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作者简介】胡赞英(1986-)，女，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注册城乡规划师。叶 强(1964-)，男，博士，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城乡规划学科负责人，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会员，本文通信作者。赵 垚(1994-)，男，湖南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博士研究生。【修改日期】2022-08-21【文章编号】1002-1329(2023)01-0025-14【中图分类号】TU984.13【文献标识码】A【doi】10.11819/cpr20230104a【摘要】基于网络点评数据，首先，从城市层面分析了商业空间规模和效益的耦合与演变，发现：二者在时序上呈现出动态耦合关系，在空间上具
2、有“中心-外围”圈层分异特征。具体而言，中心圈层耦合度较高，效益水平整体高于周边地区；外围圈层空间效益的增长滞后于规模的增长，存在发展不协调问题，但随着新兴商业中心逐步发展成熟，耦合动态水平有所提升，耦合区域沿空间扩张方向呈跳跃式推移。其次，从单体层面进一步分析发现，规模和效益不是简单的线性正比关系，过度规模反而导致单位效益下降，进而呈现出较低的耦合水平。外围圈层单体规模向超大型化发展明显，不耦合现象尤为显著。最后，分别从政策规划、经济人口、区位交通、业态需求及环境设施5方面探讨了耦合动力机制及影响差异。【关键词】商业空间；规模；效益；耦合；长沙ABSTRACT:Based on the on
3、line comment data,this article firstly analyzes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ercial space scale and benefit at the city level.The result reveals that the scale and benefit are dynamically coupled in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and show a feature of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he“center-per
4、iphery”layer.More specifically,the coupling degree of the central layer is higher,which reflects an overall higher benefit level of the central area.Meanwhile,the spatial benefit growth in peripheral layer lags behind its spatial scale expansion,and the mismatch is obvious.Along with the gradual dev
5、elopment and maturity of newly constructed commercial centers,the coupling level is dynamically improved,and the coupling region moves by leaps along the spatial expansion direction.Secondly,analyzed from the individual commercial facility level,it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ale and benef
6、it is not a simple linear proportional relationship,and excessive scale leads to the decrease of coupling degree and unit benefit level.Because of the obvious trend of super-large scale of individual commercial facilities,the decoupling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in peripheral layer.Finally,the cou
7、pling dynamic mechanism and difference are discussed from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urban policy and planning,economy and population,lo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demand of industrial forms,and environmental facilities.KEY WORDS:commercial space;scale;benefit;coupling;Changsha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城市
8、逐渐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商业服务业逐渐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并且由于城市商业空间供需关系的转变，大部分盈利性商业设施的建设转由市场调节，政府对商业设施配建标准的约束减弱2。在此背景下，商业空间的总体规模和单体规模均快速增长，但不少商业设施暴露出市场关注度不高和客流量不大、消费者体验不佳等问题，影响了商业空间的经营效益。大型零售商业设施作为商业空间的核心部分，是商业空间规模与结构演变的主要动力之一，客观分析其空间规模特征及效益水平，探讨二者的耦合关系，对于合理布局城市商业空间，提升空间资源利用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伴随着智能移动设备的广泛普及，网络点评已成为消费者发布体验的重要渠道，
9、对消费者选择行为和商户布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3，能较好地反映商业空间“规模-效益”耦合评价与机制研究*以长沙中心城区为例THE SCALE-BENEFIT COUPLING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OF COMMERCIAL SPACE:A CASE STUDY OF THE CENTRAL URBAN AREA OF CHANGSHA胡赞英 叶 强 赵 垚HU Zanying;YE Qiang;ZHAO Yao*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互联网经济时代电子商务对城市零售商业空间结构影响研究”(51878252)。商业空间“规模-效益”耦合评价与机制研究胡赞英 叶
10、强 赵 垚26城市规划 CITY PLANNING REVIEW2023年 第47卷 第1期 VOL.47 NO.1 JAN.2023Planning Studies规划研究商业设施的市场关注度和满意度，为科学评估商业设施空间效益提供了大数据支撑。商业是城市各功能要素中最活跃的要素之一，自中心地理论提出以来，商业空间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从研究视角与范畴来看，对空间分布格局的研究与总结仍是当前主流，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空间结构与形态、商业区位与业态、人的行为4及新业态、新技术的影响研究等方面5-6，而对空间效益的评估及其与规模关系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主要分两类：一是以典型的大型商业设施或商业
11、街为研究对象，开展商业空间绩效评价7、空间场所价值创造8、生产与消费的均衡演化9等研究，主要为中微观层面的单体分析。二是以商业用地作为研究对象，开展土地利用集约度10-11、用地增量与空间结构演变关系12、商业用地的地价空间结构13与溢出效应14等研究，侧重于经济效益测算，对城市层面的商业空间及其特征分析较少。从研究数据与方法来看，数据已渗透到交流、消费等众多领域15，大数据分析和空间计量成为新的研究手段16。学者运用POI数据分析商业区位和识别商业中心17-19，运用签到数据识别城市热点区域与商圈20及商业空心化区域21，但以上数据为位置信息，不能反映规模、效益等属性信息。因此，随着点评网站
12、的兴起，评论性文本大数据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其开展了对餐饮22-23、酒店24-25等服务空间分布格局与服务水平的研究，少数学者从交通和行为学视角，探测了商业设施的位置、数量及满意度与交通的关系26，分析了线上消费行为的选择偏好27，但较少涉及商业空间。综上所述，大数据已经成为商业空间研究的重点内容，已有研究多基于位置信息的区位分析为主，而基于文本信息的空间属性研究有待补充。因此，运用网络点评大数据，从城市和单体空间层面开展商业空间规模与效益的耦合关系及动力机制研究，可拓展科学评估空间效益的测度，为商业空间及其演变规律研究提供理论与实证补充。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1.1 研究区概况长沙市是我国
13、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其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发展类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首先，长沙市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与全国总体水平基本一致，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统计局公布的36个主要城市中排名中等靠前，位列第14和第11。其次，我国现代城市空间以向心型增长和集聚型扩展为主28，长沙市正是典型的集聚型扩展类型，对其开展相关研究，对规模和结构类似的城市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本文研究范围为长沙市城市总体规划(2003-2020)(2014年修订)划定的长沙市中心城区，含建成区和近郊地带，能综合反映城市核心区和外围扩展区的空间特征。1.2 数据来源大众点评网是国内最早的独立的第三方点评平台，
14、具有数据覆盖面大与信息更新及时的特点，且更新频率远高于工商登记和实地调研，能有效反映商业设施的历史变化过程26。据QuestMobile统计，APP独立用户累计超5.9亿，点评超2.5亿条，已形成了庞大的能影响消费决策的口碑库。评价信息包含时间、空间和满意度等内容。研究收集了20052020年长沙中心城区建筑面积5000m2以上的购物中心、商业综合体、百货商店等大型零售商业设施的位置信息和相关属性信息。通过数据查重、筛选与校验后，聚焦82个有效数据点。1.3 研究方法耦合是指两个及以上系统或运动形式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29，空间耦合性反映了空间要素的协同作用和影响程度，广义上更多强调的
15、是事物间的高度关联性30。通过相关分析，在明晰商业空间规模与效益关联性的基础上，运用地图代数法栅格化测算二者的耦合关系，评估整体协调性水平。1.3.1指标数据标准化与Spearman相关空间规模和效益的评价指标间存在量纲，为消除量纲对数值曲线拟合结果的影响，对指标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公式如下：(1)式中：Uij为第i个系统第j个指标；值为Xij(i=1，2n;j=1，2n)；max(Xij)、min(Xij)分别为指标Xij的最大和最小值。在数据标准化的基础上，借助SPSS相关分析，从统计数学的角度探讨设施空间规模与效益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及相关程度。由于部分效益指标(好评率、人均消费额等)，虽
16、具有一定等级特征，但正态检验显著性不高，因此，采用适用范围更广，对正态性要求不严格的Spearman相关进行分析。1.3.2核密度估计核密度分析是空间要素集聚形态识别的重要手段。以坐标数据为基础，以建筑面积与评论数为赋值，分析商业设施地理分布与关注热点分布27的集聚形态与密度中心。公式如下：(2)式中：kj为研究对象j的权重，Dij为空间点i与研究对象j的距离，R为选定区域带宽，n为范围内的点数。其中，带宽选择是关键，设置值越大，密度表面越平滑，但集聚热点可能被掩盖；反之，密度表面局部特征越明显，整体关联越弱。结合消费出行步行半径和密度表面特征反复模拟，最终设定带宽值为1.5km。1.3.3栅
17、格化耦合测算运用地图代数法测算反映规模和效益水平的核密度栅格像元之间的差值关系，并对测算结果进行连续化模拟，以反映空间要素在不同条件下的耦合关系。首先，对核密度分析值进行标准化分级和栅格化像元处理，参考商业用地一般规模，每个像元单位设为200m200m。其次，对像元数据集逐个进行差值运算(图1)，直到完成所有数据集运算31，输出结果数据集栅格像元。运算结果划分9个标准化分级，数值区间为(-1.07.0)，绝对值越接近0，反映耦合程度越高，空间集聚水平越接近。2 结果分析 2.1 大型零售商业空间规模总体特征与结构演变2.1.1空间规模总体特征从城市总体商业设施数量和建筑营业面积两方面评估商业设
18、施空间规模的增长情况。统计显示(表1)，20052020年，设施数量和建筑面积均增长显著，并在2011年和2017年出现了增长高峰。从规模总量来看，总设施数增长了8倍，建筑面积增长了10倍；从单体规模来看，10万平方米以上的超大型商业综合体增长迅猛，2020年建筑面积已占总体的61.1%。2017年以后，设施数量的总体增速有所减缓，但单体规模仍在日益增长，超大型商业综合体已成为发展主流。2.1.2空间规模集聚类型与结构模式从空间规模集聚密度来看(图2)，长沙大型零售商业空间总体遵循着“中心-外围”圈层分布的特征，集聚密度具有先减后增的跳跃式发展特点，并且伴随着多个点状中心在外围地区增长与集聚，
19、空间结构由单核集聚向多核集聚发展的趋势逐渐显现。具体而言，2008年以前，商业设施集中分布于市中心五一广场商圈，少量分布于距市中心5km范围内的袁家岭、东塘等次级商圈，单中心结构明显。至2014年，五一广场商圈的集聚密度持续增加，但袁家岭、东塘等传统次级商圈逐步降低，而以中信、北辰等为代表的新兴商圈在距市中心15km20km的外围地区形成多个跳跃式增长点，集聚密度呈现出由内向外先减后增的跳跃式发展趋势。至2020年，市中心的极核效应进一步强化，同时，外围地区的新兴商圈也显著增长，形成了多个次级集聚中心，呈现出中心极化和多核集聚并存的发展趋势。参照饶传坤17，32等学者的圈层分析方法，以每5km
20、为半径划分商业空间分布圈层，由于五一广场商圈历来是长沙商业发展的中心，商业设施高度集中，因此，将五一广场作为圈层的核心。同时，参考杨吾扬33、管驰明34等学者对商业空间区位类型和等级序列的划分，从中心到外围依次划分为传统中心区、新兴中心区和发展扩展区3个圈层类型，分布着市级商业中心、传统图1 栅格像元数据集差值运算示例Fig.1 Example of raster metadata set difference calculation资料来源：本文图表除另有注明外，均为笔者自绘。表1 2005-2020年中心城区大型零售商业设施(5000 以上)统计表Tab.1 Summary of larg
21、e-scale retail commercial facilities(above 5000)in central urban area during 2005-2020指标时间(年)2005 2008 2011 2014 2017 2020总设施数(个)9 14 24 33 59 823年间设施数增长率(%)-55.6%71.4%37.5%78.8%39.0%总建筑面积(万)52.7 66.1 136.4 222.4 424.3 579.53年间总建筑面积增长率(%)-25.4%106.4%63.0%90.8%36.6%10万 以上设施建筑面积占比(%)19.0%15.1%40.3%57.
22、1%63.0%61.1%商业空间“规模-效益”耦合评价与机制研究胡赞英 叶 强 赵 垚28城市规划 CITY PLANNING REVIEW2023年 第47卷 第1期 VOL.47 NO.1 JAN.2023Planning Studies规划研究图2 长沙大型零售商业设施空间集聚密度分析Fig.2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spatial concentration of large-scale retail commercial facilities in Changsha方米以上的超大型综合体的建筑面积占比分别为42.5%和30.2%，占总体的72.7%，并
23、且外围区域的平均单体建筑面积也显著高于传统中心区(表2，图5)。2.2 大型零售商业空间规模与效益耦合评价 2.2.1空间规模与效益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空间具有社会、经济、形态等多重属性35，对空间效益的测度应包含多元目标。评论数量代表产品或商家受欢迎的程度，与产品销量相关36，可以从不同时间截面反映商业设施的市场关注度和经营效益。通过大众点评网获取评论数与环境、区级商业中心、新兴区级商业中心和扩展区新商业中心4个等级的商业中心(图3图4)。2.1.3空间规模等级分布与演变特征从空间规模等级分布来看，大型化、外围化发展趋势明显，超大型商业综合体已占据重要地位。具体而言，2011年以前，商业设施主
24、要分布于传统中心区，单体空间规模以210万平方米为主。2011年开始，单体空间规模急剧提升，外围圈层的增长尤为显著。至2020年，位于外围圈层的新兴中心区和发展扩展区内的商业设施建筑面积占比分别为41.9%和24.4%，二者之和占总体的66.3%，其中，位于这两个区域的10万平29配套设施、服务水平好评率及人均消费额等指标，有助于解决商户口碑较难衡量和数据获取困难等问题3。研究以评论数，好评率和人均消费额作为因变量表征市场关注度、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建筑面积作为自变量表征空间规模，通过相关分析发现(表3)，空间规模与市场关注度、经济效益具有明显的正向关联，且这种关联在市级商业中心与新兴商业中
25、心表现的更加明显，与环境、配套设施及服务水平关联不显著。具体而言，(1)总体层面上，建筑面积与其它各指标在0.01层上均显著正相关，说明空间规模增长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总体效益水平的提升。(2)市级商业中心方面，各指标相关系数相较于总体层面均显著提升，说明空间规模增长对效益的提升高于全市水平。(3)传统区级商业中心方面，建筑面积与评论数仅在0.05层上中等程度相关，与好评率、人均消费额相关性不显著，说明空间规模变化与效益之间没有显著关联。(4)新兴区与扩展区新商业中心方面，建筑面积与评论数、人均消费额在0.01层上显著正相关，说明空间规模增长对市场关注度和经济效益提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与好评率弱
26、相关或不相关，说明空间规模与服务水平没有显著关联。2.2.2城市层面空间规模与效益耦合分析从城市整体层面开展耦合分析发现(图6，表4)，空间规模与效益的耦合与演变具有圈层分异性和动态变化性特征。首先，圈层分异性表现为中心圈层的耦合程度明显高于外围，并且不耦合区域随城市空间的扩张向外围地区跳跃式推移；其次，随着新兴商业中心的发展成熟，动态变化性表现为耦合程度逐步提升，这是因为商业空间的培育是一个渐进过程，存在着由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路径9，市场关注度和效益的提升相较于设施建设和规模的增长存在一定程度的时滞效应。具体而言，(1)2008年，市级商业中心耦合度较高，而传统区级商业中心耦合度较低。一方面，
27、由于空间规模与效益的密度中心均位于市级商业中心，所以耦合度较高；另一方面，由于东塘、袁家岭等传统区级商业中心虽初具规模，但影响力有限，效益水平远不及市级商业中心，所以耦合度较低。(2)至2014年，不耦合区域向外扩散与推移。一方面，由于红星、北辰、万家丽等新兴区级商业中心崛起，形成多个规模集聚中心，但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关注度较低，所以不耦合程度较高。另一方面，东塘、袁家岭等传统区级商业中心因紧临市级商业中心，受到虹吸效应影响，空间规模与效益均没有明显增长，但图3 商业中心等级类型Fig.3 Hierarchy and type of commercial centers 图4 商业空间圈层结
28、构模式Fig.4 Circular distribution and structure of commercial space二者的耦合度反而提高，反映了耦合关系的动态变化性。(3)至2020年，不耦合区域进一步向外围推移与扩张，且不耦合区域的规模急剧增长，在外围形成了多个增长极。一方面，中信、梅溪湖、高铁新城等外围新兴商圈迅速崛起，并以10万平方米以上的超大型商业综合体为主，空间规模的集聚密度显著增加，空间效益的聚集密度虽有所提升，但增长水平远不及规模的增长，二者的不耦合程度较高，并且空间扩张越显著的区域不耦合程度越高。另一方面，中间圈的层红星、商业空间“规模-效益”耦合评价与机制研究胡赞
29、英 叶 强 赵 垚30城市规划 CITY PLANNING REVIEW2023年 第47卷 第1期 VOL.47 NO.1 JAN.2023Planning Studies规划研究表2 大型零售商业设施空间规模的等级分布Tab.2 Scale distribution of large-scale retail commercial facilities图5 大型零售商业设施单体空间规模的分布与演变Fig.5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scale of individual large-scale retail commercial
30、facilities圈层分布 商业中心类型设施数量(个)及占比(%)建筑面积(万m2)及占比(%)10万m2以上设施数量(个)及占比(%)10万m2以上设施面积(万m2)及占比(%)平均建筑面积(万m2)传统中心区(02km)市级商业中心 16(19.5%)102.1(17.6%)4(16.7%)64.6(18.3%)6.4 传统中心区(25km)传统区级商业中心 17(20.7%)93.5(16.1%)3(12.5%)32.0(9.0%)5.5 新兴中心区(510km)新兴区级商业中心 32(39.0%)242.7(41.9%)10(41.7%)150.5(42.5%)7.6 发展扩展区(1
31、025km)扩展区新商业中心 17(20.7%)141.2(24.4%)7(29.2%)106.8(30.2%)8.3 Spearman相关分析 建筑面积 评论数 好评率 人均消费额总体层面相关系数 1.000.684*.388*.493*显著性（双尾）.000.000.000N 82 82 82 82市级商业中心相关系数 1.000.873*.673*.620*显著性（双尾）.000.004.010N 16 16 16 16传统区级商业中心相关系数 1.000.554*.236.043显著性（双尾）.021.362.870N 17 17 17 17新兴区级商业中心相关系数 1.000.768
32、*.389*.659*显著性（双尾）.000.028.000N 32 32 32 32扩展区新商业中心相关系数 1.000.843*.386.604*显著性（双尾）.000.126.010N 17 17 17 17表3 空间规模与效益评价指标的Spearman相关分析Tab.3 Spearman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spatial scale and benefit evaluation indicators*.在0.01层上相关，*.在0.05层上相关(双尾)。的线性正比关系，规模增长对效益总量的提升虽然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与单位效益水平的提升没有显著关联，尤其
33、是外围圈层空间规模与效益水平存在明显的不匹配现象。这是因为中心圈层由于区位优势和集聚效应，空间效益水平总体较高，加之市中心用地紧张，地价较高，单体空万家丽等新兴区级商业中心逐步发展成熟，商业业态日趋丰富和完善，市场关注度也随之提升，由不耦合发展基本耦合。2.2.3单体层面空间规模与效益耦合分析进一步从单体层面评估耦合程度和单位效益水平发现(图7图8)，空间规模与效益不是简单31图6 空间规模与市场关注度密度耦合分析Fig.6 Analysis of kernel density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scale and market att
34、ention degree商业中心类型 时间(年)空间规模演变特征 市场效益演变特征 密度耦合值 耦合关系传统中心区-市级商业中心（01km）2008 增长 增长 01.0 耦合2014 缓慢增长 增长 2.03.0 基本耦合2020 显著增长 显著增长-1.01.0 耦合传统中心区-传统区级商业中心（15km）2008 显著增长 缓慢增长 5.07.0 不耦合2014 缓慢增长 缓慢增长 2.03.0 基本耦合2020 缓慢增长 缓慢增长 3.04.0 基本耦合新兴中心区-新兴区级商业中心（510km）2008 2014 显著增长 缓慢增长 5.06.0 不耦合2020 显著增长 显著增长
35、3.04.0 基本耦合发展扩展区-扩展区新商业中心（1025km）2008 2014 增长 缓慢增长 5.06.0 不耦合2020 显著增长 缓慢增长 6.07.0 不耦合表4 空间规模与市场关注度耦合关系分布特征Tab.4 Analysis of coupling relationship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spatial scale and market attention degree注：密度耦合值位于(-1.01.0)区间时耦合；(2.04.0)区间时基本耦合；(5.07.0)区间时不耦合。间规模普遍较小，因此，总体耦合程度与单位效益水平都较高。其次，外围
36、圈层地价相对较低，单体空间规模普遍较大，空间规模扩张的速度与程度远超其消费影响力和市场服务能力，总体效益水平和单位效益水平均明显低于中心圈层，不耦合程度更显著。2.3 大型零售商业空间规模与效益耦合的动力机制2.3.1政策与规划引导调控城市空间的发展扩张和相关政策规划的制定对商业空间具有引导调控作用。伴随着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张，长沙的城市空间结构经历了商业空间“规模-效益”耦合评价与机制研究胡赞英 叶 强 赵 垚32城市规划 CITY PLANNING REVIEW2023年 第47卷 第1期 VOL.47 NO.1 JAN.2023Planning Studies规划研究巨大变化，由单核模式演
37、变为“一核八心多组团”模式37，城市商业空间结构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逐步由传统的“金字塔”型向“多中心、网络化”型结构形式转变38。在演变过程中，商业空间规模急剧增长，一方面，中心城区内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传统工业用地和宅基地转化为商业用地，商业空间规模大幅增长，并且中心城区的营商环境相对成熟，规模与效益的耦合水平整体较高。另一方面，房地产开发迅速扩张，大量住宅区、开发区在外围地区形成分散式组团，为配套商业中心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另外，政府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也对零售业空间格局演变产生了导向作用39，如长沙总体规划提出的大河西先导区发展战略推动了梅溪湖、滨江新城等河西新区商业空间的发展，梅溪湖定位
38、为城市副中心，步步高新天地、金茂览秀城等超大型综合体在此集聚。但新区发展成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新建商业设施空间效益水平的提升也需要一定的时间。2.3.2经济与人口增长影响经济水平与人口规模是影响零售商业设施空间规模与效益水平协调关系的重要因素。首先，经济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影响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性支出水平，进而影响居民商业消费40。作图7 单体层面空间规模-市场效益耦合分析Fig.7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scale and market benefit at the individual facility level图8 单体层面空间
39、规模-经济效益耦合分析Fig.8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scale and economic benefit from the individual facility level33为迅速崛起的新一线城市，长沙经济增长快速，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升，2020年全年人均消费性支出达到2005年的4.05倍，其中，与大型零售商业比较相关的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增长了9.39%，对商业空间规模和效益的增长产生了推动作用。其次，人口规模及密度分布是客流量的重要体现41，而客流量与空间效益之间存在相互吸引效应。2020年末长沙城镇人口达830.98
40、万，较2005年增加了486.59万人，为商业空间的发展提供了人口规模支撑。但同期长沙建成区面积由167.7km2增至560.8km2，增加了3.34倍，显然，人口城镇化滞后于空间城镇化42，人口增长跟不上空间扩张的速度，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存在一定程度的时滞效应43，而这种时滞效应进一步影响商业设施的客流量并反映在空间效益上，导致外围地区新建商业设施规模与效益耦合的时滞性和动态性更加显著。2.3.3区位与交通发展带动区位与交通对大型零售商业设施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影响，比较不同影响下规模与效益的耦合差异(表5)发现，耦合程度对是否位于中心区和距地铁口500m范围内具有较高敏感性，对停车设施水平的敏感
41、性相对较低。由于建设运营成本和准入门槛较高，需要一定规模的购买力才能实现高盈利目标，因此，大型零售商业设施往往在城市中心区地铁口或外围地区快速化交通出入口附近集聚。首先，就城市中心区而言，一方面，因人流汇集，租金门槛高，能吸引更多高购买力的消费者，如国金中心、海信广场等地铁站上建设的超大型综合体在五一广场商圈集聚，规模与效益耦合程度较高，反映了其对中心区位和地铁口的高敏感性。另一方面，中心区的年轻消费者居多，更注重购物选择、服务体验和社交环境，也更倾向于公共交通尤其是地铁出行，因此，中心区商业辐射效应沿地铁轴线传递明显，导致停车设施水平对空间规模与效益的影响相对较小。其次，就城市外围地区而言，
42、随着私家车的普及和地铁网密度的提升，出行时间替代了距离对目的地选择偏好的影响，为商业空间郊区化发展提供了支撑，奥特莱斯等特色购物中心在快速干道出入口和城际轨道换乘站周边布局，停车设施充足，交通接驳方便，商业辐射效应沿交通干道传递明显，反映了交通区位与停车对外围地区商业布局的耦合带动效应更显著。2.3.4需求与业态结构更新长沙2020年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降至27.01%，达到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的最富裕标准，收入水平和消费支出大幅度提升并推动了消费升级。消费升级既有“量”的扩张，表现为消费支出、消费能力的提升，带动了商业空间规模的增长；又有“质”的提升，表现为消费方式从生存型向精神享受型转变
43、，推动了零售业态变革，业态功能日趋复合化、多元化，传统的以百货或超市等单一业态为主导的零售商业设施面临发展转型，而能满足多目的需求的“一站式”大型综合体和能满足个性化需求的“体验式”服务型设施成为主流。根据主导业态分类，大型零售商业设施分为传统百货主导型、大型超市主导型、“一站式”综合型和“体验式”服务型4个主要类型。从空间分布特征来看(图9)，2011年及以前，新增设施以传统百货主导型和大型超市主导型为主，主要分布于市级和传统区级商业中心，反映了这个阶段的居民前往大型购物中心的主要目的仍以购物为主，对实体百货和超市的需求仍有一定上升空间；2012年开始，“一站式”综合型和“体验式”服务型设施
44、成为增长主体，以传统百货和超市为主导的商业设施大多进行了内部功能提升和业态调整，如位于市中心的平和堂、新世界、王府井百货等，都显著提高了餐饮、丽人、亲子等服务性功能的比例，反映了消费升级对功能的复表5 区位与交通条件对规模与效益耦合的影响Tab.5 The influence of lo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conditions on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cale and benefit区位条件 公共交通 停车设施明显优势：中心区，临主干道交叉口较具优势：次中心区，临干道或交叉口缺乏优势：外围新区，临干道或交叉口明
45、显优势：距地铁口 0.5km，公交路线丰富较具优势：距地铁口0.51.5km，公交路线较丰富缺乏优势：周边内无地铁，公交路线较丰富明显优势：地下停车 3层，基本满足需求较具优势：地下停车12层，停车位较紧张缺乏优势：地面停车为主，停车位非常紧张商业空间“规模-效益”耦合评价与机制研究胡赞英 叶 强 赵 垚34城市规划 CITY PLANNING REVIEW2023年 第47卷 第1期 VOL.47 NO.1 JAN.2023Planning Studies规划研究合性需求及体验化程度要求更高了。从规模与效益耦合情况来看(图10)，“一站式”综合型商业设施的耦合比例显著高于其他3个类型，“体验
46、式”服务型设施的业态类型虽然较新颖和多元，但耦合度却不高，尤其是2017年以来新增设施耦合度均较低，这是因为2017年以来新增设施的空间规模体量均较大并多位于城市外围圈层，空间效益还在培育发展阶段，规模与效益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现场调研典型案例的商铺品牌及服务楼层分布，结合点评网品牌墙的统计与分类发现(图11)，市场关注度排名前5的超大型零售商业设施的业态分布较为均衡，百货购物类业态不超过总体的55%，其余主要为餐饮、休闲娱乐等体验和服务型业态，并且百货商品品牌多元，高端一线品牌、受年轻人欢迎的新锐品牌及快时尚品牌占主体。同时，市场关注度较低且开业时间已超过5年的商业设施的业态分布单极图9 不
47、同类型商业设施空间分布特征与演变Fig.9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evolu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mmercial facilities图10 不同类型商业设施空间规模与效益耦合情况Fig.10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scale and benefit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mmercial facilities图11 市场关注度排名靠前和靠后的大型零售商业设施业态结构比较Tab.11 Comparison on market attention to the fro
48、nt and the end retail industrial forms35化明显，75%以上为传统百货购物类，少量分布亲子和丽人服务，且商品品牌多为传统的一、二线品牌，新锐品牌与快时尚品牌较少。进一步抽样统计不同时间段这两类商业设施的消费者人群发现，从性别比例来看，市场关注度高的商业设施的男女消费者比例基本均衡，女性占比为50%55%，略高于男性；而市场关注低的商业设施以女性消费者为主，占65%以上。从年龄结构来看，市场关注度高的商业设施的消费人群更偏年轻化，2035岁的青年消费者是主体，占60%以上，3550岁的中年消费者占20%25%，而市场关注较低传统型商业设施中，中年消费者的占比
49、更高，达到30%35%。2.3.5建筑与环境设施升级作为承载消费活动的物理空间载体，大型零售商业设施的建筑环境与配套设施水平对效益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分析配套设施水平对规模与效益耦合的影响(表6)发现，当商业设施的建筑与室内装修、户外环境景观及配套服务设施水平具有明显优势时，规模与效益的耦合程度较高，并且建筑与室内装修水平的影响更加显著，说明消费者对室内环境和购物体验的要求更高。例如，王府井、春天百货等传统百货型购物中心，虽然建筑外部形态与空间格局相对过时，由于空间限制，户外环境景观与配套服务设施都较为简陋，但针对室内环境进行了大规模的装修和翻新，并升级了业态功能结构，加上区位和交通条件
50、优越，所以耦合程度较高。位于外围地区的部分新建的超大型商业综合体，虽然采用国际化设计与施工标准，设施整体水平都较高，但受到区位和空间效益培育时滞效应的影响，这部分设施的耦合程度并不高，反映了配套设施水平对空间规模与效益有一定的影响，但不起主导作用。3 结论与讨论以网络点评为切入点，首先，从城市层面分析了零售商业空间规模的总体分布格局，评估了空间规模与效益的耦合程度及演变情况，其次，从单体层面分析了单位空间效益在不同等级商业中心分布的差异，最后，分别从政策规划、经济人口、区位交通、业态需求和环境设施等方面探讨了耦合动力机制，结论如下：(1)从总体格局来看，长沙零售商业空间呈现出“中心-外围”圈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