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武”与“侠”的分流和分异论唐传奇中侠客形象的演变熊海英摘要 唐代豪侠传奇塑造了一大批各具风姿的侠客形象。通过类型分析发现从中唐到晚唐，侠客特质发生了从义侠到武侠的变化，这个演变的核心线索即是“武”与“侠”的观念的合流与分异。 “武” 、 “侠”观念的分合变异是时代背景和士人这个特殊社会阶层自身文化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发生一系列变化而导致的。作为中国武侠小说的开端，蕴涵于唐代豪侠传奇中的“武” 、 “侠”观念的转变为后世武侠小说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视野。 关键词 豪侠小说；士人；武侠 中图分类号1207.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4 ）03 005904 2
2、0 世纪下半叶至今，武侠题材小说的创作极度繁荣，蔚为大观。如果考察它在小说史上的源流，则必定追溯到唐传奇。唐人“始有意为小说” ， “文采与意想”皆有可观1，被誉为中国小说史上第一座高峰，而“豪侠”正是唐传奇三大表现题材之一。中晚唐时期士人对豪侠题材产生浓厚兴趣，塑造了一大批各具风姿的豪侠形象，留下不少传世佳作，并对后世的武侠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唐传奇中的豪侠其实有它的历史渊源，并非全凭空想捏造而来。不过同历史上的游侠相比，唐传奇中豪侠的内涵性质和行为特征都在发生变化，作家根据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生活感受不断调整“侠”的观念，把他们对“侠”的理解通过笔下不同的形象表达出来。通过对唐传奇的豪侠群
3、体作类型分析，能够发现这个观念变化的核心线索是“武”与“侠”的合流与分异，从这个层面看，唐代豪侠小说正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位置，正是“武” 、 “侠”内涵的分合变化为后世武侠文学创作的多样化可能性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一、唐代以前“侠”与“武”的观念和侠客形象之滥觞人们习惯“武侠”联称，但其实各自涵义不同。 “武”是武功，是技击本领，是工具和手段；侠是一种精神特质，是一种行为姿态，具有这种精神、以这样的姿态行动的人亦称为“侠”或侠客。 “侠”的概念最早出现在韩非子的五蠹中，他认为侠是“带剑者” ，他们“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虽然剑作为武器已伴随侠客初露端倪，但无论是韩非、司马迁还
4、是班固都并不注意这个，他们着眼的是侠“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 、 “振穷周急”的精神，为“赴士之困厄”不惜“时扦当世之文罔”2，或者如班固反面评价的“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3的自掌正义的姿态。 史记 、 汉书为游侠立传，无论是卿相之侠如孟尝君、春申君、平原君、信陵君，还是布衣之侠如朱家、郭解、剧孟等，均未见有何过人创武功。最著名的侠客荆轲刺秦的场面绝非如电影英雄中那般眩目，不过是普通人之间的搏斗：“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椹之” ， “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 ，秦王拔剑以击荆轲， “断其左股”4，而事遂不就。故陶渊明叹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没有武功却被推崇为侠客中最
5、上品的“神勇之人” ，只是因为荆轲具有舍生取义、无所畏惧的胆气和精神。不过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有对精深剑术的祥细描述。白猿与越女比试剑术，越女的剑术神妙莫测。越王问其击剑之道，越女日：“其道甚微而易，其意甚幽而深。道有门户，亦有阴阳。开门闭户，阴衰阳兴。2 / 14凡手战之道，内实精神，外示安仪，见之似好妇，夺之似惧虎，布形候气，与神俱往，杳之若日，偏如滕兔，追形逐影，光若佛仿，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斯道者，一人当百，百人当万。 ”5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剑术练论，说出了最上乘武学的道理，无怪越王赞道“当世莫胜越女之剑” 。越女是精通剑术的武术高手，但没有任何侠义事迹，显然不
6、是一个侠客。综上所述，可知先秦两汉时代， “侠”并不与“武”有何密切联系，两个概念之间没有必然的交叉。不过从小说史的角度看， 史记 、 汉书中的游侠群体和吴越春秋的越女形象分别阐释了“侠”与“武”的内涵，成为后世豪侠小说之滥觞，在“武” “侠”内涵的交织变异过程中，孕育出大批风姿各异的豪侠形象。二、从唐传奇中豪侠的类型特征看“武” 、 “侠”观念的合流与分异不同时期的唐传奇中豪侠形象有不同的特点。中唐时期的谢小娥传 、 柳氏传 、 柳毅传 、 冯燕传等小说刻画了一批轻生死、重然诺、爱惜名节、鄙弃财禄的豪侠义士形象。他们虽然举止各异，社会身份也互不相同，然而都具有一种气势浑厚的道德风范和纵横捭阖
7、的人生情态。谢小娥身为女流， “呼号邻人并至”才活捉申春，并不比一般人有力量；黄衫客为霍小玉打抱不平，不过是“挽挟其（李益）马，牵引而行” ；柳毅只是一介儒生，即如许俊（柳氏传 ） 、冯燕（冯燕传 ） 、古押衙（无双传 ） 、郭元振（郭元振 ） ，也都是没有神奇本领的常人，他们为人排忧解难，靠的不是武功，而是胆气、精神。追溯源流，中唐时期小说中的豪侠接近于史记 汉书所记的“布衣之侠” 、 “闾巷之侠” 。晚唐豪侠小说与中唐又有所不同，在侠义精神之外，作者着重强调了侠客身怀高深的武功、能使神秘的道术。小说中侠客多用剑，又多有女性，如红线、聂隐娘、贾人妻、车中女子等等，这与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越
8、女的故事一脉相承。越女剑法一人当百，百人当万，其中还蕴涵着道的玄机。而京西店老人、兰陵老人（皆出于酉阳杂俎 ） 、聂隐娘（传奇 ）的剑术同样深不可测。兰陵老人“拥剑长短七口，舞于中庭。迭跃挥霍，光电激。或横若掣帛，旋若规火” ，剑气使黎干心胆俱丧，且兰陵老人又善谈养生之道，而昆仑奴磨勒 10 年之后尚容颜如旧，卖药于都市。剑术之外，崔慎思妾、车中女子（皆出于原化记 ）都能飞檐走壁、轻捷如鸟，这似乎是对“轻功”的最早想象。聂隐娘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能变幻身形、善隐身之术，此外还能化尸为水，剪纸成物。红线（甘泽谣 ）在额上书太乙神名，就能“夜漏三时，往返七百里” ，从田承嗣枕边盗走金盒。这些侠的行迹
9、已近乎仙，非常人常情所能揣度。中唐小说中的豪侠与世人生活在同一个世界，而此时精深神秘的武功已经将侠与世人分离。从小说本身来看，无论是展开情节还是塑造形象，“武”的因素已经必不可缺。在另一些更晚的豪侠传奇中， “武”成了作者关注的唯一要素。剧谈录潘将军中，潘将军有一串宝玉念珠， “储之以绣囊玉合，置道场内，每月朔则出而拜之。一旦开合启囊，已亡珠矣，然而缄封若旧。 ”原来是一“三鬟女子”为了与“朋侪为戏”而窃，游戏过后即完璧归赵。 田膨郎 （剧谈录 ）情节与此相似，唐文宗所珍视的白玉枕被田膨郎从“寝殿帐中”偷走，而这个“行止不恒，勇力过人，且善超越”的田膨郎又为王敬弘小仆制服。作者为小仆安排了飘然
10、归蜀，如鹤远翔的结局；又借皇帝之口评论田膨郎道：“此乃任侠之流，非常之窃盗也。 ”在这里作者亦表达了对侠的敬意和羡慕，但只见此“侠”之“武”而未见其义，已全非中唐之“侠” 。回顾侠客形象变化的过程可见：中唐小说中的豪侠是普通人中的一员，其独特在于不屈的精神、无畏的胆识，他并没有高深的武功，在道德方面却堪为人表率，强调的是侠之义。晚唐小说中人物行侠开始要倚仗神奇莫测的武功， “侠”与“武”开始结合， “以武行侠”的观念大致定型。随着时代的变迁，小说中的侠最终变成了仙或者近于妖：他容颜不老、3 / 14性情冷峻、超然于儒家的伦理纲常之外。不必有“义” ，只要有神妙的武功和道术就可称侠，强调的是侠之
11、武。经历一个“武”和“侠”的观念合流与分异的过程，由中唐到晚唐，侠客的面貌已经变化得截然不同。三、观念变化的深层原因同诗歌对侠客的歌咏一样，士人作豪侠传奇亦是有感于时世，寄托了某种情怀的。时代和自身生存处境的变迁影响到士人的创作心态，作家于是根据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生活感受不断调整“侠”的观念，通过笔下的形象表达对“侠”的不同理解。从这个层面看， “武”“侠”观念的分合变异是时代背景和士人这个特殊社会阶层自身文化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等方面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而导致的。唐代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使更多的寒士能够进入统治集团， “仕”在士人生活中的地位和价值不断提高，而与此同时，士阶层的传统地位
12、则逐渐跌落，不再可能实现“上为王师，下为伯友”的理想。在科举制度下，皇权通过公开的考试招募需要的人材，被招募的人材臣服于皇权，士与“势”的关系颠倒过来，皇权和统治者成了“师” ，而应举的士人则成了“学生” 。唐太宗当年站在端门上，看到“新进士缀行而出” ，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6。而德宗试制科于宣政殿并亲自阅卷，翌日，则遍示宰臣、学士日：“此皆朕门生也！”7这说明科举制度发展到中唐，士人完全失去了与政治势力抗衡的能力，沦为了政权的附属物。士人要想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必须依托和屈从于皇权和统治者，为之所“用” ，久而久之，这种特殊的社会地位使士人普遍地养成了一种依附性格。此外干谒（唐人科举的题
13、中应有之义）又往往使士人饱尝失去个体人格尊严的痛苦，杜甫晚年回忆起干谒生活仍然十分酸楚：“长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马听晨鸡，公卿朱门未开锁，我曹已到肩相齐！”8士人一向注重内心修养，自爱自重，然而要入仕就得屈己干人，枉道从势，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士人深知自己依人成事和不能平视王侯而需以俳谐求容的人格缺陷，却又无从超脱，内心不能不感到失衡和压抑。对比自身的优柔寡断、患得患失，士人转而倾慕侠客义士的从心所欲，放任不羁。柳毅在钱塘君逼婚时， “肃然而作，软然而笑” ， “敢以不伏之心，胜王不道之气” 。因为不想为官作宦、贪名竞利，对权势者无所求，因而在精神上与之完全平等，无须逆来顺受，委曲求全。谢小娥
14、为亲人复仇，尽管艰难，终于达到了目的，不是依人成事，而全凭一己之力。可以说这些正是士人依附性格和娼优气相的对立面反射，而冯燕“己为不平能割爱，更将身命救深冤”的敢作敢当，许俊突袭沙吒利劫出柳氏的英勇果断，与书生的懦弱无用、迂腐怕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侠客独立不羁的个性、豪迈跌宕的激情和如火如荼、飞扬燃烧的生命情调令人如此神往心驰，可以说小说的作者正是要以侠气来反照自身、激励同侪。晚唐则不同。晚唐是一个乱世，宦官、藩镇和党争的老问题无法解决，农民起义又频频发生，士人失去了建功立业、杀敌报国的热情，失去了冲出绝境，重整旗鼓的勇气，同时丧失了对自己的信心。悉尼胡克在论及公众对英雄伟人感兴趣的心里根源时
15、，列举了几个主要原因，其一是在时代过于混乱，秩序没有建立时，出于心理安全的需要；其二是个人愿望无法得到实现，只能靠心理补偿9。司马迁亦云：“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 ， “况以中材而涉乱世之末流乎？”10 叫书生身处乱世，而手无缚鸡之力，遇害尚且不能自救，于是把目光转向有神奇武功的侠客，希望他们能“救人于厄，振人不赡” 。 昆仑奴中红绡妓被朝廷一品勋臣倚仗势力逼为姬仆，昆仑奴仗义行侠，将她救出牢笼， “负生与姬飞出4 / 14峻垣十余重” ，成就了一段美满姻缘。 红线中红线深夜潜入魏博节帅的寝所，以行刺相威胁，迫使田承嗣收敛吞并潞州的野心，虽然只是一个青衣，却拯救万民于水火，解决了朝廷也无能为力
16、的问题。 床下义士记一县宰遣刺客谋害昔日的恩人，刺客知道事情的原委后就杀了恩将仇报的县宰，替人报仇雪冤。正如张潮所说：“胸中有小不平，可以酒消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之。 ”11“侠客不怕死，只怕事不成”12 ，以一己之力对付社会黑暗，拯世济民，没有高超的本领恐怕难以遂愿， “武”是实现“侠”的目的的必要手段。随着国家不可挽回的走向没落，在那个制度不立，纲纪废驰的年代，唐末相当一部分士人的心态是：既然世道已无规范可言，功烈忠孝没有用处，那就随心所欲，游戏人生。这一时期小说中的侠客形象反映了人们对“以武犯禁” ， “不轨于正义”的新的理解。 “侠”的内涵中，正义、道德的意义已被消解， “武”不
17、再只是手段，它变成了“侠”的全部。丹纳曾经说过：“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内容丰富，并且人们知道如何解释它，那么我们在作品中找到的会是一种人的心理，时常就是一个时代的心理，有时更是一个种族的心理。 ”13而通过对唐代不同时期小说中豪侠形象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晚唐士人精神蜕变的轨迹。大量创作豪侠题材的小说，对侠客表达倾慕之情，一方面表达了士人们对自由独立人格的渴望，这正是基于对生命价值、人性和个性的肯定和张扬；另一方面从小说中“侠”的内涵不断变窄，最后以“武”代“侠”的现象揭示了时世变迁中士人的无力感。出于士人之手的文言的豪侠小说在中晚唐时期达到艺术成就的顶峰，更为后世各种体裁的武侠文学的创作提供
18、了楷模。值得注意的并不是内容上的借鉴沿袭，而是蕴涵于唐代豪侠传奇中的“武” 、 “侠”观念的转变为后世武侠小说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对“武”的想象是愈来愈丰富和奇妙，而不同时代背景下对“侠”的界定不同， “侠”的内涵中武功与道义的比例也发生了变化，侠客形象的塑造因此有了多样可能性，武侠文学的创作也更加丰富多彩。宋代小说中的侠客形象已不同于唐代，而清代小说中的侠客与唐代相比，更发生了性质的改变。三侠五义 、 施公案中塑造了一群武功高强的侠客形象，如展昭、白玉堂和黄天霸等，他们行侠的主要事迹是保护一位清官，帮他锄奸灭害。正如鲁迅所说：“凡此流著作，虽意在叙勇侠之士，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而
19、必以一名臣大吏为中枢，以总领一切豪俊”14侠客们不再以武犯禁、自掌正义、特立独行，反而以武助禁，成了法律的保卫者，而“为国立功”的企图可谓自觉地将己打碎的锁链重新套上脖子。这表明从中古到近古，随着封建专制政权的加强，士人们开始接受自己依附者的身份和地位，反抗的精神逐渐萎缩，心态向接受和自觉维护既定的秩序和法律转变，这是游侠形象改变的内在原因，也正是通过小说中“武” 、 “侠”内涵的变化体现出来的。综上所述，正如陈平原所说：“侠的观念（武侠小说中）是一种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的融合，社会规定与心理需求的融合，以及当代视界与文类特征的融合。 ”15各个时代的作家根据自己所处的历史背景和生活感受来调整“
20、侠”的观念，塑造侠客形象，表达自己对“侠”的理解。从唐传奇来看， “侠”与“武”内涵的分合变异决定和伴随着豪侠形象演变的过程，而在这些现象背后我们也窥见了唐代豪侠小说作者和他们所代表的一个群体在特定时期的特定心态和精神风貌。注释： 5 / 14谭正壁中国小说发达史第四章把传奇分成神怪、恋爱、豪侠三类论述。光明书局，1935 年。作者简介 熊海英，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上海 200433。【参考文献】114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鲁迅全集第 9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50，216. 210史记游侠列传二十五史百衲本M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284，284. 3汉书游侠传二十五史百衲本M 浙江
21、古籍出版社， 1998.569. 4史记刺客列传二十五史百衲本M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220. 5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M 中华野史：第一卷泰山出版社， 2000-276. 6王定保唐摭言：卷 1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 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5787苏谔杜阳杂编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1379. 8杜甫狂歌赠四兄全唐诗：第 4 函第 4 册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582. 9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中译本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1418. 10张潮幽梦影M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294.12元稹侠客行全唐诗：第 6 函第 10 册M上海古籍出
22、版社，1986.102213丹纳英国文学史序言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中）M北大出版社，1986.155156. 15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 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2.丧家狗与男一号的孔子形象变迁孔子越来越“牛”了，连电影界也按捺不住。 “无需穿越宇宙就能找到爱”这是新片孔子的一句宣传语，面对诸多质疑，该片导演表示，电影承载不了太多思想是电影太无能，还是思想太高深？千姿百态的“孔子” ，究竟哪一个更可信，哪一个更可爱，哪一个更可敬，抑或，哪一个更可笑在世界的精神领袖中，孔子身后的遭遇也许是最有戏剧性的。先秦时期，在庄子等道6 / 14家著作中， “孔子”常常是被谆谆教导的对象，而墨家和法家则
23、对孔子有严厉的批评。汉代以后的历史中，从被顶礼膜拜的至圣先师到被百般凌辱的历史罪人，差距之大令人瞠目。不仅中国人如此，西方的传教士为了传播基督教，把孔子说成是没有宗教立场的哲学家；而西方的哲学家则又认为孔子只有一些伦理教条而缺乏哲学理论。在利益主导的市场意识下，电视、电影、网络等“多媒体”中的孔子成为迎合观众口味的“男一号” ，也是不可避免的。其实，在孔子同时代的“外人”看来，孔子的栖栖遑遑，游走四方，更像“丧家之狗” 。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六十岁时，在郑国与弟子走散了， “孔子独立郭东门” 。有郑国人就对孔子的高足子贡说:“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
24、。 ”尧与皋陶是儒家推崇的圣王，子产则是稍早于孔子的贤者。这个郑国人形容孔子的额头、脖子和肩膀都长得像圣贤的模样，但是自腰以下不及大禹的三寸，说明孔子的上身比下身长，意在于讽刺孔子是不伦不类的“圣贤” 。但广为流传且颇有争议的是郑人接着说孔子“累累若丧家之狗” 。子贡据实以告。孔子听后的第一反应竟然是“欣然笑曰” ，并进一步解释说:“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认为郑人对他外貌的描述是细枝末节，但是说他是“丧家之狗” ， “很对！很对！”孔子这里的“欣然笑曰”和“然哉！然哉！”并不仅仅是说孔子有很大的气量，容许别人称他为“丧家狗” ；也不是说孔子在这里有所感慨，觉得自己无家可
25、归，被郑国人说中；简单理解为这是“六十而耳顺”的例证也失之浮泛。孔子为什么讲“丧家”？结合孔子的生平来看，他一生四处漂泊，确实像“丧家狗” 。然而如果我们细读经典，就不难发现所谓每一次的“ 丧家” ，当然有迫不得已的情况，但更多的是孔子主动的选择；或者说，孔子“被丧家” ，恰恰是因为他的坚持。孔子当然有不可胜数的机会与各色权贵结成一体，沆瀣一气。但是孔子最欣赏的还是与青少年一起“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曾点气象” ；他认为简单的物质生活同样可以带来快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而后世哲人所津津乐道的“孔颜乐处” ，就是在思想世界中的乐趣。孔
26、子的确非常有政治抱负和政治才能，但他考虑问题的最终落脚点还是思想家的立场。政治家与思想家最大的不同在于思想家对于君主没有忠实的义务；不仅如此，很多情况下君主还是思想家们批判的对象。只不过孔子的批评不是简单的斥责或抨击，而是充分了解他所到诸侯国的政治情势，以劝导为主。比如， “子见南子” ，是因为南子对卫灵公有最大的影响力。这可以看作是对现实的妥协，以至于孔子的学生子路也不理解，孔子只好发誓说，如果自己的言行背离了道义， “天厌之，天厌之！”但是，假如一个君主的作为最终不符合孔子从道和德的角度的期望，他就会主动地离开这个国家。因此，孔子的“丧家”不完全是他被驱逐，虽然有被驱逐的情况，但更多的时候
27、是孔子没有把任何一个具体的君王，任何一个具体的诸侯国当成自己理想的家园，哪怕是鲁国。换言之，孔子真正的精神家园不在当下，不在现实，而在于他自己的文化理想之中:“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孔子这里所说的“周”其实是历史上发生过的，被理想化的文化传统。而在终极意义上了解他，信任他，给他使命的则是“天” 。7 / 14所以我们可以把“丧家狗”的关键理解为在于“丧家” ，而并非在于“狗” 。那个郑国人显然有轻侮孔子的意思，但孔子本人至少不会以为“丧家狗”是世俗意义上的没有归宿。毋宁说，恰恰是他在精神世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或归宿，才可以做自主意义上的“丧家狗” ，而不把地域意义上或富贵意义上
28、的“家”看得很重要当然，寻找的过程是艰辛而曲折的。“任何怀抱理想，在现实世界中找不到精神家园的人都是丧家狗。 ”这句话其实有些似是而非，因为就具体的生活环境而言，任何“理想的精神家园”都不在现实世界之中，或许仅在于“世外桃源”或“无何有之乡” 。倒是可以反过来考虑:在精神世界之中找到理想家园的人，就不会对于现实世界中的颠沛流离耿耿于怀。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生活中有很多人可以做到这些，但是未必能如孔子说出其中的“道理” ；有更多的人知道孔子讲的很多
29、道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患得患失，进退失据。孔子之为孔子，在于能够从生活和经典中提升出哲理，同时又把哲理贯穿于日常的生活和对经典的解释中。孔子之为孔子，还在于他能把一些看起来粗浅的，乃至是粗鲁的问题提升转化为具有普遍性、很有意义的哲理，这一点在论语之中看得很清楚。比如，子贡问孔子“贫而无谄，富而无骄”怎么样，孔子说也不错，但是不如“贫而乐，富而好礼者” 。子贡还问孔子现在有一块美玉，是装在盒子里藏起来，还是“求善贾而沽诸”？孔子的回答是“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 。说明孔子不愿意以“藏”的方式独善其身，而是希望有“沽”(卖出去)的机会以发挥自身价值。但子贡问的是“求” ，而孔子的回答是 “待
30、” 。孔子以为富贵不可强求，但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 ”可见，孔子最关心的是德性的修养，学问的讲习，向正义的靠拢，以及对于过失的改正。他既不主张“越穷越光荣” ，也没有意愿“傍大款”以为孔子靠学生出名，特别是靠最会经商的子贡出名，是比那个郑国人更粗陋的见识。所以，我们不能像那个郑国人一样以“丧家狗”来嘲讽孔子；也不能认为孔子的反应仅仅是宽怀大量。他关怀现实，参与现实，并力图改造现实，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 ；但是，他并不是向现实祈求富贵，而是认定:“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一个常见的问题是，既然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生前身后为何那么多曲折。这种想法一
31、方面比较功利，以为思想可以直接交换功名利禄或者安逸富足。另一方面也比较简单化，以为思想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殊不知，任何人，无论怎样伟大，都不能直接决定自己的境况和遭遇，具体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当时的环境条件和当事人的行动能力。思想的价值在于能够使人们超越自己的得失顺逆，而为自己的理想努力，即使山穷水尽也不会绝望和放弃。孔子之后的每一个时代，他都成为最重要的文化符号，无论褒贬，都说明孔子的思想内容具有恒久性。而了解他的思想和生平，也不是浮光掠影，一蹴而就的过程。所以，对孔子的盲目崇拜固然不足取；但是，不去从“思想伟人”或“哲学圣贤”的角度理解孔子，那8 / 14么他的意义充其量不过是“心灵鸡汤”的提
32、供者，或者是饱经沧桑的“男一号”而已。武侠小说是成年人的童话，侠的人格已成为古代平民大众和知识分子渴盼和敬慕的偶象。其实所谓英雄豪杰义士的强者，是弱者文化孕育出来的精灵，而由小说家提升、变形、彩绘的结果。因而历史中的侠与小说中的侠有许多差异，士人与市人侠的观念也有别，各自从不同层面从侠的世界中寻求支撑点，获得心理平衡，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着不同的轨迹和性格形态。 一、古游侠意识与侠的形态 中国武侠阶层的正式出现，大约在春秋、战国之交，从平民分化出特殊的阶层“士” ，而士之中，文者为儒，武者为侠，做为武士之后又做为国士（国中战斗之士） ，充当统治者的精兵。然而，王室衰微，政归诸侯，地方政权及政治
33、上豪强世家的政治力量急剧膨胀，周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早已名存实亡，国士与国君的固定关系发生了动摇，形成了“邦无定交，士无定主”1、 “士之失位”2 的局面。于是国士可以自由流动，成为游侠的主要成员。春秋战国诸侯公卿养士之风的兴起与炽盛，为侠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活动场所，促进了侠的发展。齐国的孟尝君田文、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楚国的春申君黄歇等四君子门下的食客超过千人以上，其中文武兼备。下层社会的侠士们会集于四公子的门下，形成了韩非子五蠹中指出的“养士游侠私剑之属”的现象。此时所谓的侠，显然已成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不过，细按司马迁史记的游侠列传
34、、 刺客列传 ，司马迁已明确指出先秦社会存在三种侠的形态：游侠、刺客，以及以四公子为代表的卿相之侠。 毫无疑问，司马迁特别揄扬出身于闾巷、布衣的游侠，故深叹“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而专立游侠列传 ，概括提出游侠的精神特征：“今游侠，其行虽不轨於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焉，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 ”所谓“不轨正义” ，即不顾及封建法纪和世俗约束，同韩非子说的“以武犯禁”系同一种认识。然韩非子以法家观点言侠，把侠的行为置于公义与私义两个对立范畴加以观察。严公义与私义之辨，以“公义”即君权做为最高的价值判断，在五蠹 、
35、 八奸 、 问辩中，不断指斥张扬个性和独立性的侠客之义为“私义” 、 “小义” 、 “小德” ，侠者只行“小义”而不顾“大义” ，没有区分侠的品类及行为准则，凡以武犯禁均为“行剑攻暴激之民也当死之民也”3，统统封杀。而司马迁并不因侠的私义而贬低其人格价值和精神内涵，他不仅界定了侠德侠义的内容，而且提升为理论形态的价值观念，与诸子倡导之仁义相并列。 不过， “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 “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利他主义精神，即太史公自序所云：“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的仁义观，同儒家的义有本质的区别。这种不同，班固在汉书游侠列传中已明确地指出为“背公死党之议（
36、义） ”与“守职奉上之义”的对立。儒家义的最高准则必须符合自己在社会中的封建等级地位，不可随意跨越自己的本分，正如孟子孟子离娄中说：“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大人弗为。 ”而侠客之义，却以个人之间的“私义” ，或如班固所谓“死党之议（义） ”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不考虑封建王朝的需要。墨家的活动与主张，对于先秦侠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其门徒有些人就有任侠作风，仿照侠的方式行事。9 / 14墨子在兼爱中主张：“言必信，行必果，犹合符节。 ”经上又云：“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急。 ”义利观念似乎与侠客之义相一致。但墨家的基本命题是“兼相爱，交相利” 。主张“非功” ，而不是侠客以“锄强助弱”方式解决社会问
37、题。 先秦时刺客甘愿以性命报恩，实现人格信念和道德理想，重名好义的精神与游侠似无二致，但司马迁并不认同做游侠。这大约在于刺客是报知己之恩，甘心舍命相报，刺杀政敌，如豫让刺杀赵襄子，专诸行刺吴王僚，要离刺庆忌，聂政刺韩累，荆轲刺秦王者，皆因报恩而以性命赠人，而不管大是大非，不免沦为政客和豪强的工具。游侠虽然同刺客一样重然诺、轻生死，但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上，并不只为了报恩，施恩以仁是游侠与刺客的本质区别。 至于有任侠作风的豪暴之徒，靠“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 ，不属于侠之列。 司马迁是史学家，他只是客观地解释各种侠的属性和文化形态，可司马迁首次界定了游侠的人格形
38、象及其精神，实际上指出了一种人格模式，即在先秦社会除了有儒家的仁德人格模式，道家的顺天人格及儒法王霸结合的人格模式，还有赖力仗义的侠客人格，前者为当权者、失意文人、逍遥的士大夫所追求，后者为平民大众的理想企盼。 同主流文化的关系而言，游侠与刺客都属于“不轨正义”的文化离轨者，具有强烈的独立性和个性，因而游离于社会政权之外，藐视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念，其不轨正义的身份和地位，决定他们根本就不能承担治国平天下的职能，尤其在秦代以后的皇权统治下，侠们匡扶正义的层面和成功率是很有限的。因为带剑者或聚徒属，或单独行侠，犯王官之禁，威胁着封建统治。 “大一统的政府之不能容忍游士、游侠过度活动也是完全
39、可以理解的。从社会秩序中游离出去的自由分子无论如何总是一股离心力量，这和代表法律与秩序的政治权威多少是处在相对立的位置。 ”4因此从秦汉直至清代，统治者采取一切有效的策略将游侠纳入秩序规范。游侠的形态也由此逐渐异化，远离了最初的精神，于不同时期呈不同特点。二、汉魏六朝侠的豪强化 其实战国的“四公子”收拢宾客，从博徒卖浆者到鸡鸣狗盗之徒，其间不乏任侠者，就已说明社会纷争时期追求任侠之风的人很难保持特立独行的特性，至汉代任侠者的豪强化群体化，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现象。汉刘邦以三尺剑起家，萧何、韩信、张良等豪杰义士辅佐，其身份如史记留侯世家的张良行刺秦始皇于博浪沙失败， “亡匿下邳，为任侠”；陈丞相世家
40、也云陈平是位有侠风的谋臣；黥布列传记英布曾“亡之江中为群盗” ；又据季布栾布列传云季布“为气任侠，有名于楚” ，所以班固汉书叙传第七十下说：“（韩）信惟饿隶， （英）布实黥徒， （彭）越迹狗盗， （吴）芮尹江湖。云起龙襄，化为侯王。 ”指明他们均来自下层社会的任侠者。西汉至东汉期间权臣公卿出于争夺权力，打击政敌的目的，私自养侠，形成一股尚侠的风气，这正如范晔在后汉书党锢列传中的分析：“及汉祖仗剑，武夫勃兴，宪令宽赊，文体简阔，绪余四豪之烈，人怀凌上之心，轻死重气，怨惠必仇，令行私庭，权移匹庶，任侠之方，成其俗矣。 ”这时期的任侠者，按东汉荀悦在汉记卷十考试所下的定义：“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
41、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 ”“结私交” 、 “作威福” 、 “以立强于世” ，带有鲜明的政治品格，丧失了古游侠的根本精神。 魏晋的历史文献也验证现实生活中的侠够得上先秦游侠标准的也是非常稀少的，许多侠不过是具备侠义的某种特征，最终纷纷借着侠名进入政界。 三国志魏书卷十八阎温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勇侠传 ，即记有施爱尚义、济危扶困、轻财重士、有游侠之风10 / 14的孙宾硕、祝公道、杨阿若、鲍出等。可仔细推究只有鲍出尚存古游侠神韵。啖人贼数十人略其母，弟兄恐怖，不敢追逐。 “鲍出攘臂结衽独追之，连杀数贼” ，不但救出了自己的母亲，而且还救出了邻居的老妪。乡里欲荐州郡辟召，鲍出以“田民不堪冠带”为由拒绝
42、，与母隐居山中。其余如孙宾硕趋人之难，冒死救助遭宦官迫害而逃亡的赵歧， “宾硕亦从此显名于东国，仕至豫州刺史” ，与古游侠羞伐其德、不讲功利的精神截然不同。杨阿若追讨豪族黄昂，更象是豪强之间的仇杀。刘义庆世说新语的载渊，尝在江淮间攻掠商族。陆机见其“神姿峰颍” ，而劝其归正，渊感悟，后官至征西将军。载渊先盗侠而后为官，仍是沿袭了汉代豪侠的发展路线。 很显然，自东汉以后，在现实中，先秦时代那种游侠风神已经褪色，游侠与豪侠的界限越来越模糊，许多侠者凭借武功和勇力向军界流动，甚或因宗族血缘关系和仿血缘关系，以结拜形式而聚集起来的，形成具有军事组织形式的豪侠帮派，为军事政治集团割据自立、争霸天下效命。
43、陈寿在三国志中所载，如祸乱汉室的董卓， “以健侠知名” ；吴国第一任君主孙权“好侠养士” ；一代枭雄曹操“少而任侠放荡” ；中山靖王之后刘备也“好结交豪侠” 。等而下之的关羽、张飞、甘宁、典韦、许褚等等，无不是侠出身和好侠的。政治代表人物招揽侠客，就会有强烈的政治品性，侠客之义也以政治集团的利益为坐标，决定善恶是非的选择。昔日古游侠乃至乡曲豪侠之风，早就走味变样，为建功立业的志向所取代，人们很难用古侠的标尺界定其时侠的界限。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时期开始出现有虚构色彩的武侠，如干宝搜神记的李寄 ，李寄主动“应募” ，智斩大蛇，可谓是有侠义精神的女子。陶潜搜神后记的比丘尼 ，记晋大司马桓温有谋反问
44、鼎之心，比丘尼海浴， “温疑窥之，见裸身挥刀，破腹出脏，断截身首，温惊骇而还。及至尼出浴室，身形如常” ，尼警告桓温：“若逐凌君上，形当如之” ，桓温“故以戒惧，终守臣节” 。比丘尼显然是一个关心社稷的侠。这几篇侠义作品的价值，不在于提供了侠的变异形态，而在于以幻设性的内容，表达作家主体意识的思维方式。幻设性使得超现实的怪异与现实结合，产生了仙、鬼、妖以及有异术在身的豪侠、僧尼等超人形象，开启了后代乃至现代武侠小说的笔路。 三、唐代多形态互融的侠 侠的形态至唐已趋向成熟，与前代不同的是，如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所云：“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 ，始“有意为小说”5，唐人小说中的侠客被作家
45、重新赋予了意义，虚构、夸饰、诗化了性格，由情节组成的侠客们活动的世界，不同于汉魏六朝，已经脱离了生存的现实世界。可以说从唐代始，中国的武侠观念主要体现于虚构的小说世界中。唐代小说以前代所未有的特异的人物性格，曲折多变的情节，意料不到的转变，特别是超凡入圣的轻功、暗器、剑术，开拓了文化观念中对侠客的想象空间。 如论轻功， 绳技中的囚犯，借献技的机会，将长绳抛向天空，然后向上攀援，爬到高处，犹如一只大鸟，从旁边飞出，不知所踪。 太平广记卷二九六的潘将军 ，载一个十七岁少女能如飞鸟般上了宝塔，顷刻站在宝塔处的相轮之上，其轻功更胜于囚犯。 车中女子中一个十七八岁女子用一匹绢，一端缚住了蒙冤落难的举人胸脯，纵身带他飞出宫城。在唐代，许多轻功都有专门的名称，如北梦琐言 “许寂”条所说：“鹿卢跷”以及龙跃、虎跃等，好像当时剑客都必须有一身轻功。论剑术，唐代也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兰陵老人中的老人，手持七口长短剑，舞于庭中。只见七剑在空中上下翻飞，有如电光。然后老人举手一抛，七口剑飞了起来，同时插入地下，状如北斗七星，有点近似杂技表演的性质。 “许寂”条，又云许寂在四明山遇到一对年轻夫妇，共同饮酒之中，那男子拍板高歌，歌词唱的都是剑术之道。之后，从衣袖之中取出两物一拉开，展而喝之，两口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