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第二章 财政的基本职能之二 收入分配,在布鲁斯阿克曼（1980）看来，自由国度的根本问题是分配问题。虽然分配问题不是一个政治组织必须解决的唯一问题，但却是它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似乎再也没有其他问题会像这个问题一样彻底激起人们的情绪。在公共财政理论或公共选择文献中，配置效率问题与再分配问题不可避免的纠缠在一起，在不同的文献中，两者所处的位置是明显不同的。一些文献几乎完全地把精力放在政府的配置效率公共物品活动上，相反另一些文献几乎把精力完全放在政府的再分配活动上。 美丹尼斯C缪勒著，杨春学译公共选择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阿兰森和奥迪肖克（1981）把所有的政府活动视为是受
2、再分配动机驱策的。一座桥不仅仅使那些想过河的人受益，它的建造会给修建此座桥的承包者、建筑师、工程师和工人提供收入；给为了它的建造而供应的钢铁、水泥和其他原材料的制造商提供利润。那些在桥梁两端入口处拥有餐馆和其它店铺的人的收入会上升其财产的价值也会升值。正是收入和财富的这些转移，使我们可以把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活动解释为是政府进行收入和财富再分配这种主要活动的一种纯粹副产品。,一、功利主义再分配理论,遵循差别原则的罗尔斯再分配理论和豪尔绍尼、布坎南及塔洛克所提出的功利主义再分配理论都设想一致同意规则下的再分配之情形。他们假定在人们对未来处境（属于贫困阶层还是属于富裕阶层）存在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人们
3、就会一致赞同某种再分配公式。在罗尔斯的理论中，他假定人都处在一种所谓的“无知的面纱”（Veil Of Ignorance）之中，即他们对于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利益、地位等毫无所知。在不存在消极的激励效应的条件下，使社会中最贫困者福利最大化会导致一种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一)功利主义的观点,福利经济学通常假设，一个社会的福利就由该社会的成员的幸福来定义。用代数方式来表达，如果在社会中有n个人，设第i个人的效用为Ui，社会福利函数，记为W，就是个人效用的某个函数F（）：WF（U1，U2，Un）（21） 公式（2l）就称为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这是由于，它与19世纪的功利主义的社会哲学家有着密切的
4、联系。,这种观点假定，如果其他因素不变，则任何一个Ui上升，W就会上升。只要一种变化使某些人变好了，而又没有使任何人变坏，则这种变化就增加了社会福利。关于政府是否应该进行收人再分配，功利主义者说了些什么呢？其回答是直截了当的只要这种再分配会增加W，政府就应该做。,三点假定,（1）个人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并且每个人的效用函数都只取决于各自 的收人。（2）这些效用函数显示出：收人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随着个人收入上升，他们会变好，但是按一个递减的速率变好。 （3）可用的收人总量是固定不变的。,（二）功利主义再分配理论也会导致收入分配的平均化 下面我们通过数学证明：假设所有个人拥有的是相同的效用函数,
5、功利主义再分配理论也会导致收入分配的平均化。为了弄明白这一点，假设两个收人阶层，且 Y2Y1。设 r是阶层 2中的富人人数，p为阶层1中的穷人人数。一个对未来处境无把握的个人明智的选择是最大化下列目标函数：,无偏袒的功利主义者会选择使个人之间的收入边际效用相等的收入分配。如果进一步假设所有个人拥有的是相同的效用函数，那他会选择将使所有人的收入均等的税收和救济金。,从几何上看，在每个人的收人的边际效用表式下的那个面积所测度的正是，由收人变化所导致的效用变化。把ab量的美元分配给保罗，会使他的效用增加 abfe的面积。而从彼得那里拿走ab美元，会使他的效用减少abdc的面积。因而，他们的效用之和会
6、增加cefd这个阴影面积。,对假设的两点质疑 （这个结论在政策上的含义是强硬的，因此，对其背后的那些假定应仔细推敲。）,1. 个人都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关于这一点，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可能确定的。我们当然无从知道个人从商品的消费中是否能获得同样多的满足，因为对满足无法进行客观度量。,但是，对这一假定，存在着两种可能的辩护。第一，虽然无法证明人们从相同的收入中会获得相同的效用，但这种说法是一个合理的猜测。毕竟，如果人们一般说来在其可观察的特征上差别并不大体重、身高等等为什么他们的效用函数就会不一样呢？第二，你可以把这个假定理解为一个不是心理学上的论断，但是它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伦理学上的
7、论断。特别是，在设计一种再分配政策时，政府应当按照似乎所有的人都具有的相同的效用函数那样的假定来行动，尽管在实际上，这些效用函数可能真的一样，也可能不一样。显然，这两种辩护中没有一种可以使疑问者信服，因此，假定1仍是存在麻烦的。,假定2。对于收人的边际效用递减的假定，存在着更为技术的、但同样重要的反对意见。尽管对于任一给定的商品的边际效用，说随着消费增加，其边际效用会下降，这也许是对的，但是，我们并不清楚，边际效用下降对于收人来说是否也正确？,二、霍克曼和罗杰斯的帕累托最优再分配理论,在霍克曼和罗杰斯看来，富人向穷人转移收入，不是由于人们对未来处境（属于贫困阶层还是属于富裕阶层）存在不确定性，
8、而是出于伦理利他主义的驱动。假定最高收入组的每个成员都会从较低收入组成员的效用增加中获得某种满足。最高收入组就会像某种俱乐部一样采取行动，一致赞同把它自己的收入转移给较低收人组的成员。,假设有三个收入组1、2、3，Y1、Y2、Y3分别代表三阶层的收入水平 ，且 Y3Y2Y1，由于收入组 3的成员能从低收入组的收入提高中获得效用，再分配视为是只有富人投票的情形，且富人投票时使用的是一致通过规则。收入组 3的成员的明智选择是最大化下列目标函数：,下面我们考察、取不同值时的经济意义：,人们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组3的所有成员都赞同再分配，那为什么不依赖私人慈善事业（俱乐部）去进行再分配呢？事实上，任
9、何社会的再分配问题都不能奢望富人的自愿的慈善事业来解决，主要还是依靠政府的强制性转移支付。,政府干预论的依据是搭便车者问题。如果收入组3的一个成员希望看到所有组1的人的福利得到提高，而不仅仅是他个人熟悉的几个人福利得到提高，那么，他不可能单独实现其目标。如果组3的所有成员都有同样的愿望，他们就可以通过联合的集体行动来实现其目标。但是，如果采取的是一种自愿联合的形式，就会出现搭便车者问题，就会出现捐款小于再分配的怕累托最优数量的情形。,三、对规范的再分配理论的支持与质疑,未来处境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都无法抗拒衰老。失业是在我们多数人的工作生涯中都会遇到的事件
10、。严重的疾病或意外事故可能降临在我们所有人的头上。因此，只考虑自身利益的理性人会投票赞成旨在降低这种风险的相关的社会保险方案。社会保障方案是现代福利国家中再分配的最主要的构成部分。有趣的是：很多国家社会保障方案出台背景的特殊性进一步支持了再分配理论对“不确定性”的关注。,美国的主要社会保险方案是在大萧条时期创设的，当时，失业或陷入贫困的概率剧增。大萧条的各种经济不确定性会导致许多人赞成政府提供的保险方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德赖扎克和古丁（1986）评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遭到轰炸时所有英国人所经历的共同风险。他们认为，这些共同的风险使英国人进一步意识到他们与同胞的联系。
11、因而，设身处地的思想试验就变得更容易了。,“不公平与公平融合在一起”，英国人投票支持扩大社会保障方案，不仅仅只包括战争中的损害，而且覆盖一个社会所面对的所有共同风险。德赖扎克和古丁（1986）提供了英国社会保障方案的扩大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联系的证据。他们也提供了跨国度的证据，表明在其他国家中，社会保障方案也是与该国所经历的、与战争有关的诸种不确定性成比例扩大的。,对“不确定性”质疑的声音来自人们对下列事实的思考： 像老年人和残疾人保障制度、失业救济这一类社会保障方案看来是得到广泛的支持的。这种支持超越了一个计较其退休后的需要或其失业概率的自私者的理性决策（罗杰斯，1974）。即便经济学终身
12、教授也会投票支持失业救济方案，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倒不是出于他们自己预期的救济收益超过他们预期的赋税支付，而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应该保护他们的同胞公民不受劳动市场不稳定性的影响。,四、实物转移还是现金转移？,与纯公共品不同，实物转移并非让每个人都能消费到。尽管如此，也难以估算其对于获益者的价值。一个方便的假定是，政府每每在实物转移上多投一美元，则相当于使获得实物转移的人的收人也增加一美元。不幸的是，没有理由让人相信，受益者会对实物转移按照你给一美元对我就值一美元的方式来进行评价。,为什么？考虑约翰斯（Johns），一个典型的福利项目受益者，她月收人为300美元，会被用于奶酪与“所有其他物品”
13、这两类开支。奶酪的市场价格为每磅2美元，对“所有其他物品” 的单位是这样进行测算的，以至于其单价为1美元。在图22中，约翰斯对奶酪的消费由横轴来度量，而纵轴则表示其对所有其他物品的消费，约翰斯的预算约束为AB线。假定约翰斯追求效用极大化，她的消费组合会是E；，这由OG1单位的所有别的物品与OC1单位的奶酪组成。,现在假定，政府不是给予约翰斯60磅奶酪而是给她与这60磅奶酪价值相等的一笔现金，即 120美元收人上的这 120美元增量会引致产生一条新的预算线，这条新预算线的每一点都会比AB线高出120个单位，在图22中，这条新预算线就是HD。新的均衡点为E3。由于 E3点所在的无差异曲线高于F点所
14、在的无差异曲线，所以，现金转移方案使她更好。,是否实物转移方案一直不如等价现金转移方案？不一定。自己画图给以说明。,关于实物方案的几点思考,1，实物转移方案通常会具有相当高的管理成本。在刚才讨论过的奶酪方案里，为了对奶酪进行贮藏、运输、与分配，就会有成本。 （这些成本是如此之高，以至于某些社区选择不加入该方案。）布兰查德等（Blanchard ，1982年）估算，如让受益者直接拿到现金支票，而不是用食品兑换券来实行补助，则食品券方案的管理成本将会降低 36。,正如我们会在下一章中所说明的那样，实物转移方案包括了食品、住宅、医疗服务等等形式，它在美国收入维持政策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实物转
15、移方案较之现金转移方案，在受益者的角度说是不令人满意的，如果说它会引起更多的管理成本，那么，如何解释它的存在呢？对此，可能有若干解释。有些解释与我们在前面对规范问题的讨论有关系。尤其是，有一些证据说明，在分配政策中，商品平等主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比如，在1949年，美国国会明确地把下列目标列为国家目标，即“为每个美国人家庭提供宽绰的住宅与合适的生存环境。”请注意，这一目标与下列目标是不同的：“让人们具有足够的收人，从而每个美国人家庭都可以住在宽绰的住宅里，如果他们选择的话。”,而且，实物转移也许还可以限制福利欺诈。迄今为止的讨论都假定，在辩认谁有资格谁无这种资格去获得一种转移时，是不存在任何问
16、题的。而实际并非如此，那些不具有资格的人有时可以获得转移支付的好处。尼科尔斯与泽克豪泽（Nichols and Zeckhauser，）指出，实物转移会阻遏那些不具备资格的人去申请，这是因为，有些中等阶级的人非常愿意撒谎，以便获得现金，但是对于他们所不想要的实物，他们就不大愿意撒谎。如果该物品是难以出售的，比如公共住房方案中的公寓，则上述判断就尤为正确。,同理，对于福利受益者制造种种麻烦（比如排队，填写许多表格），这也会阻遏那些并非“真正需要” 的人去申请。因此，这里面有一种得失权衡。从一方面说，一个穷人会在500美元现金与价值500美元的公共住宅之间偏好于前者。但是，如果实物转移会产生较少的
17、欺诈的话，则更多的资源就可以通过实物转移这一渠道流人真正需要它们的人的手中。但是，许多人会认为，政府对福利受益者所设置的管理障碍已经超过了其最优量。例如，在一些社区内，孩子们为了获得免费的学校午餐，必须获得大人的社会安全号，向学校出示这个号码。许多人认为，这对于孩子来说，是一种不公平的负担。,最后，由于实物转移不仅对于受益者，而且对于生产者都有帮助，所以，这项政策在政治上具有吸引力。一项会增加房屋需求的转移方案会造福于建筑业，该行业便会感到对那些偏爱于该项目的政治联盟进行支持。同理，农业利益集团一直是食品券的热烈支持者。同样，公共机构中那些管理着众多的实物转移项目的公务员也会对这些项目进行支持。比如，房屋与城市发展部的官僚对于那些主张削少补贴性住房并以现金资助取代住房补贴的提案，在传统上一直是强烈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