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翻译 2012年 第1期 16 引言目前有关中译外的讨论已经启动，并得到了各方关注。但若要取得实质性推进，似乎有必要重新审视当下跨文化交际的条件与环境。尽管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跨文化交际遭遇了广泛的不可译问题，但似乎总有办法将其译出。问题的关键是效果如何？许多译出的作品拘谨、生硬，过分强调原汁原味，结果事与愿违。翻译似乎总是在尝试不可为而为之的事，不可译的结果往往使译作令人不知所云或不忍卒读，译作的可读性便成了紧要的问题。而实际阅读效果和对译作的接受程度又是不可分割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甚至可以说可读性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准确性。不可译性困扰译界由来已久，虽然人们关注的焦点已不在技术层面的准确或
2、字面上的异质性，但源语文本固有的特质及内涵仍难让译者割舍。在跨文化语境下，复杂的文学性尤为凸现，需要小心协商，创造性翻译也随之应运而生，否则译作的文学性会明显式微或丧失殆尽。因此，如果重构文学性并重新赋予其功能不得力的话，自然会影响接受。毋庸置疑，由于译入语的审美架构有别于源语的审美架构，如果译者一味埋首于形式重构，原作的文学价值未必受到欣赏。逐字翻译冒的是读者看不懂的风险，异化翻译亦得冒接受不佳的风险，如此情形，并不鲜见。如何做到艺术性、可读性相统一，是译者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壁垒何在? 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制定相应的对策，积极应对跨文化交际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挑战。一2010年
3、11月20日，在杨宪益先生逝世一周年之际，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举办了一次纪念活动，众多的与会者对这位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学的翻译巨匠表达了由衷的敬意。有几位大会发言的英国人，回忆起与杨先生相处以及在中国外文出版社工作、生活的点滴，竟几度泣不成声。英国知识分子一般感情很少外露，在场者无不为之动容，身历其境，感受到的不只是翻译家的人格魅力，更有翻译本身的强大感染力。此景此情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前一段时间不断有人在问：杨宪益之后谁来翻译中国？的确，中国文化怎么才能有效地走出去？这已是一个不容回避且刻不容缓的问题了。人们一般倾向于寄希望于西方汉学家，认为他们是把中国文学作品介绍到所在国的理想人选。然而，毋庸讳言
4、的是，西方汉学家的首要任务是自己做研究，当然，有些翻译任务，其挑战难度，不亚于任何研究工作，如斯皮瓦克将德里达的论文字学译成英文，使之风靡欧美学术界，自己也因此一举成名。只是这种情况实在不算普遍。一般而言，翻译同研究毕竟不是一回事。翻译家Nicky Harman从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提前退休了，如此一来，可以安心翻译。她与我谈起此事，如释重负地说，这样可以摆脱研究和教学的压力，专事翻译。当年霍克斯为了能译好红楼梦，也是毅然辞去牛津大学的教授职务，返回家中，心无旁骛地做翻译。但不容否认的是，这样的情况只属个例。全职做文学翻译，不足以此为生。如真要靠这个养家糊口，那就只能译得飞快，何以保证质量，产
5、出精品？前一段英国大学进行各个学科评估，分为几个等级，其中最高的一项是“世界领先”。就算霍克斯译的红楼梦是“世界领先”，那也不是一个评估翻译与跨文化交际策略孙艺风 香港岭南大学摘 要：翻译作为跨文化交际的主要途径，就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战略而言，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翻译的文化纬度的重要性也随之显得日益突出。需要从全球视野充分认识到，跨文化语境下的翻译活动受制于各种因素，不可不应对（不）可译性与跨文化阅读。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文化差异所造成的障碍估计严重不足，中译外，尤其是中译英的效果，一直有些差强人意。翻译首先要解决文化跨越的问题。文化层面的不可译性，显然是我们交际的最大障碍。不可译性在很大程度上
6、受制于对跨文化的不可读性，或低可读性。译作的接受势必涉及到跨文化交际的可读性，如可读性低下，文学翻译的艺术价值则难得以体现。故此，跨越不同文化的栅栏，超越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就得制定有效的跨文化交际策略，探讨不同民族文学间的审美共性，以期达到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际的目的。关键词：不可译性；跨文化阅读；文化改写；可读性；交际策略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3X (2012) 01-0016-08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NO.1 2012 17 周期内可以完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的“风险”太大，让人望而却步。其实，在目前的评估机制
7、下，费时长的研究也难以为继。20世纪伟大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在世时只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不足70页，当然来头很大：罗素作序，凯因斯给联系的出版社。按现在的量化标准，他肯定提不了教授，非但如此，还会拖了整个评估单位的后腿，把大家的总分给拉下来，直接的严重后果是研究经费的减少。为了译一篇值得译的东西，译者要花费极大的代价，但还是可能因为没有“原创性”，不能计作研究成果。有些翻译任务，如上述斯皮瓦克翻译德里达的论文字学，是要通过大量研究完成的，不加区别地对待，显然不公平。然而，毕竟探索和发现，是原创性学术研究的标志。所以翻译大抵被排除在外，似乎并不足为奇。如此看来，指望西方汉学家去完成我们“走出去”的文
8、化使命，怕是不太现实。再者，从实际效果出发，西方汉学家是否就是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最佳人选，还值得商榷。有相当多的汉学家在翻译时，小心翼翼、亦步亦趋，翻出来的效果好像比中国译者更为生硬、拗口，因为他们大都从学术的角度看翻译，唯恐被人诟病为译得不准确，或不可靠。从目前现实情况来看，译入语为非母语的译者恐怕就得责无旁贷地承担这个艰巨的任务了。中译外的空间有多大？操作性又如何？我们目前翻译专业硕士汉译英部分的培训跟“走出去”的文化战略有关系吗？如果有（当然也应该有），是如何体现的？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保证我们培养人才的质量？是勇于直面这些问题的时候了！质量是中译外的生命线，否则翻译中国只能是一句自欺
9、欺人的空话。但无论如何，若翻译要和学术挂钩，就要有学术的严谨。粗制滥造的翻译和急功近利的学术一样，是站不住脚的。虽然中国已经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但由于对中国的文化背景缺乏了解，西方铺天盖地的有关中国的报道和分析，充满了偏见和误解。在全球化的时空条件下，我们需要很好地参与其间，有效地展开对话，用他们的语言讲我们的事情。此处指的是他们真正的语言，而不是我们想象的语言。英美人士对书面语言的质量是极为挑剔的。他们虽然可以对能对付几句英语的人，大加称赞。但大多出于礼貌，当不得真。这本是人之常情，我们不是也夸能讲几句中文的老外，说人家的语言功底如何了得？回到基本的层面，译入语要地道、规范。从现实考虑，我们
10、还远没到异化翻译可以让人家接受的程度。但归根到底，如韦努蒂所指出的，西方读者大抵已被惯坏，早已习惯阅读归化式的翻译，动辄便抵制和阻抗异化翻译。因此，缺乏活力、没有灵魂的翻译，就更打动不了读者。早在1985年的一篇文章里，李欧梵批评几位中国译者，“译得虽正确，但缺乏文采（stylistic air）”（Lee, 1985: 561）。可说是点中了要害，缺乏文采的翻译，仅仅是意义正确，是远远不够的。生动活泼的性格语言译不出来，交际的效果定要大打折扣。对异国的文化语境重视不够，甚至忽视，通俗地说，就是“翻”得程度不足，译得还不到位，接受的效果自然受影响。无需回避的是，有的译作，在句法上无懈可击，全无
11、漏洞，但读起来感觉就不是英文。更糟糕的是，如此译作，会严重误导初学者。以汉译英为例，中式英语，久治不愈，竟成了顽疾。不仅是词不达意，表述也十分混乱。满大街令人汗颜的公示语英译足以说明，我们完全不顾及交际的效果。一看就知道是从某本汉英词典查到的“对应词”，按照学校教的语法规则，拼凑而成的。这种想当然的拼凑式英语，不出“洋相”才怪。用洋文出洋相，直截了当地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形象。坊间劣质译文充斥，原因当然很多，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忽视跨文化交际的主要目的，关键在于一个“跨”字。跨不出去，自然谈不上交际。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原文里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忠实”地保留了，但翻译语言显得笔力孱弱，生硬刻板，毫无生
12、气，读起来如同嚼蜡，兴致全无，虽无明显的施暴痕迹，原文的艺术生命就在看似不动声色中被谋杀了！跨文化交际的效果，必须要认真对待，只是工匠般的逐字译出，译文就难有生命力。另一方面，一定程度的异国情调，译入语读者不仅可以接受，而且还会欣赏。我们有些用非母语写作的作家，就是因了写的英语不够地道，不经意地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反而成了优势，感觉是在听带了口音的英语，倒是增加了几分真实感。但是，也有个平衡问题。如口音过重，弄得人家听不懂，或听得太吃力，影响了审美体验，阅读的兴致自会锐减。说到底，跨文化交际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若将文学翻译带入民族主义的褊狭，就不大考虑及正视接受的环境及条件是否满足异化翻译
13、的最基本标准，于是只能造成自己津津乐道的东西，别人无动于衷。这大多是文化的自我中心心理在作祟，其结果只能造成变相的自我封闭。二夏志清在他那本影响深远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初版序言里，提到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忽视，那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了。时至今日，中国已发生了巨变，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日益提高。但西方读者似乎仍对中国文学大致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态度。就在当时，夏氏已在强调“文学记录”的巨大价值，中国翻译 2012年 第1期 18 以及其“对现代中国思想和政治的深刻影响”（H sia, 1999: xiv）。其实，英美读者不大待见翻译作品，由来已久。想当年，阿瑟韦利为了减少阅读阻力，伤筋动骨地对西游记
14、施暴，凡是遇到“文化专有项”，一律决不手软，大刀阔斧地连删带改，原作因此被弄得面目全非，书名也改成了猴子，副标题是中国的民俗小说。单就改名来看，就可窥见节译本对可读性的刻意追求。从小喜读西游记的余国藩对此大为不满，且痛心不已，公开质疑这种以真实性为代价的可读性（Y u, 1998: 94）。实际上，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节译本身 韦利在序言里就已交代清楚了，而在于“对语言根本性的改写和大量省略字句、片段和段落”（同上）。在余国藩看来，如此处理源语文本代表了一种文化简约主义的方法，不足为训。有鉴于此，余国藩虽然赞赏韦努蒂的异化翻译方法，但还是主张一定程度的可读性，因为与可达性密切相关。他又写道：“可
15、将异质与不同，改变为熟悉和可理解的”（Y u, 1998: 89）。然而他却又支持韦努蒂对可读性的责难，认为对可读性的追求必会造成“不可饶恕的归化罪孽”（同上）。诚然，为提升总体的可读性而进行过度归化，在跨文化交流的层面，显然不合时宜。但问题在于，源语中不可译的部分，如若不加妥善处理，结果便是不可读。的确，在翻译中保留异质有可能造成对阅读的干扰，故此，异化所产生的问题不容回避。异化翻译有利于跨文化交际，但不太顾及可读性，译者用的不是地道的译入语，可能制造交际障碍。余国藩拿出了自己的全译本，尽量做到挽回损失，但每页差不多都有半页的篇幅作注解，阅读过程变得支离破碎，想必一般读者是难以忍受的。饱含文
16、化意蕴的细节有时被视为必要性不大，也无助于增强可读性，从而为一些翻译暴力提供了合法性。然而，内容残缺的译作，无论有何种理由，终究难逃尖锐的批评。萧乾虽承认韦利的“文字很好”，但指出错误也不少，所以认为余国藩的译本“好得多了”（1983: 422）。至于究竟怎么个好得多，萧乾并未点明，但似乎是指错误少多了。当然，由于是全译本，而且提供了大量的注释和汉英专有名词对照表，无疑是更好地体现了西游记原著的全貌。猴子翻译失真情况严重，但行文畅达易懂，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起到了推动中国文化在西方传播的作用。学者自然推崇余国藩那样的学术性译作，但一般读者恐怕不免望而生畏。但是二者难以兼顾，妥协之道并不好找。中
17、国文化要走向世界，必须要有足够的读者群体，要吸引各类读者，而不只是某一类读者。一般译入语读者需要愉悦 虽然有时痛苦的愉悦也是愉悦，甚至是更大的愉悦 但终归不是大多数人能消受得起的。晚清时期，中国人在翻译外来作品时，大都随心所欲地进行归化，过度归化如同家常便饭。仅仅是删除也就罢了，还要往里加内容、发议论，乃至创造人物，同时还给小说里的原有人物安排新的台词，对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发泄不满。虽然此举在五四时期备受诟病和抨击，现在也难以想象有人去如法炮制。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那样的翻译实践有其道理。那时人们对外来文化缺乏开放心态，译者要设法诱使他们阅读译作，首先要解决跨文化的障碍问题，所以王佐良谈论严复的
18、翻译方法时用了“糖衣”作比喻。在译入语读者原本拒服的苦药上裹上一层糖衣，他们就会吞服下去。我们今日对外翻译也可考虑包裹糖衣的策略。或许未必是王公所称的“雅”，而是我们所强调的可读性（王佐良，1982: 27）。既然可用“糖衣”向中国输入外来文化，我们何不也裹着“糖衣”向外输出我们的本土文化？对外交流时过度强调原汁原味，无异于难以下咽的中草药，若人家没有喝这苦汁的习惯，那也只好作罢。要想突破僵局，取得预想的效果，需要了解译入语读者的审美习惯，要想变逆为顺，不妨投其所好，作出适度妥协，向译入语读者提供他们可接受的跨文化产品，这听上去虽不无偏执，却也是道出了译作求生存的残酷法则，否则效果只能适得其反
19、，失去读者。跨文化语境下的可读性问题刻不容缓地摆到了我们面前。被无数次重复陈述的事实是：翻译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随心所欲断然不行，一味迁就译入语读者也未必行得通。译文的可接受性是个棘手的问题。不可回避的是：为谁所接受？纽马克指出：在翻译评论者的眼里，一般读者所能接受的译作，如果准确度打了折扣，则是不可接受的（N ewmark, 1991: 23）。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出发，在功能上全然没有问题的译作，在艺术风格上又难以被接受。难怪译者经常左右为难，处境十分尴尬：可谓是哄住了外行却又骗不过内行。内行虽认可了，却又不卖座。畅销的译作，在评论家眼里，可能又是错漏百出。翻译处在“瞻前顾后”的两难之中：前
20、面要顾译入语读者的接受，后面要提防批评家挑毛病，大有腹背受敌之虞，极容易顾此失彼，首尾不能并顾。在网络世界里，读者和评家的界限也变得日益模糊，经常是读者也是评家，动辄在网上发表批评意见，对译作品头论足一番。尽管如此，在新的阐释框架下，以变通为手段的改造、变形与再组合，是成功翻译的重要保证。一味只求忠实，不加任何调剂与协商，原封不动译出，不免拘泥于只翻译表面的语言结构，反而事与愿违。好的译作往往是大胆实验的结果：重组词句搭配，梳理语境关系，游刃有余地进行跨文化交际。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NO.1 2012 19 三如前面所提到的，译文的活力十分重要。在发表于199
21、5年纽约人的一篇译评里，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和评论家约翰厄普代克指出：“美国的当代中国小说翻译似乎是一个人孤独的领地，他便是葛浩文。”为何是“孤独的领地”？葛浩文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把现当代中国文学以生动、鲜活的状态，呈现给西方读者，意义十分深远。Andrea Lingenfelter 就曾指出：“葛浩文与其他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的译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注重英文的风格。在葛浩文登台之前，想探究中国小说的读者常常得忍受毫无生气的翻译，原作的活力很少得以体现。”显而易见，缺乏活力的译作缺乏竞争力，打动不了读者，销路也就无从谈起。葛译的成功之处在于极好的灵动性与可读性。然而，可读性的获取不是没有代价的。有评者
22、在高度评价了葛浩文译文的可读性后，还是质疑译文欠准确的地方，认为葛译的可读性“有时是以原作的历史与文化所指为代价的”（Zhang, 1997: 178）。但同时也承认，如要兼顾二者，在没有脚注的情况下是难以做到的（同上）。葛浩文是不赞成脚注的，认为会破坏阅读的效果。 但有的时候，必要的代价是需要付出的，取决于翻译的具体目的和功能。无论代价如何 譬如准确和充分度打了折扣，可读性的特殊重要性不可低估。翻译策略的制定，要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同时也要权衡得失，有时还需要做出迫不得已的决定。译者的苦衷，外人未必清楚。译者有限的自由度有时还会使他们蒙受冤屈。如果发现原作有错，译者该怎么办？如果不纠正原作的
23、错（如一个明显的数字错误），译入语读者通常会认定是译者的错（尤其当原著是经典作品），而不会想到是原作者的问题。如果译者实在看不过眼，动手改了错，在评者眼里，又犯了擅自改动的忌，落下个不忠实的骂名。此外，在西方，除了大学出版社以外，一般商业出版社都要考虑利润。所以他们的编辑，为了阅读的效果，时常不顾译者多次的严正交涉，对中国文学原文大肆删改，不明就里者自然容易把帐算到译者头上，实在是冤枉了译者。然而，既然是翻译，基本的准确性和真实度还是不可或缺的。在这方面，葛浩文的翻译实践对我们也有启示。事实上，他对准确性的追求是不遗余力的。 根据莫言当年的回忆，自1988年他与葛浩文合作以来，他们之间的通信超
24、过一百封，电话更是不计其数（M o, 2000: 473）。目的就是要弄懂原作的意思。另外， 追求可读性并不意味着不加节制的归化。1999年葛浩文接受香港英文报纸南华早报时就表明，他在重视读者接受的同时，对归化的分寸拿捏是否得当，也非常注意。文学翻译的一个常识性道理，似乎往往被人忽略，就是加强译者的文学修养，包括文学语言的修炼。很难想象一个阅读有限的译者能在译作里有效地提高可读性。葛浩文在这方面的经历很说明问题。当年他第一次到中国大陆访问时拜访了杨宪益夫妇。戴乃迭把原本自己已开始翻译的张洁小说沉重的翅膀让给葛浩文来译，理由是：“文革和牢狱之灾使她与世界脱节多年，若她翻译，恐怕会译成1950年代
25、那种老派英文，相信由葛浩文来译会让文字更有当代感，能更好地让外国了解中国。”戴乃迭坦荡的为人境界自不待言，但的确也道出了阅读的不可或缺性。杨宪益夫妇所处的是动荡的历史时期，从事对外翻译的时间压力又大，相对而言，留给自己的空间不多。其实，他们完全有可能译出更高质量的译作。毕竟，精品是要不惜费时费力去打磨的。或许，这是历史的局限留下的历史的遗憾。葛浩文曾对有志于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美国年轻人说过：“学好中文固然重要，但别忘了加强英文写作”他本人在这方面是身体力行的，他虽从未脱离过西方文化环境，但仍不间断阅读英美文学名著，以丰富自己的词汇和获取多样的表现方式。 知识需要不断更新，语言何尝不是如此？对于
26、英语不是母语的中国译者来说，加强英语阅读与写作，更是必不可少的功夫。一个英文写作没过关的人，谈不上胜任汉译英的工作。缺乏跨文化素养和相关的知识，容易漠视文化异质性，翻译容易成为自娱自乐的行为。惟有下功夫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善于汲取促使自我生长的语言养料，才能获得广阔的发展空间。还需要想方设法拓展跨文化交际视野，切实可行地解决文化层面上的不可译或译不好的问题。再有一个从事汉译英的人员可能习焉不察的问题，就是译者的气质。谨以诗歌翻译为例，一般在提到只有诗人才能译好诗作的时候，更多指的是技巧方面，很少涉及诗人的气质和激情。译作不能打动读者，不能简单归咎于翻译水平不高。如果说，干瘪的诗人大概难以创作出
27、打动人的诗篇，干瘪的译者大概也难译出热情澎湃的诗作，除非让干瘪的译者去译原本就是干瘪的诗作。译作需要感染读者，从而引起他们的共鸣。译者挑选译本，犹如演员挑选适合自己的角色，如能从本色演员到性格演员转变，就可胜任饰演多重角色。译者适应面宽，变通灵活，便能更好地完成各种翻译任务。此外，调动出和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也是行之有效的。一时难以译好的部分，换一个时间，以不同的心态，困难似乎迎刃而解，因为无论是无动于衷的翻译，还是勉为其难的中国翻译 2012年 第1期 20 翻译，都产生不了好的交际效果。四对可读性的期待，使改写进一步合法化。改写的英文rewrite，既有重写，也有改写之意。改写自然有改动的含
28、义。改写的动因自有不同，直接间接、内在外在、主观客观、有意识无意识，令人莫衷一是。文学翻译越来越体现出跨文化的交际性特质，而跨文化交际则对认识文化差异和纠正对文化差异的边缘化具有重要作用。翻译中许多微妙的语义变化源于根深蒂固的文化倾向性。文学翻译试图把两种文化的阅读体验有机联系起来，这种尝试能有效加强文化间的相互关系，促进对文化差异性的尊重。必须指出的是，虽然译入语读者阅读时在情感上会有不一样的体验，然而逐渐发展的跨文化移情会使情况发生显著的变化，并且翻译也利用重构（re-configuration） 来消除文化陌生化和不必要的异国情调。归根结底，文化翻译是一种文化互动而不是简单的同化。翻译的
29、衍生性和调节作用意味着跨文化翻译是阐释的具体化，而不是文化形式的直接转换。文化移位对文学翻译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其中势必涉及到改写。以介入为特征，其强大的颠覆力和改造力往往被低估。介入诗学（p oetics of intervention）研究词语的意义如何产生，文学翻译把这些词语挪用到全新的、不同的和经过再创作的语境中，进行带有移情性质的改写，并且通过保留文化交流中的各种语域，把互动式的阅读体验融合到翻译中，使读者得以畅游于原文和经过再创作的文学文本中。过于贴近原文无益，译者与原作要有意识地拉开一段距离，不要循规蹈矩, 亦步亦趋，以减少原作语言和文化对翻译的干扰。文学文本的移位和置换给译者
30、带来众多难题，为了应对这些难题，译者必须采用切实可行的翻译策略。此过程必然涉及到对词语的处理，然而由于词语受到文化和政治的限制，于是带出了充分或适当翻译的难题。翻译中词语的替代也显示了文化和语言移位所带来的挑战。文学翻译要达到原作的文学性而不仅仅是给出语义内容，这个目的高于一切，从而使文学翻译的重心逐渐从文本转移到文化的层面。再者，翻译所产生的文化和语言移位导致了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差异，同时因翻译牵涉到不同的文化语境和历史语境，语境换置和可读性遂又重新界定文学译作的阅读效果。文化移位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假如译者有机会重新描写源语文本并从文化上进行改写，语言障碍是可以超越的。实际上，文化移位对文学
31、翻译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如果译者处理方式拙劣，出现严重的风格问题，译本就会让人感到语义不清、软弱无力、平淡无奇。文学翻译读起来常常不像文学作品，因为文化特征经过消除、减少或替换，用不同的文化词语表达后，作品中的细微差别、含糊歧义、冷嘲热讽、矛盾斗争便荡然无存。因此，补偿作为一种补救措施应运而生，原文因此得以融入到新的文化语境。据赫尔韦和希金斯所言，补偿就是“在TT（译文）中用另外一种形式弥补ST（原文）中的文本效果”（H ervey and Higgins, 1992: 35）。这对我们理解补偿的本质具有启示意义，因为翻译的吊诡是，完全把原文翻译过来也会破坏原文，尤其是诗歌翻译。但是在另一方面
32、，文化不可译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不同的文化语境提供了不同的框架和视角，用以展现独特的文化经验，或者将这些文化经验重新语境化。在评论卡特福德（C atford）对文化不可译性的分类时，巴斯奈特主张：“文化不可译性实际上隐含在翻译的任何一个环节中”（B assnett, 2002: 40）。文化不可译性形式多样，纷繁复杂，无所不在，这就要求译者不停地在文化的层面上调整翻译策略，其所具有的启发作用，有助于译入语读者解码文化信息，从而认识背后那些看似无法攻破和费解的文化差异。语义和文化调节避免了语言或文化意义的丢失。虽然跨文化交际没有规定翻译需绝对符合规范，某些人士更对这种做法不以为然，可是符合规范仍
33、然是一项有利的翻译策略，尤其是对以结果为主导的翻译而言。武彦良美（Y oshimi）在研究英文报纸头条的日语翻译时，发现了一种相当激进但却必要的改写形式：“改写分为对英语固定表达的增词、删除和替代，以及在我们的实验体系中插入预先编辑的符号”（2001: 235）。虽然翻译不同于顺应，可是改写仍然意味着改动和转变原文，是一个在翻译中增加和删减的调解过程。翻译时常表明源语文本和译入语文本中存在相似之处的可能性。翻译不断为创作和复制这对矛盾注入新鲜的活力和紧张的气氛。改写可以是一种模仿而不是操纵，尽管这样可能产生韦努蒂所说的“拙劣模仿的”效果（V enuti, 1998: 64），而且诗学的模仿也需
34、要校正，因为它可以是对原作的批判表现形式。改写假如没有受到限制，会变成修正（r evising）的一种形式。修正“具体指的是大量存在的文本改动修改，其使内容、重心、结构和意义在修辞上产生巨大的变化（H arris, 1984: 102）。很明显，具修正性质的改写预示着一种改造。改写是否有助或阻碍来自源语文本的信息，取决于最终所导致的差异。我们不难发现经译者改写后，原文令人反感的部分被阻隔，受译入语系统欢迎的成份被增强或放大。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NO.1 2012 21 总之，从交际的效果出发，文化改写是必不可少的。简而言之，在翻译的语境下，改写通常是因译入语中
35、写作规则的不同而引起的，因为不可译性促使了另一种解决方案的选择。翻译中的改写大致有两种类型：模仿型和创造型。无论如何，改写使原文的某些部分产生移位，然后把它们重新组合成新的东西。例如，文化比喻或者文化中的具体事物由于某种原因被替代，是译入语中可以用于取代的成份，而不是一些完全不同的成份，其结果意味着原文中的文化特征被冲淡或者删除。阅读和改写是在具体的文化环境中的活动，改写的政治和诗学由此形成，并且决定了语言和文化挪用的具体实施。五近些年来国人对中国作家总是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心情颇为复杂。与此相关的翻译问题备受诟病。翻译文学作品对文学性的关注显得日益重要。文学翻译理应重现文学性，跨文化语境
36、下的文学性尤为模糊缥缈，既容易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也不免带有政治动机，同时也受制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译入语文本话语形式通常不适合异质材料，原文中独特的部分在译文中难以替代，自然需要在译文里进行调整。如果文化意义上事关重大的细节是不可译的，就需要在语言、文化及概念方面体现创造性。翻译的语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大抵是杂合化了的，构成了语言中之语言，可称为次属语言，而非自然语言。翻译语言的形成源于翻译行为，残留了异质他者的一些痕迹，同时又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译入语规范，故此不免显得有些刻意、造作。不可译而译之，是常态。但不可译，非要强行运作，自然遭受阻抗。不可译与可读性也就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关系。突破文化樊篱
37、不是一句空话，仍需回到不可译的老话题，因为这恰似老冤家的老话题还在历久弥新地破坏着我们的跨文化交际的效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跨文化交际语境开启了对不可译的多元认知的途径。不可译其实是基于对译文难以被接受，或经过译出后，语义或形式出现重大亏损的判断和预测。本质上说，不可译引发的是一种担忧，促使译者采取某种“防范”措施。尽管德里达的解构主义贬低原文至高无上的地位，敢于与原文大相径庭的翻译似乎并不多见（以功能主义为特征的广告和旅游翻译除外），因为这要冒不小的风险：最后出来的结果不被人当作翻译。因而，对待不可译的办法，不是肆意删除或随意改写，更不是越俎代庖，妄顾翻译本道。然而，对于不可译的部分，不加必
38、要的干预、调整，乃至改造，强行“译出”，容易跌入诘屈聱牙的陷阱。因为如此一来，不可译的结果只能等于没有译，或几乎没有译。说到底，是对不可译缺乏充分认识。有些情况甚至是，原本并非真的不可译，经过翻译，其效果与不可译无异。这是翻译的真正悲剧：竟人为（当然不是有意）地制造出大量的不可译现象。中国翻译要走出去，首先要有面对这一残酷现实的勇气，设法挣脱语言及文化的藩篱。要想做到这一点，权衡利弊得失，也许需要一定程度地舍弃“原汁原味”，耐心培育我们的译入语读者。考虑到我们的文化竞争力目前还不够大，在现阶段文化信息的传递，虽然并非不重要，但需要改造加工，这或许是权宜之计，但却是我们更有效地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必
39、由之路。以接受为主导的现代翻译学理论早已向读者中心论转移。跨越和转述成了翻译必不可少的程序，阅读效果的最大化，也不失时机地成为译者的重要考量。由于译入语不可避免地存在语言和文化的空白，定会产生不可译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比喻、意象、修辞、双关语等方面。然而，如同可译的情形一样，不可译性也是局部的，因此是可以定界的。无论怎样强调接受性和可读性，质量低下的翻译仍以欠缺、亏损为主要标志，信息的损失量与不可译的程度成正比。换言之，亏损一般归咎于不可译。于是，作为一种补救措施，补偿的必要性一般也与不可译有关。有了替代，形式上的不可译变成了意义上的可译。表述蹩脚，语义含混、可读性低通常用来形容差劲或力所不逮的
40、翻译作品，而且似乎与原作关系不大，哪怕原作的可读性就很差人们一般只是怪译者。当然，这一切也都可以归咎于不可译。地道的文化形态给翻译带来的挑战，应该如何面对？翻译时是否也应该相应地用地道的表达方式？倘若是这样，就会引致归化翻译，似乎又与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际不符。接下来的翻译的沟通行为主要集中在文化、信仰、价值和期待等诸方面彰显的异与同不断交汇与交锋。不可译肯定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地处于变化的状态，从而产生新的翻译形态，游移于可译与不可译之间。与文学翻译直接相关的问题是：翻译的对象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对译入语文化产生影响？是什么性质的影响？近些年来，文化普世主义虽然备受诟病，但其迅速扩散是不
41、容否认的。语言和文化间所具有的共通性与重叠性，使得译入语读者，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分享到原本生活经历中不可能有的文化体验，虽然源语中某些文化形态的不可沟通的性质也极大地提高了翻译这些文化体验的难度。源语文化中的一些不可言喻，或难以言喻的生活方式自然给翻译带来了麻烦，但毕竟促使了译入中国翻译 2012年 第1期 22 语文化与异国文化的接触与碰撞。霍米巴巴指出：“语言的“异质性”是不可译的核心，超越了主题的透明度。不同语言体系之间的意义传递不可能是完整的”（Bhabha, 1990: 314)。翻译总是在试图探索妥协的可能性，最终成为妥协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可译是异化与归化之间平衡的主因
42、。过度归化表明了对再生产的摈弃，也就使翻译成为没有节制的生产。如果用暴力的手段将不可译转化为可译，就会悄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有的有关可译性和可读性的讨论都可置于跨文化交际的框架下。对于不可译性的一个简单化的处理方法是翻译意义，基于的设想是：只要意义存在，就可以译出。经常困扰译者的是译作的可读性不强，且大都由不可译造成。需要指出的是，在跨文化语境下可读性的问题，对于译入语读者心目中的文学价值，至关重要。文学体验全在于一个文本在译者手里经过怎样的处理，译作的接受凸现了可读性的重要，最终关乎跨文化交际的实际效果。如果设想同一原作的两个不同译本，在风格特性方面大相径庭，但在准确度方面几乎同样可靠，那
43、所揭示的就是不可译是怎样克服的了，也就意味着对付不可译一定有不同的途径和办法。六译入语读者对译文的接受，在我们判断一个译作的价值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文化改写对于一个译作的生存无疑是关键的。就文学翻译而言，可读性似乎与文学价值不无关系，虽然这种联系并不总是一目了然的。然而，假如可读性在原文里并非重要的考量，如果在译作里一味地寻求可读性，似乎也是有问题的。譬如说，如果译作的可读性过于显而易见，就容易使人疑窦丛生。译评者大概就会刻意去找过度归化的迹象。人所共知，虽然“严肃”文学甚少将可读性当成追求目标，但不可读性终会破坏阅读的接受。同时，还需看到，翻译的主要目的毕竟是可达性，否则译文难以生存下来
44、。可读性低是不可译的反映，对原作的改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提高对源语语言的熟悉程度。有可能是异化引致的笨拙而不对劲的语言风格，形成了妨碍可读性的主要屏障，因此文学的诗学维度受到遮蔽。但流畅通达的译语也未见得就没问题，因为会出现常用形式的置换。不容否认，置换是绝对必要，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常见译者采用补救性措施，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重现或再现原文形式。一般而言，不可译往往体现在形式层面，似乎避开形式，直取其意义就好办得多。根据德曼的说法，直译无助解决不可译的问题：一旦翻译真的是照字面了逐字逐句，意义就丧失殆尽了当译者照字面翻译，紧跟句法，意义彻底丧失在一定程度上，译者又不得不照字面译（d e M
45、an, 1986: 88）。几乎可以说，直译的翻译往往是糟糕的翻译。避免直译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阐释，然后进行重构。一个具体的所指对象可能是不可译的，因为对译入语读者毫无意义，除非译者对其改动，替代或置换。在把不可译转化为可译的过程中，一定程度的改造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如何，此举能够提升可译性，从而产生更好的可读性。但另一方面，需要认识到，如果形式特征，诸如文本在内容、措辞、风格和语气等方面，被除去或遭重大改动，文学价值势必受影响。不可否认，原作的文学性并不总是那么容易获得译入语读者充分欣赏。我们需要认识到：逐字翻译与保留原作的文学性绝不是一回事。译者的“创作”本是一个自然行为，但却要受制于“不自
46、然”的因素，首当其冲的是源语的形式特色。弗朗斯观察到：当然有些时候，译者感到他们所创造文本通过自己自如地流淌。但更多的时候，他们要受五花八门的限制和进行各种“非自然”的活动才能完整地译出原文，并有效地转达到他们在追求的读者那里。（France, 2005: 257）文学翻译较少以自如的方式进行，译者如需追求自然的风格，又要避免过于偏离原文，以免引起翻译在跨文化功能方面的大起大落。但问题的另一面是，由于对可读性的担忧，因可读性的欠缺势必对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产生负面的影响，有些译者决定更为大胆地从事创作性翻译。文化流畅性的翻译，是一些视可读性为一切的译者所不懈追求的。去异化及再整合，其目的是恢复和保
47、留文化连贯性，但所揭示的是一种担心：语义层面的可译，而且已经译入了译入语，但仍然是文化层面的不可译，译入语读者还是不能明白所传递的文化信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文化的相关性能够改变思路，并有助于译入语读者建立相应的关联关系，使他们认识到这些关联关系有助于他们理解译文。为建立文化的相关性，译者给译入语读者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在译入语的系统内，因地制宜（包括利用译入语的所指和指称），帮助他们进行文化联想。这是基于对潜在的文化不可译性的预防性措施。在不过度惊扰读者的情况下，设法增大可读性与不可读性，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间的操控空间。无论表面如何，翻译终究还是要顾忌可靠性，毕竟不准确的翻译还是会招致批评的。翻
48、译当然与意义相关，但又不止于此。意义是不确定和游移的，并取决于不同的解读。要做到有效的翻译，需要创造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NO.1 2012 23 性的翻译，同时也需迂回应对各种翻译问题。只要相应的文化、历史条件具备，翻译问题的解决之道，也是无穷尽的。随着跨文化交流的增多，也产生了更多的有效方法来翻译过去不可译的内容。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明白，就算是翻译过了的东西，在本质上仍是属于不可译的，因为毕竟有些至关重要的成分，无论是内容、措辞、风格，还是语气，在本质上是不可译的。至于哪些成分与主要意思关系密切，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但从跨文化角度看问题，不可译是相对的而非绝
49、对的。实际上，文化意义即使是不可译的，也是可以移行的，但需要在复杂的本土化过程中进行解读和挪用，以适应本土环境。结语文化意义的传递意义深远，应走出封闭的地方主义，抵达某种可接纳的普遍主义，同时充分考虑翻译的文化特殊主义。文化形态是（不）可译的主要焦点，需要以创新的态度来重新审视处于可译与不可译之间的跨文化交际。作为杂合的文化表现，翻译若仅仅用同化或排斥的方法来应对文化的不可译性，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反之，不遗余力的跨文化谈判，虽不免会有一些文化交融和语言及文化上的改造，愈来愈得到重视。把文学质量和一定程度的可读性挂钩不无道理，但应是跨文化的可读性，而非仅仅是文化的可读性，后者会阻碍通达原作，不利于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从不可译到可译，从不可读到可读的转化，说明了翻译的变通潜质和改造力量。译文在跨文化语境下的可读性实在不容忽视。把自己的美学价值强加给译入语读者，就不免出现自己觉得美不胜收，别人不为之所动的窘境。生硬的强加，非但吸引不了译入语读者，只会让人敬而远之，导致文化自我边缘化。翻译是一种实验性的探索。若同时还要保留原作基本的准确度和真实性的话，翻译任务的难度的确很大。逐字的精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