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地方政府支出有偏性、企业融资约束与经济结构失衡王文甫 a ， 岳超云 b（a. 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b. 厦门大学，王亚南研究院）作者介绍：王文甫，男，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 数量经济博士后，研究方向：实证宏观经济学、财政政策。通讯地址：四川成都温江柳台大道 555 号（柳林校区）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邮编：611130。 联系方式：手机 13551142488； E-mail: 岳超云，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厦门大学王亚南经济研究院，经济学博士（在读） ，研究方向：宏观经济学、宏观金融。 通讯地址：云南省昆明市环城西
2、路 577 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编：650034。联系方式：手机 13700687834； E-mail: Chaoyun_2地方政府支出有偏性、企业融资约束与经济结构失衡 *摘 要：本文选择地方政府的视角来尝试探讨中国结构失衡问题。先使用 1993 至 2012 年中国省级年度数据，分析发现，经济结构失衡与由地方政府支出有偏性引起的政府投资增加这两类现象共存。为此，本文借鉴 Bernanke et al.(1999) 和 Fernndez-Villaverde (2010)思路，来建立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对大企业的模型、中小企业的模型、粘性价格模型三种模型经济进行模拟比较分
3、析，发现，这两类现象之间存在一种内在逻辑关系，即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目的促使它们的支出行为表现为有偏性，引起了政府投资较大幅度地增加，从而推动了大企业投资的高涨，导致了地方经济结构失衡的加剧，而在其中政府投资的正外部性、企业融资约束以及金融摩擦担当重要角色。关键词：政府支出有偏性；企业融资约束；经济结构失衡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Bias of Local Government Spending, Financial Restriction of Enterprise, and Imbalance of Economic StructureWang Wenfu a, Yue Chaoyun b
4、(a.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School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 )Abstract: The paper uses province data from 1993 to 2012 in China to analyze, then we find that there are the two coexisting phenomena: the one is imbalance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other is government
5、 with increase. So the paper use thread of Bernanke et al.(1999) and Fernndez-Villaverde (2010) to build a DSGE model. after the paper analyzes big sized enterprise model, middle and small sized enterprise model, sticky price model, we finally find the above two phenomena have one logical relationsh
6、ip, namely, due to the goal that local governments develop economy, their spending show bias and increase public investment, finally the big sized enterprises highly enhance level of their investment, which causes imbalance of local economic structure. More importantly, externality of government inv
7、estment, finance restriction and financial friction play important roles in the mechanism of the effect of government behavior on imbalance of economic structure.Key words: Bias of Government Spending; Finance Restriction of Enterprise; Imbalance of Economic StructureJEL Classification: E21, E22, O4
8、0一、 导 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地方政府在地区经济增长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沈坤荣、付文林，2005；周业安、章泉，2008；张五常，2009） ，地方官员寻求一切可能的投资来源、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热情在世界范围内可能也是罕见的（周黎安，2008） ，与此同* 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不平衡，三次产业及子产业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等，而本文考虑的结构失衡问题仅指投资、消费不平衡以及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这三个问题上。3时，也积累了一些深层经济问题，经济结构失衡首当其冲， “如何有效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当前中国
9、经济政策讨论和实践的主线之一。而在这一进程中，地方政府势必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如何有效调整政府支出方向和支出结构，实现“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双重目标，无疑已成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面临的首要任务之一。基于此，探讨地方政府行为对经济结构失衡的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设计 “稳增长”和“调结构”双重目标下地方政府支出的有效机制，就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这方面的研究显得有点薄弱，为此本文尝试从地方政府角度对此问题加以深入探讨。中国财政制度一大特征是财政分权，使地方政府在实施财政政策上具有一定的自主空间，对经济结构失衡产生一定的影响。首先，由于地方政府盲目追求 GDP 和税收收入最大，
10、于是它们一方面表现为支出的有偏性，偏重于生产性支出而增加政府投资，通过既推动总需求，又促进供给能力的提高，以促进经济发展，同时由于政府投资的正外部性因素存在，企业投资效率提高，从而促使了企业投资增加。其次，地方政府想尽办法招商引资，给予优惠政策支持，其中大企业资本密集型的企业更容易受到它们的青睐，它们容易融资，而中小企业存在融资约束，于是大企业投资会增加，带动了短期内 GDP 总量和税收有较大幅度地提高；再次，由于实体经济中金融摩擦的存在，经济高涨或 GDP增加会使企业的风险贴水减低，促使社会投资水平的提高。因此，地方政府投资增加，通过以上三种机制的共同作用引致了社会投资较大幅度地增加，国民收
11、入更倾向于资方，而不是劳方，于是消费者收入随时间推移增加较为缓慢，最终导致了社会投资率上升、劳动收入比的下降和居民消费率的减低，加剧了经济结构失衡问题。为此，本文将在一个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 DSGE）对上述逻辑过程进行刻画。我们知道，完全竞争的 DSGE 模型即真实周期模型（Real Business Cycle, RBC）不能阐述中国财政政策效应以及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逻辑性，因此，本文将借鉴非完全竞争的 DSGE 模型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引起的结构失衡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了能产生与中国政府支出挤入
12、效应的经验事实， 1本文引入政府支出的正外部性（黄赜琳，2005；Linnemann, 2006） ，接着分别考虑三种模型：大企业模型（具有资本密集型、金融摩擦、易融资且成本低、政府投资正外部性的非完全竞争模型） 、中小企业模型（具有劳动密集型、金融摩擦、不易融资且成本高、没有政府投资正外部性的非完全竞争模型） 、价格粘性模型（具有资本密集型、政府投资正外部性、但没有金融摩擦的价格粘性模型） 。分析结果发现，政府投资正外部性、企业融资约束以及金融摩擦是刻画地方政府支出行为有偏性与经济结构失衡之间的逻辑关系中重要因素。在以往文献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尝试从以下三个新的视角进行研究和探讨： 第一，在研
13、究问题上，选择从地方政府视角来解释结构失衡现象形成的微观机理。尽管地方政政府在发展经济中起到重要作用，但相关的研究选择政府视角的研究并不多，这方面研究不仅缺乏微观机制上的探讨，而且选择从地方政府视角来讨论的少之又少。此外，国内的相关研究对结构失衡的解释一般涉及到其中一个因素，要么解释消费率低，要么解释投资率高、要么解释劳动占比低，很少涉及到对结构失衡中多个问题进行探讨，而且缺乏逻辑一致性的解释，为此，本文尝试在新古典模型分析框架中引入中国经济因素来讨论，以达到内在逻辑一致性地解释结构失衡中消费率低、投资率以及劳动占比低的三个特征事实的目的。第二，在研究范式上，选择构建模型来解释特征事实的视角。
14、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采用以实证为主各种分析方法来加以讨论，但是使用宏观研究的一个比较规范式先找特征事实，再建模型加以解释（王诚，2007）来解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结构失衡问题却寥寥无几。为此，本文尝试利用这种研究范式在新古典框架下来解释中国结构失衡问题，试图对现有的研究做一个有益补充。第三，在分析框架上，选择动态随机一般均衡的模型视角。尽管在国内 DSGE 模型揭示中国经济波动、货币政策、开放经济、财政政策等问题做了较多研究(陈昆亭等 2004；黄赜琳，2005；刘斌，1 与西方发达国家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不同，中国的财政政策表现为挤入效应的特征事实（郭庆旺、贾俊雪，2005；潘彬等，2006；杨
15、子晖，2008） 。42008；梅冬州、龚六堂，2011)，而且 DSGE 的优势所在是可提供微观机理分析，但它们在对政府行为与经济结构问题的探讨上并没有涉及，为此，为了引入企业融资约束，本文借鉴 Bernanke et al.(1999) 和 Fernndez-Villaverde (2010)思路，但是与它们不同之处：一是本文主要考察财政政策效应，特别是政府投资的效应以及政府投资的正外部性；二是本文用它来讨论政府投资与经济结构失衡问题。本文余下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相关文献做一个综述，第三部分通过中国 1993 年至 2011年的省级数据，来找出中国地方政府投资、消费率、投资率以及劳动收
16、入占比的特征事实，第四部分建立具有金融模型的模型，并进行参数校准，第五部分分别讨论本文定义的大企业模型、中小企业模型、价格粘性模型，来比较分析企业规模、金融摩擦以及政府支出的正外部性在政府投资对结构失衡的形成机制中作用，以找到能解释中国地方经济结构失衡现象的原因，第六部分对本文研究进行总结和说明。二、文献综述及其拓展文献中对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现象的解释大体上可分为六个方面：（一）基于政府与体制方面的解释吕炜(2004)认为,目前中国经济运行中的问题是结构性的, 其实质是转轨过程中传统体制性约束导致的市场机制运行障碍, 是市场机制不成熟、不完善的结果。徐忠(2010)提出的中国高储蓄率的公共财政假
17、说“中国储蓄率持续高涨, 是由政府的赢利性动机及其对公共财政职能产生的挤出效应推动的, 并带来了公共支出的不足。结果, 居民和非国有企业不得不增加预防性储蓄” 。利用我国 1996 - 2006年 30 个省面板实证检验的结果验证了此假说。方福前(2009) 曾通过面板数据分析得出, 当期收入对居民消费影响非常显著,在此基础上, 利用资金流量表计算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并进一步指出, 居民消费需求不足主要源于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政府部门倾斜。而李永友(2010)认为分权策略扭曲了政府财政支出意愿, 造成非经济型公共品供给不足, 由于受工具性和居民消费倾向的双重约束, 中国财政政策不得不更多依赖投资支出
18、, 从而出现财政政策失衡与需求结构失衡的循环累积。柳庆刚、姚洋（2012）从地方政府竞争的角度对中国以低消费、高储蓄为特点的经济失衡提出一个理论解释。分析认为，在政治锦标赛的框架下，地方政府成为生产性政府，这一方面会加大政府部门的储蓄和投资的倾向，另一方面通过生产性公共产品对企业部门形成补贴，从而会进一步加大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以及企业部门的再投资倾向，最终导致低消费和高储蓄的经济结构。（二）基于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的解释李扬等(2007)认为，人口红利、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改革, 是造成中国经济“三高”实体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罗长远、张军(2009a) 从产业角度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变化进行
19、实证研究, 可以发现,结构产业变化和同产业劳动收入占比以正相关性同时变化, 均加剧了劳动收入占比的波动。程令国、张晔(2011) 对我国的居民高储蓄率提出了一个新解释，认为我国居民偏爱储蓄的特性很可能与经济起飞之前人们遭受长期物质匮乏的经历有关。 李承政、邱俊杰(2012)运用生命周期模型家庭储蓄需求模型和家庭生育决策理论等分析了人口结构变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渠道，并利用年中国农村省际面板数据对人口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与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经验分析究表明，农村少儿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率显著负相关，农村老年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率显著正相关。（三）基于经济增长角度的解释陈利平(2001)在利用一个二部门
20、 Solow 模型分析了较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分析还认为, 外部需求冲击和经济中各部门发展的内生比例失调是造成我国近几年需求不足的根源。陈利平(2005)在一个引入消费攀比的离散时间、内生增长模型中 , 讨论了增长与储蓄的关系。在引入理性消费攀比后, 不仅高储蓄可以导致高增长 , 高增长也可以导致高储蓄。王弟海、龚六堂 (2007)在一个离散的 Ramsey 模型中,严格论证了增长经济中消费函数的形式和长期储蓄率的决定问题，研究结论认为,导致中国目前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高经济增长率、高资本产出弹性、高主观贴现率(高资5本回报率) 以及短视性预期存在。罗长远、张军(2009b)
21、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下降的事实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 FDI、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民营化都不利于劳动收入占比的改善。（四）基于技术进步与非完全竞争因素的解释黄先海、徐圣(2009)引入希克斯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的思想推导了劳动收入比重变化率的分解公式，研究发现: 资本深化能提高劳动收入比重, 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则是两类部门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最主要原因。李稻葵等(2010)通过国际比较以及中国经济省际数据分析发现 , 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比重“U”型规律的基本原因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摩擦工资因素。伍山林(2011) 根据中国制度环境构建一个包含劳动力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的模型，分析认为，工资率、生产技术和税负劳
22、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方向具有多样性；垄断和改制降低了劳动收入份额，劳动者参与利润分享常可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五）基于收入分配和边际消费倾向因素的解释根据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原理, 认为我国居民消费不足主要源于收入分配不均。例如，杨汝岱、朱诗娥(2007) 的研究也指出, 当收入分配呈正态分布且边际消费倾向与收入分配呈倒 U 型关系时, 缩小收入差距能提高总消费需求。李扬、殷剑峰(2007)研究发现, 居民部门收入比重下降趋势, 其主要原因在于居民部门获得的劳动报酬、财产收入和再分配收入均有所下降; 企业储蓄率呈现缓缓上升趋势, 主要原因在于其主要支出对居民部门的劳动报酬支出和利息支出长期被稳定在
23、较低的水平上 ; 政府储蓄率于 2000 年以后急剧上升, 其主要原因在于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 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份额。娄峰、李雪松(2009)通过使用分省数据和动态半参数面板模型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和消费变动轨迹刻画也得出类似结论。汪伟、郭新强(2011)在理论模型分析认为，在高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具有相同的时间偏好和消费习惯强度的情形下，基于收入不平等对目标性消费的强化效应,中低收入者比高收入者具有更高的储蓄率; 这能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改革开放30 年农村居民的储蓄倾向在平均意义上高于城镇居民。理论分析又认为，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消费习惯越强,经济中的总储蓄
24、率就越高，这一结论得到很好的验证。柳欣等(2012)运用存量- 流量一致的分析方法，构建了一个反映企业成本-收益核算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分析表明存量- 流量比例失衡、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需求结构失衡之间存在循环累积机制，结果集中表现为：有效需求不足降低过高的资产值恢复存量-流量的合适比例是摆脱这一困境的根本办法。（六）不确定支出预期和个体理性角度的解释不确定支出预期对居民消费行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罗楚亮(2004)、邰秀军等(2009) 等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分析也指出, 不确定支出预期对居民当期消费行为具有重大影响, 是居民形成谨慎性消费的重要原因。Chamon and Prasad (2
25、010)的分析同样认为, 由于居民私人支出负担预期的上升, 使居民出现较强预防性储蓄行为, 从而延滞了消费。孙迎联 (2013)采用排序选择模型分析方法, 研究了影响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分析认为，收入水平、子女教育状况、家庭人口规模是影响居民消费意愿的最主要因素; 户主工作单位性质、受教育水平也影响消费意愿 , 由于居民消费观念保守, 信用卡对居民消费意愿的提升没有明显的推动作用。综上所述，接下来从三个方面来对相关研究进行评述。首先，从研究视角来看，以上六种解释在逻辑上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互为补充，而本文是对第一步文献的研究进行拓展，选择财政视角来解释的研究。已有的相关研究发
26、现，结构失衡的根本原因在于财政制度问题或体制性的约束（吕炜，2004；李永友，2010） ，它会引起地方政府在支出方面偏重于生产性，这使我们对经济结构失衡的原因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国内相关研究不仅主要是定性研究，而且并没有对政府投资如何形成结构失衡问题的内在微观机制进行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这正是本文所要研究重点内容。其次，从研究范式来看，相关研究使用各种分析方法来加以讨论，提高了对结构失衡的解释的说服力。比如，有的从理论上加以研究(陈利平，2005；伍山林，2011) ，有的从实证方面来考察(娄峰、李雪松，2009；李杨、殷剑峰，2007)，还有的以一理论或假说为背景来进行实证分析( 黄先海、
27、徐圣，62009；徐忠等，2010；张晔，2011)，同时还有的进行定性分析（吕炜，2004；李永友，2010） ，尽管如此，但使用中国宏观研究的一个比较规范式，即先找特征事实，再建模型加以解释(王诚，2007) ，来解释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结构失衡问题却寥寥无几，据笔者所知，仅有柳庆刚、姚洋(2012)从地方政府竞争角度，利用微观博弈模型解释需求结构失衡时使用了这一研究范式。基于此，本文尝试采用这种研究范式来对中国结构失衡问题进行解释，已达到对现有研究做一个有益补充。再次，从研究问题来看，现有的相关研究主要针对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某一方面进行讨论，缺乏统一的逻辑一致性的解释。它们要么解释储蓄率
28、过高（李扬等，2007；徐忠等，2010；程令国、张晔，2011） ，要么解释消费率过低（柳庆刚、姚洋，2012；柳欣等，2012） ，要么解释劳动占比低（罗长远、张军 a， 2009：黄先海、徐圣，2009：李稻葵等，2010） ，但是结构失衡消费率过低、储蓄率过高、投资率过高、劳动收入占比低几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甚至互为因果，具有一定的内在一致性（李永友，2010；柳欣等，2012） ，然而。现有的研究并没有显示它们的内在逻辑一致性，如，人口双转型可以解释中国居民和企业储蓄的上升，但是不能解释政府储蓄为什么很大，而工业化进程虽然可以得到劳动收入占比例的型规律，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消费率会如
29、此之低，至于要素价格扭曲理论无法推导出企业和政府储蓄持续上升的结论（柳庆刚、姚洋，2012） 。同时，就模型研究来看，在解释结构失衡因素方面存在矛盾，例如，新古典模型中拉姆齐模型、代际迭代模型尽管可以解释消费率过低（陈利平，2005；姚洋，2012） ，而使用生产函数大多数是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同时模型经济背景是完全的，这就意味着此类模型不能解释劳动占比过低的结构失衡现象（罗长远，2008） ，为此解释劳动占比过低现象，可在新古典框架中引入非完全竞争经济背景，考虑到加成（Mark-up）这一概念（罗长远，2008；karabarbounis and Neiman, 2014） ，而 DSGE
30、可以弥补以上不足，为此本文在DSGE 框架下，引入价格粘性、金融摩擦、政府投资的外部性、价格粘性、垄断竞争等非完全竞争因素构建模型，已达到能对中国地方的投资率高、消费率低以及劳动占比低同时来加以解释的目的。三、地方政府投资与结构失衡的特征事实 1（一）数据说明在这里本文要采用 GDP、政府投资、社会投资、居民消费以及劳动收入等五组数据。由于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确定是在 1992 年的党“十二大”上，同时，劳动收入以及省际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只能得到 1992 年以后的数据，于是本文选择数据的时间区间是 1993-2012 年的 31 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年度数据。首先，国内生产总值 GDP、居民消
31、费的数据选取，它们的 1993-2008 年数据来自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 ，而 2009-2011 年用 2010-2013 各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加以补充。其次，固定资产投资和政府投资的数据选取，固定资产投资来自在 1994-2012 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然而，在统计年鉴上不能直接发现政府投资数据，于是本文按照何刚、陈文静(2008)的做法，政府投资的数据采用固定资产中来自政府预算资金，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减去政府投资，笔者称之为社会投资或非政府投资。再次，劳动收入的数据采用，选择 1994-2012 年全国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项目结构中劳动者报酬作为劳动收入，数据主要
32、来自 1994-2013 年各年的中国计年鉴 。由于中国统计网上数据只开始于 1994 年，在此 1993 年的劳动收入出现缺失，而 1995 年的劳动收入数据也没有，笔者用 1994 和 1996 年对应数据取平均值来代替，但是这样不会影响后面分析结果。在此还做一个说明，东中西部的政府投资占 GDP 的比重、消费率（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 、社会投资率（社会投资占 GDP 的比重）以及劳动收入占比分别根据地区劳动占比的加权平均值求得，权重是各省 GDP 在各地区所占的比重。最后，我们根据这些数据画出东、中、西部的各地方政府投资占 GDP 比重与经济失衡的变化趋势，见图 1。（二）特征事
33、实 21 国内研究结构失衡的标准很少（项俊波，2008）, 本文结构失衡的标准主要项俊波（2008）提到的国际标准，消费率小于 60%，投资大于 38%，劳动收入占比小于 66%为结构失衡。7从图 1 中，可以观察出，中国东、中、西部宏观经济运行中呈现出一些特征事实。特征事实一：随着 GDP 的增长和政府投资增加，东、中、西部政府投资占 GDP 的比重是不断地提高的，而西部提高幅度最大，中部次之，东部最小。从图 1(a)中可观察出，从 1993 至 1997 年，东、中、西部政府投资占 GDP 的比重几乎没有变化，甚至有点稍微下降，估计是由于 1993 年经济高涨后，政府投资要减缓所致，而 1
34、997 年 2009 年出现了较大幅度增加，其中东部从 1%左右上升到近 2%，上升幅度最小，中部从 1%左右上升到 4%左右，上升幅度中等，而西部从 1%左右上升到近 8%，上升幅度最大。自从 2008-2009 年之间它们增速最快，在 2009 年后出现了下降，这大概是由于 2008 年次贷危机的爆发，政府 4 万亿的投资计划所致。然而，总的来看，随着 GDP 的增长和政府投资增加，东、中、西部政府投资占 GDP 的比重是不断地提高的。00.010.020.030.040.050.060.070.08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203204205206207
35、20820920102012012GI/Y1 GI/Y2 GI/Y30.20.250.30.350.40.450.50.550.60.650.70.75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20320420520620720820920102012012PI/Y1 PI/Y2 PI/Y3（a ）政府投资占 GDP 比重 (b) 社会投资占 GDP 比重0.30.3250.350.3750.40.4250.450.4750.50.5250.55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20320420520620720820920102012012C/Y1
36、 C/Y2 C/Y30.30.350.40.450.50.550.60.650.7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20320420520620720820920102012012LI/Y1 LI/Y2 LI/Y3(c) 居民消费占 GDP 比重 (d) 劳动收入占 GDP 的比重图 1. 东中西部的地方政府投资占 GDP 比重与经济失衡的变化趋势(1993-2012)注：GI/Y1、GI/Y2、GI/Y3 分别表示东、中、西部政府投资占总产量的比重； PI/Y1、 PI/Y2 、PI/Y3 分别表示东、中、西部社会投资占总产量的比重；C/Y1、 C/Y2 、C/Y3
37、 分别表示东、中、西部居民消费占总产量的比重；LI/Y1、 LI/Y2、 LI/Y3 分别表示东、中、西部劳动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特征事实二：随着 GDP 的增长和政府投资增加，东、中、西部社会投资或非政府投资占 GDP 的比重是不断地提高的，而西部提高幅度最大，中部东部要小一些，后两者变动差异性不大。从图 1(b)中可观察出，从 1993 至 1997 年，东、中、西部社会投资占 GDP 的比重有点下降，估计是由于 1993 年经济高涨后，社会投资减缓所致。而 1997 年 2009 年出现了较大幅度增加，其中东部从 32%左右上升到 40%，上升幅度最小，中部从 30%左右上升到 42%左
38、右，上升幅度中等，而西部从 30%左右上升到近 70%，上升幅度最大。自从 2008-2010 年之间它们增速最快，在 2010 年后出现了下降，这大概是由于 2008 年遇到次贷危机，社会投资有下降趋势，但政府 4 万亿的投资计划所致先增幅增加后下降。然而，总的来看，随着 GDP 的增长和政府投资增加，东、中、西部社会投资占 GDP 的比重是不断地提高的。特征事实三：随着 GDP 的增长和政府投资增加，东、中、西部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是不断地下降的，而中部、西部要下降幅度较大，而东部下降幅度较小。从图 1(c)中可观察出，从 1993 至 1997 年，东、中、西部居民消费占 GDP
39、的比重有点下降，估2 笔者在处理数据时发现，如果对每个省或直辖市逐一考虑，除北京、上海以外，其它省份都具有这四个特征事实。8计是由于 1993 年经济高涨后经济回调以及政府实行软着陆所致。而 1997 年 2011 年它们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其中东部从 40%左右上升到 33%，下降幅度最小，中部从于 46%左右下降到 33%左右，下降幅度中等，而西部从 50%左右下降到近 33%，下降幅度最大。然而，随着 GDP 的增长和政府投资增加，东、中、西部居民消费占 GDP 的比重是不断地下降的。特征事实四：随着 GDP 的增长和政府投资增加，东、中、西部劳动占比也比是不断地下降的，而中部、西部要下
40、降幅度较大，而东部下降幅度较小。从图 1(d)中可观察出，东、中、西部的劳动收入占比从 1993 至 1996 年，尽管东部经历小幅上升后小幅上升过程，但中、西部经历了一个上升的过程。而在 1997 年至 2007 年之间，它们都经历了一个下降过程，东部大概从 50%左右下降到 38%左右，下降幅度最小，中部从 50%左右下降到近40%，下降幅度中等，而西部从 65%左右下降到 43%左右，下降幅度最大，但是在 1997 年以后中、西部下降幅度几乎相同。在 2007 年以后，东、中、西部劳动收入占比经历先叫快地上升，后有出现小幅下降。然而，总的来看，东、中、西部劳动收入占比的趋势是下降的。同时
41、从图 1 可观察出，特别在 2000 年以后，中国地方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变得较为突出，在此把特征二、三和四归纳为中国地方经济结构失衡的特征事实，这促使我们要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何解释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现象？是结构失衡内在的原因，即它们几个因素相互作用，互为原因吗？还是外因起作用？另外，中国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在其中起到重要推动作用，出现了地方政府支出行为有偏性（方红生、张军，2009）从而伴随着特征事实一的出现，那么第二问题是：特征事实一与结构失衡的现象是否有必然联系？如果有，那么它们内在的逻辑关系又如何？为此，本文尝试对以上这两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笔者初步推测它们之间逻辑关系如下：中国
42、财政制度一大特征是财政分权，这促使了地方政府在实施财政政策上具有一定的自主空间。首先，由于地方政府盲目追求 GDP 和税收收入最大，于是它们偏重于生产性支出（傅勇、张晏，2007；方红生、张军，2009） ，大幅度地增加政府投资，通过既推动总需求，又促进供给能力的提高，来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地方政府具有因公共投资而形成良好的基础设施等条件（张军等，2007） ，具有较强的供给能力和政府支出的正外部性（刘生龙，2010） ，从而提高了企业投资回报率，而这对大企业作用较大，因此它们投资会较大幅度增加；其次，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它们想尽办法招商引资（张五常，2009） ，给予优惠政策支持，其中
43、资本密集型的企业更容易受到它们的青睐，因为这类企业能很快地带来投资增加，以及 GDP 总量和税收水平有较大幅度地提高，而且在中国经济中存在着企业融资约束（Wen,2009; Song et al.,2011） ，大企业容易融资且成本低，而中小企业融资约束较大，这样大企业有较强的投资愿望；再次，由于实体经济中金融摩擦的存在（赵振全等，2007；杨胜刚、侯坤，2011） ，经济高涨或 GDP 增加会使企业的风险贴水减低，促使社会投资水平的提高。因此，地方政府投资增加，通过以上三种机制的共同作用引致了社会投资较大幅度地增加，国民收入更倾向于资方，而不是劳方，于是消费者收入随时间推移增加较为缓慢，最终
44、导致了社会投资率上升、劳动收入比的下降和居民消费率的减低，加剧了地方经济的结构失衡。四、理论模型及其参数校准（一）模型的经济背景考察由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已成为分析宏观经济问题主要分析框架之一(Christiano et al., 2005; Smets and Wouters, 2007)，于是在此本文将使用这一分析框架来展开讨论。本文主要在 DSGE 分析框架中引入垄断竞争、粘性价格、居民消费习惯或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投资调整成本、政府支出的正外性和金融摩擦等不完全竞争因素来解释中国政府支出宏观效应的经验特征。这些不完全竞争因素的引入主要是基于以下五个原因
45、来考虑的：一是关于粘性价格的考虑。在中国现实经济环境中，存在一些垄断竞争行业，如电力、通讯、石油、交通等部门，它们的电价、通讯资费、油价等商品具有一定的名义价格刚性。渠慎宁等(2012)实证分析了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存在一定粘性。另外，陈昆亭和龚六堂(2006)、李吉春和孟晓宏(2006)9以及王君斌和王文甫(2010)分别发现垄断竞争和价格粘性在研究中国经济波动、货币政策以及技术冲击等问题时有较好的解释能力。为此，所构建的引入垄断竞争和价格粘性因素。二是关于政府支出正外部性的引入。就中国经济运行来讲，中国经济处在起飞阶段，政府支出是一种最为直接、见效较快的经济增长促进手段。政府在公共道路建设、城
46、乡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支出可能提高居民的福利水平，有利于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于是对居民的消费行为产生正外部性。国内部分研究也证实了政府支出正外部性的存在，如黄赜琳(2005)在 DSGE 框架下研究中国经济波动和财政问题时，都引入政府支出的正外部性这一因素，发现它能提高模型的解释力度。刘生龙(2010)实证检验了中国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存在性，而基础设施是中国政府支出的重要内容。这些证据意味着中国政府支出存在着正外部性。三是关于消费习惯或习惯形成的考察。国内大量研究都证实了关于消费习惯的存在性(艾春荣和汪伟，2008；杭斌，2010；闫新华和杭斌，2010)。而且有些学者在进行 DSGE 中国问题
47、时引入消费习惯发现可更好地解释中国现实经济(刘斌，2008；王君斌等，2011) 。基于此，本文也尝试把习惯形成引入 NOEM 模型进行分析。四是关于投资调整成本因素的考虑。此方面国内相关研究很少，仅有朱微亮等(2009)在一般均衡框架下建立了一个包含调整成本的产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探讨了企业投资过程中的调整成本对股票收益率的影响，发现模型能解释中国股市上 88%的股票收益变动，意味着投资或资本积累存在一定的调整成本。另外，李吉春和孟晓宏(2006)以及王君斌等 (2011)在引入资本调整成本后，对中国经济问题得到很好地解释。此外，因为资本物品的投资调整成本能促使消费、GDP 等变量对冲击反应
48、变得缓慢，且能反应技术冲击或财政政策冲击的效应持续性或持久性。因此，在构建的模型中尝试引入这一因素加以考虑。五是关于金融摩擦因素的引入。在国内有关金融摩擦或金融加速器我国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两部分 ， 一是实证分析中国是否存在金融加速器，如杨胜刚和侯坤(2011)运用 VEC 模型证实了中国存在金融加速器效应；赵振全等(2007)运用门限向量自回归 (TVAR)模型在宏观层面上对中国信贷市场与宏观经济波动的非线性关联展开实证研究，检验结果发现中国存在显著的金融加速器效应。二是在BGG 框架的探讨，如：崔光灿 (2006)建立包含金融加速器的两部门动态宏观经济学模型，考察了资产价格波动对经济稳定影
49、响的金融加速器效应，结论显示可运用金融加速器机制解释由于资产价格波动带来的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袁申国等(2011)建立一个具有金融加速器的小型开放经济模型，通过使用中国数据和最大似然方法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含和不含金融加速器的 DSGE 模型发现，似然率检验接受前者而拒绝后者，模拟显示含金融加速器模型模拟数据与实际数据特征更接近。以上这些研究说明，中国存在着金融摩擦或金融加速器。因此，本文将价格粘性、政府支出的正外部性、习惯形成、投资调整成本、金融摩擦（金融加速器）等非完全竞争元素引入 DSGE 框架下构建新的模型，通过经济模拟与比较，考察刻画开放经济下中国财政政策效应特征的关键因素。其中垄断竞争的引入主要利用 Dixit and Stiglitz(1977)的方法考虑垄断竞争市场，名义价格刚性设定主要参考 Calvo(1983)的思路。关于政府支出的外部性引入，国外也有相关探讨(Linnemann and Schabert, 2006)，笔者在此借鉴黄赜琳 (2005)的思路。而有关金融摩擦的概念及其引入，主要是借助 Bernanke et al.(1999)(可简称为 BGG 模型)分析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