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制度是如何封闭的？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实际运行为例在这里，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话题是，那些下岗和失业职工，在其失去工作之初时的体验和经历究竟是什么样的，这一“失业之初体验”又是如何限制了他从事下一步的行动的? 而其背后的社会机制又是什么呢? 本文限于篇幅，已不能详细地展开这一问题。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那些一开始就没有实现“制度参与” 的人，也就从此被甩出了“制度参与的良性轨道” 而进入了“被抛”的状态;而即使某个下岗职工在他刚刚下岗时就能够很好地做到“制度参与” ，也并不意味着他从此进入了“制度参与的良性轨道 ”而不会被重新封锁在制度参与之外;换句话说，一方面，我们的制度缺少一个
2、这样的“召回”的机制，把那些由于时间差而被抛出社会保障循环圈子的人重新纳入进来，另一方面，我们的制度也缺少一个“沟通” 或“桥连”的机制，使得通往“制度参与的良性轨道” 的道路畅通无阻。在此基础上，必须指出的是，上述的分析乃是为了展示制度的封闭逻辑而在静态的意义上所做的描述和说明。在制度的实践运作中，制度的封闭过程，乃是在一种动态中达致的：正是诸如“放长假” 、“内退”这样的变通措施，使得职工在获得一定时期的过渡期之后，与制度的距离也愈行愈远并无法再重新步入这一制度的运行轨道之中。（注 13）这一情况可以通过下面的一个个案得以展示：“97 年厂子效益开始不好，厂子就开始动员我们下岗，我们不干。
3、后来厂里说订个合同，每月给开支 75 %(合同的落款是长春市 M 厂生产科办公室，当年该厂职工原平均收入约 800 元/ 月作者按) ，一直开到退休，我们后来一合计反正离退休也就不到 5 年了，也就签了。结果呢，75 %只开支了 1 个月，就变成了开 45 % ，到 99 年底的时候就没钱开了，一人给了一吨面(该厂是一家国有面粉企业作者按) ， 说是值 1800 ，也就卖了 1650。到现在一分钱都不开支了。”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企业之所以给“内退” 职工的物质补助逐渐减少，确实有企业效益逐年下降的实际原因，但对于那些已经“内退”的职工来说，他们的处境却非常尴尬和微妙。一方面，他们不能参与到国家
4、指定的下岗职工社会保障的体系之内，因为按照国家制度的定义，他们根本就没有“下岗” ，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要争取自身的权利和福利，可供选择的方案要么是和企业管理者继续对话或抗争，要么是将权利的诉求投向其他社会机构，前者往往因为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和沟通渠道的封锁以及职工的弱势地位而收效甚微，后者则因为更为广泛意义上的社会的封闭而投诉无门：“我们当然找厂子理论啦，厂里先说这合同是自己订的，厂内行为，厂里说有效就有效，说没效就没效，现在只能按照最低生活费开。我们当然不平衡，我们退养的毕竟是在职职工，怎么能一个月只拿169 ? 后来，厂长就不见我们，还养了狼狗，谁去找他就放狗咬，给他的保镖打。所以，这事到现
5、在就僵着，厂里一分钱都不开支。”“那有没有找过别的部门?”“找谁有用啊 ? 都没有! 该去的地方都去了!去年( 市) 劳动仲裁委倒是介绍了个律师事务所，可人家说什么让我们别花这冤枉钱，说打官司也打不赢，没有人愿意给我们代理，不如我们自己撤诉。选举? 选举更没用，这选票我们是肯定没填过，但厂长自己倒成了人大代表!”正是通过这个事件，我们在得以发现“制度的封闭” 过程是逐步形成的之外，更启示我们注意到， “制度的封闭”本身乃是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封闭的社会 ”（注 14）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前者乃是后者在机制上的具体而微和逻辑上的必然衍生。所以在文章的结尾，我们将把视线投向今日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社
6、会。制度的封闭与建设开放社会在展开讨论之前，首先必须承认的是，当我们再回头来看本文中所描绘的 1998 年所设计的制度，它早已是一个“历史的存在”。这一方面是因为，国家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社会保障的思路已发生转变，“到 2000 年最后一批下岗，由社会机构负责，从而消灭下岗，转向失业”的政策出台，不仅表明本文中所讨论的那个由制度所认证的“下岗”及“ 下岗职工” 等名词将永远消失，而且表明本文所讨论的这个制度及依附于其上的制度的执行路径也将随之作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对于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新举措，从而在某些方面解决了本文所揭示的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文本规定
7、与实际运行之间的张力。那么，在本文中我们拿一个过渡性质的、行将作废的制度来讨论还有什么意义呢? 笔者认为，将这个制度设计从众多针对失业职工的社会保障制度中“挑出来 ”的意义，一方面在于这一制度在足够长时间内的实际运行恰恰再也清楚不过地展示出一个制度是如何封闭的过程、机制和逻辑，从而为我们今后将要设计或操作的制度提供一个警示的范本;另一方面在不同的企业中，制度封闭的原因和情境可能是偶发的，但是，通过这些偶发的“事件” ，我们得以更清晰地认识到，制度的封闭乃是和更为广泛的我们这个社会的封闭密切相连的，而这恰恰是我们众多的制度(包括本文中所讨论的制度) 在实际运作中一错再错、反复失灵的根本原因。法国
8、学者克罗齐埃曾经用“被封锁的社会”(LA SOCILBLOQE) 来形容法国社会的官僚体制，这一体制的特点一方面在于高度集中，即权力绝对集中在高层，而决策者与执行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另一方面在于等级森严、分工过细，各层次之间互不通气，下属总是对上级封锁消息（注 15） 。虽然克罗齐埃的这一洞见乃是建立在组织社会学的分析之上，但它对我们认识和把握今日中国的社会结构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因为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诸多特征，也清楚地表明了，我们同样生活在一个“被封锁的社会” 之中。但是中国社会的封锁或封闭，却并非上述两个特点那样简单。我们通过对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社会保障制度的实际运行状态的讨论，
9、已展示了中国“封闭社会 ”的部分特征，其中沟通的封锁和身份的壁垒在这一制度中显得尤为突出。在此我愿意不厌其烦地再举一个例子，目的是通过对这个故事的描述，来说明沟通的封锁本身只是一种形式，如果我们绕到其背后，就会发现更为隐秘的“权力关系”在那里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而身份的认证亦是如此。在上文所说的 M 厂做调查的时候，该厂一位 30 来岁的男性职工却向我们描述了一幅近乎“完美” 地、与别的职工所描述的截然不同的执行各项社会保障政策的图景：“我是 2000 年 6 月 1 日下岗的，一下岗厂子里就给办了下岗证，也建立了再就业服务中心，我在里面待了三年，每个月可以领到170 元的下岗补助。我 20
10、03 年 5 月 31 日出中心，单位在 5 月 15 日还办了失业优惠证(只有失业证，没有失业优惠证一说，失业优惠证其实是再就业优惠证的误称作者按) 。”说这幅图景很“完美 ”，理由有三：一是从时间节奏上来说，这个工厂所做的每一步都和国家政策规定的“节奏” 相吻合：职工一下岗就进再就业服务中心，3 年后出中心，精确得甚至一天不差; 二是工厂给下岗职工“按时足额 ”发放下岗补助;然而，最震惊的问题却在于，这个职工向我们描述的图景与别人所述说的截然不同! 我们到底该相信谁?!接下来的调查使我们发现，他们谁都没有撒谎。“退养职工” 与单位签订内部协议是事实，有人能够享受制度规定的权益也是事实，问题
11、在于这一切都只不过是这个企业所玩的欺上瞒下的把戏而已：“为什么单位要给我办下岗证? 因为它可以从中捞取好处啊 ! 我们名义上下岗失业了，可单位还是让我们去干活，一天给 8 块钱。而且单位还规定，不办下岗证不能上班，办了才能上班。照我们的理解，厂子这么做就是为了套国家的钱。你看，我们下岗了，单位就不用给我们交每月 188 块钱的养老保险，以前这是每月都要扣的，然后现在呢，失业优惠证也必须办，不办就不让上班。到了后期个人懒得办的，干脆是企业替他办。我们办了优惠证，它(指单位) 再把我们招回来，它就可以享受免税。单位没有办下岗证和优惠证的(职工) 真的就没给再安排工作。他们有的买断了，有的就长期放假
12、，但都没活做。”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一幅令人震惊的图景：这个企业一方面把“老弱病残”都打发回家，另一方面却“ 安排”年轻力壮的下岗，再把他们以失业人员的名义聘回企业。这样，企业获得的好处是，它不仅在形式上符合了诸如免税这样的优惠条件并保证了企业的生产（注16） ，而且克扣下了职工的下岗基本生活费中由政府和社会保险机构支付的 2/ 3 的部分并中饱私囊! 在这位职工家，我们就看到了2000 年 6 月 1 日签字的 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协议以及 2003 年 5 月 15 日签字的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审核表(凭借后者才能办理再就业优惠证) ，也就是说，该户访谈对象在形式要件上已经确确实实是一个
13、下岗后再就业的职工了，可事实上在此之前和之后他一直都在原单位工作，但为了填写该表，在“再就业单位”一栏中他“虚拟 ”了一个 “粮食加工经营店”，而事实上这个 “粮食加工经营店”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对此，户主虽心知肚明却也只能表示无奈，因为“能吃饭是最重要的啊。”然而，还有这个职工不知道的事情。“被下岗” 的，不仅仅是那些还在企业上班的人。一位已经“退养” 在家的老职工告诉了我们他自己的发现：“去年，我自己找到劳动局劳力处反映(单位不履行内部合同的) 情况，无意中发现自己怎么在下岗的名单上! ? 搞到后来才搞明白， 厂里从 1997 年开始一直上报下岗名单，但下岗证呢，从来不发给职工，每月 170
14、 块钱(应该指的是按照三三制规定的 2/ 3 财政拨款作者按) 也都给厂子自己拿走了! 后来我去厂里劳资科要钱，科长说：来了就给，不来就别吱声!，想把我嘴堵上。我们当然不会被他堵上，我们也反映情况，找过市政府，省政府，都没用。找到工人日报，他们也说这事情不归他们管! 这等于什么呢，等于把眼睛蒙上了，这不是游戏嘛，等于什么都看不到。厂子就来回绕圈子，等把工人都绕糊涂了，它愿意咋地就咋地!”这位老工人以蒙着眼睛做“游戏” 比喻他们自身的处境，甚是形象。为什么企业领导能够一手遮天、欺上瞒下，不仅把职工封闭在社会保障的制度之外，而且大肆侵吞和转移国有资产以中饱私囊? 这乃是因为在这场游戏中，职工不仅处
15、于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地位，而且在权力关系中绝对处于弱势和被支配的地位，加之在这个具体的事件中，无论是律师、政府还是媒体，都是消极的不作为，这只能进一步加剧沟通的封锁。再把目光投向身份的认证，情况又是何等的相似。同样是城市失业或无业人员，他们的身份却是截然不同的，依附于身份之上的权利亦是不同：在实际工作中，他们被分为“下岗职工、失业职工、失业人员、长期放假和流动人员”五大类别，每一类别的身份认证依据的是不同的证件和表格。笔者不否认区分这些不同的身份自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也不否认对不同情况的群体应该实行差别对待。但问题是，一旦身份本身非但没有成为有效管理的利器(这恰恰是身份区分得以存在的最重要的
16、合理化原因) ，反而成为阻碍人们享受本应属于他们的权利的壁垒时，身份认证本身存在的形式必须被加以反思。我们在前一部分已揭示了这些身份的认证是如何将人们排斥在他们本应享受的制度化权益之外的，而之所以有的人能获得身份认证，有的人却失去身份，又何尝不是和我们这个社会中的权力结构密切相连的呢?（注 17）正如社会保障制度在实际运行中的失灵从来不仅仅是社会保障制度本身的原因而总是与诸如贪污腐败、以权谋私这样的失范现象纠葛在一起那样，要想真正让社会保障制度的“文本规定” 与“实际运行状态”保持尽可能的一致，就必须跳出“ 制度的封闭 ”这一个圈子，去投身到更为广泛意义上的“建构开放社会” 的活动中去 ;然而
17、，我们今日所面对的这个社会的封闭性，并非仅仅局限于沟通的封锁和身份的壁垒，而打破封闭的社会，建构一个开放的社会，也并不是仅仅扩大民主、建立法定的参与管理形式那样简单(尽管这些都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真正的革新只能通过整个社会内部权力活动的深刻变化才能够实现（注 18）。限于篇幅，笔者在此无法就这个问题进行展开。但对于“制度的封闭”这一现象，笔者的基本立场业已十分明确，我们要创造的，乃是一个开放的制度和开放的社会但重要的不是这个制度和社会被冠以什么样的名称，而是当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时候不再被蒙着眼睛、不再因身份而受到歧视、不再被抛出社会主流、不再“上天无门，下地无路” 。可能现实会给我们实现这一理想带来沉重的反证，不过，如果我们把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社会保障制度看作一个过程，一个由原先的“应急” 之策、 “配套”之举转向基本社会政策的过程，一个从“经济逻辑” 到“政治逻辑”，最终开始转向“社会逻辑”过程的话，那么，由此推衍开去，这个理想的实现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事了。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