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袁宏与后汉纪 1.生平袁宏（约328约376），东晋文学家、史学家。字彦伯，小字虎。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文笔典雅，才思敏捷，深受桓温器重。 2.后汉纪的玄学化袁宏的玄学家身份。 魏晋士人著史盛行，同时也善于谈玄。孔稚珪北山移文：“既文，既博；亦玄，亦史。” 袁宏是当时清谈名士，“有逸才，文章绝美”，谢尚与之谈论，“申旦不寐，自此名誉日茂”，谢安“常赏其机对辩速”。袁宏主张调和自然与名教。,后汉纪玄学化的表现（1）以名教为著述宗旨。后汉纪自序“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 （2）自然的历史观。历史的治乱兴衰与政权的废兴取与，是一种必然之理。 “有时而然”、“各有其会”。（3）以玄学思
2、想作为评价人物、事件的标准。如他对张謇通西域一事的评价就是如此。又如他在后汉纪明帝纪中称赞明帝说：“善乎！嵇生之言音声曰：古之王者，承天理物，必崇简易之数，仰无为之理。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大化潜通，天下交泰。群臣安逸，自求多福，默然化道，怀忠抱义，而不觉其所以然也。”,（4）史论篇幅大，与内容联系松散“袁纪很注重伦赞，全书之论共计五十五条，最长的达一千零三十四字，最短的四十一字，一般都在三百字以下，共计约一万七千字左右，占全书篇幅的十二分之一，为历来史书所仅见”。周天游后汉纪前言,3.后汉纪的价值后汉纪体例仿荀悦汉纪，为编年体断代史。共30卷，约21万多字。起自王莽末年，迄于曹丕代汉，刘备称帝
3、，记述了东汉二百余年的兴衰史。后汉纪成书早范晔后汉书五十余年，是现存东汉史的基本史料，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 （1）体例方面。改变了编年体史书薄弱的局面，对编年体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史通六家“为纪传者则规模班马，创编年者则议拟荀袁”。 （2）内容上。内容翔实，史料丰富。袁宏几乎搜集了当时有关东汉史的所有材料，在吸取诸书精华的基础上，删繁补缺，纠谬释疑。尤其是关于汉末的记载，不仅超过同时代的诸家后汉书，也比范晔后汉书翔实。,5,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其他史学成就 （1）谱谍门阀士族制度与谱学 50余种，1300卷。 （2）地方志常璩华阳国志等百余种。地理书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水经注（佛道影响，经济因素、
4、士人对山水的喜好。异物山水） （3）史料汇编陈寿魏名臣奏事、陈吉礼、晋宋齐梁律等。 （4）史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郦道元水经注（5）史评萧梁刘勰文心雕龙史传（6）史考谯周古史考（专纠史记之误）,南北史学的异同 1.表现 （1）内容，北：关注国计民生的相关问题；南：否（把修史当做个人成名的事业） （2）修撰，北：多官修；南：私修多 （3）体例：北：多有食货志、刑法志，南：少 （4）史论，南：水平高，发达；北：弱 2.原因 （1）学术原因。南方承魏晋学风；北方承东汉学风；（河北、中原） （2）皇权的强弱,7,一、隋代史学,（一）修史机构与史官的设置：隋在秘书省下设著作曹和太史曹。著作曹是主要的修史机
5、构。设有著作郎二人、著作佐郎八人，炀帝时，佐郎增为十二人。佐郎负责史料的收集，著作郎负责史书的起草。而太史曹主要是掌天时星历、推算和制定律历，而不涉足于修史。炀帝时还设置起居舍人，执掌起居注的编录。隋朝的修史，多由皇帝敕令大臣负责，并敕令组成修史班子。参与修史的并非都是史官。“其有才堪撰述，学综文史，虽居他官，或兼领著作”。（史通史官建置）,二、隋朝修史的成就： （1）魏澹等重修魏书 （2）王劭作隋书、齐志： 王劭，字君懋，太原晋阳人，历仕北齐、北周、隋，入隋为著作佐郎。王劭的隋书既非编年体，也非纪传体，“乃似孔子家语、临川世说故其书受嗤当代，良有以也”。（史通六家）王劭齐志则受到刘知几的肯定
6、。称他“抗词正笔，务存直道，方言世语，由此必彰”。（史通言语） （3）牛弘修周史：刘知几批评“虽文皆雅正，而事悉虚无”（杂说下）此外尚有李德林齐史、杜台卿齐纪、许善心梁史、姚察梁书等，这些史书为以后唐修诸史提供了基础。,一、唐代史学（一）史馆史馆是唐朝官方设置的修撰当代史的专门机构，唐代史馆制度是对历代官方修史形式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在唐朝存在的近三百年里，修撰了大量史书，为唐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唐代史馆在促进唐代史学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史馆的源头，多认为可追溯到东汉时期的兰台、东观，原因是当时政府的一些修史活动就在此举行。永平年间，明帝诏令班固、陈宗、尹敏、孟异等人修撰
7、光武本纪和诸臣列传、载记，前后经过八次集体编修，至东汉末年编成我国第一部官修纪传体断代史东观汉记。实际二者与后来的史馆并不一样，兰台系 “掌图籍秘书”，东观则是藏书之地，都非专供修史。之所以于此修史，是因为藏书丰富，有利用之便。,北朝史学的官方色彩较浓，政府对修史控制较严。北魏设立有修史局，由宰相监修国史。随后的北齐改修史局为史馆。“史馆”一词，最早见于北齐。魏收的魏书基本上就是由在史馆完成的。隋文帝统一全国后，为了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制，在思想文化领域内也加强了控制，特别是对于史学。开皇十三年（593）五月隋文帝：“诏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卷2高祖下）从此，任何人未经朝
8、廷允许都不可擅自撰修国史。由朝廷设立史馆，设置著作郎、著作佐郎、起居舍人等史官统一修国史。隋文帝时，魏澹、颜之推等人重修后魏书100卷，王劭撰齐志10卷，隋书10卷，李德林撰齐史38卷，牛弘撰周史18卷。其中除了王劭德齐志修于禁令前，属于私修外，其他史书都是属于官修性质。隋文帝禁绝私修国史，一方面限制了隋朝史学的发展，一方面也推动和促进了唐代史馆制度的确立，为唐代设馆修史打下了思想基础。开创了官方垄断修撰国史的先河。,唐代史馆的组成。唐 代史馆制度大致包括史官、监修制度、史料征集制度。史馆是修史的地点。唐太宗时，史馆位于门下省北使之成为宫中整理占籍、修撰史书以及提供历史经验的正式修史机构。以后
9、.史馆多次搬迁.但总是随宰相议政场所政事堂的移动、迁徒。1. 史官为政府官员，分工负责史书的修撰工作，保证史书的修撰速度。唐代史馆史官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史馆修撰，一是直史馆。史馆修撰，玄宗及其以前，概称为修国史”，后由于在玄宗至德宗时期，“修国史”曾一度成为宰相监修国史的专用名词，因此，自肃宗时起，原来用于称呼一般史官的：修国史”一词遂改称为“史馆修撰”。在史馆史官群体，史馆修撰的地位较高，例由“登朝官”（进士及第，留任的高官）担任，而直史馆的地位则较低，例由卑品有才的“非登朝官担任。但均为朝廷官员。同时修史的往往有数人，他们分工协作。,2.监修国史是官方修史机构和修史活动的总负责人，其具体职
10、责大致包括以下几项：1、奉诏引进史馆修撰人员。2、负责史书的编修。3、审正史稿。,3.史料征集制度。史料征集包括两方面：一是中央各部门向史馆送交材料；二是地方向史馆递交史料。这些都有明确的规定。唐会要卷63史馆记载了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机构应定期向史馆呈送本司重要文版的详细条例，内容极为广泛，主要包括:(1)祥瑞，礼部录送;(2)人文祥异，太史验报;(3)蕃国朝贡，鸿护助报;( 4)蕃夷寇降，中J、兵部同报;( 5)音律曲调，太常寺具报;( 6)州县废置，户部即报;(7)法令变改，开日部即报;(8)人灾地震，户部、州县同报;( 9诸色封建，司府助报;(10)文武大启除授，史部、兵部分报;(11)京
11、诸司长启卒，木司录送;(12)硕学异能，州县录送;(13)公主百启定溢，考绩录送;(14)刺史、都督卒，木州，木军录送;(15)刺史、县令善政，木州录送;(1诸工来朝，宗正寺助报。此外史启还有访知事山，移文径直索要有关资料的权力，诸司均不得懈怠。史料征集的制度化，使史馆有了足够的资料保证。,史馆的职责： 1、修前代史。“八史”、五代史志（隋志） 2、纂修当朝史。史馆这方面的工作主要包括：起居注、实录和国史等。起居注根据“君举必书”的原则，由起居郎、起居舍人及时记载皇帝言行、军国要事，定时送交史馆，在此基础上，再修成实录和国史。旧唐书卷43载唐代据起居注、时政记以修撰国史之制度：“起居郎掌起居注
12、，录天子之言动法度，以修记事之史。凡记事之制，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必书其朔日甲乙，以纪历数，典礼文物，以考制度，迁拜旌赏以劝善，诛伐黜免以惩恶。季终则授之国史焉”起居郎属门下省，采用编年体裁，每季的最后，整理以之作为修国史的材料。“史官掌修国史，不虚美，不隐恶，直书其事。凡天地日月之祥，山川封域之分，昭穆继代之序，礼乐师旅之事，诛赏废兴之政，皆本于起居注、时政记，以为实录，然后立编年之体，为褒贬焉。既终藏之于府。”唐代还规定政府各部门及地方必须及时将政治、军事、外交、典礼各项重要事件，及天象灾害、吏治人才等项社会情况报送史馆的制度。,实录自唐初以后，每一皇帝卒后，继嗣之君必
13、救史臣撰修实录。今据两唐书诸纪、传、志，可考见唐时修实录国史者，皆当代名手。其中有:高祖实录二十卷、太宗实录二十卷，均敬播撰，房玄龄监修；高宗实录三十卷，许敬宗、令狐德棻等撰；高宗实录(复修)三十卷，刘知几、吴兢等撰；武后实录二十卷，魏元忠、武三思、柳冲、徐坚等撰，刘知几、吴兢删正；中宗实录三十卷，吴兢撰；睿宗实录五卷，吴兢撰；顺宗实录五卷，韩愈撰。据两唐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所载录，唐代所修自高祖至武宗历朝实录共有二十四种，总计达七百九十七卷。现存的实录只有韩愈修的顺宗实录。,国史唐朝国史自吴兢起，曾修过四次。第一次，吴兢在武则天长安年间至中宗景龙年间所修。最后成60多篇；第二次，开元、天宝年
14、间韦述所修，共130卷；第三次，肃宗命柳芳与韦述缀辑吴兢所撰次国史，述卒后，由芳续成，起自高祖，迄于乾元，共一百三十篇；第四次，宣宗时诏崔龟从等分年撰续唐历二十卷，补修柳芳所作之后，至于元和史事。但因唐代经过安史之乱和唐末大乱，国史、实录俱大量焚毁散失。,史馆修史的优点和局限。 优点：史馆制度对唐代史学的推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史馆的设立为魏微主修隋书对史论的重视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作为全书总纲的高祖纪、炀帝纪两篇，都撰写了长篇史论，深刻地从治国方针、帝王性格、君臣关系等项分析隋朝短作灭亡的原因。 局限：朝廷对史学的控制,不论对当朝史或前代史,都要由官方裁定。褒贬史事，臧否人物的标准,皇帝诏命
15、的监修，总裁，刊修官执行的就是朝廷的意旨,史臣如何思考，如何撰写，都绝对不能逾越。故封建时代官修史书是同史家的独立见解,如司马迁所追求的“成一家之言”范晔所揭示的“激浊扬清”刘知几所提倡的“独得之学”直接相对立的,史学家的进步史识和自由思想必然受到严重的桎梏。封建社会的时代局限和史官的阶级局限，也必然造成历史记载存在大量的夸饰、隐讳和失实。历代官修正史的体裁形式，其总体格局也是代代相因，缺乏创造。,一是权臣监修，庸才而寡识，却对撰修工作乱加干预，或组织调配无方，专横跋扈，令史臣无所适从。二是成于众手，缺乏有效的检核协调机制，造成歧误、重复，或体例不相统一。三是回护不实，拘情曲笔。周书)的列传有
16、不少地方明显地夸耀门阀贵显、虚饰祖宗功绩。周书的主撰令狐德棻之祖令狐整是北周的大将军，宇文政权骨干人物之一。尤其是唐朝帝室和唐初大臣，也大多为西魏、北周骨干人物的嫡派子孙。因有这种政治背景，(周书在编撰上就要竭力歌颂宇文政权的骨干人物，即关右旧族、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且要大力赞叹“今之称门阀者，咸推八柱国家”。凡是唐朝的达官贵戚，周书便设法为其在周代的祖先立传，并不惜歪曲事实加以颂扬。,史馆制度的确立，从总体来看，是历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一方面，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至隋唐时己日臻成熟。不仅史料宏富，史著甚多，而且涌现了大批优秀的历史学家。尤其是东晋恒温令以纸代简后，更为史学的发展
17、在客观上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世易时移，朝代更迭，政治纷纭，人事沧桑，生民百业，各有兴废。人们因此对历史的重要性有了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有了鉴古察今的历史感。,古代设馆修史制度对于保证历史记载连续不断，促进中华文明保持其强大的传承力、生命力、影响力具有重大的意义；设馆修史制度又保证了各个历史时期，哪怕是战乱频仍、朝代更迭迅速的特殊年代，也能及时记载史事，储存了丰厚的成果；古代设馆修史所完成的各个朝代的“正史”，大多具有“一代全史”的价值，其负责主纂的学者有统筹全局、综理推动勘定之功，预修的史官除完成其承担的篇章外，在商讨体例、各献专长和坚持直笔等项也都作出了贡献。,21,八部正史 1、官修“
18、五代史”（前五朝史） （1）姚思廉（姚察）著梁书（56卷）、陈书（36卷）文字简洁生动、真实与隐讳 （2）李百药（李百药）（字重规）著北齐书（50卷） 文显平平，而史料多存 （3）令狐德棻著周书（50卷）唐修前史，令狐首议;五朝之史，周书首成。文仿尚书，雅而害实；制度颇详，文献多存。（4）魏征著隋书（85卷）纪传55卷、志30卷（志为长孙无忌监修）文字简练、体例严整、十志完备,22,2、“御撰”晋书18家“晋书”与臧荣绪晋书“御撰” （ 宣帝纪、武帝纪、陆机传、王羲之传）唐太宗为四篇纪传撰论“制曰”特点与评价：、集合众家之长、增设载记三十卷（十六国中十四国史）、列传完备增“叛逆”（桓温、孙恩、
19、卢循）、善择史料显珍贵（束皙传载汲冢书发现经过）,23,3、官审私修南、北史（180卷）李延寿，字遐龄，其父李大师，曾三入史馆， 修隋书、晋书及五代史志。先著南史，后著北史史，总计16年成。南史 合宋、齐、梁、陈书而成。北史 合魏、齐、梁、周、隋书而成。特点：、文笔简练，前后一贯（具通史性质）、史料有增加、可订正校勘八史、删削有过当,24,刘知几和史通,25,刘知几与史通,刘知几（661721），字子玄，徐州彭城（今江苏铜山）丛亭里人。出身于官宦世家，有深厚的家学渊源。从702年以后，刘知几几乎一直都从事史学活动，多次出入史馆，编写国史、实录。,26,一、史通出现的原因,（一）前代史学的发展是
20、史通产生的可能性。 （二）当时的史学实践是史通产生的必要性。 （三）前代学术、文化为史通提供了足够的营养。 （四）刘知几的个人因素。,27,二、史通的内容,（一）刘知几的历史思想。 1、进化的历史观。 2、反对天命论。 3、迷信灾祥符瑞，主张天人感应说。 4、轻视人民群众。,28,（二）史通的史学理论 1、史学批判。 （1）对经典著作的批判。 （2）对史馆制度的批判。 2、史料学方面。史通在史料学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首先，史通详细、具体地阐述了史料学的任务，论述史料在历史学中的重要意义。其次，刘知几还详细解说了史料处理的原则和方法。这可以概括为“博采慎择”。再次，刘知几对史料进行了分类。,29
21、,3、历史编纂学理论。 （1）关于历史编纂的目的和作用，也就是史学的功用。认为史家治史首先要区分善恶，“劝善惩恶”，其次重视史学的社会作用，要把史学作为治理国家、制定国策不可缺少的工具。 （2）编纂的原则。认为实录直书是历史编纂的根本原则。对曲笔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3）编纂内容。在以往史书“五志”的基础上增加三志。所谓“五志”是荀悦提出的史书内容的主要方面，有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为此，刘知几主张“广以三科”，即增加叙沿革、明罪恶、 怪异。所谓三志，就是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 （4）史书体裁。非常强调史书体例的意义。,30,（5）历史写作。首先是“朴实”。反对一切不合史实
22、的润色。其次，“简要”。反对繁芜、罗嗦。因此，刘知几极力反对文人参与历史编纂工作。再次是“用晦”。这是在“简要”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提高。简要主要表现为字数的精炼。“用晦”则侧重意义的表达。“晦也者，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史通叙事)。复次，是“随时”。史家记事，应因事而变革，不能一味地仿古，复古，应当用史家当时的文字，不宜用古语写近事。最后是“方言世语”，即口语，史书不应刻意回避口语、俗语。这与其提倡的“实录”是一致的，应把当时人的语词重视记载下来，尤其是记载少数民族史实。,31,（6）史家素养。主要就是史才、史学、史识的“史家三长”理论。这是史学家自我意识的新发展。 “史才须有三长，” “三
23、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旧唐书卷104刘子玄传）。刘知几要求史家有三长，才、学、识三长，缺一不可。史才即选择、鉴别、组织史料得能力和书写史书记事得技巧；史学是指掌握包括考察问题时所征引得史料以及编写史书所需要得各种知识；史识是指分析历史事件和评价历史人物得观点、见解。概括来讲，史才，指编撰史书得能力；史学指历史知识；史识指对历史的看法观点。三者之中，尤以史识为最重要。不具备这“三长”，就不能算是优秀的或者合格的史学家，不能担负史官的重任。实际上，这也是对研究历史的要求。刘知几提出的“史家三长”论，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32,总之，刘知几的史通涉及了史学思想、史学方法、史书体例、史书内容、
24、史料问题、编纂原则等几乎历史学的全部问题，确实是对唐代以前中国史学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它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基本确立，完成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体系化这一史学史所赋予他的任务，从而使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33,杜佑和通典 1.典制体/政书的含义 政书：政书是专门记载历代或某一朝代的典章制度及其沿革的专书。它按类汇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资料，具有资料汇编的性质。以政书为名对图书分类始于明代。杜佑的通典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专门叙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史学著作，开创了典志体史书的先河。它的问世，改变了古代历史的编撰格局，是史学发展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一、典制体史书的由来1、掌故
25、类从周礼到大唐六典、政典周礼：原名周官，王莽时更名周礼，官制体系（天、地、春、夏、秋、冬官）大唐六典：30卷（张说等人监修、李林甫著）理、教、礼、政、刑、事典（官制）政典： 35卷（刘知几子刘秩撰）（黄帝唐天宝末）2、书志类从史记 “八书”到汉书 “十志”掌故类书志类,制度详而缺乏融汇贯通,述沿革而“不能尽其旨要”（隋书经籍志）,35,一、杜佑的生平（履历完整）。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地位显赫的名门望族。因此他可以不经科举而直接做官。18岁时即成为地方属官。以后的50多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做过剡县丞、工部郎中、江西青苗使、御使中丞、容管经略使、江淮水陆
26、转运使、户部郎中判度支、饶州刺史、御史大夫、岭南节度使、礼部尚书、淮南节度使等。从德宗末年到顺宗、宪宗两朝，他一直做到司徒同平章事，也就是宰相，同时兼理盐铁等使。封歧国公。前后为官50多年，经历玄、肃、代、德、顺、宪六朝，是唐代重要的政治家和著名的史学家。像他这样的政治经历，尤其是久任理财大臣，在古代史学家中是无人可比的。,36,（一）通典出现的原因。,1、封建社会制度的发展。 中国封建社会典章制度的发展，在唐代到了一个成熟的时期。这种客观情况的发展，就必然会促使总结和稽考制度源流、沿革、得失，为专论典章制度提供了客观的条件。杜佑的通典正是这种客观历史条件的必然产物。,37,2、古代史学的发展
27、。 通典的产生也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综合起来看，前代史书没有记载典章制度的专史专志。有的没有志，有的有志而不全。另外，前代史书的志只记一朝的典章制度，没有对历代制度进行古今对比研究，使人不容易看出历代制度的因革损益，因此对学者查考很不方便。前代史学关于典章制度的记载有一定的成绩，这为通典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又有不足，这就为通典的产生提出了要求。,38,3、刘秩政典的影响。 杜佑编纂通典，实受刘秩政典的启发。开元末期，刘秩，依照周礼六官的职掌，分门别类，撰成政典35卷，记载历代政治制度。杜佑对此书详加揣摩，深受启迪，犹以为条目未尽，遂决定补充改写。 4、杜佑的经世思想、经历、学术素养等因
28、素。杜佑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思想。杜佑企图通过总结历史上政治、经济等制度的沿革变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稳定统治，重振唐王朝服务。另外，他有丰富的从政经验，熟悉典章制度，又有很高的学术素养。这些构成了他完成通典的重要条件。,39,三、杜佑的史学思想,1、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历史观。 （1）物质生活对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通典以食货为首，而食货又以田制为先。把“食货”放在首位，是通典的首创。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通典自序）,40,（2）社会制度是由低到高发展的。杜佑认为，各种典章制度都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纵观整部通典，我们可以发现杜佑通过对从上古到唐朝经济、政治、
29、军事制度的描述，意在说明由简到繁，由落后到先进这一社会变化发展的过程。“汉、隋、大唐三代莫俦”（职官典） “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食货典） “古今既异，形势亦殊”（州郡典）,41,（3）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因在于“势”与“人谋”。即客观形势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势”与“人谋”是相辅相成的。只要人们认识客观形势，因势利导，采取积极措施，或对造成这种形势的客观条件加以限制和改变，就可以取得与人们预期相合的结果。（4）重视人民群众。杜佑具有深厚的民本思想，重视人民群众。通典边防典序言：“夫天生丞人树君司牧，语治道者固当以既庶而安为本生”。他并不认为君权高于一切，认为上天生就了百姓之后，才有了产
30、生君主的必要。安定人民是治国的根本。,42,2、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史学功用观。杜佑在通典卷一的序言中明确表明了自己著述的目的：“所纂通典，实采群言；政诸人事，将施有政”。他将数千年来的典章制度一一列出，试图将通典编成一本便于征引的类似法典的制度类书，为统治者提供实用的理道诀窍。这是他编史的目的和宗旨。,43,四、通典的内容和编纂方法,内容：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有的地方以附注的形式写了关于唐代宗、德宗时的改革制度。200卷，分为九大类：食货典12卷，叙述历代的土地、财政制度；选举典6卷，叙述历代的选官制度；官职典22卷，叙述历代官制的沿革变化；礼典100卷，详记古代的礼制情况。乐典7卷，
31、记载历代之乐舞；兵典15卷，叙述兵法、战争经验；刑典8卷，记载历代的刑法制度；州郡典14卷，叙述地方的行政制度、边防典16卷，叙述历代的边防与四境各族政权的情况。通典纲领宏大，包罗广泛，所记内容，多数准确，详今略远，重点是唐代，尤其是唐中期。,44,编纂方法：通典在编纂方式上，开创了完整意义上的典制体这一新史书体裁，为史学和工具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途径。通典撰述宗旨“将施有政，以义邦家。”内容安排有序，上下贯通，叙述各种制度，九个部分囊括了封建社会的基本制度。按照年代顺序，从上古到唐代，源源本本，十分详细。,45,（一） 九大类内容的安排有顺序，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 （二）每个类别也是完整的，
32、有系统的。每典之下又分若干目，有的目下又分若干子目，每目皆有目名，其下以朝代先后为序，依次记述历代典章制度，每一朝代，又以时间为序，记载这一制度的沿革。 （三）所引材料经过了系统的整理。 通典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典制体史书。从此以后典制体成为传统史学的重要体裁，丰富了传统史学的表现能力，具有重大的史学意义，对后世史学有深远影响，无论是思想还是体例上。（文献通考把“食货”扩大为八各门类，“十通”）,苏冕和唐会要会要体是政书的一种，是重要的史书体裁，专详一朝典章制度的史书。包括会要和会典。一般来说，私人纂修者，多称“会要”；官方所修者，多称“会典”。会要与会典虽然同为断代体政书，但仍然有所区别。除去
33、编纂者的身份，会要内容往往以类别分编，会典多以职官制度为纲，会要多采史实，会典则侧重于制度法令。会典一般是“以官统事，以事隶官”，以官署机构为中心，汇集国家政令、官吏职掌等资料，以记述官署机构为主，与通史体政书以典制为中心又有不同，这样就形成了中国古代政书的两大系统。会要、会典所记载的资料往往比“十通”更为翔实。,会要在唐代出现，由苏冕所创始。唐德宗贞元年间苏冕所撰会要四十卷，是成书最早的一部会要。唐宣宗苏冕的“会要”，上起唐高祖，下迄唐德宗，记述九朝典制行事。唐宣宗时大中年间，又命崔铉监修，杨绍复等人又编撰了续会要四十卷，续记了德宗以后的史实。北宋初年，王漙对以上两书重新加以整理，并续写了宣
34、宗以后至唐末之事，共为百卷，号曰新编唐会要，后世省称唐会要。作者只署王漙名前二书现已失传。,48,封建论与民族论,（一）封建论 中央/地方 分封/郡县 史学家用朴素进化论解决现实问题 柳宗元封建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柳宗元,49,（二）民族论 是现实问题和历史理论问题 江统：徙戎，华夷分开 唐统治者：肯定少数民族的历史存在 杜佑：历史上，华夷本无区别；环境早成华夷之别。体现朴素的历史进化思想,50,（二）帝王论 虞世南帝王略论 “不独是唐初史论的杰作，就是在整个唐代史论中，在中国历史评论发展史上，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瞿林东 虞世
35、南在秦府及贞观朝最主要的无可取代的作用为与唐太宗“追述往古只亡之道”，商略古今，以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而虞世南“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是其发挥作用的主要手段。帝王略论，正是虞世南论“帝王为政得失”的记录。,虞世南,51,帝王略论实际是虞世南与太宗共同制定的贞观政治理论，虞世南将自己的政治理念、治世方针，通过先代帝王之论展示出来，授予太宗。颇疑帝王略论中的“公子”即实指太宗，因史籍所载太宗对古代帝王为政得失的疑问屡见不鲜，而“先生”即虞世南，太宗接受了虞世南以史为鉴的思想，将世南治国理论付诸实行，二人一体，行往古所兴之道，对导致祸国亡天下的言行防微杜渐，终于达到了贞观之治。 虞世南将中国古代鉴戒史学发展到指导当朝政治，约束君主行为的顶峰，帝王略论已成为贞观年间的施政纲领，它的价值及作用远远超过了一部往古帝王为政得失的总结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