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古代经济史,授课: 张祥稳,第一讲 近百年来中国古代经济史 研究态势,在中国传统史学中，很早就有关于经济史方面的记述。 自太史公作货殖列传和平准书，历代正史大都有食货志，各种政书中也都有食货典、食货考等，形成延绵不断的传统。 但传统史学究竟是以记述政治军事活动为中心、以帝王将相为主角；历代食货典志所记述的则主要是国家治理经济的典章制度和有关的经济主张，对整个社会和全体人民经济生活，它所反映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史学。,一、清末至建国以前的 中国经济史研究,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是在西方近代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传入中国以后才形成的； 而
2、且，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在中国近代史学的诸分支学科中，它的出现相对晚后。,十九世纪末，中国传统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史学也发生了严重的危机。向西方学习的先进的中国人，试图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改造中国的传统史学，喊出了“史学革命”的口号。 作为这次史学革命旗手的梁启超，提出史学的任务是“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不是象传统史学那样，只是“一人一家之谱牒”。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社会经济也进入史家的视野之中。,梁启超,梁启超： 将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理论相比较，写了史记货殖列传今义、管子新解等论文； 他第一次把统计
3、学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之中，写了中国史上之人口统计等文，他还打算写作中国生计学史。这些都可以视作中国经济史学的滥觞。 不过，当时的“史学革命”，首先注重的是通史体例和内容的革新，以及政治史、思想史等领域的开拓，独立的经济史学科尚未形成。,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亟须建立各种制度与机构。本世纪初零星出现的若干研究财政史、田赋史、田制史、盐务史、商业史方面的论著，就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但大都比较粗糙。 二十年代胡适首先发起的关于井田制有无的论战，对当时田制史的研究也是一种推动。 比较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经济史，并形成一股热潮的，则是上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中期。,这一股热潮的形成是与马克思主义传入
4、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密切相关。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它不但促进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和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且由于马克思主义科学地揭示了经济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和决定性作用，给予人们观察社会和观察历史的锐利的思想武器。,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如何正确认识当时中国社会性质，成为与中国革命前途攸关的重大问题。 而研究当前的社会又离不开它历史发展，由此引发了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中国农村性质大论战和作为它的延伸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一些学者已经根据一些习见的
5、历史材料，运用当时传入的的社会科学理论，对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作鸟瞰式的叙述，提出各自见解。 以后，这些不同的观点逐步展开了激烈的交锋，这种交锋主要在以新思潮杂志为主要阵地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以动力杂志为主要阵地的托派分子之间展开，而在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关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四个专号中达到高潮。,对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应该如何理解？ 中国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制社会？ 春秋战国以后是否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 这是讨论中的几个主要问题。,其中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争论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学说和中国社会历史特点的熟悉，对中国史学的发展的影响最为久远。 这场论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锻
6、炼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队伍，还激发了人们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爱好和愿望，人们不满足于论战中那种粗枝大叶的或公式化的论述，迫切要求在进一步发掘材料的基础上把研究深入下去，从而推进了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形成和发展，直接导致三十年代初中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热潮的出现。,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一些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致力于运用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来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论证马克思主义对于研究中国历史的普遍适用性。如： 郭沫若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称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编，书中运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周易、诗、书、卜辞、彝铭的材料，论证了中国历史上依次经历过原始共产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本书虽然
7、在方法的运用和材料的鉴别上都存在一些缺点，但却是以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研究中国历史的第一次尝试，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继郭沫若之后，吕振羽在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著作和一系列论文中 1、第一次把考古发现和神话传说等资料相结合，对中国原始社会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2、坚持奴隶制社会的普遍性，首先提出并论证了殷商奴隶社会说； 3、从生产方式的角度阐述西周社会的封建性质，创立了西周封建说； 4、又首先把中国封建社会区分为领主制和地主制两个阶段，明确提出秦汉以后的封建社会是封建地主制社会。,吕振羽,郭沫若、吕振羽的上述论著，不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而且对于运用马克
8、思主义研究中国经济史也有开创意义。,1932年11月，社会调查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份以经济史命名的学术刊物，它创刊的时间比美国经济史学会出版的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还早八年。 该刊在发刊词中强调了社会经济史研究在史学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收集整理经济史资料尤其是可计量资料的重要性。其内容实际包括了古代，故自第五卷起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至1949年1月，共出了8卷。,值得注重的是，这个集刊的背后还有一个学术群体在活动，这就是1934年5月汤象龙、吴晗倡议成立的小型“史学研究会”。参加者除社会研究所的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以外
9、，还有吴晗、夏鼐、谷霁光、罗尔纲、孙毓棠、朱庆永、刘隽、罗玉东等。后来张荫麟、杨绍震、吴铎也加入该会。 该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勇于探索历史研究新方法，他们主张随着时代的进步改写历史，新历史应“叙述文化的进步，经济的变动，社会的变迁，是以整个民族或各个民族的发展为主体”。,汤象龙：道光时期的银贵问题，是我国第一篇从经济角度研究鸦片战争爆发原因的专题论文。,吴晗,“史学研究会”主办了天津益世和南京中心日的史学副刊，同时他们还经常研究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的事宜。该刊在抗战以前即已取得一批重大研究成果，例如梁方仲1934年在该刊发表的一条鞭法，是对我国近古田赋制度的一个总
10、结性研究，得到我国和日本许多学者的高度评价和赞许。 他的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第一次的把统计学的方法运用于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该刊创刊时，正值故宫清朝大内档案的发现，社会科学研究所汤象龙等在整理这批档案的经济史资料方面倾注了很大的精力，集刊还出版了清代档案的专号。 史学研究会的成员在其他刊物中也发表了一些重要论文，如谷霁光的秦汉隋唐间的田制等。,陶希圣,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研究，还应该提到陶希圣主编的食货半月刊。 该刊自1934年12月创刊，至1937年7月停刊，网罗了全国各地150多位学人，发表了345篇文章。文章内容涉及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方法、社会经济形态、社会经济综述、土地制度、阶级关
11、系、财政赋役、寺院经济、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市、市场、货币、经济思想、经济资料、家族、人口及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从反映的时段看，主要集中在古代，近代份量很少； 在所刊载的文章中，有相当数量是外国学者研究成果和有关理论方法的译介。,食货半月刊的创办直接与社会史论战有关，它以“社会史专攻刊物”自诩，强调系统收集整理资料，把研究推向深入，但同时也重视理论方法的探讨，还组织过关于“社会形式”问题的讨论。在刊物中发表文章最多的是陶希圣和他的弟子鞠清远等。 在食货上发表文章的政治背景和学术观点很不一致，但相当一部分人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唯物史观或者受到了它的影响。 食货译介的外国论著中也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学
12、派的著作。 作为我国第一份关于社会经济史的专业性期刊，食货半月刊在组织和推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方面是作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和食货半月刊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现象。 当时一些研究机构和大学的史学刊物和经济学刊物也纷纷刊载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论文，一时形成了风气。如 国立中山大学史学研究会主编的现代史学一直把中国社会经济史方面的论文作为刊载的重点，主要撰稿人有陈啸江、王兴瑞等人。 中山大学法学院还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 当时重要的经济学刊物中国经济第二卷第九、第十两期也出版了“中国经济史研究专号”上下两册，发表有关论文29篇，逾40万字。 中心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和一些大学
13、的学刊刊载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论文也不少。,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一批有关经济史的专著。例如：马乘风的中国经济史，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比较系统和具体的中国经济史，可惜只出了一、二两册，没有后续。 专史以田制史、商业史、经济思想史最多，比较有影响的有万国鼎的中国田制史、陈登原的中国田制史、中国田赋史、王孝通的中国商业史、冯柳堂的中国民食政策史、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等。 尤其应该提出的是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该书是用英文写出的，由伦敦乔治艾伦和昂温有限公司出版。它通过对大量水利史料的分析，概括出“基本经济区”这一概念，揭示了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它的问世受到了国内外学术
14、界的重视。,万国鼎,马乘风中国经济史,上述情况表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中期，是我国历史上经济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 在这一高潮中，包括社会经济形态在内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身成为研究对象，并以近代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作为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从而超越了“食货”式记述的传统。 所有这些，标志着独立的现代意义的中国经济史学科正式形成。,1937年7月爆发的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国经济史学蓬勃发展的势头受到了压抑。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困难的条件下，史学工作者和经济史研究者仍然继续中国经济史研究，并把它推向深入，取得不少成果。 这一时期，热烈一时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虽已趋于沉寂，但一
15、批马克思主义学者，仍然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继续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作进一步的探讨。例如，经过吕振羽、翦伯赞、范文澜等人在四十年代的努力，西周封建说的体系基本上建立了起来。,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在对甲骨文、金文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修正了自己的关于殷代社会性质的旧说，接受了殷代为奴隶制社会的观点，又从井田制和庶人地位等方面充实了西周为奴隶社会的论据，进而论述了春秋战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社会变革，从而完善了西周奴隶社会说和战国封建说体系。 侯外庐三十年代埋头翻译资本论，但仍密切注视着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的进展，四十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特点作了很有理论深度的分析。,侯外庐,假如说我
16、国学者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解释中国历史时往往不免陷入公式主义的话，那么，四十年代以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对中国历史特点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了。,全汉昇,中心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及其有关刊物，仍然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地。 其中全汉昇的研究最为突出。 本时期他的研究重点是唐宋经济史，其研究范围涉及农业生产、工商业、民族贸易、国际贸易、都市、墟市、货币、物价、政府财政与货币政策等诸多方面。 他是第一个比较系统考察我国中古时期和近古时期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学者，他的中古自然经济一文迄今仍是这方面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他还深刻分析了运河
17、的畅通与否和唐宋国运盛衰的关系，从而打开了了解近代以前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发展的一个窗口。,史语所集刊还刊登了其他一些有关社会经济史的论文。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继续刊登了一批古代经济史研究的论文，如梁方仲明代国际贸易与银的输出入等，梁氏还继续对以一条鞭法为中心的明代田赋史进行深入的专题研究。（清一条鞭法袁良义）,其他杂志亦多有经济史的论文发表。如顾颉刚主持的文史杂志第4卷第5、6期出了“中国经济史专”。 卫聚贤主持的说文月刊也经常刊登经济史的文章，卫氏曾有编篡中国经济史资料和专著的计划；他的山西票号史也引人注目。,顾颉刚,傅衣凌利用他1939年在福建永安黄历乡明至民国的契约文书，写成
18、福建佃农经济史丛考，开创了中国经济史学利用民间文书、注重社区研究，把社会史与经济史相结合、把地区细部研究和宏观整体把握相结合的新路子；该书传到日、美后，产生了重大影响。 活跃在经济史坛的还有傅筑夫、万国鼎等人。孙毓棠在秦汉经济史方面、李埏在宋代货币史研究方面也取得了成绩。,二、19491976年的 中国经济史研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经济史研究以至整个中国史学影响深远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这不仅仅是由于党和政府的大力提倡，也是中国历史和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已经在艰难的条件下不断扩大了自己的阵地和影响。中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
19、指导下取得辉煌的胜利的，这一胜利雄辩地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新中国建立后，包括史学工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感到重新学习的必要，他们在党和政府的引导下，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主义的热潮，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作为自己工作和研究的指导思想，在许多重大的史学理论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中国史学也由此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新一代的史学工作者，也在马克思主义的哺育下成长起来。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确立，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推动力是巨大的。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史学所取得的每一个成绩，差不多都是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分不开的。 解放前，中国经济史作为中国史学中的独立学科虽然已经形成，但就当时的整个史学而言，经济史研究仍
20、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仍然是处于当时主流史学之外的。这种情况新中国建立以后得到了改变：,马克思主义把经济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中国史学中，经济的研究受到了重视，被纳入了史学的主流之中。这在中国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中，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变化。 不过，在中国经济史学科内部的不同分支中，发展步调并不完全一致。,五十年代，原中心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改为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成立了经济史组。以该所牵头，组织了一批所内外的专家，开始了系统收集整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和着手撰写中国近代经济史。 而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虽然也取得重要进展，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然处在分散作战和进行某些
21、专题研究的阶段上。,建国后至“文革”前的十七年，史学界的注重力集中在关系到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熟悉的若干重大问题上，即“五朵金花”：古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汉民族的形成、历代农民战争等问题的讨论。 这些问题中的前三个问题直接与古代经济史有关。 “文革”前十七年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这些问题的讨论而展开的。通过这些讨论，加深了人们对各代经济发展状况的了解，发掘和积累了有关经济史的资料，培养和锻炼了经济史研究的骨干，推动了中国古代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古史分期的讨论，可以说是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延续，至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已有20多年的历史，但这个问题的广泛展开和深入进
22、行，是在建国以后。 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尚钺、杨向奎、王仲荦、童书业、杨宽、徐中舒、王玉哲、李亚农、周谷城、何兹全、束世徵、王亚南、金景芳、于省吾、日知等名家都积极参加了这一讨论，形成百家争鸣的活泼局面。 战国封建说和西周封建说进一步充实和发展了自己的理论，魏晋封建说异军突起，此外还有春秋封建说、秦汉封建说等等。 观点虽异，但都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原理来分析中国的历史的发展。,绝大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经历过奴隶制社会，但也有不同意见。对殷商属于奴隶社会，各家也基本取得了一致意见，分歧的焦点是西周社会性质问题，随着魏晋封建说的崛起，西汉社会性质也多所争论；在主张殷
23、周是奴隶社会的学者中，对当时的奴隶社会属于什么类型也有不同看法，主要是“种族奴隶制”与古代东方型的“家庭奴隶制”之争。 通过讨论，对有关时代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趋势，主要生产劳动者的身份地位及其变化，土地所有制、经济结构与阶级关系，国家的经济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与这一讨论有关的比较重要的专著则有：郭沫若的奴隶制时代，李亚农的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王仲荦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杨向奎的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研究等。,关于土地制度问题，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一直是比较受到人们重视的。历史研究1954年第一期发表了侯外庐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一文，引发了关
24、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热烈讨论，形成以侯外庐、贺昌群、李埏等为代表的土地国有制主导论；以胡如雷、杨志玖、李文治等为代表的土地私有制主导论等几种不同的观点。 讨论的情况，比较集中反映在南开大学编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集中。 除了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的总体特点以外，历代的土地制度，先秦的井田制、秦汉的名田制、三国的屯田制、西晋的占田课田制、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以及与土地制度相联系的赋役制度，也是史学工作者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方面的重要成果有：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土地国有制与均田制，唐长孺的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韩国磐的隋唐的均田制度，王毓铨的明代的军屯，历史研究编辑部编
25、的中国历代土地制度问题讨论集等。 对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讨论，牵涉到对中国封建社会整个经济结构和体制特征的熟悉。,主张战国封建说和中国封建社会土地私有论的胡如雷，六十年代初撰写了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一些特点一文，在王亚南著作的基础上对以地主经济为特点的中国封建经济体制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它成为后来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研究一书的基础。 上述理论观点虽然各不相同，但都力图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的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特点作出理论的概括。 早在三四十年代，邓拓、吕振羽、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已经对明末清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问题有所探讨，但限于当时的条件，还缺乏系统
26、的论述。,在五十年代关于“红楼梦”的讨论中，这个问题又被再度提了出来。1955年1月9日，邓拓在人民日发表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指出红楼梦所反映的18世纪上半期，“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这一观点引起史学工的强烈反响，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迅速成为史学界普遍关注的议题。 绝大多数学者肯定中国封建社会中存在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对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和中国资本主义始于何时存在不同看法：唐宋萌芽说或元代萌芽说，明清萌芽说，而且多数又把萌芽开始时间定在明中叶。还有一些学者反对把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估计过高或否定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
27、。这一讨论的情况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续集这两部论文集中。,这一研究的重要著作，还有傅衣凌的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尚钺主编的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研究等。 讨论虽然没有得出各家一致接受的结论，但它推动中国经济史研究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通过讨论，人们对有关时代、尤其是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商品经济的发展，阶级关系和劳动者身份地位的变化，以及手工业、商业、农业等部门发展的状况，都有了比较广泛的材料发掘和比较深入的研究。 本时期的断代经济史研究以明清经济史的发展最快，这不能不说在相当程度上是拜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之赐的。,“文革”前十七年的中国经济史研究，
28、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上述重大问题展开的，但并不完全局限在这些问题的讨论上。 在王亚南主持工作的厦门大学，以傅衣凌、韩国磐为首的史学工在社会经济史研究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除上面已经提到的外，还有傅衣凌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明清时代的商人及商业资本，韩国磐的南朝经济试探、北朝经济试探等，成为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阵地。 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的梁方仲，进行与明代田赋制度有密切关系的户籍制度和赋役制度的研究，1956年，在完成了明代的粮长制度以后，又致力于大型资料书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的资料收集、整理和撰写工作，在汤明檖的参加和帮助下，书稿于1962年完成。这本书以经过缜密的
29、甄别和整理的丰富的统计资料反映我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给经济史研究者以极大的便利。,尚钺在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时，包括经济研究在内的古史研究工作也出现了喜人的局面，培养了一批研究的骨干。 长期从事中国经济史教学和研究的武汉大学的李剑农，陆续出版了他的先秦两汉经济史稿、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和宋元明经济史稿，这是十七年期间出版的最重要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教材。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不少是与社会经济有关的，其成果反映在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中。谷霁光以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史为其研究重点之一，这方面的成果，后来结集为中国古代经济史论文集；他的名著府兵制度考释对经济史问题也多所涉及
30、。,傅筑夫在南开大学和人民大学研究生班任教时，在科学研究和培养中国经济史研究骨干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杨宽的古史新探、彭信威的中国货币史，王毓铨的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陈述的契丹社会经济史稿，戴裔煊的宋代钞盐制度研究，张家驹的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韦清远的明代黄册制度，景甦、罗崙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史念海的河山集等是本时期出版的与经济史有关的重要著述。孙毓棠在秦汉纺织业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重要成果。 在经济史方面屡有述作的还有韩连琪、高敏、漆侠、华山等人。,十七年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 如前所述，本时期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若干重大问题的讨论的，这虽然可
31、以从中获得推动力量，但也由此限制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独立和全面的开展。 与此相联系，是研究工作发展的极不平衡：重视生产关系、相对忽视生产力；重视经济基础，相对忽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重视经济中的生产和分配环节，相对忽视流通和消费；重视汉族和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相对忽视少数民族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等等。 本时期存在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时存在贴标签式的教条主义倾向，往往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和公式化。,这自然是由于史学工作者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不够熟练，但更与政治上“左”倾思想路线对经济史学的影响和干扰分不开。 本来五十年代初期党提出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曾经极
32、大地促进了历史科学的繁荣，自由讨论的风气比较浓厚。但后来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混淆政治与学术的界线，一些本来属于学术范畴的不同意见遭到了粗暴的政治批判，这就助长了教条主义和“打棍子”风气的发展，给学术设置了不少“禁区”，到了“文革”时期，更加登峰造极，终于出现了万马齐瘖的局面。与此相联系是唯我独“革”，固步自封，不注重了解和吸收外国的新理论、新方法和新成果。这种情况极大地局限了人们的视野，不利于经济史研究的健康发展。,十年浩劫的“文革”时代，经济史研究几乎陷于停顿。但这一阶段经济史学的进程也并非完全是消极而乏善可陈的。 考古工作继续发展，不少重要的考古遗址和简帛资料是在这一时期发现的，它从一个
33、方面为以后的经济史学科的发展作了预备。 还有些学者在极端困难复杂的条件下潜积力量，坚持研究，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如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对大汶口文化社会性质的讨论、张政烺根据卜辞对殷代农业生产中若干问题的研究、就新出土的卫裘诸器对西周土地关系的讨论等。,三、粉碎“四人帮”以来的 中国经济史研究,“四人帮”被粉碎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中国经济史学获得空前蓬勃的发展，形成中国经济史学史上又一个高潮，而且是更大的高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研究队伍的扩大、阵地的增加和有关论著的大量涌现 文革以后，许多学者都在考虑新时期历史学如何发展的问题，随着党和国家工作重点向经济建设转
34、移，不少学者认为经济史应该是新时期历史学的突破口。“六五”“七五”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均把有关经济史的课题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人们研究经济史的积极性勃发出来了，许多原来从事其他领域研究的学者转到了经济史领域上来。 在这种背景下，“文革”中遭到破坏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机构和队伍在新时期迅速恢复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研究室，除加强原有近代经济史研究力量外，又增加了古代经济史的研究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也加强了古代经济史的研究，一度成立了中国经济史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新成立了经济史研究室，其中也有部分力量从事明清经济史研究。 一些地方的社会科学院（如上海、广东
35、、山西）和大学（如厦门大学、中山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经济学院、河北大学、云南大学、中南财经大学、江西师范大学、人民大学）也先后成立了经济史研究所室或教研室，或把其史的研究的重点转到经济史方面来。,除了有组织的力量以外，史学界从事经济史研究的“散兵游勇”亦复不少。 在这支空前扩大的经济史研究队伍中，有三、四十年代和五、六十年代即从事研究工作的老年、中年学者，他们在新时期焕发了学术青春，在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材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新时期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以后培养的一批博士、硕士，八十年代后期以后也迅速成长为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和开拓精神的、生气勃勃的研究骨干。,随着研究的开展，研究人员迫切要求加强交流
36、和协作，各地（如东北、广东）纷纷成立经济史研究的学术团体，全国性的中国经济史学会（挂靠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也于1986年正式成立，已举行了几届学术年会。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主办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分别于1982年和1986年创刋。 商业史、农业史、水利史、盐业史、海交史都有自己的学术团体和专业刊物。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等刊物也经常发表经济史方面的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研究单位还出版了以经济史为主要内容的集刊或论文集。所有这些刊物和论文集，为经济史研究者和爱好者提供了交流成果和信息的园地，推动了本学科的繁荣发展。,迄今中国经济史学绝大多数成果出自文
37、革后的二十年，尤其是最近的十几年。 1988年齐鲁书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经济史组编的中国社会经济史论著目录，收录了19001984年上半年包括大陆和港台的中国经济史论著近二万种，数量以文革后出版者为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编的19861995年中国经济史专著和论文索引，仅大陆的论著亦近二万种。这表明1986年以来发表的中国经济史论著，其数量约略相当以至超过前此85年有关论著的总和。在这些论著中，不乏有创意、有深度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新时期经济史坛的繁荣于此可见一斑。,2、经济史研究的资料基础更为广阔和雄厚 新时期经济史资料工作取得了重要进展，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文革”以前近代经济史资料一
38、枝独秀的局面，近代资料的整理继续发展，古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和发掘利用有了较大的进步。 首先，整理出版了大批经济史的文献档案资料。 档案方面如明实录经济史资料选编（1989年）、清实录经济史资料农业编（共三分册四本）（1990年）、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上下册（1989年）、自贡盐业契约档案契约选辑（1985年）、整套的民国档案以及根据乾隆刑科题本、孔府档案编的资料等。,文献资料傅筑夫、王毓瑚解放前即已着手系统收集各种古籍中的经济史资料，用力甚勤，这些资料一度散失，“文革”后终于得以陆续出版。 其他断代经济史资料有谢国桢明代社会经济史资料选编上中下三册（1980年）、王永兴隋唐五代经济史料（1
39、987年）； 专题史资料彭雨新清代土地开垦史资料。 主要的农书都已整理校释出版。历代食货志均有整理校释者，其中以梁太济等的宋史食货志补正（1994年）最为精审。 对历史文献的数字资料进行深加工而成为一代巨著的则有梁方仲的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1980年）。 各经济部门、各行业、各地区和各种专题也在整理经济史资料，尤以财政史、经济思想史和水利史等成绩显著；时代则偏重于近现代。,除文献档案外，丰富多彩、层出不穷的考古材料（包括出土实物和文字材料，如农作物、工具、城址、甲骨文、金文、秦汉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等）被广泛运用于经济史研究，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不断刷新、匡正或深化人们的认识，使研究增
40、添了的活力和动力。 其中云梦秦简对秦代土地制度和社会经济研究、出土文物简帛对包括楚国经济史在内的楚学和汉代社会经济史研究、敦煌吐鲁番文书对唐代经济史研究的推动作用最为显著。,现代仍然存在于民间和现实生活中的丰富而生动的资料，如民间文书、族谱、碑刻和社会调查、习俗调查、民族调查等，越来越引起经济史研究者的重视和利用。最著名的是徽州文书，已出版徽州千年文书契约（1993年）、明清徽州社会经济史料丛编一、二辑（1985年、1990年）等资料汇编。上海、苏州、佛山、北京等地有关经济史的碑刻资料亦已整理出版。 五十年代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大规模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有关资料，在新时
41、期全面整理出版，为少数民族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基础。 各地政府、各经济部门广泛开展方志和专业史志的编篡，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随着研究思路和领域的拓展，气象、水文、地理变迁等资料也可以入史。 总之，中国经济史学的史料基础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广阔和雄厚。,3、学术思想空前活跃和理论方法的多元化趋向 文革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也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出现教条主义的倾向，窒息了科学研究的活泼生机。 文革后拨乱反正，沉闷的空气为之一扫。在“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的指引下，经济史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
42、缚，突破了种种禁区，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改革开放后国际学术交往日益频繁，1980年秋在北京举行的“自宋至1900年中国社会和经济史”中美学术讨论会，把这种学术交流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以后，各地区各单位的学者与国外和台港地区的学术交流和合作就更多了。 通过这些交流，新理论、新方法得以不断引进，出现了大陆与海外的学术研究相互激荡的新局面。例如： 施坚雅的关于中国区域经济模式的理论，黄宗智对中国明清以至近现代小农经济的研究，都在大陆学术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所有这些，使得中国经济史研究者思想空前活跃，新思路、新见解层出不穷，在探求中国经济史自身特点和规律方面迈出了坚定的步伐。这实在是文革前所
43、不可同日而语的。,与此相联系的是在理论方法方面突破了单一的模式，进行广泛的探索，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向，并逐渐形成不同的学术风格和流派。 有的学者提倡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经济史，强调计量研究和经济分析，力图使中国经济史学更加精密化。,另一些学者注重把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强调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实行社会史与经济史的结合。此外，许多学者分别把历史地理学、环境生态学、历史人口学、考古学、民族学等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形成一股多学科交叉融汇及其理论方法相互渗透的潮流。 许多经济史研究者巳不满足于笼统的定性叙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总是尽可能作些量化分析，并出现一批计算历代亩
44、产、劳动生产率、商品流通量和物价变迁趋势的论著，这也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一大进步。,4、研究领域拓展和研究重点的转移 如前所述，文革前中国经济史研究主要缺憾： 偏重生产关系，偏重汉族和发达地区，不大注意生产力、流通、消费等领域以及少数民族和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 从时代讲，独立的经济史研究以近代基础较好，古代经济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一般史的研究，围绕着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展开，现代经济史则基本上没有起步。,这种情况，文革后有了很大的改变。 建国以来受到人们关注的重大课题的研究继续深入，又围绕现实生活和现代化建设提出的问题开拓了新领域，形成了新热点。如： 对中
45、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等问题先后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经济的特点及其现代化道路作全面的再认识。 在研究和讨论中，人们逐渐把研究的重点从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转移到经济发展和与现代化建设有关的问题上来。人们破除了过去经济史只着重研究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老套，生产力的研究受到空前的重视；流通也渐成热门，单一的生产决定论受到质疑，一些学者认为流通或市场需求也是经济的发展动力之一；,经济史的研究范围涵盖了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诸环节。 部门史、专题史、区域史、民族史的研究均巳展开。 在近代经济史研究继续发展的同时，独立的
46、古代经济史研究得到加强，现代经济史学科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断代的、跨代的、贯通古今和中外对比的研究都在进行。可以说，中国经济史学进入了一个全方位发展的新阶段。,四、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的主要动向、热点问题和重要成果 （一）建国以来若干重大问题研究讨论的继续和深入 “文革”前研究较多的社会性质和分期、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资本主义萌芽等问题，新时期继续深入，出了一些很有份量的成果。 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文革”后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热潮，1980年和1981年就举行了四次以此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讨论会。,这些成果反映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和江苏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81年和1982年出版的明清资本主义萌
47、芽研究论文集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集中。 六十年代即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开始编写的，由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多卷本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终于在19851993年陆续问世，其第一卷就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该书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和相关的经济问题作了很有深度和特点的阐述。,关于农业领域的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新时期获得加强。李文治、魏金玉、经君健合著的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1983年），是该课题迄今最系统深入的论著。 新时期的讨论中，顾准提出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不可能生长出资本主义来的观点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有的学者从反对西欧中心论，主张历史多线发展的观点出发，对
48、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提出质疑。,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问题仍然经常为研究者所关注，贯通各代的土地制度史已有七八本问世，最有代表性的是林甘泉等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1990年），该书资料翔实，论证深入，力图从史料与理论的结合上回答古史讨论中的一系列问题；此外还有赵俪生的中国土地制度史和李埏、武建国的中国古代土地国有制史（1997年）等。 断代土地制度史和各别具体田制的研究也硕果累累，如徐喜辰的井田制研究（1982年）、武建国的均田制研究（1992年）、朱绍侯的秦汉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1988年）、傅衣凌的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论纲（1992年）、李文治的明清封建土地
49、关系的松解（1993年）；,利用民间文书研究土地租佃关系的则有章有义的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1986年）和杨国桢的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1988年）等。 在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讨论中，除国有论和私有论的两极外，又出现了私有权与共同体所有权结合论、国有私有循环论和等级土地所有制说等新说。,经过“文革”时期的沉寂，1978年10月，历史研究等单位在长春召开了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会，使该问题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再度成为热点。 在讨论中，不同观点的各家继续阐述、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文革”前一度处于主流派地位的战国封建说受到的批评较多，主张该说的学者在重构其理论体系的过程中发生了观点的分化，其中以田昌五的古代社会断代新论（1982年）等一系列著作和林甘泉的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第一卷以及他的一系列论文最有代表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