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高薪养廉的法律思考（上）摘要本文从法律制度的角度对高薪养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论证，得出了对公职人员的适当高薪是有助于养廉的结论，高薪将导致腐败行为总数量上的减少，并且还有利于通过市场上的人才流动，来自动地优化国家公职人员的结构、精简机构。本文运用法理和法史合参的方法，通过论证、归纳、对比等方法来阐述了高薪养廉的作用和局限，指出了实施高薪养廉的条件和充分发挥高薪养廉作用所需要的其他制度配合。在论述过程中，本文总结提出了腐败的三大根本原因在于：权力资源的稀缺性、人的私本性、由于公权力行使过程不得不借助于私的人而导致权力的异化。本文分析了高薪养廉制度在古今中外实施的历史和现状，从中提炼出成败得失的原因
2、和对我国现实社会的借鉴意义，并最终提出了把高薪养廉和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一些看法。在进行历史事实的梳理和境外经验的借鉴的基础上，本文围绕着高薪养廉制度进行了理论上的深入阐述，从人性的私本性的论述指出了将把人性预设为私的重要意义；从人的需求层次理论论述指出了高薪养廉的边际效用，和在此基础上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摸索确定高薪养廉的最佳平衡点以发挥最佳效用而防止因支出过大而效用递减导致的得不偿失；本文更通过法经济学的分析，论述指出了几大可以用来分析包括高薪养廉制度在内的反腐败法律制度的经济学数学模型：（1）“腐败成本预备成本机会成本处罚成本”；（2）“预备成本取得权力的成本被处罚的概率”；（3）“处罚成
3、本处罚尺度被处罚的概率”。在这些公式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高薪养廉在预备成本和处罚成本两方面提高了了腐败的成本，在其它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将导致腐败数量的减少，因而高薪制度对于养廉是有效的，它以使一部分潜在的腐败者因需求得到满足而放弃腐败，并且它还通过增加腐败成本来作用于私的人群，使手握公权力的人们在私本质的作用下趋利避害而放弃腐败的企图。本文还对高薪养廉制度的局限性进行了理性而清醒的分析，由于高薪养廉制度对权力的稀缺性和权力的异化没有影响力，它也不是从根本上抑制人类的私本质本身，而是与私本质妥协的结果，所以它在反腐败上是具有不彻底性的，这种不彻底性也导致了它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首先高
4、薪养廉制度对法制建设具有依赖性，它无法独立地起作用，而只是反腐败措施之一；其次高薪养廉制度无法防大贪、巨贪，它只对降低腐败行为的数量上有作用。解决腐败问题的重点应当是根除腐败的内在根源，而正如本文指出的那样，当这三种内在根源在可预见的历史时期内不可能得以根除的情况下，我们也许只能退而求其次，谋求把腐败抑制在一个社会可以容忍的范围内。高薪养廉制度的论证，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和认识下提出的。这项改革的经济代价可能是十分昂贵的，本文也因此在论述高薪养廉制度时提出了相应的减少这种代价和阵痛的方案。然而这些代价是必须付出的，高薪养廉制度一定能够在中国的反腐败斗争中，找到一席之地，为中国的反腐败法制添上一笔
5、重彩！目录导言一、高薪养廉的提出（一）廉政的呼唤1、权力的本质2、权力的滥用和异化3、廉政的呼唤（二）高薪养廉的提出1、薪俸制度2、高薪养廉的提出二、反腐惩贪史鉴（一）封建皇朝反腐惩贪的历史评述1、封建法律重典治贪的原因2、封建法律重典治贪的成败（二）历史上的高薪养廉制度1、历史上高薪养廉的措施及条件2、历史上高薪养廉的效果分析三、他山之石（一）境外及我国香港地区的高薪养廉1、境外高薪养廉的措施2、境外高薪养廉的效果与条件分析（二）境外高薪养廉的附带利益四、对高薪养廉制度的理性认识（一）人性的需求1、大公无私与自利假设2、权力追求与经济追求3、根据人性的制度设计的意义（二）高薪养廉的需求层次定
6、位（三）高薪养廉的法经济学分析1、经济学模型的建立和分析2、高薪养廉变量分析（四）高薪养廉的局限性五、高薪养廉与我国社会制度（一）对我国实行高薪养廉的辩证认识（二）养廉的关键是将廉政建设纳入法制的轨道结语参考文献高薪养廉的法律思考导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两千七百年前振兴齐国，成就霸业的一代英才管仲的千古名言，在管仲看来廉耻是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然而事实上廉洁这一品质的养成却远非那么容易，作为廉洁的对立面，腐败问题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社会而生，它是一个自古以来就困扰着各朝代政权的一大顽症。王亚南先生说：中国古
7、代官僚的生活就是贪污生活。又说：中国古代的一部二十四史，其实就是一部贪污史。1尽管各朝代灭亡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但是都无法逃脱兴亡周期率的轮回：从王朝初期狠抓反腐败斗争，到王朝中叶后反腐败制度渐渐松驰，变得有名无实，再到王朝后期便腐败盛行导致王朝灭亡，然后新王朝又从头开始一轮新的轮回。而清廉自持的官吏之少，也是屈指可数，“翻翻二十四史，人们就会明白，有名有姓并且货真价实的清官，不过几十位。明末清初优秀的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在所著夜航船卷 7清廉类，扳着指头数了很久，也不过只找出四十位清官。”2腐败也是一个世界性的焦点问题，自本世纪 70 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的贪污贿赂犯罪日益严重，更无论非犯罪
8、性质的腐败。由于贪污贿赂，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增加了 30%，仅拉美国家每年被侵吞的财富就达 210 亿美元之多。3廉洁和高效成为各国政府竭力追求的目标，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亡和人民的祸福。 古往今来各国从政治家、法学家、经济学家，以至普通百姓都在思考、议论反腐败问题，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反腐败举措，在这些具体的反腐败举措中，高薪养廉是一项非常引人注目的措施，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它已经作为一项法律制度而存在，而在我国则对此项制度颇多争议，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言之凿凿。因此，对高薪养廉作为一项反腐败的法律制度从法律的角度来进行严肃认真的研究思考是十分必要的。本文正是试图作出这样的探索，即论证薪俸制度与廉政建设
9、之间的关系，我国历史上和国外高薪养廉制度对我国现实社会的借鉴意义，高薪养廉制度的局限性和不足，论证高薪养廉的理论基础，并最终提出高薪养廉和我国具体国情相结合的一些看法。5#+R|b|R k s;q? b 7hD$W=qC =d“wZm59gwC|o1pFTUM Qh一、高薪养廉的提出（一）廉政的呼唤1、权力的本质廉政与权力密切相关，什么是权力？有种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权力是指它的保持者在任何基础上强使其他个人屈从或服从于自己的意愿的能力。”4有人认为“权力是特定主体将他的意志强加于他物，使之产生一种压力继而服从的能力。”5罗素则说“权力可以被定义为预期结果的生产。”6并与物理学上的“能量”
10、概念作了类比。7本文认为，广义上的权力就是一方对于另一方的一种具有强制力的优势。它并不一定表现为权力主体的意志，因为权力现象在社会中是错综复杂的，一个权力主体可能在另一种权力关系中只是服从者，但是即使是权力主体在执行比他更高一层次的权力主体的意志时，他仍然表现出一种强制力和居高临下的优势。权力也有公、私之分，而本文所探讨的权力仅仅是狭义的，是在政治法律领域的公权力中的最主要的一种：国家权力。 论文高薪养廉的法律思考（上）来自 WWW.66WEN.COM 免费论文网那么国家权力是怎样产生的？在中世纪，国家权力曾被认为是来源于上帝，“君权神授”，是“天意”对人性的安排，国家权力（王权）是神权的世俗
11、化，因此王权应当服从于教权，这种思想被称为“托马斯主义”。8到 17、18 世纪，霍布斯提出“社会契约论”，他对国家下定义说“这就是一大群人相互订立信约，每人都对它的行为授权，以便使它能按其认为有利于大家的和平与共同防御的方式运用全体的力量和手段的一个人格。”9霍布斯将古希腊学者伊壁鸠鲁最先提出的“社会契约论”与自然法理论结合，论证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源”与流的关系，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契约论的观点后来被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洛克、卢梭等人所继承和发展，从而树立了“公意、主权在民”的思想。对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卢梭指出“权力”其实来源于“公意”，而“公意”则是人民通过社会契约将自身的“
12、权利”让渡出来组成的，“每个人由于社会公约而转让出来的自己一切的权力、财富、自由，仅仅是全部之中其用途对于集体有重要关系的那部分”。10总而言之，国家权力归根结底是来源于人民的权利，权力合法性的源泉是人民，而不是神、君主、贵族等任何其它方面。这种权力学说成了现代资产阶级革命和国家学说的理论基础，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发展到 20 世纪，自然法学得到复兴，出于对现行实在法的批判，产生了新自然法学，新自然法学对权力学说又有了新的发展，它可以分为两派，即新托马斯主义的自然法学和世俗的（非神学的）自然法学。其中法国哲学家雅克。马里旦继承和发展了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法律思想，马里旦的国家理论被称为
13、“工具主义”，他“在上帝和国家这两个概念之间，又插进入了一个抽象的人民的标志，在上帝是国家最终决定因素这一大前提下，又强调了人民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国家是人民建立的；国家的目的在于人民的共同福利；统治者的权威来自人民；人民控制着国家和他们自己的行政官员；国家和所有政府官员都要对人民负责；民主政体就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国家只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工具”。11总之，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法学理论无论是否将国家权力视为一种人格或是一种工具，无论认为权力的最终和最高的来源为何，但在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上，均承认权利先于权力，国家的权力是来源于人民，是公民权利的产物，也是为公民权利服务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权利
14、与权力都不是天赋的，都是一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道德的和习惯的权利产生在前，法定权利和权力产生在后。而从法定权利与权力的关系上说，是先有了阶级和国家，有了公共权力和法律，然后才有法定权利。权利是夺取国家权力的阶级斗争的胜利者按阶级力量的对比进行分配的产物，因此权力是权利的渊源和前提，“没有人民的国家，就没有人民的一切”，不能把权力看成是一种消极的力量，不能忽视权利对权力的依存性。但是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夺取政权的过程，也可以说是人民行使革命权、起义权的过程。但是马克思主义并不象资产阶级法律那样承认这种权利是法定权利，（例如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那样），而认为这是一种道义上的权利。所以正确
15、的认识应当是一方面人民权力是具有绝对性、主导性的，它是制定法律配置公民权利的前提和基础；而另一方面政府权力或某个政府官员的权力则是相对性、派生性的，它以公民的权利为基础，并受公民权利的制约。因为政府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因此，人民的选举权（这是一种权利）是政府权力的基础。总之，人权与人民权力（政权）是法定权利的基础，而公民权利是政府权力的基础，政府权力是由政权和公民的权利所派生出来的。12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区分了习惯的、道德的权利和法定权利，并揭示了它们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在阶级社会中权利和权力取得的基础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但是它仍然承认对于具体的政府而言，它的权力仍然是公民权利的产物。
16、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权力是权力主体对于权力的受众的一种优势，它不仅存在于政治法律领域，也存在于个体之间，但是作为最典型的权力类型，在狭义上它特指国家公权力。国家公权力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由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一方掌握和分配，并且在宏观上它来源于人的习惯的和道义上的权利，而微观上则来源于公民的法定权利，“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泉源”。13本文下文如无特指，则仅在狭义上使用权力概念，即国家公权力。2、权力的滥用和异化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14事实上对于权力的腐化倾向，古往今来的许多仁人志士都已经指明，阿克顿勋爵则更断言：“权力趋于腐败，绝对的权力便绝对地腐败
17、。”现代法学家也重复着同样的道理：“对权力统治在建立和操纵社会方面的特征的观察表明，权力在社会关系中代表着能动而易变的原则。在它未受到控制时，可将它比作自由流动、高涨的能量，其效果往往具有破坏性。权力的行使，常常以无情的不可忍受的约束为标志；在它自由统治的地方，它易于造成紧张、摩擦和突变。再者，在权力不受限制的社会制度中，发展趋势往往是社会上有实力者压迫或剥削弱者。”15但是，既然权力本身是来自于公民的权利，而且是为公民权利服务的，那么为什么它又会反过来损害公民的权利、侵蚀国家和社会的肌体呢？这种与其设立的本来目的背道而驰的异化是如何发生的？ 这主要是由于任何权力并不能凭空自动地作用于它的受体
18、，来为他们谋福利，权力必然要通过人来行使，这一过程表现为国家通过其工作人员来行使公权力。而人性中的自私属性使得一些受委托掌握和行使国家权力的人将权力用作交换，这被称为“寻租”。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凡是稀缺的资源都可以在市场上转让，当这种交易被法律所允许时，交易就是合法的，而当交易被法律所禁止时，这种交易并不会消失，而是会转入“地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黑市。由于国家权力对政治、经济、文化等国家事务的干预是不可能放任自流的，所以就必须掌握一些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而权力本身也更是一种资源，例如征税权、特许和许可权、提供服务和保护等公共产品16等等，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国家掌握了两类稀缺资源，一类是天然的，
19、另一类是人为的。任何国家都控制着稀缺资源，并通过对稀缺资源的有选择性地分配来引导各种组织和个人的行为。因为其资源的稀缺性，所以围绕这些资源的分配便会产生激烈的供求矛盾，这进一步提高了这些资源的相对价值。这就为公职人员的通过以权力交换金钱（租金）提供了机会，也就是说国家将各种权力委托给公职人员，这就是设租，而一些对稀缺资源有追求的组织和个人寻租。权力资源的稀缺性仅仅为权力寻租提供了市场，但是权力不是物，它仅仅表现为国家意志，而意志本身是不可用于交换的。权力又是如何实现异化的呢？我国学者林喆对权力的异化作了五个层面的分析，尽管她不是从寻租的角度来阐述的，但是却刚好揭示了权力为何可以用于寻租及如何寻
20、租这一关键问题。这五个层面是：（1）权力与职务相分离。职务是国家权力分化的产物，国家权力在具体行使过程中必然需要依职设权，这一职权是不可转让的，所以要寻租必须使权力物化，物化的过程就是权力的行使，例如将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某人，表面上看起来好象是物权的转移，而实际上寻租的却是对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支配的权力。在这一层面的异化中，“权力与职务发生了分离，它不再是受职务限制的权力，而成为无须公职职务便可独立存在的商品，一种私权力。”17（2）权力与主体相分离。公权力的实质主体是国家意志，形式主体是具体的任职者。但是公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却有可能产生一种异化，即形式主体利用职务之便谋取私利，此时行使的是
21、公权力，但是实际上却不是代表国家意志，而是代表任职者的意志，公权力变成了私权力。形式主体剥夺了自己原先所代表的那个实质主体的意志，使权力摆脱了原主体的控制，“而成为一种独立的、可以自由买卖或转让或赠与的物，一种索取他物的手段”。18（3）权力与客体相分离。第一种公权力的客体在设定时都是特定的，而在行使时却有可能被任职者及新的主体视为一种可增值的商品，而向外扩张，以达到商品的增值目的。这一层面上的异化使间接的寻租成为可能，一些非公权力所直接指向的客体可以通过中介来达到寻租的目的。（4）权力与职能相分离。对于权力的实质主体国家而言，权力的职能本应当是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满足安全的需求，为以
22、自己的权利而生成国家权力的民众谋取福利，这也是国家权力设定的初始目的。但是权力在形式主体的手中被滥用后，却发生了异化，变成了各寻租活动参与者谋取私利的工具，与原职能完全背道而驰。（5）权力体系的分裂。国家公权力在行使时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权力体系，但是随着公权力与主体、客体、职务、职能的分离，这一特定的权力体系也发生分裂：抽象的公权力形式地存在着，而具体的公权力则实质性地被转移，并给私人带来利益。在形式上看公权力的形式主体仍然在一定的职位上行使着公权力，但是在实质上这个权力却已经被私人收买，国家的力量已经无法落实到实处了。19就这样，在国家权力具体行使的过程中，由于国家不得不借助于公职人员这一中
23、介来行使权力，而公职人员的人性之私、国家公权力资源的稀缺性以及行使权力中的异化可能性共同导致了公权力的寻租，被寻租而异化后的公权力行使就是权力滥用，它就是腐败的根源和必要条件。3、廉政的呼唤正是由于人民是权力的唯一合法泉源，而权力在实际运用中又往往被滥用而异化，因此廉政的呼唤就成为中外古今普遍存在的现象。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新型社会制度，然而，基于上文的分析论证和我国建国五十余年的历史证明：在社会主义国家，腐败并不会自动地消失，因为人性之私、国家权力的稀缺性和权力异化可能性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只要有国家权力存在，在人性之私本质的作用下，就存在着腐败的可能性。这种腐败虽然一时难以
24、根绝，但可以通过国家的各种主动性的制度和措施来得到防范、打击加以限制和防范。我们已经论证了权力的异化和滥用趋势，因此把腐败简单地归结为封建或资产阶级的遗毒就是一种自欺欺人，应该看到，腐败与权力的自身属性有关、与人性有关！也与现行制度的某些不健全有关。当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提高生产力水平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社会文化生活需要，腐败与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背道而驰的。但是腐败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异化，它是任何一种权力的反动，它不但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本质，甚至也是与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权力的原始目的相违背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引起高度警惕，不能因为搞社会主义就以为可以对腐败问题高枕无忧。事实上，我国的腐败问题已经相
25、当严重，已经严重地危害到社会和政权的稳定，严重危害到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衡量各国的腐败程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如果从国际大背景的角度看，中国的腐败问题是比较严重的。在反腐败国际组织中，“国际透明组织”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专以反腐败为目的的非政府国际组织。这个组织从 1995 年起，每年年底发布一期清廉指数（CPI），俗称“腐败排行榜”，它将各国家和地区按得分多少排列次序。“得分”是 10 分制：10 分表示高度清廉，0 分表示极端腐败。中国在历年的清廉指数上的名次与得分情况见下表：清廉指数（CPI）中国排名得分表：20年份 测评国家（地区）数 中国排名序次 中国得分19
26、95 年41 个第 40 名2.161996 年54 个第 50 名2.431997 年52 个第 41 名2.881998 年85 个第 52 名3.51999 年99 个第 59 名3.4该表中显示，我国的清廉状况与较好的国家相比，排名除 1997 年比 1996 年有进步外是逐年下降的，但是如果与清廉状况较差的国家相比，也就是说从下往上数的话，排名是逐年上升的。这里面的主要因素是加入了新参加测评的国家，而新加入的参评国家大多数是落后国家，腐败状况相对较严重的较多，所以不能认为我国在国际上的清廉排名与下面的比有上升就盲目乐观。但另一方面，从我国的得分情况来看，趋势还是逐年上升的（除1999
27、 年比 1998 年退步 0.1 分，可以认为基本持平外），说明我国的反腐败努力还是有作用和有成效的，尽管作用和效果都不够明显，清廉程度上升速度还不够快。国际透明组织还在 1999 年专门设计了行贿指数（BPI）来对 19 个主要出口国家和地区在海外的行贿情况，根据进口商的感受作出评判，并委托盖洛普国际机构（GIA）在 14 个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评出分数。行贿指数也是 10 分制，10 表示完全没有行贿，0 表示行贿极其普遍和严重。结果瑞典得分为 8.3 分，为最佳，前三名是瑞典、澳大利亚（8.1 分）、加拿大（8.1 分）。而中国（包括香港）在 19 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最后，得分
28、为 3.1 分，最后三名是台湾（3.5 分）、韩国（3.4 分）、中国（包括香港）。21而若按照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公布的1998 年世界主要国家竞争力报告中第 3.34 指标，不适当行为（例如受贿或腐败）的指标如下（该指标越高，则表明该国家和地区腐败程度越低，反之亦然）：加拿大 8.25，新加坡 7.84，英国 7.11，中国香港 6.45，美国6.15，德国 5.81，法国 4.71，中国台湾 3.91，巴西 2.80，日本和中国为 2.67，意大利2.57，韩国 2.55，俄罗斯 2.36，印度 1.74.22中国的腐败情况仍然较为严重。以上国际组织的测评数据主要是针对国际商务活动中所表现出
29、的情况，起码也是受到这种情况的重大影响，反映一个国家的腐败全貌可能还不够全面和准确。而国内民众对腐败状况的认识和反映，则侧重于反映国内的腐败内容。这些年的各种社会调查均表明，腐败问题一直是我国民众关注的焦点，而且均认为我国的腐败已经处于严重的境地。据 1997 年 11 月下旬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委托国家体改委社会调查系统实施的“城市居民对我国目前面临各种问题重要性的判断”表中所显示，“惩治腐败”成为 1997 年度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中选率高达 65%，比位居第二的“控制物价”问题高出 30.8 个百分点。而在对各不同社会群体的问卷调查中，“惩治腐败”被所有的群体（包
30、括“三资、私营企业”、“国有企业”、“集体、民营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社团”）全都列为第一关注，其中尤以“党政机关、社团”群体的中选率为最高，达 72.3%.23到了 1998 年 11 月下旬到 12 月上旬，由同一调查系统实施的调查，在“城市居民对我国目前面临主要问题的判断”表中显示，排在首位的仍是“惩治腐败”，中选率高达 65.2%，比位居第二的“解决就业问题”的 45.5%高出近 20 个百分点。显示这一问题仍是人们关注的重中之重。而这一年对不同群体以受教育程度和政治面貌两个标准来划分获取的样本，包括初中以下、高中及中专中技、大专以上、非中共党员、中共党员在内的所有群体，又
31、不约而同地将“惩治腐败”列为首要问题，其中，尤以中共党员的呼声最高，选此项的达69.8%.241999 年 11 月，“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中共中央党校部分地（厅）级领导干部党员展开问卷调查，在“领导干部对 1999 年存在的严重问题的判断”表中显示，17%的党员将“腐败”问题列选，排序仅次于“国有企业”（18.9%），以微弱差距列第二，而“社会治安”列第三（11.9%）。但是在同一调查中，按问题的严重程度排序的，则“腐败”以 24.3%列第一位，而“国有企业”以 23.3%列第二位。25而同年 12 月对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 50 位专家的调查结果，则显示 42%的专家将“腐败成风
32、”列为“第一位的社会问题”，大大高于列第二的“国有企业改革进展甚微”（20%）。26这些国际和国内的数据说明尽管我国大力反腐倡廉，但是腐败行为却依然有蔓延趋势，而不计腐败所造成的政治影响、社会影响，光计算其带来的经济损失，据经济学家的保守估计，在 90 年代后半期，“腐败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和消费者福利损失平均每年在 9875 亿12570 亿元之间，占全国 GDP 总量比重在 13.2%16.8%之间。”27惩治腐败已成为我国迫在眉睫的问题，其严重程度恰如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强调的那样，已经成为“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而如何运用法律制度的手段来遏制腐败的蔓延，则成为摆在法学研
33、究者面前的紧迫课题。（二）高薪养廉的提出1、薪俸制度在反腐倡廉的工作中，历来有高薪养廉的主张。高薪与养廉究竟有什么关系？高薪养廉的实施如何制度化？根据我国的国情，应该怎样看待高薪养廉？这是本文着重要论述的内容。薪俸制度（古代还有“禄”）是国家支付给其工作人员的一种物质报酬。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理论即包含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资理论。马克思主义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在劳动力成为商品后，工人把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工资便是这种劳动力的买卖关系的体现。工资的多少又是按劳动时间的长短或产品数量的多少来计算的，而且劳动复杂程度和熟练程度较高的工人可以获利较高的工资。而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的价
34、值与其它一切商品一样，是由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的再生产，以维持工人本人及其家庭的生活为条件，所以劳动力的价值，决定于维持工人及其家庭的生活物质文化生活所必需的那部分生活资料的价值。但是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决定其价值的，不仅有一个纯生理的因素，还有一个历史的或社会的因素。这种历史的或社会的因素有很大的伸缩性，所以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工资水平也是有所差别的。28而社会主义条件下，理论上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因此不存在劳动力的买卖关系，工资制度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制定。29之所以说理论上如此，是因为在当前中国的社会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允许而且事实上有多种经济形式存在，也
35、有多种分配形式并存，而对这种初级阶段的工资分配形式，已经不能简单地套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著予以阐述了，经典理论与现实出现了脱节。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各现代经济学家也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工资理论。在前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最流行的是“铁的工资规律”和“工资基金”理论。所谓“铁的工资规律”就是：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所必要的生活水平上。这一理论还认为，如果工资高于维持工人所需的最低生活资料，就会造成社会劳动的浪费。所谓“工资基金”理论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资本额是一个固定的量，其中用来支付工资的部分就是“工资基金”，工资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工资基金与人口之间的比例。马克思在哥达纲领
36、批判和资本论中对这两种理论进行了彻底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并证明了可变资本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这两种理论在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已经销声匿迹了。新的工资理论主要有“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 、 “可调节工资理论” 、 “集体合同工资理论” 、 “社会工资理论” 、 “补偿工资理论” 、 “工资和价格螺旋式膨胀上升理论” 。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认为：当投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每次追加的工人，会比上次增加的工人创造更低的生产率，工资水平决定于最后追加的、劳动生产率最低的工人的成果，即“边际的劳动生产率”决定工资的多寡。可调节工资理论是凯恩斯提出的，他认为国家应当通过温和的和“可调节的”通货膨胀，提高物价来降低实际工
37、资，以此来促进就业。集体合同工资理论则是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提出的，其出发点是同一工种、同一熟练程度的工人，其工资率存在着最高限和最低限，这之间的工资率取决于雇主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对就业的需求，是双方力量谈判的结果。社会工资理论认为工资不是生产范畴，它是由各种社会因素和各阶级力量对比来决定的，它夸大了工会的作用，也把国家视为超阶级的。补偿工资理论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工资只是为了满足生理的需要，已经不能刺激劳动的重要性了，所以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提高工资，而在于满足工人的情绪方面和社会方面的需求，这就是对工资的“补偿” 。工资和价格螺旋式膨胀上升理论认为，工资上涨会增加生产成本，必然引起商
38、品价格上涨，而价格上涨又迫使工人要求提高工资，而这又会引起企业主和国家对劳动者“压力”的“保护性”的反应-使商品价格上涨，工资和价格如此螺旋式膨胀上升，循环不已。30这些西方的工资理论都从某一个角度解释了影响工资水平的一些因素，但是却都不是工资的本质，只是为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服务的。其合理的一面可以吸收来解释工资制度的某些现象，但是不能被这些因素蒙蔽了工资的本质。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职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我国的分配原则要求我们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来作为公职人员的薪俸制度的总的原则，并应当考虑各种社会的、经济的、历史的、道德的因素的影响。但是现实中的公务人员薪俸制度却不能完全体现这一点，公务人员的
39、薪俸既不能反映其劳动价值，也不能体现其它因素，导致了现实中分配的种种不合理，这种状况已经相当严重，亟需改革。从另一个角度看，薪俸是国家吸引人才优化国家的治理的一个重要手段。而在确保国家公权力得以廉洁实施的目标下，薪俸制度也应当发挥重要的调节作用，这正是本文要论证的。2、高薪养廉的提出针对腐败的严重状况，近年来不断有人提出以在某些国家取得成功的高薪养廉制度来抑制腐败，在这些人中包括国内政治界、法律界、经济界专家，实务部门及普通群众等各行各业人士，也包括一些国外的反贪专家。但是在我国也有人怀疑这样一项制度对反贪的效果，使之成为争论最激烈的反贪制度之一。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有：从已破获的案例中，极少因为
40、生活困难而腐败的；人的贪欲是无穷的，不可能靠高薪而满足；公务人员应当先天下之忧而忧，要让群众先富起来而不能自己先富起来；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官员的薪水低、待遇差不是腐败的主要原因；不符合中国国情，具体说来中国不具备“官念”淡化的社会传统、不具备发达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具备精炼高效的政府机构；高薪标准难定等。这些理由不能说不多，担心的也并非全无道理，但是有些是对高薪养廉制度的误解，也有些却不是高薪养廉制度本身的问题。从理论上说，腐败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源于需要的腐败，一类是源于贪婪的腐败。当然现实中这两者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从
41、实证的角度看，并非没有人因生活困难而腐败，尤其是在一个公职人员因种种原因（例如配偶下岗、疾病，子女幼小，父母年迈）可能需要独力承担起一个家庭的开支时，难免使有些公职人员因入不敷出而陷入贫困的境地。当然，并不是每个入不敷出的公职人员都会走上腐败的道路，但是因此而走上犯罪道路的人也并非没有。犯罪学的研究表明，“社会生产力的落后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犯罪产生的根本原因”，31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导致了物质文化的生产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而表现在分配上，便表现为低薪、低收入；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导致了贫富差异甚至不公平分配，这种差异尤其容易导致公职人员的心态失衡，当存在犯罪的机会时，就较容易以
42、此为诱因而导致犯罪，这是犯罪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因素。“贫富不均将导致犯罪的产生，这是犯罪学界普遍接受的原理。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近代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相对剥夺论也得到普遍的赞同。贫富差别的拉大、分配不均程度的扩大，是我国现阶段犯罪增长的带有根本性的重要原因。”32而我们评判具体的一个公职人员是不是处于生活较为困难的境况，光以其薪俸与人均收入比较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作为具体的个体来说，必须要考虑到他的家庭负担等支出因素。1998 年，全国国家机关职员平均工资 7760 元，政党机关平均工资 7825 元，事业单位人均工资 7620 元，企业人均工资
43、 7479 元，但是企业中的国有企业人均 7668 元，城镇集体企业人均 5331 元，其它企业8972 元。33这表明国家机关工资略高于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略低于政党机关，而明显高于城镇集体企业，明显低于私营、外资、个体等企业。而且即使在国有单位中，国家机关的工资也并不高，为更清楚地说明问题，在国有单位各有代表性的行业间的工资收入情况见下表：国有单位年人均工资对照表：（工资单位：元）341998 年 1997 年 1996 年 1990 年 1986 年 1978 年国家机关7776 6985634421151361661科研、技术10146 8974798424111494670教育、文艺
44、7537 6810616121341344566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8704 7794696722631376605社会服务8136 7425669523071417607房地产9441 8570789722471364630 金融保险10898 10012 867922001427650从该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行使国家权力的狭义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与作为对比的其它国有单位的年人均工资相比，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已经处于较低的水平，在对比的 6 个国有非机关单位中，有 5 个行业的工资高于国家机关，只有教育、文艺和广播影视这 1 个行业的工资略低于国家机关。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在改革
45、开放前的 1978 年的工资，国家机关的工资是仅略低于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而高于其它 5 个行业，有些行业的差距还较为明显。因此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经济地位是逐年下降的，到90 年代初期已经落在了其他国有单位人员之后。而且，这仅仅是国家统计的公开工资收入数据，并不包括种种福利，应当明确，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国家机关的福利待遇并不优于其他国有单位，比起金融、房地产等经济行业尤其有较大差距。而且国家机关之间的差距也相当大，这种分配不公更容易导致福利待遇较差的公职人员心态失衡。需要说明的是，在这张表格中只是选取了有代表性的 6 个对比行业，选择的标准是生活和工作区域基本上是在城市或城
46、镇，因此没有选农业、采掘业、能源业、建筑业、地质勘探业和其他行业，在这些未入选的行业中，有工资高于公职人员的，也有低于公职人员的。因此这种简略是有理由的，因为有效的收入对比不仅要考虑纯粹的数字，而且要考虑相对群体和生活环境。所以这种简略并不改变对本表格的分析结论。因此，我国当前公职人员的工资是相对较低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某些具体的个体来说，导致家庭生活的困难也是常见的。那种认为没有人是因为生活困难而走上腐败之路的观点不但没有理论支持，也是与现实状况相违背的。人的思想意识是由他的经济生活条件决定的，那种不考虑人的经济生活条件，而把人的犯罪意图的产生简单地归结为人的贪欲，这是片面的。高薪养廉并不
47、是要去满足公职人员的贪欲，而只是期望起到养廉的作用，它当然也是存在边际效用的，是有限度的，并受到各方面客观条件的制约，这些下文都将有详细论述。至于说把腐败的本质归为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则本文上文已经论证了腐败是权力本身的一种趋势，当权力与人的私本质结合，并通过异化的途径，就会导致腐败。腐败本身就是对任何一种权力的异化，在剥削制度下，它就是对剥削阶级的权力的异化，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就是对人民权力的异化。因此不能认为只有剥削制度的国家才能产生腐败，而不实行剥削制度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会产生腐败。当然，实行高薪养廉制度是必须要考虑国情的，但是认为我国不存在高薪养廉的土壤，则未免是一种静止的观
48、点。的确，我国社会长期存在“官本位”思想，由于几千年历史的沉淀，要完全改变这种思想最起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是不太现实的，但是这种思想却可以加以正面的引导和利用，可以用来培养公职人员的崇高感和荣誉感。研究表明，崇高感和荣誉感是有助于抵御腐败的诱惑的。因此高薪养廉与克服官本位的不利一面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得到了较大的提高，而且目前仍然充满着活力，保持着高速的增长，市场经济正在建立与完善中，这些成果都是世人瞩目的。与此相对应，国家的财政收入不断增长，用于支付行政管理费（内含公职人员工资）的财政支出也逐年提高，从 1980 年的 66.79 亿元，到 1985 年的
49、 191.53 亿元，1990 年的303.10 亿元，1996 年以后，年行政管理经费支出突破了 1000 亿元，1996 年的 1040.80 亿元，1997 年的 1137.16 亿元，1998 年的 1326.77 亿元。35但是除了物价上涨的因素外，这些行政管理费支出的大幅提高却被国家公权力机构严重膨胀，“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公职人员人数大幅上升所耗费。1980 年，上述公职人员 476 万人，1985 年691 万人，1990 年 903 万人，1996 年 1068 万人，1997 年 1074 万人，1998 年 1079 万人。36因此本文认为，实行高薪养廉必须精简机构，高薪养廉的真正阻碍不是来自于其它方面，而是来自于机构臃肿造成的浪费。现阶段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展开，精简机构的工作正在实施过程上，对此确实应当引起高度重视，而高薪养廉制度也是可以随着改革的深入逐渐配套实施，以期达到良性循环。高薪养廉既然是作为一种法律制度来考虑，就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要有长远的实施规划，从某种意义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