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中国古代时间意识的空间化及其对艺术的影响赵 奎 英（山东师范大学 中文系，山东 济南，250014）摘要：在中国古代时空观念问题上，不少学者 倾向于 “重时轻空”说。本文从方位隐喻思维、空间化象形字、阴阳五行四时配四方的 结构模式指出，中国古非但不曾轻视空间 ，还透露出“空间方位情结”，隐含着时间空间化的根源。空间化时间在空间 方位上铺展开来，成 为意象化的、可逆的趋于凝缩的封闭圆环，具有非线性 发展的同时性结构， 隐含着诗 性本源。时间的空间化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思 维方式，也使得传统艺术在内在精神上追求天人合一的虚空境界,在形式结构上呈现为“同时性”整体，形成了与西方线性时间观
2、不同的文学传统。关键词：时间意识、空间 方位隐喻、文学 艺术、空间化 中图分类号：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是时空渗透的。但我国有不少学者在指出古代宇宙观时间与空间相统一的同时，突出强调“时间率领着空间走” ， “空间时间化了” ，忽略时间空间化的方面。也有学者据此分析中国古典戏曲的时空观，并进而认为“我国古代艺术乃至整个文化精神的象征则是时间的线性过程。 ” 1 我国古代文化典籍也的确为古代重视时间提供了许多直观的论据。但这似乎并不能为轻视空间提供证明。否则，便无法理解，我们何以会拥有空间化的语言文字，我们的文学传统为什么不是依赖于时间的叙事而是抒情；我们的思维方式何以会具有与“线性时间”相背逆的“非
3、线性”特征。由此，我们不能不对中国古代“重时轻空”说法感到困惑：一个轻空间的民族，何以会创造出空间化的文化形态。本文 正是怀着这样的疑虑，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作一番考察和梳理，以期更好地把握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和文化艺术的内在精神。一 在早期古代文献中，没有明确的空间概念，构成原始空间意识的收稿日期：作者简介：赵奎英（1969 ） ，女，山东菏泽人，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山东大学博士生。2是方位观念。根据考古学和古文献资料，早在新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已开始观测天象、定方位、定时间了。根据胡厚宣先生等人对殷墟甲骨文中有关“四方风名”记载的发现与研究，确证在商代已有了
4、明确的四方观念。学界较普遍认为后来的“五行”观念正以商代“四方说”为基础。而当古人能把“天地四方”作为整体纳入自己的视野后，便标志着六方位立体空间确立了。古人空间观念的确立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它总是与时间意识交织在一起，并且人类早期的时空意识也总是受到神话隐喻思维的渗透。而我国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资料也表明，在时空意识发生、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古代早期人类始终伴随着方位崇拜问题。而在商代甲骨卜辞中有四方名却无四季专名，殷人对于“四方神”和“四方风”的崇拜，更是一个引起理论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但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这种隐喻现象和方位崇拜，所传递出来的有关中国古代宇宙时空意识的信息。甲骨文资料中有一
5、块卜骨刻辞，刻着四方和四方风名。另有一块卜甲，记载着商王向四方和四方风求年的内容。这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商代甲骨卜辞中有东南西北四方神名和四方风名，却没有标志时间循环变易的四季专名。对于这种情况，杨树达先生最先指出，四方名与草木有关，“其与四时相配合，殆无疑问，然甲文未明记四时之名也。 ” 2 （ P77） 胡厚宣先生也认为， “殷人已有四时的观念，乃毫无疑问” ，而四方与四时相配“好象有此线索” ，但尚不明确。 3 李学勤认为， “实际上四方风刻辞的存在，正是商代有四时的最好证据” ，四方名“析、因、彝、伏”本身“便蕴含着四时观念” 。 4 萧良琼也指出， “四方反映了四时观念” ，四方
6、风是四季的标志。 5 （ P224-， 225） 由此可见，在这里虽无四时专名，但商代已有四时观念，亦毫无疑问。但这里一个同样确凿的信息是，在人们所说的成为后来“五行说”始基因素的“四方说”中，四时观念是蕴含在四方观念之中的，四时是通过四方风暗示性地反映出来的。空间方位在古人心目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和显著的地位。有关资料也正表明了这一点。甲骨卜辞中屡有向方求年、求禾、祈方宁雨或向方求雨的记载，也有祈方宁风的记载。风和方也经常分开来祭，分开来祭时，有时指明方位、附加方名。 5 （ P223） 根据殷墟遗址的发掘，殷人的宫殿、墓室的修建都要求选择和测定方向。甚至卜骨的存放也要求按规定的方向堆积在一起
7、。 6 另据常正光对甲骨卜辞全部材料的归纳研究，并与尚书尧典敬授民时的内容相结合，认为殷人在同一天，既祭“出日”又祭“入日” ， “应该说是宗教活动掩盖下的测定四方的科学工作，实测出日与入日取得东西线所依据的两个点，有了东西线才得到南北方向的引线。 ”他同时还指出，测定四方具有一系列的连锁反映，其中之一就是，只有测定四方才能观象制3历、判知四时。 “度四方是定四时的基础” 。 7（ P246， 251， 255， 256） 不少学者把中国古代历法成就高看成是重时间的表现，但如果没有空间观念的确立和对空间的高度重视，观象制历的活动就不可能开展。我们不能想象能够脱离空间方位观念的天文学和历法学。由
8、此可以看出，空间方位与早期人类的生活切身相关，同时亦可看出，殷人把崇拜方神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古人对于方位的重视还从赋予方位以象征意义的活动中反映出来。而这一点恐怕与空间意识的发生在人类心理上造成的巨大冲击有关。从吕氏春秋圜道对“方”的说明中能看出， “方”与“秩序”存在着某种关联。意识到“方”也就在混沌之中发现了“秩序” ，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找到了稳定感。空间意识也在此意义上能够作为理智上的启蒙，使“光”具有了真正的意义，让世界开始显现它的地平线。空间意识的发生，或许可以用太阳从黑暗中升起相比拟，它在人心理的造成的巨大冲击或许不亚于第一道光线射来时给人带来的惊喜与颤栗。也许正是因为此，方
9、位观念才能逐渐积淀为一个无法超越的“情结” ，以不同的形式反复显现。如中国神话哲学所提到的“黄帝四面” ， 罗摩衍那中“四面大梵天”，以及不同文化形式当中的数目“四”和十字形、方形构图等神秘符号，都是与四方位空间观念相关的原型。 8（ P223） 就汉民族来说，空间方位情结或许还有另一个极其重要但往往被人忽视的显现，那就是中国汉字的方块结构。汉字作为一种“方块字”的特征，每每被人提起，但很少有人谈到方块字的“方”形结构是否与古人对空间的理解、与四方观念有某种关系。中国文字最初是“本于象形” ，如果说，最初的象形字每一个具体的字象，来源于对空间中存在着的具体物象的观察、领悟和模仿，而古人对于方神
10、的崇拜和四方观念，则很可能投射到了作为文字整体形式的方形结构中。就象北京天坛用圆形地坛用方形，来隐喻天圆地方的观念一样，汉字采用方块结构，或许正是方位空间观念的象征。而这种方块结构也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古人对于秩序和稳定的追求。正因方位观念具有象征意义，每当国家初建的时候，第一件大事便是“惟王建国，辨方定位” ， （周礼考工记 ）而且把“教之数与方名”（礼记内则 ）作为教子的首要内容。在这里“四方”不仅是一种物理空间秩序而且是社会秩序的象征。空间正因为它与秩序相关，它才能给人以稳定感。古人在心理上对稳定和秩序的渴望，都会对时空意识产生深刻的影响。而“方”也因此被附加上许许多多的神秘意义，成为人们崇
11、拜的对象。而这一切，都使得四方观念向四时观念的渗透，具有深厚的的心理基础。如果把商代“四方说”置于这样一种背景下来理解，或许会发现，4用“四方风”暗示性地表达“四时”观念，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偶然现象。它或许正体现着我们祖先的个性和偏好，折射出深刻的空间方位崇拜的心理内涵。人类学、神话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原始人的时间观念的发生晚于空间定向观念的发生，原始语言中用来标志时间的符号往往借用原有的标志具体空间方位的已有语汇。著名语言学家沃尔夫就曾明确指出这一点。现代的发展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在个体心理发生过程中，时间意识的形成晚于空间意识。由于空间意识是以视觉表象为基础，它要比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时间更为具体
12、直观。 8（ P208- 210） 我国一些学者有关古地理的研究成果，也得出类似的结论。如王昆吾先生通过对古神话中“黑水” 、 “昆仑” 、 “蓬莱”的辨析考证指出：这些地名具有想象的性质，它“源于古人关于太阳运行、生命循环的一些特殊观念” ，用具体的物名（这里指是空间地名） “来表达抽象观念，是中国文化在某一早期阶段的特征。 ”早期人类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建立空间和时间的知识， “使得原始的地理学、天文学、历法学得以产生” 。 9（ P89， 107） 从这个意义说，这些空间地名实际上是一种“隐喻” ，这种思维方式就是一种空间隐喻思维。尽管我们不能断定在甲骨卜辞中有四方名而无四时专名正是这
13、种规律的显现，但不管在商代四时观念是否达到和四方观念同样成熟的水平，空间观念要比时间观念具体更易于把握却是不争的事实。古人用“四方”反映“四时” ，借用较具体的空间方位概念的已有语汇，去暗示性地表达时间观念的思维方式和言语行为，实际上可以被视作是一种“文化隐喻” 。四方风可以看作是四时的“隐喻” 。这里的隐喻，不是一个修辞格问题，它作为文化隐喻，主要是一种包含着“语义的转移和借用”的范畴本身的创造活动。隐喻在这里的功能也不是润色词语，它是真正的“进入到另一个起源之中” ，是一种真正的创造活动。就象大多数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隐喻“它本身就是一种认识力量，它能够引导和误导思想，甚至于从根本上组建
14、它的结构。 ” 10（ P76）从这个意义上说， “四方风”隐喻也是一种真正的创造性活动，它的发生虽有客观物质根源，但它又具有创造思想和观念的能动作用。这也就意味着，当古人用“四方风”去隐喻性地反映四时观念的时候，空间虽也面临时间化，但更主要地是时间具有了被空间同化的可能。因为古人是以理解空间的方式去理解时间，四时的观念必然会带上四方观念的色彩，具有了由四方风的隐喻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类似于空间观念的结构和特征。古人的时间观念也因此被空间化了。它无疑隐含了后来阴阳对反、循环往复以及与视觉有关的空间化时间观的形式根源。5同时，风总是从某一“方向”刮来的风，东风和西风，南风与北风，对雨量、对收成有着
15、不同的影响，让古人感到敬畏和神秘的是风来的“方向” ，就象对日出和日落的地方充满敬畏一样。 “风”总是和“方”向联系在一起，即使在今天风仍然具有对“方向”的隐喻色彩。由此看来，艾兰关于“四方”是神灵之乡，是“四风”住所，萧良琼等人“四方风附属于四方神” 、 “风是受方位神管辖的” 5（ P223） 解释是有道理的。而四方风作为四时的隐喻，也就决定了四时对于四方、时间对于空间的从属关系。或许这正是“四方风”的隐喻所创造和暗示出来的古老的“宇- 宙” “空- 时”意识。在这里，时间寓于空间之中，就象宙寓于宇中。空间主导着时间，时间被空间化了。同样，空间也感染上时间的某些动态特征。古人没有兴趣也没有
16、能力对二者进行分解离析式的考虑，空间和时间在人们的生活实践和想象活动中，相互渗透，融为一体。因此，我们通过一番探本求源的梳理，看到了一些与人们通常所说的重时轻空的宇宙意识不相一致的特征。尽管这些特征，没有明确的表述体系，处于一种需要借助于文化阐释才能彰显的状态。虽然人们也不能论断通过有限的材料能够得出绝对性的结论，但至少从象形字的空间性、方神崇拜、方位隐喻思维等一些重要的侧面反映出，中国古代并不轻视空间，在那个古远时期， “方”甚或具有凌驾于时间之上、至少也是不亚于时间的重要地位。二时间作为“内在直观”的理智形式，它显然比能从外面进行直观的空间形式更能成为理性和抽象的标志，随着理性的进程，古人
17、便越来越意识到时间问题，有了许多说明时间重要性的文字。人们往往据此认为，中国古代“重时间轻空间” 。但实际上，古人对空间的重视、空间对时间的影响始终没有被消泯。它已成了一种超越具体的语言表达的东西，内化为一种深层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对古代的宇宙时空观念起着潜在的模塑作用。这一模塑作用主要是通过周易阴阳八卦和五行的分类配位体系表现出来的。八卦代表八个方位，并与四季相配合；五行观念中的五行配五方、配四季。在“四方说”中，四时是蕴含在四方之中的，在阴阳五行中，四时已从四方中脱胎出来，具有显著的能动地位，但实际上，导源于商代的“四方说”的阴阳五行，并没有摆脱四时配四方的古老模式，四时仍然是在一个由四方
18、所决定的空间框架里轮回展开的。否则，我们便无法深入理解，作为中国古代“思维律”的阴阳、五行观念普遍存在的对称和循环6结构。无法理解阴阳对反所包含的空间性，循环时间的同时性特征。而这正是时间空间化的表现。这种空间化时间不同于西方古代亚里斯多德式的物理时间观，也不同于现代人对于时间的通常理解。现代人通常把时间理解为一个“线性过程” 。线性时间是在一个方向上伸展的单行道，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人们常常用“时间之箭”形容它“一去不复返”的特性。时间作为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它表现为一种持续性和相继性的发展过程。时间之矢向未知将来的无限延伸，使它具有一种开放性、不可预期性。时间的流动即是意味着事物在诸种方面
19、的不可遏制的变化，无论是在科学、哲学、还是在艺术中，时间都是与现象的变动不居相联系的。在悲观的怀旧者那里，时间意味着对过去美好事物的破坏，在乐观主义者看来，时间意味着对美好未来的创造，但不管是流逝还是创新，时间都意味着与过去的“不同” ，它都意味对同一性的破坏，意味着一系列的差异和区分的产生。时间也因此被视作一种不稳定因素，成为人们对未来心存忧惧或充满希望的原因。因此不可逆的持续发展过程，差异与区分，开放性与不可预期性，都是线性时间的特征。而中国古代的时间观，虽然在一定的时段内，是一个逐渐推移的时间序列和发展过程，但从总体上来看，它是一个不断地向原点返回的可逆的过程。由于中国古代的时间总是和空
20、间结合在一起，它或许从“东与西” 、“南与北”的方位对峙获取了有关空间对称的灵感，阴阳对反两极中的任何一极，也都不能从根本上缺失和灭绝，古人在心理上似乎无法忍受不“成对”出现的残缺。在这种时间观面前，没有什么能“长盛不衰” ，也没有什么会“万劫不复” 。事物的运动和变化，也就是在“盈不可久” “物极必反”规律支配下的、在阴阳两极之间的永恒的往复活动。老子的“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 ， 国语越语下的“阳至而阴，阴至而阳” ，易传系辞下中的“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都表明， “反复”循环就成了古人理解的运动和时间。 易经泰卦九三爻辞“无平不陂，无往不复” ， 彖传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 ， 老
21、子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复命曰常”等，都是把“复”看作宇宙的普遍规律，看作是宇宙万物不可抗拒的最高律令。以后的中国古代哲学家，大都在不断地重复类似的观点。满怀历史忧患的孔子，倒曾在岸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表现过对时间一去不复返的感叹。因此，中国古代时间观的总体倾向，它由于在四个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而不是在一条直线上永恒地延伸下去，也就不可能成为一去不复返的“时间之箭” ，而是不断地返回原点的、具有可逆性的、追求对称和稳态的封闭圆环。在这一环形结构中，时间的将来向度，就被镶嵌在过去之中，7人们完全可以根据过去而预知未来，而不必对它诚慌诚恐。这或许正是中国古代重视历史、能够心平气
22、和地对待未来的原因。环形时间中“复”也不是在更高阶段上的重新开始，而是不断地“复返于初，回到原始” 。 11（ P10） 这种回到起初状态的强烈冲动，使得时间不是表现为一条无限伸展的“线” ，一个真正的发展过程，而是一个趋于“凝缩的点” ，它很难从根本上超出它的开始阶段。在时间的历时性延进中，局部看来，它是在不断变化之中的，从总体上看，亘古不变的重复，使得过去现在和将来，并无本质的不同，它倒让人更清楚地看到时间发展所无法改变的同一性和相似性。因此，这种以反复循环为本性的时间观，似乎又是“非时间性”的，它具有一个空间化的同时性结构。或许正是这样一种时间观，造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结构、形而上的
23、超越品格和诗性特征。另外，中国古代的时间观，它还具有意象化的特点。就象谢林所说，“时间原本只是内在智能的直观形式” ， “它只是存在于我们之内” ，而不是象实体的同时并存性（即空间）那样能在我们之外加以直观。 12（ P173）而中国古代的时间在空间方位上分布开来，如春天在东，颜色为青；夏季在南，其色为赤；这样也就把原本只能进行内在把握的时间，变得可以从外面加以直观，时间变得象空间那样诉诸于人的视觉，具体可感。因此，时间的空间化，另一个极其重要的表现，就是让思维，让时间这种理智形式与“视觉”相关。按照阿恩海姆的观点，把视觉与思维联系起来的唯一桥梁是“意象” 。同时他还指出，一切创造性思维都包含
24、了意象，意象真正超越了感性与理性、科学与审美的界限。 13（ P38） 由此亦可看出，中国古代的时间具有一种时空化合创造出来的生命感和心理体验性，是一种意象化、诗化的时间。空间也不是了无生机的刻板空间，它同样也为具有联想意义的视觉色彩和生命动态景象渗透和充满。但生命盛衰、阴阳交替、五气运行始终是在东西南北这样一个空间框架里轮回展开，宇宙万物变动不居、生生不息，又始终是一个动态和谐的同一体。而这样一种自足完满的“宇宙秩序” ，是以空间观念的统合为基础的。就象卡西尔在人论中所说的， “宇宙秩序”的概念， “一种宇宙的统一性和合法性的观念，没有一个统一的空间的观念是绝不可能形成的” 。 14（ P5
25、8） 没有空间的聚拢和统一，也就没有所谓的时间和宇宙“整体” 。只有以统一的空间观念为基础，宇宙才易于作为一个整体来把握，才能够“了然于心” “莹然掌中” ，产生出有关宇宙的图象和结构，产生出象阴阳鱼那样美妙的太极图，达到现代宇宙论所追求的“美和简单”的最高标准。因此，中国古代意象化、整体性思维，实际上是与宇宙意识的空间化分不开的。中国古代宇宙意识的空间化，也从古人以空间化的“天地”代“宇8宙” ，以及“宇” “宙”两字都与空间“屋宇”有关上体现出来。春秋时期的哲人开始将“宇宙”并称，战国时代的尸佼明确地将宇宙界定为“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 ”根据说文解字 ， “宇” “宙”二字都从“宀
26、”， “宀”为“交覆深屋”的象形，这说明无论“宇”和“宙”都与屋宇有关。古人“从屋宇得到空间观念” （宗白华） 。但古人有关空间屋宇的理解，同样影响到了时间观念，也影响到了整个的宇宙观念。从这一角度看，整个宇宙就象一个“大房子” ， “上下四方”即类似于可以寓居其中的“室之空间” ，它意味着“无”和“虚空” 。对于无尽空间，就象宗白华先生所言，古人则常用“太虚太空”来称呼。 15（ P63） 可寓居的“虚空 ”，在某种意义上，也正是中国古代宇宙概念的初始内涵。西方哲人海德格尔认为， “语言是存在的家园” ，而在中国古代哲人看来，人生的最高境界则是归于太虚和太空，达到一无挂碍的天地之境。而这种空
27、间化时间和宇宙意识正深刻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形式结构和内在精神。 三时空结构是人类最基本的理智形式，由于语言是在时间中呈现的，人的思维也是内在于时间之中的，时间、语言与思维总是纠缠在一起，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当时间被理解为一个单向度的不可逆的线性过程时，语言也具有借自时间的线性特征。而以语言为媒介、以因果推理为基础的逻辑思维，也往往被称作“线性逻辑” 。时间、语言、逻辑思维，被认为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线性” 。而中国古代的时间和宇宙意识空间化了，中国的语言文字、思维方式也同样具有“非线性”的空间化特征。对于语言文字的空间化，成中英先生曾明确提到过：“中国语言是形象语言，西方语言是声音语言
28、。 ”“形象语言是空间性的，声音语言是时间性的。 ”16（ P191） 人们对于古代思维方式的“非线性”也多有意识，只是很少去深入挖掘它的根源所在。宇宙时空意识、思维方式是决定一个民族文化形态最深层最稳定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传统文化艺术精神的象征是“时间的线性过程” ，那就是难以理解的了。而实际上，注重时间的线性序列，倒是有着逻辑思维传统的西方古典文学的主要特征。西方作家更善于从时间入手，按照时间的线性发展过程组织作品的结构。这既可从西方古典史诗和悲剧中看出来，也体现在亚里斯多德强调情节的诗学理论中。只是在基于时间意识高度自觉的现代派艺术中，这种情况才有所不同，表现出和中国古典诗歌空
29、间化语言的某种类似性。中国传统艺术在内在精神上追求天人合一的虚空境界，在形式结构上，呈现出趋于凝缩的“同时性”特征。9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诗词、绘画、书法、园林建筑等，都把意境作为最高的审美标准。 “意境”作为中国古典文论的重要范畴，尽管今人对它的解释历来不一，但无论是“超于象外” ，达于“味外之旨” ；是镜中象，水中月；还是“思与境偕” 、情景交融；意境说始终不能最终超越它起初的“佛性”和空间性。历代以意境论诗者，大多重视无、虚、空对于形而上的道、对于艺术意境的本根性。中国意境虽也讲“虚实相生” ，但重点似乎并不在“实”上。因为“空本难图” ，只有以虚实相生，才能使“无画处皆成妙境” （画荃
30、 ） 。人们在谈论意境时，虽称“喜怒衰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 ，但最高的境界无不是指，起于情兴，终于虚静，缘于物境又超越“万有” ，达到一种人与天地冥合、与“无”同在，完全无待无碍的自由状态。这种状态，就是归于“太虚”或“太空” 。它的本质特征是合同为一，时间虽在流淌，但时间已不起任何作用，达到了空间化的永恒。古人对于意境空间性的强调，固然与佛教影响有一定关系，但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说到底，是因为有道家的“无” 、有空间化的宇宙观作基础。 如果说诗画艺术的空间境界主要体现在意境的创生上，古典叙事文学的空间化则首先表现在对整体性结构的营造上。中国古典小说在整体结构上存在着较
31、普遍的“首尾大照应” ， “起结事件单元”在性质上具有相似性”。 17在这里叙事虽经历了一个历时性的发展过程，总不可避免地要“原始反终” ，呈现出 “非线性”发展的趋于凝缩的“同时性”特征。如三国演义起首，说到天下分合之事，小说临末，再次提到“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毛宗山岗在评点时指出， “直应转首卷起语，真一部如一句” 18（ P1478） 。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也指出， “一部大书诗起诗结，天下太平起，天下太平结。 ”19（ P31） 脂颜斋在评点红楼梦 第一回中 “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时，也认为“四句乃一部之总纲” 。张书坤在评价西游记时也说过
32、，此书开卷以天地之数起，结尾以经藏之数终。左右回环，前伏后应。万有生于“无” ，回到起始之处，也就往往导向“虚空”和“无” 。因此，这种与空间化的宇宙意识紧密相关的“虚空” ，不仅是诗画艺术所追求的境界，它也往往构成古典叙事性文学的内在精神和结构要素。传统艺术不仅通过回环往复“凝缩”时间，还通过“断” “虚”打破时间的线性延展，达到对表现对象的“同时性”呈现。古代绘画中的“散点透视” ，打破西方绘画由固定角度透视深空，让空间在线性时间中直线式展开的“定点透视”法则，为了主观表意的需要，运用一种能从各个角度同时观看的游动视角，使远的和近的、相似或相对的、现实的和意想的、10可能的与不可能的，都“
33、同时”作为“近景”呈现在一幅画中。这里的时间不是作脱离空间的直线式运动，而是在广褒的空间里轮回流转，达到对宇宙空间总体的“同时性”统观。而古典诗词中缺乏动词谓述的意象组接或“名词句” ，似乎使每一个语词都能成为电影中的“特写” ，使一组事物可以同时被“置于前景” ，消解了语言的线性限制，达到诗画交融，与绘画中“散点透视”可谓异曲同工。其实，中国古典小说，其中一个个的小故事往往具有较强的独立性，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象西方古典小说那样以发展性和连贯性取胜，倒是更多体现出共时态或按地理方域转换的空间性，和诗歌中的“意象”组接具有某种类似性。如三国演义 、 水浒传其书名本身就体现出一种空间地域的结构特征
34、，从西游记的“西”字上也同样可以看出某种空间定向性。这种空间化的结构方式，可以追溯到叙事性文学的源头，中国第一部神话奇书也被称为“地理学巫书”的山海经 。 山海经一书正是以空间地理物象命名，以山川走向、海陆位置这些地理方位为组合形式，去结构千奇百怪的神话幻想的。尽管文明人的思维和神话思维不能同日而语，但神话作为小说的源头，作为中华民族深层心理和一切文化形态的共同原型，它的影响是潜在而深刻的。美国著名汉学家浦迪安，在中西叙事模式的比较研究中指出，作为叙事源头的中西神话一个重大区别在于，希腊神话可归入“叙述性”原型，而中国神话则属于“非叙述性”原型， “前者以时间性（temporal）为架构的原则
35、，后者以空间化（spatial）为经营的中心” ，并指出这种差别根源于中西思维方式的不同。 20（ P31） 这可谓深切领会了中国叙事传统的内在精神。由此可见，即使是中国古代的叙事性文学，都很难说典型地体现了时间的线性发展过程。尽管造成这种文化现象有许多复杂的因素，人们对此的解释也多有不同，但如果要追溯到它的思维方式根源，它无疑与中国古代空间化的时间和宇宙意识有关。如果说空间化思维，在人类原始文化中还具有某种普遍性的话，而中国古代则由周易的“象”思维，空间化的“方块字” ， 周易和五行“四时配四方”的结构模式，以及导源于商代“四方说”的五行观念，得以在时间意识逐渐突显的理性进程中，把这一空间“
36、情结” 、把原初的时空渗透内化和积淀下来，成为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思维特征。而西方的时间意识却在另外一种氛围中倾向于朝另一个方向发展，这一问题已超出本文能力所限。中国古代时间意识的空间化，如果要追溯到它的自然社会物质根源，它或许既与“华厦民族在原初状态所处的自然环境较有规则性、平衡性” ， “使人更容易掌握空间世界”有关， 16（ P193） 也与农耕社会生活方式的稳定性有关。一提起农业社会，人们往往只从不误“农时” ，说它导11致古人对于时间观念的重视（这的确不错） ，却往往忽视了农耕生活也使人更趋向于稳定的生存空间，更易于体验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性、相似性，而难以感受到一种具有开放性的无
37、限延伸的线性时间。农耕生活的时间被囿局在稳定的空间之中，具有空间化的倾向。这样的环境和时间观，也养成了稳定和谐、知天乐命、具有一种诗性完满同时也对积极的悲剧意识具有消解性的民族心态和民族精神。与此相应的空间化的思维，比起线性思维，更具有整体性、包容性、意象化和诗化的特质。但在时空渗透的宇宙意识中，空间化和时间化都只是一种相对的倾向，而不是孤立的绝对化的概念。参考文献1郑传寅古典戏曲时空意识论J北京：文艺研究，1998（6）2杨树达积微居甲文说M 杨树达文集之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胡厚宣释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风的祭祀J上海：复旦学报（人文科学版） ，1956（1） 4李学勤商代的四
38、风与四时J郑州：中州学刊，1985（5）5萧良琼从甲骨文看五行说的渊源A艾兰等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学说探源，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6郭沫若安阳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辞J 考古 ，北京：1972（2）7常正光 阴阳五行学说与殷代方术A，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阳五行学说探源。8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9 王昆吾 中国早期艺术与宗教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810鲍海定隐喻的要素：中西古代哲学的比较分析A中国古代思维模式与阴 阳五行学说探源11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2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13鲁道夫阿恩海姆视觉思维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14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15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16 成中英中国语言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A成中英、张岱年中国思维偏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17林岗叙事文结构的美学观念J北京：文学评论，1999（2）18毛宗岗批评三国演义M 三国志法，济南：齐鲁出版社，1991 19金圣叹批评水浒传M 济南：齐鲁出版社，19911220浦迪安中国叙事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载文史哲2000 年第 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