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非正式制度约束对甘南藏族自治州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西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非正式制度约束对甘南藏族自治州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姓名：杜隽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区域经济学指导教师：张永丽2008-06内容摘要 在影响民族地区发展进程的两大因素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中，经济并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 。现实情况表明，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因素对民族生产、生活的影响非常大，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行为。 甘南藏族自治州是一个典型的以农牧业为主的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甘南州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但与甘肃省和全国平均发展水平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地区经济的发展与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变革之
2、间也存有一定落差。这一方面是由于甘南州自然地理环境差、经济基础薄弱等客观因素制约，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忽视甘南州独特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受自然环境、历史发展阶段、民族文化传统等因素影响，甘南州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意识形态、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鉴于此，本文从非正式制度的视角探讨甘南州的经济发展，力图突出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在民族性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结合分析及关注少数民族主体性的发挥上做出努力。 论文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分析了甘南州非正式制度的特征及其对农牧民经济行为的影响。分析认为，甘南州封闭保守的意识、传统观念、宗
3、教习俗等非正式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甘南州农牧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受其影响，农牧民经济行为非经济理性特征明显，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发展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不相协调，从而制约着地区经济活动的开展和经济效率的实现。由此，文章提出了诱导非正式制度变迁，促进甘南州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甘南州；非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变迁；经济发展 IIAbstract The interaction of the two major factors - culture and economy are import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areas. But the
4、economy is not a ;panacea;, others are also important. Actually, the culture, religion, customs and so on in national areas have a great impact on national production and living. Further more, these dominate peoples behavior largely. Gannan Tibetan Autonomous Prefecture is a typical underdeveloped m
5、inority area with agriculture as the main economic basis.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Gannan state has made a great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compared with the average level of the development of Gansu Province or the whole country, there is still a very big disparity. And there are also a big gap
6、between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inorities themselves. On the one hand that is restricted by the poor natural environment, weak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other objective factors. On the other hand that influenced by the unique cultural tradition and value and other
7、 Informal Institution factors. Restricted by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historical stage of developm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so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Gannan state has certain particularity. The ideology, the cultural traditio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and other Informal Institution
8、are affecting the herdsman production and living to a great extent. Therefore, From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s angle of 6view,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annan, trying hard to highlight the particularity of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aking accomplishment in the joint analy
9、sis of economic factors and national factors and in the concerns of the function of the independent subject of the minorities. By applying the theories related to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annan state and its influence to the
10、 herdsmans economic activitie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conservative consciousness, the traditional values, the religious practices, and other Informal Institution of Gannan to a large extent influence the production and daily life of the farmers and herdsmen of Gannan. Influenced by this, the n
11、on-economical 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herdsmans economic activities are obvious, which is to a greatIIIextent uncoordinat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odern market economys request, and then restrict the operation of the local economic activity and the realization of the high economic effi
12、ciency. Therefore, the paper gives out the policy suggestion that we induce the vicissitude of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 and promo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Gannan state. Key words: Gannan state; Informal Institution; the vicissitude of the Informal Institu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III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
13、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括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也不包含为获得西北师范大学或其他教育机构的学位或证书而使用过的材料。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签名： 日期：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西北师范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学校可以公布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其他复制手段保存论文。 （保密的论文在解密后应遵守此规定） 签名： 导师签名： 日期：
14、I导 论 导 论 一、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区之间人均收入差距出现了扩大的趋势。到 20 世纪 90 年代，地区发展差距更是进入了加速扩大的阶段。在总体的差距贡献中，东中西三类地区之间的差距起着越来越重要且显著的作用（蔡昉，2001） 。而我国西部地区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地区，5 个自治区全部在西部地区，30 个民族自治州中的 27 个，120 个自治县（旗）中的 83 个分布在西部地区。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在全国 10643 万人的少数民族中，分布在西部的人口达 7654 万人，占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71.92%。全国成片的贫困地区大部分也在西部，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少数
15、民族聚居地区。大量集中的贫困人口也是区域差距的直观表现。因此，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对于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民族关系和谐运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目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着一些突出困难和问题，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虽然经过新中国建立后 50 多年的发展历程，全国绝大多数少数民族已经由以农牧业为主的传统社会进入到了以城市人口比重不断增多，以工业文明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实现了各民族自身发展的社会跨越。特别是过去的 10 年，是历史上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但在缩小地区差距，消除人类贫困方面并没有取得多少相应的进展。 （胡鞍钢、温军等 2000）对于民族地区的如何发展问
16、题的探讨，一直以来是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关注的重点。但长期以来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战略基本是模仿或照搬内地汉族聚居地区发展模式，关注和强调经济发展上的不平等，忽视了民族之间语言文字、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文化传统的差异（胡鞍钢，2001） 。而这也使得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与民族经济及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变革之间还存有一定落差。 现实情况表明，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因素对民族生产、生活的影响非常大，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行为。在影响民族地区发展进程的两大因素文化与经济的互动中，经济并不是万能的“灵丹妙药” 。 （马戎，1996）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已引起了学术界的
17、重视，但目前对这一问题还缺乏系统深入地分析，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对非正式制度作用的分析较少。此外，民族因素与经济因素的融合，一直是民族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而民族因素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民族文化。因 1导 论 此，结合特定地区的实际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非正式制度做进一步探讨，有助于对民族性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结合分析提供新的视角，有助于将经济发展的落脚点转向对更多少数民族群众发展的关注上，重视少数民族主体性的发挥上，并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丰富现有民族地区发展研究及民族经济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本研究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甘南藏族自治州属全国 10 个藏族自治州之一，
18、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区，也是一个典型的以农牧业为主的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这里居住着藏、汉、回、蒙等 25 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到了全州总人口的 58.18%，藏族人口占总人口的 51.01%。甘南州现今较完整地保存了藏民族传统的游牧文化、佛教文化和民俗文化，是整个藏区社会经济和历史文化的缩影。在甘南牧区至今仍有部分牧民过着“逐水草而居”的传统的游牧生活。此外，甘南作为青藏高原文化板块的一部分，受藏传佛教的影响很大。藏传佛教自唐朝时就传入了甘南地区，藏传佛教政教合一制度使得藏传佛教的影响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历史上沿袭下来的许多风俗习惯、民族禁忌、思想观念等非正式制
19、度对人们生产、生活的影响非常大，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行为。甘南州地区的民族性特征和经济欠发达特征明显。因此，通过甘南州经济发展中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作用的分析，可以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决策依据，对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二、研究综述 1、国内外关于非正式制度的相关研究 （1）国外关于非正式制度的研究 1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1994）将制度定义为社会的博弈规则，制度会提供特定的激励框架，从而形成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组织。制度由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及其实施特征构成。正式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关系的有意识的契约安排。非正式制度是从未被人有意识地设计过的规则，主要包括价
20、值信念、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它们在正式制度没有定义的地方起着约束人们行为关系的作用。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居于重要地位。在诺思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意识形态作为个人与其环境达成的“协议”有助于节约信息费用，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并能减少强制执行法律与法院的费用。 2导 论 正式制度只有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否则就会出现“紧张” ，其程度取决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偏离程度。诺思在 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演讲时指出，离开了非正式制度的土壤，将成功的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正式政治经济规
21、则搬到第三世界和东欧，就不再是取得良好的经济实绩的充分条件。 2德国学者柯武刚和史漫飞（2002）把制度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内在制度被定义为群体内随经验自发演化而成的制度，而外在制度则被定义是由统治共同体的政治权力机构自上而下设计出来，强加于社会并付诸实施的制度。外在制度是正式的制度，对社会成员的行为具有规范性影响。内在制度又可以进一步分为包括习惯（非强制性制度） 、内化规则（由道德规范实行的习俗） 、习俗和礼貌（由公众舆论迫使实行的习俗）的非正式制度和作为正式制度的正式化内在规则（非政府组织或团体制定的内部制度） 。对于制度的划分，柯武刚和史漫飞强调，制度的内在性和外在性之间的区分与制度
22、的起源有关，而制度的非正式性和正式性的区分则与实施惩罚的方式有关，即与惩罚究竟是自发地发生的还是有组织地发生有关。 另外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则是从社会资本的角度来研究非正式制度的。斯蒂格3里茨指出，社会资本包括隐含的知识、网络的集合、声誉的累积以及组织资本，在组织理论语境下，它可以被看作是处理道德风险和动机问题的方法。一个社会发展其经济时，它的社会资本同样也必须调试，让人际关系网络部分地被基于市场的经济的正式制度所代替。 （2）国内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 国内比较早的关于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有孔泾源的中国经济生活中的非正式4制度安排 。作者认为非正式制度安排是人们在长期交往过程中无意识地形成的，它具有持久
23、的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传、渐进演化的文化的一部分。在非正式制度安排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根据诺思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的思路，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在我国的制度变迁过程中，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领域和方式，认为我国数千年的文明进化所形成的非本能行为的抽象规则或非正式规则安排既为我们造成了制度变迁的某些困境，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制度创新的深厚土壤。文章为研究中国制度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另一本有代5表性的研究是张继焦的市场化中的非正式制度 。作者以海南某市为研究对象，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对非正式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书中明确了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是中国改革和制度变迁的主要线索，肯定了非正式制
24、度作为一种社会 3导 论 结构性因素，对资源配置具有重要的作用。并讨论了在市场化条件下，作为一种社会结构性因素非正式制度是如何在政府和市场之外，采用不同于政府和市场的方式进行资源配置，又是如何推动制度变迁。此外，林毅夫（1994）也对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 王文贵的互动与耦合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 （2006）一书，对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了系统分析。全书就非正式制度中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习惯习俗和宗教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阐述，指出，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是一种互动与耦合的关系，非正式制度影响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也增进非正式制度变迁。在市场经济的进程中，
25、必须高度重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容，努力增进非正式制度变迁，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6在非正式制度与社会冲突一文中，党国英把道德、宗教、礼仪、典籍文化和宗法制度看作非正式制度，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这些制度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其结论概括为：宗教产生的根源是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因此，宗教具有降低不确定性的作用。礼仪是人们通过程式化言行交流某种信息以求得生存环境的秩序化、消除对环境的陌生感、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的行为类型。礼仪有可能发挥稳定社会的作用；道德是依靠羞耻感来维持的人们的自律性行为规则。在现代社会道德所能发挥的稳定社会的作用受到很大限制；在较为封闭的乡村社会中宗法关系支撑着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
26、。这一研究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非正式制度分析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2、国内关于民族地区非正式制度的研究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一种特殊的区域经济，少数民族地区由于自然、历史等原因在经济发展中总体属于欠发达状态，独特的民族性又赋予其特殊的发展特征，其经济发展具有民族性、区域性和发展性的特点。由于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较为缓慢，因此相关研究基本上是以如何“加快”发展为主轴展开探讨的。总体来说，早期的民族地区发展研究主要主张以经济增长优先为目标，通过资源的开发实现民族地区经济的追赶。 “虽然这种以资源开发为主的发展战略和支柱产业选择，对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以及缓解全国性能源、原材料短缺状况具有较为重要的
27、作用” （胡鞍钢、温军，2003） ，但在强调经济推进的带动作用时，相对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忽视了经济效益的提高及人民生活的改善，使地区发展中资源环境问题、产业结构趋同的弊端逐渐凸现出来。相应的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的视角也趋于多元化，并开始注意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的作 4导 论 用。从相关的研究看，主要分为文化视角和非正式制度视角的分析。7叶坦（2005）从区域经济与区域民族经济的差异入手，指出尽管区域经济研究已取得很大成就，但以“区域”为基点进行的单纯“经济”研究，不便于深入到区域中民族经济的差异层面，忽视了经济与文化的关联，尤其是区域民族经济发展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及民族特性积
28、淀的联系，这直接影响国家民族政策的制定与发展模式的选择。直至今天，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各民族经济自身的变革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隔离与落差。由此，作者提出由于各民族的经济文化源自不同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与历史发展阶段以及民族文化传统等等，因而在民族问题上，经济与文化的关联性尤为突出，研究民族经济更需要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应当结合民族文化、传统习俗、习惯心理等“非经济因素” ，重视由民族文化特征所赋予其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行为偏好等。 8王文长（2005）则在论民族视角的经济研究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把民族作为分析的基础框架，由民族概念内涵的基本素质演绎经济生活中民族差异存在的必然性及表现形式。他指
29、出，民族分析的基础框架由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民族文化特质两块基石奠定。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提供了民族生存方式的自然基础、资源条件，形成民族间的自然差异；民族认同的文化特质、延续民族生存方式的制度规范、风俗习惯，形成民族间的文化差异。民族间的自然差异和文化差异反映在具体的经济生活中，便表现出民族间经济生活的差异，呈现出民族间经济生活自然差异与文化差异的二重性。循着差异二重性的方向，各民族在各具特色的生产力结构的基础上呈现出各具个性的生产方式、制度结构、生活方式、经济伦理、生产组织、产业结构、市场形式、经济运行状态。 9高新才、马文龙（2000）在民族情商区域民族经济发展的始动力一文中指出，各民族不
30、同的民族情商，是构成民族间经济差距的文化层面上的深层原因。作者认为，民族情商在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文明中居于特殊地位，体现了民族文化中的经济倾向性，它反映了一个民族发展经济的情绪及适应变化的能力。民族情商虽然不是民族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但却是前提性条件。民族情商越高，民族壁垒和民族藩篱就越容易被打破。就中国现状而言，民族情商决定一个民族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时间与速度，决定其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的快慢，是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的始动力。民族情商的提高及创造释放民族情商机能的条件对帮助少数民族摆脱贫困，发展民族经济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为分析民族地区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倾向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5导 论 在
31、李亚玲、汪戎（2006）的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文化可承继10性研究一文中，作者提出缩小东部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差距的一个两难处境是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的矛盾。在分析过程中作者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民族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将社会文化分为处于文化表层的器物文化、中间层次的正式制度和处于文化最深层次的非正式制度，其中将非正式制度解释为社会文化因素，包括语言、民族、宗教、价值观念、理想信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以及意识形态等无形的约束规则，并根据制度经济学原理做了进一步分析。 11玉苏甫江（2005）在其对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研究中，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对“阿克塞”现象进行了分析。他认为
32、，对民族地区的欠发达，如果继续单纯地从经济层面上分析民族地区经济，将会陷人一个充满逻辑悖论的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论的旋涡中。如果能跳出经济层面，从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层面，运用新制度经济学路径依赖的原理考察民族经济，则打开了一个认识民族经济发展的新的思维空间，从而可以尽可能客观地面对民族经济发展的现实。 12张锦鹏（2003）系统的分析总结了少数民族经济发展进程中非正式制度约束作用。作者指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作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或阻碍作用。少数民族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其中主要因素是受到诸如产权意识模糊，财富积累意识差、传统观念固化和传统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因素
33、的制约。因此，要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应通过培育新的发展模式，利用正式制度强化其产权意识和经济理性，以及促进少数民族知识发展等途径来促进非正式制度的创新。 13李兴江（2004）以制度创新为主线，深入分析甘肃省民族地区原有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的特点及作用，对甘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中原有制度安排与市场经济相悖之处进行分析与阐述，提出制度创新的具体内容和对策。 14李泉（2002）从制度这一视角出发，重点分析了西部民族地区正式制度创新中的主要问题及非正式制度的约束特征，指出西部民族地区现存制度结构运行效率不高，正式制度流失严重，非正式制度有较强的生存和约束力，经济发展中缺乏激励性的制度安排，并有针对性
34、地提出民族地区以制度创新促进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思路与对策。 总体来看，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从传统经济因素差异分析转向多种视角特别是对民族文化、非正式制度因素影响的重视上，对文化差异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强调也体现了研究中对民族主体性的关注。从文化和非正式制度的界定上看，两 6导 论 者互有包涵，研究最大的不同体现在研究侧重点和方法上。这其中李亚玲、张锦鹏运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民族文化因素的分析，在方法和思路上给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很大的启示。李兴江等对甘肃省非正式制度的研究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3、关于甘南州经济发展的相关研究 目前，对甘南州的经济发展的相关探讨主要集中在畜牧产业
35、发展、贫困、生态建设等单项研究及传统经济发展因素分析上，主要的研究有高新才、滕堂伟的甘肃民族牧区畜牧业发展路径分析 （1999） ；张润君、李兴江、杨立勋的非正式约束与甘肃民族地区畜牧业经济增长 （1999） ；穆锋海、武高林的甘南高寒草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 （2005） ；李志刚、刘晓春的高寒地区少数民族农牧区贫困的成因及对策以甘南藏族自治州为例 （2002） ；甘肃省科委“甘南生态示范区建设”项目的系列研究成果（2003） ；洛桑灵智多杰主编的青藏高原甘南生态经济示范区研究 （2004）等。相对来说缺少从非正式制度视角对地区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分析。此外，有关藏族、藏区宗教、民族文化、部落历
36、史等内容的研究成果为本文分析非正式制度特征及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三、论文思路和框架 本文以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为指导，尽可能结合发展经济学、民族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为切入点，对甘南州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做了探讨，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论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从现实和理论两个角度阐述了研究意义，并对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简单的梳理，提出了论文思路和框架；第二部分介绍了非正式制度的相关理论，对非正式制度的内涵及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了一般性理论说明，为后面展开的分析做了理论铺垫；第三部分分析了甘南州经济发
37、展现状，指出甘南州经济发展总体水平较低，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农牧业人口比重仍然很大。针对这一现状，可以从很多方面寻找到原因，本文只从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关系入手，就甘南州经济发展缓慢的现状做出解释；第四部分从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习俗习惯等几个方面分析了甘南州非正式制度的特征及其对农牧民经济行为的影响，并对寺院经济这一民族地区独特的经济现象做了介绍；第五部分结合非正式制度变迁的特点，探讨了诱导甘南州非正式制度变迁，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7导 论 四、论文在写作过程中的难点和本论文所做的尝试 1、难点 由于非正式制度难以精确定量分析，对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尽管国内外学者都给予了关注，但
38、研究多是就非正式制度中的某一方面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加以说明，且分散论述多于系统论证。这就对分析甘南州经济发展中的非正式制度影响的系统性提出了要求，也是本文的主要难点。此外，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研究，交叉了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及民族经济学等多学科的研究。这也决定了本研究的面临的困难也将是多方面的。 2、论文所做的尝试 本论文是从非正式制度视角上对甘南州经济发展做了进一步探讨。从现有的甘南州经济发展研究成果来看，这一研究视角是相对较为新颖的。同时本文也尝试在影响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经济因素和民族因素结合方面作出努力。 8第一章 非正式制度及其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一般理论 第一章 非正式制度及其对经济发展
39、影响的一般理论 一、制度的构成及作用 1、制度的构成 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诺思和托马斯明确指出：技术进步、规模经济、教育以及资本积累等并非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制度可确立人们行为选择的基本规则，形成社会经济活动的激励结构，有效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创造合作效益。 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将制度定义为社会的博弈规则，它会提供特定的激励框架，从而形成各种经济、政治、社会组织。诺思认为，制度提供的一系列规则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制度） 、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制度）和实施机制所构成。正式制度是约束人们行为关系的有意识的契约安排，包括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各种合同制度等。非正
40、式制度是从未被人有意识地设计过的规则，主要包括意识形态、价值信念、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无形的约束规则，它们在正式制度没有定义的地方起着约束人们行为关系的作用。实施机制即国家制度的实施机制，人们判断一个国家的制度是否有效，除了看这个国家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是否完善以外，更主要的是看这个国家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否完善。概括的讲，制度可分为两大类，即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1）正式制度 正式制度是指人们自觉地、有意识地设计并创造出来的政策和一系列法规规则，包括政治行为规则、社会行为规则以及由这些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正式制度具有强制性特征。虽然这类制度也是人们自己制定或集体选择的结果，但这类制度明
41、确以奖赏和惩罚的形式规定其所作所为。因此，社会中就需要有正式制度的维护者、实施者，面对社会成员来说，不论你愿意与否，正式制度对其都是一种外在的约束。而且这种强制性还在于利益的差别性，在正式制度约束的地方，常常会是一部分人获益另一部分人受损，因而强制成为实现其实施所必不可少的工具。 社会越复杂越能提高正式制度形成的收益率。这是因为任何规则的制订及其实施的边际成本也随之下降。换言之，制度的实施也有一个“规模经济”的问题。在正式制度中，诺思认为，政治规则通常是决定经济规则的。他指出，政治规则并不是按照效率原则发展的，它受到政治的、军事的、社会的、历史的和意 9第一章 非正式制度及其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一
42、般理论 识形态的约束。因此，完全有可能，一个民族长期地停留在低效率的经济制度中。 新制度经济学尤其注意政治规则与有效率产权形成的关系。他们认为，只有在设计一项规则即产权的预期收益大于其成本的情况下，才能导致产权的出现。在这种规则的等级结构中，政治规则的有效性是产权有效性的关键。如果有明确的政治规则规制着政治当事人的活动，政治的交易成本很低，有效产权就会产生；反之，就会出现无效产权。 （2）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和习惯习俗等对人们行为产生非正式约束的规则，是那些对人的行为的不成文的限制。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
43、意识形态可以被定义为关于世界的一套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它不仅蕴涵着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习惯习俗，而且还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在诺思看来，意识形态是一种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意识形态作为个人与其环境达成的“协议”有助于节约信息费用，克服“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问题，并能减少强制执行法律与法院的费用。 文化传统是一定民族或群体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形成并世代相传的一种稳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诺思认为，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制度创新都必须充分考虑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只有将制
44、度创新与民族文化传统有机结合起来，才可能是有效率的制度创新。文化传统是一定民族在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下，社会生活实践活动的积淀和精神创造的产物，体现着民族的经历和行为方式，传达着民族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一定的文化传统首先是民族成员生存的精神食粮，作为一种内在的因素规定着成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其次，它是成员之间达成协调与合作的共同精神基础；再次，它是最为广泛的约束全体成员的价值和行为规范。文化传统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形成的基础，是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中关键性的约束条件，它在一些方面可能阻碍制度创新，在一些方面又为制度创新提供前提条件。 非正式制度的另外一项主要内容是习惯习俗。习惯和习
45、俗是人类社会最早形成的，也是最基本的非正式制度。在相当长的人类社会初期，即原始社会，人们之间及其关系就是靠习惯和习俗来调节的。其中习惯指的是人们重复活动所形成的一种行为惯性，它使人们不假思索去做出某种既定的行为选择。它可以分为个 10第一章 非正式制度及其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一般理论 人习惯和群体习惯，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习惯指的是群体习惯，是群体共同生活所形成的一种行为惯性，这种习惯一旦形成，就会作为一种“惯例”约束着群体成员的行为选择，制约着群体的制度安排，调节着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习俗是一种长期延续并积淀为一定群体的固定的生活方式习惯。习俗中蕴涵着一定群体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体现
46、着群体的文化特色。习俗是一定群体世代延续下来的一种行为方式，一种不需要理解却必须遵守的行为约束。今天，尽管人类的各种制度体系己经非常详尽，但习惯和习俗仍然是调节人们行为和相互关系的基本约束，也是各种制度赖以生存和发挥作用的基础。 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也是非正式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人们的价值观念规定着制度，制度是人们依据价值观念蓝图建构的，各种因素造成发展的情势，它们反映在人的价值观念里，人们依据形成的观念建构制度。伦理道德是调节人们之间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它以善恶为评价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和人的信念来维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伦理道德在微观上是一种人力资本，是个体价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企业等
47、经济组织来说，伦理道德又是一种重要的无形资产；从宏观上看，伦理道德是一种社会资本，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一定的伦理道德是制度有效运行的重要条件，有效的伦理915第一章 非正式制度及其对经济发展影响的一般理论 益可能更高。这种心理反应机制影响到制度变迁上，就会阻碍更有效率的制度的生成。 3、从非正式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非正式制度的状况及变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正式制度变迁是否顺利以致成败。而经济发展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制度变迁的过程。 首先，就长期制度演进来说，非正式制度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决定着正式制度的演变。一次通过“震荡（剧变） ”进行的制度变迁
48、能否收到预期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方向是否同非正式制度的自发演变方向相一致，是否有后者的相应变化相配合。其次，实际的制度变迁往往从边际变化开始，在正式制度作用的边际，通过非正式制度的演进，逐渐达到某个发生质变的“度” ，然后正式规则和正式制度产生变化。这就是说，制度演变过程通常是“边际性”的。第三，由制度非均衡引发的制度变迁的目标是实现制度均衡。制度均衡意味着正式制度约束的最佳供给并且与非正式制度具有相容性，一旦背离这种情况就会出现社会摩擦甚至动荡，以及正式制度作用变形的“制度畸形” 。第四，相对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在实际制度变迁中有两种可能的情况，其一是非正式制度变化的累积引起正式制度
49、变迁，这种情况一般适用于诱致性的渐进制度变迁。另一种情形是非正式制度的“滞后” 。由于非正式制度中内在的社会文化传统和历史积淀，其变化可能明显滞后于正式制度的变化，特别是在正式制度的变化通过“突变”的方式进行的激进制度变迁情况下。 总之，非正式制度对于实际的制度变迁过程具有重要影响，实际制度变迁过程总是正式制度变化与非正式制度变化的统一的和互动的过程。从长期来说，个人行为的非正式制度决定着正式制度的演变，即使一个经济体的正式制度结构有了整体性的改变，其实际结果如何也要取决于新建立的正式制度同那些只能逐渐17改变的非正式行为规则之间的互动关系的变化。 小 结 非正式制度通过对人的经济行为选择和激励的影响以及对正式制度的制约，对经济绩效产生着重大影响。当非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相适应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强化激励机制，提高经济绩效；而当它与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不相一致时，会阻碍制度的变迁与创新，从而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绩效。 16第二章 甘南州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第二章 甘南州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一、甘南州经济发展的自然环境 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