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 / 4解读杜郎口现象杜郎口中学是一所距山东省茌平县 23 公里的乡镇初中。这所行将被撤并，曾连续 10年在县里考核羞居倒数行列的农村初中，98 年开始教改以来，一跃成为学校管理、学生综合素养和中考成绩等软性硬性指标稳居地区前列的“先进学校”，全国教育界争相学习的“明星学校”，十年来慕名前来取经的人数达到惊人的 30 万。那么，这所带有传奇色彩的学校是不是像舆论所宣传的那样“神奇”，如果是，那他它靠的是什么“独门秘籍”解开了目前教育界内公认难题，他们的改革给我们这所江南初中什么样的启发和借鉴，通过 10月 4 日参加在苏州相成实验中学举办的“杜郎口中学开放式课堂教学现场观摩活动”，我有了一
2、些收获，现和大家做一下汇报。我认为，杜郎口中学最成功的地方是找准了适合他们改革的最佳切入点。针对学生的厌学情绪，通过大规模的摸底调查和小范围的实验，他们选择了把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需要和愿望作为这次改革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内容。为什么是最适合他们的？我们来做个比较：教改可以有这些切入点，首先是教材，这不现实，新课改以后出现的新教材到目前为止可以基本认定是好教材，就算这套教材已经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发展，一般基层老师一是没能力做，而是也不敢做，因为这需要承担来自外界的压力并要冒失败的风险，像那个个性张扬的山东语文教师王钊泽自编语文教材只能是一个特例。可以是教学的方法和技能，就我所了解的情况看，对于刚入
3、门的新教师来看，这是有用的而且必须的。但新教师上手以后，仅仅盯住授课方式的改善无疑于把自己降低到“教书匠”的地位。把追求精致的课堂最为提升教学素养的终极目标就像是在“螺丝壳里做道场”，“茶壶里掀波澜”一样没有出路，因为外表的华丽只能吸引学生一阵的眼球，它掩盖不了内容的“虚弱”。好课是不可复制的，它需要教师用全部的智慧和才情，针对不同的学生层次和不同的授课情况灵活地调整。靠提高教学技艺就想包打天下，未免把教育看得过于简单。对此，王荣生教授早有批判，说最终这是一条死胡同。同时他指出，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的终极途径是对教学内容进行改革，通过对教学内容的修正、改良、删节、扩充、整合、融通等方式，以形成最适
4、合学生掌握的学习内容的呈现方式。不可否认，他指出了一个新教师向一位优秀教师成长过程中最需要花功夫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我想说的是，这一过程漫长而又艰难，需要大量的阅读来提高自身素养，相当的资料积累，和教育的悟性和智慧。举个例子，荆州教研室的语文教研员，全国特级教师余映潮先生，他从 79 年起，积累了数以万计的资料目录索引和资料卡片。而且我一直认为，做一个称职的或是比较优秀的老师还是比较容易的，只要抓住成长最关键的五六年冲一冲，想在教师圈里混口饭吃一点都不难，但你如果还想有更高的追求，就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成长“高原期”，这个过程你在读书，你在思考，你在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内功，你要忍受不见长进的痛
5、苦，但如果走过来了，境界就和以前不一样了。再来看杜郎口学校，对他们来说，需要尽快改变现状，找这个突破口的话可能还没见成效，他们学校的老师已经到别的学校去上班去了。立竿见影的就是“学生”，他们回到了教育的圆点，他们把我们常常挂在嘴边却往往熟视无睹的学生的需要、兴趣、动力、愿望等非智力因素作为改革的突破口。他们的课堂无讲台，并多了两面黑板，学生几人为一个独立的学习小组，这些外在形式的改变本质上是为了能创造更好的条件来尊重学生，保护并鼓励学生的表达欲望。这样的课堂，学生全员参与学习的各个环节，把学习的过程看成是自己主动地发现知识、增长能力的过程，并从中享受参与的成功和喜悦。这正如华东师范大学的叶澜所
6、说：“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2 / 4力”。在突破了“教学活动是特殊认识活动”的传统框架后，学生的需求被点燃了。这样的课堂里出来的学生个个都自信大胆，所以他学习的潜能得到了充分的调动，变得乐于上课、乐于学习，这样的学习状态，学生能学不好吗？这里可能老师要问，我也知道学生学习欲望不够，我也想出来很多方法来调动学生的表达欲望，怎么收效甚微？为什么杜郎口的学生能几乎全部做到？我曾经也用举手回答加平时成绩，一段时间举手前几名买奖品的方式来增强学生的表达欲望，但还是有几个学生一个学期都没举过手。这个问题也曾经困扰过我，听过报告我有了一点启示：毫无疑问，学校管理层的强硬的改革态度和制度创新能力起到了决定性的
7、作用，甚至我认为如果没有这两点，杜郎口中学的针对学生学习积极性和教师授课方式的改革绝无成功的可能。我们都知道，学生的学习习惯、态度以及教师基本授课方式经过长期的积淀，已经形成了习惯，这种巨大的惯性推动了他们沿着各自的轨迹缓慢的沉重地滑动。而学校管理层要做的就是要对抗这种“物理定律”，让他们沿着自己设计的轨道上顺畅地前进。他们提出了：为了生存，把课堂还给学生的口号，提出了“0+45”到“10+35”的课堂模式，也就是开始的时候老师一句话都不能讲，到后来适时改变为老师课堂活动时间不超过 10 分钟。老师适应的过程是痛苦的，甚至有老师派两个学生在教室门口“望风”，有领导来检查了，就敲两下门，老师就装
8、模作样地组织学生讨论。这也不怪老师，本来这样的授课方式就太“另类”。为了彻底征服老师，他们实行“一谈二警三停”的强硬惩戒措施。也就是第一次课堂不达标，谈话，第二次，警告，第三次，停课。甚至采取“株连制”，发现教师偷讲，班主任、年级主任、学科组都要受到考核减分的处罚。我当时听到这些措施的第一反应是“暴政”，崔其升这家伙是“暴君”。后来一想，如果不采取这种疾风骤雨、摧枯拉朽、狂飙突进的方式涤荡教师心中的思维定势，改革绝无成功的可能。看上去把屠刀伸向辛辛苦苦为学校卖命的老师太不人道，但改革要推进，在苦口婆心的解释失效后，不这样又能怎样？在这个“纠缠如毒蛇，执著如冤鬼”的强势校长的强势态度和实行的强势
9、措施下，老师们纷纷“缴械投降”，整个学校的授课模式通过“硬着陆”成功转型。回过头来看我们个别老师自发提高学生上课积极性的措施，为什么成效不显著？就是因为我们的力度和杜郎口相比实在太小，而且你的努力可能在一些反方向力的挤压下逐渐被消释。我再从另外一个角度强调杜郎口我认为最为成功的这一环节的意义和价值所在。其实每个老师都知道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的重要性。记得好几年前我就买过动机心理学、差生心理学等书仔细研究，想从中找到解决此类“疑难杂症”的“葵花宝典”，但我失望地发现，上面是分析成因的多，拿出解决方案的少，而且很多都不切实际。当时大呼上当。现在想想，这太正常了，如果我们把读这些书的期望降低到只想知道
10、了“为什么”，那几乎本本是好书，这是那些学者教授研究的本行，而我们的本行是在知道“为什么”后通过自己的教育智慧因时、因地、因事、因人地提出“怎么办”，这才是我们存在的价值。一个好的解决方法并不比教授所进行的学理分析来得不重要。而崔其升校长恰恰用自己的智慧实践，不仅论证了理论的正确，更重要的把理论转化为巨大的教育生产力。所以作为教师，我们不要对一些教育著作顶礼膜拜，须知，只要我们能有解决现实教育问题的能力，我们也是教育家。“学历层面”的智慧和“实践层面”的智慧没有孰轻孰重。下面再来谈谈他们学校改革的原动力问题。了解教育史的老师都知道，建国以来我国共进行了 8 次比较大的基础教育课程与教材改革，所
11、提的总的目标至今看来都没有过时，如六七十年代提出的要注重培养智力和能力3 / 4的培养，八十年代提出的要强调非智力因素，九十年提出的注重主体性品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养成。但这些改革无一例外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这类改革看上去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强势的政策、资金、舆论等支持，没有理由不成功，但事实有些无奈。究其原因，可能是改革之初缺乏广泛的调查研究，导致改革不能切中要害；可能是在从中央到地方推进的过程中，基层对理念的认识产生了偏差；可能是有些目标忽视了我国教育格局的极度不平衡；更为重要的是某些理想化的目标在和残酷的现实碰撞后成了“易碎品”；但或许也可能是我们把我们教育实践智慧缺失的责任归结给了新课
12、改。但杜郎口的改革是彻头彻尾的自下而上的改革。遥想 30 年前的安徽省凤凤梨公社阳县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几个领头的已经冒着蹲班房的危险在包干书上签字画押，生活把他们逼到了穿不起裤子的境地，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激起了他们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勇气，成为中国农村体制改革的起点。杜郎口中学当时也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口，用哈姆雷特的经典名言来形容就是：“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沉默啊，沉默啊，不再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死亡！”。校长崔其升肯定明白这一点，如果还是一晚上有一百零八个学生翻墙头，如果到中考时还是一个班五六十个学生只有二十来个来参加中考，如果中考成绩还
13、是全县倒数，这个学校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正是这种绝境让崔其升能正视这所千疮百孔的学校，继而点燃了我要改变现状、我要改革的强烈愿望。这种内在积极性的调动是他们这次改革成功关键的第一步。暑假里在看重庆一位历史教师魏勇的用思想点燃课堂一书，他对马克思的一种说法提出了质疑，马克思说：“每一个社会都需要自己伟大的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换句话说，这些人之所以伟大并不归功于他们的卓越才能，而应归功于历史的必然性。他反问：“为什么 19 世纪的中国和印度，没有一个伟大人物起来团结全国反对西方列强呢？试想，假如列宁在瑞士流浪中已经病逝，那么，俄国革命在 1917 年 11 月
14、会发生吗？而假如俄国革命 1917 年 10 不曾发生，俄国以后的事件是否会采取同样的进程？”回观杜郎口中学，为什么在学校最低谷的 10 年时间换掉的那至少十任校长都没有完成崔校长的任务，某种意义上说是崔其升校长一个人搞活了一所学校。当然这里有个疑问，底层的教师是否也有强烈的改革愿望，在报告和所提供的材料并没有显示。我们将心比心，只要是对这所学校还有最起码的归属感的老师，有谁忍心曾经挥洒过汗水，见证自己成长和荣耀的学校一步步败落。但在报告和所提供的资料中语焉不详，似乎把功劳归于校长一人，就算这样，崔其升校长在这次和学校命运的博弈中也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要忘了，我们实行的是校长责任制。遗憾的是
15、，作报告的是一位女性副校长（他和崔其升校长的关系是在学校崔管她，在家里她管崔），这是从管理者的角度宏观地介绍他们的改革，但我认为作报告的缺少一位底层的教师，通过他来介绍改革时他们的阵痛，他们的课堂感受，他们的具体操作方式，这可能更亲切，更易于普通老师学习并引起共鸣。所以在这里也不便发表意见。听的那节语文课特色还是在于唤醒学生沉睡的参与意识和表现欲望，这一点可以说是不遗余力，我们也很受启发。如就语言表达、课程设计、文本解读、教学组织等综合因素考量，我们学校的任何一位语文老师应该都不会输他，而且由于“水土不服”学生不太适应。但学生还是很兴奋，说是更自信了。可以想见，那位老师班级的学生在上课时会是多么的投入。如果从整个课改的宏观背景下来审视杜郎口中学的教学改革，他们只是理顺了错综复杂的教育关系内的“一缕”而已，但不能否认，在中国这个“挪动一把椅子也要流血”的国度，取得这样的成功已经实属不易，我钦佩杜郎口人的勇气、智慧和实干精神。4 / 4前两天和网友聊天，他说他们学校学习杜郎口成效不大，这学期有回到老路上去了。这让我想到了晏子使楚里的一句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任何不尊重自身的实情照搬别人经验的焉有不失败的道理。那所学校的领导未免“很傻很天真”了。我认为最明智的态度是借鉴；最理智的做法是：嫁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