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中国历史上的北方民族政权：以辽、西夏、金、元四朝为重点一、北方民族与中国历史 古代的中国，从文化地理角度可以分为两大块，一块是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汉文化的主导区域，居住人口主要是汉族人；另一块是汉文化主导区以外的地区，居住人口以少数民族为主，文化上受汉文化的辐射和影响，有的地方则以非汉文化的少数民族文化为主。中国这种文化、人口分布格局大约形成于两汉时期，以后尽管不断有发展变化，但直到晚清以前，基本面貌仍然没有太大改变。 古代南方的少数民族，包括东南、中南、西南等地的少数民族，由于地理环境和其他因素的制约，一般只形成分散的、实力有限的地域性集团，很少对中国历史的全局发生影响。西北戈壁、沙漠间的绿
2、洲民族是历史上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沟通者，政治影响方面，由于本身实力有限，往往为其他强大政权所控制或者被它们所争夺。其他北方民族，包括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游牧民族、内蒙古东部大兴安岭地区和辽西一带的游牧狩猎民族、中国东北的半农半猎民族以及青藏高原上的游牧狩猎或半农半牧民族，则常常形成实力强大的集团，对中原地区以及中国历史的全局产生重大影响 1。 北方民族建立的强大政权首先出现在蒙古高原上。差不多在秦统一六国的同时，匈奴在大漠南北也建立了强大的政权，先后同秦、西汉对峙。东汉时期，匈奴政权瓦解，一部分部众西迁或南下，留居故地的匈奴人则融入自大兴安岭一带西迁过来并占领其地的鲜卑人中。东汉末年起，汉地统一
3、的国家分裂，北方不少民族包括鲜卑族乘机进入，西晋灭亡后，它们先后在汉地建立了十多个国家，即所谓的五胡十六国。公元 4 世纪末，鲜卑拓跋部建立了强大的北魏王朝，统一了中国的北方汉地。建立北魏的鲜卑人后来同化于汉族，他们曾居住过的大漠南北则兴起了柔然等游牧民族政权，成为北魏北方的劲敌。6 世纪，突厥崛起于大漠南北，该政权出现不久，汉地也先后建立了强大的统一王朝隋朝和唐朝，唐朝一度成为整个亚洲东部的霸主。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实力锐减，大漠南北旋为回鹘人控制，西域被兴起于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控制，西方大食人的影响则进入中亚；唐朝最后不得不借助回鹘人的兵力平定安史之乱。9 世纪，东部亚洲几个强大政权相
4、继衰落或瓦解。唐朝陷入藩镇割据状态，907 年最终灭亡。北方汉地出现后梁等五个王朝，其中后唐、后晋、后汉为有突厥血统的沙陀人建立。吐蕃王朝衰落、瓦解后，其曾经控制的地域内也出现不少割据政权；大食政权衰败后，中亚也呈现群龙无首状态。840 年，立汗廷于漠北的回鹘政权被其西北的黠戛斯人攻破，回鹘人多数西迁河西走廊、西域等地，同当地人融合，建立了一些地方政权，后来相继被西夏、蒙古等吞并。黠戛斯人没有在漠北长期立足，大漠南北出现了权力真空，大兴安岭地区操蒙古语族语言的民族遂不断西迁至蒙古高原。之前大漠南北的各游牧部族中，匈奴人的语言不大清楚属于哪一语族，鲜卑、柔然政权统治者民族的语言属于蒙古语族，但治
5、下的大多数游牧民众的语言则不会属于蒙古语族 2。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回鹘帝国瓦解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蒙古高原上的各民族所操的语言以突厥语族为主。回鹘政权瓦解后，民众大多迁走，东部操蒙古语族语言的各个族群、部落不断迁移至蒙古高原，大漠南北开始了语言蒙古化的过程。 大约与匈奴同时见于史乘的北方另一个强大部落联盟是位于匈奴以东的东胡。匈奴强盛后，东胡联盟为其所破，余部退居大兴安岭和辽西一带，号鲜卑、乌桓。乌桓人后来大批入居塞内，渐融合于汉族。鲜卑人大规模西迁并南下后，其故地今西拉木伦和老哈河流域有契丹部，其北，即大兴安岭北段有室韦各部，它们都是鲜卑的后裔。大约 7 世纪起，室韦人就逐渐向蒙古高原迁移，
6、开始只是零星的、分散的过程。到9 世纪下半叶，蒙古高原处于无霸主状态，这为室韦人大量西迁并扩展地盘提供了良好时机，到 10 世纪前期高原上已经到处是室韦人以及室韦人和留居大漠南北的原突厥语族民众结合的部落了 3。 唐朝衰落、回鹘帝国瓦解也为契丹人的兴起提供了条件。916 年，首领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了辽朝。辽朝征服了蒙古高原各部，灭亡了立国于中国东北地区由粟末靺鞨人建立的渤海国，此后又获得了汉地的幽云十六州。辽朝建立后不久，960 年，汉地建立了北宋王朝。北宋结束了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局面，但它的统一只是有限的统一。除了北边有辽朝、西南部包括今天的云南全境和四川西南部有由白族祖先建立的大理国外，
7、当时青藏高原上四分五裂，北宋政权无力顾及；西北则有由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逾西则有西迁回鹘建立的高昌回鹘以及族属还不大清楚的以今天新疆的喀什以及中亚八剌沙衮为中心的喀剌汗王朝 4。党项本是古老民族羌人的一支，早先居青藏高原东北部，后为吐蕃势力所迫，北徙至今甘肃东部、宁夏和陕西西北一带，经济方式为半农半牧。五代、北宋前期，势力渐强，1038 年，首领李元昊称帝建西夏王朝。它先与北宋、辽鼎峙，后两王朝灭亡后又与南宋、金并立，1227 年亡于蒙古。 辽朝后期，东北的女真部兴起。女真的主体是黑水靺鞨。靺鞨族是中国东北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语言属通古斯语族，其先可能与先秦文献中就有所记载的肃慎人有关 5。
8、与契丹、室韦人从事游牧不一样，女真人的经济生活为半农半猎。女真完颜部逐渐壮大，统一了女真各部。大约在 1117 年，首领阿骨打称帝，建立金朝 6。1125 年，金与北宋结盟，灭亡辽朝；1127 年进而灭亡北宋，逼迫汉人政权南宋局促于南方。辽朝灭亡之际，宗室耶律大石率部远征中亚，并在中亚地区建立西辽，原喀剌汗王朝的东部纳入其版图，高昌回鹘也受其控制，直到成吉思汗兴起，才最终亡于蒙古。 辽亡后，蒙古高原各部改受金朝统治，不过金朝对漠北各部的控制要比辽朝虚弱得多，漠北各部就在群龙无首的状况下进行着无休止的相互掠夺和兼并战争。室韦人的一支蒙古部逐渐强盛起来，最终统一了漠北各部。1206 年，蒙古首领铁
9、木真即大汗位，建立了大蒙古国 7。大蒙古国随即发动了旷日持久的对外征服战争，臣服了高昌回鹘，消灭了西辽，灭亡了西夏，势力扩展到中亚、西亚、南俄等地。1234 年蒙古和南宋联合消灭了金朝。1260 年，忽必烈即位，人们习惯将此后的蒙古王朝称为元朝。蒙元王朝同南宋进行了长达 40 多年的战争，期间吐蕃地区归附了蒙古，大理政权也被消灭。1276 年，元朝灭亡了南宋，实现了全国的大统一，直到 1368 年被明朝推翻。明立国近 300 年间，北方的蒙古各部仍然是它强大的外患。明朝后期，东北的满族-一般认为，其先为辽金时期留居故地的女真 -兴起，建立了清王朝，灭亡了明朝，成为继元朝之后又一个由北方民族建立
10、的全国性统一王朝 8。 纵观北方民族的历史，可以发现蒙古高原是一幕幕雄壮历史剧的中心舞台。匈奴、鲜卑、柔然、突厥、回鹘、蒙古等游牧民族，在这里缔造过一系列辽阔而强盛的“引弓之国“，对南方的中原王朝形成巨大的压力；辽、金、清三个北族王朝也是在征服或控制大漠南北的前提下才将势力向汉地扩张的；就连偏于一隅的西夏王朝也因占有了蒙古高原的一部分而让两宋和占据中原汉地的辽、金政权感到头疼。在以冷兵器为主要作战工具的古代，蒙古高原上游牧民族组成的灵活的骑兵装备对中原地区由不善于骑马的农耕民族组成的军队来说具有天然的优势；而汉地的优势则在于有相对稳定的农业产量，其生活必须以外的增余在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可以供给一
11、支人数庞大的军队来和游牧民族抗衡。不过，由于农业经济不可能无限制增长，汉地的这种军事上的优势相对来说只是短暂的；另一方面，即使中原王朝的军队可以深入漠北取得一定的战争胜利，削弱或消灭某一个游牧政权，但由于地理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差异，汉人不可能大量地迁移至蒙古高原，南北之间游牧与农耕生产方式的根本区别也不会有太大改变。还有一个因素也值得注意，直到16 世纪末，高原的西部并没有出现特别强大的政权，所以，当高原上某一游牧政权因为某些原因- 如被南方中原王朝军队击败或者内乱、自然灾害等-而衰落、分裂或瓦解后，其成员可以很方便地向西迁移，他们的故地则会被新的游牧部族占领。因此，大漠南北某一游牧政权的衰亡不
12、仅不能让南方的中原王朝感到轻松，相反它还意味着从此可能要面对新一轮的强劲对手。中国历史上，农耕民族直到*时期-清朝的统治民族满族也是一个农耕民族-才取得对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绝对优势。其时进入了热兵器时代，游牧民族的骑兵装备不再具有优势；西部又兴起了强大的俄罗斯政权，蒙古人不能再像之前高原上的游牧部众那样失败了就往西迁徙 9。 亚欧大陆的北部，从大兴安岭一直延伸到黑海之滨，是辽阔的欧亚草原，从东往西，大致可分为蒙古高原、中亚草原和南俄草原三大块。历史上草原东西各地的游牧民族与其南方毗邻农耕民族之间的关系都类似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和南方中原汉族之间形成的关系，即既相互对峙甚至冲突，又互相依赖，民族融
13、合的过程不断。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强大的草原游牧政权总是先出现于东部的蒙古高原再向西伸延而从来不是相反。英国学者巴菲尔德为此提出过一个较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草原游牧社会本身不需要比部落联盟更高级的政治组织，但是，如果与它毗邻的农耕民族组成了一个比较大而且相当组织化的国家，那么游牧民族就需要发展出某种国家组织的形式，这样才能有效地应付农耕民族的定居国家 10。长期以来，与欧亚草原毗邻的农耕民族中，东部的汉族形成的国家政治组织最为完善，疆域最为辽阔，经济、军事实力也最为强大，用巴菲尔德的说法，这就刺激了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民族首先形成强大的“帝国式部落联盟“11。巴菲尔德的观点也能解释大漠南北游牧政权的
14、盛衰经常同中原王朝差不多同步的现象，很多人认为的由于中原王朝衰弱导致大漠南北形成强国的看法很可能是一种误解。二、关于“征服王朝论“ 就直接跟中原汉族接触的北方民族来说，可以区分出三种不同的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尽管形成了强大的政权，但并没有入主中原的企图，蒙古之前在大漠南北建立辽阔游牧帝国的民族大多如此。匈奴政权满足于农耕民族受汉朝统治、引弓之民受匈奴控制的南北分治局面。东汉和北魏的北方强劲对手鲜卑和柔然，虽然和南方对手攻战不断，当时似乎也没有去统占汉地的意愿。北朝后期，齐、周并立，争相巴结突厥，突厥汗廷满足于此两弱小国家向它“常孝“ ，并没有乘机南下占领汉地的意思。盛极一时的回鹘也看不出有攻占
15、唐朝领土的打算。 第二种情形是，一些北方民族的首领和其继承者率领他们的部众在中原战乱时机，初始以雇佣军的身份介入汉地政治斗争，逐渐地这些首领演变为支配汉地政治、军事局面的重要势力，最后时机成熟时他们在汉地建立了包括北方民族和汉族民众在内的北族王朝政权。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的诸多北族王朝以及五代三个沙陀人政权还有同样由沙陀人建立的北汉王朝都是这样形成的。 第三种情形和前面两种不大一样，一些北方民族政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对于被它们纳入版图的那一部分汉地社会的征服，从而形成兼有汉地和北方民族地区的地方性或全国性政权。辽、金、元、清四朝就是这样的北族王朝政权，西夏情形也与它们类似。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
16、异？尤其是第一和第三种情形，面临的南方中原王朝都比较强大，至少都要比第二种情形下强大得多，但为什么第一类的民族没有占据汉地的意图而第三类的民族则要对此进行征服？而且有意思的是，建国于蒙古高原上的游牧政权，匈奴、突厥、回鹘似乎都无意向汉地扩张而到了蒙古时期则非要把整个汉地征服不可，这是什么原因？一些国外学者认为，突厥语族的民族在与汉地政权势均力敌或者比后者略占上风的情况下没有占领汉地的打算，匈奴以及东汉时的鲜卑、北魏时的柔然与它们类似，尽管其民众语言所属尚不清楚；有征服欲望的是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的民族。这种论断反映的只是一种现象，作为解释的理由并不能让人满意。 我们注意到，第一种情形下，北方民
17、族政权尤其是大漠南北的游牧行国与中原王朝对峙，双方互争雄长，但总的而言，汉地的实力略胜一筹。即使是魏晋南北朝动乱时期，汉化的北魏政权不仅能有效防御柔然的骚扰和进攻，还能够向后者主动出击。唐初在大漠南北和西域设置诸羁縻府州，显示汉人的实力达到顶峰。回鹘兵受邀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并不意味着唐朝就可以不堪一击。但是到了第三种情形下，情况发生了变化，汉地社会虽然在物质、人力甚至文化资源上远远超过契丹等族，但汉人在与北方民族的较量中处于明显的劣势，其原因何在是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迷，不过，这样的实力对比格局差不多延续了千年之久 12。另一方面，蒙古以前大漠南北游牧民族尽管与汉人接触，但高原游牧区和汉地农耕
18、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向来不是游牧政权政治中心所在，绝大多数的游牧民众对汉地生活和生产方式比较隔膜，这也可能是这些民族不愿南下的一个原因。契丹族尽管以游牧为主，但其兴起之地历来为农耕和游牧过渡地带，自古以来就有大量汉人迁移至此，契丹人对汉地的了解程度要远远高于匈奴、突厥等族的游牧民。女真人兴起之地虽然较为偏远，但与汉人一样从事农耕，他们对汉人的认同会比契丹人更为容易；早在唐代，生产生活方式与女真类似的粟末靺鞨人建立的渤海国政制就效仿唐朝。所以，当条件具备时，富庶的汉地自然会成为女真人攻取的对象。金朝未能如愿的东北农耕民族统治全部中国的意图到满族人的清朝时终于成为了现实。蒙古汗廷虽然远在漠北，但蒙古人
19、之前有契丹、女真对汉地的征服为榜样；再有，由于辽、金的经营，蒙古时期大漠南北的汉人数量要比突厥、回鹘时期多得多，蒙古人对汉地社会的了解程度之深也不是突厥、回鹘人所能相比。因此，大蒙古国南下征服汉地其实也不奇怪。 美国学者魏特夫比较了以上三种情形中的后两种情形，提出了著名的“征服王朝论“。他认为以公元 10世纪上半叶为界限，之前建立在汉地的北族王朝，也就是上面所说第二种情形下北方民族建立的政权，可以称为“渗透型王朝“；自契丹兵起，在汉地建立的北族王朝可称之为“ 征服型王朝“，以辽、金、元、清为代表 13。“征服王朝论“因为过于强调北方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差别而不被中国学者所喜欢，不过，实事求是地说，
20、它有一定的合理性。 首先，公元 10 世纪上半叶这个时间界限把握比较恰当。前面提到，唐代中叶以前，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政权有一定的优势，北方民族要在汉地建立政权只能利用东汉灭亡后中原分裂、动乱那段时期。但是这种优势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开始减弱。自安史之乱到 10 世纪上半叶的近 200 年时间是汉地与北方民族政权势力平衡时期，而自契丹兵起，天平明显地向北方民族倾斜 14。 其次，该理论对第二种情形下的北族王朝的特征概括很是到位。它认为这类王朝的建立是一个较长时期的过程，在这长时间的向汉地渗透的过程中，王朝建立者民族逐渐忘却或者牺牲自己本民族的族群特征，甚至是族群本身；这些王朝往往采取较为彻底的汉化
21、措施，结果，王朝建立者族群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主要是汉族。 第三，该理论对第二、第三两种情形下的北族王朝的区别分析相当精彩。魏特夫以及其他一些赞同该理论的西方学者认为，辽、元等征服王朝不仅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相对于渗透型王朝的建立来说，这一时间要短暂得多-将纳入其版图的汉地征服，而且它们还保留着自己的兴起之地作为政治认同来源的根据地；而北魏等渗透型王朝在向汉地渗透的过程中实际上都丧失了自己的腹心之地，它们只能从汉地获取政治上的认同 15。辽、元等王朝保留着腹心之地，意味着它们的首领不仅只是辖内汉地民众的皇帝，他们还是本民族民众的首领，两种民众的区别始终存在；而北魏等王朝的属民实际上在不断地一体
22、化，这些王朝的首领只需扮演一个中原王朝的皇帝角色就可以。征服王朝保留腹心之地，还可能意味着它们将汉地只是作为一个财富来源的征服区域看待，如果条件发生了变化，不再适宜在此立足，它们是可以放弃这些地方的。 两种北族王朝除了在是否保有腹心之地上有所差异外，该理论认为它们的根本区别还是体现在对汉文化的接受程度上，这一点非常有眼光。以往我们多用“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的模式来分析这两类北族王朝，认为它们的政权都采取了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至少主体是这样），统治民族的民众逐渐汉化，原因在于汉族文明要比这些少数民族的文化先进得多。应该说，这种理论在解释北魏等渗透型王朝的历史时
23、是有效的，它和征服王朝论在这方面也没有多大区别；但在分析辽、元等征服王朝时就有一些欠缺。 首先，我们不能把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文化简单地判断为野蛮、落后，它们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社会组织能力已经不是匈奴、突厥等族群所能望其项背，也不是渗透型王朝的建立民族所能相提并论；很多方面，如出色的军事组织能力、高效率的行政能力、纯朴耐苦的精神以及一些价值观念，如尚武重义、重视宗教等，并不比汉族逊色，甚至比汉族还出色。既然这些政权的政治认同不仅来自汉地，也来自腹心之地，本身文化资源又有诸多长处，加上更为重要的因素，征服的状态，这些就决定了它们在政治制度等方面的设计中会保留诸多本民族的文化特色而不会简单地汉
24、化。 其次，汉化解释模式的依据是这些王朝采取了较多的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方式，这一点需要辩证分析。契丹、蒙古等占领汉地前，政治模式比较简单，占领汉地后，要用这样简单的政治模式去统治人数上占多数甚至绝大多数、生活方式和经济方式也大不一样的汉族民众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针对汉族民众，延续中原王朝的州县制度和相应的赋税制度是很自然的事。所以，要说汉化，应该考虑的是，这些政权在统治非汉族民众尤其是治理统治民族民众时多大程度上借鉴了汉式制度，要考虑的是在国家层面上它们采纳了多少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 我们可以把王朝的统治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临民层次，即直接跟民众打交道的层次；另一个是临民层次之上的国家
25、政府组织层次。在临民层次上，这些征服王朝对治下的民众，大多各随其俗，用他们原来的治理方式，不仅对汉族如此，对其他民族也是这样 16。在这一层次上，由于基本按以前的老办法进行治理，所以这些王朝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法律体系破碎，针对不同的族群甚至不同的职业人群，有不同的法律规定，尽管各王朝破碎程度不一。因此，在临民层次，采纳汉法一说是不够严谨的。当然，各民族相互影响以至使某些民族的一些成员汉化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就这一方面而言，非汉民族成员的汉化程度也是需要仔细衡量的，而且还必须考虑到，统治民族一些成员的汉化经常会激起该民族很多成员，特别是统治者阶层种族意识的强烈反弹 17。 在临民层次之上，国
26、家政府组织最重要的内容是职官制度。征服王朝对中原王朝政治制度（即一般人所说的“汉法“）的采纳，也最集中表现在建立了类似中原王朝的职官制度。汉式职官制度有这样一些特点：国家重要官员由皇帝任命；官员的职务和等级明确，皇帝也是官员中的一员；官员的报酬为俸禄，职务流动；官员来自于全社会，选拔的方式比较公正，皇亲贵戚对国家事务的干预尽量避免；除了皇帝以外，官员的职务不能世袭；官员权力相互制衡，包括皇帝的权力也受到一些制约；官员权力行使一般有明确的法规等等。征服王朝统治者民族在占领汉地前的政权，也有些政治制度，我们多称之为旧制。不同政权，旧制也不一样，不过与汉式政治制度，主要是官制之间的区别都比较大。占领
27、汉地后，它们基本上模仿汉式官制：设置哪些官署、官署中设置哪些官员，他们的权限是什么，很多都和中原王朝相似或有可比拟之处；选拔官员的科举制度也多被吸收。 但是，在表面的类似之外，也要看到这些政权原先传统政治资源，包括存留的旧制对后来国家制度设计的影响。突出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原先的旧制一般都比较简单，采纳汉制时它们是有选择地采纳的，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将中原王朝官制中的制衡机制大量破坏，尤其是对君主的制约因素大多给消除。良好的官制应该简而精，中原王朝官制虽然不简但相当精致，征服王朝形成的官制就简而不精了。二是官员的来源比较狭窄，他们的入仕多靠出身而不是主要依靠某一方面的能力，不仅依赖其种族出身-作为
28、征服王朝，这一点倒很正常-而且，在种族之外还要考虑与皇室的关系；科举不要说对统治民族影响甚微，就是对广大汉人很多时候也只是一种摆设。辽、西夏、金三朝重要官员多来自皇室或与其有姻亲关系的异姓贵族以及其他一些与帝国上层有密切关系的家族，特别是皇亲贵戚对帝国政务的干预很多。元朝的皇室贵戚政治作用倒是比较有限，不过，这种制约主要不来自于对唐宋政治制度的借鉴而是来自蒙古传统的斡脱古孛斡勒制度（即大汗世袭奴婢中立功者地位最高，最有权势）和成吉思汗创设的怯薛制度（即直属于大汗的世袭护卫军同时从事帝国主要政治事务） ；但元王朝主要臣僚的来源仍然很封闭，与皇帝有主奴关系的怯薛人员占了大部分。总之，唐中叶以来，随
29、着贵族势力的衰落、科举制度的推行而形成的政治资源相对公平分配的社会面貌在这些征服王朝中就不容易产生。 其他的影响因素还有一些，也因各个不同政权而异。比如说，北族政权旧制一般有共同议事的传统，到征服王朝时有的就基本没了，如金朝；有的则有些保留，如元朝很多机构有多头现象。各征服王朝官员的等级化一般也不如中原王朝，官员的职务分工有时也不大明确，官员行使权力时也时常会不守章法。官员职务流动性普遍不如中原王朝，另外有相当多的职务本身也是让人世袭的。 这样，在国家政治组织层面上，征服王朝既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一些汉法，又掺入了不少原先政权的制度因素，当然还有根据时势的变化新产生出来的东西。各征服王朝中，两种
30、政治资源的比重是不一样的。辽朝在国家层面仍然实行双轨制，但旧制成分似乎要浓于汉制。西夏的情况不是很清楚，不过可以肯定，汉制的采纳也是比较有限的。金朝汉制成分就多一些。元朝两种成分在不同方面表现不一。有的地方，如军事方面，旧制成分为主。有的地方，要说哪种成分为主，还需要看评定者对汉制的认识。比如说宰相制度，如果认为汉式宰相的主要权力在议政和辅佐决策，那么元王朝的宰相是不具备这些权力的；如果认为汉式宰相的主要权力在执行权，元朝的宰相制度就比较类似中原王朝的了 18。就采纳分工精细、地位清晰的汉式官僚制度取代原先旧制中的官制作为帝国政治基础来说，这些征服王朝政治体制中汉制是主要因素；但如果就官僚体制
31、的运作而言，决策过程和行政方式的简单化、入仕途经的过度封闭、君臣关系的主奴化等因素的存在，又显示这些王朝的官僚制度只具有中原王朝传统官僚制度的外表-有些时候、有些方面连这样的外在形式都不一定有多少-在一些最核心的精神上面仍然是原先的传统在起决定作用。 按习惯说法，中国古代王朝的特征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其实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就君主权限来说，一直到两宋为止，中原王朝的君主都很难说是专制。唐中叶以前，他们的权限受到贵族的制约。唐中叶起，受到官僚制度本身的很多限制，如官员主要对职务负责，自认为国家的职员而非一人一姓的仆妾，很少认为天下属于某一家；官员包括皇帝做事都要遵守规章；宰相、史官、谏官也被赋
32、予一些制衡君主的权力等等 19。中国古代的政制一以贯之的其实是官僚专制，非民主选出的不对民众负责的官僚集体控制了社会的政治资源，但这种政制中的君主在征服王朝以前尚不能独断专行。征服王朝通过对汉制的简单化处理，从制度上讲君主的权力更加突出了，国家属于一家的意识也强化了，君主和臣下的距离迅速拉大，君臣之间由尊卑关系变成主奴关系，这些在元代特别突出。不过辽、金两朝君主权限仍受到皇室贵族的较强制约，而元朝的权势贵族则因为身份上为君主的奴婢而不构成对君主权力的威胁，因此君主独裁的程度空前加强20。所以君主专制，其实是征服王朝旧制和中原王朝汉法结合的结果，准确地说，应该从元朝开始。在中央集权方面，征服王朝
33、都要明显地低于中原王朝，尤其是同宋朝相比，这应该是它们的旧制传统使然。 总之，征服王朝论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辽、金、元等征服王朝，它们统治民族的种族本位主义意识和表现要比渗透型王朝显著且深刻得多。由于统治民族与汉族相比，人数上多处于绝对劣势，这些政权对汉人总是会有相当强的防范心理。征服王朝论还启示我们，这些征服王朝政权，尽管有统治民族汉化的成分，但同样也有拒绝汉化的张力，有时反汉化的趋势甚至会占上风，对这一相反方向的史实同样需要重视。三、金元两朝汉族智识阶层对非汉族政权合法性的认同 辽夏金元等北族王朝的后期，也都出现了中原王朝衰落时期难免的局面，如政治腐败、财政空虚、土地兼并严重、社会动荡等，
34、它们其实是导致中国古代各专制王朝灭亡和更替的最重要的内在原因。有一些学者指出，自然灾害对包括这四个王朝在内的北方民族政权的衰亡也负有很大的责任。确实，对于频繁的自然灾害，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的朝代在医药和食物的赈济上所作的努力都是认真负责而且卓有成效的，面临这样反反复复的大规模灾难，中原王朝也不见得能做得更好。另外，像辽朝的佞佛、契丹人等北族人体质的下降、偶然的一些因素如元朝脱脱在那个关键时刻被解职等也对这些王朝的衰亡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不过，对辽、西夏、金三个北族王朝来说，遇到可怕的外部劲敌则是致使它们最终瓦解的根本原因。 笔者以为，还有一个与这些王朝衰亡应当有一定关系的因素需要考虑，尽管它
35、不是最根本的，那就是汉族智识阶层对这些非汉族王朝统治合法性的认识。在这些王朝中，汉族读书人入仕的途径大大受阻，但他们在民间社会仍然作为精英存在，他们对非汉族统治者政府的认同或抵触无疑会直接影响到一般的民众。辽、西夏两朝占领的汉地有限，汉族人在整个王朝人口中的比例未必特别突出，所以，汉族智识阶层对王朝统治的认同问题主要在金元时期值得注意。 中国古代的汉人在天下中国观和文化至上主义两种意识的支配下处理国家的对外关系和决定对某个政权的认同态度。这两种意识形成甚早，且密切相关。天下中国，就是说天下理应只有一个以德不以武得以统一的、超越具体王朝-汉人很早就意识到没有不亡的王朝-而始终存在的国家，即中国值
36、得忠诚。这种观念中的中国，最原始的意义是汉人建立的由汉文化支撑的基础在汉地的国家；由于不断有非汉民族在汉地建立政权，这一观念后来有所调整，不再强调汉人建立而突出汉文化支撑、以汉地为基础特别是汉文化支撑这一因素，这就是汉文化至上主义。无疑，这两种意识中的世界秩序只可能是一种理想状态，汉人就始终在设法处理理想与现实间的不协。汉地分裂，汉人将它看作是统一国家衰败时的不正常局面或是视作下一个统一时期的预备阶段，这一阶段一个政权对另一个政权的征服，也就被视作为“一国“之内的统一战争；这一时期存在于操作层面上的处理“国际关系“ 的惯例、规则和外交实践，都被看成是一些权宜之计 21。汉地统一时，不论统治者出
37、自哪一族群，汉人都希望该政权“能行中国事“。至于汉地以外地区，汉人都视作文明未开化的藩夷小国或者蛮荒地带，要么将它们完全边缘化，当作不存在，要么纳入羁縻和朝贡体系内；当然 10 世纪以后，受征服王朝历史的影响，北方民族的那些腹心之地不再视为蛮荒地带。 征服王朝论者认为，辽、金、元、清四个征服王朝，就对汉文化的态度而言，可以分为两个亚型，即辽、元抵制型和金让步型，清则处于两者之间。抵制一词用得是否恰当，可以不论；让步一词应该说还是比较精当的。也许从灭亡北宋时起，女真王朝的统治者就有了明确的目的，要将金王朝变成一个由女真人掌权的中原王朝式的正统王朝 22。在能够维护女真人特权和女真人统治地位的前提
38、下，这个王朝的政治运作应该尽量汉化-当然，如果女真传统的影响太大，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官制比唐宋简化、皇权既受到贵族限制又空前强大、猛安谋克制维持、汉人受到排挤、世宗祖孙对女真人和汉人区分的强调甚至国家政治的汉化到章宗朝达到顶点等史实都可以从这一目的和它所受到的牵制因素中得到解释。女真人和女真国家政治结构的不断汉化，使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不断得到更多汉人的认同，既然他们对王朝统治的认同，主要看它的文化而不是统治者出身的民族。汉人的精英阶层，已经普遍培养出强烈的以自己所在王朝为合法政权的情感，他们绝大多数认为自己的王朝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维护者，是唐和北宋的合法继承者 23。王朝末年，在一心复仇的南宋和
39、不可战胜的蒙古夹缝中，金王朝顽强坚持了近 30 年，也许多少可以用认为自己王朝统治为正统的感情的日益增长来解释，这种感情肯定是构成官兵忠诚的基础，虽然也有叛徒和投机者 24。 可以肯定的是，在天下中国观和汉文化至上主义两种意识的支配下，元代南北智识阶层大多怀抱着文化上“以夏变夷“的理想，承认了蒙元王朝统治的合法性，虽然他们的心理调适过程还不太清楚。但是，蒙古人的政府始终未能与汉人的理想模式合拍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处于其中的汉族智识阶层又是怎样看待政权的合法性的呢？本文后面要提到，10 世纪以来，汉人在弱势环境中发展出了一种对本民族文化的全面崇尚。元代政府没有汉化，但在汉人于自己本民族文化内寻找
40、精神避难的过程当中，是可以用汉文明吸引蒙古、色目人的，包括他们中的上层人士；这很可能就是元朝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汉人儒士的一个相当普遍的想法，元代的事实也显示用汉文化吸引外族个人是可以有很大成效的。不过，元代蒙古、色目上层的观念意识尽管不断受到汉文化浸润，种族意识的反弹也是非常强烈的，这无疑会让汉人儒士大为失望，而元政府内部屡屡发生的上层倾轧以及与百姓生活最为密切的纸钞的不断贬值更会使其合法性产生危机。剑桥史作者因此认为，元代后期，只有很少的汉人还对蒙古人受命于天的正统性表示怀疑，“更多的人则开始预言蒙古人将很快失去天命“25。因此，与金朝相比，汉族智识阶层对非汉族政权的认同程度在元朝是有所逊
41、色的，虽然这个政权完成了比汉地更大范围的全国统一的事实。女真人的王朝亡于外患，而蒙古人王朝的衰亡，根本的原因还是在内部，它的汉族臣民对政权合法性认同程度的降低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但是，蒙古人政权的结束，一样产生了不少遗民，他们中不仅有蒙古人、色目人，还有相当数量的汉人和南人。而且，据一些学者最近的出色研究，忠于自己衣食所自王朝，不论该王朝统治者出自哪个民族的遗民意识在明初甚至有泛化迹象 26。朱元璋北伐时提出“驱除*“的口号，但不久就放弃了它，取得天下后，他否认自己直接反元，而把它说成是元失天下于群雄，他取天下于群雄之手。另一方面，钱穆先生很早就发现，明初诸臣的诗文仅言开国不及攘夷 27。
42、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人（主要是汉人）对一姓王朝的忠诚意识在元末明初得到加强，当然，很多时候这种忠诚仍然不如对天下中国的忠诚；而所谓的华夷之辨看来要更晚才真正强化。在笔者看来，汉人种族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强化很可能是清中后期的事，太平天国是一个迹象；很多人认为的宋代汉人种族意识强烈的观点值得商榷。另一方面，古代汉人种族认同受制于政治认同的传统则一直延续了下来，这种传统似乎还影响了中国境内别的民族。清中后期起，包括汉民族在内的不少民族强化了的种族意识很快被救亡主题掩盖，种族认同再次让位于国家认同，但这些种族意识其实是一直存在的。 四、辽、西夏、金、元四朝的历史影响 辽、西夏、金、元等王朝对中国
43、历史的演变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它们是否代表了历史的退步？王朝建立和对汉地的征服，确实伴随着残酷的战争，不过，战争的残破程度，倒不一定比历史上其他的战争来得严重。战争过后的恢复工作，这些王朝做得一般也不比中原王朝差。王朝既然延续传统的治理方式，民众的赋税负担也未必见得比汉族统治时沉重，对汉地的经济而言，异民族统治的影响就不会突出；经济中心的南移，与非汉族的统治没有必然的联系 28。另一方面，这些王朝对汉地以外的边疆地区，如东北、漠北、云南等地的开发则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 以前有不少学者认为与宋代相比，元朝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出现逆转现象。这是一种想当然式的推理，已经逐渐被学者们放弃。韩儒林先生认
44、为，元代社会经济北方逐渐恢复，江南与南宋持平，部分地区有所增长，尤其是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形势前期由恢复到发展，中后期由发展到停滞、衰敝 29。韩先生的看法分析中肯，说服力较强，已经为多数学者接受。近 30 年来，国外一些中国经济史学者的研究成果启示我们对元代经济的历史地位需要深入思考。在他们当中有一流行的理论，认为宋代以后，中国的经济尤其是江南地区的经济出现一种只有增长没有发展的趋势，或者说，经济过程中投入在不断增加，产量也在增加，但产量的边际增长与投入的边际增长的比率则不断下降，甚至趋于零。这种理论认为宋代与唐代相比，有一个边际增长率上升的过程，而到了明代，则下降或者趋于零，中间的转折就发生
45、在 13、14 世纪，主要是元朝时期。 这种理论对我们的启示起码有两点。第一，研究元代经济，当然也包括辽、金等朝代经济，不能仅仅研究其中生产关系方面的内容，而且要研究经济过程中生产力方面的因素，包括投入、生产过程、产出以及产出与投入之比即经济效率等，尤其要研究经济效率方面的因素。韩先生观点中所用的词，如“恢复“、“发展“、“持平“，大概都是用最后的产量来衡量的，虽然总产量、亩产量、人均产量等几个产量指标实际上难以同一幅度增长或下降；不过，以江南为例，即便几个产量指标都同南宋持平，也还不能下结论说元代的经济效率也同南宋持平。 第二，元代经济恢复并发展理论比较多地强调经济中的一些新鲜事务，而用边际增长尺度来衡量经济发展时则要仔细考虑这些新鲜事务的实际影响度以及它们本身的经济效率，这样一来，我们对元代经济的全貌就会有一个更真切的把握。元代边疆地区的经济表现出长足的进步，漠北的繁华和农业垦殖一度盛况空前。不过，就漠北来说，这种殷富是在元廷运用政治力量调动汉地巨大经济、文化和人力资源的支持下实现的，正因为成本太高，中叶以后漠北繁荣渐呈难以为继之势。元朝的统一，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但从整体来说，元代仍然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少数城市和沿海地区相对发达的商品经济以及超越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