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1 年乔治阿克尔洛夫 迈克尔斯彭斯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充满不对称信息市场进行分析斯蒂格利茨的不对称信息理论与阿克洛夫的“柠檬”原理及斯彭斯的劳动市场模型等相关理论构成了当代微观信息经济学的牢固基石。这不仅在西方，而且在广大发展中国家都具有广泛的现实意义。微观信息经济学用博弈论来研究信息的不对称性，博弈论的意识贯穿微观信息经济学的始终。尽管博弈论方法不是微观信息经济学的惟一工具，但微观信息经济学是对博弈论的实际应用，力图促使人们从由于信息失真、信息阻滞，尤其是信息不对称而陷入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让社会经济更好地运转。阿克洛夫、斯彭斯与斯蒂格利茨在以往 20 余年的研究中，为不对称信息经济学市
2、场理论的探索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并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的激励机制与市场均衡等微观信息经济学理论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阿克洛夫阐明，信息的不对称性可以导致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当放贷者或买车者拥有非完善信息时，赖账者和卖劣质车的人就会把市场上处于他们那一方的其他人都排挤出去，从而扼杀了本来对双方都有利的交易。而斯彭斯则说明在这种市场状态下，知情的经济行为人通过采取可观察但代价高昂的措施，向不知情的经济行为人发布关于他们私人信息的信号，从而增加他们自己的市场成果。因此企业的管理者会宁愿承担额外的纳税成本，来显示企业具有较高的盈利能力。斯蒂格利茨则进一步表明，不知情的经济行为人可以针对某项具体的交易，向知情
3、的经济行为人提出各种相互替代的合同以供选择，从而间接地获取信息，亦即所谓的借助自我选择对交易者进行甄别。于是保险公司可通过提供各种保险条款，将客户按风险等级进行分类排队，如较低的保险费率能换成较高的付赔额度。阿克洛夫的名著“柠檬” 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 ，堪称对微观信息经济学理论作出突出贡献的单篇论著，其所有特征均显示出是真正具有重大启迪性的文献。该文献论述了一个简明而广泛适用的设想，并为其大量被采用的前景提出了诸多有趣的启示与论点。阿克洛夫既指出不对称信息问题的普遍性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与深远影响，又阐明私人信息怎样导致市场机制的失灵。这涉及到老年人购买医疗保险时所遇到的困难以及各种
4、劳工市场的社会隔离问题等诸多案例。阿克洛夫特别强调微观信息经济学理论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应用。例如他关于逆向选择的案例，就举的是 20 世纪 60 年代印度信贷市场的例子，说明那里的放贷者获取的利息率往往是大城市的两倍。他断言，该原理（逆向选择）其实能用来阐释诸多经济制度。他的预言与远见得到验证，他的分析方法启动了一个全新的微观信息经济学理论的探索，即经济制度怎样才能减轻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良后果，其论点可用一简例来说明：假设某商品有高、低两种质量，数量的固定比例为 与 1-。所有购买者对两种质量评价一样：一单位的次品值 WL美元，而一单位的高质量产品值 WHWL美元。每个销售者对其所出售的产品的
5、质量是了解的，并且对产品的评价是，每单位低质量产品为 VLWL 美元，每单位高质量产品为 VHWH 美元。若低质与高质各单位存在相互分离的市场， VL和 WL之间的每一种价格都会引起低质单位市场上买卖双方互利的交易， VH与 WH之间的每一种价格，则都会引起高质量单位市场上买卖双方互利的交易。但若市场无规章制约，买主无从看出产品质量，低质商品的卖主将随心所欲地到高质单位的市场上进行交易。若果真如此，卖主对高质单位所定的价格高于消费者的平均估价。这一状况可用数学上的不等式 VH W 表示，其中，W=WL+(1-)WH。若交易按这种情况发生，买主对产品质量的理性预期就会恰好等于 W。斯彭斯阐明市场
6、上经济行为人怎样借助发布信号以抵销逆向选择的影响。他的论著均以受教育程度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信号。斯彭斯认为，对整个社会来讲存在一个效率最高的信号均衡。他的信号模型形成了一个博奕论的探索高潮。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斯彭斯为了区分其模型中的各种信号均衡而构建了“纳什均衡”的诸多明细化理论。他进一步验证了其他均衡的存在，诸如，使所有求职者都不愿意接受教育的均衡。如果雇主认为并不是由受教育程度来反映生产率信号，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市场上所有求职者的平均生产率不论受教育程度高低都是：W=WL+(1-)WH。这样一来，雇主给予所有求职者一个相当于 W 的工资水平，而所有求职者最好的策略是选择最低教育水平 SL=0，
7、通常是能实现雇主的上述设想的。斯蒂格利茨等的名著竞争性保险市场的均衡 ，可算是阿克洛夫与斯彭斯后续研究文献的最好拓展，堪称有关“逆向选择”的经典性论著，其中发现可能有“混同均衡”与“ 分离均衡”两种类型的均衡。斯蒂格利茨等对均衡的分类，已成为现代经济学中的公认标准：不仅是信息经济理论的标准概念，而且是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典型概念。其理论观点在目前学术界一直保持着非凡的影响力。阿克洛夫、斯彭斯和斯蒂格利茨的分析框架，构成了当代微观信息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内容。不少经济学家运用并拓宽了三位学者原创的理论模型以分析组织与制度，货币政策与就业政策等宏微观经济学问题。他们关于市场和信息不对称的分析，对现代微观信
8、息经济学理论具有巨大的导向性。其研究成果使人们能深入理解现实市场上的诸多现象，而这些现象在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是难以被全面阐释的。同时，从其模型还可看出，诸多社会规制的出现旨在消除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从金融市场到产业组织乃至社会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这一理论模型的应用范围极为广泛。2002 年丹尼尔卡尼曼（心理经济学）把心理研究的成果与经济学融合到了一起，特别是在有关不确定状态下人们如何作出判断和决策方面的研究丹尼尔卡纳曼将心理学研究的视角与经济科学结合起来，成为这一新领域的奠基人。在他之前，经济学和心理学在研究人类决策行为上有着极大的区别：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外在的激励形成人们的行为，而心理
9、学恰恰相反，认为内在的激励才是决定行为的因素。卡纳曼在不断修正“ 经济人” 假设的过程中，看到了经济理性这一前提的缺陷，也就发现了单纯的外在因素不能解释复杂的决策行为，由此正式将心理学的内在观点和研究方法引进了经济学。卡纳曼最重要的成果是关于不确定情形下人类决策的研究，他证明了人类的决策行为如何系统性地偏离标准经济理论所预测的结果。首先，他论证了在不确定情形下，人们的判断会因为依照“倾向于观测小样本”形成的小数法则行事，或因为对于容易接触到的信息的熟悉和对主观概率准确性的盲目偏信，而导致决策行为系统性地偏离了基本的概率论原理。其次，在与特维斯基的合作中，他系统地陈述了“预期理论”。与公理式的“
10、期望效用理论”相比，描述式的“ 预期理论 ”能够更好地解释“阿莱斯悖论 ”（Allais Paradox） ，并且用基于参考水平的两步决策假说解释了人们厌恶损失的心理，解决了过去“期望效用理论”不能解释人们明显的风险偏好行为，完善了在不确定情形下的人类决策行为理论。卡纳曼的研究激发起新一代的经济学和金融研究者将认知心理学的观点应用于人类内在的行为动机的研究，掀起了行为经济学和金融学的研究热潮。卡纳曼早就发现了人们决策不确定性，即人类的决定常常与根据标准的经济理论作出的预测大相径庭。1979 年，他与已故的阿莫斯特沃斯基合作，共同提出了 “期望理论”。该理论是行为经济学的重要基础，能更好地说明人
11、的经济行为。他们通过实验对比发现，大多数投资者并非是标准金融投资者而是行为投资者，他们的行为不总是理性的，也并不总是回避风险的。投资者在投资账面值损失时更加厌恶风险，而在投资账面值盈利时，随着收益的增加，其满足程度速度减缓。期望理论解释了不少金融市场中的异常现象：如阿莱悖论、股价溢价之谜以及期权微笑等。卡纳曼关于决策过程的“拇指规则”理论对研究证券市场经常无缘无故地大起大落很有帮助。他的其他行为经济理论还解释了为何人们省几个美元宁愿开几十公里车去买便宜货，而不愿就近购买较贵的商品，虽然这样他们会节省一些钱(汽油费等) 。弗农史密斯（实验经济学）为实证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发明了一系列的实验方法，从
12、而为对经济学进行可靠的试验确立了标准。弗农史密斯认为，经济学曾被人们相信是一种非实验性科学的原因只不过是几乎没有人试过或者在意过。米塞斯的观点当时是广为通行的，直至今日仍然经常遭遇这种观点。查尔斯 霍尔特，一位杰出和领先的实验学家曾被他的顾问警告说，实验经济学“曾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寿终正寝的死者，而且将是在八十年代寿终正寝的死者”。实验经济学所涉及的实验设计是以人为研究对象来支持或反驳经济模型和理论的预测能力。这些实验也已经被用来与博弈论的方法（即纳什均衡）进行比较，解释经济决策者（实验中的研究对象）的行为。比如说博弈论表明纳什均衡对于自愿贡献的公共物品所提供的方案是等待“ 搭便车” ，因此
13、不要为公共物品进行奉献。而实验经济学家则允许经济学家判定这一均衡是否与人类行为相一致，最后经济实验还被设计成能够测试经济模型中消费者和生产者假定的方法。参与研究的学生们可以选择一个经济模型或博弈模型，并且利用见习船员扮演经济代理人的角色来设计一个实验。这些实验结果将要进行分析，通常采用统计方法，并且要与理论模型所预测的结果（或假定）进行比较。史密斯奠定了实验经济学的基础。他将经济分析引入实验室，发展了一系列的经济学实验方法，并为通过实验进行可靠的经济学研究确定了标准。早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史密斯就发展了经济学领域的“风洞实验”，提倡在实施经济政策前可以先在实验室里进行模拟运作，例如在决定是否放开
14、电力市场、是否对公共部门实施私有化等问题上进行实验等。史密斯的研究成果对确立把实验方法作为经验主义经济分析中的一个必需的工具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他的许多实验被奉为经验经济学的典范。“由于社会经济行为十分复杂，仅凭传统经济理论很难评估它们的效果，因此这种实验方法很有用。 ”他的选择性市场机制实验表明，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不一定要有大量买主和卖主；一个拍卖者的预期收入依赖于他选择的拍卖方式等。2003 年罗伯特恩格尔（计量经济学）建立了描述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时变波动性的关键概念：自回归条件异方差（ARCH） ，并发展了一系列波动性模型及统计分析方法建立了描述经济时间序列数据时变波动性的关键概念：自回
15、归条件异方差(ARCH) ，并发展了一系列波动性模型及统计分析方法。瑞典皇家科学院称他不仅是研究员们学习的光辉典范，而且也是金融分析家的楷模，他不仅为研究员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工具，还为分析家们在资产定价、资产配置和风险评估方面找到了捷径。 作为一名时间序列分析专家，恩格尔以擅长动态经济金融现象的经验模型分析而著称。他的研究足迹从早期的波段谱回归、假设检验和外生性，一直遍及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的协整分析、 ARCH 模型分析、以及金融资产收益数据的超高频分析。 作为近 20 年来金融计量领域的重要开拓者，他对金融市场分析长期持有浓厚的兴趣，在金融计量经济学的兴趣涉及金融市场微观结构、权益
16、资产、利率、汇率和期权等。在恩格尔看来，随着电子化交易的发展，未来的金融计量经济学可以使金融市场的做市商、经纪人和交易者，借助于统计分析，自动地根据特定市场环境和目标做出最优的策略。 克莱夫格兰杰发现非稳定时间数列的特别组合可以呈现出稳定性，从而可以得出正确的统计推理，并据此提出了根据共同趋势进行经济时间数列分析的方式很多的宏观经济时间序列是非稳定的：一个变量，比如 GDP，有一个长期发展变化的趋势而在该趋势中暂时性的扰动又会影响这种长期趋势。与稳定的时间序列相反, 非稳定性序列没有明确的趋向，不会返回一个常数或者一个给定的趋势。长期以来，尽管事实是宏观经济序列常常是非稳定的，但研究者只能使用
17、用来研究稳定序列数据的标准方法。1974 年，格兰杰 (及其同事保罗牛鲍德) 发现非稳定变量间关系的估计可能会产生非理性的结果，因为这种估计错误地揭示根本不相关的变量却显著相关。( 上述方程中，如果随机误差项是非稳定的，问题就会随之产生。标准检验也许显示 b显著非 0。然而事实上其真值应该为 0。)类似这样的统计陷阱(statistical pitfalls)也可能在如下情况下导致令人误解的结果：即变量间事实上确实存在一定的关系。特别地，要在非稳定时间序列中区分暂时的和持久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例如经济理论假定，长期而言一个较强的汇率应该和相对较慢的价格增长有关，因为通过共同货币(common
18、currency)表述的价格不能相互偏离太远。但是就短期而言, 预期以及资本运动对汇率的影响如此之广泛以至于标准方法对精确估计变量间长期关系无能为力。过去处理这种非稳定数据通常是用统计模型来描述变量的差分(differences)，亦即增长率(rates of increase)。比如我们可能会估计货币贬值与相对通货膨胀的关系而不是使用汇率和相对物价水平这样的变量。如果这样的增长率确实是稳定的，那么传统方法就可以提供有效的结果。然而即使一个完全基于差分的统计模型能够捕获短期的动态规律，它对于描述变量的长期共变(covariation) 方面却显得苍白无力。这是因为非常不幸的是经济理论往往不是以
19、经济变量的差分建构而是以经济变量本身为基础。由于非稳定数据的这些特征，要发现变量隐藏于短期波动“噪音(noise) “之下的潜在的长期关系是一件极富有挑战的工作。格兰杰的工作就已经找到了一种统计分析方法。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发表的论文中，格兰杰发展了一些新概念和统计方法来函盖短期与长期趋势。这些方法以及有效统计推断的关键是他发现将两个(或多个) 非稳定序列用特别的方式合并(specific combination)在一起将会产生一个稳定的序列。经济理论通常会非常精确地做出如下预言：如果两个经济变量间有某种均衡关系(equilibrium)，在短期内它们可能会偏离均衡状态，但是长期而言它们将向
20、均衡状态调整。例如，传统理论预言汇率长期而言是均衡的, 这里以共同货币表述的物价水平相互平等(on parity with each other)。格兰杰创造了协整(cointegration)这一术语以描述非稳定变量的稳定合并。格兰杰还发现协整后的变量交互动态(joint dynamics)可以用一个所谓的误差修正 (error-correction)模型来表示。这种模型不但在统计上是良好的，而且还能够给出一个有意义的经济解释。比如，汇率和物价方面的动态变化是由两种力量同时推动的：一种熨平偏离长期均衡汇率波动的倾向，和围绕着这种走向长期均衡的调整之路的短期波动。如果没有强大的估计和假设检验(
21、estimation and testing of hypotheses)统计方法，协整这个概念在实践中没有任何用处。格兰杰和恩格尔在 1987 年共同发表了一篇具有广泛影响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们介绍了这些方法。包括对误差修正模型的两步法参数估计和对非稳定变量没有协整关系的假设检验。这些方法经梭伦.约翰逊(Sren Johansen )改进后发展成为现在的标准方法。在此后的研究工作以及和其他研究人员的合作中格兰杰在很多方面拓展了协整分析，包括处理季节性序列(又叫季节协整 )的能力和处理那些只有偏离超过一临界值才向均衡位置调整的序列的能力 (称为临界点协整 )。格兰杰的工作已经改变了经济学家处
22、理时间序列的方式。今天对于动态计量模型的详细描述，稳定性以及协整检验是日常使用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协整分析已被证明在下述环境下特别有价值，即短期动态受随机扰动的影响巨大而长期变化却要同时受制于各种均衡经济关系。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汇率与物价水平的关系。其他例子包括消费与财富的关系 (尽管短期而言消费变化比财富要平稳的多，但长期而言二者必须达到一致) ，红利与股票价格的关系(长期来说股价依赖红利的变化，但短期波动比红利的波动要大得多) 以及不同票据的利率。2004 年芬恩基德兰德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有关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难题”和商业周期的影响因素基-普认为，政府花费大量成本来稳定经济，但其结果很
23、可能于经济不利。经济波动是在完全竞争环境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技术冲击进行调整的最优反应。经济周期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本身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基本趋势的波动，即周期不是对均衡的偏离，而是均衡本身暂时的波动，既然是均衡，便具有帕累托效率，不存在市场失灵。因此，旨在熨平经济波动的政府干预只能改善一部分人而不是所有人的福利水平。所以，普雷斯科特指出：“这项研究的政策含义是，为经济稳定性而付出代价高的努力很可能是反生产的。 ”基-普认为货币供给是内生的，产出波动自然会引起货币供给的波动。货币服务是银行部门生产的产出，其数量随着真实经济的发展而上升或下降。其它部门产出的增加，将增加对交易服务的货
24、币需求；银行系统会通过创造更多的货币对此做出反应。这种货币的增加来自于对货币的内在需求，而不是外部货币政策的变动。从而，货币数量的变化对经济没有真实影响，即货币是中性的。基-普对经济周期别具一格的理解角度，有助于更深入地认识经济周期的规律。技术等实际因素的强调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总供给的作用，从而能够更全面地认识宏观经济中的决定力量。RBC （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自诞生以来就伴随着争论。RBC 蕴含的政策无效理论更使得一些在政府部门和中央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家感到无所适从。RBC 的缺陷也不少，模型只分析一种波动来源，即生产率的变化，而对现实中很多因素(例如货币、税收、偏好等) 欠缺考虑。二十 世纪八十
25、、九十年代，RBC 针对质疑和抨击予以回应和拓展，在假设前提、模型结论等方面进行了新的修正和完善。但是，这些并不影响 RBC 作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重要进展之一而对经济学未来发展的意义。基-普的另外一个突出贡献是最早将博弈论引入宏观经济学中，讨论了宏观政策的时间一致性(time consistent)问题。宏观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是指使经济达到完全竞争、有效率的均衡状态的最优经济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仍然是最优的。基-普 (1977)研究了经济政策与居民预期之间的交互影响。他们发现，居民在做出当期决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政府当期和以前的政策选择，而且要考虑政府将来会采取什么政策，以及自己的选择会对政府
26、将来政策选择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假定最初政府制订了它认为最优的政策，但在随后的时期内并不一定停留在最优状态。因为在新情况下，政府可以随时改变政策，公众并没有能力约束政府的行为。政府经过重新考虑选择的最优政策与最初的最优政策存在一定的差异，这种事先与事后最优之间的差异就会形成最优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基-普考察了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直观地看，是否存在时间不一致问题决定于个人与社会的偏好是否一致。当个人偏好与社会偏好一致时，政府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策与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是一致的，政府的最优政策能够引导个人的行为，政府没有必要随机地改变政策，宏观经济政策是时间一致性的。当个人偏好与社会偏
27、好不同时，会出现时间不一致问题。但是，由于个人和社会关心的内容不同，两种偏好相互矛盾的情况是很多的。基-普进一步分析了解决时间一致性问题的办法。他们指出，由于经济个体对未来经济政策的预期会影响其当期决策，只有经济个体预期的未来政策规则恰恰是政府当期的最优政策制定规则时，经济政策才是动态一致的。用技术的语言来说，如果在有约定的情形下得到的均衡解与在没有约定的情形下得到的均衡解一致，就不存在最优政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所谓有约定是指这样一种决策环境：政府首先一次性地选择一种政策，然后单个经济人决定自己要采取的行动，这种情形等同于公众有某种手段迫使政府遵守事前的约定。而没有约定的决策环境可以描述为：个
28、人首先选择自己的第一期行动，然后政府选择自己的第一期行动，接着个人再选择自己的第二期行动，如此循环往复进行序列决策，这种情形意味着公众缺乏有效手段约束政府的行为。基-普的工作奠定了经济政策可信性和政治可行性研究项目的基础。这一研究项目的结果在过去十年对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改革和货币政策的设计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基-普为宏观经济学提供的建模方法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Dynamic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以下简称为 DGEM),推动了宏观经济学向动态宏观经济学(Dynamic Macroeconomics)演进。经济系统内的许多变量，如经济人的目标函数、储蓄和投资等的任何分
29、析都涉及到时空问题。显然，仅从静态角度研究这些变量是不够的。动态分析方法，从微观经济主体的最优化行为出发建立模型，使对变量的分析更加符合实际情况。DGEM 奠定了当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标准研究方式。1996 年，基- 普在计算试验:一个计量经济学的工具一文中对该标准方法进行了系统的概括。 “它把宏观经济学模型引入了新的领域”， “建立一个最贴近现实的模型：一个被充分描述的随时间变化的人为经济，从而逼真地模拟实际经济的时间序列行为(卢卡斯 )。 ”另外，在经验应用方面，基-普也提供了一种与传统的计量方法不同的技术，即校准(calibration)技术，该技术强调将模型经济的模拟结果与实际数据的统计
30、结果进行比较，进而依据差异对模型的结构和参数等进行调整，以完善模型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2005 年罗伯特奥曼 托马斯谢林通过博弈理论分析增加了对合作与冲突的理解，倡导和发展了理性预期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运用理论，深化了人们对经济政策的理解，并对经济周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一般认为，博弈论始于 1944 年。数学家约翰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经济学家奥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合作出版了 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一书，概括了经济主体的典型行为特征，提出了策略型与广义型(扩展型 )等基本的博弈模型、解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奠定了博弈论大厦的基石，也标志着经济博弈论的创
31、立。199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纳什(John Nash)、泽尔腾(Reinhard Selten)、海萨尼(John Harsanyi)在非合作博弈方面的贡献进一步增加了博弈论的适用范围和预测能力。 谢林和奥曼这两位学者的工作又进一步发展了非合作博弈理论，并开始涉及社会学领域中的一些主要问题。他们分别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奥曼从数学的角度、谢林从经济学的角度，都感到从博弈论入手有可能重新塑造关于人类交互作用的分析范式。最重要的是，谢林指出，许多人们所熟知的社会交互作用可以从非合作博弈的角度来加以理解；奥曼也发现一些长期的社会交互作用可以利用正式的非合作博弈理论来进行深入分析。 谢林的博弈理论建
32、立在对新古典经济理论分析方法突破的基础之上，与主流的博弈理论在研究方法和侧重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从而完善、丰富和发展了现代博弈论。 在其经典著作冲突的战略一书中，谢林首次定义并阐明了威慑、强制性威胁与承诺、战略移动等概念开始把关于博弈论的洞察力作为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来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并对讨价还价和冲突管理理论作了非常细致的分析。讨价还价理论是谢林早期的主要贡献所在。尽管当时谢林并没有刻意强调正式建立模型问题，但是他的很多观点后来随着博弈论的新发展而定形，而他所定义的概念也成为博弈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比如，完美均衡概念中的不可置信威胁就源自谢林的可行均衡概念。 2006 年埃德蒙费尔普斯研究宏
33、观经济跨期决策权衡领域，有助于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通货膨胀与事业预期的关系、经济政策短期影响与长期影响之间的关系费尔普斯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包括就业、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储蓄、公债、税收、价格、工资、微观主体行为、资本形成、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他最有成就的领域 经济增长问题，被誉为 “ 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缔造者 ” 和 “ 影响经济学进程最重要的人物 ” 之一。费尔普斯教授最重要的贡献在于经济增长理论。费尔普斯上个世纪 60 年代后期对当时盛行的 “ 菲利普斯曲线 ” 理论提出了挑战。根据当时的这一理论，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即此消彼长的关系。费尔普斯指出，
34、通货膨胀不仅与失业有关，也与企业和雇员对价格和工资增长的预期有关。2007 年埃里克马斯金 罗杰迈尔森 莱昂尼德赫维奇为机制设计理论奠定基础概括的说，经济机制理论所讨论的问题是，对于任意给定的一个经济或社会目标，在自由选择、自愿交换的分散化决策条件下，能否并且怎样设计一个经济机制(即制订什么样的法律、法则、政策条令、资源配置等规则)时的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个人利益和设计者既定的目标一致。设计者可以大到整个经济社会的制度设计者，他的目标是社会目标，小到 只具有两个参与者的经济组织管理的委托人，他的目标是自己的最优利益。经济机制理论包括信息理论和激励理论，并用经济模型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说明。经济机制理论
35、的模型由四部分组成：a.经济环境；b.自利行为描述；c.想要得到的社会目标；d.配置机制（包括信息空间和配置规则） 。 机制设计理论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信息成本问题，即所设计的机制需要较少的关于消费者、生产者以及其他经济活动参与者的信息和 信息（运行）成本。任何一个经济机制的设计和执行都需要信息传递，而信息传递是需要花费成本的，因此，对于制度设计者来说，自然是信息空间的维数越小越好。 二是机制的激励问题，即在所设计的机制下，使得各个参与者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能够达到设计者所设定的目标。在很多情况下，讲真话不满足激励相容约束，在别人都讲真话的时候，必然会有一个人，他可以通过说谎而得到好处。 那
36、么，什么时候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机制下人们愿意讲真话呢？只有当社会选择的规则只 照顾一个人的利益的时候，这个人才有动力讲真话，这时，其他人讲假话没有什么好处，讲真话也没有什么坏处，讲讲真话也无所谓。这就是吉巴德- 萨特斯维特的操纵定理所反映的事实。即通过虚假显示自己的偏好可以操纵最后结果以使自己得利。在个人经济环境中，在参与性约束条件下（即导致的配置应是个人理性的） ， 不存在一个有效的分散化的经济机制（包括市场竞争机制） ，能够导致帕累托最优配置，并使人们有动力去显示自己的真实信息，也就是说，真实显示偏好和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是不可能同时达到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愿意讲真话，那就意味着讲真话是他的
37、占优策略。因此，在机制设计中，要想得到能够产生帕累托最优配置的机制，很多时候必须放弃占优均衡假设，即放弃每个人都讲真话办真事的假定。因此，任何机制设计，都不得不考虑激励问题。我们要实现某一个目标，首先要使 这个目标是在技术可行性范围内；其次，我们要使它满足个人理性，即参与性，如果一个人不参与你提供的博弈，因为他有更好的选择，那么你的机制设计就是虚设的；第三，它要满足激励相容约束，要使个人自利行为自愿实现制度的目标。2008 年保罗克鲁格曼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地域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他创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解释了收入增长和
38、不完善竞争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他的理论思想富于原创性，常常先于他人注意到重要的经济问题，然后建立起令人赞叹的模型，为其他后来者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他被誉为当今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贸易理论家之一。 克鲁格曼认为，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最重要变化是贸易重要性的稳步上升，尤其是在处理市场控制能力、超额回报率以及创新和技术变革等问题时，我们都不能不慎重地考虑贸易政策。克鲁格曼尤其强调的是，必须关注贸易特征的变化。在导致国际分工的各种力量中，技术显得越来越重要。在许多产业中，竞争优势好像既不是由一国潜在的贸易特征决定的，也不是由大规模生产的静态优势决定的，而是由企业研发活动所产生的知识和
39、经验决定的。技术革新可能对其他产业部门产生外溢效应，因此它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作用需要重新估价。国际贸易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生产过程，在此过程中，一国相对便宜的商品被转化为较昂贵的商品。因此，对外贸易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完全可以由分散化的市场机制去最有效地完成。人们对市场效率的信念部分地反映了国际经济的现实状况，然而极端的自由贸易观点同样是有缺陷的。对于贸易政策基础的重新思考，提出了两种认为积极的贸易政策可以比自由贸易更能使一国受益的方法，其一是通过政府政策使国家获得较大份额的“租”；其二是通过这些政策使得国家获得更多的外部正效应。在经济学中， “租”是指“某种要素所得到的高于该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获
40、得的收益”。它可以是某个产业所获得的高于其他部门相同熟练程度的工人所能获得的工资。新的贸易分析还认为，一国各产业之间为争夺有限的资本、劳动等资源而竞争，同时也与外国企业争夺市场，这意味着对国内某一部门的扶持或保护，将以牺牲其他部门的利益为代价。同时新的观点提出了战略性部门存在的可能。这是由于当今规模经济、经验优势以及创新在解释贸易模式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租”越来越不可能因为竞争而消失。在有些产业，资本或劳动有时会获得比在其他产业部门高得多的收益。克鲁格曼特别提到，确认战略部门的标准之一，是看这一部门是否有大量的“租”存在，即该部门的资本或劳动的回报率是否特别高。如果在某些部门中有重要的“租”
41、存在，则贸易政策可以通过让该国在产生“租” 的产业部门获得更大份额来增加国民收入。主要的贸易部门就是那些“租”不会轻易因竞争而消失的部门。比如说，如果存在大规模生产的优势、比较陡峭的学习曲线，即使该产业中现有企业能获得高额利润，支付高工资，或二者兼而有之，新进入的企业也难保证有利可图。2009 年艾利诺奥斯特罗姆因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分析，特别是对公共资源管理上的分析”获奖奥斯特罗姆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如何利用认识科学中的研究成果建立可行的模型，以探讨和解释人类在不同制度安排下的选择问题；各种制度如何产生帮助个体进行决策的信息；在不同方式的集体决策过程中存在哪些偏差和调整；在各种制度架构中的互
42、动过程里，不同的偏好是如何被放大和修正的。传统观点认为，公共财产通常难以管理，因此要么由政府集中管理，要么私有化。奥斯特罗姆的研究，则对这一观点提出挑战。她大量研究了用户自行管理的渔场、牧场、森林、湖泊和地下水域等公共资源后发现，实际上，这些公共资源的治理情况，常比理论预测的要好。她发现，这些公共资源品的使用者，往往能够设计出复杂机制，用以决策和规则执行，进而解决利益纠纷。奥利弗威廉森市场和诸如公司等层级组织代表着不同的治理结构，在解决利益冲突方面采取不同的方法。威廉森的获奖理由正是“对制度经济学的研究，特别是在企业边界方面的研究。威廉森的理论显示，企业能够扮演解决冲突的角色。过去三十年，这些
43、研究促使经济治理从经济学边缘研究成为前沿研究。 ”威廉森认为，市场和有等级的组织，比如公司，代表着解决利益纠纷方式的不同治理结构。市场的缺点是经常伴有讨价还价和争执。而公司的缺点则是，虽然集权能减少争执，但常会被滥用。威廉森认为，竞争性的市场，通常能够相对良好地运转，因为买方和卖方争执时能够选择其他交易对象。而当市场竞争有限时，公司则更有利于矛盾的解决。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所有权与管理的分离，经理人员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这种趋势既可能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也可能使经理人员的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使社会利益服从于公司的利益，即经理人员的利益。威廉森理论显然发现了仍有交易的空间和可能，这为解决
44、问题找到了一种可能。2010 年彼得戴蒙德、戴尔莫特森、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这三名经济学家凭借对“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理论的进一步分析，摘得 2010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桂冠。三人的理论可以解释许多经济现象，包括“为何在存在很多职位空缺的时候，仍有众多人失业”。三人建立的经济模型还有助于人们理解“规章制度和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失业率、职位空缺和工资”。彼得戴蒙德、戴尔莫滕森、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等对市场的分析使其可以得到这个奖项。 “市场大部分交易都是为贸易而进行的，当然会出现一些贸易摩擦，买者很难得到想要买的买品，而卖者很难找到消费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许多公司也发现会有许多工作空缺，而一些失业人员找不到适合的工作岗位。 ” 彼特- 戴蒙德等人所开发的理论是解释了市场上这种冲突，他们的理论是基于微观经济学理论的，也就是市场合理产出，他们的工作也就是意味着雇佣工人要更加合理，在招聘人员和需求工作应该提供合理的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