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影响因子”游戏之父尤金加菲尔德评传 穆蕴秋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摘 要： 论文追溯了期刊“影响因子”之父尤金加菲尔德的生平及教育背景以及他创立 ISI 商业公司的过程和经历, 随后, 揭示了他打造 SCI 学术计量工具的手段, 发起“影响因子”游戏过程中的策略和技巧。以及同自然、科学等著名期刊展开合作共谋的过程。论文特别关注了加菲尔德与多位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计量学等学科著名人物的交往经历, 同时还评价了加菲尔德所做的两个科学史研究“示例”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关键词： 尤金加菲尔德; SCI; 影响因子; 科学史; 科学计量学; 作者简介：穆蕴秋 (1980-)
2、女, 云南昆明人,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天文学史、科学社会学。Email:作者简介：江晓原 (1955-) 男, 上海人,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 研究方向为科学技术史、科学社会学。Email:收稿日期：2017 年 4 月 16 日基金：上海市 2017 年浦江人才计划项目 (项目编号:17PJC063) The Father of the Impact Factor: Biography of Eugene GarfieldMU Yunqiu JIANG Xiaoyuan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
3、cience,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traces the early life and education background of the Father of Impact Factor, Eugene Garfield, including his struggles and experiences in founding the Institute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 . It reveals the measures Garfield forged SCI
4、as an academic measurement tool, and his strategies and skills initiating the game of Impact Factor. His good relationship with some famous figures in the field of History of Science is especially studied, and his academic merit and influence on his two typical study examples of the history of scien
5、ce are evaluated.Keyword： Eugene Garfield; 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Impact Factor; History of Science; Scientometrics; Received： 2017 年 4 月 16 日尤金加菲尔德 下载原图一、加菲尔德的早年经历及创业背景尤金加菲尔德 (Eugene Garfield, 1925-2017) 1925 年出生在纽约布朗克斯区一个单亲家庭, 在加菲尔德 5 岁时, 母亲带着他又重组家庭。在布朗克斯区公立学校接受了完整的小学及初高中教育后, 加菲尔德于 1945 年进
6、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化学专业。此间他爱上一位大他七岁的物理系女学生, 尽管女学生此前结过两次婚还育有一子, 但这并不能阻拦加菲尔德娶她的决心, 两人在校结婚并于 1947 年生育一子。这段不成熟的婚姻仅维持两年即告结束原因是女方决定与前任男友重修旧好, 加菲尔德无奈只得放弃, 但努力争取到了生子的抚养权。1作为一位年仅 23 岁的年轻单身离异父亲, 加菲尔德经历了一段比较艰难的生活, 但他的人生很快重回正轨。1949 年, 他顺利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 随后 1954年又拿下该校图书情报学硕士学位, 1961 年, 他获得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结构语言学博士学位。1956 年, 在职攻读博士的加菲尔德注
7、册成立一家名为 Docu Mation 的小公司, 推出的第一款信息产品当前快讯 (Current Contents, 简称 CC) , 是一种对管理类杂志目录进行定期汇编的小册子。除了零售散卖, 贝尔实验室成为他第一家企业用户。加菲尔德后来回忆, 为了完成与贝尔签订的 500 份订单, 需要先投入 500 美元作为印刷经费, 他靠从私人银行贷款才勉强度过难关。2加菲尔德的事业转折发生在 1960 年。这一年, 他将公司正式定名“科学情报研究所”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习惯简称 ISI) 此前一度改名“尤金加菲尔德学会” (Eugene
8、Garfield Institute) , 与美国国家健康学会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合作, 获得国家科学基金 (NSF) 30 万美元政府资助, 共同承担建设遗传学文献引用索引库 (Genetics Citation Index) 项目。项目对 1961 年 28 个国家出版的 613 家期刊 20000 本杂志上的 140 万条参考文献, 建立引用索引, 进行编目, 最终结果共得五卷, 其中遗传学文献引用索引独立成一卷。1963 年, 遗传学引用索引数据库顺利结项, 加菲尔德原本期望国家科学基金能进一步提供资助, 将余下四卷一起出版, 但后继
9、申请计划被拒。加菲尔德决定独立承担出版事宜, 并将其统一命名为科学引用索引 (Science Citation Index) , 即学界现今所熟知的 SCI。二、打造 SCI 权威地位的三重策略SCI 收录一定范围数量的期刊这通常也被称为“源刊 (source journals) ”, 通过在源刊文本和源刊参考文献之间建立“引用索引 (citation index) ”, 可提供检索学者的 SCI 论文发表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在理工科领域, 对学者学术水平的评判现今主要取决于这类数据。从方法上来说, SCI 采用的“引用索引”受到的是美国一种判例援引法律工具书的启发。美国法律遵照“判例”原则, 法
10、院进行判决时, 必须与本院或上级法院此前对相似案例做出的判决保持一致。1873 年, 芝加哥一个叫弗兰克谢帕德 (Frank Shepard, 1848-1902) 的法律出版商, 开始出版一种他自己编印的工具书, 在判例和援引案例之间建立索引, 统一进行编列, 并标记判例是否已被推翻、撤销、修改或加入限制条件。这种工具书能帮助律师快速了解一个判例是否仍然适宜援引, 出版后大受欢迎, 法律人士几乎人手一本。谢帕德的名字甚至衍化成一个法律术语“Shepardize”, 意为“查阅谢帕德引证”。31964 年, ISI 首次出版 1961 年 SCI 报告, 此后逐年出版, 延续至今。ISI 在1
11、973、1978 年相继推出的社会科学引用索引报告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简称 SSCI) 和艺术第二, 没有说明“高引作者名录”人数的选取标准;第三, 没有明确预测的有效年限。5值得一提的是, 早在 1963 年的一篇文章中, 加菲尔德就主动发出警告, 利用论文引用次数评估科学家和科学成果可能存在风险, 理由是“论文的影响和论文的重要性及意义是两码事”。他甚至非常恰如其分地引用了苏联李森科的例子, 说明如果引用次数最多的作者应该获得诺贝尔奖, 那就会得出李森科是苏联最伟大科学家的荒谬结论。6但是, 加菲尔德在随后持续打造 SCI“产品形象”的过程中,
12、 却似乎完全忘记了当初发出的警告。第二, 打造各类“排名榜单”, 建立 SCI 的学术话语权。加菲尔德从 SCI 发布初期, 就明确意识到, 通过打造各种学术排名榜单, 非常有利营造 ISI 在学术界的话语权。他利用 SCI 数据库, 通过设置不同筛选条件不同学科、不同起止年限、不同排名人数等, 不定期推出各类高被引论文、期刊、学者、书籍的排名榜单。笔者统计, 从 1962 年至 1993 年的 31 年间, 加菲尔德发布这类榜单总计超过 100 份。可以这样说, 今天学界热衷关注的各种“高引”论文、学者排名榜单, 早期最积极的始作俑者就是加菲尔德。加菲尔德打造榜单的手法被后来收购 ISI 的
13、汤森路透公司 (Thomson Reuters) 全盘继承, 在它现今发布的各类榜单中, 最受瞩目的莫过于“高引学者名录 (highly cited list) ”汤森路透宣称名单中产生诺奖获得者的概率很大。不过, 它 2016 年公布的“高引学者名录 (highly cited-2016) ”, 尽管包括科学人士多达 3265 位, 但当年诺奖命中为零。当然, 这并不会妨碍它继续受学界追捧, 在“SCI 引用”风行整个学界的年代, 能进入“高引名录”被当成学术水平突出的象征。另一方面, 按照加菲尔德早就备好的逻辑, 它放眼的是未来, 2016 不中, 但保不准名单上会出现 2017、2018
14、 乃至未来更远年代的诺奖得主。事实上, 人数多达 3215 位的“2014 高引学者名录”, 就确实在 2016 年出现了一位化学诺奖获得者, 但这只表明该“高引名录”产生诺奖获得者的概率是 0.03%。把发布各类排名榜单作为争夺学术评价话语权的有效路径之一, 如今几乎已成各大商业出版公司的共识。刚刚过去的 2016 年, 爱思唯尔出版集团发布“中国高被引学者 (Most Cited Chinese Researchers) ”榜单, 在国内学界广受关注, 本质上追逐的也是同样的目标。第三, 利用 SCI 来衡量各国的整体学术水平。SCI 发起的早期阶段, 加菲尔德就强力向各国学界灌输一个结论
15、, SCI 可用来评判各国学术建设成果之成效和影响。1970 年代, 他撰写了大量这类文章, 对俄罗斯、日本、东欧、法国等国的学术成果在国际影响力进行评判。7-9通行的评判规则就是, SCI 收录的期刊越多, 期刊文章被引次数越多, 说明该国国际学术影响越大, 反之则说明该国学术影响“衰落”或无足轻重。加菲尔德试图通过这种方式让 SCI 最终“一统天下”:一个国家的学术影响, 不由本国科学家说了算, 也不由本国科研管理部门说了算, 而是由美国一家专门做图书情报生意的公司说了算。在早期阶段, 法国这样保持文化优越感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试图对加菲尔德的做法进行抵抗。1976 年, 加菲尔德的一篇文
16、章被法国著名大众科学期刊探索 (La Recherche) 转载后, 立即引起热议:他基于 1974 年 SCI 的引用数据基础上, 对收录的 129 份法国 SCI 期刊进行统计分析, 发现法国期刊上文章更多引用国外文章, 而这些文章的被引主要来自本国文章, 加菲尔德进而得出结论说“法国科学的影响正在走向衰落”。10加菲尔德这一论断极大刺伤了法兰西科学界的自尊心, 一些科学家斥责文章“用心险恶、粗鲁无礼”, 控诉加菲尔德赤裸裸在宣扬“英语沙文主义”。甚至连法国前总理米歇尔德博雷 (Michel Debr19591962 年在职) 也加入论战, 他发出警告说“如果我们被加菲尔德的说法所蛊惑,
17、年轻一代科研人员未来极可能会被厌国情绪所左右。”11从今天的情形来看, Debre 的话并非危言耸听, 随着加菲尔德宣扬的评判规则被各国学界普遍接受, 他预想的后果已经在不少非英语国家发生。当然, 法国科学界也有迎合加菲尔德结论的做法。探索杂志转载完文章就迅速做出反应, 在 1977 年一月刊封底上打出全版广告, 宣布期刊将发行英文版新刊, 并邀请国际知名学者组成期刊编辑团队, 以求更好融入英语世界。三、发起期刊“影响因子”游戏1975 年, 专门发布期刊影响因子 (impact factor) 的期刊引证报告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习惯简称 JCR) , 首次以
18、 SCI 附卷的形式出版。1979 年, 它被独立推向市场, 此后逐年发布至今。影响因子本质属于 SCI 的衍生产品, 是基于对 SCI (后来包括 SSCI 和 A第二, 分子分母规则分母“引用项”只包括期刊“原创研究论文” (original research paper) 和“综述评论” (review) , 而分子包含全部“引用项”和“非引用项”的引用次数为一些期刊操弄影响因子留下很大空间。笔者在先前文章中, 对上述问题已做了详细分析和探讨。13这里要进一步指明的是, 影响因子之所以能在当今学界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与加利菲尔德在其早期发起阶段, 有策略、有技巧地与自然 (Nature
19、) 、科学 (Science) 这类大牌期刊展开合作及心照不宣的共谋, 有着极大的关系。最明显莫过于, 利菲尔德主动为一些大牌“两栖”科学杂志改变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影响因子算式规则从提出至今, 历经多次更改。1955 年, 加菲尔德最初将一篇文章的被引用次数当成“影响因子”。141963 年, 加菲尔德又把“影响因子”定义重新修正为“期刊文章的平均被引用次数”。151972 年, 加菲尔德在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 以 1967、1968 和 1969 三年的 SCI 数据为基础, 计算 1969 年度的期刊“影响因子”, 他当时的做法是将自然、科学、柳叶刀 (Lancet) 、美国医学会杂志
20、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这类刊物上的所有文本都计入算式分母, 理由是 (参见该文注释 28) :“全部计入”不失为较为便捷的处理手段;更重要的是, “这些期刊上的非学术文本也是潜在的被引用文本”。16这种做法显然对自然、科学之类的期刊非常不利, 庞大的分母直接拉低它们的影响因子, 排名结果全都落到 40 之后。1975 年, 针对上述情况, 在首次作为 SCI 附卷发布的 JCR 报告中, 加菲尔德对规则再次进行调整, 规定分母项只包括三类“学术文本”:原创研究论文 (original research articl
21、es) 、评论文章 (review articles) 和技术报告 (technical notes) 。“非学术文本”不再计入的理由是, 它们“很难获得引用”。分母数量大幅减小对自然、科学这类期刊的影响因子结果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尽管加菲尔德只委婉地承认“部分归结于这个原因”, 但相较 1969 年, 它们的排名全部大幅上升, 其中美国医学会杂志惊人地提升了 100 位。17-181995 年, 在该年度的 JCR 报告中, 影响因子分母规则又一次被调整, 范围进一步缩小, “技术报告”被剔除, 只保留“原创研究论文”和“评论文章”两项这一做法基本保持到今天。19毫无疑问, 对自然和科学这类
22、“两栖刊物”而言, 这当然是一个利好的改变, 分母项范围进一步缩少, 意味着影响因子算式结果又有了增长的空间。与之相对应, 自然和科学也愿意“投桃报李”, 它们提供版面作为发布平台, 为影响因子积极营造声势。加菲尔德对影响因子的规则有重要改变的文章都发表在此两刊上:1955 年, 影响因子首次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出现在科学上;1972 年, 科学刊登了 1969 年度期刊“影响因子”报告;1976 年, 自然摘载了 JCR 报告的减缩版考虑到 JCR 在 1975 年才首次出版, 这几乎等同于这两份大牌期刊在帮助它进行市场预热和产品推广了。四、加菲尔德与贝尔纳、普赖斯和默顿今天人们谈论加菲尔德的时
23、候, 习惯称他为“SCI 的创立者”、“影响因子之父”等等, 很少被关注到的是, 加菲尔德与科学史界也有着很深渊源:他和科学史界的一些知名人物, 长期保持的密切的来往;他还亲自“示范”, 撰写过利用SCI 进行科学史研究的长文。加菲尔德交往的科学史界人物中, 名头最大的有三位:贝尔纳 (J.D.Bernal) 、普赖斯 (Derek John de Solla Price) 和默顿 (Robert K.M) 。1962 年 SCI 刚刚编撰完工, 加菲尔德就希望能引起三人的注意, 201964 年SCI 正式出版后, 加菲尔德又邀请三人担任学术咨询顾问委员会成员。21-23加菲尔德的“主动示好
24、”, 也获得了他所希望的友善回应。1965 年, 贝尔纳在科学进展 (Science Progress) 杂志上为首次出版的 SCI 撰写评论文章。24私下交流中, 贝尔纳对 SCI 也不吝赞美, 称其“将会对处理文献提供全新而有价值的东西” (21, p.5) 。普赖斯和默顿则分别为加菲尔德的情报学家的作品集 (Essays of an Information Scientist, 共十五卷) 第三卷、第五卷撰写了推荐前言。25-26在后来的交往中, 加菲尔德与三人似乎走得愈发亲近。贝尔纳去世后, ISI 公司与美国科学社会学会共同设立了贝尔纳奖。 (21, p.5) 为表致敬, JCR 报
25、告 1976 首次出版时, 加菲尔德将其题献给贝尔纳。27在悼念普赖斯的文章中, 加菲尔德表示“普赖斯离世最大的遗憾, 莫过于与其合作著书撰文的愿望终成泡影”。28而他为科学史之父 乔治萨顿 (George Sarton) 撰写纪念文章, 则是“在默顿建议下”写就的。29-30加菲尔德的第一篇科学史研究长文发表于 1964 年, 由他和两位同事共同完成。31文章参照阿西莫夫 (Isaac Asimov) 1962 年出版的科普著作遗传学密码(The Genetic Code) , 利用 1961 年的 SCI 数据, 对 DNA 双螺旋结构成果发现之前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引用分析, 检验是否能通
26、过引用网络图对重大科学成就的前期研究积累情况进行有效描述。研究方法如下:第一步, 在阿西莫夫叙述内容的基础上, 从遗传学密码一书中选出 40 个科学事件 (涉及 48 位研究者, 时间期限从 1820 年至 1962 年) , 制作网络图表现这些节点事件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第二步, 找出 40 个科学节点事件对应的 63 篇节点论文 (其中有的事件对应多篇论文) , 通过对节点论文参考文献进行引用分析, 重新判定节点事件之间的相关性。强相关包括:一篇节点论文引用另一篇节点论文;一篇节点论文引用另一篇节点论文作者的其它相关论文;节点论文作者的非节点论文反过来引用了其它节点文章。弱相关情形包括:对
27、另一位节点作者的相关工作致谢但并未明确引用;或非节点作者的论文引用了节点论文。基于前两步的判定之上, 比较阿西莫夫的叙述内容和引用分析编史方法, 得出如下结论:两种方法对节点事件相关度的判断重合率达 65%;阿西莫夫认为重要的节点事件, 引用分析的数据也支持同样的结论;相较阿西莫夫的叙述, 引用分析的数据能更详细地揭示一些节点事件存在相关关系。1967 年, 加菲尔德和同事又作类似尝试, 利用当年的 SCI 数据, 统计 1967 年一篇遗传学综述文章的 30 余篇参考论文的 200 余篇引用文献的被引次数, 剔除所有引用次数少于 5 次的论文, 最后筛留 28 篇论文。32加菲尔德对该结果颇
28、为满意, 自评中不乏沾沾自喜之辞, 说“我们中没人是历史学家, 也没人通晓遗传学。但这种方法目前为止非常奏效, 它能准确揭示 1960 年代以来遗传学取得的主要进展。”33从科学史研究方法的层面来分析, 加菲尔德的以上两个示例, 学理价值其实有限。由于没有采用独立信息源, 示例 1 明显落入循环论证之中, 它只是使得阿西莫夫原本的结论更量化而已, 并未产生任何新的结论。至于示例 2, 所反映的仍然只是利用科学引用索引数据筛选科学文献的功能。对科学史工作者而言, 筛查有用相关文献通常只是研究的起步, 如果加菲尔德的工作仅止于此, 显然尚未真正触及科学史研究的核心和精要。此外, 从文本审美角度,
29、两个“示例”除了一堆冷冰冰的图表和引用统计数据, 没有体现出加菲尔德作为撰史者的任何思想观念, 他的个人趣味和文字风格也乏善可陈, 几乎可以肯定, 读者阅读这样的文本, 很难获得兴味和乐趣。不过, 结合科学史研究的潮流来看, 加菲尔德的上述“示例”, 倒是和当时一门新兴学科“科学计量学 (scientometrics) ”有关。科学计量学发端于1930 年代, 主要对科学技术发展过程中能进行数量化的对象进行定量研究, 相关统计分析对象包括具有科学学位的人数, 授予科学家专利的数量, 科学论文的篇数, 论文文献的数量, 论文的被引用次数, 科学家申请经费的数目, 科研管理部门投入研究基金数目等等
30、。普赖斯 1960 年代出版的两部著作, 通常被奉为该领域的经典。一为巴比伦以来的科学 (Science Since Babylon, 1961) , 在此书“科学诸病 (Diseases of Science) ”一节中, 普赖斯提出了一个基于最近 300 年来科学出版物演变图形上的科学增长模型。二为小科学, 大科学 (Little Science, Big Science, 1963) , 该书由普赖斯 1962 年于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所作的四次讲演基础上写就而成, 主要讨论两个论题:科学的指数型发展和科学家的作用;科学的这种发展对当代社会, 诸如政治、资财、国家地位以及未来发展的影响。
31、此书 1986 年再版时, 前言由默顿和加菲尔德共同执笔, 文中将普赖斯称为“科学计量学之父”。34加菲尔德与默顿为普赖斯的书合写前言, 除私交原因外, 还有另一层理由加菲尔德 1964 年推出 SCI 数据库, 被认为和普赖斯一样是科学计量学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78 年, 他和普赖斯等人还共同创办了科学计量学杂志 (scientometrics) , 期刊于 1984 年设立“普赖斯奖”, 首奖颁给了加菲尔德。35从这样的背景来看, 加菲尔德亲自展示科学史研究示例, 可以看作是他参与科学计量学新兴学科建设的一种尝试, 另一方面, 他或许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从另一层面提升 SCI 的学术形象
32、。只是这样的示例, 似乎未能对科学史界产生加菲尔德所期待的“垂范”效应, 此后也很少看到类似研究成果出现。1999 年, 加菲尔德接受日本记者采访, 当被问及“关于引用分析你希望看到更多哪种类型的研究?”, 他的回答居然是“科学史”。36这或许隐隐表达了他的相关研究未能在科学史学界产生预期影响的遗憾心情。五、把情报王国建立在脚注上的大富翁ISI 创立之前, 美国的科技情报通常由政府学术机构牵头采集、整理和公布, 套用今天时髦的话来讲, 加菲尔德一手开创了科技情报商业化的经营模式。科学杂志 1978 年的一篇文章称他为“把信息王国建立在脚注上的大富翁”, 可谓十分贴切。37对加菲尔德而言, 19
33、64 年投产 SCI 完全是背水一战的商业冒险。为了弥补资金缺口, 他把公司 20%股权以 50 万美元价格卖给华尔街风投。SCI 当年的市场发售价格为 700 美元, 老年加菲尔德在一次访谈中回忆, 它的第一份订单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图书馆, 出人意料的是第二份订单它来自红色中国。38、39事实证明, 加菲尔德对 SCI 的产品决策堪称“高风险高收益”。SCI 从 1964 年推向市场到 1971 年短短七年时间, ISI 的利润平均每年以 27.5%增长, 随后又开发了十余款新品, 公司业务迅速拓展到全球近十个国家, 成为世界第一大科技信息服务咨询公司。401988 年, 加菲
34、尔德把 ISI 超过 50%的股权卖给 JPT 出版公司 (JPT Publishing) 。1992 年 4 月, 汤森路透以 2.1 亿美元价格收购 JPT 出版公司。据汤森路透首席运营官说, 交易主要是为了得到 ISI, “ISI 在全球拥有 30 万客户, 每年净利润约为 1500 万美元”。412016 年 7 月份, 汤森路透又将 SCI 和影响因子在内的主要业务以 35.5 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 Onex 公司 (Onex Corporation) 和霸菱亚洲投资基金 (Baring Private Equity Asia) , 全球独立运营的新公司正式命名为科睿唯安 (Clari
35、vate Analytics) , 这是它第三次被转卖。除了 SCI 和 JCR 这样的“灵魂产品”, ISI 开发的其它知名产品还包括:当前快讯 (Current Contents, 简称 CC) , 1956 年首次面市, 对各类期刊和书籍的目录进行汇编, 以周刊形式出版, 订阅者可通过它快速了解相关领域最新发表的前沿消息。CC 最早只对管理类期刊的目录进行汇编 (前面提到贝尔实验室购买的这就这种) , 1957 年, 它将汇编对象拓展到医药、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的学术期刊。作为 ISI 开发的第一个产品, CC 在 SCI 出现之前一直是公司最赚钱的产品。化合物索引库 (Index Ch
36、emicus, 简称 IC) , 这一数据库除了有助研究者了解新出现化合物的相关研究数据, 还可获得重要有机化学期刊对它的评价结果。1960 年开发推出后尽管一直只赔不赚, 但加菲尔德对其倾注巨大热情, 手下四名主要副手集体辞职也未能迫使他终止, IC 如今已成为汤森路透的又一热门产品。由于 ISI 经营的客户对象以学者和学术机构为主, 所以让自身显得很“学术”, 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营销手段。在公司草创阶段, 加菲尔德对公司的冠名, 已经带有明显的学术包装意味。如果说“尤金加菲尔德学会”的前用名还显出几分“伪学术”的话, “科学情报研究所”听起来就完全像一家政府科学机构了 (这对中国这样的发展
37、中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加菲尔德非常坦率地承认, 他要的就是这种容易引起混淆的效果为的是与化学文摘 (Chemical Abstracts) 和国家医学图书馆这类政府学术机构争夺市场, “特别是在国外, 科学情报研究所这样的叫法, 很容易被当成一家非盈利机构”。42ISI 商业运转正式上轨之后, 接纳了两位诺奖获得者成为公司董事会成员, 这其中当然也有打造高端“学术”形象的考虑。43此外, 为了拉近和学术圈的关系, ISI 为学术机构、大学图书馆设立专项奖学金, 奖金可作为这些机构购买 ISI 产品的抵扣这其实相当于发放某种商业“抵扣券”。44当然, 最有效的手段还是发表学术论文和参与学术研讨会, 产生的效果可谓一举两得, 除了提升企业学术形象, 还可以把论文发表期刊和研讨会作为 ISI 产品的推广平台。ISI 的学术“包装”是如此卓有成效, 以至有被误导的公众经常写信抗议, 指责 ISI 作为一家政府科技情报机构, 履行职责并不到位。为此加菲尔德又不得不反复澄清, ISI 完全是一家以市场盈利为目的的商业公司。45六、惊人的勤奋写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