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农产品安全思想演变研究摘 要：农产品安全是国家主权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石。自古以来，很多国内外知名学者、领袖人物都对农产品安全进行了较为深刻的阐述，认为农产品安全应该是系统性、层次性、动态性的复杂体系，而不只是数量安全、质量安全或者其他某一方面。中国特色农产品安全体系也不例外。经过六十多年的实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产品安全“七位” 发展模式。思想观点与生产实践的结合所产生的火花，启示了中国特色农产品安全的基本内涵。 . 关键词：农产品安全思想；实践模式；基本内涵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 （2016）01-0033-06 近年来，农产
2、品质量安全受到广泛关注，从“柑橘大实蝇”“三鹿奶粉”到“瘦肉精”“染色馒头”，涉及种植、畜牧等多个领域。质量安全引发价格危机，发生“柑橘大实蝇 ”事件后，柑橘价格暴跌；而最近发生的菜价快速跌落则是市场因素诱发的。可见，农产品安全至少是包括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产品生态安全、农产品价格安全等等在内的复杂体系。而当前我国对农产品安全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产业安全、食品质量安全和农业保护上，并没有形成完整、科学的农产品安全体系研究框架。因此，理解农产品安全的科学内涵，是构建农产品安全理论体系，完善我国农产品安全政策措施，指导当前农业生产实践的基础。那么，梳理国内外关于农产品安全的思想和观点，则是洞悉
3、中国特色农产品安全科学内涵及其理论体系的重要途径。 一、国外农产品安全思想梳理 （一）农产品安全思想的渊源中国古代哲理 “农业是全部古代世界的一个决定性的生产部门。”1农产品供给“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2。限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中国古代社会关于农产品安全的观点主要体现在农产品数量安全上，如西周虢文公指出，祭神所需要的祭品出自于农产品，人民的繁殖、事物的生产、社会的和谐、财富的增殖、国家的巩固都始于农业及其农产品供给3。战国初期墨翟第一次把“ 生财”和“固本”联系起来，他所说的“ 财”是专指粮食，“固本” 也就是要稳定粮食生产4。在某种意义上，古代农产品安全思想比较侧重于社
4、会需求安全，维持宏观供需平衡是当时人们的主要出发点。 （二）中国古代农业思想意蕴的影响法国重农学派的农产品安全思想 法国重农学派受到中国古代农业思想影响4，认识到重视农业和坚持经济自由的重要。其创始人魁奈从使用价值角度出发，认为农产品才是真正的财富，农产品数量与价格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多寡，“农产物只有依靠经常而稳定的丰富和高价，才能成为整个国家的财富。”5农产品匮乏则使“考虑国家安全所必要的财富，就不可能了”5 。“剧烈的和经常的价格波动是极端贫穷和人口缩减的一个原因”5，“ 把本国农产物的价格降低，就会使它的经济全面崩溃”5，而“ 农产物的高价，必然有一个限度”5，应该是“我国与外国之间的平均
5、价格”5。魁奈断言农产品数量与价格危机，“会使工业、制造业、技艺、武力都遭到破坏，使国家处于无防备”5的动摇状态。在魁奈这里，数量安全与价格安全是农产品安全的核心。 （三）重农学派与重商主义的协调演进亚当斯密的农产品安全思想 亚当斯密纠正了重农学派片面重视农业的思想，从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角度认为农业及其产品本身就具有安全属性。他认为，“能够维持政府的安全与尊严的，只有确实的、稳定的、恒久的收入”6，“ 土地是一种比较确实和恒久的资源。”6因此，固定在土地改良物即农产品上的资本“ 只可说是尽了人事所做到的安全”6。这种安全性的获得需要使“ 土地能保持良好的状态”6，正如斯密所说：“农业的最重要的
6、任务是指引自然的产出力，使生产最有利于人类的植物，虽然它也增加自然的产出力。”6这种对土地状态与自然秩序的强调，折射出农产品来源安全的重要性。 （四）商榷中的思想发展李嘉图的农产品安全思想 李嘉图强调农产品本身的安全属性需要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发挥。“在廉宜和稳定的价格下获得充分供应，从而提供最高度的安全，我国应当长期施行的是什么样的规章制度。”7李嘉图继承了魁奈和斯密的部分观点，认为这种规章制度就是开放市场、自由贸易，应该“逐步撤销对农业的一切不恰当保护”7 。他在魁奈对农产品数量安全和价格安全的认识上，进一步从农产品“合算价格”出发，考察农产品价格与农产品数量的互相关系，指出：“数量上的小小过
7、剩，会在价格上起强大作用。一切商品都是这样，但是，表现得最明确的，无过于作为人民主粮的谷物。”7因此，数量安全是农产品安全的基础。当然，“关于价格与数量相对下的变动，要提出一个通则是不可能的它必然要取决于国家的富裕或贫穷程度。”7至此，李嘉图在农产品安全分析中，引入了区域空间因子，并进一步指出富裕地区粮食生产的困难更大。 （五）批判与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农产品安全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农业发展思想，从生产关系入手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农业上的发展必然导致农业危机：农产品过剩、价格暴跌与城乡工人购买力低下所造成的需求抑制。而解决这些问题方法是土地国有化基础上有计划的农业
8、生产。“一旦土地的耕种是在国家的监督下并为了国家的利益进行，由于个人任意经营而引起的农产品减少的现象，自然就不可能发生了。”8在土地国有化和农业计划经济制度框架下，马克思论述了农产品生产的结构性。他指出，农产品生产是农业能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原因。农产品生产分为食物生产和原料生产；食物中植物性产品生产是第一位的，“真正的农业上的投资，即人们赖以生活的主要植物性产品的生产上的投资。”2 这说明粮食生产的极端重要性。当然，“ 真正农业”基础上的“广义的农业” 除了植物性产品生产还有包括畜牧业、渔业及其他养殖业等在内的动物性产品生产。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食物结构会随之提高，“劳动者都要靠农业
9、、畜牧业、狩猎业和渔业的产品维持生活这一早已尽人皆知的经济事实”9要求农产品生产结构需要适时调整，以保证人民消费需求和农产品安全。农业生产食品以满足个人消费，但还需要生产原料以满足工业发展，因此，农产品结构必须保持协调比例，才能推动社会经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生态灾难时，论述了农产品来源安全。马克思赞同弗腊斯的“结论” ：“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地加以控制（他作为资产者当然想不到这一点），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10恩格斯则认为，人类对于自然界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2“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
10、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2 （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深化列宁的农产品安全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列宁为了扫清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要障碍自由民粹主义，批判其错误观点，详细考察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包括俄国农业资本主义中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商业性农业的发展表现为农业的专业化”11 ，农业专业化“不仅在不同的地区形式各异，而且在不同的农场也不相同”11 ，引起了农业生产区域化。但是，“农业资本主义按其性质来说，是不能平衡发展的”11，它使“每一个别的场合（往往是在每一个别的地区）变得比过去片面和畸形。”11因此，社会主义农业专业化、区域化
11、要把农产品的区域安全作为农产品安全的目标。十月革命后，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列宁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对粮食安全问题的思考12。在马克思恩格斯农业学说的基础上，他首次提出，社会主义俄国的粮食问题是一切问题的基础，有了粮食安全才有国民经济安全。列宁关于粮食问题的论述及其政策主张，形成了社会主义粮食安全理论的雏形。 （七）农业经济学集大成者舒尔茨的农产品安全思想 由于“计划经济增长中，工业化被放在优先地位，而且常常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这样，来自农业的最优增长是极少见的”13。就农业本身的发展，当时的人们也认为需要工业发展来带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农业现代化思想的集大成者舒尔茨提出“经济增长与农业
12、发展” 中的农业归复。舒尔茨认为：“在许多国家里把传统农业改造成高生产率部门的公共计划之所以遭到失败就是由于决定建立大规模农业经营单位的政策。”14与这种规模相关联的有，“ 指导并奖励农产品的生产者的刺激中固有的风险和不确定性。”14所谓的“ 刺激”，是“对农民有报酬的经济机会”13，更确切地说是政府推行的最优农业经济政策。确保政策安全，才能实现舒尔茨说讨论的“农产品与要素价格安全” ，才能保障“世界粮食安全” ，才能推动欠发达国家的 “经济增长与农业发展”。 二、中国农产品安全的当代观点 当代中国关于农产品安全的观点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它与特定时期国民经济状况、整体发展战略以及国际环境紧密
13、相关，六十年来截然不同的政治经济环境和发展战略是农产品安全观点的形成推力，又是其为之服务的客体。在这个过程，农产品安全的诸多观点来自于对农业安全的探讨与争论中。 （一）新中国成立初至改革开放时期关于中国农产品安全的观点 旧中国的农业十分落后。解放前，粮食最高产量为 1.5 亿吨，棉花 84.9 万吨，到 1949 年更下降为，粮食 1 118 万吨，棉花 44.4 万担15。当年粮食平均每亩产量只有 127 斤，棉花 22 斤16。新中国成立初，中央提出了促进农业发展的三大政策，把恢复农业生产和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作为“三农” 政策最基本的目标。在当时的条件下，“农业生产是我国经济建设的第一
14、位”，粮食数量安全问题是需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17。毛泽东高度重视粮食安全，他指出：“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18“为了增加农作物的产量，就必须改善经营管理提高耕作技术（深耕细作、小株密植、增加复种面积、采用良种、推广新式农具同病虫害做斗争）”19确保农产品的来源安全。有了数量保障，还需要因地制宜调整农产品结构，注重“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20，以维护农产品结构平衡。结构优化是对“农业的发展与人们生活的改善，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21，“我国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
15、收入”，“ 在分配问题上，我们必须兼顾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经常注意调节其中的矛盾。”18 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对农业及其产品相关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几乎是高度一致的，理论界也对“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 的现实性、普遍性和真理性进行了研究（孙冶方，1963）。鉴于当时国内农产品的危机形势和为此实施的粮食统购统销，有观点指出，必须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扩大农产品收购，合理掌握农产品消费同积累的比例关系、各种不同需求的比例关系和供应顺序，有计划平衡不同时间阶段的农产品供求（何畏，1957）；也有观点指出在农产品收购和分配中要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社员个人之间的关系，尽量满足农村对工业品的需要，正确规定
16、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以保障价格安全，照顾农民利益（曾洪业、夏光仁，1962；金理，1962）。 （二）19782000 年中国农产品安全的观点 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使得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后来经过调整，到“文化大革命”前已经走上正轨。但是，“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种经过调整已经改善的国民经济各项比例关系，又遭到破坏22，农轻重关系再度失调。1978 年 12 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并开始对混乱的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工作。全会认为，目前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农村、农业改革突破了人民公社制度、统购统销计划经济模式、单一的集
17、体经济所有制结构，突破了“以粮为纲” 的单一农产品结构。这些改革始终是按照邓小平的构想展开的。邓小平反复强调农业是根本，是战略重点。重申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粮食问题有着及其特殊的重要性。在体制转轨、结构调整和经济开放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必须确保粮食供求基本平衡。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23合理纠正过去“ 一大二公”，实行平均分配的管理体制，但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尤其是城乡、地区差距偏大。邓小平多次强调，中国社会是不是安定，农产品是否丰富，经济能否发展，“首先要看农村能不能发展，农民生活是不是好起来
18、”23 ，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注重保护农民利益，增加收入和注重农产品有序分配，缩小城乡、地区差距。中国特色农产品安全模式的雏形开始显现。 1978 年底开始的农村改革，使我国农产品总量基本上满足了国内需求，甚至出现了 19831984 年、19911992 年两次较大的农产品“卖难” 问题。“这是在我们消费水平不高、品种结构不适应、流通渠道不畅、加工转化能力不强、储备调节容量不够的复杂情况下产生的，属于暂时性的不平衡，而不是真正过剩了。”24“充分发挥流通领域的作用，形成多渠道、少环节、开放式、高效率的商品流通络。这是解决农产品卖难、运难的重要途径。”24江泽民同志还全面深入
19、地论述了在尊重农民利益前提下的粮食安全、优质农产品发展、农产品生产环境保护、农产品有效供给、农产品流通体系建设、农产品市场调控、农产品主权独立的实现途径，形成了中国特色农产品安全的体系框架。但同一时期国内学者也在关注和研究农产品安全政策，指出尤其粮食，它不是一种“特殊物质” ，应当作 “商品”看待；维持一个对粮食生产和供给的较强的数量控制，妨碍了农业比较优势的发挥（蔡，1994）。因此，要依据比较优势，使我国形成多出口经济作物、多进口粮食的贸易格局（郑风田、陈武，1994），通过提升农业产业结构，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 为突破困境，国家在政策上鼓励积极发展农村非农产业，试图用计划和市场的双重手段
20、，调节农业资源流向，引导农业结构调整。但国民经济要素资源的配置环境并不宽松，以至于农业结构调整引发的农业徘徊，无力支撑失衡的国民经济发展，区域性、结构性农产品供求不平衡的矛盾显现。农产品区域安全、农业产业结构与农产品结构安全成为学术界关注的对象，提出应改变“立足区域自给，以区际品种调剂作为补充”的现状，考虑区域资源禀赋与农产品生产成本，适应市场优质化、多样化的需要，来选建农产品商品基地，调整农业结构，发展特色农业，这是增加国家对农产品可控数量现实的区域安全政策选择（蔡，1992；罗其友，1995；孔祥智，1998；魏学武，1999；张红宇 2000）。 面对莱斯特 布朗“谁能养活中国”的命题以
21、及加入WTO 后新的国际环境，不能只从比较优势的经济角度看农产品安全。农产品生产的比较经济利益并非全能保证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如果依赖重组中的国际社会和非一体化的国际农产品市场，来解决长期的农产品安全问题，存在很大的政治风险。从政治视角来说，国家安全、社会稳定高于经济利益，这是农产品特别是粮食问题的政治逻辑。对粮食生产非经济的制度安排的本质是确保农产品主权安全（朱晓峰，1997；潘盛洲，1998；顾益康、袁海平，2010）。 （三）2000 年至今关于中国农产品安全的观点 近段时期，我国粮食连续六年增产，连续三年产量在 1 万亿斤以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3 000 美元，标志着我国已进入现
22、代化建设的加速推进时期。坚实的农产品数量安全，却不能掩盖 2007 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至今余波未平；2009 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各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减排承诺；世界各国正为此努力调整经济结构，以争夺产业发展主导权和制高点。在这样深刻变动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中央做出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决定。而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基础是要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新形势下的农产品安全要求从保持总量安全向生态安全、数量安全、结构安全与食用安全并重转变（卢良恕，2002；韩长赋，2010）。 国外金融危机、石油危机、粮食危机三重叠加危机的冲击，国内城镇化与工业化对农业发展的挑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舆论监督对农产品质量
23、的合理诉求，是我国维护农产品安全的时代背景。胡锦涛同志指出：“新阶段农业发展面临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抓粮食生产必须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积极探索新思路新办法”25，“要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依靠科学技术，挖掘粮食生产潜力；完善政策措施，充分调动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的积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26 保障农产品安全，还要求“牢固树立协调发展、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第一，“把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和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结合起来，把推进城市发展和推进农村发展结合起来”27，“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和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24、 从本地区实际出发，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科学制定区域发展战略，积极培育和发展具有市场竞争力又具有区域特色的优势产业和产品，培育和壮大特色经济”28，“把农业结构的重点放到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效益”25上来；第二，“把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和发挥人力资源的优势结合起来”27，“加强农业科技研究和推广，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民收入增长”，“ 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增收面临的突出问题”29，“并同农民建立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给农民带来实惠”25；第三，“把发展经济和保护资源环境结合起来”30，既要“坚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促进资源的高效利用，使资源性产品和最终产品之间形成合理的比价
25、关系，减少资源消耗，增强竞争力”27，又要“坚持发挥政策杠杆的作用，加强对重要资源供求的宏观调控”31，“制定相应的环境标准，确保食品安全合理施用化肥、农药，发展生态农业，整治农村环境，切实解决农业和农村面污染问题”31；第四，“把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结合起来”31，既保持国家农产品主权安全，又能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最终“努力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27 。胡锦涛同志关于农产品安全的全面表述，是对我国六十多年农产品安全实践的总结，深化了中国特色农产品安全的科学内涵。 三、中国特色农产品安全的实践模式与内涵探析 （一）中国特色农产品安全实践模式 中国特色农产品安全
26、模式是在我国六十多年来的农产品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的。第一，中国特色农产品安全以粮食安全为“第一要义” 。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粮食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 ”等观念，蕴含着我国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粮食安危意识。第二，中国特色农产品安全以尊重农民利益为“基本原则” 。四代中国共产党人都信以为此。第三，中国特色农产品安全以数量安全与质量安全并重为“预立 ”（礼记 中庸：“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豫同“预” 。中国特色农产品安全的“预”就是抓生产和供给（也就是数量）；“立”就是抓质量）的 “双重模式”。中国特色农产品安全以数量安全为“预”，质量安全为 “立”的双重
27、模式，贯穿于建国后我国农产品生产和农业政策理念之中，体现了数量、质量与农产品安全关系的和谐统一。第四，中国特色农产品安全以价格安全为“无形之手” 。新世纪以来的八个中央一号文件，就培育农产品市场主体、加强市场体系建设、改善农产品市场调控、保持农产品价格合理水平，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中国特色农产品安全始终践行农产品价格安全。第五，中国特色农产品安全以来源安全为“持续动力” 。第六，中国特色农产品安全以结构安全为“战略举措”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历了 1978 年，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及末期至今的三次农产品结构战略性调整。第七，中国特色农产品安全以主权安全为“立国之基” 。（二）中国特色农产品安全的基本内涵 通过梳理自古以来国内外关于农产品安全思想与新中国成立后的实践经验，中国特色农产安全的基本内涵可以表述为：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坚持粮食安全发展方略，以“以人为本” 为本质核心，以市场配置与宏观调控有效结合为实现手段，以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基本要求，以农产品基地为物质载体，维护农产品数量安全、来源安全、质量安全、结构安全、分配安全、价格安全、布局安全，主权安全九大安全，实现农产品安全的系统性、层次性、动态性，为经济发展提供原料动力，为生态保护提供环境支撑，为政治稳定提供群众基础，为社会和谐提供物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