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多视角观察收入差距:国际警戒线对中国算不算数?2010 年 06 月 21 日 13:57:18 来源： 北京日报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中，随着经济体制的不断调整，各种非正常因素的存在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理论界关于收入差距问题主要研究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收入差距的国际警戒线对中国算不算数国际上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主要有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五等分法以及主要用来衡量区域之间差距的泰尔指数等。目前国内学者研究收入分配用的比较多的是基尼系数。在国际上，一般认为基尼系数低于 0.3 是平均主义分配，0.30.4 之间表示收入差距合理，0.40.5 之间表示收入差
2、距过大，超过 0.5 就意味着出现了两极分化。国际上一般把基尼系数大于 0.4 作为警戒线。那么，究竟存在不存在一条收入差距的警戒线，我国收入分配的警戒线究竟划定为多少，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的历史时期，收入差距的警戒线是不同的，不存在绝对的分界，所谓国际标准也并不严格，只能作为判断收入差距大小的参考。基尼系数本身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一是没有考虑税收因素；二是没有考虑不同地区消费模式的差别；三是没有考虑收入带给个人的满足程度具有边际效用递减倾向。第二种观点认为，既然国际上存在此标准，我国应该与国际警戒线一致，即把 0.4 作为警戒线，不要再搞什么中国特色。第三种
3、观点认为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均质性很低的社会，没有必要机械地死死地守住 0.4 这条线。第四种观点认为，基尼系数与经济增长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也不存在固定的收入差距警戒线。同样的基尼系数在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从各个国家的经验数据来看，并不是基尼系数越低越稳定，即使超过 0.4 并不必然带来社会不稳定。那么究竟划在多少合适，针对我国的实际情况，有人提出划在 0.5 比较合适，也有人提出，城市内部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划在 0.4 比较合适，全国居民的收入差距上限划在 0.5 比较合适，实际工作中按 0.45 操作。另外，也有人提出 1.7：1 的城乡收入差距
4、警戒线，30%的中产阶级收入阶层结构警戒线以及 70%的社会成员社会保障率警戒线等。二、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程度如何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处于适度区间。尽管目前的收入差距扩大了，但收入水平总体上提高了，社会是稳定的，表明目前的收入差距还为社会所认可。也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支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都处于合理区间，城乡之间的名义收入差距虽然比较大，但如果考虑到货币的实际购买力和物价因素，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也还处于合理区间。第二种观点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进入过大区间，但没有出现两极分化。这种观点认为，按照国际的判断标准，我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
5、数已经超过 0.4，进入了过大区间，如果加上金融资产和房产等因素，收入差距会更大。但还没有出现两极分化，因为从基尼系数来判断，全国的综合基尼系数还未超过 0.5 这一两极分化的国际标准，况且，两极分化除了有量的标准以外，还有质的标准，也就是全社会已经形成明显对立的两极，社2会矛盾因此异常激化。我国还没有形成收入的两极，由收入差距形成的社会矛盾存在，但未形成尖锐对立的状态。第三种观点认为，我国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有人认为我国出现了局部的两极分化，但未出现全面的两极分化。也有人认为我国已经出现了全面的两极分化。判断的依据就是一方面我国已经有数百万个百万富翁，另一方面还有数千万个绝对贫困人口。也有人
6、认为，虽然我国的基尼系数还没有达到 0.5 的国际标准，但这一标准是以私有制社会为背景的，若将其用于分析公有制为主体的中国，其临界值应该下降，若调整至 0.45 的临界值，则表明我国已经进入贫富悬殊的两极分化状态或至少可以说两极分化的趋势已经形成；同时从居民家庭财富占有差别、实际的贫困人口比重以及社会评价等方面来看，都表明中国出现了两极分化。三、收入差距影响经济增长吗关于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国是否存在倒U 曲线问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蒙 库茨涅兹运用实证方法研究了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倒 U 曲线假说，即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
7、伴随着经济增长，收入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或先恶化后改进的趋势。那么倒 U 曲线究竟适合不适合中国，理论界有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居民的收入差距存在库茨涅兹倒 U 曲线的变化规律。有人证明中国公有制经济倒 U 曲线是成立的，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伴随着收入差别扩大的，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差别就正常收入差别而言同经济增长是相适应的，在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共同作用下，其差别程度仍将继续缓慢上升，但边际增速将减缓，即趋于倒 U 曲线的顶点或拐点。另一种观点认为 “倒 U 型”假说得不到统计数据上的支持。有人认为，从近期的研究文献看， “倒 U 型”假说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支持。利用中国分
8、省和分县的横截面数据对“倒 U 型” 假说进行过验证，其结果都没有对该假说给予统计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是不平等的分配是促进经济增长还是抑制阻碍经济增长的问题。第一种观点认为，收入不平等影响储蓄和投资，试图论证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正；第二种观点认为，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消费和政治稳定，试图论证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影响为负；第三种观点认为，在经济起飞前和起飞过程中，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有利于提高社会积累率和促进生产要素持续地向高效率地区和部门集中，通过牺牲一定的收入分配公平性换取更高的社会整体经济效率，加速经济起飞过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不平等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会降低，甚至转化为负面作
9、用，因为收入分配过分向高收入阶层倾斜，会使整个社会积累率过高，消费需求不足，阻碍经济增长。第四种观点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一方面，经济的快速增长推动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有一定促进作用。四、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需要哪些政策第一种观点认为，要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收入差距，仅仅依赖收入再分配政策是不够的，更为有效的方法是打破包括城乡壁垒、地区壁垒的区域间的制度障碍，让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享有充分流动的自由和同等的就业机会。第二种观点认为，加速城市化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战略性措施，因为，一是从长远来看，单纯
10、3依靠农业的发展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有一定局限性，必须从国民经济全局的角度来寻求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途径，这就要求把通过城市化减少农民作为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二是城市化是实现农业规模化和产业化的前提，是优化农村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三是城市化是乡镇企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四是城市化能够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加速农村劳动力转移。第三种观点认为，缩小收入差距，特别是消除贫困首要的措施应该是增加就业。第四种观点认为，完善收入分配并不是指简单的调整收入分配差距，而是要在完善和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方式的基础上结构性地调整收入分配差距，首要的任务是进一步完善收入分配方式。对于市场化导向的收入分配要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一
11、次分配中的市场化力度要进一步加强，形成效率优先的合理的分配制度；对于各种非市场化导向的收入分配方式，要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运行机制和健全法制环境的基础上使其尽快消亡，并尽可能缩小由其带来的收入差距。第五种观点认为，要缩小收入差距，首先要实现企业古典产权制度向现代企业产权制度的转化。因为，企业古典产权制度决定了厂商的市场行为必然将工资定位于低点，要缩小收入差距就需要构建现代产权制度，让劳动者参与生产、分配过程的决策，加速向现代产权结构的演化。胡锦涛强调：不断提高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胡锦涛就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提出点要求。一是要进一步健全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全面推进各领域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形
12、成科学严密的组织架构，实现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全社会覆盖，把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党组织周围。二是要进一步推动基层党建工作创新，找准基层党建工作与中心任务的结合点，创新党的基层组织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式，积极探索扩大党内基层民主的多种实现形式，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服务大局、推动科学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能力。三是要进一步增强基层党员干部队伍活力，建立健全教育、管理、服务党员长效机制，形成新形势下党员经常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长效机制。四是要进一步构建城乡统筹的基层党建新格局，推进城乡基层党建工作双向开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发挥城市基层党建带动优势，加强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基
13、层党建工作的支持，推动城乡、区域基层党建工作协调发展。新生代农民工面临六大问题亟待破解新华网北京月日电（记者 王敏）中华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日发布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 。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并必将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该群体具有一些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新特征、新诉求和新问题，主要面临六大问题。报告建议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同时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力度，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据了解，新生代农民工指出生于世纪年代以后，年龄在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
14、群体。据测算，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在亿人左右，且新生代农民工中近未婚。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六大问题是：工资收入水平较低、务工地房价居高不下，是阻碍4其在务工地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生活的最大障碍；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水平滞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是阻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的关键性问题；受户籍制度制约，以随迁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为主的基本公共需求难以满足，是影响其在城市长期稳定就业和生活的现实性、紧迫性问题；职业选择迷茫、职业规划欠缺、学习培训的需求难以有效实现，是阻碍其实现职业梦想不可忽视的因素；对精神、情感的强烈需求不能很好地满足，是困扰他们的首要心理问题；劳动合同签订率低、欠薪时有发生、工
15、伤事故和职业病发生率高等劳动权益受损问题，是亟须解决的突出问题。针对以上问题，课题组有关专家表示，建议以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重点，将解决农民工问题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纳入常住地公共预算之中；通过试行新生代农民工城镇落户制度，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加强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落实和监管，加大维护新生代农民工劳动经济权益的力度；大力提高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人文关怀；区别不同情况处理涉及农民工权益维护的民间组织，进一步探索新生代农民工维权工作的新机制、新方法；各级工会要进一步加大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力度，增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总数接近 1
16、亿人：四大特征 六个转变2010 年 06 月 21 日 15:40:16 来源： 工人日报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全国总工会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课题组农民工是改革开放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支新型劳动大军，是我国现代产业工人的主体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越来越受到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10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为认真研究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并为解决好他们的实际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全国总工会成立了由中国工运研究所、全国总工会研究室、基层组织
17、建设部、保障工作部等部门参加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课题组。今年 3 月至 5 月，课题组先后赴辽宁、广东、福建、山东、四川等省的 10 余个城市，就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并在广泛收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此研究报告。在本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系指：出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年龄在 16 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本报告所用数据资料，大部分来自国家各部委公布的统计数据，另有一部分来自当前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的调查数据。一、新生代农民工概况与基本特征（一）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的延续和发展农民工问题是我国城镇化、工业化和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下，政治、
18、经济、社会体制等多种因素的综合性产物，是与农民工现象相伴生并不断凸显的社会问题。新生代农民工是在改革开放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群体，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是传统农民工问题在新阶段的延续、体现和发展。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5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的就业和生活环境相对传统农民工有了很大改善，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不同的要求；但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没有彻底打破之前，在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的就业结构下，他们与传统农民工有着类似的社会境遇，面临一些共同的基本社会问题。总之，这个群体的出现对我们解决农民工问题提出了与时俱进的新要求。（二）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况1. 新生代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
19、的六成以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9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3 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 亿人，其中，16 岁-30 岁的占 61.6%1.据此推算，2009 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 8900万左右，如果将 8445 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约在 1 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 2.3 亿（2008 年为 2.25 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他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日益发挥主力军的作用。2平均年龄 23 岁左右，初次外出务工岁数基本上为初中刚毕业年龄。根据当前三项规模相对较大的新生代农
20、民工调查数据（一项为中国人民大学 2010 年对全国 28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 1595 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一项为珠三角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另一项为全国总工会研究室 2009 年组织对千家已建工会企业的问卷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 23 岁左右，这要求我们在认识新生代农民工时，必须关注与其所处特定年龄阶段相关的一系列特征和问题。同时，新生代农民工的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更低，基本上是一离开中学校门就开始外出务工。一项调查显示，在珠三角，传统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平均年龄为 26 岁，而在新生代农民工中，80 后平均为 18 岁，90 后平均只有 16 岁 2.16 岁、18 岁的
21、年龄，基本上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也意味着与传统农民工相比，他们普遍缺少离开校门后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经历。3近 80%的人未婚。据全国总工会研究室 2009 年的调查，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已婚者仅占 20左右。国务院研究室 2006 年发布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当时农民工中 80以上的人已婚。数据对比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一个未婚群体，这意味着，这一群体要在外出务工期间解决从恋爱、结婚、生育到子女上学等一系列人生问题，这与外出期间 80已成家的传统农民工相比，存在很大差别，这是我们考察新生代农民工问题不可忽略的方面。4受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水平相对传统农
22、民工有所提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09 年，在新生代外出农民工中接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比例，30 岁以下各年龄组均在 26%以上；年龄在 21-25 岁之间的达到 31.1%，高出农民工总体平均水平 7.6 个百分点 3 .而 2008 年进行的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显示，在外出从业劳动力中，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仅占 10。同时，新生代农民工中接受过职业培训的人员比6例达到 36.9%，高出传统农民工 14 个百分点 4.数据对比说明，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仍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职业技能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但是，相对传统农民工，他们的文化和职业教育水平已有较大提高。5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就
23、业比重有所上升，在建筑业中的就业比重有所下降。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分布呈现明显的“两升一降”特征，即在制造业、服务业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在建筑业中呈下降趋势。 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显示，2004 年农民工在制造业、服务业和建筑业中的比重分别为 33.3、21.7%和 22.9%；而国家统计局2009 年数据显示，外出农民工中从事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的比重分别为 39.1、25.5%和17.3%5.数据对比可以发现： 5 年间，制造业和服务业分别上升了 5.8 和 2.6 个百分点，建筑业则下降了 5.6 个百分点。这说明，相对于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显露出了行业倾向性，开始偏向于劳动环境和
24、就业条件更好的行业。6成长经历开始趋同于城市同龄人。从成长经历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没有经历过父辈那样从农村到城市的变化过程，与城市同龄人更为趋同。很多新生代农民工自小就跟随父母移居城市，或是在农村初中（高中）一毕业就到城市“谋出路” ，因此他们对城市生活环境比对农村生活环境更熟悉、更适应；即使出生、成长在农村，他们在务工前也同城市里的同龄人一样，大多数时间在学校读书，不熟悉农业生产。据统计，89.4%的新生代农民工基本不会农活，37.9% 的新生代农民工从来没有务工经验 6.而且，许多新生代农民工出生在城市，在农村没有土地等生产资料。据安徽阜阳市统计，该市无地农民工占外出农民工的 26.3%.随
25、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这一群体势必将越来越大。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只有一、两个兄弟姊妹， “较之父辈，生活是优越的，没有挨过饿，没有受过冻，温饱问题在他们头脑里没有什么概念” ， “忍耐力和吃苦精神远不及父辈”7，这一点与城市同龄职工也颇为相似。（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四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中的新生群体，一方面，因其与传统农民工同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中，面临共同的社会境遇，自然潜移默化了这一群体共有的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又因其出生成长于改革开放、社会加速转型的时代背景下，而明显带有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时代烙印，同时，他们所处的特殊人口年龄阶段又使其身上呈现出
26、同龄青年共有的人格特征。概括地说，新生代农民工身上呈现出四大群体性特征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时代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处在体制变革和社会转型的新阶段，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使他们的需要层次由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他们更多地把进城务工看做谋求发展的途径，不仅注重工资待遇，而且也注重自身技能的提高和权利的实现；大众传媒和通信技术的进步使他们能够更迅捷地接受现代文明的熏陶，形成多元的价值观与开放式的新思维，成为城市文明、城市生活方式的向往者、接受者和传播者。发展性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大多 20 岁出头，其思维、心智正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阶段，因此外出务工观念亦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对许多问题
27、的认识具有较大的不7确定性；他们绝大多数未婚，即将面临着结婚、生子和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必然要承接许多可以预见及难以预见的人生经历和变化；他们大多刚从校门走出 3-5 年，虽然满腔热情、满怀理想，但是，职业经历刚刚开始，职业道路尚处于起点阶段，在职业发展上也存在较大的变数。双重性的体现：他们处于由农村人向城市人过渡的过程之中，同时兼有工人和农民的双重身份。从谋生手段来看，靠务工为生，重视劳动关系、工作环境，看重劳动付出与劳动报酬的对等，关注工作条件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具有明显的工人特征；但是受二元体制的限制，他们的制度身份仍旧是农民，作为农民的后代，也不可避免地保留着一部分农民的特质。边缘性
28、的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生活在城市，心理预期高于父辈、耐受能力却低于父辈，对农业生产活动不熟悉，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处于边缘位置；同时，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在城市中难以获取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位于城市的底层，因此，在城乡两端都处于某种边缘化状态。二、新生代农民工的观念转变新生代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一些明显差异，概括起来，集中体现为“六个转变” 。（一）外出就业动机从“改善生活”向“体验生活、追求梦想”转变传统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目的是“挣票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孩子” ，总之，是为了改善比较饥馑的生活状态。而正值青春年华、职业道路刚刚开始的
29、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就业的动机带有明显的年龄阶段性特征，用实地调研中一个 26 岁新生代农民工的话说，就是“体验生活、实现梦想” 。一项调查也证明了上述观点。关于外出就业的目的，选择“出来挣钱”的，上世纪 6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占 76.2%， 70 年代出生的占 34.9%，80 年代出生的只占 18.2%.同时，在80 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选择“刚毕业，出来锻炼自己” 、 “想到外面玩玩” 、 “学一门技术”，以及“在家乡没意思”的人高达 71.4%8.（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从单纯要求实现基本劳动权益向追求体面劳动和发展机会转变上世纪 80 年代，农民工刚刚在我国大规模出现时，他们外出就业的
30、目的相对单纯挣钱，因而对劳动权益的诉求也相对较低，甚至认为只要能够按时足额领到劳动报酬，社会保障和职业健康等其他劳动权益可有可无。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就业背景、家庭环境和个人文化技能水平的不同，为他们外出就业创造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对劳动权益的诉求向更高层次发展。用他们的话来说，那种工资不高、吃住不包、合同不签、保险不上、发展（机会）不大的单位，只有傻瓜才去。他们就业选择不仅看重硬件工资，更看中软件福利待遇、工厂环境、企业声望乃至发展机会等。新生代农民工对劳动权益相对较高的主观诉求，既体现为当所在单位与自己的诉求存在一定差距时“用脚投票”8催发的高跳槽率上，又表现为对就业行业、就业岗位和
31、单位正规程度的更高要求上。从下面的图表中，可以直观地体察出这种变化。见表 1. 表 1新、老两代农民工就业行业、岗位和单位规模比较（）传统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业制造业 56.4 67.3建筑业 12.3 3.7服务业 24 26.3农业 5.4 1.0普工或后勤服务人员 54.2 46.2文员或质检员 2.6 9.7服务员 3.8 10.8所在单位规模100 人以下 40 33.3101-1000 人 39.6 38.21001 人以上 20.4 28.5传统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就业行业制造业 56.4 67.3建筑业 12.3 3.7服务业 24 26.3农业 5.4 1.0就业岗位普
32、工或后勤服务人员 54.2 46.2文员或质检员 2.6 9.7服务员 3.8 10.8所在单位规模9100 人以下 40 33.3101-1000 人 39.6 38.21001 人以上 20.4 28.5（三）对职业角色的认同由农民向工人转变，对职业发展的定位由亦工亦农向非农就业转变新生代农民工所走的从校门到厂门的短暂历程、从学生到工人的角色转换，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情感上疏离农村，从职业角色上认同实际职业身份而非户籍身份，从职业发展定位上倾向于非农职业。一项调查显示，对于职业身份，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只有 32.3，比传统农民工低 22.5 个百分点，认为自己是“工人
33、打工者”的占 32.3，高出传统农民工 10.3 个百分点；而在上世纪 90 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认为自己是“农民”的仅占 11.3，这一比例几乎是传统农民工的五分之一，认为自己是“工人打工者”的占 34.5，这一比例是传统农民工的 2 倍多。另据一项调查，关于“未来发展的打算” ，选择“回家乡务农”的，在新生代农民工中只有1.4，而在当前仍旧外出就业的传统农民工中这一比重为 11；打算“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 27，几乎高出传统农民工 10 个百分点；打算“继续打工”的，新老两代农民工均占到一半以上，见表 2. 表 2新、老两代农民工未来发展打算的比较（）
34、传统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务农 11.0 1.4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 17.9 27.0继续打工 57.1 50.0传统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务农 11.0 1.4 做小生意或创办企业 17.9 27.0继续打工 57.1 50.0（四）对务工城市的心态，从过客心理向期盼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转变传统农民工近似于候鸟的打工方式和亦工亦农经历造就了他们城市过客心理。据 1999年清华大学对农民工家庭的一项调查，89.7的农民工表示将来一定会回到家乡定居，只有 10.3的人表示不回到家乡定居 9.其他学者根据历年来农村外出流动人口数据估算的结果也大致如此，即在传统农民工中，大约有 10左右的人逐渐在城市沉
35、淀了下来 10.然而，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发布的新生代农民工研究报告，在新生代农民工中，有 55.9%的人准备将来“在打工的城市买房定居” ，远远高于 17.6%的农业流动人口整体水平。数据对比10说明，相对传统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希望在务工地长期稳定生活的愿望更加强烈。（五）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方式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传统农民工自我维权意识较弱，维权能力不高，权利被侵犯时往往采取忍气吞声或被动恳求的方式解决。而新生代农民工比上一代有更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对获得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以及基本公共服务权等方面，都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表现
36、出维权态度由被动表达向积极主张转变。据一项调查，当权益受到侵害时，新生代农民工中因为怕被报复而不向有关部门投诉的只有 6.5%，仅是传统农民工的一半；采取投诉行为时，以集体投诉方式进行的（几个人一起去投诉） ，新生代农民工为 45.5%，高出传统农民工 17.6 个百分点 11.（六）对外出生活的追求，从忽略向期盼精神、情感生活需求得到更好地满足转变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有不同的生活及精神需求。传统农民工外出务工时年龄较大，大多已婚，他们为了实现挣钱的目标，大多不得不对情感精神生活采取忽略或无所谓的态度。而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为 23 岁左右，初次务工的年龄不足 18 岁，正处于婚恋期、思想彷徨期
37、和情感高依赖期，他们更渴望在外出就业的同时，爱情能够有所收获，思想可以交流，困扰能够倾诉。据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报告，2006 年，在租赁房和自有房中居住的农民工只有 20.1；而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中，住在租赁房和自买房中的比例已经上升到37.7，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们对精神、情感和家庭归宿的更强需求。中国离“橄榄型”社会还有多远？2010 年 06 月 21 日 09:54:04 来源： 半月谈网编者按：“不患寡而患不均” 。近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由此更引发诸多社会问题。所幸，从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近日国务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再到近期中央一系列
38、涉及收入分配话题的密集表态中，人们看到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希望。5月，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闻世震、吴晓灵率调研组兵分两路，分别选取东、中、西部地区的样本省市进行密集调研。与此同时，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分别展开调研。随着调研和各部委讨论的推进，由国家发改委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草案已接近完成。中国在走向“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路上已经看到曙光。【观点】“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不能总是望梅止渴就收入分配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以及改革阻力、方向等问题，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表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应该会出来，中国现在已经基本具备条
39、件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1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应该会出来，但实际上年内出不出来，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儿。中国现在已经基本具备条件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但现实中实不实施、什么时候实施，也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儿。画饼难以充饥，望梅不能止渴。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了，它现在所处的位置，可能正好是不能充饥只能画着的“饼” ，不能止渴只能望着的“梅” 。2009 年，国际通用的、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我国已经达到了 0.47。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 0.4 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 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实际上，收入分配
40、不合理、贫富差距拉大，不再是老百姓不满的思想问题了，已经导致了不少严重的社会问题。新华社研究员丛亚平和李长久直接指出：低工资曾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然而，长达 30 年的低工资，使中国的国富民强成为奢望。中国工人在没有什么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平均工资至今仍只是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 6%。笔者认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劳动者收入，不能止于道德呼吁，需要切切实实的举措。 “工资倍增计划”自 2007 年被提出至今已三年，但进展不大。呼吁了多年的制定工资法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 2009 年表示正在酝酿，到了今年，还没出台的工资法就已经自动降格为行政规章工资条例 。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期
41、盼政府坚定决心，希望“收入倍增计划”不再是劳动者不能止渴只能望着的“梅” 。也惟有如此，才能尽快实现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建设创新型企业、创新型国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作者：郭文婧 来源：人民网） 【相关链接】国际上，常用基尼系数来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这个指数在 0 和 1 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若低于 0.2 表示收入绝对平均；0.20.3 表示比较平均；0.30.4 表示相对合理；0.40.5 表示收入差距较大；0.6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通常把 0.4 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上世纪 60 年
42、代，我国基尼系数大约为 0.170.18；上世纪 80年代为 0.210.27；从 2000 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 0.4 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 年已升至 0.496，2007 年达到 0.48。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数据，2007 年2008 年各国基尼系数为：美国：0.408 美国的富裕程度远高于中国。不仅富豪人数多，他们所拥有的财富也较中国富豪高几个级别。而不太显著的 0.408 基尼系数说明美国的财富差距没有想象得那么大。俄罗斯：0.399 转轨之后的俄罗斯给我们的印象是经济倒退、社会动荡，财富分配两极分化非常严重。俄罗斯石油大亨奢侈及其权贵窃取国有资产等新闻不时见
43、诸报端。但俄12罗斯 0.399 的基尼系数，让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俄罗斯。【正方】贫富差逼“红线”收入分配，民生之源。但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收入分配差距问题却日益凸显。目前，中国基尼系数为 0.5 左右，无疑已超过了国际上惯例的警戒线。而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调查数据也同样验证了我国收入分配不断扩大的现状。根据数据显示，城镇居民最高和最低 10%的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从 1985 年时的 2.9 倍，上升至 2005 年时的 9.2倍，而目前这一收入差已达到惊人的 20 倍之多。我国收入分配严重失衡是多种原因造成的。 “垄断人为地抬高了一些部门、人员的收入。”有专家指出，目前各行业间的利润差
44、距越来越大、企业利润向少数几个行业集中。根据中国经济统计年鉴的数据，有的垄断行业职工收入比中国职工平均工资水平超出 4 倍到 10倍。而政府主导的经济使得收入分配倾向于政府与资方，不利于一般劳动者。同时，再分配也并未对收入差距产生明显改善作用。数据显示，中国公民纳税仅次于福利极高的法国，居世界第二，享受的福利才占税收的 8%。政府财政收入中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开支的比例，美国为 42%，英国 49%，加拿大 52%，我国仅占 8%。 “居民收入增长慢，社会福利支出增长慢。近 10 多年来，国民收入分配一直在向政府倾斜。 ”上述专家指出。对此，上海财经大学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奚君羊对国际金融
45、报记者指出，我国目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仍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如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在初次分配中工资所占比重偏低，而城乡居民、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两极分化严重。“这不仅造成消费投资关系的不平衡，同时也影响着社会的和谐稳定。 ”奚君羊指出，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包括商业环境、地理环境、文化程度等还不成熟造成的。税转薪促平衡我国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可容忍“红线” ，而由此带来的诸多问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国家应该让利，让人们获得更多利益。 ”汪康懋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国家应该减少城市公用事业费，比如电费、手机费等，给人们实实惠惠的“大红包” 。根据 2009 年福布斯
46、中国财富排行榜统计，前 400 名富豪中，房地产商占 154 名；在前40 名巨富中，房地产商占 19 名；在前十名超级富豪中，房地产商占 5 名。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中国财富的主要集中地。对此，汪康懋指出，应该采用混合批地的方式。具体操作方式是将批下来的土地中应有 30%40% 用于建造保障房，而此前北京所批的 5%造平价房的比例太少。13汪康懋同时指出，可以从三方面对收入分配进行改革。 “首先，将公用事业的费用降下来。比如以上海为例，可以将公交系统的消费价格降低至北京的水平。其次，采取实名储蓄制度，对收入相对较低的人进行利息补贴。具体而言，就是提高低收入人群的利息率，使之真正享受实惠。再次，
47、可以设置类似其他国家的保险卡制度，国家和企业每月分别给低收入人群的保险卡中存入一定费用，同时，可将国家在过去一年所得的红利按 35%的比例投入到相对低收入的家庭中。 ”而在奚君羊看来，收入分配改革首先可以从“转移致富”入手，由东部向中西部产业梯度转移，加大投资。不过，他强调， “在转移致富的时候，转移力度必须控制得当。效率与公平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过度转移，又将导致东部不公平现象，从而同样降低效率。 ”而理应成为调节收入差距的税收杠杆，长期以来却被人们认为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更是不少人对税收产生“逆调节”的质疑。针对此种现象，有专家指出，首先解决对高收入者的税收监管难题。要在加强税收征管的同时，
48、设计更合理的税制结构来改变目前税收在收入分配差距上出现的“逆调节” 。对此，奚君羊指出， “未来要对低收入群体，提供最低工资、福利等保障，而对高收入群体，对其高档消费提高税收。 ”做大收入“蛋糕”对于未来收入分配改革的难度，有专家指出，收入分配问题长期以来存在着，但由于几方利益博弈，推动的难度将很大。政府不愿降低收入增长的态势，垄断企业不愿意将利润拱手让人，而与之竞争的企业在利润空间有限的情况下也不愿给居民加薪，最终最大的受害者将是居民。对此，奚君羊指出， “其实这归根到底还是市场化程度低的问题。 ”由于劳动力市场竞争不够充分，资源不能得到合理共享，垄断行业以垄断地位占据垄断利润，这加速着收入
49、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事实上，美国的富裕程度远高于中国，但从基尼系数上看，美国的财富差距较中国缓和不少。 ”奚君羊指出，从相关数据来看，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其收入分配更平均。“所以，加快我国的市场化程度是至关重要的” 。据奚君羊介绍，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公平问题，调整国家、企业、居民三者的收入结构。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做大蛋糕 。同时，应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改变切蛋糕方式，使居民从中吃到更多的蛋糕 。 ”奚君羊指出。(见习记者 陈偲)改革时机已到早在几年前，国家相关部门就开始讨论我国收入分配改革的问题。直至今年 4 月，终于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了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 。“目前确实是对我国收入分配进行改革的时间点。 ”在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牛海鹏教授14看来，甚至有一些晚。他对国际金融报记者表示，我国收入分配差距确实在不断扩大，要扭转这种趋势，必须采取进一步的措施。金融学者汪康懋同样认为，现在是进行改革的时间点， “白领逃离京沪穗、民工荒现象频发及其他相关事件都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民间对收入分配改革的呼声很大。 ”事实上，在对收入分配进行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