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北京规划建设 57 RESEARCH 研究政策背景概述北京市责任规划师“责任规划师”是北京市街区更新模式中的重要纽带，是推动落实北京市基层治理中“培育多元治理主体、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理念的有益尝试。2017年9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指出要加强精细化管理，推动多元治理；制定政策法规，鼓励存量更新；强化以规划实施单元为平台的乡镇（街道）、区、市三级统筹机制；提出建立责任规划师制度，明确了责任规划师制度的建设方向。2018年12月，北京颁发了关于推进北京市核心区责任规划师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以建立责任规划师制度为抓手，完善专家咨询和公众参与长效机制，推进城市规划在街区层面
2、的落地实施”。2019年2月，北京出台关于加强新时代街道工作的意见。5月，发布新版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提出要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确立街区更新制度；要确定推行以街区为单元的城市更新模式，“建立区级统筹、街道主体、部门协作、专业力量支持、社会公众广泛参与”的街区更新实施机制。同月，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试行)出台，指出要建立责任规划师制度，提高规划设计水平，开展直接有效的公众参与、推动多元共治，随机拉开了在全市、街道和乡镇中全面推进责任规划师制度的序幕1。2020年，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工作指南（试行）与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工作考核办法（试行）两份文件分别于9月和11月出台，进一步明确了责任规
3、划师的职能定位、工作内容与评价办法。责任规划师作为独立的第三方，由区政府（街乡镇）选聘，规划师、建筑设计师、相关社会组织等均可受聘，负责指导规划实施、推进公众参与，为责任范围内的规划建设和管理行动等提供专业指导和技术服务。市区政府及其规划部门需要对责任规划师工作提供指导、协助、资金支持与基础资料保障，区政府（规划分局）负责对责任规划师的工作进行监督评估。在实际运行中，区政府（规划分局）负责各区责任规划师制度的具体开展。在市级规定基础上，各区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相互参照、相互竞争，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责任规划师工作方案，并为街道、乡镇等选聘一一对应的责任规划师或团队。另外，同地区责任规划师的具体工作
4、实践侧重点各异，形成了按需供给的多元化格局。截至2020年底，北京15个城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已经签约了301个责任规划师或团队2。海淀区责任规划师制度海淀区按照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要求，先行先试，于2018年在全市率先开展责任规划师的探索实践。在海淀的责任规划师制度建设中，人员组织架构是整个制度框架的设计核心。制度建立了一个全职街镇规划师、一个高校合伙人和N个专业服务团队的人员架构体系，为每个街镇配备一个“1+1+N”团队。具体而言，全职的街镇规划师是由区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联合街镇面向社会公开选聘，接受各自部门组织协调，在工作时段内全职在街镇政府办公地进行服务，每个街
5、镇配备一名全职街镇规划师；高校合伙人则是与辖区内本硕博梯队完善，规划、建筑、景观等专业全面的高校，如清华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和北京交通大学等高校开展合作，由高校教师带领其团队开展工作，为每个街镇配备一个高校合伙人团队；N个专业服务团队是涵盖规划、建筑、景观、市政、社会学、法律、物业管理等多元方向的专业团队。由街镇根据需求自主选择聘用，以签订合同的形式开展合作。文献综述基层（社区）规划师制度可以说，北京市近年来推行的责任规划师制度，从世界范围来看是“基层（社区）规划师”制度在北京的具体实践。所谓“基层（社区）规划师”，是指长期深入以街道、乡镇或社区等为代表的城乡基层，为一定地域提供持续性、跟踪性规
6、划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或团体，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称谓有所不同。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民权运动的兴起，美国涌现了专门聚焦社区规划的“社区规划师”，他们主要负责编制社区规划，提供专业技术服务，组织社区公众参与活动以及推动规划实施等3。20世纪90年代，英国也愈发注重社区规划，出现了负责沟通政府与地方不同层级的合作，提供公众参与途径，解决社区需求的“社区规划师”4。进入20世纪末，社区规划师支持下的社区营造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区蓬勃发展5。对于中国大陆而言，长期以来，基层总是被阻隔在传统老旧社区更新改造中责任规划师的作用以北京大学燕园街道畅春园社区改造为例杨兴文 张晓东 58 北京规划建设研
7、究 RESEARCH 城市规划运作体系之外。这种城市规划行动“脱离”基层建设、忽视社区规划与社区治理的做法，不仅在规划与基层间形成了鸿沟，还将规划搁置于“高高在上”的专业技术与精英决策的位置上。事实上，基层政府一直担负着城市建设事务并急需规划技术的服务与支撑。就街道办事处来说，不仅每年要负责大量政府专项建设资金的落地，承担公共空间更新、背街小巷治理和老旧小区改造等项目的落实工作，还要对接辖区内各社区居委会，协调解决居民对空间环境整治的不同诉求。由于缺少相关的规划意识和权限，诸多街道办事处在开展这类工作时，往往直接寻找施工队或小设计公司来推进项目，时常达不到城市空间提质和精细化的社会共治目标，甚
8、至出现了一刀切的“开墙打洞”治理、单调划一的店面广告牌匾整治等现象。可见，广泛动员专业规划技术人员“下基层”以持续跟踪和服务基层规划建设，已经成为新时期规划变革的重要使命。基于如上背景，基层规划师制度便作为一股“新力量”引入了我国基层治理体系，通过空间专业者和社会专业者的融合方式，开展社区设计、城市营造。2010年以来，我国深圳、成都、上海、广州、北京等城市已经先后尝试构建社区规划师制度6。国内基层规划师制度的崛起，是城乡规划从过去由单一精英主体主导向“多元共治”转型的重要体现。其兴起不仅意味着规划不再是政府“自上而下”塑造城市空间的政策工具，转而成为社会共同治理的行动7，而且表明规划师已经逐
9、步走出“向权力讲述真理”的传统技术精英窠臼8，更加注重规划过程中的“沟通”与“协调”，强调基层建设问题的跟踪应对和社会参与的发起。泰勒（Nigel Taylor）在总结西方城市规划理论时认为，达维多夫（Paul Davidoff）和赖纳（Thomas A.Reiner）在20世纪60年代分析了规划的价值和政治属性，指出规划师不应再作为技术专家代表公众意见进行实践，而“应在公众当中扮演各类市民团体的支持者，特别是要支持那些弱势群体或者少数民族”9，进而引发了对“倡导性规划”的讨论。1989年，福利斯特（John Forester）将当代德国社会哲学家哈贝马斯（Jrgen Habermas）的“沟
10、通行动理论”引入规划领域10，认为规划应该动员公众广泛地参与和表达，通过他们与政府、规划师等相关人员的沟通对话进行决策。桑德洛克（Leonie Sanderock）也指出，要建立以基层民众和社区为基础的规划，规划师要发挥沟通性作用，帮助社区发现自己的声音，真正实现不同利益团体在共同命运基础上的协同工作11。多元共治下的城市建设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供了方向、方法、思路和遵循。所谓“共建共享共治”是治理格局中的多元主体通过结构性整合构成“共同体”，共同打造公共平台，共同治理公共事务、生产公共产品和提供公共服务，并根据共享原
11、则建立利益分配机制，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共建共治共享”从整体上看，都强调一个“共”字，体现了众多主体共同参与的一个特点。具体来看，“共建”，就是共同开展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事业；“共治”就是社会建设的主体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活动；“共享”就是所有社会建设的主体共同享有社会治理的成果。从逻辑上看，三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互为补充。“共治共建共享”理念落实到城市建设中，便更多意指形成“多元共治”。具体而言，城市建设中的多元共治不同于传统的政府管理，它是由政府、社区、居民、物业公司、社会组织和设计师等不同类型主体，就城市和社会公共事务等进行广泛交流、磋商和思考决策，进而调整各方利益、达成行动共识的城市治
12、理模式。实践中，这种多元共治转型主要表现在参与主体多元化、角色关系平等化、决策方式协商化、利益诉求协同化等方面。其内核是公共理性价值和民主意识的觉醒12。这一模式改变了以往以政府、市场为主的城市建设利益博弈关系，使得政治权力向公民社会回归，社区与居民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规划管理与城市建设的结果，而能充分参与、知悉和共同分担相关责任与义务，共同努力推动社区治理的善治。责任规划师工作机制与职能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工作机制与职能北京市实行“两级政府(市、区县)、三级管理(市、区县、街道和乡镇)”的行政体系，责任规划师管理制度也对应确立了“市级统筹，区级推进，街乡落实”的分层工作系统。所谓“市级统筹，区级推
13、进”，意指在市级层面，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成立“责任规划师工作专班”来统筹全市责任规划师制度的实施，北京城市规划学会成立“街区治理与责任规划师工作专业委员会”提供服务支撑；在区级层面，各区在区政府的领导下推进相关制度的具体实施，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在各区的分局主导制定本区的责任规划师的工作方案，为各街乡遴选责任规划师，跟踪、服务和监督其工作开展情况。而“街乡落实”中的街乡则是责任规划师的工作和服务对象，与街乡实行一一配对，并接受街乡的工作管理。2020年，北京市正式实施北京市街道办事处条例。该条例规定街道要负责“组织居民和辖区单位参与街区更新，推动城市修补和生态修复，制定街区公共空间改造
14、实施方案”，从而将街区更新等规划责权持续下沉，实现街道、社区在城市规划上的增权13。工作中，责任规划师离不开与基层政府(特别是作为区政府派出机构的街道)的积极沟通和有效共事，只有争取到基层政府的工作支持，并达成行动共识，责任规划师才能获得更多的信任与工作权限，为其他主体参与规划创造机会。具体工作层面，责任规划师首先需要不断深入基层开展调研，收集居民相关意见，对历史文化保护、老旧小区改造、背街小巷治理、公共空间优化等进行现状分析与问题研判，积极向街道反映提升诉求并协助街道确定其街区更新的 北京规划建设 59 RESEARCH 研究工作重点；其次，责任规划师作为连接政府与社区的纽带，既面向社会宣传
15、规划理念，也面向政府承担着规划对接、项目审查、监督实施等职责；最后，责任规划师扮演着“社会活动家”的角色，需要在基层发动共商共治，为社区、居民、技术团队、社会组织、市场等各方意见的充分表达和相互协商创造机会。总而言之，为促进基层规划建设迈向多元共治，责任规划师通过对上衔接政府、对下服务基层街乡和引导社区自治等，发挥着“宣传、咨询和纽带”作用，扮演着规划问题研究者、规划设计审查者、街区更新指导者、部门合作协调者、公众参与组织者等多重角色。北京市海淀区责任规划师工作机制与职能如前所述，北京市各区结合自身特点，有针对性地在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实施（试行）的基础上形成了适应各自特色的责任规划师制度细化
16、，提出了多种形式的人员组织模式，其中海淀区所提出的特色制度即为“1+1+N”（1个全职街镇规划师+1个高校合伙人+N个专业团队）。“1”个全职街镇规划师全职街镇规划师是在规划维护类责任规划师基础上的扩充和延伸，兼具社区服务类责任规划师的特点，是全国首创的全职开展街镇服务的责任规划师。这一角色主要负责搭建平台，做好上传下达。工作重心主要是运用专业语境汇总并精准传达各方信息；运用设计思维全过程跟踪项目实施，梳理整合实际问题，探索可行的操作路径；运用成熟模式引导街镇完善工作方法，优化工作流程。全职街镇规划师需要对接政府系统内的不同委办局，协同街镇内相关科室工作，为街镇做好技术咨询、方案审查、评估反馈
17、、规划维护等工作；还需要为社区居民解读政策规划，促进基层的公众参与工作，同时向街镇及时反馈公众诉求。“1”个高校合伙人高校合伙人的角色脱胎于社区服务类责任规划师，发挥学术专家优势，以设计总师类责任规划师的角度开展街镇规划相关工作的总体技术把关，并结合教学开展特色研究。这一制度的设立正是充分借助了本区内丰富的教育资源，通过与具有建筑、规划、景观专业，本硕博连续培养能力的在地高校合作，为每街镇配备由一名教师领衔的高校合伙人团队。这一团队是被社会广泛认可的专家型角色，在责任规划师的工作中需要发挥规划设计领域的权威优势，通过增强学界、政府、企业、公众等多元互动，探索历史、人文、社会、科技等多视角的城市
18、、社区发展方向，起到“智囊团”“宣传员”“活动家”的作用。在面向社区时，高校合伙人发挥的是教师授业解惑的特色，向基层及公众开展宣传培训工作，普及政策理念；同时运用专业知识储备，发挥研究探索能力，结合课业组织学生通过教学实践，竞赛工作坊、跨专业研究等形式开展调研访谈、参与式设计、社区营造、社会培育等活动，多角度发现问题，探索解决方案。“N”个专业团队专业服务团队根据其专业特色，是在街镇尺度对设计总师类及社区服务类责任规划师的延伸，负责专项工作的技术把关、实施组织。这一角色主要负责发挥自身特长，促进专业协作。正如“N”所指，专业团队的数量、类别是较多的，他们是在传统按合同开展规划设计服务的设计团队
19、定义上的扩充，其职责按照不同团队的专业类型加以区分，包括设计引导类、专业维护类、志愿服务类。设计引导类专业服务团队则主要是从项目总设计师角度出发，依托合约规定，持续为街道提供全方位的规划设计实施及专业服务，并结合项目内容协同全职街镇规划师和高校合伙人更新一图一册”1，专业维护类服务团队应积极配合参与社区的自治管理与共建共治，对接基层治理组织，吸纳群众意见，逐步探索公共空间和老旧小区运营维护的方式方法，志愿服务类专业服务团队应充分发挥志愿者团队的非营利性、公益性和志愿性，根据街镇需求，以志愿服务的形式提供各种公共产品或服务。案例分析畅春园社区路面改造背景北京大学畅春园社区建于1985年，占地面积
20、5.6万平方米，被北大附中实验学校物理分隔成东、西两个园区。根据“七人普”数据，社区东区居民1124人，平均年龄39.74岁，与全国平均数据接近；社区西区居民共1072人，平均年龄52.85岁，65周岁以上老年人占比24.91%，8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占比14.93%，老龄化水平远超全国和北京的平均水平，是一个严重老龄化老旧社区。总而言之，畅春园社区由于建成时间较早，在老年友好型社区改造建设之前，适合老年人的基础设施相对老旧，给老年居民在生活的各方面带来不便。基于上述情况，自2016年开始，燕园街道和北京大学率先在畅春园西区启动了适老化改造工程，诸如地下管线更换改造、适老化电梯加建、单元门禁改造
21、等工程相继展开。随着上述工程的逐步完成，之前因为下楼不便而导致“不接地气”的老人能够、也更乐意下楼“接接地气”了，但是楼下老旧的砖块路面却成为多数老人下楼遛弯的“拦路虎”单元门口难以到达主路，路面砖块凹凸不平，这为老年人出行带来麻烦；上了主路又缺乏停留与休息空间，并且人车混行危机四伏。2019年，燕园街道主动邀请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李教授及其学生团队作为街镇的高校合伙人，同社区内居民们一道，多次对社区路面等规划设计进行研究讨论。畅春园社区路面改造中责任规划师的作用作为被社会广泛认可的专家型角色，责任规划师中的高校合伙人团队为街镇改造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一方面，高校合伙人团队在工作中既能发
22、挥规划设计领域的专业性优势，又能在具体的方案设计中以社会大众的实际关切为指引，发现街镇现存问题并提出建议，探索历史、人文、社会等多视角的城市社区发展改善方向。另一方面，高校合伙人团队作为社区治理中一股新引入的力量，在面对街道社区60 北京规划建设研究 RESEARCH 时，能利用教学实践等方式切实开展参与设计、共同营造、社会培育等工作，大大缓解了社区改造过程中社区居民与居委会、街道办事处等正式机构之间潜在的紧张与不信任关系，为街道和居民走向彼此架起了坚实的桥梁，进一步地促进了社区的多元共治（图1）。提供“有温度”的专业技术支持2019年下半年，李教授携自己的学生团队对畅春园社区的街道进行了调研
23、，其中包括对街道主任进行访谈，初步了解了社区居民居住情况、居委会面临的管理难点以及居民日常的生活节奏和状态。2020年上半年，该团队针对畅春园社区的历史进行研究，同时也对社区诸多居民进行了简单的访谈。在理论结合实践、居民实际需求的指引下，李教授团队以上述途径所得的一手资料为基础，提出了“沿街生长”的概念。具体来说，由于当地社区在建设的年代物质条件匮乏，社区内几乎所有的设计都是围绕满足居民出行需求的道路建设为主，很少有针对社区绿化、休憩锻炼的设计；另一方面，该社区临近北京大学，社区内的很多居民过去都是附近大学的教授，生活节奏相对更快。因此，许多居民在社区内的活动都是沿着街道展开的，“站在街边和邻
24、居聊聊天”“在街边遛遛弯”等逐渐成为社区内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模式和空间使用习惯，随着时间流逝，成为了这个社区独居一格的文化现象。由此，李教授团队便围绕如何更好地让社区内的老人延续过去在街道边活动的习惯，形成了沿着社区道路做步道的方案。一是把单元楼连结社区主路的坑坑洼洼、杂草丛生的砖块道路改造成具有绿化植被、铺有红色沥青、建有扶手围栏的无障碍步道。二是将之前人车混行的社区主路改造为人车分离的主路，人行道与行车道由间隔的、带有警示的围栏桩分开，对人行步道铺设红色沥青，以显得醒目，保障主路行人安全。另外，针对社区内大部分的老年居民，步道边还加装多处扶手围栏和路椅，方便老年人的休憩与晒太阳。同样，为了美
25、观需要，主路旁也作了绿化设计。成为街道与居民间的“连心桥”，促进社区多元共治从设计方案的初步拟定到最终的落实执行，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多时候社区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都由于自身作为正式机构而与社区居民之间或多或少地有着一道摸不清、道不明的隔阂，存在着一层潜在的紧张和不信任关系。正因如此，社区改造中许多真心实意想为民众谋福利的好点子、好方案，抵不过部分社区居民的怀疑与抵制而被束之高阁。而作为高校合伙人的李教授团队的到来，拉近了街道与居民之间的距离，润滑了两者间的紧绷，破解了上述社区改造中“好项目落地难”的痛点与难点。在本案例中，李教授团队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兴文和居委会曾多次和社区居民阐述
26、道路改造的方案设计目的与思路，组织了三次居民大会进行讨论，针对居民反映的不满与意见三次修改方案。随着讨论次数的增加，居民的接纳度、参与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愈来愈高。大会的氛围逐渐从普遍冷漠、抵触，变为大家同心协力，针对方案设计的优化建言献策。刚开始的讨论中，社区居民普遍表现出对社区步道改造方案漠不关心、潜在反对的态度。居民既不愿意费心思去了解设计方案的预期成效，也不愿意社区直接开工改造而影响到自己日常的生活。这是因为步道改造项目涉及一项重要改造，即是否要将社区居民楼附近的绿篱去掉。进一步来说，就是社区步道要进行改造就必须将过去种植在居民楼附近的大部分黄杨去除，否则改造便没有空间实施。站在小区整体福
27、祉提升的层面而言，尽管改造会去除原有作为居民楼的绿篱，但是改造后却能让社区更多的居民受益。不仅能够让社区大部分老人更安全、更方便和更舒心地在社区内遛弯，还能够解决以往下雨时路面由于年久失修造成的积水与排水难问题。但是去除绿篱会使得原先居民楼一层的住户失去一层遮挡隐私的屏障，因此这些住户便表示反对。外加大部分社区居民起初对改造项目了解过少，所反映出的冷漠也推波助澜地让第一次大会讨论以不赞成居多而告终。面对这一窘境，李教授与自己的学生团队多次在阐明身份的前提下挨家挨户地登门拜访社区居民，联络感情、继续详细地阐述步道改造方案，同时其学生团队也多次在社区中主动、亲切地对居民进行宣传讲解。时间一久，李教
28、授团队的付出换来了成果，社区居民逐渐对社区步道改造项目产生了热情，接受程度也得以提高，这为后续第二次、第三次居民大会讨论的成功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待到第二次大会时，社区居民便比较清晰地了解了李教授团队的方案意图解决的问题以及其中具体措施的细致考量，表示出对方案总体概念和做法的认可，但要求步道改造所占据原有绿篱的空间减少一些。直到第三次大会，社区居民围绕改造方案细节上的调整进行了更为积极、主动的讨论，比如居住在单元楼一层的居民针对主路旁安置临时休息的座椅提出异议，表示路旁设置的座椅容易让行人久留聊天，造成吵闹影响自己休息。对此，讨论决定保留座椅的设置，但安排无靠背座椅，让座椅只能歇脚，不便久留
29、，满足行人稍作休憩的需求。另外，在李教授团队的初版方案中曾图1 责任规划师（高校合伙人团队）作用图资料来源：作者自绘 北京规划建设 61 RESEARCH 研究打算在每个单元楼门口附近设置临时放置电动助步车的区域，同样因为讨论之中有许多居民反映这一区域的设置会造成噪音和吵闹，在终版方案中取消了这一设计。凡此种种，都给予了社区居民最大程度的尊重，反过来也换回了社区居民的支持与理解。使社区居民深刻地感受到，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方面的工作是真心在考虑每个人切身的利益，参与决策不是走形式、走过场，而是真真切切地让自己“当家作主”。如前所述，三次居民大会讨论中社区居民实质性的参与决策激发了他们参与社区公共
30、事务的热情，促使社区居民的参与逐渐拓展到共建共治共享，发展为全过程参与。随着街道改造方案的尘埃落定，具体的改造施工也就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内，施工现场噪音不断，很多时候还需要社区居民挪车配合，但是居民们对此都非常宽容谅解，坚持着克服了种种的生活不便。除此之外，部分居民还自发地为街道改造出力。例如，在施工过程中，街道旁边许多的花花草草都被破坏了，有些热心居民便把这些花草一窝窝地起出来妥善安置好，待完工后再小心翼翼地种下，天天浇水养护；还有居民为了单元楼门口的绿化美观，自发掏钱购置了大批月季栽种；一些居民发现社区街道旁边新修的不锈钢栏杆扶手突起处可能存在安全隐患，自发为扶手编织了小毛衣，把棱角遮了
31、起来。结语从畅春园社区适老化工程改造项目不难发现，海淀区街镇责任规划师制度，尤其是其中的高校合伙人，为街镇改造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高校合伙人在履职过程中较好地将院校的学术思维特征与以人为本的理念结合了起来，通过学生课业的方式为街镇收集居民意见、对尚不明晰工作思路的区域提供设计思路、对实际建设项目的进行实时提供意见，实现了负责项目与居民需求的契合。另一方面，从社会治理角度来看，以高校合伙人为首的具有教育培训能力、引导组织技巧和人文关怀精神的群体融入，有利于缓解社区居民与街道、居委会之间由于过去种种事情造成的不信任与紧张关系，激发、培育社区群众的自组织能力，形成协商、互助、自治的氛围，实现社
32、区物理环境与心理环境的共同改善，成为拉近街道与居民之间的“连心桥”。注释1“一图一册”为海淀多规合一信息资源图及海淀区街镇责任规划师规划指引手册，是海淀街镇责任规划师制度建设中的重要统筹工具。海淀多规合一信息资源图将各街镇可更新用地的位置和对应规划信息汇总，其更新是对街镇计划请款项目的盘点及落图。海淀区街镇责任规划师规划指引手册将海淀区分区规划、总体城市设计和城市双修的引导内容分解到各个街镇，其更新包括高校合伙人及专业服务团队在服务街镇工作中形成的年度调研成果、工作结论或发展思考。参考文献1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关于发布北京市责任规划师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33、EB/OL.http:/北京日报.持续推进！北京责任规划师制度渐成体系，覆盖318个街道乡镇.https:/成钢.美国社区规划师的由来、工作职责与工作内容解析J.规划师，2013(9):22-25.4 刘玉亭,何深静,魏立华.英国的社区规划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规划师,2009(3):85-895 许志坚，宋宝麒民众参与城市空间改造之机制以台北市推动“地区环境改造计划”与“社区规划师制度”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03(1):16-206 刘思思,徐磊青.社区规划师推进下的社区更新及工作框架J.上海城市规划,2018(4):28-367 唐燕,张璐.北京街区更新的制度探索与政策优化J.时代建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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