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制度经济学 康芒斯第一章 观点我的观点根据于我参加集体活动的经验，从这些活动中，我在这里得出一种关于集体行动在控制个人行动方面所起的作用的理论。这种见解可能适合也可能不适合别人对于制度经济学的观念。我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一书以及这部制度经济学的各种油印稿本和修正稿本的读者提了一些评论和批评，意思是说他们不懂我的理论，也不了解我是什么目的，并且说因为我的理论完全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所以也许没有人能了解；这些评论和批评使得我取消个人的抑制，大胆地把我自己当作一个五十年来参加了多种多样的集体行动的“客我” 。在这第一章特别是关于意外事故和失业问题的一节里，我要叙述参加集体行动的经过。我认为这本书并不
2、是一种我自己个人的理论，而是一种符合集体行动中许多经验的理论，因此需要跟以往二百年的个人主义的和集体主义的学说调和一致。我参加集体行动是在年加入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印刷工会为会员时开始的。我带着一个“乡下印刷工人”的一团朴素和好奇心来到那里工作，具有在印迪安那州乡间一个小村落中一家小型报馆和小印刷店里得到的七年的多方面的训练。这种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周做七天工，每周工资十五元左右的新经验，以及工会努力控制一家大的日报社的n 雇主和印刷工人两方面的结果，再加上我在年以前作为一个流动印刷工人的旅行，改变了我，使我放弃了准备做新闻工作的一种模糊的打算，转而计划尽可能从各方面来研究整个的经济学问题。在经
3、济学说方面，我所读的第一本书是亨利乔治的个人主义的和神学意味的进步与贫困 。这是一个同事的印刷工人推荐给我读的。我始终不能像乔治那样，用演绎法达成结论。我不满意他谴责工会，我知道，拿我自己的实例来说，工会所取得的就业条件胜过邻近的那家自由雇用的工厂里现有的条件。我第一次接触到法律和经济学的关系问题，是年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伊里教授所讲的课程里。年，我为美国产业委员会研究移民问题，这项工作使我实际上等于跑遍了所有全国工会的领导机构。这使我进一步研究资本家和劳工组织对产量的限制。年以后，我和代表“工人、雇主和公众”的全国公民联合会一起参加了劳动仲裁，年又和同一组织调查市营的和私营的公用事业。我受威斯
4、康辛州州长福勒特的委托，年起草一种行政事务法，年又起草一种公用事业法。这一公用事业法的宗旨是由地方公用事业公司来确定和维持合理的价值和合理的措施。和年，我和其他的人一起给塞纪财团调查匹兹堡钢铁工业中的劳工情况。和两年，社会主义者控制着米尔沃基市的时候，我给他们组织了一个“经济和效率局” 。年，我又给威斯康辛州起草一种产业委员会条例 ，然后参加了两年这一条例的实施工作，我的目的是调查和实行有关雇主与雇员关系的合理的规章和措施。至年，我担任威尔逊总统所指派的“产业关系委员会”的委员。年，费特尔教授、里普莱教授和我代表了四个西部的州，出席联邦商业委员会，处理关于美国钢铁公司所行的不公平办法的“匹兹堡
5、附加案” 。和年，我以全国货币协会会长的身份，在纽约和华盛顿研究联邦准备银行制度的运行。在这以后，年我协助众议院议员斯特朗（堪萨斯州的代表）拟订他向众议院币制委员会提出的稳定物价法案。在那当中，和年间，我担任了两年委员会的主席，在芝加哥的衣着业中实施一种自愿的失业保险计划。这个计划和我以前在年给立法机构拟订的计划相同。这种计划经过修正，最后于年由威斯康辛州制定为法律。我不了解，任何经过这五十年的参加实际工作的人，怎么能不得到两项结论：利益的冲突和集体的行动。甚至国家和城市也就是那些握有统治权的人们的集体行动。同时，我不得不研究了许许多多判例，主要是美国最高法院和劳动及商事仲裁法解的判例，要看出
6、这些法庭根据什么原则判决利益冲突的争执法院系根据宪法上关于合法程序、保护财产和自由以及平等的法律保障这几方面的条款来行动的。这些判例我在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 （年）里曾加以讨论，本书是一种和前书有关的对经济学家的各种理论的研究。我觉得经济学家中很少采取这里所发挥的观点，或是提出什么意见能把法律制度配合到经济学里面，或是能配合美国司法机构所采取的这种依据宪法的路线。年，我和法律家一同起草一种公用事业法时注意到的主要问题，是美国最高法院在年以后对“财产”这个名词的意义有了改变。这一改变在以前那种“有形的”财产的意义（例如，年的“屠宰场案件”和年的“墨恩案件”中）以外，加上了新的“无形的”财产的意义，
7、这是最高法院年以后给予“财产”一词的新的解释。这种补充的意义为至年间的若干判决完全肯定下来。无形的财产，按照这些判决以及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出版以后，我所作的进一步的研究，它的意义是通过：把持住别人所需要而不具有的东西来规定价格的权利。无形的财产也包括自由的意思，以前这是分开讨论的。人们将发现，年以来最高法院所有关于合理价值的判决，关键在于无形财产的这种意义以及依据这种意义而发生诉讼的利益冲突。索尔斯坦凡勃伦很有贡献，在年以后的一个时期中在经济学里采用了同样的无形的财产的概念，他之所以被称为“制度”经济学家，主要是为了这个原因。可是，所不同的是，凡勃伦从年向美国产业委员会作证的金融巨头们获得他的
8、事实材料，因而他对于无形财产的概念最后成为马克思所说的那种榨取和剥削。可是，我的来源是参加集体行动、参加起草法案以及在参加这些工作中不得不研究有关时期内最高法院的判例；因而我对于无形财产的概念最后成为习惯法的合理价值的概念。我分析这种概念，不仅从最高法院的判例而且从集体议价、劳动仲裁和商事仲裁的案件来分析，发现了这些法庭的判决当然是从利益的冲突开始，然后考虑那冲突的利益的显然互相依存；然后再由最高权力机构最高法院或者劳动和商事仲裁法庭作出判决，目的不是要产生利益的协调，而是要从利益的冲突中产生秩序，在法院这就叫做“合法程序” 。一方面我在设法解决可能用什么作为研究的单位，这种单位要包括冲突、依
9、存和秩序这三种成分。经过许多年，我得到结论，认为它们只有在一种“交易”的公式里结合在一起，和商品、劳动、欲望、个人和交换那些旧的概念不同。所以我用“交易”作为经济研究的基本单位，一种合法控制权的移转的单位。这个单位使我能够对法院和仲裁法庭所有有关经济的判决，就实际交易行为所涉及的各种不同的经济因素，进行分类。这样的分类使人可能作一种历史发展的研究，说明法院和仲裁法庭怎样驳斥了当时他们认为是交易中强迫的或是不合理的价值，同意了他们在当时情形下认为是双方愿意的交易和合理的价值。我回顾从约翰洛克到今天的正统派这些经济学家，发现他们主张了两种矛盾的财富的意义，就是：既说财富是一种物质的东西，又说它是那
10、种东西的所有权。可是，所有权，至少就无形财产的现代意义来说，意味着限制数量以便维持价格的权力；另一方面，物质的东西却产生于利用生产甚至生产过剩的效率来增加东西的数量。所以，所有权成为制度经济学的基础，可是物质的东西是正统派和快乐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它们那种“有形体的”财产的意义，等于所占有的物质的东西。直到十九世纪中叶的非正统派的经济学家例如马克思、普鲁东、凯雷、巴斯夏、麦克劳德模糊地觉察得所有权和物质不是同样的东西，制度经济学才有了一些萌芽。这些经济学家是模糊的，因为他们具有那种旧的“有形体的”财产的观念（甚至现在经济学家还保留着这种观念） ，认为所有权和所有的物质是相同的，或者仅仅区别“有形
11、体的财产”和契约或债务那种“无形体的财产” 。所以，直到十九世纪末叶从惯例和商业巨头的实际用语中产生了新的“无形财产”的观念以后，凡勃伦和最高法院才可能作出新的区别，清清楚楚地把它们分开，不仅区别了实物的所有权和债务的所有权，而且区别了未来谋利机会的所有权把持供给，等待谈妥或是强迫人们同意一种价格。这种未来机会的所有权是“无形的”财产。这样，制度经济学的内容一部分是追溯几百年的法庭判例，在这些判例里，集体行动，不仅通过立法而且通过解释立法的习惯法判决，承受商业或劳动的惯例，并且按照法院认为是否有利于公众利益和私人权利，支持或是制止个人行动。这种说法也需要彻底研究从洛克到二十世纪的经济学家的著作
12、，看看他们是不是曾经谈到集体的行动。集体的行动，和个人的行动一样，始终是有的；可是从亚当斯密到二十世纪它一直被排斥或是忽视了，除了作为对工会的攻击或是作为有关伦理学或公共政策的附带文章。现在的问题不是创造一种不同的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以前的各派学说脱离关系，而是怎样肯定各种方式的集体行动在经济理论中应得的地位。据我看来，这种集体对个人交易关系的控制是制度经济学对整个的一种圆满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贡献，这种理论将包括自洛克以来所有的经济学说，并且肯定它们应得的地位，洛克首先给劳动价值论和现代资本主义奠定了理论的基础。经济学家中第一个在经济学里普遍采用“利益冲突”的说法的，是提出“稀少性”理论的休谟，
13、而不是主张天赐“丰裕”论的洛克和斯密。可是休谟，以及后来的马尔萨斯，也使稀少性成为合作、同情、公道和财产的根据：假如一切东西都是无限的丰裕，那就不会有自私、不会有不公道、不会有财产权、不会有伦理学。只有稀少的东西（实际稀少或是预料会稀少） ，人们才缺乏和想望。因为它们是稀少的，它们的取得就由集体行动加以管理，集体行动规定财产和自由的权利与义务，否则就会发生无政府状态。因为这稀少性是经济学家所承认的事实，他们在他们的“需要”和“欲望”的概念里就预先假定了财产的制度。制度经济学公开地主张稀少性，而不是认为当然，并且肯定集体行动在一个有稀少性和私有财产以及因此而发生冲突的世界里解决冲突和维持秩序的适
14、当地位。我把利益的冲突说成交易关系中主要的一面。可是我最后要说不能让这一点作为唯一的原则，因为还有互相依存以及集体行动的维持秩序。我像经济学家们那样，从稀少性出发，作为一切经济理论共同的基础。然后我像休谟和马尔萨斯那样，进一步说明从稀少性中不仅产生冲突，而且产生因为相互依存而建立秩序的集体行动。秩序，或者我叫做集体行动的运行规则的那种东西（它的一个特殊的实例是“合法程序” ） ，它本身在制度的历史上是会变化的；我发现这个秩序具体地表现在各种限额的交易中，在一个丰裕的社会里是不需要这样做的。由于这稀少性的原故，我又把效率作为一项普遍的原则，因为它用合作来克服稀少。可是合作并不是产生于一种预先假定
15、的利益的协调，像以往经济学家相信的那样。它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有必要从所期待的合作者之间的利益冲突中造成一种新的利益协调或者至少是秩序，如果不可能做到协调。这是那种说服、威胁或强迫的谈判的心理。在实际合作方面最了不起的美国杰作是控股公司（近来名誉很不好） ，这种公司压制冲突，如果说服不能生效的话。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主张一种更普遍的合作，为了秩序而压制冲突。它们各有自己的一套消除利益冲突的方法。所以，协调不是经济学的一种假定的前提它是集体行动的后果，这种集体行动的目的在于维持那管制冲突的规则。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或纳粹主义要废除有历史意义的资本主义制度，只须废除讨价还价的交易关系，代以
16、计划经济的管理和限额。这是为什么我把正统派和共产主义的工程经济学和奥国经济学派的家政经济学归入未来，而讲一种谈判的或买卖的心理，作为现在的合法控制权的移转要在未来的生产、消费或劳动程序中发生效果。不先取得合法的控制权，生产和消费不能进行。这可能改变因果关系的概念。它把因果作用肯定地放在未来，而不是像洛克和正统派以及共产主义经济学家的劳动学说那样，把因果作用放在过去；也不是放在生产或消费的现在的苦乐的感觉里，像自从边沁以来的快乐主义经济学家那样。它成了一种意志的关于现在的谈判和合法控制权的移转的理论，这种控制决定生产是否继续或者减缓或者停止，或是决定未来的消费将扩大或者缩小或者变得内容贫乏。也许
17、问题的关键在于需要和欲望这两个名词所包含的是哪一种心理。如果我察看或是参加在实际从事于交易买卖的人们一起就像法庭在分析或者推断当事人的动机时那样我觉得总有未来性存在，不是在生产或消费里，而是在买卖的交易的说服或强迫里，在管理的交易的命令和服从里，在限额的交易的争论和辩护里，这些将最后决定生产和消费。在这种谈判和决定中（这都是制度经济学的要素） ，所有关的总是未来的生产和未来的消费，因为谈判决定法律上的控制，必须先有控制权而后才有实物的控制。如果像有人那样说，这种谈判的心理改变经济学里整个因果关系问题以及“需要”和“欲望”所有的种种定义，我只能说那是实际存在的情况，应该列为经济学家需要注意的许多
18、因果关系之一。我想人们正在这样做；可是当那些比较旧的学派和他们的严格遵守教训的现代信徒构成他们的学说时，他们竭力选择单一的因果关系的原则，像劳动或是欲望，而现代各种学说却肯定是多种因果关系的学说。所以我不认为“制度的因果关系”排斥其他的因果关系；可是在所有各种希望未来结果的买卖中起作用的是意志的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代替它，作为研究权利、义务、自由和“暴露”的关于所有权的经济学，我将始终努力证明这种经济学给予集体行动在经济理论中所应得的地位。我看不出这种分析有什么新奇的地方。它所包含的一切在二百年来重要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它只是一种稍微不同的观点。所改变的是解释、重点以及对于那构成全世界经
19、济程序的种种因素中的某些因素给以不同的重要性。这一切是由于经济学家当时面临的显著的政治经济问题和他们写作地点的影响，以及他们在两世纪以来时时变化的利益冲突中所持的不同的社会哲学。我一向要做的工作是研究出一种思想体系，承认一切经济学说应有的重要性，而用我自己的经验加以修正。这种工作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不是我在这使人兴奋的威斯康辛州工作了三十年，得到这样的两位领导人，个人主义者罗伯特福勒特和社会主义者维克托伯杰，以及该州人民慷慨地支持了这所宏大的大学。威斯康辛州是一个缩图，表现着世界范围的利益冲突以及人们研究怎样从经济矛盾中获得合理价值和合理措施的努力。这种努力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不是福勒特州长早
20、年所主张的行政事务法继续施行；这一点最近已经有些靠不住，因为民主党即将前来主政。然而州的权力已经受到限制，一部分由于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一部分由于全国性的行政机构在管辖州的事务，最近更由于我们大家目前正在参加的那种空前的国家主义的实验。我承认这本书重复的地方很多。可是我不得不这样。一半因为研究者和读者们对新问题不熟悉，一半因为在一种对多种多样的因果来源都给以相当地位的理论中，一个单独的概念或原则，每逢受到任何一种千变万化的原因侵犯的地方，就得重新提起。如果前面提到的一种原因，我认为已经说明过了，在对同一回事作不同角度的看法时被省略或者忘却，那当前的原因的真正重要性就会被人误解，于是读者或研究者
21、提出来叫我注意。因此我无论如何不得不重复一下。所以，作为一个实验家，我的观点和仲裁人、立法者、法庭、遗产管理人的观点相同竭力要解决一项争执，其中许多具有不同原则、原因或目的的互相矛盾的利益，必须尽可能使它们和平地合作。我在从事实验的这许多年中陆续发表的一些论文和书，特别是年以后的作品（内中许多是和我的学生或实际参加工作的人合写的） ，供给了这本书里各种理论所根据的大部分资料。这些资料的来源主要如下：（略）第二章：方法 约翰洛克约翰洛克是英国的革命的十七世纪的产物。在两次革命中，他所反对的人和赞成的人都对他非常冷酷，前后三十年间，他发表的作品都是匿名的，或者由政治家出名，或者仅仅是为他人著作所写
22、的详细的注解。洛克到五十七岁才公开地在英国发表文章，那是在年革命以后，这次的革命使他从流放中回国，使英国建立了现代资本主义。他的经验是当时可能得到的最广泛最深切的经验。他受过清教徒的训练，在牛津任终身职，而清教徒当权时使他不敢发表言论，在国王当权时又使他失去了职位。他的命运和事业随着国务大臣谢弗兹堡伯爵起伏浮沉，他住在谢弗兹堡的家里，替谢弗兹堡撰写有关宗教、科学和政治的文章，并且追随谢弗兹堡一起过流放生活。他看到大人物和小人物被处死刑、下狱、财产被没收、言论被教会、国王、清教徒和法官所压制。他是从牛顿到卢文霍克那些新科学家的朋友和同事，是“新学识”的刻苦研究者，是他们新组织的“英国实验促进知识
23、协会”的会员。表现在洛克身上的结果是，怀疑主义代替了认识，或然性代替了必然性，理性代替了权威，研究代替了武断，立宪政府代替了专制，主张司法独立借以保障财产、自由和容忍。在各种学问方面，他成为十七世纪的缩影，支配了十八世纪，并且在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抛弃经济学以后控制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中正统派经济学者的制度的和心理的概念。他的人类理解论引起柏克莱的理想主义、休谟的怀疑主义、法国的唯物主义以及康德的先验的知识形式和范畴，可是洛克本人的用意只在于一切事物的合理。他的政府论替年的革命作辩护，引导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主张人类的自然权利高于法律、习俗和君主，可是洛克的原意只是用年英国人的习惯法权利来代替所谓亚
24、当后裔的帝王的神权。这一论文也使“劳动”成为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基础，并且使亚当斯密的学说以劳动痛苦作为自然价值的尺度；使李嘉图的学说以劳动力为标准价值的尺度；使马克思的学说以社会劳动力为度量剥削的标准。可是洛克的劳动观念是个人自己的劳动成果应该是个人的私有财产，他的用意只作为一种理由，反对帝王不经过独立的司法机构的审判就夺取财产。他的论容忍的书简是他怀疑人类理智的限度以及政府在抑制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方面的限度，因而获得的结论。所有这些论文，三十多年中他写了又重写或是匿名或是在国外片断地发表，可是在君主立宪代替了君主专制的那十二个月里他在国内公开地出版。洛克开始写人类理解论时的实际目的，
25、是为了要了解人类的智力能真正知道的和不能知道的究竟有多少。这部书发源于十七世纪的论争和教条主义，这些争辩和武断引起了混乱、偏狭和内战。他说， “五六个聚集在我的房里谈论一个距离这个很远的问题的朋友，很快地就觉得谈不下去了，因为各方面发生了困难。我们苦想了一会，丝毫不能解决那些使我们大惑不解的疑点，后来我忽然想到我们所走的路线不对；在我们进行那种性质的研究以前，首先必须审察我们自己的能力，弄清楚我们的理解适合或者不适合于研究一些什么东西。 ”这是洛克的“新方法” ，先考查我们的智力的研究工具，然后再考查那工具的出产。这表示他的创造天才，结果产生了这一部论述观念、语词和或然性的论文。洛克说，心中的
26、现念是人们真正知道的唯一的对象，在外面用言语表示出来。当时“公认的学说”是人类具有“天赋观念和天赋性格，生来就印在他们心灵上面” 。洛克详细地批判了这种说法，然后进一步说：“让我们假设心灵就象一张白纸，上面没有任何字迹，没有任何观念；它后来怎么会有的呢？对这个问题我的答案只有一句话，是从经验得来。 ”洛克说，经验是感觉和反省。五种感官把“微粒”传达到心灵，再由心灵经过反省活动，使它们成为存在于外物中的可感觉的性质的观念，用记号来表达，例如黄、热、硬这种字眼。反省，象镜子一样，是“我们自己的心灵的内部活动，运用于所得到的观念” ；可是附带有某种情绪，例如“从任何思想产生出来的满足或不安” 。这些
27、活动， “被灵魂反省和考察时，就供给理智以另外一套观念，这套观念不能从外面取得，而是“完全在自身的内部” 。它们“可以适当地被称为内部的官能， ”发源于这种内部官能的观念是“知觉、保持、注意、重复、辩别、比较、复合和命名。 ”以上所说的感觉和它们的反省，是“简单观念”的两个来源，理智“绝对没有任何不经过这两种来源之一而获得的概念。 ”这种简单观念，经过进一步反省，就产生快感和痛苦，这是何以要“在两种思想或行动之间择取一种的原因” ；又产生“力”的观念，因为就我们本身观察到我们移动我们的身体，并且观察到自然物体能在其他物体中产生运动；又产生“存在”的观念，因为我们认为观念确实在我们的心中，或是事
28、物确实在我们的身外；又产生“统一”的观念，因为我们认为是“一件东西，不管是一种真实的存在或是一种观念” ；又产生“连续”的观念， “由于在我们心里变化推移的东西不断地给我们这种印象” 。从这些简单观念中组合出来的是复杂观念，那是简单观念的“结合” ，就是“实体” ，例如人或空气；就是“关系” ，例如夫妻；就是“样态” ，例如空间、时间、善、恶、公道、杀害、恐惧等。这些简单的和复杂的观念是我们知道的唯一的东西。 “心灵，在它的一切思想和推理方面，除了它自己的观念以外，没有其他直接的对象，这些观念只有它加以思考或者能加以思考，知识不过是对于我们的观念之间的关系和一致、或者不一致和矛盾的了解。 ”这
29、样洛克把内心和外界完全分开。内心专管环绕着若干观念来活动，它把它们一再地结合起来，从简单观念变成高度复杂的观念例如实体、因果、道德、神权和民法。这种把一个内在的机构心灵分开，作为它复写一个外在的机构世界，是从洛克到十九世纪末的经济学说的特点。脱离这种二元论并且代以一种内心和外界的机能关系所需要的概念，在经济学方面，直到年门格尔用“递减的效用”一词，说出一种对于能满足欲望的外物依赖的感觉（这种感觉的强烈程度随着这些外物的增多而低减） ，直到年庞巴维克构成未来物品的现在价值减低的观念，才创立起来。因此还需要后来的“稀少性”和“未来性”的概念来供给所谓内心和身体对现在和未来的外在世界依赖的程度不同那
30、种机能的观念，代替洛克和他的信徒们把内心和外界完全分开的那种见解。即使如此，这些快乐主义的经济学家还是采取了洛克关于感觉和观念的那种微粒的理论。洛克对于心灵的机械的观念是：心灵被动地接受观念，这种观念以牛顿的微粒形式来自外界，然后反射到内部。这也是以马克思为最高峰的唯物主义经济学家的特点，他们把个人的意识说成仅仅是财富之生产和取得的摹本。为了要把洛克所谓微粒的感觉、反省和意志结合在一种预期的交易关系的重复的观念里，需要更进一步把心灵看作整个身体在活动，而不是某些特殊的感觉进入身体，需要用这整个身体作为一种创造的力量，眼光望着未来，根据预期的后果巧妙地对付外在的世界和其他的人。这一点还须由最新出
31、的心理学和经济学来完成。然而，洛克为这项工作准备了道路，由于他的“经验论”以及他验证了我们的一切观念的来源只是五种感官，它们给予我们一种或多或少总是不完全的印象，而不是一种固有的或确实的对世界的知识。现代心理学和经济学只需要放其他对于心灵的那种物质的概念由于和当时流行的物理学、光学和天文学等仅有的科学类推的结果而代以适合于研究心理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那种实验方法的概念，这种方法他和他的同时代的人们曾运用在自然科学方面。抱着这个目的，似乎如果我们把“意义”这感情的名词加在洛克的“观念”这理智的名词上面，我们就得到他心里的真正的意思，可是并不机械地比作主观的微粒，在心中四处移动，和外面的世界完全分
32、开。 “意义”这个名词用在这里，表示感情的方面，而观念是纯粹理智的方面。它包含一种意志作用的主观的和客观的两面，这种作用一再影响那外在的和内在的变化的世界。这“意义”的概念改变洛克的“观念”的概念，使它从一种仅仅是被动的、镜子里的摹本变为一种主动的在心里构成观念，这些观念在内部选择和改造，以便研究和了解那否则就无法处理的外界活动的复杂性。红色据说是由每秒四百万亿次振动组成的，紫罗蓝色是由每秒八百万亿次振动组成的。我们看见红色，可是那不过是我们给予世界的机构中某种重复现象的意义，这种重复根本不是红的，因此那不是一个摹本。它可能意味着一件杀人案，或是可能意味着一朵玫瑰花。它是我们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
33、论断，或是对将要发生的事情的预期，一切基于经验、重复、记忆以及我们在发生这件事上面的利益。它是我们给予每秒四百万亿次振动的一种特别的意义。各种天然的事物、有关人性的事物、以及有关我们自己的主观观念和感情的事物，都是如此。我们的知识不是模仿的复制品，而是，在理智方面，确实由内心创造的观念；在感情方面，是那使观念和感觉发生关系的意义。在权衡选择方面，这是评价，在意志方面，这种评价是行动和发生交易关系。因为， “意义”这个名词是一种观念的名称，是我们用来表达经验的个别部分和整个经验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公式；所以它说明一种和情感及情绪分不开的东西。当情绪就要开始变成行动的时候，我们称它为价值，就是，客观地
34、归于外界事物的相对重要性，在我们和自然世界，以及我们周围其他的人交往中实际显出来的重要性。这意味着“意义”含有预期的意思。 “意义”这个名词所表示的不仅是一个观念的所谓内容它意味着观念所引起的预期。洛克的“观念”只是外界进行的事情在内心印上的副本，由内在的一个纯粹理智的心灵对它发生作用，而“意义”这个名词却意味着那些观念对于目前或以后的行动的重要性。在这一方面， “意义”这个名词表示评价、选择和行动的一个分不开的方面。洛克的所谓“价值”完全指一种外在的性质，就是存在于外物之中而反映为一种内在的“观念”的使用价值。可是现代的习惯用法正在把名词“价值”变成动词“评价” ，评价就是由目前或者预期的事
35、件引起的意义或者对相对重要性的感觉。所以意义和评价彼此分不开，一个着重在内心，另一个着重在外物，两者属于同一意志作用，这种意志作用影响周围的世界，同时又受世界的影响。因为，意义与评价是和选择不可分的，选择是人们认定的意义和价值的外在的证据。洛克的“力”的观念给了他很多困难，他在第二版里加以修改。原因是明显的。他把作为一种内在的被动机构的心灵，和作为一种外在的主动机构的世界分开，这样就使“力”这个名词对他不能有任何有意志的意义。他只看到一种推动外界事物的内心的物理过程，就像他看到推动其他事物的其他对象一样。这样， “意志”就变成类似光、或热、或化学作用的东西，使他无法容纳在几个对象之间进行选择的
36、那种观念。选择的观念在自然科学里根本不发生，并且它在最近这三十年中才成为一种新经济学说的基础。实际上，洛克在讨论“力”的时候绝口不谈选择的现象。在他看来，选择只和快乐与痛苦的观念发生关系。假使他对于心理学不应用内省法而应用实验法，象他和他的同时代人物对于物理学那样，那末，他关于意志的解说就不会采取一种物理的类比，而可能看到“意志”他的“力”的观念是一种反复地对当时实际上可能获得的最好的对象进行选择和采取行动的程序。这些可以选择的事物在它们的活动、意义、和相对的重要性方面也是不断地变化。在物理学、光学或天文学上决不会发生像这样的情况。改用“意志”来说，他所谓“力”的意义是整个有生命的身体和外在世
37、界之间的一种机能的关系，在那个世界里，意志本身是一种选择的程序，即根据那些代表可供选择的对象的相对重要性的意义和评价，在对世界和对其他人的不同程度的控制力量之间，进行选择。诚然，这种机能的关于选择的概念也包含一种物理过程，但是它和物理学上的物理过程完全不同。它在同一个行为中含有三重因素履行、避免和克制。履行是向一方面运用物质的或经济的力量；避免是不采取成果较差的一种行动；克制是在实际行动中择取一种较低的力量，而放弃较高的力量。物质的和经济的力量的这种三重因素在物理学上是没有的。这是意志的各方面表现在它的具体行动中，经济的和法律的理论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它是一种主动的选择程序，既然这是有生命的行为的特点，有别于无生命的行为，我们将时常使用“选择”这个名词，作为和“价值” 、 “行为” ，“行动” 、 “交易”这种名词意义相等，并且作为洛克所谓“力”的真正意义。一种选择的这三个方面履行、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