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omment z1: JP是什么Comment z2: 研究方法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话语建构作者： 陆晔 单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关键词： 社会转型 新闻从业者 专业主义 话语建构阅读：4361 次（本文作者陆晔：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潘忠党：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传播系教授）摘要专业主义正在日益成为中国大陆新闻界和新闻与传播教育界的一个重要议题。它的内涵是什么？它在中国新闻改革中正在如何形成？它的形成过程如何反映出中国新闻改革中的各种矛盾和张力？这些是本文力图回答的问题。本文强调，专业主义是一套论述新闻实践和新闻体制的话语，强调的是新闻从业者与新闻工作的普适性特征；
2、它又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与市场导向的媒体（及新闻）和作为宣传工具的媒体相区别的、以公众服务和公众利益为基石的意识形态；它还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模式，是与市场控制与政治控制相抗衡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专业社区控制模式。我们从新闻从业者如何期待及建构专业名望入手，分析三种实证资料，包括实地观察、深入访谈和阅读新闻工作者的自述，以考察在改革中的专业主义话语实践。我们显示，专业主义在中国有多个传统的渊源，面临各种力量的制约，在实践中具有碎片和局域的呈现。专业主义的话语建构有正式与非正式成名场域的区分和相互渗透，有以强制和“相互收编”两个相辅相成的方式对权力的行使，有组织、行业和体制内外的互动。这种专业主义话
3、语的建构是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向面。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力图显示，专业主义的话语在中国新闻改革过程中具有解放的作用，预示着更加深层的变革。作者说明：本文所分析的实证资料来自历时一年多的田野考察。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的一批研究生，于 2000年上半年，接受了执行田野调查的培训，并深入媒体，进行了 36 个月的参与观察，他们还执行了部分对基层和中层新闻工作者的深入访谈。没有他们的参与和贡献，本文不可能完成。我们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文中若有任何失实或错误，与他们无干，都是我们的责任。本文资料部分来自“中国新闻改革”研究项目，这项研究得到香港特区政府大学资助委员会给潘忠党、
4、陈韬文等的资助，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给陆晔提供的博士后研究资助。陈韬文教授在资料搜集和论文的观点形成过程中是我们的合作者。我们在此一并表示感谢。Imagining Professional Fame:Constructing 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in Social TransformationAbstractProfessionalism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salient issue among Chinese journalists and journalism educators. What is journa
5、listic professionalism? How is it being constructed in Chinas media reforms? How does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reflect contradictions and tensions in Chinas media reforms? These are the questions addressed in this paper. We argue, professionalism is a discourse on journalistic practices and institut
6、ion, emphasizing the universal attributes of journalistic work; it is also an ideology based upon the notions of public service and public interests, differentiating it from both the market-driven and propaganda models of journalism; further, it is a model of social control, emphasizing the autonomy
7、 of the journalist professional community. In this paper, choosing how journalists imagine their professional fame as a point of entry, we analyze three kinds of empirical evidence, field observations, in-depth interviews, and published documents, in order to examine the discursive practices of cons
8、tructing professionalism in Chinas media reforms. We show that professionalism in China has multiple traditions, faces constraints from various forces, and reveal itself in a fragmented and localized form.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of professionalism is constituted by three micro-mec
9、hanisms, (a) the mutual influences of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fields of gaining professional fame, (b) the exercises of power via both coercion and co-optation, and (c) the dynamics of interactions at three levels: organization, profession, and media system.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we demon
10、strate that constructing the discourse of professionalism is an important dimension of the ongoing media reforms. It also signifies th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s.如何考察 20 余年中国新闻改革这一历史的动态？其中一个取向是分析具有解放意义的关键概念（包括关键词和理念）与改革实践之间的历史勾联（articulation），也就是考察“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张力、妥协、渗透、和整合及其历史表现。 1 采取这样的分析角度，有学者显示，
11、“信息”、“传播”、“受众”等西方传播学概念在 80 年代初的引入，在新闻改革中起到了理念和话语层面的解放作用，激发并合理化了很多改革实践（李，1995； Zhang，2000）。改革既反映在话语之中，又受话语的羁绊。当前，新闻从业者的专业主义正成为新的话题，它如何在新闻实践中得到阐述（郭，1999）， 2 也就成了我们理解当前中国新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新闻工作是门职业（occupation），其内容就是新闻信息的采集、整理、加工和扩散。说它是专业（profession）是指从事新闻工作必需的专业技能、行为规范和评判标准，而这些又必须通过专门的训练而获取，并为新闻从业者所共享。因此，业界的人
12、士常以“专业”或“业余”（amateur）来评判新闻产品，并赋予前者以褒义。“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的概念则远远超出了职业的基本社会学特征。在此基础上，它还包括一套关于新闻媒介的社会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规范新闻工作的职业伦理，一种服从政治和经济权力之外的更高权威的精神和一种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专业主义”是一种模式，即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模式；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即不同于政治权力和自由市场的一套理念和信念（Freidson，1994)； 3 它还是一套话语，阐述的是媒体的社会功能、新闻从业者的角色及专业操守。它在西方的产生，有着特定的语境，其中包括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独立、自
13、主的传媒，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liberal democracy）和服务行业的专业化（Macdonald，1995)。它是商业媒体赢利（business interests）和服务公众利益（public interests）这两个动因之间的矛盾和张力的产物。经过 20 多年的改革，新闻工作的专业主义成为显要议题，这本身就是社会变革的一个标志，它反映了新闻改革面临新的挑战，其核心就是新闻工作者如Comment z3: 研究核心问题何应对商业赢利与服务公众利益之间的张力、如何应对政党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作为模式和意识形态的“专业主义”不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但是，新闻改革已经涉及到了很多符合专业主义的内
14、容，其中包括反对“假、大、空”，以事实说话；强调贴近生活，提高媒介的服务性；反对“有偿新闻”，提倡新闻业的职业伦理；呼唤“舆论监督”以及内容采编和媒体经营的分别管理等等。可以说，经过 20年的新闻改革，建立新闻专业的信念、伦理和规范，早已成为新闻改革过程的新闻实践的重要内容，新闻工作的“专业主义”已经呼之欲出。只是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之发展有自己的特征，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条件，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特有的新闻和传媒体制。因此，考察新闻工作的“专业主义”在中国正在如何形成首先具有认识新现象这一理论意义。其次，在西方社会，“专业主义”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霸权的一部分，具有
15、服务于既定体制（the establishment）的功能和保守趋向（Hackett McLeod Splichal Johnstone, Slawski, Weaver Windahl Larson, 1977），建构专业主义话语的过程也无可避免地涉及权力关系的建构。我们在这一节，通过“相互收编”这个理论概念，对上一节的讨论作出理论诠释，并以此展示“正式”与“非正式”成名方式相互渗透背后的体制根源。官方“收编”新闻从业者的实践的一个重要方式是建立主导框架，鼓励新闻从业者在这个框架内“成名”，并且力图通过各种官办的专业奖励阐释这个话语框架。凡在 70 年代末进入新闻专业学习的人都会记得，当时新
16、闻专业的方针是培养“忠诚的党的新闻战士”。今天，这一点并没有根本改变，我们从江泽民“重提政治家办报”的讲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江，1996）。在这个大框架内，官方不仅鼓励新闻从业者“提高业务”，并且“成名”，而且号召各新闻单位“培养”自己的“名记者和名编辑”。比如，长期直接领导新闻界的胡乔木就在 1991 年的一个讲话中，敦促新华社培养自己的“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并举出范长江作为典范（胡，1991/1997）。作为话语中的一个符号，范长江因此被赋予了官方的期望和要求。同时，由于范是通过自己的新闻作品和实践、借助“中立”的大公报而成名，他也成为具有多重“意义阐释”的符号，容易为新闻实
17、践者们所接受，成为新闻界“非官方”的光荣先驱。 32 这种对同一象征符号的共享，使得当官方在使用范长江这个象征符号时，有可能“不经意”地将自己的宣传话语表述成新闻工作的“客观规律”。反映这种官方将新闻实践“收编”在体制内的努力，前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在 1984 年的一个讲话中，要求新华社不仅注意培养名记者、名编辑、名评论员，而且要注意收收优秀新闻工作者入党。郭将此提高到“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层面，同时，他也有很实际的考虑。他认为，拥有一批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是新华社成为国际性大通讯社的必要条件，而吸收优秀新闻工作者入党是为他们的工作创造条件，因为，新闻工作要求记者接触到各种和各层面的人、信息和事
18、件，游离在党外会令新闻工作者在工作中遇到很多限制（郭，1984/1997）。这也就是说，新闻从业者的成名路程必然要被纳入已有的新闻体制，他们必须成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the establishment intellectuals）（Cheek, 1997; Hamrin Goldman, Hamrin & Cheek, 1987）。分析胡、郭的言论以及他们的依据，我们可以看到新闻从业者“成名想象”中官方话语的清晰的外延，即是否为“我们自己的著名新闻工作者”。所谓“我们自己的”，首先是“党的”，其次是民族的。郭在讲话中强调了这两点。胡乔木也认为，只有有了“自己的”名记者，才可以夺得国内新闻事
19、件的优先报道权。同样，吴冷西也在 1993 年范长江新闻奖的颁发仪式上号召建立“我们自己的新闻队伍”，并称范是“共产主义新闻战士”（吴，1993）。在官方的成名话语中，甚至 20 年代的邵飘萍也被涂上了“共产主义”的色彩，因为毛泽东曾听过他的课，还因为他被认为是地下共产党员（华，1998）。成为“我们自己的”新闻工作者不仅仅是官员们的号召，而且被新闻从业者尤其是那些在级别较高的“喉舌”媒体工作的从业者落实在实践中。比如，孙玉胜在他获“韬奋新闻奖”时著文引述江泽民的话，说新闻工作者应当时刻记住不给党“惹祸”，不影响“稳定”，要忠实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孙，1994）。这与前面谈到的某电台主持人“给
20、党补台”的说法同出一辙，反映了新闻从业者内化服务、服从于宣传体制这一观念后所体现的自觉态度。这样的话语在新闻从业者谈论“批评报道”或“调查新闻”时尤为突出（孙，2000）。这绝不仅仅是冠冕堂皇的说法，或策略的话语，而是媒体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新闻从业者维持和拓展实践空间的重要一环。话语是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实地考察中，我们感受到，很多新闻从业者虽然反感无时不在、主观意志很强的干涉，但他们也清楚，新闻工作的现实条件是，党在议程设置上具有最高权威。如果要获得“社会反响”，包括“社会效果”和“市场效果”（即捕获受众），新闻报道必须抓住党所要解决的重大政策问题，而这些也往往是社会最为关心的议题（孙，
21、2000；pp. 166-176；夏，1999，pp. 343-366）。中央电视台的一位中层主管认为焦点访谈的成功是因为抓住了宣传需要与受众需求的最佳结合点，他将之概括为选题“领导重视、群众关心、（具有）普遍意义”。 33 因此，新闻工作者的成名无法避免“政治宣传”的要素。 官方“收编”新闻工作者及其实践还表现在前面所说的建立各种专业奖励。无论是操办这些评奖的专业团体之构成和评奖之机制都说明，专业评奖其实是控制的手段。首先，历届记协的主席都是高层的宣传主管（如胡乔木、吴冷西）或中央级媒体的主管（如范长江、邓拓、曾涛、邵华泽），这些人都是部级官员。这种党政官员出任专业协会领导的现象其实是体制内
22、的必然。其次，各种奖励的评奖委员会都由主要“喉舌”媒体的主管和新闻界受官方认可的著名学者组成。再次，在各次评奖的条件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正确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都被列为最重要的标准。 34 到目前为止，尚没有民营的媒体内容生产者可以送作品参加这些评奖，虽然有些更贴近市场的媒体（如晚报、都市报、服务性电视或电台节目）获奖。这些构成了“正式”专业认可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即官方的专业话语的基础支撑。 35更为直接的“收编”的方式是提拔新闻工作者，任命他们为宣传或政府部门的主管。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们不必一一列举。这些人当中，有很多又会在党或政府的主管部门之间流动，或者在主管部门
23、与媒体之间流动。 36 媒体的专业人才从事宏观管理，当然会比非专业人才能更加管到点子上。这种做法，一方面促使媒体宏观管理更加专业化，另一方面也将新闻工作变成进入政治权力的等级体系（political power hierarchy）的重要途径。这种做法并不是改革中的创新。邓拓的人生历程清楚表明，这个策略由来已久，它历来是建立和巩固宣传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顾、成，1991）。 37 从建国初年到文革，正是通过这类策略，如我们前面所说，新闻媒体被完全纳入了党国权力体系。但是，90 年代的新闻改革已经开始为媒体挤出了一点“社会”的空间，这就是市场所支持的、相对“外在”于政治权力等级体系的场域。无论这
24、个场域多么局促、脆弱，“外在”是它最突出的特征，并因此具有深远的社会变革意义。 38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吸引专业人士进入党国的权力体系就具有了以已有的体制收编这“外在”场域的特征，它是防止“外在”场域脱轨、赋予它“依附”或“从属”特征的控制策略。也就是说，现在优秀新闻从业者“做官”与 5060 年代相比，有着不同的历史和社会学含义。虽然“收编”是社会控制的手段，但毕竟与“强制”不同。 39 “收编”本身不具有强制性，它诉诸诱惑与常规。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在党国权力体系内的进阶，是获取更开阔的实现自己专业理念无论这理念的内容如何的极具诱惑力的途径。这种“进阶”也是目前的体制对新闻从业者的重要奖
25、赏，是专业认可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抱负远大的新闻工作者，这种“进阶”甚至是在改革的现实中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他们可能会自觉地“进入体制”。 40 有了这种人才在控制机构与媒体之间的流动，管理媒体者和新闻实践者可以同属一个社区，即围绕着媒介运作的、相互关系密切的、共享基本思维框架（或关于媒体运作的“常识”）的群体。同时，“收编”又必须有“强制”为后盾，二者是社会控制的相互依存的两面。媒体的主管，不管在改革过程中成效如何，如果不慎“触雷”，就会被调职或撤职。有时，上面会派人进驻受到惩处的媒体进行“整顿”。在“强制”的威胁下，自觉被“收编”显然是更加理性的选择。如此形成的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社区，也就
26、具有了“依附”和“从属”的特征，并且与官吏社区有社会学上的重叠。因为专业社区的这些社会学特征，鸟笼”内的专业“自律”也是政治控制的组成部分。当然，“收编”的效果并不完全相同。比如前面提及的秦朔，28 岁就当上了正处级，被认为今后仕途一片光明，但秦朔付之一笑，“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他认为要“靠影响力吃饭”就要敢于独立表达，要少泡在官场里，减少束缚（金，2001；朱，2000）。但是，“收编”的制约力量就来源于剥夺了新闻从业者对自己事业的这种自主选择。某电视台一位著名新闻节目主持人和制片人，曾和他主持的栏目共同作为品牌资源，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市场回报，当他被调任另一家电视台新闻部门主管后，该
27、栏目因更换主持人而收视率一度下降。更为严重的是，类似的一线主管的频繁调换，严重打击从业者的专业信念，使他们觉得无法把自己的工作真正当成一项事业来做，他们“并不具有独立的职业选择权”，而“只不过是党的事业的一颗小小螺丝钉而已”。 41在改革过程中，“收编”是双向的，这是与强制的另一个区别。也就是说，新闻实践者们也力图将宣传体制的要素吸纳到他们实践过程和话语中，以增强他们的专业话语在现实中的正当性（legitimacy）和说服力。为行文方便，我们姑且称这为“反向收编”。 42 理解这种“反向收编”的前提是借用通用的语言承认新闻有自身的规律。这话有两重含义，其一，新闻工作必须遵循专业要求，比如，要报
28、道事实，要“客观”，要有“权威性”；其二，在媒体走入市场后，新闻工作必须受市场的制约，比如，要吸引受众，要有经济效益。所谓“反向收编”，就是将宣传体制的要素转变为话语和新闻资源，以实践专业理念，实现市场效益，成功做到这一点往往会导致专业的认可和市场的青睐。比如，中国青年报一位群工编辑因为主持了“青春热线”这一栏目而获得 1993 年韬奋新闻奖。阅读、回复和选择刊登读者来信，是党报走“群众路线”的传统制度（Zhang, 2000）。但是，负责此项工作的编辑往往在新闻生产的“后台”。中青报建立“青春热线”栏目，令群工编辑走到了前台，即在版面上直接与读者见面。更重要的，这一栏目将“群工”变成了吸引读
29、者直接参与报纸内容制作的机制，变成了吸引读者的一个市场策略。可以这么说，这位编辑获得韬奋奖标志着官方和业界对这种“群工”性质转换的正式肯定。 我们还可以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主办的栏目以及参与者们对于自己栏目的讨论中看到“反向收编”的具体表现。中央电视台新闻类节目的重大改革集中在新闻评论部，改革的成果是一批“品牌”栏目，如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这些栏目的相继出现，当然先是借助了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东风，后又得利于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针，这些栏目的制作水准是获得广泛社会影响的前提，而高收视率也同样是鉴定及认可它们的重要标准。收视率的实证支持是这些创新栏目发展的
30、重要基础。可见，央视这些栏目的出现和发展，反映了在新闻实践中党的改革政策与市场运作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的核心在于新闻实践者将党的改革路线“收编”到市场运作的轨道，以获取市场效益。这些栏目的成功，动了媒体实行“舆论监督”的全国性氛围，具体表现就是“焦点”节目在很多地方电视台的涌现，令媒体不仅生产出更符合专业理念的产品，而且获得经济效益（袁、梁，2000）。这更说明了“反向收编”现实运作的可能性确实存在。这种互动关系之所以可能，有新闻专业理念的中介。从创建这些节目的新闻工作者自己的叙述中，我们了解到，在 1993 年改革开始时，这些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已经接触到了一些西方新闻工作的作品和理念，敬一
31、丹（2000）称他们为“很前卫的电视人”。可以说，他们通过观察西方尤其是美国新闻实践而形成的专业理念在此时获得了向实践转换的机会。在新闻调查的制作者们的论述中，60 分钟频频出现，被用作他们评判自己节目的专业标尺，这充分说明了美国新闻实践及其理念的启示作用（夏、王，1999）。一位新闻类周刊的负责人也称，他们要把刊物办成中国的时代周刊（Time magazine），因为时代是新闻类周刊的代表。他认为，如果政策更宽松，允许外国资本或民间资本加入，这种希望会更大。 43 但是，无论央视的栏目还是其他报刊，没有一个是对西方媒体的简单“移植”，而是借助改革和“舆论监督”等官方的号召，以访谈、交谈、调查
32、等西方新闻常用的表现形式和手段，对新闻报道所作的专业探索。这种探索背后有传统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新闻从业者的正义感和对真理、事实真相的执着追求作为内在动力。这一点，在新闻调查组，我们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在这里，新闻从业者并不局限于“中立的”观察者，因为，往往他们的正义感和“人之常情”不允许他们那么做，他们栏目所建立起来的为民说话、弘扬正义的名声也不允许他们那么做。 44 他们追求的是成为事实真相的鉴定者，社会变革的参与者，社会正义的呼吁者，以及弱势群体的保护者。这种追求使得他们讨论自己的节目时时采用“揭密新闻”（muckraking journalism）的话语。我们从新闻调查节目组出的书中
33、可以看到这一点。首先，看书名，其中有痛击腐败和调查中国。 45 其次，看结构，其中的调查中国的设计饶有意味。在每一页刊行的节目文本和图片两侧，编者留出空间，让节目制作者写下“调查手记”。这是些主观色彩很浓的文字，其中有节目中无法出现的现场观察，有制作者的感受和评论，也有制作者以一见十的联想。这种结构更加强化了节目本身已经赋予新闻工作者的“干预者”的角色。 这种“揭密新闻”话语绝不直接对抗主导意识形态；相反，它以对“批评报道”和“舆论监督”的要求为正当化基础，以“反腐败”和“健全法制”等政策来建构新闻话语。这其实是将官方对新闻工作的要求“收编”进了新闻工作者自己的专业话语之中。 46 这种“反向
34、收编”也不是个人行为。比如，这些栏目在中央电视台统属于“新闻评论部”，它们都被看作是“评论性节目”，因此，客观的“事实再现”式的报道不是创办这些栏目的初衷（杨，1998）。这种组织和类别的律属，使得“揭密新闻”话语有了组织和认知层面的支撑。 以上探讨的是权力在话语建构中的行使形态。不可否认，改革时期专业成名的建构首先包括党对新闻实践的控制，原有新闻体制的原则和实践占主导地位。但是，如果仅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会以为，新闻改革中充满了“硝烟弥漫”的控制与反抗。这显然不符合我们能够观察到的新闻改革的现实。直接的冲突时有发生，因此有“整顿”、“触雷”的现象；更多的则是新闻生产的常规性活动，党国主管与新闻
35、实践者的“上下合作”（潘，1997；陈，1999）。 47 我们在这里将这个常态表达为相互收编（mutual co-optation），其中包含了话语层面的相互“驯化”，也包括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相互罗致。这个过程中通常没有硝烟，“上”与“下”的张力往往在常理和常规中展开，具有“自然的”和“习以为常”的（taken for granted）的特性。这是权力运作的常态。因此，专业主义话语在新闻改革中并不独立或外在于政治权力体系，作为象征体系的专业成名也不以意识形态抗衡作为主要特征。这些是改革时期专业主义形成的历史条件，也是新闻从业者职业理念困惑的根源。身份认同：内与外的互动至此，我们的探讨集中于专业
36、成名的场域和其发生过程中的权力关系。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专业成名的想象也是主体意识的建构，是内化自己的身份认同。这种内化，就是建立一个认知和表达（representation）体系，解答自己是做什么的，扮演什么社会角色，遵循什么规范等问题。身份认同不止于认知（cognition），它还浸淫了情感的依附（affective attachment），因为新闻从业者会对自己工作或喜爱或反感，对自己单位或依恋或厌倦，对自己的同行或赞赏或贬抑，对自己的前途或欣喜或沮丧。因此，考察专业成名的想象不仅应当考察新闻从业者如何向他人表述自己的工作和理念，不仅应当考察这种话语建构的体制环境，还必须考察新闻从业者如
37、何建构和内化自己的身份认同。简言之，就是要考察新闻从业者如何表述自己和对自己的期待。 48与很多职业相比，新闻工作有其特性，使得新闻从业者有多重身份认同的交织。他们是独立、自主的专业人士，又是媒体组织的雇员；是专业群体的成员，还是公众人物（Ettema, Whitney, & Wackman ，1987； Tunstall，2001)。这些多重向面之间有张力、有矛盾。中国新闻工作者在建构身份认同时，所经历的这些张力和矛盾，可以为三种“内”与“外”的互动来表达：组织内外、行业内外和体制内外。在成名想象的话语过程中，新闻从业者是在努力调解这三方面的互动，具体来说，就是对自己的职业生存环境作出评判，
38、并对在这环境中的主体建构作出选择。我们在这一节就集中讨论这些话语实践，考察它们如何体现和表达身份认同，并如何成为建构专业名望之一部分。1. 组织内外：垄断和宣传体制下的权力失衡专业成名包括了个人与所在媒体组织之间的互动，因为，新闻从业者的新闻实践受到两套逻辑的交叉影响，一是专业的逻辑，另一是组织逻辑。理论上说，媒体组织是新闻从业者实践其专业理念的载体和场所。首先，媒体组织为新闻实践提供必不可少的资源，比如新闻采访的合法资格、设备，以及发表作品的渠道等。其次，媒体组织为新闻从业者提高专业化水准提供各种机会，比如学习、培训、评奖等。第三，媒体组织还为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表现提供稳定的回报（reward
39、），包括收入、福利、职位提升等。不仅如此，媒体组织还是新闻从业者专业名望的标志之一，对于一位新闻从业者，能够服务于权威的新闻媒体本身就是他（她）专业成名的重要体现。正因为如此，有美国传播学者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应当是组织层面的概念，籍此表示组织及其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水准是相辅相成的（Beam，1990）。当这样的条件能在有缺陷的现实中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时，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中就包含了对组织的情感依赖，表现为对组织的忠诚。在改革过程中，不少记者们与他们所属的媒体组织之间有接近这种理想的关系。比如，在 90 年代，丁望所主持中华工商时报时，就给予空间、给予机会、给予资源，让胡舒立、詹国枢等人主持署名专
40、栏，使得他们迅速成为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在北青报，杨菊芳获得了脱离日常新闻报道的自由，以投入到采写大特写当中去。该报领导们将生产这样的“拳头”产品作为组织的策略之一，促使杨在新闻界的成名。央视评论部之所以成为新闻信息类电视栏目的改革重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台里给了孙玉胜等足够的政策空间，允许他们去试验，包括用人制度上的改革试验。正是在这样的组织环境内，新闻评论部涌现了一批优秀新闻从业者。直至今天，一批理想主义的新闻从业者继续在探索如何办好新闻调查等栏目，在很大程度上是看重了中央电视台作为国家电视台的地位，以及新闻评论部作为改革的重镇。 49 这样的组织环境，令他们感觉到自己工作的社会意义，也令
41、他们感到，为实现自己的专业理念，他们已经身处现实中所能寻求到的最佳场所。即便是地方媒体，改革的力度造就出名牌的栏目或媒体，这些栏目或媒体也成就了一批著名新闻人。比如，成都电视台已有 9 年历史的名牌栏目，今晚 8：00，不仅收视率高，而且令其主持人郭月和周东成为名人，其中郭月以兼职开始其电视新闻从业者生涯，几年中获得了多项专业奖（袁、梁，2000，pp. 442-531）。但是，现实往往与理论有很大距离，这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当新闻从业者感到他们所属的组织无法提供实现专业理念的空间时，他们就会感到困惑，甚至失望，其心理根源在于专业人士与组织成员这两者之间的张力。通常，这会表现为组织忠诚感的
42、削弱，在组织内的投入的降低。比如，在某中央级专业报纸，有些优秀记者到其它媒体客串，并在那里成为“大腕儿”，因为他们自己的报纸版面太少，受到的控制又太严。 50 即便是在中央电视台，类似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在央视某著名栏目，有位年轻记者就感到，她的工作有点“鸡肋”的味道，因为，不仅“机会太少，一年也没拍上几个片子”，而且报酬也低。在央视的体制下，拍片的多少与报酬的高低是挂钩的。现实与她进节目组时的想象差距太远，那时，她大学刚毕业，该栏目正火，感觉在这个节目组工作会“又有钱又有名”。现实是，她茫然道，“成天没什么事可做，每月就那三千块钱，什么时候才能买房子啊”。就在我们田野调查期间，她找了一家网络公
43、司，跳槽到那里“凑合”去了。 51 我们也许可以说这是个幻想做记者但一直没有入门的人，在这个行业的正门口徘徊了几时就走了。这与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位找到了自己“职业感觉”的记者和郭月截然不同。 记者与所在组织的互动形成了一个媒体组织的气氛或文化。某报因为记者、编辑大都比较年轻，很有闯劲，新闻竞争意识也很强，他们自认为报社的文化是狼群文化，结果，报社的人说，记者、编辑中“女强人”多，单身、离婚的多；该报虽然级别不高，但名声很大，又处在一中心城市，自然吸引了有志的年轻人。一位外地年轻人就辞去工作，应聘到了该报。这一举动，不仅令她的朋友们羡慕，她自己也很满意。 52 但是，在一家电台，情况就不同。一些员
44、工称之为 “腐朽的环境”保守、陈旧、贫穷。一位从地方电视台到该台工作了 7 年的记者说，他不会一直在该台工作，当初是看中北京这个环境，只是不知道电台的体制是这样的。在该台一些部门，记者炒股相当普遍，中午时，他们常聚在电脑前交流炒股心得。问起来，也不为别的，就是想挣点钱，因为比上班来得轻松。 53 记者炒股在不少收入状况尚好的地方媒体也十分普遍，而且赚钱并不是唯一目的，相当多的人也是当作排遣，因为“工作反正就那么回事儿”。 54 可见，在有的传媒组织，新闻人的身份认同受到极大冲击，新闻工作的理想主义蒙上了现实的尘埃。 新闻从业者与所属媒体组织产生心理距离并不仅仅因为机会不多和回报太少。这两者之间
45、的关联其实是表象，根本的是新闻从业者专业人士的身份认同得不到尊重，而这又由于在媒体组织和新闻从业者个体之间的关系上，现在的体制将天平一边倒地倾斜到了组织这一方，造成新闻从业者的组织与专业身份认同的极度不平衡。比如在新闻调查组，绝大多数员工是聘用的，而且聘用的条件非常苛刻，完全没有工作稳定的保障，也没有任何福利，但是，这些人愿意在那里干，有些一干就是多年，没有北京户口，没有进入编制。这其中的原因有中央电视台的地位和新闻调查栏目提供的实现职业理念的空间。从体制的角度而言，这失衡的原因就是央视有国家赋予并保护的垄断地位；因为它的垄断地位，它在与员工的关系上也是掌握主导权力的一方，完全没有讨价还价（b
46、argain）的需要。 55 新闻从业者也没有任何集体讨价还价（collective bargaining）的可能，因为，官办的“专业组织”完全没有把保障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人士地位与应有的回报作为自己服务的内容。前面提到的那位对于进了某报工作很满意的年轻记者，在经过两年仍然无法转正后，虽然为受到重用、能负责每周两、三个版的组稿和编辑而满意，却不得不考虑能在这里“混”多久的问题，觉得“不能老以实习记者的身份呆下去，应该有份稳定的工作”。 56这种制度上的权力失衡在消磨新闻从业者的组织忠诚，令有些人不得不选择“跳槽”。更为严重的是，官本位的宣传制度在摧残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身份认同，令他们对于新闻工作失
47、望。比如，在某电台的采访部，记者们聊天，说到稿件不能发，会愤懑地说，“有时想想，不如回家抱孩子去”。一天一位部主任在办公室里踱步，看看两个实习生，突然冒出一句，“毕业后最好别做新闻，没意思，做什么都比做新闻好”。 57 在很多单位，新闻从业者报的选题会被无情否决，精心制作的节目会被“枪毙”，而且通常没有申辩的可能。 58 因为这种情况出现的频率太高，有的新闻从业者会因此伤心得痛哭流泪。以宣传为核心的传媒垄断制度和媒体行政级别的区分，使很多新闻从业者根本没有机会按照专业理念报道新闻。比如，成都电视台的主持人郭月能够成为第一位走过川藏线的女电视记者，参与拍出了极受欢迎的 10 集专题片在三千里川藏
48、线上，但在 1997 年 6 月 30 日晚，她无论如何无法进入天安门广场，现场报道庆回归的场面，原因无非就是，她来自行政级别太低的市电视台。 59 即便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组，比例太高的选题被否决也令他们疑虑，究竟中国目前是否已经具有了真正做“调查报道”的条件？新闻调查还能生存多久？ 60可以这么说，在有些媒体，也就是给了新闻从业者比较充分的自主空间、比较合理的回报的组织，新闻从业者成名机会更大，组织忠诚意识更强，专业水准也更高。在中国大多数媒体，这种以新闻专业主义为模式的组织和新闻从业者个人之间的关系尚未建立起来，新闻从业者并没有得到专业人士所应当有的尊重（包括物质回报和工作稳定）和权
49、力（包括工作中的自主和与媒体组织讨价还价的独立专业人格）， 61 因此，专业主义理念的实践不仅在不同媒体之间有很大差异，而且总体来说是在夹缝中挣扎，不仅先天不足，而且后天营养不良。2. 行业内外：“名流”的诱惑和社会期待的囚禁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中还有行业内外的互动，它源自行业内专业衡量体系与行业外的社会期待之间的张力。其实，早年张季孪所担忧的“成名”之诱惑就远远超出行业的范畴，他指的是在社会上的知名。在以电视为代表的流行文化时代，这种“专业成名”与成为“社会名流”或“文化名人”之间的紧密关联尤其突出，很多著名新闻工作者同时也是通俗文化的“偶像”（icon）。 62 因此，作为象征体系的专业成名，所表述的也不仅仅是行内的专业话语，而且是流通于通俗文化领域的新闻从业者身份认同的文化再现（cultural representation）。谁是新闻从业者？他们是群什么样的人？他们在做什么和应当做什么？他们具有和应当具有哪些文化和社会特征？对这些问题，不仅行内的专业话语，而且社会的非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