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91 年清史研究概况(1)一九九一年度的清史研究，较之往前，出现一些好的发展势头，一是涌现了一批学术质量、水准较高的专著；二是学术论文的数量、质量方面，较前有新的提高；三是研究领域有新的拓展，老课题则有新的开掘。有关清史、专史研究的学术专著，本年度出版的计有：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十册；王戎笙主编的清代全史 ；左步青主编的清代皇帝传略 ；陈支平著近 500年来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 ；杨英杰著清代满族风俗史；林永匡、王熹编著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 ；王毓铨、刘重日、郭松义、林永匡著中国屯垦史等。出版的学术论文集有：清代宫史研究会编的清代宫史探微 ，收入论文 34 篇。出版的学术工具书和专题资料书有
2、：陈生玺、杜家骥编的清史研究概说 ；张书才主编的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 ；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 （中南卷上下册、西南卷上下册） （书目文献出版社） 。国内的学术交流活动与学术会议计有：本年度先后召开了“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会址：天津南开大学） ；“第六届国际清史学术讨论会” （会址：四川成都） ；“清史避暑山庄研讨会” （会址：河北承德）等有众多学者参加的研讨会，且有一定收获。在清史的专题研究领域，学术论文除拓展一些新领域外，对原有课题的研讨更加深入、作者的视野有所扩大、背景研究亦更广阔、论点更形坚实，致使论文均有一定的学术水平，研究分析有较大力度和深度。一、政治史、政治制度史研
3、究政治史与政治制度史研究，是清史研究中一个既老又新的领域。对前者的研究，本年度多涉及清王朝对明末宗室的政策、雍正朝军机处设立时间、军机大臣的考证等课题；后者多着眼于对各时期政治机构的演变、八旗制度研究等方面。为探寻满族开国初期的政统风貌和开基建制、立制的沿革，刘小萌写了满族肇兴时期政治制度的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学报第 2 期）一文，认为努尔哈赤称汗建国，是满族历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它结束了漫长的氏族部落时代，开创了满族历史的新时期；并对满族从氏族部落时代向国家过渡中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特征、性质及其演变情况进行了探讨。对“都堂”这一满族开国时期的重要政治制度，以往研究者涉及甚少。姚念慈
4、在本年度清史研究第 3 期上，则撰专文探讨了天命年间都堂产生的背景、权限的发展及消失的原因；并认为都堂衙门虽为处理汉人事务而设，但不久其权限就扩大到八旗诸申，成为掌管后金全国财政的机构，同时都堂还是参与后金最高决策的议政会议大臣。对“议政王大臣会议” ，研究者多认为它只是一种议政制度，而无衙署办公处，不属于国家机关。杜家骥则在清代“议政处”考略一文中提出不同见解，他认为议政王大臣会议确有衙署议政处，其主要职责是奉皇帝之命商议国家“机要”事务，包括军务、边疆民族事务、议处皇族王公及旗人要员和八旗中的重要旗务等内容，又尤以商讨军务为重。但它却带有非正规性的落后特征。八旗制度研究，是清代政治制度研究
5、的重要课题之一。赵秉忠、自新良在关于乾隆时期八旗政策的考察 ，一文中，认为乾隆帝为了促使八旗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和调动旗人在管理国家事务中的积极性，适时采取了加强旗务管理、严格八旗等级制度，扩大满洲八旗的入仕途径和处理八旗王公遗留的历史问题等八旗政策。实施后，取得了积极成效，并对康乾盛世的稳定和持续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安双成在清代养育兵的初建一文中，对雍正初年设置养育兵的前因后果进行了论述，认为清代养育兵是八旗人丁日增的情况下组建起来的军队，它不仅缓解了八旗人丁过剩的矛盾，同时对培养造就八旗子弟也有一定的作用。对清代督察制度的研究，以往人们只注重御史、给事中对百官的纠劾作用，
6、而忽视了对行政效率的督催作用。对此，吕美颐在清代的督催与注销制度一文中，认为有清一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督催与注销制度，对承政机构和办事效率实行了较为严格的监督。督催与注销应是清代监察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经历代斟酌损益、修改补充，日臻完善；从机构设置、办事程序，到督催内容、注销标准、惩治办法等，都实现了规范化、制度化。清代州县是地方行政的重要建制，为从宏观角度对此进行考察，毕建宏在清代州县行政研究一文中，阐明了县级行政的发展过程、地位和作用、特点、行政组织的利弊等，指出清代州县衙门良好地完成了清统治者交给的职责，对清统治的稳定起了巨大作用。它说明：以满族为核心的清政权，之所以能在比前朝更严
7、峻的国际形势面前长期延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清统治者对州县行政空前重视，从而对中国内地基层的控制空前牢固。然由于客观社会条件的限制，更由于剥削阶级的贪婪本性，以及行政制度存在的缺陷，县州衙门对清朝国家职能的良好执行，是以成倍地加重人民的负担为基础的。对清代政治史的研究，本年度的论文多涉及历代一些重大的政策、机构设置、治道异同等问题。如，郑克晟试论多尔衮对明皇室态度之演变认为，在清兵入关前后，多尔衮以摄政王身份，对明朝宗室一向采取笼络政策，以期为促成清朝早日统一起到作用，这种政策收效不小。但事隔不久，这种笼络明朝宗室的政策却为打击与镇压所替代。这一转变，并不是多尔衮个人好恶所使然，而是由于当时国
8、内形势起着一种明显变化而造成的结果。清代的军机处究竟创设于何年，清史学界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俞炳坤的军机处初设时间新证一文，对各种观点进行了比较研究之后，认为四年说基本上是正确的，应当引起充分的重视。而赵志强则依据清代满汉档案和文献资料，对雍正朝的军机大臣进行考察，为解决军机大臣的官称和军机大臣的担任者两个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在治道研究上，韦庆远的论雍乾交替与治道同异一文，认为高宗在许多重大政策上坚决继承了世宗的决定，乾隆政治不失为雍正政治的继续和发展。但也指出，在若干重要的方面，高宗确实对世宗制定的规章制度及其推广方法，用人政策等，毅然作了较大的更张、纠正和充实。两代君主的政治经历
9、、素养、作风、心态、哲理倾向等确有不同，但却不能忽视，他们在御极前后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格局也是截然不同的。高翔在从“持盈保泰”到高压统治一文中，从“持盈泰保”的提出及其内容、文治官僚的征用与政治形势的转变、乾隆的对策、高压统治的强化几个方面入手，对乾隆中期政治转变作了简要分析，认为所有这些变化无不与当时的国内形势、政治结构、文化传统、统治心理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反过来它还影响、支配，乃至规定了乾嘉之际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此外，对乾隆后期的专制统治问题，赵秉忠、自新良在论乾隆后期的专制统治一文中，作了简要论述，指出乾隆后期将加强君主专制作为施政的首要任务，则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乾隆帝滥施君威，打击朝臣、官吏，士民，血腥镇压人民斗争，致使政治日趋腐败、思想文化窒息、社会动乱、经济凋敝，清朝由盛而衰。（作者：3COME 未知本文来源于爬虫自动抓取，如有侵犯权益请联系 service立即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