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合作的想象合作的想象美GeorgeE.Marcus/着,钱好,王文渊/译(1.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关国厄湾;2.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 ,云南昆明,650091;3.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媒学院,北京,100024)摘要:对民族志进行反思的过程,包括了对田野研究中民族志学者与当地报告人之间的合作关系的重新思考和定位,对与民族志文本伴随始终的想象特质的正视和承认,以及对民族志所承担的任务和作用的重新认识.在全球化的“-3 下,人类学的民族志是民族志学者和对自己的角色有主见,有认识的地方合作者共同制造的想象,而民族志的功能则是对这种合作的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作为一个媒介而不是真理的知识,让人们能够
2、了解,研究这种合作关系.关键词:多点民族志;合作;想象;超民族志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7)O40001 一 O7引言1972 年到 1974 年间,我在波利尼西亚西部的岛国汤加王国进行田野调查.当年我的田野调查绝对遵循了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的那种奠定了现代社会文化人类学基础的研究方法;也受到了克利福德?格尔兹在 2O 世纪 6O 年代的学术主张的深刻影响.在我研究卡瓦(Kava)仪式,亲属关系,土地权属 ,不同社会阶层间的交换,以及作为 19 世纪早期现代主义者的汤加王国的基督徒等诸多问题时,我十分关注的是文化的变迁和一个呈现在我面前
3、的逻辑清晰而完整的“他者 “世界.但是,就在 3O 年后,当人类学家们将文化变迁作为“他者“ 来进行单纯的民族志讨论时,却很少有人愿意就当代社会展开调查研究.的确,哪怕是在我生活于汤加村落的 2O 世纪 7O 年代,我也能清楚地意识到,那时的汤加社会已经被一个时代性的移民过程所肢解甚至被国际化了.移民到夏威夷,墨尔本,奥克兰,斐济和北加州的汤加人,在人口,财富,文化活力及创造力方面,和他们弱势的故土亲属相比,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优势可言.故土汤加也不过是一个搭建在西方国家模式之上的王国.诚然,那时候的移民研究已经有颇多建树,但大都囿于“冷战 “发展研究的桎梏之中.而且那时候的确一收稿日期:2oo7
4、0112.作者简介:GeorgeE.Marcus(乔治?马库斯),男,美国加州大学厄湾分校(UCIrvine)人类学教授,曾经多年担任莱斯大学人类学系教授,文化人类学杂志(CulturalAnthropology)的创刊主编,他对人类学的主要贡献是对文化理论的发挥与运用,与 JamesClifford 合作主编了影响深远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1986),并与迈克尔?费希尔舍着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 (1986).译者简介:钱好(1982 一), 女 ,云南昆明人,云南大学民族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王文渊(1974 一), 男 ,纳西族,云南丽江人,中国传媒
5、大学国际传媒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影视传媒及跨文化比较研究.1也没有任何理论概念或方法可以依循.相比之下,近几年来全球化思想,甚至是后现代主义,已经成为理解散居群体文化的现实理论基础(实际上,诸如汤加社会这样的族群,人们都活在对当代及未来社会主流思潮的双重期待之中).因此 ,我采用一种经得起时间检验并依旧具有价值的方式来研究汤加人:当在汤加国王所不能掌控的西部领土上,新的演变和动力正在悄然形成之时,从历史的和当下的时空维度,置身于其文化的“他者“ 地位.处于国际化进程中的汤加文化和社会为研究更复杂的问题提供了微观的个案参照.作为我的第一项民族志课题总结以及我的专业“ 通过仪式“, 我就汤加文化的国
6、际化和在普遍认同意义上重构的汤加王国写了一篇文章1.重构的因素包含了以不断生成的模式所呈现的汤加的亲属关系,它的岛群以及现代小型国家等.这些都已成为当下通过移民研究来探讨全球化变更的主题.尽管在“冷战 “后对此的研究已经层出不穷,但是当代信息技术,生物科学,国际金融和政府行为等诸多方面也给针对全球化变更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离开汤加后我又投入了新的研究项目中,但却一直对作为探寻人类科学的民族志实践保持了旺盛的求知欲.我认识到,那些非传统的知识是可以由亲密的合作调查研究而生产出来的.对于刚人门的人类学家而言,马林诺夫斯基式的研究场景作为一种标志性的方法,依旧有着强力的支配和影响作用.同时,我也在
7、考虑,是否应该有一种新的定位和反思.我对被我称之为“多点民族志 “的关注逐渐变为引发 20 世纪 80 年代写文化2关于民族志批评和更为广阔意义上的人类学批评的转折点.这一批评针对当时的文化形式和本质,并受到诸如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等思潮的驱动,从一种非政治性质的后现代思考而演进为一种非常政治化(或者说带有教化性质)的关于全球化的当代关注.而那时候,跨学科研究似乎也成了一个热潮.应该说,在 20 世纪 80 年代,常规的实践被彻底动摇甚至是打破了,却没有代之以任何替代范例.如今我们又回到了学术研究,我们仍身陷于那个动荡时代的余波之中.比如说,人类学家一如既往地痴迷于研究文化差异,但在世纪交替之
8、后,他们也怀着对历史和文2化模式应有的尊敬而醉心于当代变迁问题.没错,但同时又怀着对解体,变异的事物的迷恋这些事物比现存的以及被明确构想出来的那些,要更加地有可预见性,或者说更加地具有生成性.的确,致力于研究事物生成的当下状况以及对尚未知晓事物的预见,已经成为关于人类学研究的最普遍的认识,而远非那种到那些经典的或有历史声名的地方及场景去“在那里“ 的马林诺夫斯基式的研究.20 世纪从 90 年代中期至今,在众多关于全球化的思考研究方法主张中,我所作的贡献就在于提出“多点民族志 “来讨论 “什么是全球化“的问题3.这看起来像是对民族志的真实性存续问题的方法论观照,但实际上它也继续为这些真实是否能
9、被维持而焦虑.迄今为止,尽管当代马林诺夫斯基或格尔兹式的民族志经验研究已日渐式微,但是应该说大部分的人类学研究项目都面临着相似的窘境,这主要是因为前述那种研究方式已经受到了严厉的批评,这使得它的可实践性遭遇了困难.对于多点民族志,早期人们的理解是,在民族志各个调查点之间的活动和迁移由于所谓的全球化带来的改变,人们从经验出发,对新的关系及变革进程进行集中深人研究.是这么回事,过去如此,现在亦然.的确,现有的以及变化中的移民研究为转型中的多点民族志提供了很好的范例.但是,关于在全球化背景下该追随什么以及如何遵循,如何追踪的问题,还有过其他一些比较新颖的提议.当然,这些提议,或者说是针对多点民族志的
10、评价,也令人类学家产生了一种焦虑,即这样一种方法势必使民族志变得单薄,从而导致对投入田野工作的强度的削减,而正是那种长期细致深人的田野工作才使得人类学研究及其相关知识建构呈现其独特价值.然而,我个人对这一问题的兴趣点是有些与众不同的,这与我对马林诺夫斯基式的田野工作的场景变化的反思以及后来我在汤加王国的调查相联系,通过对民族志书写的批评,参与到当下关于全球化问题的众声喧哗.我对“多点“ 并不抱有特别的兴趣,因为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随着调查进程的展开会有增加调查点的情况先在这里,然后到那里,再到别的什么地方我更感兴趣的问题是,民族志研究者在对特定田野点的调查工作当中,其不断变动的敏感性和洞察力势
11、必引导其带着对第一个点的想象去投入到对其他调查点的研究中去.讨论这一问题并不意味着裹足不前,而是在反思目前学科发展的危机所在,也就是针对当下的全球化背景和马林诺夫斯基式的人类学研究中所谓“知识生产“问题其直接关涉到民族志的呈现的反思.因此,我关心的是田野作业的强度和核心关系,其如何能够在那些地方化的关于分散,迁徙的想象以及传统的人类学对象的分散混乱中得以保存.应该说,民族志研究与部分的文化构形及其运作保持着密切的关联,而就这些部分在其相对应的运作领域中的定位而言,它们本然地具有了多点的及反身性的特质.这样,单凭人类学家在其所到之处的地方性际遇,他们就会被特定的研究目标推向某些“其他地方 “.今
12、天,所有的调查对象都是具反思性的超民族志学者:一方面,对那些未知的,却决定了他们日常生活的可能性的其他世界进行思索;另一方面,用 AnnaTsing的话来说4, 他们参与到了项目规模制造中而人类学家们在其传统的调查追求中往往也陷入了同样的状态.这种密切的关系或日同一性造就了变化了的工作关系,而当代民族志正奠基其上.这就是全球化变迁对传统民族志工作的原初场景所产生的影响.我想在余下的篇幅里进一步来探讨在田野调查际遇中所出现的这些变化.我坚信,这些变化可以说明,在过去 30 年中,人类学从在一种纯粹的文化变迁中找到其对象这一研究路数而转移开来的戏剧性变化.对于当今田野工作场景的讨论,我想要通过对其
13、中两个重要特征的思考而展开:一是致力于构成田野工作场景中合作关系的工作;二是对想象的理解以及对想象的结果这一民族志主要对象的理解.处于变化中的民族志合作的本质合作,从一开始就是田野作业方法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的形式.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在一些较为正式的方法论探讨以及民族志学术出版物的标准和形式的讨论中,“合作“ 的问题是被隐晦不谈的5. 民族学家与他们的报告人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rapport,一个专业的方法术语,表示融合,交友,与促成人类学家的调查研究目标相关联).当然,在专业的知识领域3和一些边缘性的出版物中,合作关系是田野故事和田野作业浪漫动机的关键所在.不过,任何研究都不
14、会依据假定的合作而设立,合作也不过被视为个体的研究者在职业协作的名义下所追求的为使其数据资料在项目框架中显示权威性的一种手段而已.通过对包括民族志怎样脱胎于田野工作等问题在内的书写方法的批评检视,写文化一书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最终将那种合作关系在经典民族志资料获取过程中的复杂性揭示了出来.人类学家们对诸如田野调查的过程,其政治色彩,以及它的历史性的过失等问题,变得非常地有的人会说是过度地反省了.合作的田野工作的历史,这其实在个人的田野工作笔记及资料中是不难发现的,由此被加以了深层的反思.围绕着民族志知识生产的合作关系这一核心,彰显自我意识的,反身性的等类型的民族志纷纷出现,尽管有人已经感
15、觉到这种类型的作品已经实在太多了,但其至今仍然是富有创造性的写作类型.更为关键的是,80 年代之后,这种趋势已经没有回转的余地了.合作,作为田野工作的道德及方法层面的核心,总体来看,可以说其作为一种连接研究者和调查对象的和谐语言已经不再那么完美了,而且作为民族志描写的基本的分析语言也不是那么简单客观了.诚然,合作是被作为批评性争论的策略而不是方法改革或创新的计划被提出来的.因此,关于民族志的合作问题,并不存在什么规范或预期标准可言.而且,民族志立身的基础平台如今也已然发生变化.在传统意义上,民族志中的合作的场景存在于人类学家及作为“他者“的研究对象之间,目的是去描述,阐明作为二者共同兴趣点的“
16、他者 “的内部文化世界 .然而这种共同的兴趣是在人类学家翩然而至,并将其调查研究计划强加于他的主要报告人时才明白地呈现出来的.对于那些当地的合作者来说,除却研究的客体正是他自己的文化一种在某场所,某地方,某社区中鲜活可见的生活形式之外,也许这一合作关系还包含有其他的东西.人类学的道德研究已然关注了这种调查的核心关系中的力量差别问题.这种合作关系是由局外人引发建立的,其具有单向的功利性或符合双方共同兴趣和利益;同时局内人对这种关系也是心知肚明的,甚或处于一种反思的,超民族志性质的定位.局外人的到来提供了合作的一整套基础理论和相关术语.局内人则配合局外人的获取资料的计划方案,而把自身文化表达呈现出
17、来.这种和谐的合作关系,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批评中被彰显出来,但仅此而已.实际上,我们可以说,80 年代的批评具体地阐明了一个更为丰富,差异更为细微而一直被传统所压抑的观点.也可以说,反思民族志是从审美的和理论的层面上回应了马林诺夫斯基式的合作那种怀有某动机企图的局外人与局内人超越了文化差异界限的协作关系.在过去 30 多年里,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悄然兴起,其不但反映了在那些投身于研究的学者中产生的思想变化,也反映了当今世界大部分潜在的民族志对象表达自身的方式的变化.当然,这两个层面的变化并非互不相干.调查者和调查对象之间的这些平行的变化转而与从不同立场体验到的全球化变迁的一般矢量联系在一
18、起.这样,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就有了一种本质性的亲和力,并切实转化为了推进民族志发展的一种原动力,同时不断促发着不同类型的合作.在田野调查合作场景的可选择性结构中,人类学家和从前的“他者“ 现在认知伙伴结成了同盟.他们共同意识到了驱使他们合作的兴趣点存在于某个其他的“第三处 “一个充满好奇,惧怕,不安的对象和一个对媒介机构的思考这个媒介机构存在于他处,但在今天的田野调查场景中又是很重要的因素.特定区域的文化变迁如何说明那样的关系依旧是个悬而未决的论题,但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关系在特定场景下是如何构建起来的问题的意义远比一直以来民族志学家所关心的如何进人当地合作者的文化的问题要深远得多.现在,合作甚至被视为是两个局外人被一个共同关心的对象联系到了一起,并由此而在某种可能的假想范围内展开了带有投机色彩的调查研究.这些想象,在我看来是人类学家及其合作伙伴之间的某种知识协商的形式,并以其为民族志的原始资料数据.这就是我试图要描述的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的田野工作场景的大致图景,其核心关系被标注为共谋(complicity), 不管是好是坏,这也算是协作(rapport) 的一个替代术语吧 .正如我曾谈到的:共谋,作为在多点民族志框架内对协作的替代,应该被主要理解为一种标志着民族4志学者在田野调查中所致力追寻的知识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