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加强制度落实，构建社会互信杨 友 良一、关系社会与法治国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方针指引下，压抑已久的国人的求利冲动被激发出来，历经近三十年，我们在朝向实现富民强国的理想亦趋亦近。然而，客观地分析，三十年的发展和进步我们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资源的耗竭和浪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科技进 步的迟缓和新一轮的知识贬值，尤其是社会关系基本面的解构和非建设性重组，给我国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以人为本，社会和谐的既定方针造成了结构性的阻碍。笔者不揣简陋，对我国社会关系的发生和基本面作了一个粗浅的概括，并以此为前设，认为我国以法治为根本的制度建设必须加快进程。我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
2、古国，历史形成的中国社会关系的传统是尚人伦、重情感，凡事均分个亲疏远近，是为费孝通先生称之为的“差序格局 ”。这种社会关系格局曾经为我国社会关系的稳定和互助提供了基础结构，并一度为正式制度所认同并作为治理的基础。然而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引进，这种社会关系的格局和社会联系方式受到了一定的冲击。但就目前的情景来看，这种冲击由于受到原有结构刚性的缓冲和配套制度跟进的不及时的影响，引进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 传统的熟人间的互信互利机制被借用并功利化，形成了当今社会格局的现状：熟人社会陌生化，陌生社会关系化，关系社会利益化，利益社会利害化，利害社会脱序化。如果这种描述为真的话，不仅市场经济的作用不能充
3、分发挥，而且社会的秩序基本面也受到了毒化，我们 构建社会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努力就会受到阻碍。因此，必须加强正式制度的建设，打开这种社会关系的死结。这种正式制度就是现在已经达成共识的法治社会，或称法治国家。二、制度完善和制度落实法治首先是一种制度化的治理，它是通过既定的、公开的规则对人、对事进 行规约和保护，它留有弹性，但决不能因人而异，是谓“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它可能因事而 别，但必须 以社会的公平正义为底线，是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新时期，我国包括法制在内的制度建设实际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已经明确提出，在人们的目光普遍地更注意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日益清晰地认识
4、到，经济的民主才是经济建设这个“ 中心”的核心。 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中，除了集中讨论民主法制的第三部分提出要实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的法制建 设目标外，在涉及 经济建设的问题 上都是“ 松绑”和依法保护同时并提，它提示人们新一届的领导集体仅就经济民主与法制的关系上一开始就有清醒的认识。此后的近三十年来，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制度建设，四次修改国家根本法以保障和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党的十五大首次将“依法治国 ”作为治国的基本方略提出， 为了进一步加强依法治国方略的落实，党的十七大则提出了要“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 扬法治精神，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 ”如果
5、我们把我国的法制建设的历史再一次浓缩，从党的十五大到十七大，十年的时间，弘扬法治精神的提出，意味着确立和实施 10 年之久的依法治国方略，正从法律制度的层面深入到法治精神的内核，从法律体系的构建升华到法治文化的培育。这种转变无疑是一种自然演进的过程，但这其中也不无透视出我国法治建设中不协调，以至于在我国出现了“ 纸质法律 ”和“实质法律”这样 的让异质文化背景下的人费解的对应名词。2008 年 2 月 28 日发布的中国的法治建设白皮书宣告“以宪 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 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但同时指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 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中国的法治建设依然任
6、重道远。三、法治国家与社会互信当一个国家在制度层面已经有了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而在现实生活中又一再出现“官司一 进门，双方都找人” ，“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制度捉弄人”等类似现象时，我 们只能被逼着再作进一步的追问，到底是制度捉弄了人，还是有一部分人捉弄了神圣的制度？又是谁在捉弄制度？为什么捉弄制度？为什么敢捉弄制度？如果说三十年前，我们提出解放思想，更多的是鼓励人们大胆的想、大胆的闯、大胆的干，是以破代立，今天的背景下，这样的命题和思路还能完全成立吗？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成立？笔者并不否认，至今人们的思想还有僵化，甚至不开化的地方。但这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党中央最新提出的科学
7、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社会要发展，社会要和谐，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笔者经常喜欢说得一句话是，发展中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解决。那种认为发展了问题就会解决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在现实 中我们也看不到。如果在我们的指导思想展开下的制度不能满足人们的现实的合理需求，要么使人们对思想和制度产生怀疑，要么使人们绕开它另辟蹊径，最终的结果都是破坏了社会互信。在中国实行法治无疑是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意愿。但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政党的指导和政府的主导无疑也是一种现实选择。当人民需要启蒙，制度成为依赖的时候，我们的各级党组织及其领导下的政府的言行举止都具有极大的示范效应。如果有极少数人籍口解放思想而突破现有法律制度的框架，即使是其出发点和结果在一时一地来说都是好的，其社会的整体效应也是有害的。也许民间的失信来自于政府的无信，下级的违规来自于上级的不经意。也许不是。但作为负责任的政府恪守法治无疑是其本分。但当某个地方政府确因恪守法治而丧失某一个具体的机会，甚至丧失可持续的机会时，笔者对此真的无以言说， 这也许就是中国法治的悖论，我只但愿它不是中国法治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