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认同：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关键.docx-道客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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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特稿1集体认同：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关键俞新天【内容提要】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如何提升话语权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问题。本文认为，建构集体认同是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关键。而集体认同的塑造既需要提出创新观念并获得认可；也要克服排他性的文化封闭主义，兼收各种文化优长；还要反对霸权话语宰制，处理好与西方话语体系的关系，这样才能提高中国话语被各国认同的可能性。另外，中国需要通过主动设置国际议程，促进认知变化；引领国际制度创新，以开放的态度化解疑虑；通过共同行动促进

2、合作，以实践检验话语权的能力等途径不断加强在制度建设中的能力，从而落实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最后，要重视研究各国社会和人民的心理，促进与各国精英和民众的集体认同，如此才能为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奠定坚实的基础。【关键词】中国国际话语权集体认同沟通协商制度建设【作者简介】俞新天，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中图分类号】 D82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1568-(2016)03-000

3、1-16【 DOI 编号】 10.13851/ki.gjzw.201603001集体认同：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关键2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关于提高中国话语权的讨论越来越多，那么提高话语权的关键是什么？在目前的背景下如何推动话语权的提升？以及如何处理好中国与西方话语体系的关系？这些问题成为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一、寻求集体共识建构集体认同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首次将 “话语权 ”作为一个

4、独立概念提出。话语权区别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论和经济功能论，从非经济的角度，从无所不在的关系中发展出微观权力论。福柯指出，任何话语背后都体现社会权力关系，话语即权力。人类一切认识与思想都由话语表达，话语是连接人与世界的中介，历史是由话语所建构的。福柯还认为，话语权的对外功能就是“对世界秩序的整理” 。葛兰西、哈贝马斯、鲍德里亚、霍尔等人虽然没有直

5、接提出话语权的概念，但却为话语权的分析注入了理论元素。葛兰西提出的 “领导权理论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认为被统治阶级不仅要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也要在精神层面上摆脱统治阶级的话语霸权和意识形态控制。哈贝马斯提出 “话语民主理论 ”，关注非政治的私人化的公共领域，与媒体话语形成互动商谈关系，对建立公民自治的民主政治共同体持积极乐观的态度。鲍德里亚对 “仿

6、像化的媒体话语 ”持批判态度。霍尔的 “编码理论 ”分解了话语传输过程的环节，尤其对受众 “解码 ”的分析揭示了话语如何在被接受时实现权力，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在论及国际话语权时，必须将话语权的理论研究与国际关系理论相结合，其中最重要的是软实力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从软实力的角度分析话语权，学术界已有众多研究课题，例如政治正确性、意识形

7、态、国际道义、国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钱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页。意安东尼奥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年版。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32016 年第 3 期际舆论、知识框架、话语标准、国际规范、对外传播等。本文认

8、为，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是建构集体认同，如果国际话语权不能得到广泛的国际认同，只能自说自话，影响力也无从谈起。而关于集体认同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值得深入探讨。话语权是已经表达出来加以实行的观念。国际认同的原则、理念、价值观和制度，归根结底源自观念。在近期的社会科学研究中，观念的重要性愈益提高。正如朱迪斯戈尔斯坦（ Judith Goldstein）

9、和罗伯特基欧汉（R obert O. Keohane）所指出的，观念有三个范畴：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信念。当观念以世界观形式出现时，对人类行动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如新的主权观念导致了 1648 年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上建立由独立国家支配的国际秩序。原则化信念区分对错、是非、正义与非正义，对政治行动有深远的影响。如二战中对无辜者的屠杀使欧美人确信，人权应当成为国际规则中的问题。因果

10、信念是精英的共识，具有权威性，为个人提供实现目标的指南。如科学知识可以揭示如何消除天花。这不仅说明观念的重要性，而且启示了达到观念共识的三步途径：首先在全球精英中传播，取得共识，达到因果信念；其次使其成为原则化信念，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团体和个人以此来判断是非对错；最后上升到世界观层次，为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指引方向。中国有独特而深厚的文化背景，作为大

11、国也更有必要和可能提出新的观念为国际集体认同作出更大贡献，为此，中国必须从国家文化软实力层面关注以下问题。（一）针对全新问题，提出创新观念今天，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各国之间的了解与认识之广泛与深刻，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国际集体认同层次不同，有国家认同、地区认同和全球认同。从全球的角度看，集体认同的程度已经达到

12、历史性的新阶段，其中民族国家的主权平等是当代国际体系的基础。然而，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体系和国际体系的转型巨变中，全球集体认同面临的挑战也十分严峻。相比于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认同危机对国际秩序的损害更为严重。首先，全球集体认同面临的挑战在于人类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和问美朱迪斯戈尔斯坦、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

13、国、于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8-14 页。4集体认同：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关键题，例如，全球生态变化、恐怖主义加剧、水资源匮乏等。谁能顺应时代潮流，提出创新理念，来解决人类面临的困难，谁就拥有更大的话语权。确实，各种源于不同文化的新观念层出不穷，形成了话语权的竞争态势。中国并未缺席话语权竞争，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坚持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针对恐怖主义提出一系列反恐新

14、观念，为解决东亚地区安全困境提出新安全观，等等，这些都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为了塑造集体认同，中国不仅要进行观念更新和文化创新，而且要善于倾听其他国家精英和人民的声音，从中找到共同性和契合点，来解决共同面临的难题。中国维护自身国家利益是必需的，但如果只关心本国所面临的问题，对其他地区和全球的问题漠然置之，则不可能引起国际社会的共鸣和响应，观念更新和文化创新会大打折扣。例如，亚太

15、地区的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中国在很多问题上都首当其冲。如果中国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新观念，并认真吸取邻国和其他国家提出的观念，找到最大公约数，那么中国话语权的空间将大大拓宽。（二）克服排他性的文化封闭主义，兼收各种文化优长对于塑造全球集体认同的第二个挑战来自于排他性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它们并不特定存在于某国或某个民族之中。中国的改革开放虽然冲破了

16、长期的文化封闭状态，但是排他性的文化在中国仍有市场，只不过表现为文化上的自大。另外，在中国也存在一些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这增加了文化上的排他性。韩国驻华大使金夏中曾指出：中国作为大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具有绝对的文化优势。在这样的传统中接受教育的精英，根本不知道还有与自己文明相媲美的其他文明；而且确信中国在地理及文化方面处于世界的中心，中国文

17、化优于世界其他文化。显然，这种观念不仅阻滞中国人推动本国文化进步，而且影响中国与世界各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世界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经过长期的历史交流和文化互动已经逐步建立了文化共识。尤其在全球化、信息化的背景下，文化融合的广度和深美杜维明：文明对话的发展及其世界意义，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1 期，第 34-44 页。

18、韩金夏中：腾飞的龙，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9 页。52016 年第 3 期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民族国家在追求独立自主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主要吸收西方文化的精华，在现代国际体系中建立了一系列共同价值、规范和制度。在应对全球性挑战和威胁时，各国又互相借鉴不同的理念、措施和机制。这一切使得各种文化的共性空前增加，但同时也不抹杀文化的个性，而是在个性基础上塑造了共性。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

19、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可以看到，核心价值观中既吸收了西方文化价值观，又升华了中华文化价值观，将两者兼容并蓄，使当代中国的价值观达到了新的高度。它是时代的、民族的、也是面向未来的。由此可见，中国不仅要学习西方文化的精华，而且要吸取各民族文化的优秀成果，以便丰富、发展中国的文化，提升中国的话

20、语权能力。“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的提出是中国外交的成功案例，它源于不同的文化，汇聚成闪烁时代光芒的集体共识。中国、印度、缅甸三国依托各自的文化提出了新的理念。印度和缅甸的和平思想来源于佛教、印度教和其他宗教文化，中国的和平思想来源于 “和为贵” 的伦理价值。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又与联合国所倡导的主权国家独立、平等的理念完全契合。由此可见，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综合了不同文化的智慧，吸取

21、了不同文化的精髓，因此是丰富深刻的，也是具体生动的，至今仍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同时，这也说明开放的文化心态能够促进话语权的提升。（三）反对霸权话语宰制，处理好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对全球集体认同的第三个主要挑战来自于霸权宰制。正如联合国名人小组报告所指出的，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也反映在话语权的宰制上。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全球超级大国，为了充分利

22、用和延续美国霸权，老布什政府提出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口号。 2001 年 “911”事件后，小布什政府发动了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借反恐提出了一系列霸权话语，如维护美国的绝对安全、军事上 “先发制人战略 ”、单边主义、反对 “无赖国家 ”、 “The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Executive Summary of the publication of the Group

23、 of Eminent Persons appoint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occa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Year of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 June 19, 2003, http/www.un.org/Dialoguel/ Summary.htm.6集体认同：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关键输出民主等等。美国在无法获得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组织了由 39 个国家组成的 “志愿者联盟 ”攻打

24、伊拉克。小布什政府提出的 “政权变更 ”、输出民主的 “大中东计划 ”，将自身利益凌驾于他国利益之上，违反了主权平等的原则，必然遭到中东各国的抵制，以失败告终。美国的 “天赋使命 ”、传教士热忱和强烈的宗教文化，一直对其外交政策产生巨大影响。小布什总统甚至在结束伊拉克战争时说， “美国军人如先知以塞亚” ，把中东人民贬低为不识自由的奴隶。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观本是人类的优秀文化

25、成果，然而美国将其奉为宗教式的 “普世价值观 ”，只许按美国的方式去实现，甚至强迫其他国家接受，话语宰制是美国霸权的重要内容之一。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美国的西方盟友都反对美国的霸权话语，这场斗争仍将长期延续。然而，应当承认，美国的霸权话语尤其是 “普世价值观 ”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青年和人民，很多人甚至会不假思索地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并奉为圭臬。发展中国家增

26、强话语权的努力，不仅要反对霸权话语，而且要处理好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欧洲文化是在全球首先进行现代化提炼和世界化传播的文化，其对世界面貌的改变和国际体系的发展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贡献，因而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强势文化。欧洲的有识之士经过长期的文化反思，已经对霸权话语进行了一定的批判。法国前外长德维尔潘提出法国外交的三大理念：一是集体行动的合法性；二是尊重文化多样性；三是以公正求安全。尊重文化多样性已逐渐

27、成为世界精英的共识，它对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话语权意义巨大。然而，对于文化多样性的理解也是多样的，涉及各种文化的深层哲学认识，例如，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所崇尚的理念大相径庭。法国学者认为，文化多样性决非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真理是唯一的，而且西方在很多理念上掌握真理。尽管如此，但仍然允许其他观点存在。这种观点美联社电讯稿，发自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2003 年

28、 5 月 1 日。法多米尼克德维尔潘：全球化的挑战，载法国标签2003 年第 5 期，转引自新华社中文稿，2003 年 5 月 29 日。在 2014 年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与法国谢阁兰基金会于承德召开的中法圆桌会议上的讨论。72016 年第 3 期源自西方哲学的两分法思维，非对即错，善恶分明。中华文化对儒、道、佛等各种文化持包容态度，并不认为自身可以垄断真理；恰恰相反，中华文化认为各

29、种文化都只能接近而不可能穷尽真理，因为 “道法自然 ”，自然的玄妙是永无止境的。中华文化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都认为多种文化彼此平等互补，应当互相借鉴，共同努力去接近真理。而西方对于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则反映了其深层的、隐蔽的 “文化中心主义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要提升话语权，既要反对西方公开的霸权话语和深层的 “文化中心主义 ”，又要与其协商沟通，求

30、同存异，以最大限度地达成集体共识，还要学习其他文化包括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推进本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与国际化，这是一个是缺一不可的整体进程。二、创新国际制度提升国际话语集体认同不仅指口头的或书面的表述，而且必须要有相应的制度巩固和保证。国际关系理论制度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认为，国际制度是指 “规定行为的职责、限制行动，以及影响行为者期望的

31、持久的互为联系的一组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 ” ，还包括 “帮助实现这些规则的组织 ” 。从话语权的角度观察，国际制度的建立、创新与发展，必定是某种新观念通过话语表达，为世界各国所认同，并通过制度和组织加以落实。当代国际制度的产生与欧洲的新价值观密切相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制度数量呈爆炸式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也由弱变强，也为制

32、度创新作出了贡献。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必须致力于推动国际制度的创新，不断提出有利于推动人们认知变化的新观念，突破原有制度的缺陷和限制，寻求制度变迁的路径。（一）主动设置国际议程，促进认知变化 “议程设置 ”原是研究大众传媒对受众的影响的术语。后来罗杰斯（ E. 范明生、陈超南主编：东西文化的比较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 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

33、tution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p. 3. 美罗伯特基欧汉：国际制度：相互依赖有效吗？，门洪华编译，载国际论坛2000 年第 4 期，第 77-80 页。8集体认同：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关键M. Rogers）和迪林（ J. W. Dearing）将其扩展为 “政府议程” 、 “公众议程 ” 和 “媒介议程 ”。在国际问题分析上，议程设置已跳出媒介影响受众的框架，扩展到决策者对

34、政治议程的设置。其中 “政府议程 ”的作用最大，不仅对国内政治产生影响，也对国际制度产生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加速，以上三种议程都会溢出国界，成为变革国际制度的观念话语因素。众所周知，多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的重要现象。从表面上来，话语权似乎非常民主、平等，各种力量甚至个人都能自由地发出其独特的声音。但事实上，有些

35、话语能够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甚至共识，有些却默默无闻，不被理睬，因此情况显然并非那么简单。当前全球新闻传播业 2/3 的消息来自于只占世界人口 7%的西方发达国家，人们所接受的国际新闻有 80%是西方媒体提供的。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入的信息和发展中国家向西方发达国家输入的信息之比是 100 比 1。而在提供信息的西方国家的新闻机构中，尤以

36、美国为主。更为重要的是，西方媒体一般传播的是欧、美、日等国政要、智库、企业、社会组织的观念，这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受众的关注焦点。加上西方国家在各种国际机制和制度中占据主导地位，其在国际议程设置上富有经验、得心应手、影响深远，这也成为其控制话语权的优势。过去，中国因国力不足，只能有限参与国际事务；现在，国际形势与国内发展都发生很大变化，中国必须采取更加有所

37、作为的对外政策，而主动设置国际议程便是题中应有之义。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讲话后，中国开启了新一轮快速发展期，美国学者率先提出了 “中国威胁论 ”。 2001 年，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郑必坚访美归来，开始研究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途径和内外政策。他邀集中国各智库的专家学者组成研究团队，出版报告与书籍。郑必坚及其团队成员与世界政要、专家、精英和社会

38、组织进行广泛对话，理性沟通。在 2003 年和 2004 年的博鳌论坛上，郑必坚主持了以 “中国和平崛起 ”为主题的讨论会，激起了亚洲和世界各国专家的热议。其结果 E. M. Rogers and J. W. Dearing, Agenda-Setting Research: Where Has It Been, Where Is It Going? Communication Yearbook, 1988, pp. 555-594. 吴瑛：中国话语权生产机制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39、 35 页。沈国麟：控制沟通：美国政府的媒体宣传，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53页。92016 年第 3 期是 2005 年美国助理国务卿佐利克与郑必坚等会面后，专门发表了讲话，表示欢迎中国和平崛起，并提出中美是利益攸关方（ stake holder）的观点。此举为美国对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态度定下基调，后来美国政要如奥巴马总统、克林顿国务卿等都重申欢迎一个强大的、和

40、平的、开放的中国，并希望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设置国际议程，可以由国家领导人或政府提出，也可以先由智库或专家提出，再由政府接受并支持。如此可以极大地鼓励并激发中国智库、各界精英及社会组织的参与意识和创新精神，从而使中国政府在提升国际话语权方面获得更多资源和动力。主动设置国际议程，中国就有了引领讨论的影响力。讨论的结果

41、可能与最初的话语有所不同，如中国政府把 “和平崛起 ”改为 “和平发展道路 ”，美国又发展出 “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 ”的观念，但是中国在话语权上已经获得成功。另外，确定国际议程的优先顺序也极为重要。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问题上，中国和发展中国家首先提出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原则，此后关于具体减排指标的讨论才有了准绳。由此可见，今后中国应当优

42、先关注设置国际议程的问题，先由智库、民间组织讨论，并与国际社会沟通协商，兼收并蓄，集思广益，然后再由政府确定和提出，方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二）引领国际制度创新，态度开放化解疑虑当代国际体系是在二战结束前后建立的。从 1944 年到 1951 年，美国集中进行了制度构建：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组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均

43、在这一时期建立。此外，美国实施了援助希腊、土耳其以及帮助西欧重建的战略，还帮助德国和日本重建并融入西方体系。通过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美国对国际社会的安排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宣传。结果就出现了带有自由主义特征的等级性秩序，美国在其中占据支配地位，这种支配地位是由规则和制度确立的。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取得了很多

44、历史性突破，但也存在着相当的缺陷。国际体系创新的需求始终存在，当前尤甚。因为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面临着许多新问题和新挑战。新兴国家大量涌现，也提出了新要求。而且历史转美约翰伊肯伯里：自由主义利维坦：美利坚世界秩序的起源、危机和转型，赵明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141 页。10集体认同：增强国际话语权的关键折关头是制度创新的最佳时机。中国

45、崛起正逢国际体系转型的历史时期，中国力量的上升也是促使国际体系转型的重大动力。无论是在原有制度框架内的改革，还是重新建立新的国际机制和制度，制度化才能保证话语权的落实，也才能将文化观念转化为现实影响力。新兴国家对国际体系的创新比西方国家更加困难，因为它们既要参与和接受主要产生于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现代国际体系，又要坚持本民族文化的特点和价值观念。将二者兼顾和融合，才能收到实效。因此，首先，中

46、国要遵守国际规则。例如，在苏联解体时，中国的西部边疆分别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几个国家接壤。中国政府尊重邻国的主权与独立，以和平友好的方式重新划定边界，这为后来的上海合作组织（最初为上海五国机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互信在当今世界仍属稀缺资源，但是在五个邻国的边界上，驻军都减少到各国领导人承诺的数字之下。而且各国

47、的驻军和警察共同合作，打击恐怖主义、贩毒、贩武等活动，使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边界成为友好合作的边界。另外，中国要及时把国际集体认同制度化。例如，在上海五国机制的基础上，中国、俄罗斯、中亚国家、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等国形成了新的集体认同，于是上海合作组织于 2001 年诞生。其次，积极推动机制创新。中国倡议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 “亚投行” ）

48、这一新国际机制，吸引了众多亚洲国家和欧洲国家加入。众所周知，亚洲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是基础设施资金短缺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据估算，从 2015 年到 2020 年间，亚洲每年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将达到 7 300 亿美元，远超过现有金融机构所提供的数额。中国的倡议符合地区国家的利益，也让区域外的国家看到机会与希望。为了保证亚投行的及时运营，中国积极投入资金，并表示支

49、持建立共识决策的制度。最后，始终以开放的态度化解疑虑。建立亚投行也曾遭到美国的猜忌，但是中国始终强调该组织的开放性，以及它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与互补，并在制定具体运营规则时，中国又采取了国际认可的公开、透明、开放、清廉、环保的理念，最大程度地化解了疑虑。中国为赢得欧洲国家支持放弃在亚投行的否决权，载华尔街日报 2015 年 3 月23 日。112016 年第 3 期（三）共同行动促进合作，实践检验话语权的能力集体共识来源于实践，并需要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但要转化为国际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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