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代创新必须和历史传统相统一探析费正清的东亚与中国发展观 摘要：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主张：只有在中国历史长河的背景下，才会发现其运动的方向并对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有所了解。当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根本原因，主要源自西方的新兴力量与本土传统习惯及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互动。必须承认整个中华文明在衰落的同时也得到了新生。中国的现代化自有其内部的动力。如果说现代化是人民对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和适应，那就总是和本国固有的文化价值和倾向相交织地进行。这就意味着：现代科学技术有其国际影响，各国人民都不能不受到同样的刺激，因此现代化总是使一切国家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但在另一方面，每一国的人必定是依据他们自己承袭下来的境况、
2、制度和价值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因此，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做到与历史传统相统一。尽量利用历史传统并从中受益。由于中国社会生活的表层以下就是招之即来的历史。虽然目前中外传统合璧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但根植于中国土壤的中国人民将在他们的历史传统下继续他们的生活。费正清的历史主义现代化观清楚地表明：他既不同意割裂历史传统的现代化，但也不赞成固守历史传统的反现代化，而是主张一种从历史传统受益的新现代化。这给我国现代化的可持续发展留下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历史传统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美国历史学家，世界著名的东亚和中国问题专家，
3、19591972年担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和希根森（Francis Lee Higginson）历史讲座教授。在他逝世前，一直是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领军人物。1主要著作有东亚：传统与变迁（与E.O. Reischauer；Albert M. Craig合作）、中国：传统与变迁（与E.O. Reischauer合作）、美国与中国、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观察中国、中国人的思想与制度、新旧中国等，主编剑桥中国史。 作为一个有独特历史体验的历史学家，费正清对现代化过程有着深邃的历史洞见。2基于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经验，他认为，只有通过中国历史，才可以最好地了解中国，这是因为：与其他
4、民族相比，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国人更爱从历史角度观察自身，他们强烈感受到传统的存在，通过历史我们就能够按中国人了解自身的方式来了解中国人。只有在中国历史长河的背景下，我们才会发现其运动的方向并对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有所了解。3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当作如是观。“当代中国变革转型的根本原因，主要源自西方的新兴力量与本土传统习惯及思维方式之间的冲突互动。”4历史的悠远沉重、人口的“内向爆炸”和文化经济的先进，造就了一个“高度平衡的发展圈套”，因此，“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束缚较深的社会里，尝试建设新的道路只能够先破后立。”5中国至今仍然在追求的现代历史发展的两大动力，即科学和民族主义这两方面，
5、西方早在19世纪就已经处于领先地位。6但也必须承认中国在科学和民族主义方面已经取得相当的成绩，不可否认，“整个中华文明在衰落的同时也得到了新生”。7现代化总是使一切国家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但在另一方面，每一国的人必定是依据他们自己承袭下来的境况、制度和价值观，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来对待现代化。中国曾经学习过英国、日本、美国、苏联等国的现代化经验，但发现它们并不很适合中国，甚至使中国走了更多的弯路，反而拖滞了中国的发展。“维系整个中国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比我们西方的更加根深蒂固，并且自古一直延续到今，可以说是更加源远流长。”8因此，费正清主张：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做到与历史传统相统一。 一、东亚
6、概念的三种含义：地理东亚、种族东亚与文化东亚 中国是东亚文明的母源和主体。中国在东亚拥有辽阔的幅员，又长期在这一地区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费正清认为，研究中国必将涉及整个东亚地区。 费正清指出了“东亚”概念的三种含义：在地理上，指亚洲被高山大漠一分为二的东部地区；在人种学上，指蒙古人种（爱斯基摩人与美洲印第安人除外）的栖居区；在文化上，则指深受中国古代文明影响的地区。最后一个含义所指最狭，除中国之外只有日本、朝鲜和越南，并未把以下另外两大地区包括在内：其一为中亚地区，特别是蒙古、新疆和西藏，该地游牧民族的历史通过商业、战争和占领已与中国的历史融为一体；其二为东南亚地区，该地文化似乎更多地受到印
7、度的影响，不过近几个世纪以来，该地区与东亚在经济、文化和军事战略上的联系亦日渐紧密。东亚文明和人类的其他几大文明相互隔绝而自成格局。高山大漠把东亚和其他地区隔离开来。因而东亚发展出一种大体上保留至今的独特文化范式。9 虽然费正清使用的“东亚”概念主要是“文化东亚”，但与“地理东亚”与“种族东亚”不无关联，“东亚”概念的三种含义其实也可以视为“东亚”概念的三个层次，它们是不能割裂的。而且费正清的“东亚”概念是从历史视角总结出来的，因而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当然“动态东亚”的概念是有地理限度的。 二、为什么欧洲能够内发现代化，而中国不能？ “当我们观察1800年的中国社会时，我们第一个接触到的惊人
8、的矛盾现象是：社会的体制机构，特别是政府，表现出极差的应变能力，而人口和经济方面，却在经历着迅速、巨大的增长。”10费正清不同意所谓的“中国停滞”论11，他说：“这是一个非常肤浅的论断，它只适合或主要适用于官僚主义的国家机构，或许也适于家庭制度，中国人民生活的事实却已大谬不然了。”12费正清从人口、农业、手工业、贸易等方面作了评估，指出：“广袤的、人口多于整个欧洲的中华帝国是一个自由贸易区”。13但令费正清大惑不解的是：“中国尽管有高水平的技艺和资源，足以在工业革命史上实现一个突破，以与欧洲当时的工业革命相匹敌，但她却没有这样做。”因而，费正清称之为“中国近代史的最令人大惑不解的哑谜”。14
9、根据费正清的判断，“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没能够提高它的个人生产力，从而打破所谓高度平衡的圈套”。15这种情况就是蒸汽机以前技艺水平相当高，足以保持生产和消费循环往复的平衡，以致阻碍了工业发展投资。这个圈套的一部分，就是巨大的人力供应，使机器成为不必要。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几乎没有资本积累和信贷办法为投资之用。朝廷和统治阶级靠收租纳税过活，而不靠贸易。“事实上，中国在进入现代社会以前的一个半世纪，已经成为一个自我平衡的社会，有足以维持一个稳固国家的能力。”16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机体已使其全部活动制度化，能够按照既定的路线进行。这个古老的中国是一个精巧的结构，在一个包揽全局的总体中，充满各个地方不同的
10、差异。“它在物质生产方式上是分散的，但它被具有历史创造的形态感和自我形象感的统治阶级统一起来。”17 费正清除了在总体上指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是那个“高度平衡的圈套”外，还具体指出了一系列原因。当然，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那个“高度平衡的圈套”的形成原因或具体表现。 第一，中国产生惰性的原因之一在于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或“自我心像”。中国自视为（事实上也确实是）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经济实体。国内外的贸易未受到官方的鼓励。儒家历来重农抑商，“知足常乐”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老话。按此，一个人理应满足于他的土地，并遵循道家“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理想生活。这是一种农业型、内敛型的模式。带有田园风味和怀
11、旧色彩的世界观在中国一直盛行不衰。儒家标榜“修身”，尤其强调通过研习儒家经典成为君子，并通过科举获取功名步入仕途。甚至一些有钱人亦可捐买功名，因此科举制度受到广泛的支持，“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深入人心。这反过来又确保了正统观念的统治地位。 第二，与1800年前后的欧洲相比较，中国经济与欧洲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且其结构和运行状况也有极大的差别。中国的经济，就像中国的统治阶级一样，面对西方的攻势反应不够灵敏。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较大而且能够自给自足。 第三，所谓“劳心者”和“劳力者”之间泾渭分明的对垒阻碍了技术的发展。农民和艺人大多不识字，而文人学者又很少会考虑到农商生产方面的实际问题。
12、第四，19世纪早期的中国政府对当时国内的经济发展也未起到应有的宏观指导作用。国家的正统思想并不强调经济发展，也不注重积累新的财富，简言之，只注重“节流”而不鼓励“开源”。统治者认为每年的贸易成交额是固定的，对进口货物和出口货物都征收同样的税款，丝毫没有通过出口来增加国家财富的商业意识，同时官方的专卖制度与特许买卖制度也限制了商业竞争的发展。中国由于缺乏发展外贸和革新技术的动力，政府亦随时准备对任何新兴高利润商业事业实行垄断或课以重税，因此英国工业化时期的那种开拓精神就不可能在中国出现。除非受到官府的庇护，否则资本积累在中国也很难实行。像法制保障、投资市场以及合资企业等西方经济因素在中国亦尽付阙
13、如。 第五，当时中国的科学技术尚未像西方那样形成制度，技术创新一向遭到忽视。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理解，是中国和西方“两种文明的显著差距之一”。“人，在西方世界居于中心地位，自然界其他东西所起的作用，是作为色彩不鲜明的背景材料，或者他们的敌手”；“在西方人的经济生活中，航海通商自古以来就一直起了直接的作用。为了便利通商而进行的勘探和发明，是西方人与自然做斗争的典型手段，而决不是听天由命，无所作为。”18但在人口内向爆炸的农业中国，“稠密的人口与土地的精耕细作相依为命，彼此缺一不可”，“这种经济一旦建立之后，就凭其惯性继续发展，并树立起它自身关于人的价值的标准”，即“把节省劳力的创造发明视为异端”
14、。过分注重“人与自然的协调”，而“发明创造就不受重视”。19 第六，中国在灌溉、种稻、运输、手工业等所有活动中均使用大量人力，这大大节省了资源，但不利于技术的革新，而人口的增长则吞食了生产发展带来的成果。总之，生产仅够消费之用，在这一循环过程中，人民仅可勉强维持生计，根本无暇顾及储蓄或投资。 第七，清朝政府面对外界刺激也没有做出应有的回应，这首先是因为清代各级政府秩序森然，官员已经养成循规蹈矩的心态。中国官场充满着消极退让、明哲保身的精神。下层统治机构权力过小，上层因权力过于集中而疲于奔命。整个官僚机构管得过宽，主动性与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却远为不足；本为维护皇权的官僚队伍因臃肿不堪反而使统治僵化
15、失灵。政府的种种制衡结构，并不是为了寻求新的发展，只不过是陈陈相因、墨守成规而已。即使皇帝本人也充满了因循守旧的特点。他所起的作用更像一个情报交流中心，折冲平衡大臣的意见但并不提出自己的看法。 第八，清政府的税收制度更进一步导致了政府的僵化失灵，原因是19世纪中期清朝官场沆瀣一气的贪污腐败耗尽了国帑民财。国家税收并无确定数字，须视纳税者、税官及其上司乃至朝廷等多方的利益互动关系而定。官员们横征暴敛以中保私囊，这种损公肥私的行径不仅反映了满清官场的人治痼疾，说明当时的财政收入并不完全都以货币形式支付，有些是实物或劳役，并未形成预算与审核制度，也反映出当时存在于旧中国各阶层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在“制
16、度化”的腐败现象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地方官与地方大家巨族狼狈为奸。一般说来，大地主往往身列缙绅，赋税负担较一般农民为轻，这就使得农民的负担更为沉重，而赋税制度也无法发展为累进式的现代税收制度。20 社会结构有三个层次，变化最慢的层次是文化，中间是制度，经济变化是比较快的。“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根本基础是中国的传统核心文化”21。中国长久以来一直是东亚文明的中心，中国人因此便具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中国现代化之迟缓，是由于中国有高度发达和精美的文化之故。”换言之，“19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的上层阶级已经如此有文化和如此聪明，以至于他们不要求现代化。”22费正清尖锐地指出了“中国面对西方的挑战反应
17、迟钝、举步维艰”的原因：“传统格局的惰性与顽固，以及物质和精神上的封闭自足。” 23当时日本国内正在酝酿着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变革，作为对西方的部分回应，这种变革促成了日本全方位的政治、社会转型。但“在庞大的中华帝国中并未产生类似的转型”。24 三、中国的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发展为“一股独立的创业力量”？ 现代化与资本主义是从商业革命开始的，工业革命使其加速。无论是商业革命，还是工业革命，抑或是从商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的嬗变，独立的创业力量资产阶级或企业家是其关键性的内变动力。然而，“为什么中国的商人阶级不能冲破对官场的依赖，以产生独立的创业力量呢？”25费正清分析了以下六点原因。 第一，中国商人的心理
18、状态与我们古典经济学家所赞美的西方企业家的心理状态大不相同。按照古典经济学家的说法，经济生活中的人要通过生产来谋取最大的利益，要从所增加的产品来获取市场给予的利润。但按照中国的传统，经济生活中的人经营最得法的，不是依靠增加生产，而是依靠增加他在已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可取得的份额。他愿意靠他在竞争中直接胜过他的同伙来发财致富，而不是依靠征服自然，或更多地利用自然资源，或使用改进的技术，来创造新的财富。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反“古典经济学”的人性设定？费正清认为是：“从很早以来，中国的经济就表现为由最大数量的人共同争取少量的自然资源，而不是去开发大陆和新的工业。从事创造新的企业、为新产品争取市场的推动力
19、，不如争取垄断、通过买通官方取得市场控制权的推动力来得大。”26费正清的解释是有历史根据的，关键是：为什么中国不向欧洲一样选择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呢？当然，费正清有他的文化解释。 第二，在中国，官商之间总能找到一个密切的利益共同点，因为从事任何一桩大的买卖，官府的保护和支持是必不可少的。凡是单方面办不成的事，只有双方合作才能共享其利。因此，商人、银行家、掮客以及各式各样的没，买卖人就成为一个从属于官僚的阶级。事实上，商人可以通过购置田产、捐得功名以及通婚，轻而易举地跻身士绅阶级。中国不像欧洲，没有什么对外贸易可供投资。中国的行会组织是特别软弱无力的。“商人阶级中产生地主，比（产生）独立的商业资本
20、家来得容易。”27 第三，在中国，代表资本积累的存款通常是投资在放债上。而不是生产上，更不是工业生产上。因为那样可以获取更多的利息，也更加安全可靠。借给农民的短期贷款比长期工业贷款能够收取更高的利息。因此，“把存款投资到工业生产上去的推动力在中国不如美国那样大”。28 第四，在中国，农村信贷实行不起来，因为农民比较能够做到自给自足，而且依赖就近各处的短期收购。同样，政府也多半依赖实物征税并以谷物支薪。此外，政府还可以随意支配不付工资的徭役。29 第五，中国旧的货币制度本身极其复杂，因为那是银钱兼用的复本位制度。要使一种硬币保持固定的价值是不可能的。而历来中国政府很少有不铸造劣质铜币的。“这种效
21、率极差的币制之所以能够容许存在，可能是因为它有助于统治阶级在钱的问题上玩弄花招，而对他们并无多大妨碍。”30 第六，在中国，欧洲式的封建制度很早就废弃了，政府离不开当地士绅，这些情况使商人在已经建立的秩序之外找不到别的政治势力去寻求特别保护。另外，中国的士绅家庭早就成为城市里的主导阶级，士绅家族的最好保障并不只靠田地（经营工商业不可靠），而是靠田地与官府特权的结合。士绅与官府之间互相勾结，务必使商人始终受其控制。而不能让他们建成独立的经济部门。在封建时代的欧洲，商人阶级是在城镇里发展起来的，由于地主阶级住在乡下的大农庄里，欧洲城镇能够在封建体系之外成长起来，而不被吸收进封建体系。中世纪的市民在
22、这些新城镇里有了各自的生息之所，又有民族国家的国王这一新的政治权威来保护他们，于是就取得了独立的地位。31 总之，“资本主义之所以不能在中国兴起，是因为商人从来不能摆脱士绅及其官府代理人的控制而独立自主。” 32 四、中国现代化的限制：与美国的比较 “中国和美国可能处在两条终将相会的道路上，因为我们都在致力于各自的现代化。从20世纪60年代起，我们的经验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和我们所处的环境的差别相比，这些相似之处不过是表面的。”费正清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向美国趋同，也不可能“按照我们的模式发展”。33他从自然环境、历史和文化对中美现代化的起点做了比较，发现中国的现代化受到了美国完全不存在的
23、条件的深刻制约，而中国的现代化又必须以这些制约条件为基础，所以中国的现代化比美国艰难得多。 第一，从自然环境来看，中美两国国家大小差不多。但是密西西比河流倾泻在美国中西部以至美国的南方，而长江这个更大的水系流泻于华中，到东头即注入太平洋中，美国的北部和中部大草原在过去100年间变成了新的国际粮仓，而中国人连吃饱饭都不容易。中国更多的地方是干涸的沙漠和荒山秃岭，可耕地只有美国的一半，而人口却是美国的四倍。中国按人均计算的贫穷同美国是一大差距。 第二，从历史传统来看，中国在同一个地方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因而负载着历史的重担，而美国则完全不然。西欧的大西洋文明以及南北美洲的政治文化中心总是向西移动，从
24、雅典到罗马，又到马德里、巴黎、伦敦而至纽约。而在中国，相应的移动只不过几百英里，从西安到南方的杭州、南京，然后由转移到北京。中国4000年所有的历史居址都紧靠在一起。当然，美国的文化之根，同样可以追溯很久远，追溯到地中海的古老时代：一个和中国同样古老的时代。但是美国人的先辈是带着有选择的文化移居到一个新的国土，因此获得两大好处：一是人口和自然资源的对比有较好的优势；二是对传统的束缚来说，有较大的自由。这就使美国发展了个人主义的模式。它又刚好在伟大的科技时代的黎明时刻激励美国发明了许多机器。中国人原来在技术方面是居于中世纪欧洲之前的，却忽然发现他们自己落在人家后头了。他们现在正在努力赶上去。 第
25、三，从文化传统来看，中国不得不在自己的文化传统（大陆文化与农业文明传统）中去实现现代化，而这种传统是抗拒变革的。新的运输、工业和交通技术在西方是在当地生长起来的，而在中国却存在着从外国引进的问题。中国在包括技术在内的物质方面实现现代化之迟缓，是它的巨大惰性的一部分。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中国不愿意改变它的社会价值观、文化和体制。这是一些根深蒂固的历史因素的结果，有些至今还在起作用。早期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北方，离海洋较远。而地中海盆地的各族文化就不同了。欧洲有着浓郁的海洋文化与商业文明传统，并形成了一种外向型的移民文化。如腓尼基的海上商人，克里特岛和伯罗奔尼撒的希腊人以及他们在海对面和小亚细亚的敌对
26、者，还有罗马人和他们在迦太基的敌对者，都是深受海洋影响的商业文化。西欧的大西洋文明，当它开花结果成长为民族国家时，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人有幸迅速地从通向海洋的半岛或大小岛屿上走出来，自然地变成了海上从业者。在水上经商成为民族成长的引擎，直到后来欧洲一个个民族都飘洋过海，在近代建立起殖民地和帝国。当欧洲各民族这样蓬勃发展的时候，中国人却用稠密的人口来填充它。中国内向爆炸的方式是用稻米喂养中国本土范围内不断增长的人口。这种生产方式的结果是政府、地主和农民各自束缚于自己担当的角色，分出阶层，难以改变。耕作只能是小规模的，不容许机械化，经济尺度不容更动。在人口较少的欧
27、洲，大面积旱地耕作早就用马了，它为后来机械化开辟了道路。所有这些，都为社会结构和实体向更高的水平改变做了准备。中国的人口密集产生了各种社会影响，如集权和关系结体的国家制度和家庭制度。中国内向爆炸的结果，简言之，是国家、社会和文化三者异常超绝的统一体。儒家与诸子百家其实都认为：社会团结在一个统治者之下是保持和平最好的办法。西方多头制的政治类型在中国没有多少机会出现。没有任何教会能够独立于国家之外，各个边远的省份也不能成为单独的国家。中国内向爆炸的第二个结果是：艺术和文明技艺较早地繁荣昌盛。从712世纪，中国文明似乎超过欧洲是毫无疑问的。结果是：中国在文化上达到了比东亚所有其他地区都更优越的地位，
28、它的影响至今仍然可以感到。中国人民有一种深藏不露的文化优越感。当然，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在现代落后状态中受到的耻辱感觉，也就分外强烈。34美国的文化传统与中国不同，它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没有在农村过联系紧密的集体生活的传统。中国人似乎对美国人所特有的注重个人选择、自我形象和个人经历的个性无动于衷。相反，中国人是集体主义者35，好像急于趋同另一方。重集体轻个人，循规蹈矩不越雷池，总是从集体和政府领导的赞扬中而非从实现个人目标或其他个人的享受中得到满足。这种淡化自我和在集体中实现自我满足的观念，当然不是一时兴起的，而是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强调孔教家庭集体主义的结果。现在，中国强调“为人民服务”。3
29、6另外，“美国从来也没有把一个国家高层次的文化知识生活交给一小部分人来管理”。37总之，“中国的传统社会是西方文化的一面镜子，它展现出另外一套价值和信仰体系、不同的审美传统及不同的文学表现形式。”38 “受现代变革压迫的中国文化比起历史上别的文化是最独特、鲜明和古老的，也是最自给自足的。因此，中国在过去150年中间断发生的周期性革命，是历史所需要的最深刻和最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费正清指出，“信奉变革的美国人隐约意识到这种变革是伟大和曲折的过程，中国人做出的反应是多种多样的。”他深信，“由于中国人陷入重重困境之中，因此他们对美国人有一种特殊的要求。确实，现在这种情况仍未改变。”39 五、为什么日
30、本能够迅速适应并追赶现代化，而中国不能？ 1868年至1912年的日本明治维新取得了成功，而同时代的中国却是每况愈下。两国都被迫与西方列强签定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但日本奇迹般地在几十年内学习而且赶上了西方的先进制度与技术，并最终于1905年击败了世界强国之一的俄罗斯。这究竟是为什么？ 费正清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滞后发展可以从社会及制度两方面找到原因”40。有些人认为，中西传统社会并无明显差别，而西方“帝国主义”侵略才是造成中国现代化滞后发展的主要原因。对此，费正清并不认同，他认为，这一极端看法将一切西方的影响都视为洪水猛兽般的“帝国主义”侵略，但并未说明为何同是“帝国主义”侵略，在中国和日
31、本却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费正清从三方面做了说明。 第一，起初，西方对中国和日本都只产生了轻微的影响，也未构成多么大的威胁，但日本在西方的刺激下，迅速做出了成功的回应。至于中国，除去幅员及惰性等因素以外，其滞后也是受到文化中心主义等儒家国家社会观念束缚的结果。当“帝国主义”于19世纪末在华势力大张之时，中国已经是积重难返无法做出成功的回应了。即使这样，中国早期做出的现代化努力仍然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和日本拉开差距是后来的事，19世纪60年代的局外人恐怕还是看好中国的。 第二，中国未曾像日本那样在短时间内腾飞，这其实比日本的成功更容易让人理解。日本具有西方民族所崇尚的民族主义思想，故能激
32、发本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这就是中日不同命运的关键之所在。 第三，决定中国如何回应西方的因素并非外来，而是产生于中国社会内部。由于中国社会存在着惰性力量，故西化进程只停留在表面，当外界压力增大时，中国便暂时做出应对，危险过后则依然故我。概言之，中国之所以不能像日本那样实现现代化，是因为：中国社会十分庞大，其组织亦极其稳固，因而无法迅速转化为西方的组织模式。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在政治、经济、社会及意识形态等方面已经达到高度的稳定和自足，即使在衰败阶段外界的影响亦莫奈他何。统治过程中，对秩序的需求、士大夫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以及保守的儒家意识形态均水乳交融在一起相辅相成。其结果，身处内忧外患之中的中国，在1
33、9世纪60年代做出的回应是重申或重建儒家制度而非使之现代化。于是新生事物一概受到排斥。照此说来，若不彻底摧毁旧的社会结构，就无法建立起现代化的中国。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远远走在了中国的前面，究其原因，即日本地方虽小，反应却快，并且具备快速接受西方制度与观念的种种素质。41 总之，费正清认为，日本无论军事或工业在近代的崛起，都会给我们以启示。为什么一个贫穷的、自然资源远远落后于我们（美国）的岛国，现在在物质技术方面几乎走在我们前面？这一问题显然值得深思。答案显然是非物质的动力。42 六、中国工业化发展滞后的原因 中国工业化发展滞后的原因颇为复杂，其中牵涉到思想、心理、社会、经济、政治、管理等多方面的
34、因素。费正清主要从政府的无能、制度的缺陷、官员的保守和自私、变革思想（进步主义或发展主义）和民族主义（强国主义或富国主义）思想的缺乏等方面进行解释。 第一，从日本的实例来看，若说不平等条约阻碍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这个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决策权操在清政府手中，只是由于清政府的无能，通商口岸才得以发展起来并取代了政府的经济作用。条约体制的局限性是随其发展逐渐形成的，后期出现的种种社会丑恶现象起初也绝对不是不可避免的。简言之，政府的无能是中国工业化进程滞后的首位原因。清政府的无能主要表现在财政管理和政策制定上。清朝的财政制度早已经陈旧过时，仍然以农业税收为基础，各省完成朝廷规定的赋
35、税后，自留余下的部分以维持本省的用度，更无预算、审计、中央的计划和调控可言。清政府无法统一调拨全国的财政收入。 第二，由于封建官僚的反对，各省的工业化进程也受到了阻碍。当时在中国上层社会明显存在着保守思想，如曾国藩对经济的看法就是一个例子。1867年曾国藩厌恶地写道：西方列强数百年来争利不休；洋商在通商口岸大赚中国人的钱；现代轮船、火车和电话，如果由洋人和买办操纵，必将危害国人的“民生”；儒家统治者必须维护“民生”以防激起民愤。曾国藩虽然提倡洋务，对现代经济发展却一窍不通。19世纪末那些主张西化的人在今天因未能够推动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而受到指责；但是在当时这些人却因为急于求变而遭到非议。对他们横
36、加指责的保守派人士，由于对外界一无所知而无法忍受中国的变革，可是他们却未看到，尽管如此，中国还是越来越落在了别国的后面。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既不愿接受进步（求变）的思想，对于民族主义（即在承认平等基础上国家之间的竞争）也同样是不屑一顾。从西方传来的新式观念与思想与古老的中国文化传统相比仍然显得势单力薄。日本正迅速实现现代化，但中国人的生活却依然故我。变革的思想逐渐传播开来，但速度非常缓慢。试看洋务派所办的邮局、报社和向海外派遣留学生的举动，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有一共同特点，即均是将西方的榜样嫁接到本土的传统制度上，结果，本土的惰性阻碍了现代化的进程并扼杀了革新的需要。 第三，满清统治阶级之所以表现出这
37、种惰性，是为了维护其在权力结构中的既得利益，甚至进行现代化变革也是为了维护其在现有体制中的个人政治利益。43 七、中国现代化的优势和劣势：与日本的比较 “中国变革力量十分薄弱，与其说是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原因，还不如说是中国强大的社会秩序、政权和文化本身造成的。”44正是“中国文明的凝聚力和结构的稳定性从根本上阻碍了中国对西方的威胁尽快做出回应”45。中华帝国腐朽的旧格局一时并未崩溃，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如日本之明显具有应变能力与实现现代化的能力。最笼统地讲，费正清认为，“日本早已具备了发展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因素”46，而中国的“天下”和“大一统”观念却是一大障碍。“日本这个民族时刻准备着为
38、了民族利益而共同奋斗，而中国却并非如此。”47具体而言，中国现代化的滞缓源于日本所没有的种种限制。 第一，就物质层面而言，中国资源十分丰富，但只是通过传统方式挖掘使用，并且很难以现代方式取而代之。在日本，对于实现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铁等资源极为贫乏，但是日本人民干劲十足，因地制宜迎接了这一挑战。 第二，中华帝国十分庞大，具有成为世界强国的潜力，但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延缓了中国作出反应。中华帝国在经济上几乎全部自给。 第三，战略上，中国如果不是无法打败也是几乎难以征服；而孤悬海外的日本纵能征服中国的众多城市，也无法征服中国广袤的内地。 第四，内地同外国还没有接触，这里是传统思想和受到旧式教育的文人士大夫
39、的天下，士绅们不读报纸，仍然埋头攻读经典，他们的精神思想几乎完全不受通商口岸的影响。 第五，体制比物质条件更为重要。日本的封建制度曾产生了忠诚的幕府人员、商人资本家、爱国武士，这些人能共创一个民族国家以与其他民族国家竞争抗衡。中国则超然于这种竞争之上，有着完全不同的模式。中国的传统体制非常稳定，通过精心调和，在君主及其臣子、地主学者和士绅以及无知的农民三个阶层中都达成了均衡。在这个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帝国里，无论是商人资本家还是手工业者，海外商人还是国内的投资者、发明家，这些人都难以打破这种均衡。 第六，中国人几乎完全生活在以往的历史阴影之中。这个民族的宗教崇拜其实就是他们对以往历史的崇拜。虔诚是
40、最主要的德行，它源于对祖先的崇敬之情。思想界对儒家经典也满怀尊崇之情。统治者们也不能违反王朝建立者的祖训。政府在管理中最为重视先例，旧风俗也统治着社会经济生活。甚至起义者都乞灵于前朝故史，所以他们无力进行真正的革命。中国本身伟大的历史传统和古代学术，依靠汉字的力量，在现实中仍然束缚着人们的头脑。这种向后看的自给自足式精神生活使中国领导者具有两大特点。首先，他们所受的熏陶教育使之将注意力集中在本国的事物上，自然会甘愿放弃理解外界事物并对此感到不屑一顾。他们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把注意力集中到国内，于是他们对“外夷”的思想不做反应。其次，由于中国领导人坚持国家的大统一，民族主义则不得其门而入。士大
41、夫官员自幼受到教导要效忠君王、恪守传统，因此普遍缺乏为民族而求变的观念，这样就不可能产生现代化所需要的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对西方的回应受到一种不寻常的非民族主义因素的影响，即承认“化外”的“四夷”乃至同入侵边境的“蛮夷”领袖合作进行统治。而西方人通过条约获得诸项权益也成为中国统治阶级的一个新成员。这是通商口岸能够长期发挥作用的原因，除此之外别无解释。外国政府插手口岸事物以进行统治，而清政府则继续在帝国统治的内陆地区进行，在这个意义上，通商口岸确实是半殖民地国家独有的现象。海上力量和陆上力量、中外的行为方式和利益在条约口岸相遇而形成一种独特的相安无事状态，而这正是现代民族主义所绝对不能容忍的。由
42、于缺乏民族主义精神，中国不像日本那样利用雇佣外国人的机会加紧向他们学习，然后撤换掉他们，而是类似在中亚边境的一贯做法：如果不能力敌强大的“外夷”，那么就在帝国内给予他们要求的地位，而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利用他们来管理其边境外的同胞。48 八、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日本因素 实际上，中国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在日本酝酿成熟的。“这种以日本为师的观念经常为中国人所不齿，也往往不为西方民族所承认。”费正清推断：“中国的爱国人士之所以耻言师法日本，是因为不久以后中国受到了日本的侵略；西方民族不承认这一点，则是因为是他们的祖先激励了中国开始走西方式的现代化道路。”49 但不管怎样，在1898年到1914年的这
43、段时期里，“我们可以在中国历史的发展过程中看到占主导地位的日本影响”50。日本是清政府改革派人士的榜样，而且到1907年为止，一直是中国革命者的大本营。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与日本有解不开的关联。费正清强调：“共和制的中国在东京上了第一课”51；而且“日本对中国近代教育、尚武精神和宪政主义的刺激是促进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总体因素的一部分”52。日本在这很短一个时期内对中国产生的影响较之19世纪的英国、1915年至1949年的美国，或者50年代的苏联的影响更为直接、深刻和久远。“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之一是日本在地理上与中国临近，在文化上与中国相似。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当时中国的历史环境：在两国近
44、代到来的初期，中国渴望学习，而日本则毫不吝啬于教授。”53这与日本的“报恩”思想有一定的关系，当然关键还在于此时两国还不存在关系国家利益的重大冲突。例如，日本“立宪改进党”的创始人，1898年出任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就认为，过去日本从中国接受了先进的文化，现在日本在现代化道路上先行了一步，应当帮助中国维护独立并实现现代化，以偿还日本欠中国的“文化债”。日本在1895年到1905年间崛起为强国，这使得它不但成为亚洲诸国的楷模，就是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者也为国势日盛而欢欣鼓舞。强国计划的初步实现，增强了日本以整个亚洲霸主的姿态领导亚洲各国扫除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势力、走建设现代化国家道路的信心。其中一
45、些日本人对中国的改良和革命运动产生了强烈的兴趣。54 九、台湾现代化成功的启示以及解决台湾问题的出路 二战结束时，台湾岛的农业占主导地位，到了1988年，台湾被改造成一个城市化程度相当高的工业化地区。台湾人口也从1950年时的大约800万上升到1988年的约2000万。国民总产值则从1945年的极低水平跃居1960年的81亿美元，1986年更达到726亿美元。1988年，进一步上升到950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4820美元，后者是中国大陆的10倍。80年代，台湾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经济增长是从农业开始的。日本人已经铲除了不在地主，1949年以后台湾政府决心将佃农制度也一起消灭。
46、台湾当局同样鼓励农民成立农会（这种日占时期的组织形式得以保存下来），推广农业科技教育，新种子和化肥的使用，以及农村手工艺产品的制造与农业合作社的建立。在一些主要方面，这场改革和战后的日本改革不无相似之处：来自大陆移民政府和美国占领军同属外来力量；它在这个地区拥有军事和政治上的绝对控制权；它与当地利益攸关；它的目标只是建立一个稳定、保守的农村社会。这个目标达到了。整个50年代台湾农业始终大步前进。台湾的制造业直到50年代以前还是满目疮痍。最初当局的政策是稳定局面，不久，美国向台湾提供援助，台湾当局目标遂改为促进经济增长。台湾当局政策的转变以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四年计划实施为标志。几十家以前由日
47、本人创办、后来在1945年被政府没受的企业开始转让给私人企业家。同时，一些新兴产业（对台湾来说）如面粉加工业和纺织业也已起步。50年代晚期工业产量增加了一倍，增长点大多集中在为台湾消费者提供日用品的轻工业。60年代中，出口工业也发生了更深层次的转变，政府取消控制并欢迎外国投资进入。美国和日本的投资大量涌入。外国企业可利用当地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而台湾劳动力也从中学到了新技术。60年代新兴工业的中心是消费性电子产品。60年代后期，越南战争刺激了台湾经济的迅速发展，当时的情况和朝鲜战争促使日本经济快速恢复一样。新兴工业城市从农村引进劳动力，但即便如此，直到70年代中期，劳动力市场还是求大于供。劳动
48、力的缺乏导致工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化，钢铁和化工工业就此发展起来。80年代涌现了新的工业大潮，快速发展的领域包括计算机、汽车制造和军事装备。 费正清把台湾经济成功的原因归纳为几个方面：日本占领期殖民当局的遗泽，包括日本在地方秩序、公共卫生、铁路交通、识字教育（但没有发展高等教育）、提高生产、建立农民协会等方面的成绩55；台湾人民的工作能力；掌握技术和受教育程度教高的大陆移民的涌入；国民党扶助经济发展的政策，包括和国民党的自我改造；美国对它的援助（包括投资和技术援助）以及与之俱来的自由市场方式；向它开放的世界市场，特别是消费了台湾出口一半以上的美国市场；当然，还有其他各种因素，例如5060年代的冷战。56 台湾内外的政治关系日益复杂，台湾的政治前途成为高悬在中国、东亚、乃至世界各国国家安全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费正清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