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跨部门互动与社会组织企业化:一项基于混合研究设计的分析 宋程成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 要： 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为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资源基础;同时, 借助跨部门互动, 市场主体还形塑了部分社会组织的运作和实践模式。新制度主义认为, 在竞争缺失的情况下, 制度性因素及其所对应的社会机制 (铭刻机制和合法性机制) , 会驱动社会组织渐趋企业化, 来自东部发达地区的经验佐证了上述观点。针对社会组织的案例比较和量化分析显示:社会组织领导人的工作背景以及组织的商业网络, 会以不同的方式促成组织的企业化运作;进一步地, 领导人的企业工作经历还可强化社会组织与外部企业间的联系, 继而影响组织的实
2、践。关键词： 企业化; 铭刻机制; 合法性机制; 工作背景; 商业网络; 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社会企业治理与成长性研究” (编号:716703092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非营利组织政治关联及其行为研究”(编号:71373230) Cross-sector Interaction and Business-lik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A Mixed-Methods DesignSong Chengche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market transition in Chi
3、na, not only provides resource infrastructures for social organizations development, and also shapes the basic operation pattern in some of them during cross-sector interaction. Neo-institutionalism assumes that the business-like or rationalization trend of nonprofits is driven by several social mec
4、hanisms (i.e. imprinting and legitimation) , in a non-competitive context; and it is proved by empirical data from eastern are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all show that: the career background of leaders and business network of a social organization would contribute to the ration
5、alization of it; and the managerial experience of leaders could enforce the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companies.Keyword： business-like or rationalization; imprinting; legitimation; career background; business network; 一、引言近年来, 学者们逐渐发现, 随着市场的扩张和资源环境的转变, 各国社会部门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1这又推动了源于商业领域的“
6、管理主义” (managerialism) 逻辑的盛行, 进而迫使社会组织对自身的结构进行改造。因此, “向企业学习”成为潮流, “有效”、“正式”和“灵活”成为了关键词, 2同时, 不少志愿组织开始引进繁复的正式规章和严格的管理层级, “目标管理”、“战略规划”、“结果评估”成为时髦, 3这一现象可被命名为社会组织“企业化” (business-like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45随着我国经济的逐步发展和市场机制影响的逐渐深入, 向企业的管理准则和标准去看齐, 已经成为不少中国社会组织的战略性选项, 6而另一部分组织则希望把自身改造为“社会企业”。7此外, 其他
7、领域的利益相关方, 也开始介入社会组织的企业化进程:2016 年 12 月, 普华永道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共同推出中国首个免费慈善组织报告透明自测系统, 该系统旨在从金融行业合规管理的角度, 帮助慈善组织在基本信息、治理信息、发展信息、业务信息、财务信息和公开策略等六方面进行自测, 从而确保慈善组织通过自我测评, 了解自身透明报告和传播水平, 并且有机会学习“最佳案例”的实践经验。需要指出的是, 我国的社会组织虽同样呈现出企业化特征, 但因发展阶段的缘故, 其形成过程和内在机理, 却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社会的“对应情形”, 这是双方在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的系统性差异所决定的
8、。就中国社会组织而言, 市场经济的主导性地位在转型过程中的逐步确立, 是其资源和人力环境改善的重要前提, 而私营部门与社会部门间的理念和人员交流, 则是社会组织趋于企业化的重要“扳机”;因而, 市场经济越是发达的地区, 社会组织企业化的可能性就更大。综合上述, 本文将围绕“为何一部分社会组织在管理结构和具体实践方面会接近企业”这一问题来展开:其中, 第二部分, 梳理以往关于社会组织企业化成因的研究, 并结合中国当前经济社会结构, 提出分析思路;第三部门, 对来自浙江、北京、上海的三个案例作系统比较, 并据此提出相关命题;第四部门, 结合浙江省的调研数据, 对命题进行检验;第五部分, 总结全文,
9、 并提出理论与实践启示。二、文献综述与分析思路(一) “需求-供给”与市场机制“需求-供给”路径特别重视宏观政经环境变迁所导致的供求结构变化对社会组织带来的影响。从服务模式看, 社会组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服务提供的方式收取必要费用或资金来维持生存, 典型代表为医疗和社会福利机构;另一类是通过内外部募款 (或政府拨款) 方式来维持生存, 包括倡导组织和志愿团体。8从“需求-供给”角度看,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政治经济变革, 导致第三部门内更为复杂的资源环境, 并驱动以下两个方面的后续影响:首先, 大量企业或准企业机构进入到传统非营利和志愿领域内, 与社会组织形成竞争关系, 上述冲击
10、使得一部分依靠收费维持生存的社会组织的状况持续恶化;9其次, 新公共管理运动风行后, 各国政府开始强调民营化和市场化, 各种政策工具都带有很强的结果导向, 在社会政策方面推出“公私伙伴关系”, 多强调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项目时的效率或效益, 这在很大程度影响到那些依靠政府资助或拨款的组织。10诚如 Frumkin 指出的, 社会组织愿意放弃自主性而接受各类流程繁琐的政府项目, 既因组织得依靠政府的资金以继续活动, 更源于企业的大量介入而导致的资金获得渠道变窄。11“需求-供给”路径以为, 只有那些更有效率的社会组织, 才有机会获得资源并在竞争中占优。因此, 政治经济变革虽来自于不同方向, 却共同
11、推动着社会组织“像企业一样”制定更完善的规划、采纳更理性的策略以及建设更强的管控能力。(二) 资源依赖与权力关系相关研究主要从资金来源 (政府、企业、基金会及其他主体) 的角度来探讨其对社会组织的结构和行为。12首先, 不少学者发现, 出于对政府偏好的遵从, 一部分社会组织正在迅速丧失自身与政府间关系的主导权, 其对自身掌控的自主性被不断削弱, 往往会在内部治理、人力及财务报告与问责体系等方面均作出妥协和转变。1314其次, 随着跨部门战略联盟等的兴起, 社会组织与企业间逐步形成了共生依赖局面, 15但由于在资金等各方向存在弱势, 相对来说, 社会组织受企业的影响更明显, 在现实中也存在着企业
12、借助自身强势, 在合作期间强行使用自身标准来实施项目的先例。16另外, 企业总会要求社会组织参考自身的 (财务和项目) 评估系统来开展合作, 在缺乏其他物质来源的情况下, 社会组织往往会不得不迎合企业。17上述分析均有一定道理, 也获得了大量西方经验证据的支持。然而, 对中国社会组织而言, 相关的国家政策仅仅初步实现“松绑”, 特定公益“市场”远未成形, 企业捐赠制度也有待改善换言之, 要出现竞争压力或对企业资源依赖的局面, 仍然有待时日。从这个角度看, 以上分析对中国社会组织中不断涌现的“企业化”运作现象缺乏必要的解释力。(三) 制度压力与组织铭刻在“全球社会” (world society
13、) 大背景下, 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源于全球性同构压力, 属于后发驱动。这意味着西方国家和组织制定的规则和理念, 发展中国家往往不得不接受或者“自发地”遵循;18因而, 新制度主义对于发展中国家社会组织“企业化”运作的解释是, 西方社会的私营机构和慈善组织 (或基金会) , 作为“管理主义”逻辑的主要载体, 在全世界推广西方的“制度模板”, 从而促成特定国家的社会组织也呈现出类似的“企业化”态势。1920例如, 有研究者发现, 来自西方基金会/企业的捐助项目, 其核心条款包括拥有必要的战略规划, 确立目标导向的管理实践 (目标设置、财务分析、利益相关者分析和环境分析) , 以及对于行动结果的有效
14、评估 (各类绩效评估手段的采纳和应用) 。2122这一分析思路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企业”等在中国的迅速流行和崛起, 23但还存在着局限性 正如 Spires 发现的, 海外基金会在中国的培训项目更多反映了北美慈善高度专业化的特点, 过分强调了战略规划、组织治理、可问责性与透明度等方面的制度设置, 这让国内大部分社会组织觉得非常“有道理”但又“不接地气”, 如无必要, 它们往往不会采纳这些企业化运作的内容。24基于上述, 本文认为, 企业式运作现象之所以出现在中国社会部门之中, 一定程度上是“管理主义”逻辑跨部门扩散的结果。换言之, 当一些地区经济迅速发展且渐趋发达时, 市场 (或“管理主义”)
15、 逻辑开始成为主导性逻辑, 而各类基金会以及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及其工作人员, 就会成为“管理主义”逻辑的重要载体, 并在与社会部门的互动中对其结构和实践产生影响, 这一分析思路与 Ding 提出的“制度双栖” (institutional amphibiousness) 概念不谋而合。25这一概念强调, 理解转型时期旧体制与新生社会组织间关系的重点, 是要把握贯穿其中的制度载体跨部门行动者及其影响很多社会组织的早期工作人员往往是兼职的, 这使得不少组织能够有效地借助体制内资源, 拓宽自己的活动渠道和空间, 开展有意义的公共活动;同时, 跨部门个体在体制内的经历和社会联系, 也给由这些人所主导的
16、社会组织打上了原有体制的“烙印”, 在运作方式方面“神似”旧体制。26结合上述理论洞见, 可以这样分析社会部门与市场间的互动及其后果 (见图 1) :来自私营部门的个体, 会在很大程度上依照自身以往经历来思考和提高社会组织的发展轨迹, 这对应了制度理论中的“铭记” (imprinting) 机制;2728另一方面, 当社会组织处在“管理主义”或市场逻辑渐趋主导的场域中, 来自受众的合法性 (legitimacy) 压力会增加 (即合法性机制) , 这在某种程度上会驱动组织去采纳某些制度模板, 促成其企业化。29那么, 在现实中, 以上机制的影响究竟有多明显?这两大机制相互间有何关系?下文将基于
17、混合研究设计, 结合东部发达地区相关经验, 就上述问题进行探讨。图 1 部门互动与社会组织企业化运作 下载原图三、案例分析:证据和命题此一部分将对浙江、北京和上海的三个案例作比较分析。数据收集方法为访谈法和二手文本梳理 (研究论文、媒体和部分组织的官网) 。案例访谈主要时间为 2013 年 5 月至 2015 年 5 月, 其中, 访谈对象为组织负责人或核心成员。我们将通过两两比较, 来论证前文关于社会组织企业化成因的制度分析。由于相关案例都是公益领域的社会组织, 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政策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同时, 浙江、北京和上海三地均为市场经济相对发达地区, 符合理论框架检验的结构性条件。3
18、0(一) 案例概况案例一:2006 年, 刚从大学毕业便成为浙江省舟山市某地记者的 X, 在采访中发现社会上弱势群体的困难非常多样, 政府的扶贫投入往往杯水车薪;另一方面, 她在网络上接触到不少热心人士, 这些人多以“网络义工”的方式, 为贫困家庭、孤寡老人和残障人士提供帮助, 但却缺乏长期持续的整合平台。因此, 2007 年, 在当地共青团的帮助下, X 借助当地网络平台上的义工 QQ 群, 专门成立了一家志愿/义工组织 A, 该组织的基本宗旨是发扬爱心, 帮助分散在舟山各个海岛上的弱势群体。A 组织成立后, 组建了理事会和一系列下属机构 (如宣传部、组织部) , 以便活动开展。由于义工都是
19、通过网络的方式召集的, 而且经费多为自费, 因此 A组织在具体的规划和管理方面较为松散, 志愿活动带有业余性和临时性, 尽管组织负责人在每周都有一定的规划, 但大部分时候活动的质量会打一定折扣。例如, 2007 年的一次图书义卖活动, 就因主题不够吸引人, 仅仅募集到很少书籍, 最后, 几位骨干人士只能捐出自己家中的书籍去义卖。不过, A 组织坚持志愿/义工活动还是在当地产生了一定的反响, 2010 年, X 受到共青团系统的表彰, 这为 A 组织获得进一步的扶持提供了契机。随着国家在社会治理和公益方面的关注度升温, 当地团组织也开始重视对 A 组织的培育。2014 年, 该组织成功登记注册,
20、 并开始从政府那里获得一些经费;以之为前提, A 组织开始向企业募捐活动资金, 以帮助更多的人群。同时, 为确保资金管理, 组织设立了专门的会计人员, 用于核销、报账。截止 2015 年 9 月, 该组织共有义工 243 人, 活动范围遍及舟山市的各个偏远海岛。这些义工每年出海 20 多次, 有效地帮助了当地的孤寡老人和贫困家庭。案例二:1999 年, Z 辞去自己在医疗服务领域的工作, 干起了专职志愿者。到2003 年时, 为更好地开展自己热衷的公益志愿工作, Z 在北京成立了 H 中心, 该中心宗旨为“志愿精神”和“专业技术”并把目标瞄准为培育专业的心理咨询志愿者, 强调在社区层面开展各类
21、专业服务。2003 年至 2010 年, H 中心参与了包括政府社区建设、奥运会志愿者培训在内的服务项目, 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 逐步成为较为知名的专业性志愿服务中心。在这一时期, 强化志愿者组织能力、促进志愿者专业队伍成为 H 中心的主旨。2011 年, 为获得更多的资源和知识支持, H 中心与海外知名社会责任协会、某跨国企业和两家基金会一起启动了专业志愿服务发展项目, 该项目的核心是借助完成商业、专业人士和社会组织三方的跨界匹配, 从而在中国推动专业、专职的志愿者队伍建设。随着活动类型增多和人员增加, H 中心开始逐步完善自身的管理架构。首先, 建立了符合法律规定的治理结构, 选举了一批有
22、影响力的公益人士担任理事, 并建立起完备的财务监督系统和战略评估方案;其次, 在对外合作方面, H 中心开始注重市场营销策略, 并借鉴企业的思维方式来开展项目。基于这一发展理念, H 中心承接了一些政府委托的咨询和调研项目, 也承接了不少来自世界 500 强企业的志愿者合作项目, 训练了大量专业志愿人士。截止 2015 年 12 月, H 中心已经成为北京地区知名的专业社会组织, 在社区服务、社会组织培训和咨询方面享有相当地位:它不仅出版了大量著作和行业建设标准, 还与国内外知名的企业和基金会开展了多层次、多内容的合作。案例三:2006 年, 经商 10 余年并投身社会公益领域 3 年多的 Y
23、 在上海浦东建立了 N 机构, 该机构的基本宗旨是“助力社会创新, 培育公益人才”, 强调以“公益孵化器”模式来帮助和处于创业和起步阶段的“草根”社会组织。在成立之初, N 机构就制定了完备的孵化器方案和完整的发展规划。2007 年, N 机构召开第一届理事会, 建立起治理架构和财务监督体系, 并借此将中国公益领域的一批重要人物纳入其中;同年, 凭借着积极的营销策略, 该机构不仅成功收获了上海市政府的委托课题, 还获得了世界银行的相关项目。2008 年, N 机构培育的第一批公益项目获得重大成功;同时, 与位于北京一家咨询公司合并, 将业务拓展到企业社会责任服务领域。2009 至 2011 年
24、, 通过成立分支机构、创办新兴业务部门等方式, N 机构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活动。2012 年, N 机构受邀参加了与青年创业有关的知名峰会, 并与沪上高校开展了合作项目、创办了社会公益学院。随着机构的快速发展, Y 本人也获得各级政府、共青团系统的表彰。经过组织架构建设和外部业务拓展, N 机构建立起各个运作团队 (涉及项目、募捐、创新等多个业务) ;与此同时, 该机构还创立了与社会创业相关的杂志, 编撰了一系列有助于公益组织发展的管理技能书籍和市场营销手册, 试图借助企业管理方面的相关理念来推动创业型社会组织的有序成长。截止 2015 年 12 月, 该机构已经帮助培育和“孵化”了全国各地
25、的 500 余家公益组织, 这些机构活跃在扶贫、教育、环保、青少年发展、助残、社区服务、社会工作等诸多领域。(二) 命题形成为什么相比 A 组织, H 中心和 N 机构的企业化程度更高?尽管这三个组织在初始规模、活动领域和资源获取渠道方面存在差异 (见表 1) , 但经过案例比较分析可以发现, 领导人以往工作背景、组织所处场域的重要受众 (audiences) 是三者的结构和实践出现差异的最关键因素。表 1 三个案例的比较 下载原表 首先, 为什么同样是共青团/政府支持的组织, A 组织和 N 机构会在组织结构和实践上呈现出不同的局面?这在很大可以从组织领导人的工作背景来分析。相比A 组织负责
26、人 X, Y 多年的企业高管经历, 使其在创办 N 机构之初就有了组织基本蓝图 (此时, Y 还是北京一家咨询公司的负责人) 。因此, Y 在招聘工作人员、设计组织架构等各个方面, 都试图以企业作为“最佳实践”和标杆, 这促成 N机构建立起完备的正式管理结构。可见, 负责人和关键成员的工作经历, 决定着社会组织的定位, 正如 N 机构一位重要成员所描述的:“从我的工作习惯, 流程设计会有一些导向性, 另一方面从产出上, 你要过了我这关, 至少符合我的专业水准我在外企里做过, 我知道什么是最好的, 我也知道企业想要什么样的合作伙伴” (访谈记录 N-201405) 。相比之下, 在成立 A 组织
27、时, 过去的记者经历使 X 感受到需要有一个平台去推广“爱心”, 用其成员的话来说, 组织主要就是帮助大家要发挥公益心:“公益心, 有时候本职工作很辛苦很累, 但还是坚持去参加活动, 付出的快乐吧 (活动情况) 还是看成员间的配合吧。会长也算是比较有威信, 能够号召大家齐心协力。因为现在民间组织资金不宽裕, 能坚持很多年也是很不容易” (访谈记录 A-201504) 。强调大家的爱心和社会公德心, 而非依靠正式制度的理念, 使得 A 组织在较长时间内并无固定的办公场所、也无专门的服务区域, 基本的运作模式是会长等人给出活动方案, 一部分人提出意见, 并在此基础上开展活动。因此, 可以有命题 1
28、:领导人的企业工作经历会促进社会组织企业化运作。其次, 为什么同样是倡导志愿服务, H 中心会比 A 组织更加重视企业化运作?由于两个案例领导人均无企业工作经历, 因此, 领导人背景差异不能解释这个问题。换言之, 仅从组织自身条件看, 我们很难解释 A 组织和 H 中心在运作方面的巨大差异。这就要从两者所处组织场域和其中的受众来进行判断:虽然 H 中心也与政府有合作, 但大型企业和基金会才是其需要重点关注的对象, 而企业从事公益或者社会责任, 并非单纯地“做善事”, 其背后有很强的商业动机和严格的评估准则。在这一点上, Z 有很深的体会:“第一, 他 (企业) 是觉得我们的能力不行第二我们的资
29、源不够, 他不相信我们坦率来说是我们的话语体系不同, 就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 这点特别明显, 就是各说各话, 频道对不上当时我们是有四家 NGO 和某公司来共同一块工作, 然后三个月以后呢, 就只剩下我们一家就是企业比如说他要求我们做的这种工作表, 时间的管理, 整个的这样一个运行的NGO 是没有这套体系的” (访谈记录 H-201307) 。相比之下, A 组织所处场域内, 地方政府是其主要接触对象和资金支持方, 例如, 2014 年, 来自政府部门拨款占到组织经费的 50%;相比之下, A 组织与企业的接触相对较少, 来自企业的资助也较少 (占总量的 5%10%) , 而且其接触的都为较小
30、型企业, 在合作的正规程度方面要求也不高:“企业的赞助以前没有, 现在有了。一般项目活动写完策划之后, 交上去和企业对接, 看看企业是否有兴趣, 企业还算支持相比较还是政府的支持力度更大。” (访谈记录 A-201504) 。结合上述, 可以有命题 2:社会组织的管理者们与企业或其他商业机构互动越频繁, 其企业化程度越高。最后, 尽管 H 中心和 N 机构均有较高的企业化程度, 但是两者形成过程仍然有着细微的差异两个组织负责人过往职业背景的差异, 使得两者的企业化过程呈现出不同轨迹。对于 H 中心的 Z 而言, 追求专业化是她真正关心的, 而专业化的核心是志愿者技能或能力的专业化, 并非是组织
31、管理方面的专业化。但是, 随着企业伙伴的地位越来越关键, 迫使 H 中心逐步学习企业管理的基本理念, 学习商业世界的基本运作模式。在这个过程中, Z 的职业背景并没有起到影响, 外部环境的制度压力才是导致其组织结构和实践转变的关键。而对 N 机构而言, 专业运作的实质就是变得“像企业一样”, 因此, 其机构设置一开始就接近企业组织, 或者是一个“社会企业”。由于注重以投资思维来孵化各类社会创业项目, 这促成组织和企业的接触, 来自企业的专业管理自然成为必然:“我觉得 (我们) 已经算是很不错啦, 等于算是企业创业我之前跟一个也是外企的人聊, 他就说你们公益组织还要技术含量的你在企业里呆着和在这
32、里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说我在这遇到的管理的问题比在企业还多, 但他完全觉得怎么可能” (访谈记录 N-201405) 。除此以外, N 机构本身在寻找合作伙伴时, 就盯准与自己运作方式接近的对象 (大型企业或基金会) , 即在组织结构、资金运作和团队合作方面更加“同构”的对象, 因为双方在合作上更容易达成共识:“首先就是前提是你想找合作伙伴, 或者是把它尽量做好, 你应该是找最好找的合作伙伴。我们专门排斥那些不合格的企业” (访谈记录 N-201405) 。可见, 领导人企业背景不仅会在组织成立之初就促进其企业化, 更会促成社会组织与企业或商业组织间的接触, 从而影响组织的运作方式。因此有,
33、 命题 3:领导人的企业工作经历, 会促进社会组织与商业人士或机构间的互动频率 (商业网络) , 继而促进企业化程度, 即商业网络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通过对三个案例的两两比较, 我们初步揭示了社会组织领导人的工作背景和组织场域中的互动方对于社会组织结构和实践的影响, 并形成了相关命题, 下一部分将借助调研数据, 对其作进一步确认。四、量化分析(一) 数据收集与变量形成笔者所在课题组在 2014 年 7 至 12 月期间针对浙江省社会组织实施了一项田野调查, 获得了充分的一手数据。借助浙江省政府下属某社会组织主管机构的内部数据库, 基于分层随机抽样, 基于分层随机抽样选取了 320 个组织作为调
34、研对象。数据收集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问卷形成。2014 年 6 月, 按照问卷设计基本步骤, 从文献中选取相关的测量题目, 请具有学术背景的 4 位研究生 (2 名硕士生、2 名博士生) 进行中英文交叉翻译和比对, 初步形成测量问卷 (包括量表和其他问项) 。31-34第二阶段:访谈和预调研。2014 年 8 月, 完成问卷设计工作后, 课题组 6 位成员联系了 20 家社会组织, 开展访谈和试调研工作。最终访谈对象为浙江省杭州市和嘉兴市两地不同领域 14 家社会组织的领导人及工作人员, 访谈内容涉及到领导人和组织基本信息、组织结构及历史等;并请其对问卷的问题、语气和适用性等提出建议。
35、第三阶段:正式调研。课题组于 2014 年 9 至 12 月在浙江省全省范围开展调研工作。总计 300 份问卷以邮寄、电子邮件发放、现场问答等形式发送, 严格注明填写人为组织的主要组织负责人 (如正副会长、正副秘书长等) , 且要求同一个组织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供两份问卷。最终收回问卷 291 份, 经过数据整理和电话确认后, 有效问卷数为 277 份。我们选取有效问卷中 35% (98 个) 的数据来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与相应的信度检验, 以确定变量最终测量方式;之后再利用剩余 65% (179 个) 的有效样本来进行假设检验。经题项删减等过程后, 最终形成符合要求的量表。相关变量测量方式如表
36、 2 所示。表 2 变量与操作化 下载原表 在最终计算前, 对使用量表的变量作信效度检验。因是单维度变量, 我们仅需计算各量表的 Cronbachs 系数。其中, 企业化的信度系数值为 0.70;商业网络和不确定性的 Cronbachs 系数分别为 0.89 和 0.85;所有变量的测量都符合要求, 可以进行相应的假设检验。(二) 实证结果在进行回归分析前, 进行了共线性检验, 其中, 所有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 (VIF) 均小于 2, 远低于 10 的基本要求, 可见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并不严重。表 3 为假设检验结果。模型 1 考察了控制变量的影响, 结果表明, 登记注册以及组织规模, 与企业
37、化间显著正相关 (=0.105, p0.05;=0.088, p0.01) , 这符合预期。资源多样性与企业化间存在着显著负相关 (=-0.308, p0.01) , 这表明资源来源越单一, 组织企业化程度越高, 在模型 2模型 4 内, 上述变量与企业化仍显著相关;不确定性与企业化并不显著相关 (=0.020, n.s.) 。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最小二乘法) 下载原表 表 3 回归分析结果 (最小二乘法) 下载原表 主效应。模型 2 在控制变量基础上放入 (领导人) 工作经历这一变量, 结果显示工作经历与企业化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0.127, p0.01) , 这表明领导人企业工作
38、经历会提高社会组织企业化程度, 命题 1 获得了支持。模型 3 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放入商业网络这一变量, 结果表明商业网络会正向影响企业化 (=0.070, p0.01) , 因此, 命题 2 获得了支持。中介效应。首先借助层次回归法来分析, 模型 5 表明工作经历会正向影响商业网络的形成 (=0.557, p0.01) ;而模型 4 的结果表明当商业网络与工作经历同时作为自变量放入时, 工作经历的影响有所下降, 但仍显著;结合模型 2 中工作经历与企业化间存在正向关系, 可认为存在着部分中介效应。我们对这一中介效应进行 Sobel 检验, 其结果是显著的 (z=2.199, p0.05) , 因此, 可以初步判定命题 3 获得支持。为进一步确认结果, 我们又利用 Bootstrapping 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表 4 结果证明, 商业网络的作用是显著的 (置信区间并未过 0) 。35据此, 可以认为商业网络在工作经历与企业化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即铭刻机制会“撬动”合法性机制。表 4 中介作用的 Bootstrapping 回归检验结果 下载原表 五、结论、启示与不足结合新制度主义理论和发达地区经验证据, 本文发现中国社会组织的企业化趋势, 某种程度上仍可被理解为是全球范围内管理主义逻辑扩散的组成部分。不过, 即便作为全球规则接受者, 中国社会部门还是有着自身独有的表现和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