骗性,徐訏一直在毒害青年,引导他们走向厌世投降逃避之路,非但如此,目下无名氏、荆有麟等众多作家纷纷以新奇故事来吸引读者,“这一切都以徐

23、訏为滥觞!”。该文最后号召青年将阅读徐訏作品视为“打思想的防疫针”25。由此可见,徐訏作品在作家间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同时可以认为上述文章的立场与巴人的相似。虽然徐訏作品不可能毫无问题,但如能看出事实上徐訏是一个跨时代、跨文化写作的反战作家,则更能容纳他的取向并看到积极意义;至于徐訏作品中存在的“逃避”、“媚俗”表征,亦与超越现实、追求文艺大众化、尊重文艺特性、重视读者接受胶漆难分。这些问题在下一节中将作进一步阐释。若干年后,画家陈封雄写了忆徐訏一文26,回顾了解放前人们对徐訏的评价。他说当时有人称徐訏为“洋鸳鸯蝴蝶派”,说他是“黄色小说家”,有人说他毒害了青年,教唆青年走向颓废,有人甚至给他加

24、上“破坏了抗战的士气”,“帮了敌人的忙”等罪名。但同时另一部分人给予溢美之辞:认为他开辟了中国小说写作的新途径,是个“纯娱情小说家”、“情节设计能手”,说他的作品能深刻描述爱情与人生,能清除人间的苦闷,是使人微醉的作品。这基本反映当时徐訏评价的概貌。总之,在那个以抗日救亡、阶级斗争为主题,而主张改良的自由主义得不到充分发展、公私两利的个人主义(以人为本)被曲解为自我主义的年代里,为人类找寻自由与幸福的思想型独立作家徐訏,其创作的思想性远未得到充分重视,甚至遭罹重重误解。四、当下批评中对旧弊的沿袭因有感于前述某些偏见仍然见诸当下相关研究之中,所以下面想就此谈些不同看法。其一,许多批评者像当年老白

25、一样过分强调徐訏作品的娱乐性、媚俗性,对徐訏的启蒙意识与作品的现实启蒙意义认识不足。现在之所以仍有此偏颇,一方面主要因为徐訏曾提出“文艺具有娱乐性”的观念,另一方面因为批评者重徐訏小说而轻散文杂文,因此忽略徐訏在散文杂文中彰明较著的启蒙追求,更不用说小说中通过隐喻方式存在的启蒙诉求。应知徐訏是在现代中国要求文艺须“载”政治之“道”的语境下,把文艺的娱乐性作为一种反抗提出来的。而徐訏言说作家责任的文论却为人们忽视,以致徐訏为文化建构哕心沥血的努力也被忽略。事实上,徐訏甫登上文坛便是兼有理想主义气质的 INTP 学者型人格 12,起初他尽管声名日隆,但低估了个人可有的影响力27,1936 年嗣后,

26、他的历史观有所变化,通过反思马克思、斯大林等人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力而认识到个人尤其是伟人对于历史的作用力可以很大 13,从此对于启蒙有更多自觉。他本欲走哲学之路实现启蒙抱负,然而抗战爆发致使此路被阻,只好转投文学抒写理想28。徐訏将自我定位为思想型作家,不但为特定时代的国人写作,而且也为推促人类文化发展而写作 14(其作品也不乏纯粹遣怀之作)。为此,他奉白居易“老妪能解”为圭臬,在建构文化的“树林”中作一棵可供众“鸟儿”(读者们)选择与栖息的“树”15,通过作品思想点滴的渗透,去影响读者的价值观,从而推促文化发展。其二,众多批评者像当年巴人一样对徐訏的抗战贡献缺乏足够认识,一部分人认为徐訏作品对

27、抗战产生消极影响。对此应作辨析:首先应为当时徐訏声援抗战主题的作品列一个清单,可以看到数目众多:如戏剧旗帜(又名旗,1931 年)、鬼戏(1935 年)、月亮(又名月光曲或黄浦江头的夜月,1939 年)、何洛甫之死(又名兄弟,1941 年),如小说风萧萧(1943 年)、春(1945 年)、旧地(1947 年),如散文救济失学儿童(1938 年)、戏剧作为抗战的宣传(1938 年)、从戏剧公演说到救济儿童(1939 年)、木偶戏的提倡(1939 年)、从上海归来(1942 年)、中国与世界和平(1945 年),如诗歌尊敬(1936 年)、战剩的情绪(1936 年)、一页(1938 年)、初夏在

28、孤岛(1938 年)、东方的闺怨(1939 年)、献旗(1939 年)、乡感(1941 年)、旅程(1942 年)、寂寞(1942 年)、阅读(1944 年)等等,且徐訏创办的天地人杂志刊发了许多抗战作品,徐訏担任扫荡报战时驻美记者也为抗战作了贡献。其次应指出,徐訏实质上是一个跨时代、跨文化写作的反战作家。徐訏处于乱世而思索中国人乃至人类自由幸福之路,其结论是须改良文化、创造自由幸福、消除斗争哲学而播撒爱的哲学 16。而他则愿作制造这种“气氛艺术的天才”(见徐訏的言志小说气氛艺术的天才)。其思考理路大抵如此:历史进入 20 世纪,人类文明已有长足发展,然而却依然逃离不了一幕幕硝烟弥漫、血泪横流

29、的景象,何处才是自由幸福家园?无数国人选择了社会革命,然而以暴力为手段求取幸福,生命既已失,自由幸福何足道?29在他看来,斗争绝不能赢得幸福,就连法西斯之罪也惟有用爱方能救赎 17,换言之,惟有从源头上改变文化偏执并疏导人性之恶,方能避免灾难,最终实现理想。然而他认为历史河流奔流到此有此劫难,是历史必然性发挥作用的体现。作为思想型作家,他不能满足于遵从必然与现实,而要谋求超越并创造自由。为此,他甘愿疏离主潮,作一注对抗斗争的安定剂、自由幸福的催化剂,注入这狂沸的河流,假无数年光来静候人类文化向自由幸福“创造进化”这亦是他对柏格森“创造进化”论的活用。在历史上徐訏因反战而遭受非难,现今偶有余响也

30、不足为怪,但应知徐訏从未写过以消蚀抗战斗志为意旨的文章。其三,许多批评者像当年孟超等人那样一味地批评徐訏“消极”、“逃避”,看不到徐訏在解放前已作了大量文化建构工作并取得了一定成效。笼统地说徐訏“逃避”实在无法令人信服,应该辨析这一问题。首先应承认徐訏有消极、逃避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无法满足于满目疮痍的现实而否弃太多,国共两党过分诉诸暴力无法承载他的理想,他也明白以中国自由主义的微力不足以扭转乾坤,因此他未免有消极、逃避的一面。其次应该认识到,强调“消极”与“逃避”是不公允的,因为仅从作品比重来看,显然徐訏改造现实的文化建构远远大于避世的慨叹。撇开徐訏解放前大量散文对现实的建言不论,综观其文学创

31、作,其中不乏写实之作,即便是那些非写实的作品也多半怀有对现实补偏救弊的创作意图,甚至最深潜内心的作品也倾注了徐訏对过分世俗化功利化的中国社会补偏救弊的启蒙热情:它运用心理科学剖析人的精神危机,将人生追求从世俗功利导引向生命本真,进而向宗教的澄明境界瞻望。虽然徐訏因孤独以及难以澄净心怀而不免有些虚无叹喟,但他毕竟已在人们原本混沌的性灵中开掘出了一片空明洞天。而他深信意识有反作用于实存世界并最终改变现实世界的大能。当然,在强调徐訏具有启蒙大众、改良文化意识的同时,亦不可否认其作品对娱乐性的追求,以及其作品有遣怀自抒、为艺术而艺术的重要面向,和不宜过分渲染的消极遁世。结语在 20 世纪上半叶那个民族

32、矛盾与阶级矛盾极度尖锐的时代,徐訏的文化建构或许显得有些无力,在个别具体问题上可能会起到消极作用,但不可否认即便在当时,其在启发民智、推促并反思现代性、捍卫人道、呼吁和平、揭示文化前进方向等方面均能起到积极作用。在抗战结束之后尤其是居港时期,徐訏文化建构的意义日益突显。而今,他文化建构的先锋性愈加彰明 18。这便是思想的作用,它并不泽被于一时一地。最后愿以徐訏的隐藏(1945 年)一诗结束本文:“多少年不见天日,/蚌壳内珍珠才发异光,/如许的森林变成泥土,/但埋在山深中都是煤矿。/往昔太阳在混沌中运行,/结万年的哀怨、隐恨、悲伤,/如今他在无际的宇宙里遨游,/多少星球在依赖他的光芒。/那么且忍

33、受那疲倦饥渴,/还有那羞辱、讪笑与毁谤,/暗拊我身上鞭痕血迹,/在浮世的笑容里隐藏。/待黑夜从海上沉去,/天边应有未泯的曙光,/那时我今夜的低诉,/应换取全世界的歌唱。”参考文献:1杨丙辰:大诗人、天才徐志摩和他的朋友们,载大公报.文学副刊第 209 期 1932 年 1 月 11 日。2韩石山:徐志摩传,北京市: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第 338341 页。3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第 3 辑,北京市: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 年,第 198 页。4吴宓:徐志摩与雪莱,载宇宙风第 12 期 1936 年 3 月 1 日;转引自韩石山徐

34、志摩传(参见2)第 334 页。5冯芳:论徐訏新诗何以“铿锵满章”,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3 年第 3 期。6林语堂: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上),上海时代书局 1948 年,第 46 页。7曼雪(鲁迅):“”“”论补,载申报自由谈1934 年 5 月 26 日。8鲁迅:致曹聚仁,载鲁迅:鲁迅文集两地书文艺书简第八卷,哈尔滨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5年,第 359360 页。9鲁迅:祝,载涛声第 2 卷第 31、32 期合刊,1933 年 8 月 19 日。10徐訏:鲁迅先生的墨宝与良言,载徐訏:场边文学,香港:上海印书馆 1971 年。1127王一心:30 年代徐訏与朱光潜的通信交往

35、,载新文化史料2000 年第 2 期。12寒山碧:一个迷途者的悲歌,载徐訏纪念文集筹委会:徐訏纪念文集,香港:香港浸会学院中国语文学会出版 1980 年。13孟企:从产生谈起,载文汇报1939 年 4 月 7 日。14徐訏:从“金性尧的席上”说起,载徐訏:场边文学,香港:上海印书馆 1971 年。15琦君:悼徐訏先生,载琦君:母心似天空,台湾:尔雅出版社 1981 年。16辛雪:鬼恋,载中美日报1941 年 10 月 22 日。17程帆:关于徐訏著的题材与主题,载微波1944 年第 1 卷第 1 期。1820殷孟湖:与徐訏谈,载生活1947 年 6 月创刊号。19老白:论洋场才子的“唯美恋爱观

36、”评徐訏的,载大公报1948 年 1 月 27 日。21陈旋波:时与光20 世纪中国文学史格局中的徐訏,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4 年,第 145 页。22彭歌:忆徐訏,载陈乃欣等:徐訏二三事,台北:尔雅出版社 1980 年。23邵绡红:我的爸爸邵洵美,上海市: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年,第 243244 页。24陈子善:沉香谭屑张爱玲生平和创作考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2 年,第 168 页。25 孟超、徐角、杨光明、范启新、王季:蝴蝶梦徐訏,载大公报1948 年 12 月 16 日。26陈封雄:忆徐訏,载徐訏纪念文集,香港浸会学院中国语文学会 1981 年,第 101 页。28徐

37、訏:舒舍予先生,载徐訏:念人忆事徐訏佚文选,岭南大学人文学科研究中心 2003 年。29冯芳:作家徐訏 30 年代思想巨变之考辨管窥自由主义作家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关系,载钦州学院学报2012 年第 2 期。注释:1 徐訏与鲁迅最大的不同在于,鲁迅是尼采哲学的奉行者,而徐訏的价值观上更接近于宗教徒,徐訏觉得英雄主义、超人哲学是斗争的根源,因此对尼采哲学持批判态度(参见徐訏: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个人的觉醒与民主自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2 参见朱光潜一封公开信、徐訏公开信的复信(皆载于天地人1936 年创刊号)。3 参见天地人1936 年第 8 期目录。4 参见马央剧中的对白、

38、谢闻玄读后(皆载于中美日报“集纳”副刊 1939 年 4 月 9日),以及碧沙月光曲(载中美日报“集纳”副刊 1941 年 10 月 7 日)。5 参见天地人1936 年第 2 期目录关于周劭(周黎庵),以及徐訏从产生谈起(载文汇报1939 年 4 月 7 日)。6 参考王一心徐訏与巴人的墨官司(载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和研究1995 年第 1 期),以及周允中从到记苗埒、徐訏和巴人的一场笔战(载新文学史料2001 年第 1 期)两篇文章。7 参见徐訏散文后记(载徐訏文集(第 12 卷),上海三联书店 2008 年第 100 页)。笔8 参见前述王一心、周允中文章。9 参见徐訏无题的问句(载无

39、题的问句徐訏先生新诗歌剧补遗,香港:夜窗出版社 1993 年,第131 页),以及徐訏舒舍予先生(载台湾传记文学1969 年第 15 卷第 3 期)、徐訏姚雪垠(载台湾传记文学1970 年第 16 卷第 1 期。10 参见徐訏:关于风萧萧的电影,台湾:自由中国1954 年第 10 卷第 5 期。11 参见程靖宇(今圣叹):关于林微音对徐訏的批评,香港:星岛晚报1950 年 6 月 19 日。程文将林徽因(曾名林徽音)误作林微音,但文中谈到“梁思成太太”,故可确知。12 以 MBTI 人格气质类型理论分析徐訏,他将心理能量更多地集中在“内部世界”,而非“外部世界”(I);他获取外部信息的非理性功

40、能更多显示为“直觉”,而非“感觉”(N);他处理信息和作出决策的理性功能更多显示为“思考”,而非“体验”(T);他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是在存疑心态与开放视野中不断地探索与更新,而不是早早地作出论断(P)。INTP 是理性主义的学者型人格。但同时徐訏的“感觉”与“体验”功能亦十分发达,直追“直觉”与“思考”。13 徐訏说,马克思“唯物史观所谓历史必然的发展,人是很少有作用的我总觉得是小学生数人的学说,他数了别人,而把自己漏去”(参见徐訏:个人主义与英雄主义,个人的觉醒与民主自由,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9 年版)。这即是说,他开始意识到伟人对于历史发展的巨大影响力。这些反思在 1936 年以后

41、已经开始了。14 这一观点根据徐訏作品俯仰皆是的全球文化视野和文明史眼光,以及徐訏推促文化的种种探索与实践归纳得出。至于徐訏自视为思想家型作家,在拙文不懈地追索中的第 6971 页中有些探讨。15 关于徐訏的文化建构,在不懈地追索中的第三章中有些探讨。至于“树林”与“鸟笼”学说,出自徐訏1956 年杂文个人主义的观点与自由的限度。16 关于徐訏改良文化的努力前已论及,关于徐訏创造自由幸福的实践笔者另将撰写专论,至于徐訏消除斗争哲学、播撒爱的哲学的实践,在不懈地追索中的第二章中有些探讨。17 1934 年徐訏在散文和平与争斗中,他尚且对以战争求和平的做法表示存疑。后来,他逐渐认识到以战争求取和平

42、,乃是“在毁灭中寻求和平,那也就是死亡的和平”(见散文和平的途径,收入 1971 年初版的场边文学集中,未知写作时间),因此,他认为惟有非暴力才真能达致和平,这一观念在其 1945 年散文中国与世界和平中已有显现。以“爱”消解法西斯文化根源的论述,在不懈地追索中的第 2830 页中有些探讨。18 譬如他较早地反思了现代性弊端,并作出了与海德格尔“天地神人”四方学说相仿的文化建构(估且称为“新和谐美学”)。徐訏“新和谐美学”中涵盖生态价值观,并针对中华文化个人主体性缺失的特点而增强了个人主体性建构,更适宜于国人,且在时间上比海德格尔更早(参见不懈地追索)。此外提出“欲强文化必先富国”、建构世界主义文化理想、预知与反思文革、传播个人主义、宗教现代性启蒙等先锋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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