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企业效率理论与中国企业的效率林青松 李 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本文讨论的主题是中国企业的效率问题。讨论涉及到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第一是企业效率的概念和测量，考虑到对企业效率的概念和测量方法的研究可以说是国内经济学研究方面的一个弱点，我们用了一定的篇幅来讨论现代经济学中有关企业效率概念和相应的效率测量的一些方法。第二是对近几年来国内外学者对中国企业的效率的经验研究成果进行归纳和评述，重点将放在那些以可靠测量方法为基础的经验研究成果上。第三是考察和分析影响中国企业效率的一些相关因素。企业之间的竞争问题，企业的两个层次的激励问题以及企业的“软约束”和自主权问题将是我们考察的重点所在。最后我
2、们提出一些关于企业产权与效率关系的假说和进一步研究的方向，作为全文的总结。一、企业效率的概念和测量由于计算上的“简单化” ，以往国内有关中国企业效率的大部分研究文献都偏好于使用一些常规的单要素生产率指标，比如劳动生产率、资金产出率、人均利润率、资金利润率等来测量中国企业的运行绩效。这些指标都是以经济效益为中心而设立的。它们虽然能够大致地反映企业的运行状况，但是更多地反映了政府从企业经营中或整个工业中的“获利”情况。因此对于企业效率研究来说，它们所能够提供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难以全面准确地反映企业效率的改进及其相关因素的贡献程度。为了克服这些常规单要素生产率指标的局限性，后来出现的生产要素的产出
3、弹性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标受到人们的重视。对于企业产出来说，生产要素能够解释的部分不是企业产出的全部。生产要素无法解释的企业产出部分通常被理解为是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所致。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可以表现为两方面的进步，一是企业生产边界的外移，二是企业实际产出与生产边界之间距离的缩短（郑玉歆，1994） 。因为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于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因而它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或多要素生产率（Multi-factor productivity，简称为 MFP） 。对处于市场竞争环境比较健全和具有充分经营权的企业来说，生产率的提高更多地反映了企业的技术进步程度。而对处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过程的中国国有
4、企业来说，生产率的提高则更多地反映了企业的一些“软件”要素的改善对企业产出的贡献程度。这些“软件”要素包括了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的改进，企业外部竞争环境的加强，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全要素生产率更能够反映出企业外部的和企业内部的制度变革所引起的投入产出效应。但是它也有不理想之处。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由于它综合地反映了企业产出投入率的水平，因此在分析企业生产率的来源时，它所能够提供的信息有些过于笼统。第二，由于在估计生产函数时，没有把一些数据本身所带来的随机误差从模型估计的总体误差中剥离出来，因而所测算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包含了数据误差的因素。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发展
5、起来的边界生产函数（Frontier Production Function）的研究方法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以上所提到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方法的两个缺陷。这一研究方法的发展是建立在澳大利亚统计学家法雷尔（MJFarrel）的效率概念之上的。法雷尔在 1957年的生产效率的测量一文中首次阐述了企业可能存在的两种无效率或低效率状态。一种是技术性低效率；另一种是配置性低效率。建立在法雷尔企业效率概念基础上的边界生产函数的研究，由于其研究方法上的差异又被分为两大类别。一类是确定的生产边界（Deterministic Production Frontier）的研究方法；另一类是随机的生产边界（Stochas
6、tic ProductionFrontier）研究方法。确定的生产边界的研究大多使用的是线性规划法，而随机的生产边界的研究依靠的是计量经济学的估计方法。相比而言，线性规划法存在着两方面的缺陷。第一，它不具有统计检验的可能性，因而也就无法判断所估计的生产函数与数据之间的吻合程度（Caves and Barton，1990） 。第二，它对数据的精确度要求极高。显然，对于大样本企业微观数据来说，过高的精确度要求是不切实际的。这也是后来随机边界生产函数以及估计方法越来越受到研究者青睐的主要原因所在。二、中国企业效率的经验研究成果（一）工业加总数据的分析结果在有可能利用企业微观数据（micro-data
7、）进行分析之前，对中国企业效率的经验研究是通过一种间接的途径进行的。也就是通过分析企业的加总数据（aggregated data）工业数据来间接地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生产率的改善情况加以判断。在这方面作出贡献的有谢千里（Gary Jefferson） 、郑玉歆、罗斯基等人。他们对中国经济改革之前和之初的中国工业的多要素生产率估计结果为我们理解中国企业效率的变化趋势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背景，表明在改革初期的几年中中国国有工业在生产率的改进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他们还利用1984 年和 1987 年分城市的国有和集体工业的投入产出数据对这两个年度的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进行了估计，并在此基础上对 19801
8、988 年期间两种所有制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进行了测算。他们的测算结果表明，80 年代中国工业生产率的增长有明显加快的趋势，这表现在 19841988 年期间国有工业生产率的增长指数比 19801984 年期间提高了 67，集体工业提高了 70（谢千里等，1993） 。当国有工业的生产率增长被分解为由技术进步和规模经济所引致的两个分量时，技术进步对生产率增长的贡献远大于规模经济的贡献，在 19801988 年期间前者相当于后者的 5.7 倍。在对工业生产率进行估计时，不同所有制工业生产率的差异性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谢千里等（1993）在估计国有工业的生产率和生产率的增长率的同
9、时，也对集体工业的相应指标进行了估计。遗憾的是他们的测算没有把城市集体工业和农村集体工业加以区分，使我们无从判断它们较高的生产率的增长率是主要来自于城市集体工业，还是农村集体工业。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利用了个别产业或部门的数据对这些部门或产业的生产率进行了估计和比较。例如谢千里（1993）对中国的钢铁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和分解，其结果表明企业的低效率是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其中， （1）企业规模的影响是16.5；（2）企业资产年限（龄）的影响是 18.6；（3）企业资金构成的影响是45.8；（4）企业产品结构和管理水平的影响是 31.8。应该指出的是，虽然利用工业加总数据估计出来的全要素生
10、产率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工业企业效率改进的程度，但是它毕竟不能完全提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所能够提供的信息。这主要是因为工业加总数据抹掉了企业之间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尤其表现在新建企业和老企业的技术、资本构成等方面。这些都会反映在它们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上。如果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新建企业，而不是老企业，那么老企业的生产率的低速增长、停滞，甚至于下降的问题就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对中国企业的生产率或效率的准确判断应该建立在根据企业微观数据进行的分析基础上。（二）企业微观数据的分析结果第一个通过收集中国国有企业的大样本数据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进行研究的是董辅礽和唐宗焜主持的“中
11、国国有企业制度与效率研究”课题（该企业数据称为 19801989 年数据）。对国有企业、城市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进行比较研究的是随后建立起来的由林青松主持的“中国国有工业企业和非国有工业企业比较研究”课题（该企业数据称为 19811990 年数据） 。这两个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对于我们理解中国企业的效率状况是非常有价值的。DHay 等（1994 ）在使用 19801989 数据时截取了 19801987 年数据进行了分析。他们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引入了时间虚拟变量和其它一些企业特征变量，试图用时间虚拟变量来体现中国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改进的时间趋势。他们的估计结果表明，时间虚拟变量的系数估计
12、值的显著性差异是不明显的，这意味着在 19801987 年期间内不同年度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很小。如果有变化的话，那么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从1980 年到 1985 年略有提高，在随后的两年中出现了逐渐下降的趋势。然而，仅仅根据上述估计结果就贸然得出有关 80 年代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判断是不够谨慎的，因为有的学者利用相同的数据但不同估计方法估计出来的这一时期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是令人欣慰的。这表明对中国改革以来国有企业效率的研究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虽然在对国有企业效率的估计结果和评价上分歧甚大，但是在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比较时，研究者的研究结果和结论基本
13、上是一致的。林青松（1995）利用 19811990 数据分别对国有企业、城市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计和测算。根据他的测算，19811990 年中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是最低的，仅为 1.52，不仅大大低于城市集体企业的 7.89，也低于乡镇企业的 2.37。刘小玄、郑京海、比格森（Lin，X.，Zheng，Jand Bigsten，A ，1995）为了对三种所有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比较，在超越对数（translog）生产函数中添置了所有制虚拟变量，用来反映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他们的估算结果表明，平均来说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明显低于乡镇企业，前
14、者相当于后者 4060左右。与城市集体企业相比，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也是低的，只是从所有制虚拟变量的系数估计值上看，在某些年份二者之间的差异性不是非常显著。除此之外，还应该提到的是 Murakami 等（1994）利用 1991 年对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大城市 150 个服装加工企业抽样调耷的数据，使用 SURE 模型并在模型中引入了所有制虚拟变量对一组模型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合资企业的技术性效率是最高的（定为 100） ，其次是乡镇企业（平均为 67） ，再次是国有企业（为 57） ，最后是城市集体企业（为 52） 。他们的另一组模型估计结果，国有企业的技术性效率只相当于合资企业的 48，
15、相当于乡镇企业的 56左右，显示了更大的技术性效率差异。三、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分析我们对影响企业效率的相关因素的分析和相应研究成果的评述是按照一定的理论框架进行的。企业经营管理是影响企业效率的直接环节，但仅仅看到这样一个层次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企业管理者不是企业的所有者，那么管理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二者之间的企业管理和决策权限的划分、所有者对管理者的激励方式都会影响到企业管理者所采取的管理模式和自身的努力水平。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考察企业的约束机制、企业自主权的大小、所有者对企业管理者的激励方式（激励 I）和企业内部的激励方式（激励 II） ，以及企业外部市场的竞争程度与企业
16、管理模式乃至于企业效率的关系。这也就构成了我们分析框架中的第二个层次的问题。1 “约束”与效率改革以来，中国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已经发生了某些积极的变化，说明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已经有些硬化。但是就大多数国有企业而言，预算软约束并未得到根本的改观，只是软约束的形式由“软拨款”变成了“软贷款” 。企业投资和经营决策失误的风险由国家财政改为由银行承担，绝大部分严重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该破产的仍然破不了产。虽然在企业的“预算约束”与企业效率之间寻找一种数量上的关系似乎是困难的，但在比较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时， “预算约束”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制度性因素。张平（1996）对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
17、承包制合约的比较研究的结果表明，乡镇政府与乡镇企业之间的承包契约关系不仅起步更早，而且承包主体更加明确和稳定，承包目标、利益划分和激励设计三位一体，相辅相成。而国有企业在行政干预下，虽然承包制进程很快，但是承包主体变更也快。这意味着国有企业中受约束主体的身份是不断变换的。谢千里和罗斯基（1996）认为，虽然在 80 年代绝大部分国有企业都实行了承包制改革，但国家对国有企业的约束和监督仍远远不够。国家“对银行贷款数量和质量控制的软弱” ， “管理者市场的有限”以及“买卖企业的有限”都会造成国有企业缺乏竞争，从而“扩大了代理成本” 。根据他们的观察，迄今中国政府对“企业事务的干涉仍远远超过在高度管
18、理的市场经济（如日本、韩国等）所观察到的界限” ，其结果往往是“软化了预算约束” ，降低了企业的效率。2企业自主权与效率在 80 年代的中国国有企业的研究文献中，企业自主权始终被看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而且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也很多。这里我们只是对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之间自主权的差异及其与效率的相关性的一些经验研究成果进行讨论。虽然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在一般意义上都是公有企业，但是它们在所有者和企业之间的决策权划分上仍存在着明显差异。张平（1996）根据 19811990 年企业调查的“厂长、经理问卷”的分析结果，对此作了较为全面的描述。在所有者与企业划分企业决策权利这个问题上，截至到 1991 年国
19、有企业拥有的决策空间仍明显地小于乡镇企业。在涉及到企业长期发展和短期经营的 11 种重要决策方面，国有企业能够作出独立决策的比例的算术平均数是38.5，比乡镇企业低 10 个百分点。谢千里和罗斯基根据一组企业自主权的复合指标计算，到 1991 年乡镇企业自主权的程度已达到 70左右，而国有企业的这一指标却不到50（谢千里、罗斯基，1996） 。国有企业拥有的决策权在企业内部几个决策机构之间分享的分散程度也远大于乡镇企业，对于 15 种企业内部的重要决策，国有企业厂长（经理）能够作出独立决策的比例的算术平均数不到 5，而乡镇企业却高达 31。 （张平，1996）这是因为在国有企业中一部分决策权分
20、摊到了企业党委和职代会头上。而企业内部决策权相对集中在厂长（经理）身上会降低决策上的摩擦成本，因而对于提高效率是有益的（刘小玄，1995） 。上述研究结果的主要目的是试图用国有企业与乡镇企业之间自主权的差异性作为一个影响企业效率的重要因素，来进一步解释二种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效率差异。3激励与企业效率（I）对企业管理人员的有效激励的讨论，更多地是集中在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分配问题上。企业剩余的不同分配直接体现了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管理者的激励方式的差异。企业管理者获得多大程度的剩余索取权会直接影响到他对企业管理和监督的积极性（Alchian and Demsetz，1972） 。在改革过程中，虽然国家
21、通过实行利润分成或承包制的方式使得国有企业能够具有有限的剩余分享权，但是剩余的分配没能最终落实到企业管理者头上。企业获得的剩余在企业内部的平均分配削弱了对企业管理者和经营者的激励效应。相对而言，乡镇企业管理者和经营者个人获得的企业剩余的分享权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刘小玄（1995）在利用 19811990 数据对三种所有制企业的混合样本进行生产函数估计时引入了企业利润在工人、国家和管理人员之间的分配比例。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了管理人员获得的利润比例与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程度表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在实践中，80 年代中期出现，以后逐渐兴起的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进一步
22、把乡镇企业管理人员的合法的剩余索取权以制度化的形式确定下来（蔡昉，1995） 。还应该指出的是，剩余索取权的分配并不仅仅局限在企业所有者和企业管理者之间，还应该考虑到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的官员。作为乡镇企业的上级主管部门的乡镇政府官员可以直接从所管制的乡镇企业的发展中获得工资收入之外的很多个人经济利益（林青松、伯德，1989；Chang and Wang，1994 ） ，这会激励他们不断地调整他们的管理方式，以适应乡镇企业追求效率的发展要求。对企业管理者激励的另一个方面是所有者对企业的有效监督问题。这方面的差异性对于理解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之间效率的差异是有意义的。根据张维迎（1995）的“初始委
23、托人的最优监督积极性和最终代理人受监督下的最优工作努力”都随委托代理链的加长而“严格递减”的命题，相对于乡镇企业而言，国有企业至少会由于其委托代理链的过长而遭受到委托人监督积极性和代理人工作努力下降带来的效率损失。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成本是非常巨大的（谢千里、罗斯基，1996） ，这一点也是乡镇政府对乡镇企业的监督成本所无法相比的。4激励与企业效率（II）大量的研究文献都表明了企业内部职工的激励对提高企业生产率是有效的。盖尔伯（1989）在对无锡、界首、南海和上饶四县的乡镇企业的数据进行考察时发现了企业的工资水平与企业活力和企业产出率之间的正相关性。谢千里和徐文义（1993a）从
24、 1988 年武汉市 20 个企业经理人员的调查数据中发现，中国国有企业的经理们越来越看重于职工的报酬与其工作努力的关系。在奖金作为企业激励职工的主要手段时，国有企业职工的奖金在工资总额中的比重在不断地上升。奖金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也就变得越来越显著起来。利用19811990 企业数据，李实（1996）和拉萨、辛格（1996）分别分析了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特别是奖金水平与企业的利润率和留利率之间的相关性，并且证实了这种相关性的存在。为了考察奖金对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杜海燕和郭晋刚（1995）利用 19801989数据进行了估计。他们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引入了奖金占工资总额比重这一解释变
25、量，所得到的估计结果表明了职工较高比例的奖金是与企业较高的全要素生产率相联系的。利用同样的数据，Hay 等（1994）在生产函数中添加了职工的奖金、计件工资和福利等激励变量。经过多次的试验，他们发现计件工资和福利两个激励变量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只有奖金这个激励变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性的影响。他们还发现在 80 年代的企业改革过程中，职工奖金对企业生产率的正效应是递减的。这可能是解释80 年代后期中国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下滑的一个重要因素。5市场竞争与企业效率对于中国国有企业来说，市场竞争首先不是来自于国有企业内部，而是来自于外部的非国有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企业所有
26、制结构的多元化，由此而带来的竞争就是不可避免的。竞争首先表现为价格的竞争，其结果是利润率的下降和企业间、行业间利润率的趋同化。谢千里、罗斯基、郑玉歆（1993）把生产要素收益率的趋同化看作为中国工业体制转型是否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并且根据 19791988 年中国国有和集体工业的加总数据对这一趋势进行了验证。验证的结果表明，在 80 年代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之间，固定资产的边际收益率的差异是逐渐缩小的，而二者之间的劳动收益率在 19801984 年也出现了缓慢但稳定的趋同态势。谢千里和徐文义（1993b）利用 226 个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样本数据，对企业间的生产要素报酬的趋同趋势作了进一步的考察，
27、并且对引起这一趋势的价格制度的作用进行了探讨。林青松（1995）提供的 19801990 年国有工业和集体工业之间固定资本边际收益率、劳动边际收益率、资本产出率、劳动产出率等指标差异的逐渐缩小的事实是表明市场竞争对企业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产生影响的又一个佐证。四、对企业效率影响因素的深层思考企业产权问题在前面的分析框架中，我们把企业产权和产权结构假说为影响企业效率的最根本性因素。对于这一假说的证实需要多方面深入的研究。这也将是中国企业效率研究的进一步方向。在这里我们把一些相关的假说和设想呈现给读者，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如果把企业产权引入到企业效率的研究中，首先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在整个分析框架中
28、企业产权是被看作外生变量，还是内生变量？在对中国企业的效率研究上，我们还是倾向于把企业产权看作为外生变量。这并不意味着把企业产权看作是内生变量的研究方式是不可取的。它应该属于另一个研究层次的问题。如果按照本文的分析框架，企业产权被处理为外生变量，那么企业产权对企业自主权、企业约束条件、企业的双层激励机制以及企业的外部市场的竞争程度等因素的决定作用将会成为我们的研究重点。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样几个问题将是重要的。 （1）企业产权决定企业所有者对企业的干预方式和程度，从而决定了企业的自主权的大小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假说是肯定的。我们以上所总结的有关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比较研究已为我们的假说提供了
29、部分的经验论据。当然，对这个假说的进一步研究还是非常必要的。 （2）企业产权与剩余索取权的关系。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假说是企业产权对企业剩余的分配方式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除非不同的产权形式的背后隐含着企业所有者的不同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影响企业剩余分配方式的不是不同所有者的效率原则，而是其它的原则。如果我们承认不同的企业产权与不同的价值判断是密不可分的这样一个既定的事实，那么我们应该研究的问题是在那些产权规定下弱化管理者的剩余索取权的企业（如国有企业）中，是否还存在着其它可选择的、起到相同激励效应的激励机制。如果存在，那么对不同激励机制的比较以及它们对企业短期效率和长期效率的激励效应的比较将是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内容。 （3）企业产权与市场竞争的关系。在这方面，我们提出的假说是，市场的竞争程度决定于参与市场的企业产权结构的多样化程度。这一假说是建立在以下两个需要证明和验证的命题的基础上的。命题一：市场的整体充分竞争性是与参与市场的企业的产权拥有者的数量呈正相关。该命题是根据完全竞争的市场的基本假定，结合产权结构的考虑后推演出来的。命题二：市场中企业之间的竞争意识和竞争程度是与企业之间相互协调的可能性呈反比的。协调的可能性决定于协调成本，二者呈负相关性。而且同属于一个所有者的不同企业之间的协调成本一般要低于分属于不同所有者的企业之间的协调成本。（责任编辑：宏亮） （校对：子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