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一章 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一、文学的自觉与建安文学的新面貌1、文学的自觉魏晋南北朝时期被认为是文学的自觉时期。文学的自觉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可说是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经过近四百年才实现的，但溯起渊源，魏晋则是文学自觉的开始。“文学的自觉”这一提法广为学术界所熟知，是从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开始的，在这篇文章中，鲁迅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Are for Arts Sake）的一派。”其实，这一说法最早是日本汉学家铃虎雄提出的。1925年，日本京都弘文堂书房出版了铃木先生的中国诗论史（旧译支那诗论史），在书中，
2、他说：“通观自孔子以来至汉末，基本上没有离开道德论的文学观，并且在这一段时间内进而形成只以道德思想的鼓吹为手段来看文学的存在价值的倾向。如果照此自然发展，那么到魏代以后，并不一定能够产生从文学自身看其存在价值的思想。因此，我认为，魏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的文章是他在1927年9月在广州所作的一次学术演讲，因此，鲁迅的“文学自觉”说，大约是借鉴了铃木虎雄的观点，但由于当时铃木的书在当时学术界并未受到注意，故自鲁迅的文章发表后“文学的自觉”这一提法，才在中国的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文学的自觉”应该如何理解呢？它包含哪几层意思？文学的自觉，应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是指文学创作的自觉；二是
3、文学观念的自觉。文学创作的自觉文学创作主体可以相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注重文学的抒情性特点，注意到文学的形式美。所谓文学观念的自觉是指对文学本身的特征和文学创作的规律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并在理论上加以总结来指导创作。从这一点看，魏晋时代确实是一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当然，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始魏，发展于西晋，而成熟于齐梁。就文学自觉的表现特征，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文学从学术中的独立及文学自身价值的发现与重视。秦汉时期的文学是指学术，特别是儒学。但是到了曹魏时期，文学独特价值则受到了重视，并且逐渐从学术中分立出来。曹丕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
4、而尽，荣辱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末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曹丕此处的“文章”，当然不全是指文学，但却是将诗赋包括在内的，这种将文学的价值提高到与经邦治国同等的地位，是前未有的。这说明到了这一时期文学的价值已被人们所认识。而在此之后，文学也逐渐摆脱了作为经学、史学的附庸而独立，刘宋时期，宋文帝在朝廷立四馆，文学与儒学、玄学、史学并立；范晔作后汉书，单列“文苑传”，与“儒林传”并列，刘勰文心雕龙总术又有“文笔”之辨。谓“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梁元帝金楼子立言篇谓：“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
5、。至如文章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对文学独特特征认识的深化。二是文学的体裁分类的细致化。文学体裁分类的细致，是对文学自身特征认识深化的结果，它反映了人们对各体裁文学体制及风格特征有了更为明确的认识。在魏晋之前，尽管也有文体辨析的意识，但真正明晰而自觉的文体辨析，则始于曹丕。他在典论论文中，将文学的体裁分为四类八种，提出“奏议宜雅，尚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到了西晋陆机的文赋将文体分为十类，特别是将诗、赋分为两类，指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论及12种文体，文心雕龙论文体分为33大类，萧统文选分为37类，文体辨析的细
6、密，是文学自觉的又一表现特征。三是创作上的个性化与对作家个性特认识。在魏晋之前，作家创作个性特征不十分鲜明，尤其是两汉时期，由于作家人格精神上独立性的欠缺，其作品在风格上往往是群体风格遮弊了作家的个性特征，到了魏晋以后，作家的作品则具有浓烈的个性色彩与鲜活的魅力，创作的个性化愈来愈明显。与此同时，理论上对作家的个性化也有了认识。曹丕典论论文曾指出：“文以气为主”，这里的“气”，指的是作家的个性气质，它是作家主体精神上的独特禀赋，决定着作家的精神品格与心理素质，正由于它是一种独特的禀赋，所以曹丕说是“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由此，他对建安作家的个性及创作风貌作了辨析，说徐干“时有齐气”、“孔融
7、体气高妙”、“应瑒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这种对作家个性及创作风貌的辨析，也是前代所没有的。四是文学审美特性的追求。文学之为文学，离不开文学的审美特性。这种审美特性，一是其情感特征，二是形式上的美感特征。魏晋之后，在文学的抒情与美感形式的追求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曾说：“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陈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纬文，以文被质。”这里“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正说明这一时期的文学开始表现出以情感为创作的中心，以及用华丽的词藻表现作品内容的特征。此外，象曹丕所说的“诗赋欲丽”，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以及南朝四声在诗歌创作上的运用、用事与对偶的讲究，等等，
8、都表明这一时期文学创作对形式美的自觉追求。以上都是文学自觉的具体表现。2、建安文学的新面貌建安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转变时期。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学创作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展现了新的面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五言诗创作的第一次繁荣。五言诗是汉代兴起的一种诗歌样式，但是在两汉时期，文人创作仍主要集中于辞赋。到了建安时期，辞赋的创作仍然在继续发展，但创作中心则逐渐转移到了诗歌，尤其是五言诗的创作，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创作的高潮，从此奠定了诗歌特别是五言诗在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地位。刘勰文心雕龙明诗即说的“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
9、五言诗创作的兴盛是从建安开始的，从此五言诗成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一种重要体裁形式，在诗坛上占据重要地位。2、开始了以乐府民歌为主向文人诗歌创作为主的转变。建安诗歌一方面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对乐府诗加以发展、改造，诗歌的个性更加鲜明。曹操的诗歌，其本上是乐府诗，但在曹丕、七子的创作中，已有许多非乐府诗，曹植的诗歌创作则逐渐完成了从乐府诗向文人诗的转变，正始以后，作家的创作则完全具有了个人独创的面貌，而这一转变是在建安时期逐渐出现的。3、建安风骨的形成。“建安风骨”是人们对建安时期美学风范的一种概括。所谓建安风骨，是指作品的内在生气、感染力、语言表达上的简炼、刚健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艺术风貌
10、。建安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宁，文人政治热情普遍高扬，因而他们的诗文创作大都形成了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特点，在艺术风格上又表现明朗刚健，骨力遒劲，这种充实的思想内容，富有感染力的情感及语言表现上的风健清新完美结合，就是建安风骨的基本内涵。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对建安风骨成因及其内涵的精确概括。“建安风骨”这一美学范畴，是在唐代才出现的，称之为“汉魏风骨”（也即“建安风骨”）。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首先出现的是“风骨”为一概念，而这一概念的出现，最初则源于魏晋南北朝时的人物品评。在世说新语中，即经常出
11、现以“风神”、“风气”、“风骨”等来品评人物的术语，后来“风骨”的概念运用到了书法、绘画领域。大致而言，在书法上字写得有神韵、有生趣，便属于“风”的范畴。线条劲拔，有笔力，属于“骨”的范畴。在绘画上最早引入“风骨”的概念，始于东晋的顾恺之，后来南齐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绘画六法，其第一是“气韵生动”，第二是“骨法用笔”，前者近于“风”的范畴，后者属于“骨”的范畴。文学批评中运用“风骨”的概念，是从刘勰开始的。他在文心雕龙中专列“风骨篇”，指出：“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沈吟铺辞，莫先乎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结言端直，则文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
12、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刘勰所说的风骨，就是既有感染力，又具有正直、高尚的思想感情，同时又通过刚健有力、明晰简炼、富有逻辑力量的言辞表现出来的一种美学特征。实际上，刘勰并未直接提出“建安风骨”这一概念，但由于他在论述风骨时，多举建安作家为例，所以人们便以“建安风骨”来概括建安文学的特征，到了唐代陈子昂在修竹篇序，提出“汉魏风骨”，而他的“汉魏”实指“建安”，于是“建安风骨”这一范畴便在古代文论中流行开来。建安文学的成就文心雕龙明诗：“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跃，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1、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A：一方面，为数众多的作
13、品均系当时现实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建安文人在政治上均有一定的抱负，而社会的动乱不安又为他们提供了条件，因而建安文学表现出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B、 在作品色调与气势上，建安文学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无论是描写社会乱离，还是抒发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其音调均“悲凉慷慨”。2、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前人评曹操的作品“气韵沉雄”；曹植：“气格浑雄”；.王粲：“苍凉悲慨”；刘桢：“言壮情骇”。曹丕典论论文则提出“文以气为主”，均反映了建安文学追求抒情化，追求个性化的共同倾向。3、大胆的创新精神。曹丕燕歌行是我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七言诗。又曹植美女篇，虽仿陌上桑，然较之后者，文辞更为华丽，抒情多于叙事，
14、描写多于铺陈。曹操之创新精神尤为特出。后人将这些特征归纳为“建安风骨”。二、曹氏父子及其文学创作建安时期，曹氏一门堪称文学世家，诗人很多。除了曹操本人及曹丕、曹植外，丕妻甄后，丕弟白马王彪，丕子魏明帝曹睿等都能诗。由于曹操、曹丕、曹睿为曹魏三代统治者，故沈约、王僧虔、钟嵘将他们并称为“魏氏三祖”。但以成就论，则曹操、曹丕、曹植最为突出。本节专论曹操父子三人。（一）曹操。操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曹操的家庭出身是微贱的，他的父亲曹嵩是汉桓帝时宦官曹腾的养子，三国志魏武帝纪说“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可知其先世社会地位不高。又说其汉相国曹参之后，则恐不可靠（陈华昌曹操与道教及其仙游诗研究一书有
15、考辨，可参）。曹操的家庭出身，加上当时时代风气的影响，使他很少受传统伦理观念价值标准的束缚，他重视实效，崇尚刑名之学，在日常生活中也简易随便。三国志武帝本纪云：“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未之奇也。”裴松之注引曹瞒传云其“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世说新语引云：“曹尝问许子将：我何如人也？子将不答。固问之，子将云：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陈琳文中曾说他是“赘阉遗丑，本无懿德；好乱乐祸，剽狡锋协。”从个性来看，他的特点可说是生性机警，简易通脱。而所谓通脱，就是无所拘泥，不固执，个性与感情能够直率地表现出来。这种个性当然也影响并体现于其文学创作。曹操是政治家兼文学家，这种双重身
16、份使他对建安文学的兴盛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表现在：（1）建安文人集团的形成与他的汲引罗纳有很大关系。汉末社会动乱，文士颠沛流离，分散各地，是他将他们吸纳到自己的身边，从而形成了一个文人集团。如徐干、刘桢、杨修、邯郸淳、吴质、陈琳、应瑒、王粲等，无不是在他的感召与延揽下走到邺城的，邺下文人彬彬之盛的创作局面的形成，曹操实有力焉。（2）他在鼓励文人为他效力的同时，还勉励他们努力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如陈琳草具书檄，深得他赏识，“数加厚赐”，阮瑀受命作书与韩遂，亦受到表彰。（3）他自己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文学创作活动的兴盛。文心雕龙时序说：“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三国志魏书说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
17、。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而且他常常兴之所至往往要他人参与其事，从而形成了当时集体性的文学创作活动。因此，没有曹操，就难以形成当时文学繁荣的局面。曹操的文学创作曹操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他的诗歌今存有20余首，数量不算多，但成就却很突出。从内容上来看，大致分为四类，即纪事，述志、游仙、咏史。纪事类诗歌对汉末战乱和人民的苦难作了真实的反映，如蒿里行、薤露行、步出夏门行、却东西门行等。其中蒿里行写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被明人钟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述志诗有的表现了他的政治理想与政治主张，以度关山、对酒为代表。如对酒：“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
18、忠良。咸礼让，民所争讼。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囹囿空虚，冬节不断人。”还有的则表现了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短歌行、步出夏门行中的观沧海、龟虽寿。游仙诗则有气出唱三首、精列。咏史有善哉行三首其一等。在艺术上，曹操的诗歌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第一，继承汉乐府的传统而又有所创新。他虽沿用乐府古题，却又是以古题写时事，可谓用古题而不袭古意。曹操现存的二十五首诗歌全是乐府诗，这些诗歌沿用了汉乐府的题目以及乐府民歌中常见的题材，在这一点上他明显地继承了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的传统，“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但是他又对汉乐府民歌进行大胆的革新，因而富有创造性，这种革新，表现在一是汉乐府民歌反映现实眼界较狭小，对
19、重大事件较少涉及，而他则在乐府诗创作中直接反映汉末重大历史事件，这就对民歌的传统有所突破。如短歌行，崔豹古今注曰：“长歌、短歌，言人寿命长短，各有定分，不可妄求。”这是古辞内容，而曹操的短歌行在咏唱“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时，又加进了求贤才的内容。蒿里行、薤露行，原是丧歌，崔豹古今注云：“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唏灭也。亦谓人死魂归蒿里。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挽歌。”但曹操却用来写汉末时事。由此可以看出曹操在运用汉乐府这一形式时，表现了充分的灵活性，进行了大胆革新，拓宽了乐府文学的表现领域，给乐府文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朱乾乐府正义说：“乐府题，
20、自建安以来，诸子多假用，魏武尤甚。”方东树也说他是“用乐府题目作作诗。”而这正是他对乐府的一大贡献。第二，他的诗在风格上以慷慨悲凉为基调，语言上极为本色。建安时期社会动荡，民生凋弊，满目疮痍，作为政治家的曹操蒿目时艰，故其抒发情感往往慷慨悲凉，这也成为他诗歌风格的基本特征。而在诗歌的语言上，他又绝少华美辞藻，结构也不很精细，而是喜从大处着笔，厚重古朴，真实直率地坦露自己的胸襟，显示出鲜明的个性。故钟嵘评云：“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敖陶孙云其：“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陈祚明云“跌宕悲凉，独臻超绝。”第三，在体裁上，他四言、五言均有，且皆成就不凡，就五言而言，他是开建安文人五言诗之风气者，就
21、四言而言，他是诗经之后复兴四言的大家。这是因为诗经之后，文人的四言诗很少出色者，他不是机械的摹拟诗经，而是在内容与情调、句法、词法均有创新，从而使四言诗在诗经之后又大放异彩。除诗歌外，曹操的散文也颇有特色，鲁迅称他为“改造文章的祖师”。其文风的特点是清峻与通脱，也即是他的文章不受任何陈规的约束，说话大胆，言辞锋利，用极简洁的形式与朴素的文笔，坦露自己的心境。最著名的有让县自明本志令、祭故尉侨玄文、遗令等。（二）曹丕。丕字子桓，曹操次子。其兄曹昂早死，故其后来得以继承曹操的爵位。建安二十二年立为魏王太子，二十五年代汉自立，曹丕在政治上无曹操之雄才大略，但他羡慕汉文帝的无而治，即位后有一些开明的政
22、策，表明他力求做一个明君。他博学多识，勤于著述，对文学创作也很重视，是曹操之后文坛的又一领袖。他的文学创作今存辞赋或全或残约30篇，诗歌据钟嵘诗品，说原有百余首，现存约四十首，另典论一书，今存二篇。曹丕的诗歌，就题材而言，可分三类，一曰公宴诗，这类诗大多写游赏宴欢之乐，模写山水，往往与诸子同题共作。二曰抒情言志之作，三曰写男女爱情及游子思妇题材。其中以第三个方面写得最好，也最有特色。其次，他的诗在体裁上比较多样，四、五、六、七言，杂言均有创作。第三，在风格上，曹丕的诗歌更多地具有清新流丽、细腻缠绵的特点，这一点与曹操的古直苍凉不同。所以清人沈德潜说他是“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要其
23、便娟婉约，能移人情。”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是他的燕歌行二首（其一）。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雁辞归燕南翔。含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何为淹留寄他方？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何梁。这首诗是我国文学史上现存最早且最完整的一首文人创作的七言诗。这首诗情致凄婉动人，语言浅显清丽，音节和谐流畅，很能体现曹丕诗的艺术风格。（三）曹植。字子建，曹丕同母弟。曾封陈王，死后谥曰“思”，故后世称陈思王。在建安作家中，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后世评价最高的一位作家。钟嵘称他
24、为“建安之杰”，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独得八斗，余一斗，天下人共一斗”。曹植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悲剧遭遇，与他和曹丕的争为太子密切相关。他少时以才思敏捷而深得曹操宠爱，曾一度欲立为太子，但由于他放纵不羁，缺乏政治家的成熟与老练，最终在与曹丕的明争暗斗中失败。由于有这样一段经历，所以在曹操死后，他的日子便很不好过。曹丕继位后，他位为藩侯，但曹丕对他颇多猜忌，屡屡更换封地，加上曹丕的部下多方谗毁，他受到了严厉的迫害，名为侯王，行动却不得自由，动辄得咎，行同囚徒。魏明帝即位后，他希望改变自己的地位，多次上书，力图得到任用，但仍得不到信任，最终郁郁而终，死时年仅四十一岁。曹植诗歌今存八十余首，
25、辞赋、散文四十余篇。其创作经历大致以建安二十五年曹丕即位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曹植由于受曹操宠爱，显得志满意得，昂扬乐观，充满自信，富于浪漫情调。白马篇是前期作品的代表，诗中所写慷慨赴国难的侠少年，实际上是作者的自我化身。其他作品如鰕鱼旦篇（鱼旦同鳝）等也都充满豪迈气慨，洋溢着自信自负的少年意气。后期的创作，由于是在曹丕父子的猜忌、迫害下忍辱求生，心情极为悲愤苦闷，所以其内容与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品中那种豪迈自信、昂扬乐观的情调没有了，代之出现的则是深沉的愤激与悲凉，作品集中抒写的是对个人命运、前途的失望，对曹丕集团的怨恨，对自己在碌碌无为中空耗生命的哀伤以及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赠白
26、马王彪是后期作品的代表。曹植诗歌的价值，除了内容上的充实外，对后代影响最大是他的诗歌艺术。他的诗做到了气骨与文彩的完美结合，故钟嵘说他是“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他诗歌上的创造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他的诗抒情性增强，个性更加鲜明。就诗歌体裁来看，曹植诗作中有不少乐府诗，但是他运用乐府体裁，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在诗中更多地注入了个人感情，从而将乐府诗的以叙事为主，改变为以抒情为主。所以王瑶先生说：“他诗中的抒情成份加多了，有了鲜明的个性，因此独成大家”。比如他的美女篇，从形式上看是模仿汉乐府陌上桑。但汉乐府叙述的是采桑女巧妙拒绝太守调戏的故事，以叙事为主，而美女篇主要
27、表现美女盛年未嫁的苦闷，他以此美人迟暮的苦恼，寄寓自己怀才不遇的感慨，这样就给诗歌注入了感情，使之具有了诗人自己的个性。在这一点上，他较曹丕的单纯模仿民歌胜出一筹，因为曹丕的诗总是好象在替别人诉说哀肠，看不到自己的个性。第二，他的诗结构讲究，尤其发端精警。汉乐府诗往往以气为主，自然道来，无意于工巧，而曹植诗则更注结构的安排，他常常以带有强烈主观感情色彩的景物描写开头，渲染气氛，笼罩全篇。如他的赠徐干：“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圆景光未满，众星粲以繁。”以白日西归，星月忽至来写时光的流逝之速；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以激烈动荡的景象，暗示作者心境的不平和处境的险恶，等等。所以沈德
28、潜说他“极工于起调”（说诗晬语）。第三，他更注重诗歌的艺术技巧，尤其表现在注重对偶以及锤炼字句上。曹植诗歌中对偶句极多，这一特点是魏晋诗歌趋向骈偶化的开始，而曹植是将这一手法运用到诗歌创作中的诗人。如“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缘池。”（公宴），“阊阖启丹扉，双阙耀朱光”（五游），再如炼字的句如“清风飘飞阁”（赠丁仪），“明月澄清影”（公宴），“清池激长流”（公宴）等，经过诗人的精心锤炼，便达到了十分警醒的效果。这为后来南北朝文人诗歌注重修辞技巧开了先河。第四，他的诗歌对自然景物描写较多，这也改变了乐府诗的面貌。对后代文人产生了很大影响。以上几点，是曹植诗歌在艺术上的特殊之处，也是他最具创造性的地方。
29、三、“建安七子”与蔡琰建安时期在诗歌创作上影响最大的除“三曹”外，就是“建安七子”与女作家蔡琰。（一）“建安七子”“建安七子”的名号，最早出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宜，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从此，建安七子的名号便确立下来。孔融，字文举，孔子的二十世孙。“七子”中，孔融年最长。黄巾起义时作北海相，后为袁谭所攻，奔山东。献帝都许昌，任少府。孔融为人机辨，又自恃高门，对曹操多所讥讽，政治上专与曹操捣乱，最后被曹操以“乱伦败德”的罪名杀害。其诗有六言诗、杂诗
30、、临终诗，其中最感人者为杂诗其二（远送新行客）。其散文成就突出，虽沿袭东汉文人的老路，有骈俪成分，但却能以气运词，反映了建安时期文学的新变化。曹丕评其文“体气高妙”，刘勰说他“气盛于为笔”，明张溥说他“诗文豪气直上”。都指出了他的这一特点。代表作为论盛孝章书和荐祢衡表。尤其前者，可谓是“飞辨骋辞，溢气坌涌。”王粲，字仲宣。“七子”中成就最突出，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称他为“七子之冠冕”。曾祖王龚，祖王畅，皆汉三公。父王谦为何进长史。粲以西京扰乱，避难荆州依刘表，未得重用。曹操南征，粲劝琮降，操辟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迁军谋祭酒。粲少有才名，见蔡邕于长安，邕倒屐相迎，谓客曰：“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
31、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又强记。与人共行，读道旁碑，人问曰：卿能闇诵乎？曰：能。因使背之，不失一字。观人围棋，局坏，粲为复之。棋者不信，以帕盖局，使便以他局为之，用相比较，不误一道。善著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粲能诗能赋，诗以七哀诗最有名，其一犹出色，写军阀混战给人民带的深重灾难和凄凉景象，触目惊心。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评曰：“乱世之苦，言之真切。”感物兴怀，忧世悲已，是其诗特点。钟嵘诗品：“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赢，在曹（植）刘（桢）间别构一体。方陈思之不足，比魏文而有余。”赋以登楼赋最著名，是魏晋时期抒情小赋的名篇，将写景和抒情结合具有浓厚
32、的诗意，脱尽了汉赋的铺陈堆砌之习，显示了抒情小赋艺术上的成熟。陈琳，字孔璋，广陵射阳（今属江苏）人，初为何进主薄，进被杀，奔冀州，袁绍命典文章。袁氏败，归曹。在袁幕为表作讨曹檄文，袁氏败，琳归曹。曹谓曰：“卿昔为本初移书，可罪状孤而已，恶止其身，何乃上其父祖耶？”琳谢罪曰：“矢在弦上，不得不发。”曹爱其才不咎，遂任司空事祭酒等。其诗今存不多，以饮马长城窟行最有名，所长在书檄，移豫州檄为代表。阮瑀（阮籍父），字元瑜，少受学于蔡邕，有七哀、咏史、驾出北郭门行。咏史歌颂三良、荆轲等封建忠臣义士，是陶渊明此类作品之先导。驾出北郭门行一首，写孤儿倍受后母虐待，而其父却无法得知，只得逃到母亲坟头痛哭，具有
33、社会批判意义。徐干，字伟长。七子中他是一位学者，从事著述，著有中论一书。他少有才气而轻官忽禄，不耽世荣，唯读书著文以自娱。曹丕云：“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诗有室思、情诗、为挽船士志新娶妻别等，多写妇女的苦闷，而室思最有名。刘桢，字公干，父刘梁为汉宗室，曾为野王令，为一正立。桢性倔强。曹丕举行宴会，命甄夫人出拜，众皆伏首，桢独平视。操闻直大怒，减死输作。作品多朋友同僚赠答及歌咏友情之作。七子中，他的成就也很突出。钟嵘称他诗云：“源出于古诗。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侉俗。陈思之下，桢称独步。”赠从弟为代表作。应瑒
34、，字德琏，汝南（今属河南）人。祖应奉为著名儒者，人称应世叔读书，五行俱下。伯父为汉末名儒泰山太守应劭。应瑒诗多公宴、斗鸡应酬之作。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事迹见后汉书列女传。她自幼受到很好的文化教育，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但却遭遇不幸。后汉书本传云：“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壁赎之，而重嫁于董祀。”这种文化教养以及不幸的遭遇，使她写下了汉末杰出的诗篇悲愤诗。蔡琰诗现存共三篇，即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由于蔡琰生平历记载不详，这三篇作品的
35、真伪后世有不同看法。一是关于悲愤诗（五言、骚体），最早怀疑非蔡琰作者是苏轼，认为是魏晋人伪造（见东坡题跋卷二）。此后形成主真、主伪两派。现代人中，郑振铎先生以为骚体为蔡琰所作，五言为伪。余冠英先生则相反。张长弓则认为两首均系后世伪托，卞孝萱、蔡义江又补充材料证成其说。刘文忠先生则认为两首均为蔡琰所作。以上观点分别见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余冠英论蔡琰悲愤诗（收入作者魏六朝诗论丛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张长弓蔡琰悲愤诗辨（东方杂志41卷7号），刘文忠蔡琰悲愤诗二首的真伪及写作年代新考（古典文学论丛第4辑，齐鲁出版社1986年）。二是关于胡笳十八拍。1959年，郭沫若创作历史剧蔡文姬，并发表谈蔡琰的
36、胡笳十八拍，认为此作为蔡琰作品，遂引起学术界热烈的讨论。大致亦分为肯定与否定两派。这些争论文章见中华书局1959年版胡笳十八拍讨论集中，可参阅。现在一般的看法，认为五言悲愤诗为蔡琰作，其余二篇的可靠性尚待进一步研究。五言悲愤诗是建安文坛上的一篇杰作。全诗长达五百四十字。象这样的长篇叙事诗，是前此文人诗歌中所没有的。全诗通过一个人的遭遇，反映了汉末动乱中广大人民特别是妇女的共同命运，同时也控诉了军阀混战的罪恶。在艺术上，它以现实主义的笔法，通过具体的细节描绘，生动地表现了各种场面，使人如亲临其境，如闻其声。它以叙事为主，又结合抒情，开首从大局写起，概括有度，简炼切要。以下转写自身，脉络清晰，布置
37、得当，详略有错，轻重适宜，又并不一味直赋其事，而间用比兴。因而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后来杜甫的北征显然受到了他的影响。四、正始文学（一）正始文学的基本特征正始是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则包括正始以后至西晋立国这一时期的文学。这一时期文学的总体特征是：1、在整体风貌上，建安文学中那种高扬奋发、积极进取的精神已基本消失，而对人生的哲理性思考以及浓烈的忧生之嗟成为作品的主调。2、在艺术上，正始作家不再效法建安诗人用模仿乐府叙事体的方式揭露时事，而是将抨击时事与抒写感愤融为一体，使五言诗的抒情性进一步加强，诗歌在艺术进一步文人化。3、在风格上，正始诗人创造了曲折隐晦
38、、清隽艰深的风格，并开创了把多首托喻寄兴的诗歌集合成五古咏怀组诗的体例。而这种以组诗的形式发感慨、寄情怀、写理想的方式，对后世诗歌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从此以后，文人往往将托喻寄兴的五言古诗集合成组，来集中反映作家对社会人生的感怀。二、成因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这一文学风尚的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影响最著者，则是不时政局的变动以及玄学思潮的影响。1、政局的变动。公元239年（明帝景初三年）明帝死，临终以曹爽与司马懿夹辅曹芳即帝位，但是不久曹爽与司马懿围绕权力之争而矛盾激化，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场权力之争几乎贯穿于这一时期的始终。在残酷的政治斗争未见分晓时，身处这一政治背景下的诗人便深感苦闷
39、。正始十年（249）司马懿趁曹爽扫祭高平陵之机，发动政变，控制洛阳，诛杀了曹爽，而在此前，由于不少名士曾依附曹魏，于是曹爽被诛杀后，这批依附者如何晏、邓飏、丁谧等亦遭杀害，史称当时“天下名士去其大半”。司马懿死后，其子司马师、司马昭掌权，又相继杀害了夏侯玄、毋丘俭、诸葛诞等名士，这一系列的杀戮，在政治上造成了一种高压的局面，文人便普遍地感受到了政治上幻灭感与危机感，因此，他们在写作诗文时，便不能不有所顾忌。他们不敢在作品中公开论及时政，只能以曲折隐晦的形式，抒写自己的忧愤，这自然就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学与建安文学的慷慨激昂、乐观进取形成了反差。二、玄学思潮。除了时局政治的影响外，这一时期盛行的玄学
40、思潮对文学风貌的变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玄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其渊源可追溯至汉末，谈玄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是正始年间出现的。正始初期，当时以洛阳为中心，在何晏、邓飏周围聚集着一批谈玄的士人，也即正始名士。正始中期后，形成了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另一谈玄群体。“竹林七贤”晋代七位名士: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他们放旷不羁，常于竹林下，酣歌纵酒。其中最为著名的酒徒是刘伶。刘伶自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讲述刘伶经常随身带着一个酒壶，乘着鹿车，一边走，一边饮酒，一人带着掘挖工具紧随车后，什么时候死了，就地埋之。阮咸饮酒更是不顾廉耻，他每次与宗人共饮，总是以大盆盛酒
41、，不用酒杯，也不用勺酒具，大家围坐在酒盆四周用手捧酒喝。猪群来饮酒，不但不赶，阮咸还凑上去猪一齐饮酒。刘伶曾写下一首，这首诗，充分反映了晋代时期文人的心态，即由于社会动荡不安，长期处于分裂状态，统治者对一些文人的政治迫害，使文人不得不借酒浇愁，或以酒避祸，以酒后狂言发泄对时政的不满。另据史料记载，魏文帝司马昭欲为其子求婚于阮籍之女，阮籍借醉60天，使司马昭没有机会开口，逐作罢。这些事在当时颇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也非常大。 玄学在内容上是以老庄思想为中心的。而老庄思想常常表现出对世俗社会、对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的蔑视，因此受其影响，这时期在文人人生态度也就发生深刻的变化。在他们人生取向上，更多地
42、具有了一种超凡脱俗的人生趣味以及一种自由自在、闲适愉悦、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的追求。玄学在对士人的人生态度发生影响的同时，也自然对其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影响。盛谈老庄玄理，使得他们的诗歌明显地表现出对于清虚高旷、自然悠远的诗歌境界的追求，正始诗歌中的这类诗歌境界，显然是与此有关的。另一方面，谈玄需“校练名理”，通晓抽象理论的思辩，这也就不能不影响到诗歌的哲理成分，正始诗歌在抒情性加强的同时，又大都增添了一些理性的色彩，其原因即在此，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正始明道，诗杂仙心。”正始文学风貌的形成，政治的因素与玄学的影响，可以说是纠葛在一起的。他们共同的作用，促成了正始文学特征的形成。（二）阮籍与
43、嵇康在正始文人中，“竹林七贤”最具代表性；在文学创作上，阮籍与嵇康则是成就最突出者。阮籍与嵇康是正始中期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由于他们二人个性的差异，二人的命运却有所不同。阮籍以至慎而得以善终，嵇康则因刚肠疾烈而惨遭杀害。我们可以从比较中看出二人个性与文学的不同。阮籍字嗣宗，生于建安十五年（210），卒于魏景元三年（263）。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之子。阮瑀死时，他才三岁。十一岁时，曹丕代汉即帝位，三十三岁时，他曾应太尉蒋济辟，做过很短时间的尚书郎，便以病免，三十八岁时曹爽又召他为参军，他又托病没有应召，两年后，曹爽被诛，当时附曹爽的文人多被杀，他因而幸免，“时人服其远识”（晋书本传）。而到了四
44、十三岁，他又作了司马师的从事郎中，被封为关内侯，徙散骑常侍候。其间又作过十年的东平相。司马师死后，司马昭掌权，又继任司马昭的从事郎中，晚年（53岁）又求为步兵校尉，后世因称其为阮步兵。在他死后两年，魏主正式禅位于晋。在他死前，晋魏代禅已成定局，因此，他的一生可说经历了两次十分残酷的“禅代”斗争，这些对他的思想与创作都产生极深的影响。相传阮籍能为青白眼，对所讨厌的人，眼睛向上或向旁边看，露出眼白，表示轻视或憎恨。对喜爱或尊敬的人，就对他正视，青黑的眼珠在中间，表示尊重。他见到嵇康的哥哥嵇喜，就以白眼相待，见到嵇康就用青眼，后以“青眼”指对人喜爱或器重。杜甫短歌行：“仲宣楼头春色深，青眼高歌望吾子
45、。” 阮籍的一生，从思想上说是苦闷的一生，他始终徘徊于高洁与世俗之间，依违于政局内外，在矛盾中度日，在苦闷中寻求解脱。少年时的阮籍是颇有壮志的，“籍本有济世志”（晋书本传），比如，他曾登广武城，面对楚汉古战场，发出“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的慨叹，表现出目空古人的少年英气。但是随着政局的变化，他那种期待建立功名的热情便消歇了，特别是在高平陵事件后，司马氏父子相继把持朝政，残酷地屠杀异已，实行高压统治，给他的思想以极大的影响。在这一高压政治背景下，他最大的苦恼在于如何能够全身远祸。应该说，阮籍从司马氏父子一系列地杀戮事件中，对司马氏凶残面目已有深入地了解，对于司马氏用卑劣手段手段攫取政权的行为也
46、是十分痛恶的，但为了全身，他又不敢明确表示反对，而这时他在士林中令名已著，司马氏对他倍加注意，这更加使他处境维艰。阮籍一生的行为表现，其根源即在于此。因此，一方面，他对于时事政治问题表态十分谨慎，口不臧否人物，比如兖州刺史王昶请与相见，终日不开一言，自以不能测，司马昭曾说：“天下之至慎者，其唯阮嗣宗乎？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尝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可谓至慎乎？”但另一方面，他对司马氏集团的礼法之士却极为蔑视。在生活方式上因而常常表现为放浪形骸，遗落世事，嗜酒成癖，对此晋书本传多有记载。比如，母亲去世，他正与人围棋，对者求止，他留与决赌，既而饮酒二斗，举声一号，吐血数声。等到葬母时，他食酒肉不辍
47、，而临决之时又直言穷矣，举声一号，吐血数升。裴楷往吊，他则散发箕居，醉而直视。他又善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相对。嵇喜来吊，他白眼相对，嵇喜不怿而退，而弟康闻之，乃齎酒携琴来造，却报以青眼。司马昭曾为子向籍求婚，他大醉六十日，不得已而止。除此之外，他在他的诗文中对礼法之士也大加挞伐，猛然抨击。他的这种表现自然引起了礼法之士的仇视。“礼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护之。”阮籍身上所表现的至慎与越礼，实在是一对矛盾。司马氏是提倡名教的，但对阮籍却能容忍，也是一个矛盾。究其原因，阮籍在政治上的至慎，口不臧否人物、议论时政，便对现实政权没有威胁，而他对礼法的蔑视，则多属伦理道德范畴，对司马氏政治亦无大
48、害，对此，司马氏是看得很清楚的，加之阮籍在士人的声誉，杀之不仅无益，反而带来杀名士的名声，这就使得阮籍在乱世中得以全生，但其内心却是十分苦闷的。如果说阮籍是正始文人中苦闷的代表，那么嵇康则是悲剧的典型。嵇康字叔夜，生于黄初五年（224），卒于景元三年（262），他是曹魏的女婿，曾任中散大夫，后世因称嵇中散。与阮籍的“口不臧否人物”不同，嵇康的性格是“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晋书本传曾记载他是“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他的家诫也曾告诫儿子“宏行寡言，慎备自守”，但这只是他的玄学思想修养对自己性情的一种约束，在实际上他却做不到。在现实中，他的是非之心是十分明确的，对丑恶现象往往加以愤激的斥责。他与阮籍的分别即在此。尽管他与阮籍都是“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但阮籍却能在现实的冲突中虚与周旋，他则不同，他是一个感情极热烈的人，而且对于生活的态度又极认真，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