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以提问为生（2010 年 4 月 18 日杨澜座谈交流）引言我从事媒体行业算是比较早的，到今年已经是第 20 个年头。有时候碰到 4、50 岁的人，一见面就说，啊，你就是杨澜，我是看你的节目长大的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埋头拉车的人，一种是仰望星空的人，我属于前者。所以，对于今天的讲座，我也没有很系统的整理和思考，仅就自己的经历和熟悉的内容讲一讲。一、我的经历我 1990 年从北外毕业。正值央视第一次对外招聘。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就问招聘者，为什么你们招主持人就一定要是美丽清纯、善解人意的？难道主持人就不能有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吗？当时也是不懂事，但也许就是因为这种不懂事，反而在 1000多应聘
2、者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央视工作。四年之后，在我主持的正大综艺节目还比较受欢迎的时候，我感受到了自己的职业危机。因为当时虽然主持得还不错，但也只是能够比较自然的把别人写的稿子念出来而已，并没有什么核心竞争力。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念了几句自己写的主持词，大致的意思是：“我希望我 们的节目能够为大家茶余 饭后的生活增加一些情趣和快乐”。 结果当时就被台里领导 一层一层传达批评精神， “我们的节目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的，怎么能 够以增加情趣和快乐为目的呢？”当 时就很紧张。后来 还是政协主席李瑞环说了一句，我觉得正大综艺节目很好啊，很轻松，还能学到知识。才算是得到了认可。可见当时国内的氛围还是比较压抑的，
3、此外我也看到一些老主持人的艰难境遇，很有感慨，于是决定辞职去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到国外读书，除了个人的原因之外，也有一些其它的因素。1992 年我参加了中国第一次申奥，从中看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和鸿沟，感受到了西方对我们是如此地不了解，感到很悲愤。记得当时有两个例子：一次是在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北京市当时的一位副市长，如果这次申奥失败你会怎么办？当时副市长开玩笑的说了一句：那我就没脸去亚特兰大了。结果第二天西方的报纸就登出来：“中国官 员声称，如果申奥失 败将抵制亚特兰大奥运会”。 这 种曲解既让我们感到愤怒，也 说明彼此之间的沟通存在巨大的鸿沟。另外有一次记者会，我们的官员对提问的记者说，
4、“这位记 者朋友，你所提的问题我们会后 单独谈” 。这也是完全不符合新闻发布会的惯例的。出于上述原因，我去了美国念书。在美国，有一位著名主持人凯特先生对我影响极深，他说过一句话，如果人类失去了对真理和真相的追求，那么人类的认识将通向无尽的隧道。 （注：即永远看不到光明之意）。李安曾经说过一句话，人的才华、机遇和坚持缺一不可，但最关键的还是坚持。我对这句话感受很深，从国外读书回来之后，我到凤凰卫视，建立了杨澜工作室，做了一档节目叫做“ 杨澜访谈录” 。当时凤凰卫视刚组建，没有什么名气，杨澜在香港也没什么人知道。所以去采访别人的时候，常常碰壁，有时要通过朋友的朋友的小姨子之类的关系，转弯抹角好说歹
5、说，才能得到半个小时的采访机会。如今十几年过去，我已经采访了 600 多人，包括政要、明星、学者以及各类成功人士，也不再需要找各种关系来获得采访机会。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来中国访问时，唯一的独家专访就交给了杨澜访谈录。我没有找任何人，只是将自己采访过的人的列表以及我采访前几任美国总统的录像带送到了希拉里办公室，他们就点名接受杨澜访谈录的独家专访。我至今仍然很享受我的工作，每次采访之前我都会感到紧张，这种紧张是正常而且有益的，西方人将其称为“creative tension”。如果完全不紧张，要不就是轻车熟路到了懈怠的地步，要不就是完全不在乎。我今年 42 岁，我希望在有生之年能采访 2000 人，
6、到那个时候，我的积累就会更加丰富，希望时间能够站在我的这边。二、提问关注点的变化杨澜访谈录最初只是关注成功者的故事，随着访谈的人越来越多，关注点也在不断变化和调整，主要有三次比较大的变化：第一次变化发生在 99 年初我访谈华裔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崔琦（音）的时候。当时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当时您母亲没有坚持让您到香港读书，今天我会在什么地方找到崔琦”？这个问题其实有些自作聪明，本以为崔琦会回答，是的，知识改变了我的命运云云。结果崔琦说，我宁可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在家里种地。但是我想，如果我当时在家，我的父母就不会饿死听后很受震撼。我感到，如果访谈只是在探求一个人如何取得狭义上的成功，那么这
7、个节目的水准其实并不高。从那以后，我每次访谈前都会问自己，难道仅仅是访谈对方的成功故事吗？这有多大的意义呢？第二次变化发生在访谈王光美的时候。王光美是我国第一个原子物理专业女硕士生，是一个非常朴素而又有生活情趣的人。她在接受访谈前，打开衣柜给我看，里面一共只有不到十件衣服。然后她会问我，杨澜你看，我穿哪件衣服更漂亮？是这件绿色的，还是红色的？文革期间，刘少奇被打倒，经常被红卫兵批斗，坐“喷气式飞 机” ，她毅然走上前去，陪伴她的丈夫刘少奇一起面对批斗和折磨。文革后她被平反，有人提出要追查当时诬告陷害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人，她表示反对。她说，即便追查，我们过去受到的伤害也无法抹去，又有什么意义？何况
8、现在我们已经恢复了名誉，又何必冤冤相报，去伤害另一个家庭呢？对人性的谅解是极高的境界，从王光美身上，我看到一个时代的碰撞、创伤以及弥合。从那以后，我会问自己，访谈仅仅是记录这个人？还是记录这个人以及与之相关的时代？第三次改变发生在访谈林毅夫和黄秋生的时候。当时我问了林毅夫一个问题：“您 觉得自己是否实现了父 亲对您救国济民的期望？”这 个问题触到了林毅夫心中的痛处，他从台湾游到大陆后，由于当时两岸关系紧张，直到父亲去世都没能再见上一面，这一直是他内心最为愧疚的一点。这个问题使他陷入了深深的悲痛之中，很长时间真的是泪流如雨，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还有一次是采访黄秋生。黄秋生在成名之前，拍了许多部烂片
9、。曾经有人问他，你之前如果拍了 1000 部电影，烂片大概有多少？黄回答：至少有 990 部。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他非常绝望，觉得自己的人生就在这一部又一部的烂片中度过，毫无意义，甚至一度想到过要自杀。这时有一个和尚对他说了一句影响极大的话， “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一堆狗屎。但你要在这上面种出花来。 ”他一下子觉得豁然开朗：上天给你的人生境遇也许并不理想，但如果你换个角度看待人生，那么境遇也会发生转变。后来他当上影帝之后，曾说，我要感谢我拍过的所有烂片，因为每一部烂片都给了我养料，使我成长。正如叔本华所说：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为无意义的人生制造出一些意义来，这就是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因此，从那以
10、后，我在访谈时，会更注重探究人的境遇。三、提问的技巧一般来讲，一次访谈大约一个小时，只能问 20 个左右的问题，时间 非常宝贵，因此把握提问的技巧很重要。所谓提问，当然是问未知的事情，但真正好的问题，一定是来自已知的素材，这就需要在访谈之前花大量的精力做功课。不做功课就问问题的情况也有，但往往非常滑稽。比如曾经参加一次论坛，有人问某知名作家：“我太崇拜您了，您是一个大作家，请问您都写过哪些书？”还有人曾 问基辛格：“ 这是您第几次来上海？您对上海有什么印象？如果让您以一种颜色来形容上海的话，您会选择什么颜色？”前期准 备工作不充分，所提问题的质量一定不会高，同时也是对提问对象的不尊重。反之，充
11、分有效的准备工作能有助于提出恰到好处的问题。比如我有一次访谈哲学家周国平，问了许多问题，但围绕的核心是第一个问题“在您的生活中，有什么 问题 是哲学所无法解决的？”还有一次 访谈美国前 总统卡特，当时正 值中美建交 30 周年，在我之前，阮次山、水均益都要采访他，我被排在第三个。如果我问的问题与他们雷同，效果肯定不好，因此我需要考虑，什么问题是他们不曾问到，而又有提问价值的？据我们了解，阮次山主要问的是中美现状及发展趋势，水均益主要问的是中美建交的过程。我们的团队经过分析研究，认为可以将卡特对当今国际局势的看法作为提问的切入点。因为在美国，犹太人的势力是很强大的，很多人都受其影响和左右，卡特是
12、为数不多的有自己主见的政治家，他也乐于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因此说起这个问题就滔滔不绝，秘书多次提醒时间都不在乎。另外有一次访谈姚明，当时姚明正买下了上海篮球队开始自己做老板。因为球队发展的原因，不得不将原来的教练，也是姚明的恩师辞退，这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选择。我在提问的时候，是从我自己的感受说起的，“我在做主持人的时候，对自己以及所负责 的节目是基本可以掌控的，也比较自由。但一旦我做一个企业，成了老板，我的自由反而会因此受到限制，责任感会逼你做许多并不愉悦的事情。 ”因为有着共同的感受，马上就打开了姚明的话匣子。还有一次，我们做了一期关于相声演员的访谈节目，在全国收视率数一数二，之所以能
13、有这么好的成绩，是因为我们不是简单的采访某个相声演员，而是分别采访了东北的赵本山、北京的郭德纲和上海的周立波。并且经过精心设计，将他们的观点互相穿插引用，极大地增强了冲突性和戏剧性，使得节目更加耐看。比如我在访谈郭德纲时，就会告诉他，周立波说了，喝咖啡的怎么能和吃大蒜的凑在一起？郭德纲的反应也很快：“他怎么知道我 爱喝咖啡？” 面对赵本山时我问道：“您是否 觉得现在的小品演 员嗓门越来越高？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问题恰好 赵本山很感兴趣，并且有着自己的思考。他说：“的确如此。一个演 员，如果他对自己的表演和包袱没有信心，那么就得向观众要掌声，而提高嗓门，就是这样一种要掌声的方式，它是
14、在告诉观众，注意了，此处有掌声。 ”提问的技巧一方面是要让对方把想说的话说出来，另一方面是要让对方把不想说的话也说出来。因为有的涉及个人隐私或者具有很强冲突性的问题，对方虽然不想说，但是观众想听，制片人要求必须问，那么如何问就非常需要技巧了。一旦问得不好，受访人一怒之下拂袖而去，连节目都做不成，更别说得到答案了。一般来说，这类问题会放在节目的最后问，这样即使受访人愤而离去，也不至于整个节目受太大影响。但这只是治标之策，运用恰当的提问技巧就能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比如有一次我在新加坡采访李显龙，当时他是总理，他的夫人是淡马锡公司的总裁，很多人对此都强烈质疑。但李光耀父子对媒体是很强硬的，曾经因为类
15、似的事情，将美国的一家媒体告上法庭并胜诉，直接提问无异于捋虎须。因此，我换了一个角度来问：“李显龙总理，您的母亲曾经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律师，但是为了您父亲的事业，她选择了辞职。但您和您的妻子显然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请问您是怎么想的？”这样 他就很难拒绝回答。 还有一次，我访谈克林顿，当时克林顿已经离任，莱温斯基风波已经过去两三年，又是非常尴尬的个人隐私，确实很不好开口，我选择了这样的方式来提问：“据我所知，美国每一位离任的总统都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修建一所图书馆，馆中陈列的书籍和物品由总统自行决定。在您名下的图书馆里，专门有一间屋子陈列与莱温斯基有关的物品和材料，您为什么会这么做？此外，您女儿
16、马上就要结婚了，作为一个在婚姻问题的处理上不算很成功的父亲，您打算给女儿什么建议？”对这两个问题 ，具体他们是怎 样回答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事实上，对于很多观众而言，他们往往更关心你是否问了这些问题，怎么问的。至于答案本身，他们未必非常关注。最后，我想用我非常敬佩的一位美国著名制片人的话来作为今天交流的结尾。当时他的一位崇拜者对他说：“我人生的理想就是成为您。 ”他微笑着回答， “没错，我也是。 ”四、回答的部分问题在回答问题时，由于许多提问者引用的所谓出自杨澜之口的话，事 实上她都没有讲过，因此她在回答时说道：“我现在对历史的真相持相当怀疑的态度。我现在还并未成为历史，还活生生地在现实生活中
17、，就已经有这么多有意无意的曲解，更何况那些已经成为历史的人和事呢？”在回答关于中西方子女教育方面的问题时，杨澜提到，中国的汉字以及汉字所构成的教育文化体系，就是以记忆为主的。中国的孩子很少提问。而西方的教育更多是一种提问和沟通的过程。甚至这一过程更重视提问的过程，而非寻求答案的过程。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有一门课得了 B，我百思不得其解，就去问老师：您是认为我平时的作业不合格，还是对我的论文不满意？老师回答，我认为你的作业和论文都很好，但是因为你平时从不提问，所以我给你一个 B。可 见西方有多重视提问。西方的教育，对于上进的孩子来说，能够激发其创造力和思维能力，帮助他们取得更大的成功。但是对于不上
18、进的孩子就不一定适合。由于你的表现不管多不理想，但只要有一点点进步，老师都会不遗余力地给你鼓励：“5+5=10 不会？那么 1+1=2 呢？哦，做对了，你真棒，你真是一个无比优秀的孩子。 ”在这种氛围之下，有的孩子到中学毕业时，虽然懂的东西很少，自我感觉却非常良好。问：您认为目前的中国，官本位的情况是否有所改善？中国的官员在未来面对媒体时，应该如何避免类似于十几年前您提到的那种尴尬局面？答：中国目前当然还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仍然会是如此。我认为，中国官员在面对媒体时，诚恳的态度胜过一切技巧。很多时候，民众关心的是你对这个问题的态度，而不仅仅是你给出的解决方案。里根在这方面就
19、很有技巧。如果他即将出台一项削减老人救济金的政策，在此之前，他一定会去老人院慰问老人，电视中则会反复播放他与老人相亲相爱的镜头，在大家心中形成里根非常关爱老人的印象。之后政策出台，大家就都比较能够理解了。当然，现在也确实有很多媒体记者喜欢断章取义，以偏概全，随意曲解，这方面也要有所防范。我知道李肇星、吴建民等外交家一般只接受现场直播的采访，如果你还要回去编辑加工，那么一般都不接受采访。此外，国外一些政要在面对媒体或者公共突发事件时的一些做法也值得借鉴。我在访谈李光耀时，他说，在面对一些学生聚集活动时，他曾经的做法是：对活动场所断水断电，并明确告诉学生家长这里的卫生条件很差，容易引发传染性疾病，建议家长过来把孩子分别领走，这样矛盾就自然而然化解了。对于不同种族的公民，新加坡大力推进他们彼此之间的融合，绝不搞什么华人街，马来街等等，明确要求他们必须住在一起。通过这种方式，把民族矛盾、群体矛盾，转化成为邻里之间、家长和子女之间的矛盾，有效地消除了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