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学 人 的 梦 想与 情 怀 试 评 晴 雨耕 耘 录 日 本和 东 亚 研 究交 流 文 集 张晓刚 大 连 大学 东 北亚 研 究院 摘 要： 赵建民先生是著名的日本学暨东方学研究者,1959 年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求学,1964 年毕业留校任教,长期从事日本史、中日关系史、东亚地区文化交流 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赵先生著作等身,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120 余篇,由其主 编的 日本通史 更是国内有志于日本研究的广大学子入门时必读之书。 笔者手 边这本晴雨耕耘录 日本和东亚研究交流文集,是赵建民先生精选多篇论 文结集而成。本书如赵先生在其自序中所言,是“在日本 作 者简 介： 张晓刚,大连
2、 大学东北亚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兼任 大连大学学报 编辑部主任暨常务副主编。 赵建民先生是著名的日本学暨东方学研究者,1959 年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求 学,1964 年毕业留校任教,长期从事日本史、中日关系史、东亚地区文化交流史 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赵先生著作等身,在海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120 余篇,由其主编 的日本通史更是国内有志于日本研究的广大学子入门时必读之书。 笔者手边这本晴雨耕耘录 日本和东亚研究交流文集,是赵建民先生精 选多篇论文结集而成。本书如赵先生在其自序中所言,是“在日本和东亚的研究 交流征程中求索 ”的成果集大成者,而“晴雨耕耘 ”4 个字更是赵先生多年来治 学情怀与品
3、格的绝佳总结。 情怀品格是为治学思想之根基,学识素养则是治学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历史研究 中,最能淋漓尽致地体现一个学者情怀品 格与学识素养的,便是研究的 “问题意 识 ”。在本书中,赵先生按照 “问题意识”将文章归纳为 7 个研究专题,分别是: 中日文化差异因果择释;中日两国摄取欧洲近代文化之比较;兰学:日本近代化的 胚胎;传日儒学的逆输出;教育交流求变革;战争胜负察损益;东亚视域观日本。 笔 者不揣冒昧,拟从如下 4 个方面对该书的研究内容、方法和观点做一粗浅评述, 不当之处还望赵先生和读者诸君海涵。 一、宏观视角下的纵向考察与横向探索 在第一个专题中,赵先生用 5 篇论文,从多个角度探讨了
4、中日文化异同的成因与 趋向。在赵先生看来,中日两国在思维方法、行为方式 、价值判断、心理素质等 方面都存在着同源关系,而中日两国文化的差异,则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中国农 业社会的核心是宗族,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制度,而日本的家族制度则是以亲 子关系来组合的。 日本又将这种家族制度,运用到学校、 企业以及整个国家,形成 了与中国迥异的人际关系环境。中日两国虽然均强调群体价值,注重伦理道德, 但日本更吸收了欧洲激励个体的要素,达到群体与个体间的平衡。 在此之外,日本 似乎更善于处理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善于将外来文化“ 日本化”。 一方面, 日本吸收、加工、改造中国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日本
5、也吸收了 欧洲文化 的竞争观念,形成了排他性强、凝聚力强、重视整体利益、兼顾个人利益的日本 特色的拼搏进取精神。 在第二个专题中,赵先生对中国和日本在吸收欧洲文化方面的成就进行了充分的 比较研究。 这其中,既有全面综合地对中日两国近代化的比较,也探讨了中日两国 与欧洲近代文化之间的不同关系。在研究中,赵先生抓住中日民族传统心态的差 异,探讨了中日两国近代化之路同途殊归的根源。 民族传统心态,是一个民族个性 的体现, 在相当程度上是影响一个民族能否兴旺发达的基本因素。日本偏居东亚 一隅,对外来文化素有新鲜感。日本文明的演进,每前进一步,无不跟近邻国家的 联系交往有关。 日本整体的民族精神正是在积
6、极摄取外来文化中逐步形成和充实 的,因此,善于摄取外来文化,就成为了日本民族的基本特点。 相对而言,中国在文 化上针对邻国而言的长期优势,使中国在华夏优越论支配下形成了华尊夷卑的思 想体系, 对外来文化有一种排斥性心理。 这使得中国在近代摄取外来文化时,采取 了头痛医头、 脚痛医脚的孤立片面的办法,效仿近代欧洲的政治改革, 往往流于破 产。 二、微观视域中的考释与实证 如果说以上两个专题体现了赵先生擅长通过纵向考察,横向探索,注重在宏观视 野下进行比较的研究特点的话,那么,本书的第三、 第四个专题对于 “ 兰学”以及 “ 传日儒学的逆输出 ”问题的研究,则突出体现了赵先生治学的另一个特点:在
7、大视野下注重对微观问题的考释与实证。 赵先生对大阪兰学的始祖桥本宗吉的生平和业绩进行了考察,认为明治维新前后 的政治活动家桥本左内、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以及军事家大村益次郎等深刻影 响了日本近代化进程的人物都可以归入桥本宗吉的门下。 大阪兰学是日本兰学的 重要渊源之一。赵先生也对江户时代著名的町人思想家山片 蟠桃进行了研究,认 为山片蟠桃抨击一切神秘主义,他所持的地动说、无鬼论是其作为启蒙思想家的 重要成就,他本人更是无愧于江户时代最全面最先进的启蒙主义者这一称号。 西博尔德在日本兰学史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赵先生从多个方面, 尤其是在日 本的药物学从本草学向现代植物学转变的过程中,对这位德国
8、学者的重要贡献进 行了研究。 赵先生认为,日本从本草学趋向植物学研究的这一历史进程,显示了日 欧文化交流的一个断面,如果没有西博尔德与日本学者之间的交流,日本的植物 学发展一定有所迟缓。赵先生将西博尔德称为日本开国的 “第一诱导者 ”,这一称 号准确地反映了西博尔德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杰出贡献。 赵先生反对日本近 代化是始自明治维新的观点,提出了江户幕府后期是日本近代化的奠基时期的观 点。 这一看法,在中国学界不啻为开创性的见解,开拓了日本乃至东亚的近代化研 究的新领域。而赵先生对于西博尔德的研究,正是这一观点的最重要的立论基础 之一。 赵先生在微观领域的另一个重要研究对象是赖山阳,在本书的第
9、四个专题 “传日 儒学的逆输出 ”一节中,赵先生收录了3 篇关于赖山阳的研究论文。对于赖山阳 史学的表现形式和特点,赵先生认为,赖山阳的历史研究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 在尊重惩恶劝 善传统的儒学史观的同时,还侧重于教诲下层群众,启发他们如何 面对现实。此外,赵先生认为,赖山阳的历史研究是史论与政论的融合,他丰富的 历史著作更是文学与史学的糅合。 赖山阳的 日本外史,不仅在日本,在国际上 也有很大影响,既有刻本传入中国,在广东、 上海等地还有翻刻本以及评注本。 赵 先生认为, 日本外史 在中国的翻刻流转,对中国以后接受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文 明史观等资产阶级新史学有着一定的催化作用。 三、历史研究与
10、现实问题的紧密联系 研究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不能不注意到中日两国历史上的数次交流高峰。而其 中的教育交流以及留 学人员的互相派遣总是扮演着拓展和改善中日关系先锋的 角色。 赵先生也将研究视角深入到近代中国留日学生运动这一领域中来。 在本书 的第五个专题 “教育交流求变革 ”中,赵先生认为,近代中国留日学生运动在中 日文化交流史上极为重要,它标志着中日文化交流关系的逆转。在对留日学生进 行考察的同时,赵先生对中国官员赴日进行教育考察的研究更是具有开创意义 的。他认为,吴汝纶等官员赴日考察,不仅直接影响了清末学制改革, 更推动了中 日两国文化交流的进程。 日本教师来华任教, 开创了所谓日本教习时代
11、,大量西方 先进文明成果通过日本的转介抵达中国,为中 国知识阶层所接受和掌握,大大推 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既有联系又相互区别,历史研究不仅需要弄清历史真相,更 重要的是要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方法与依据。多年来,赵先生针对日本社会右 倾化、 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战争及暴行的谬论撰写了大量论文,择其优者,集为 本书第六与第七个专题 “战争胜负察损益 ”以及“东亚视域观日本 ”。赵 先生通过大量事实谴责了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对中国文化财产的破坏与掠夺,又尝 试从日本的社会教育中寻找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症结所在。赵先生认为,从历史 上来看, 日本从没有脱亚,也不存在重返问题,研究日本要
12、始终将日本置于东亚视 域中。 日本只有彻底清算战争责任,端正历史认识,才能赢得东亚地区各国政府与 人民的谅解和尊重。 四、晴雨耕耘, 学者 情怀 在本书中,赵先生还用很大的篇幅介绍了他的访日感怀以及与学界前辈、同辈师 友之间的交往。读来不禁令人感叹。诚如赵先生所言,品格与情怀是治学的思想根基,从赵先生的笔端我们能够看到一个艰难躬耕、无惧风雨变换的纯粹学者是 如何执着地坚守学术研究的品格与情怀,如何锲而不舍地在学术峰巅不断攀越。 掩卷之时,又不由为赵先生 “学者要有忧乐情怀,不应追求时尚而趋新,不失去原 则而媚 新 ”的自我要求而深深折服。赵先生在本书中所总结的,认识文化差异才 是相互理解的基础
13、和前提;践行“在宏观视野下的实证和比较 ”;在特定的情况 下,战争也是一种文化交流 ;“跨文化传释” 是研究的新视域;处理好研究和交流 的互为因果相互促进的关系等原则与观点,更是东亚文化交流领域研究的重要理 论方法。 本书是赵建民先生多年研究成果的总结,内容上涵盖了赵建民先生学术生涯的多 个领域, 每篇文章均能做到资料详尽,论证严密,令人感佩不已。大量在国内学术 领域具有开创意义的日本兰学以及传日儒学逆输出的研究成果,在赵先生深入浅 出的文笔下全无 学术文章常有的艰涩之感,读来颇为轻松。即便是从未涉猎此领 域的初学者,亦不会有无从把握之感。 此外,赵先生在书中也提纲挈领地介绍了自 己的研究路径
14、:始终秉持中国人的立场,把中国作为参照并结合中国的现实来探 寻日本史的研究课题。每一个课题都应该以问题意识领衔,强调观点的新意、史 料的新发掘。这对于有志于日本历史乃至东亚历史研究的后辈学者来说,不啻为 先行者最有价值的经验介绍,也使本书有了“ 路标”的意义。 当然,以吹毛求疵的 眼光来看,本书也尚有未臻至善之处,全书在编排上有些章节内容略显宽泛。 另外, 赵先生在自序中阐明了本书内容 划分为7 个研究专题的缘由,窃以为,倘若也能 在每个研究专题的内容之前,对该专题略加“ 解题”与介绍,似会令读者更容易 对专业性极强的研究内容有总体上的认识,更能理解赵先生研究成果的精髓所 在。 当然,瑕不掩瑜。 即 便本书存在上述微疵之处,但仍是东亚文化交流研究领域 众多成果中不可错过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