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科技传播 432022 中国科技传播论坛作者简介：李琳，硕士研究生，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陶贤都，副教授，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方向为科学传播、新媒体研究。风险社会背景下，社会突发事件日益增多。信息技术持续发展所推进的虚拟与现实的交融，在使网络空间成为人类生产、生活和交往新空间的同时，也加剧了信息质与量的矛盾，网络空间信息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当社会突发事件发生后，突变的信息环境激发了信息人差异化的媒介行为，使得网络信息污染从生成到持续演进。社会突发事件中网络信息污染以其生命周期长、爆发速度快、扩散范围广的特点对社会共识和社会公信、突发事件救援与处理、个人心理与生理健康带来不良影响。随着网
2、络时代对人类生产、生活和交往空间的延展，部分使用者对技术的不当使用，导致技术的祝福逐渐变成一种诅咒1，网络信息污染问题日益严峻。德国学者拉斐尔 卡普罗在首次提出“信息污染”概念时就指出，“信息技术能够传播大量令人难以置信的信息，而不需要明确它们产生的背景、它们自身局限性的盲目性以及它们应该具有的特定偏好。”2这种对于技术的担忧表明，网络信息污染是围绕信息质与量的问题所展开。因此尽管虚假信息作为一种表现突出、影响颇大的污染形式而常常被重视，甚至将二者等同3，但从更为宏观的视角认识到信息污染与信息革命的关系才符合信息生态学理论提出这一概念的初衷。由此，它被认为是“大量非法信息、有害信息、无用信息充
3、斥网络环境并不断扩散的网络信息存在状态”4。具体表现为信息过载、信息失真、信息垃圾、信息渗透、信息干扰等5。作为信息生态失调的表现之一，它与日益改善的网络空间治理保持着动态平衡，成为构建我国网络信息生态的一对对立 系统。社会突发事件的“上网”作为新的变量，为这一动态平衡增添不稳定因素，导致信息污染的生命力陡增。与一般的网络信息污染不同，社会突发事件以其瞬间性、危害性使得由此生成的网络信息污染不断冲击并破坏现有网络空间治理框架，以人为建设能力的下降阻碍信息生态平衡的恢复6。在这期间，过载重复信息、失真虚假信息、血腥毒害信息成为主要形式，在急需了解事件的受众中传播，不仅影响到社会突发事件的救援与处
4、理，也对我国构建网络信息生态平衡、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重大挑战。而我国有关信息污染研究集中在常态化网络空间治理中的高校思政教育、公共空间信息污染、短视频信息污染以及大数据信息伦理等问题，尚未将社会突发事件作为非常态化变量引入。因此，厘清社会突发事件背景下网络信息污染的生成逻辑并提出相应治理措施是亟须解决的问题。1 社会突发事件中网络信息污染的生成信息生态系统是指在一定的信息空间中由于信社会突发事件网络信息污染的生成及治理研究李 琳，陶贤都 摘 要 基于信息生态学视角，从恢复信息生态系统良性平衡层面出发，提出多样性、协同演进性、关键性物种和系统性4个治理信息污染措施，对于防范突发
5、事件信息污染持续演变、促进网络信息生态平衡恢复和应对新时代网络空间治理挑战具有一定意义。关键词 社会突发事件；信息污染；信息生态；网络空间治理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23）323-0043-07DOI:10.16607/ki.1674-6708.2023.02.00620231（下）科技传播 44理论探索息交流关系而形成的人、人类组织、社区与其信息环境之间不断地进行交流与信息循环过程而形成的统一整体7，是由信息环境、信息人、信息、信息技术四个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所构成的统一体。而信息污染具象为各类混入了有害性、欺骗性、误导性信息元素8的信息，产生于
6、信息环节，在 3 个要素的作用下形成规模。1.1 环境突变酝酿信息污染出现信息环境泛指与人类信息活动有关的一切自然、社会因素的总和，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信息环境作为社会突发事件的发生背景之一，会受到突发事件直接的影响从而向信息生态系统内部发送信号。这首先体现为人工打造的信息环境，其物质支撑条件即基础设施最先受到突发事件的影响。一些重大突发事件不仅会直接破坏局域通讯设备，其发生地也存在位于通讯真空区的可能，从而增加了应急响应的启动时长。甚至一些记录性的通讯设备直接关切突发事件的真相，其搜寻和修复过程贯穿信息污染生成与消解的始终。与此同时，信息环境客体的变化，使得总是存在于一定信息环境中进
7、行信息传递与交流的信息人捕捉到这一变动信号。与主流媒体受制于通讯受损和新闻在场不同，在公民意识普遍高涨的今天，拥有在场条件的网民以高度的参与热情承担了“现场记者”的角色9，在移动互联网的帮助下获得了突发事件信息的首次曝光权。这时散点式分布的他们通过第一手资料将风险传入网络空间，构成了零星存在的所谓“流言”，这些流言提醒了离风险尚远的人们风险的存在，成为大多数人了解风险的通 道10。但事实片段与真相的差距，常常使得在官方权威信息公开前依靠网民进行的信息传播行为易受素质差异影响，如同传字游戏般被附加各类猜测、恶意扭曲信息，从而使信息充满污名化风险。在官方发声前，社会弥散着紧张、焦虑、恐惧等情绪，使
8、得知情权未得到满足的公众急于对等待“审判”的突发事件各方局内人进行重新定义和阐释，合适的“替罪羊”便出现了11。例如，“10 28 重庆公交坠江事故”发生后，现场驾驶员上传的视频将处于正常行驶状态的红车司机推上了风口浪尖。这使得突发事件信息在最初输入阶段就为信息污染生成提供酝酿环境。1.2 差异行为助推信息污染生成信息人是信息生态系统的核心要素，其信息素养的高低与信息生态的构建、稳定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环境突变的信号被救援力量和主流媒体所接收，动态更新的事件信息进一步激发了信息人差异化的媒介行为。意见领袖是网络空间中的重要节点，其“接地气”的影响力使他们掌握最新网民关注的同时，又能以“接
9、地气”的方式实现信息扩散。这意味着意见领袖不仅存在先于主流媒体获得突发事件信息、占据传播高地的可能，还能因其节点中心性唤起大范围的网络讨论。一方面，趋利的他们掌握了流量密码，通过设置负面议题、散播网络谣言、炮制无关热点、倾泻非理性情绪等方式与主流媒体争夺网民关注12，从而将突发事件推为网络爆点。另一方面，除却这部分失范意见领袖，一些理性发声、图文视像并茂、充分整合碎片化信息以实现个人观点全面输出的知识网红，他们的逐热本能尽管不必然与经济利益相联系，却通过聚焦式呈现圈住了围观网民，从而使突发事件信息在网络中呈现出多重视角、多类焦点的形态，为主流媒体凝聚社会共识、引导社会舆论增加难度。尽管这类信息
10、解读也蕴含着消解信息污染的合理成分，但消解程度要视意见领袖个人素养、粉丝数量、影响能力而定，这使得突发事件后网络中的信息污染变得不均衡、复 杂化。随着突发事件信息向更为广阔的网络空间流动，没有在场条件的网民也逐渐加入传播场。他们极易通过捕风捉影肆意猜测，力求平衡客观信息不全面与主观信息迫切需求间的张力13。因此除了最初上传阶段的、通过寻找“替罪羊”消除内心的不确定性，网民对突发事件信息消费和再传播的取向逐渐从事实性信息向情感性信息转变。这类信息对事实属性的裹挟，使网民陷入缺乏理性的站队与对立中，偏好从与自身倾向一致、能够满足情感需求的虚拟群体中获得归属感，甚至事件真相的公开也难以获得关注。例如
11、，“8 29 山西临汾饭店坍塌事故”发生后，网民不是一边倒责骂老人新冠疫情期间还要举办酒席，就是同情老人在八十寿辰经历老伴及一众亲朋离世的悲惨遭遇，而饭店经营者违法占地、违法扩建的事故原因则无人问津。1.3 技术逻辑促成信息污染持续演进信息技术是信息生态系统中的背景要素，是联系四个环节的重要纽带。有学者认为，网络技术越发达，信息污染就越严重，信息污染规律是网络社会风险的第二规律14。移动社交时代，节点化的个体得以编织以自己为中心的信息网络。这个信息网科技传播 452022 中国科技传播论坛络里既有以社交关系为基础的信息筛选线索，也有以话题为核心的信息整合线索，还夹杂着平台、算法等其他引导线索1
12、5。但这种用户主动性实际上是内嵌于社交化、碎片化、个性化的技术逻辑中，因此主要由信息人推动的突发事件信息污染的持续演进也遵循这一逻辑。社交媒体一方面向我们介绍了言论自由的世界，另一方面，它也让我们更接近于言论自由的危险，因为由信息消费的非中介化所赋能的个体节点并不能如构想那般迎接观点的自由市场。有研究表明，围绕特定的世界观所形成的回声室被证明是传播虚假主张的生动环境，在这类同质社区中个人对挑战既定信念的信息抵制使得试图揭穿阴谋论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16。与此同时，除了这些在线社区，沿着人际关系网络所铺设的连接渠道使传播中的谣言兼有大众传播的特点17，从而赋予信息污染扩散极强的深度和广度。
13、一对一传播的屏蔽局限还导致一些有害信息像在链式结构的社交网络里迅速游走。在碎片化层面，与认知过程性相承接的动态更新的事件线索，会带来无数排列组合的“真实还原”，任何细枝末节的差异都可能造成“事实”与事实相去甚远，由此虚假新闻、反转新闻频出。此外，一些机器人账号通过复制碎片化信息，冒充人类用户，可以欺骗性地污染信息生态系统。这种不真实的账户常常被别有用心的势力组织用来扩大错误信息的影响，创造出人或意见更受欢迎的表象18，从而起到“带节奏”、影响公众舆论的目的。而信息素养不足的受众很难将它们与人类的个体行为区分开来，因为它们的自动化行为往往是与人类行为混合在一起的，或者它们的行为就是由所人类驱动。
14、这些账号的渗透和欺骗都对系统中的平均信息质量有明显的负面影响。而基于个性化定制的算法推荐，其底层流量逻辑对蹭热点行为的鼓动不仅导致假消息泛滥，也存在消费主义侵蚀社会公德的可能。在算法逻辑下，网络用户变成沉浸在个人天地里离散的个体，信息消费个人性与突发事件的公共性矛盾使得算法推送的兴趣黏合度更高的信息冲淡了突发事件真相信息的置顶效果，从而削弱信息污染消解的效度。总之，社会突发事件网络信息污染生成是一个信息污染消解与信息污染加剧动态并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信息人主导拉锯战，其对信息环境突变的应对以及信息技术的应用决定着这一拉锯战的成败。2 社会突发事件中网络信息污染的特点及 危害网络信息污染的生
15、成为社会突发事件时期的网络空间形塑了新的信息环境，这一信息环境因突发事件“上网”而形成，在呈现出与突发事件属性相关的特点的同时，又作用于现实世界，从而使网络传播的“扩音效应”具备现实和网络双重破坏力。2.1 社会突发事件中网络信息污染的特点网络信息污染的客观必然性决定了其与网络空间发展的伴生性以及信息污染分布的遍在性，而社会突发事件作为非常态化变量的引入使这一伴生性与遍在性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维度的扩展。2.1.1 生命周期长对于一些影响范围较大、救援持续时间长的突发事件，其瞬间性对事件发生从量变到质变的复杂过程以极少线索进行掩盖，增加了人们对事件真相认识的难度。在这一阶段，活跃的信息人搭乘网络之
16、车推动信息污染和社会突发事件救援与处理进程同步，并不断以多样事件真相推测而超前。这类参与传播对用户主动性的强调，增强了信息污染先入为主的生命力，削弱了事件真相信息对信息污染的消解能力。与此同时，化实践为经验的应急管理工作原则又往往使事件真相在盖棺定论后又引发社会性讨论，甚至一些重特大事故的周年纪念文章在祭奠人员伤亡的同时，还会因信息的“休眠效应”激起用户对以往流言、谣言信息的调用。突发事件会随着时间慢慢淡出大众的视野，但事件的来龙去脉在网络上的痕迹存储远远超过了人类的记忆19。由此，在网络赋予的用户参与和信息记忆功能下，突发事件网络信息污染的生命周期得以延长，并存在因同类事件再次唤起的可能。2
17、.1.2 爆发速度快社交网络信息扩散具有很强的时间特征，即突发更新，在短时间内充斥着信息狂欢。这种信息传播的时间特征在突发事件中尤为突出，其危害性与公共利益的结合。一方面，在与网络用户信息关注有限性的结合中，使得信息人对这一事件的讨论视突发事件的危害程度而定，助推网络信息污染实现时间上的爆发。另一方面，通过聚集的用户关注，遍在式呈现的网络信息污染迅速向社会突发事件这一话题靠拢，甚至出现一些蹭热度、搭便车的现象，社会突发事件网络信息污染实现空间上的爆发。这20231（下）科技传播 46理论探索种爆发性还与突发事件的时间特性有关，突发事件从发展速度来说，进程极快。这导致突发事件的发生与人们的意识之
18、间常存在严重脱节，整个社会对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处于短缺状态20。在此期间，由官方主体信息短缺所带来的应急响应时滞给予了信息污染极大的生成空间，这也是各地政府不断修订应急预案、提高权威信息发布速度的重要原因。2.1.3 扩散范围广信息的处理在信息生态链中是环环相扣，逐步加深的过程，所以信息污染的扩散性会使上游信息出错对下游信息造成失真。突发事件由于其后果的破坏性、影响的连环性存在带来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破坏以及危及公共安全的可能。因此，与一般的信息污染相比，突发事件的危害性和公共性不仅使得有关信息极其吸引关注，还在某种程度上传达出一种隐性的信息接收责任的意味，即受众不仅乐于接收和传播有关
19、信息，还认为自己“有责任”积极参与。这类由用户积极参与所扩散的不确定信息是深层次社会问题与社会心理诉求的折射，也是公众参与政策议程设置的尝试21。这种信息素养不足的表现，尽管为信息污染生成提供助力，但却是突发事件中民生百态的真实写照。此外，这种扩散性要视事件复杂程度、危害程度而定，那些在影响力层面地域局限更强、危害性更小、社会争论更小的突发事件，尤其一些小范围的自然灾害，其信息污染程度轻甚至可能在酝酿初期就由于有效的信息控制而被遏制。2.2 社会突发事件中网络信息污染的危害信息是我们了解世界的基础，无论是通过思考、判断还是通过我们的信仰体系22。突发事件中的信息污染，将信息以过载、虚假、毒害的
20、形式分散着信息寻求者真正本质的注意力，以至于这一特定主题丰富信息的供应阻碍了一个人的决策能力。同时，这种信息公害并不仅仅存在于网络空间，它将通过形塑新的信息环境的方式将信息污染输出到现实社会，带来虚拟与现实的双重破坏。2.2.1 降低社会共识和社会公信信息污染正在削弱我们决策者的力量，并在广大公众中滋生了怀疑主义23。突发事件中信息公开的时滞使得在权威信息缺乏，或信息发布存在缺陷的情况下，网络信息污染中的“谣言”借助网络的加速和放大效应对信息渠道和舆论空间的占据24，这意味着突发事件发生后舆论危机往往相伴而来。这类虚假信息与事实性的新闻相比，是通过启发式而不是论证的力量来说服受众25，这极大地
21、鼓励了用户从无关的猜想而不是信息的逻辑层面去鉴别信息的质量，从而体现为偏听偏信对社会共识的动摇。这表明当有人别有用心地散布污染后的低质信息，趁机宣扬错位的价值观念和大肆宣泄个人负面情绪，将造成社会公众对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消解。同时，危机中动摇的社会信任，是社会凝聚力的核心构成单元。当受众在信息污染影响下的负面情绪和有害行为没有得到及时的疏导和控制，容易导致发源于突发事件主题的有害信息和有害言论发酵为群体性事件，意味着社会转型中的官民纠纷和阶层矛盾、主流媒体融合转型的公信力挑战、城市化加快带来的大量流动人员、网络中“自诩”平等的话语环境等问题与信息污染的叠加存在实现影响的实体化的可能。这也是一些
22、受众一旦面临危机就上纲上线、抨击社会的重要原因。2.2.2 影响突发事件救援与处理信息是资源，是财富，是商品，更是决策依据。突发事件中信息污染的生成极大程度地降低了信息生态中信息的效用，造成整体的信息平均质量下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拖累事件处理和救援的步伐。在突发事件应急响应中，信息的及时性和真实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大量过时、不精确和错误信息给应急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网络信息污染中信息源头的不可知性、信息传播的快速性使信息的过滤和甄别变得更加复杂和困难，这大大提高了应急决策的信息成本，降低了应急救援的工作效率。随着信息污染的发展，失去控制和无组织的信息，在社会中不再构成资源，本应相互配合、助力
23、形成有序突发事件信息传播场的部分信息人还因受污染影响，以网络赋予的传播力量与信息公开的权威声音相争，通过占据信道和增加噪音等方式影响官方主体的传播效力，这将进一步影响到后续的事件救援行动和事件信息公布。虽然多元化的主体参与符合信息生态的规律，但信息污染的危害性使得这类传播因子一开始就被排除在信息生态之外。2.2.3 危及个人心理与生理健康信息污染中，受众得到的信息似乎比渴望的要多得多，但这种高效和快速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的。突发事件发生后的个人难以适应外部信息环境的变化时，信息饥饿、信息恐惧、信息孤独症就出现 了26。这时的受众表现为对有关事件信息的极度渴求，而信息污染的出现进一步提升了信息寻求
24、和鉴别的成本，信息饥饿的满足将会因真相信息公布的科技传播 472022 中国科技传播论坛时滞而延迟。由此，在污染中寻找碎片真相的“信息海”战术是受众竭力满足自身需求的唯一出路。然而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早已警示人们，当信息消费者长期处于信息污染环境时，会使其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产生偏差。这种由信息污染所建构的事件认知，会以大量毒害信息、虚假信息的形式在整个社会的精神领域造成严重危害，从而对受众带来心灵上的损伤。除了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在权威信息公开前的信息接收超量还会使人的大脑患上“消化不良”，表现为信息接收者头昏脑涨、心悸恍惚、胸闷气短、精神抑郁或烦躁不安等症状，被称为“信息污染综合征”27。这
25、表明，当大量的信息事先未经系统化、条理化的处理，便盲目地灌输到人的大脑中，会给神经系统带来很大危害。3 社会突发事件中网络信息污染的治理信息生态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人的全面发展、信息环境的改善、人类社会的进步三者相互影响、共同进步。网络信息生态建设是网络空间治理的核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件突发后网络空间的众声喧哗，是由多元化的信息人所主导的信息污染生成力量和消解力量抗争的结果。因此尽管信息生态系统是人工打造的信息系统，其平衡的恢复离不开人类主体的干预，但其治理也不得不从信息生态自身运行的视角进行思考。而一个良性运作信息生态系统应具备信息生态多样性、协同演进性、关键
26、性物种和系统性 4 个特点。3.1 多样性要求真相与情感信息同时关照信息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既是信息生态动态平衡的重要标志和生态合理序级的必要条件，也是丰富资源生态位、满足不同信息需求的正确对策28。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公众社会情绪会比平时更加脆弱和敏感，易出现焦虑、不安、恐慌、悲观等负面情绪，这类负面情绪是引导信息人成为推动信息污染生成的重要因素。这时，公众在社交媒体平台诉求的表达往往不是单一的，基本信息诉求、情感支持诉求、救援和物资诉求成为同等重要的诉 求29。这实际上表明，在信息生态中事实性信息和情感性信息占据着不同的生态位置，对消解信息污染、稳定网络信息生态发挥不同作用。不断更新、多面整
27、合的事实性信息是消除信息不确定性、消解信息污染的核心要素，而积极正向、暖心多样的情感性信息则以其软文性、共情性满足受众紧张不安的心理需求。因此为实现两类需求的同时关照，不仅需要拥有丰富信息资源的主流媒体和意见领袖发挥各自内容优势，为满足突发事件中网络用户不同层面信息消费需求而相互配合；还需要普通网民不断提高信息素养，增强识别信息失实成分和不良情绪属性的能力，做突发事件信息传播与消费的理性参与者。3.2 演进性要求应用好技术提高治污能力信息技术不仅是网络信息污染生成的催化环境，还是信息生态系统协同演进、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信息痕迹的可追溯性、可捕捉性使得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中的大数据应用可以从宏
28、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高治污能力。首先，网络信息污染状况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30，可以测定社会突发事件后网络信息污染指数，这对于衡量整体信息污染状况、把握信息治理黄金时期、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其次，基于信息流技术的、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系统中枢纽节点的识别与管理是对新媒体时代网络用户的节点化的有效应对，不仅可以用来干预传播，加速突发事件真相信息的传播和防控流言谣言的扩散，还可以用以配合主流媒体凝聚社会共识、引导社会舆论。此外，为应对突发事件后的用户海量上传，当前的社交媒体平台还需更好地结合技术和人工双重机制以应对信息审核与删除的挑战，从而为网络信息治理提供策应。3.3 关键性要求主要节点和普通
29、用户兼顾主流媒体和意见领袖是网络信息生态系统中的中坚群体，是实现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关键物种。网络信息污染的存在使得突发事件发生后的媒体话语需要找到与官方话语拟合度较高的部分，形成有共同指向的议题，甚至会让媒体成为官方话语的代言人，以应对强大的网民话语31。这意味着这一时期的主流媒体需要从真实报道者向引导报道者转变，从而引导公众的风险认知更接近真实水平。在传播内容层面，主流媒体不仅应尽可能实现新闻到场以获得更多确定性信息，还要在传播官方信息层面形成合力，以求挤占网络信息污染的生存空间。而互联网和突发事件的双重语境还要求媒体报道在搭建全媒体传播平台的同时，改变其固有的话语体系，通过更新报道框架主动
30、适应互联网用户的媒介使用习惯32，提升确定性信息的传播力。而意见领袖是网络话语环境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培育主流网络意见领袖是新媒体时代强化主流话语的重要举措。突发事件中的主流意见领袖可以20231（下）科技传播 48理论探索是政府网络意见领袖，代表官方及时公布事态发展信息，解读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政策方针；还可以是专家型网络意见领袖，向公众开展相关科普教育，并为具体工作的开展提出建设性意见。除了合作，还要让主流网络意见领袖积极同持错误言论的网络意见领袖进行辩论，用事实的力量击破他们虚构的谣言，用理性客观的声音批驳其过激的言论。由此，网络信息污染在辩驳的过程中自然会不断失去其生存空间。与此同时，随
31、着主流媒体加强创新、构建网络舆论阵地的努力将县级融媒体也囊括其中，这种全面的媒体力量渗透网络的能力比产生吸引人注意的内容更重要。有研究在讨论社交机器人的信息污染能力时发现，针对中心节点会导致网络中低质量的内容更加集中，而随机布线的结果是低质量信息在整个网络中传播33。虽然这项研究针对的是社交机器人传播的低质量信息，但突发事件的紧急性和网络空间的去结构性似乎也与这种节点布控方式不谋而合。总之，兼顾极有影响力的用户以及随机用户是屏蔽谣言、传播真相、减少信息污染的重要 措施。3.4 系统性要求全主体全平台全形式管控网络信息生态各个部分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系统性要求信息污染的治理需要从不同维度的整体视
32、角看待问题。多元化主体的协同治理是第一个层面。这不仅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空间治理重要论述的实践遵循，也是网络空间中复杂信息主体参与传播的现实要求。首先，要坚持国家有关部门对治理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同社会突发事件背景下乘虚而入的破坏势力做斗争。其次，要发挥政府在网络信息污染治理中统筹协调和监督监管的功能。在信息污染治理中，官方权威的信息公开是最重要的因素。这要求政府信息发布不仅应将新闻发布运行管理纳入政府应急管理系统，提升信息公开的及时性，还需要从新闻发言人队伍专业化、新闻发布形式网络化与多样化提升信息公开的有效性。此外，为辅助技术手段对信息污染源的追踪，与传播后果相匹配的责任认定所带来
33、的行政拘役等惩罚措施不仅可以有效控制信息污染，还能在社会范围内起到威慑作用。但当前有关网络信息污染的法律规定存在适用性困境。作为新增的信息网络犯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不仅缺乏专门的司法解释和教义学探 讨34，行政执法层对其危害性的度量和区分也没有客观、清晰和严格的标准，仍需要进一步讨论。最后，要鼓励网民对网络信息污染治理的积极参与，不断提高信息素养，通过设立举报通道、辟谣专题、奖惩机制等激发网民信息参与的主 体性。全平台和全形式则是对全主体参与治污的进一步保障。由于人们在各种社交网站上都有账户，有时他们会在不同的社交网络上传播污染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源检测变得有些困难。因此，从全平台封杀
34、污染账号是切实必需的。而鉴于视频、图片检测的成本比文本高，一些多媒体形式的信息污染得以在人工检测前逃逸于封杀，针对此类治污非常需要深度学习算法技术的应用。4 结语当移动传播将大众传播变成个性化传播，信息传播与消费可以随时随地实现，一切时间都有可能是黄金时间。这种“信息闹市”使得主流媒体在传递真相信息时，需要承担更多社会引导和教化的责任。而信息生态系统的建设表明社会突发事件网络信息污染的生成及治理都需要回溯信息系统中的每一个环节。信息污染的生成本质上是突发事件的信息需求与动态更新的信息供给之间矛盾的体现，是网络环境对这一矛盾斗争性的强调。针对突发事件中的信息污染治理，必须要回归信息生态本身，从良
35、性运作信息生态系统应具备信息生态多样性、协同演进性、关键性物种和系统性出发，进行有针对性治理，消除信息污染的负面效应，从而实现信息生态系统的平衡。参考文献1Pandita，Ramesh.Information Pollution，a Mounting Threat:Internet a Major CausalityJ.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 Theory and Practice，2014，2(4).2Capurro R.Towards an information ecologyC/1990.3Meel P，Vishwakarma D K.Fake N
36、ews，Rumor，Information Pollution in Social Media and Web:A Contemporary Survey of State-of-the-arts，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J.Expert Systems with 科技传播 492022 中国科技传播论坛Applications，2019，153(1):112986.4李蓉.传播学视野中的网络生态研究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4）：49-56.5何坚石.网络信息污染问题研究J.现代情报，2005（2）：129-131.6韩子静.信息生态
37、学与信息生态系统平衡研究D.杭州：浙江大学，2008.7王云梅.信息生态系统及其有效机制的构建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0（2）：25-28.8邵培仁.大众传播中的信息污染及其治理J.新闻与写作，2007（3）：22-23.9姜胜洪.微博时代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研究J.理论与现代化，2012（3）：47-51.10刘小燕，李泓江.风险社会与中国舆论治理观念的调适J.当代传播，2020（3）：18-22.11张乐，童星.污名化：对突发事件后果的一种深度解析J.社会科学研究，2010（6）：101-105.12毕红梅，黄 祎霖.重大突发事件中网络意见领袖行为失范及其治理J.理论导刊，2020（10）
38、：98-102.13成立文.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突发公共事件舆情治理J.观察与思考，2021（2）：93-105.14谢俊贵.网络社会风险规律及其因应策略J.社会科学研究，2016（6）：102-110.15彭兰.新媒体用户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397.16Zollo F，Novak P K，MD Vicario，et al.Emotional Dynamics in the Age of Misinformation.2019.17邵慧.社交媒体时代网络谣言的治理策略分析J.传媒，2018（9）：73-75.18Shao Chengcheng，Ciampaglia Giov
39、anni Luca，Varol Onur，Yang Kai-Cheng，Flammini Alessandro，Menczer Filippo.The spread of low-credibility content by social bots.J.Nature communications，2018，9(1).19陈亮，谢洪明.社交媒体在突发事件传播中的应用与挑战J.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20（7）：96-99.20朱力.突发事件的概念、要素与类型J.南京：南京社会科学，2007（11）：81-88.21孙德超，胡灿美.重大突发事件应对中不确定信息的功能建构、生发传播与协同善治J.福建论
40、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7）：183-190.22Harris R.A guidebook to the webM.Dushkin/McGraw-Hill，1999.23Orman L.Fighting Information Pollution with Decision Support SystemsJ.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1984，1(2):64-71.24何勇，杨映瑜.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谣言的特征及治理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6）：130-135.25Horne B D，Adali S.Thi
41、s Just In:Fake News Packs a Lot in Title，Uses Simpler，Repetitive Content in Text Body，More Similar to Satire than Real NewsJ.2017.26李键菲.基于信息生态链的信息污染防控研究D.太原：山西大学，2011.27韩玲玲，庞涛.关于信息污染问题的几点浅见J.兰台世界，2008（6）：7-9.28邵培仁.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新视野 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135-144.29陈积银，宋春妮，崔怡珂.信息救济、情绪安抚与公众参
42、与：社交媒体在非传统安全事件中的社会治理J.全球传媒学刊，2022，9（2）：21-36.30万晓榆，王在宇，蒋婷.基于“拉开档次”法的网络信息污染状况模糊语言评价研究J.知识管理论坛，2017，2（2）：145-155.31严利华，宋英华.非常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的关键要素和发生逻辑J.中国应急管理，2015（4）.32景秋萍，田宏明.突发危机事件中主流媒体报道框架与话语构建J.青年记者，2022（4）：52-53.33Xiaodan Lou，Alessandro Flammini，Filippo Menczer.Information Pollution by Social Bots.J.CoRR，2019，abs/1907.06130.34金鸿浩.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的实务反思与探讨J.中国刑事法杂志，2021（3）：56-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