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何取得经济增长与抑制通胀之间的平衡蔡昉寻求经济增长（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平衡的努力，在宏观经济学中，被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概括为一条曲线，表现为一个在两者之间的替代抉择关系（英文中叫 trade-off） 。选择平衡这个用语，实际上更反映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即不是要在非此即彼的条件下，选择到底是要多一点通货膨胀，少一点失业，还是多一点失业，少一点通货膨胀，而是要达到尽可能好的平衡。这个平衡有可能达到吗？答案是肯定的，在美国经济中即出现过高通货膨胀与高失业并存的“滞胀” ，也出现过低通货膨胀与低失业同时存在的平衡。也就是说，不是非得进行替代抉择，而是能够取得平衡。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平衡呢？这正是
2、本文讨论的主题。一、我们应该怎样看待理论？对于“防止结构性价格上涨转变为明显的通货膨胀”这个政策目标，有人对其中“结构性价格上涨”的说法不以为然，认为是含糊其辞，从而违背了“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货币现象”这个至理名言（周其仁，2007） 。这句名言出自诺贝尔奖获得者弗里德曼在伦敦大学的一次演讲（Friedman,1970） ，是弗里德曼货币数量理论最浓缩的概括，指出价格水平的变动原因方向和幅度，是货币存量变化的结果，标志着对凯恩斯长期以来在通货膨胀成因和对策解释上期统治地位的根本颠覆。首先，该理论并不完全排斥通过结构性的分析，理解通货膨胀成因中的具体的但是重要的因素。事实上，就在弗里德曼旗帜鲜明
3、地鼓吹和捍卫“货币数量理论”的同时，他也没有根本否定，在短期当中及在较小的价格波动中，货币存量之外的其他因素也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弗里德曼，1991，第 387-388 页） 。另一方面，从方法论的角度，弗里德曼实际上是一个进行结构价格分析的典范。例如，针对传统的菲利普斯曲线关系，他将失业进行了结构性区分，即与宏观经济周期性相联系的失业和与此无关的失业，后者即自然失业率或人们所称的“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 （英文简写 NAIRU） 。弗里德曼认为：“惟有通过加速的通货膨胀才能将失业保持在自然失业率之下；或者，惟有通过加速的通货紧缩才能将失业保持在自然失业率之上” （弗里德曼，1991，第 4
4、54 页） 。由此，他有条件地承认了菲利普斯曲线。其次，货币存量与价格变动的关系，需要在比较长的时间里才显示出来，而应对通货膨胀带来的负面效果，既需着眼于长期治本，也需要着眼于短期治标。例如，弗里德曼根据美国的经验指出：“平均来说，货币供给变动率达到高潮的时间比一般的商业高潮大约早 16 个月；而货币供给变动率达到低潮的时间比一般的商业低潮早 12 个月以上。 ”另一方面，他也指出：“与较长时期的波动相比，商业周期内货币存量，与收入与价格之间相互影响的作用方向，较为不清晰和较为复杂” （弗里德曼，1991，第 396-397 页） 。第三，我们面对的是现实经济问题，要解决的是通货膨胀可能造成的
5、对经济和老百姓生活的影响，而不是为了追求理论的彻底性。所以，在重温弗里德曼告诫的同时，也需要关注菲利普斯曲线所揭示的通货膨胀与失业在短期内所存在的替代抉择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寻求不以减少就业为代价的手段，来有效缓解通货膨胀压力，而避免在把治理通货膨胀作为首要任务的同时，造成失业率提高从而使居民基本生活遭受另一方面的伤害。二、当前通货膨胀压力的直接成因在超过 10 年的过去时间里，即使不说是生活在通货紧缩的阴影中，我们的确远离了哪怕是轻微的通货膨胀。直到 2007 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了 4.8%，2008 年的最初几个月中，价格上涨到一个新高度，是我们感受到了通货膨胀的压力。不过，不
6、管人们是否喜欢“结构性价格上涨”这个说法，迄今为止的价格上涨，的确是主要由食品价格的上涨推动的。也就是说，在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的提高中，食品价格提高的贡献率超过80%。而后者则是一些新的发展现象的结果。伴随着高速经济增长，城乡就业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大幅度减少，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都明显降低（蔡昉，2007） 。作为就业扩大的结果，城乡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增长显著加快，收入分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蔡昉，2008a） 。由于中低收入家庭具有较高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较高的恩格尔系数，他们增加了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支出在食品消费上，而这便成为食品价格上涨的需
7、求因素。例如，2006 年城市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支出所占比重为 35.8%，而收入最低 20%人群的该比重为 44.7%；城市居民食品支出中粮食和肉禽及制品的支出比重分别为 7.9%和17.5%，而最低收入组人群的这两个比重，则分别为 12.3%和 21.5%。由此可以看到，普通家庭收入增长对消费特别是食品消费增加的影响，进而推动食品价格上涨的的逻辑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而我们却无法直接看到货币发行量的类似效果。从图 1 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影响或不影响消费者价格指数变动，特别是食品价格指数变动的因素。从广义货币（M2）上看，其变动在观察的时间内，与价格指数变化没有任何显著的关系，当我们计算两者
8、之间得相关系数时，发现不仅不显著，甚至显示出是负数。但是，价格的变动，却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变动密切相关。后者与滞后一年的食品价格之间，相关系数高达 84.8%。可见，即使我们并不能断言，上述关系证明了弗里德曼关于货币存量与价格变动之间，短期内并不存在明显相关关系的结论，或者证明了任何人关于此轮价格上涨与货币发行无关的结论，然而，我们从可以观察到的关系看，却至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短期内认识价格上涨，消费的扩大比货币的扩张更为相关。一旦我们确定，食品价格的上涨因素主要产生于国内，则加快人民币升值就不是一种恰当的政策选择。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升值与通货膨胀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即升值会进一步提高
9、生产成本，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从而对通货膨胀起推波助澜的作用（keidel,2007） 。中国正处于一个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到相对平衡乃至结构性短缺的发展阶段，推进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做法不利于经济增长。与此同时，由于中国食品的生产和供给并不是问题所在，并不需要依靠进口来稳定价格，因此，从加快升值中，我们获得更多的是其负面效果，但对于我们目前所遇到的问题却无济于事。三、缓解通货膨胀压力的政策选择不过，上面的实证结果也有被滥用的危险性。由于是普通劳动者务工收入的增长导致能够引起食品价格上涨的消费增长，有人竟然把“防止务工收入过快上涨”作为缓解通胀压力的政策手段之一（参见谭朝阳，2008） 。按照这样的
10、逻辑，既然就业扩大是普通劳动者从而中低收入家庭消费扩大的原因，是否应该把“适当放慢就业增长”也列入政策备选方案里呢？尽管近年来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比以往有较快的提高，但是，即使在这样的工资增长速度下，并且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因素，2007 年中国制造业工资仍然远远低于美国以及许多其他国家和地区。如果我们没有忘记治理通货膨胀的出发点是保障人民生活，则这种政策建议是不能接受的。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项目结构和企业结构，具有一种二元的性质，即一端是高度资本密集型的大型企业和大型项目，单位投资的就业吸纳能力比较低；另一端则是劳动密集型的小企业和小项目，是当前就业创造的主要力量。而在一个从紧的货币政策下，银
11、行面临的两难处境便是：由于货币政策信号的导向和上级银行的强制要求，贷款规模必须压缩；同时，由于庞大的存差规模的存在，又不能不贷，贷款质量必须绝对保证。 “理性”选择的结果则是，一方面压中小企业和小项目贷款，既满足政策要求，又保证贷款安全；另一方面给大型企业和项目更多的贷款，以相对安全的贷款实现“堤外损失堤内补” 。每一轮宏观经济调控，中央政策都会强调不要“一刀切” ，要“有保有压” 。但是，中央调控当局与基层银行激励不相容及其产生的目标不一致，最终必然导致压的是符合比较优势、有利于就业的小项目和中小企业，保的是投资周期长且处于产业链条上游的大项目和大企业，甚至是一些违背比较优势的不良投资（ma
12、l-investment ）或过度投资（over-investment）项目和企业。宏观调控的结果最后与其初衷南辕北辙，并非仅仅一种担忧，而是人们在历次宏观调控时期经常会观察到的实际情形（蔡昉，2008b） 。在面对食品拉动的结构性价格上涨的情况下，要避免调控目标与调控结果的脱离，必须走出把所有问题都归结在货币发行量的认识误区，尤其要慎用单纯控制货币量或加快人民币升值的做法。要实现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防止通货膨胀之间的良好平衡关系，应该从认识直接拉动农产品价格的几种因素入手，把目前政策重点放在以下方面。推动这一轮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第一个因素，是由于原油价格攀升导致的一系列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
13、农产品生产成本提高，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针对这种情况，政府的任务是通过各种财政手段刺激农产品供给。例如，通过现行的粮食直补和农用生产资料购置补贴的渠道，加大补贴力度，弥补因外部因素造成的成本上升。但是，农民收入的增加，并不能长期建立在这种补贴基础上面，所以，这类补贴手段的应用范围应该限于防止通货膨胀。或者说，它们属于防止和治理通货膨胀的财政政策范畴。国际粮食市场价格上扬导致的国内粮食价格跟进，是这一轮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第二个因素。针对这个因素，短期内国家可以适当调整农产品的进出口政策和安排，把国际市场价格的提高变为国内供给的刺激因素，而不是增加出口的刺激因素。在以往的很长时间里，中国粮食等农产
14、品缺乏比较优势，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力，主要的表现就在于国际市场价格长期维持在低于国内价格的水平上。例如，在中国加入 WTO 之前的很多年里，国际粮食价格处于走低的态势。但是，这种状况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不久就逆转了。尽管中间出现过波动，但国际市场粮食价格从 2006 年以来一直处于向上的趋势，并且上涨到多年来的最高水平。如果按照有些人的预测，粮食等农产品的价格今后将会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其实也为中国农业重新获得比较优势创造了条件。当前的主要任务无疑是利用国际市场居高价格，扩大和稳定国内农产品供给。长期来看，为了建立一个粮食供求的稳定平衡，根本解决务农收入问题，国内农产品价格与国际市场接轨
15、，应该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最终出路。第三个因素来自于国内中低收入家庭收入增长导致的需求拉动效应。这个因素是经济增长良性循环的后果，这里的需求是普通居民的基本需求，因此，我们不能采取任何具有压制性质的办法。相反，在食品价格已经上涨的情况下，一方面，应该保障城乡居民的就业继续扩大，从而收入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政府还应该通过相应的政策渠道补贴低收入家庭，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需求。提高了低收入家庭对食品价格的承受能力之后，这种结构性价格上涨也就不那么可怕了。诚然，纺织经济增长从偏快转为过热，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所以我们并不排除使用货币政策和人民币政策升值的办法。但这个目标的政策手段在周期上比防止通货膨胀要长得多。相反，防范和治理通货膨胀更是短期的任务，要求较快见效。如果用治理通货膨胀的时效要求，去操作不直接治理通货膨胀的货币工具，对经济的打击必然大于可预期的治理效果。因此，两个政策目标应该适当区分，政策手段的运用也要有所不同。归根结底，通货膨胀的危害性在于它造成“疼痛” ，所以，政策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在确保整个机体处于良好状态的前提下， “头痛医生脚痛医生” 。就是说，任何政策必须以不伤害必要的经济增长收入增长和就业扩大速度为前提，最大限度地稳定农场品价格，保障人民基本生活。【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摘自宏观经济研究院2008 年第 5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