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基本理论的再思考【作者】刘象愚【内容提要】比较文学的危机是学科理论的危机。比较文学亟待对自身做出明晰界定：比较文学是一种文学研究；必须跨越民族和语言的界限；必须抛弃“三跨”或“四跨”之类的旧说，只保留“两跨”的基本要求；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种文学关系；在理论与方法上应有高度自觉的比较意识。 【关键词】 比较文学/文学研究/跨民族/跨语言/跨学科/跨文化【原载】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3/06TOP 73#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8-9-12 00:07 只看该作者 是不足为训的。 然而，伯恩海默在 1980年代说“比较文学的研究主题与方法”尚未确立，就另当别论了。美国的比
2、较文学从 1950年代到 1980年代经历了一个大发展、大繁荣的历程，但到1980年代后期已经是强弩之末，开始显现衰落之象。传统的比较文学研究，无论是法国学者的影响研究，还是美国学者的平行研究，已经让位于后现代主义各种理论的探讨和文化研究。比较文学界“最热烈的讨论是理论，而不是文学”，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们迷失了方向，不知道“究竟该比什么，怎么比?”甚至连曾经从哈佛大学取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时任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系主任的彼得布鲁克斯也说自己“从未弄清楚这个领域，或者说学科，是什么，也从未能真正声称自己在教比较文学或者做比较文学”。事实上，有着类似困惑与焦虑的比较学者并非只布鲁克斯一人，当然，我们也
3、许不必尽信一些比较学者的这类过分极端的说法。但他们流露的那种困惑与焦虑却反映了比较文学自身存在的问题。 这样， 1980年代之前以“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为两大支柱的比较文学不再被学界看重，曾经清醒而明确的学科意识一时间迷失了。作为一种新颖而独特的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不再是不同民族的文学或者说文学，而变成了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心理分析理论、后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甚至同性恋和酷儿理论等种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以及传媒研究、影视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种族、性别、民族志等各种形式的文化研究。比较文学这种学科意识的迷失标志着比较文学学科历史的断裂。而
4、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需要从不同侧面加以辨析。 h R G/ W# v$ E, K2 U: W D# c二、先天不足：学科的内在逻辑悖谬 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中道失落首先来自其先天的不足，或者说内在逻辑的悖谬。这种先天不足与内在逻辑悖谬主要表现在几方面： 首先是关于比较文学的名称问题。 “比较文学”一名将“比较”与“文学”连用，往往给人语焉不详的模糊感。“文学”一词在各种语言中经历了历史的演化，包含了比较广泛的意义。就其现代意义而言，它既可以指一般文学作品、现象，也可以涵括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等领域，还可以指一门课程，一种学科，甚至可以指各种学科的文献。而用“比较”一词与之连用，究竟指什么呢?
5、我们很难顾名思义，获得清晰明确的概念。名不正则言不顺，比较文学这一与生俱来的名实不符，为后来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得而复失种下了先在的前因。 其次是关于比较文学的体制地位与空间问题。 / d“ W3 G% k0 e1 N! x我们知道，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是不同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它的研究对象的这种“居间性”本身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显出了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或不明确性，而且也使它从问世之初便没有一个确定的时空位置。它既无法依附于任何一个民族语言文学系，也无法依附于任何一个外国语言文学系。比较文学本身的这种“居间性”要求它在建制上寻求独立，故而比较文学发展到美国学派时期时。一些学校如哈佛、耶鲁等大学便建立了
6、独立于国别文学系与外国语言文学系之外的“比较文学系”。 : c2 B1 l0 g7 4 p W显而易见，正是这种漫无边界性与学科定义中的规定性形成的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使比较文学逐渐失去了早期阶段明确的学科性质与清晰的学科意识。 三、时代大潮的冲击：理论转向、文化研究与解构主义比较文学学科意识的迷失也有 ) B+ m) ? i当然。比较文学的“危机说”或“死亡说”也不尽然是危言耸听。它提示我们正视这一新兴学科存在的内在逻辑悖谬与在时移世运的大语境下它必将产生的变化。这样。我们才能审时度势，自觉地推动比较文学的健康发展。 (摘自北京大学学报2008 年第 3期) 论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 谢天振 -
7、K2 + O; w q3 d当 1993年英国著名比较文学家兼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在比较文学批判导论一书的最后一章打出“从比较文学到翻译研究”这一标题时，她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比大学女生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命题。 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这一方面固然是比较文学学科自身的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的学科性质所决定的，但另一方面，它跟当前西方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尤其是跟当前西方翻译研究所进行和完成的文化转向，更有直接的关系。这只要对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进行一下梳理和考察，就不难得到印证。 + v# t% u0 _ N一、翻译研究：从语言学转向到文化转向 版主 个人空间 发短消息 加为好友 当前离线
8、翻译研究，无论中外，都有极其漫长的超过两千年的历史。然而在这漫长的两千余年的时间里，直至 i950年代以前，除个别几个学者外，翻译研究者的关注焦点始终没有跳出“怎么译”这三个字。也即是说，在这两千余年的时间里，中西方的翻译研究者关注的一直就是“直译”还是“意译”、“可译”还是“不可译”、“以散文译诗”还是“以诗译诗”等这样一些与翻译行为直接有关的具体问题，而他们的立论则多建立在论者自身翻译实践的经验体会之上。 西方翻译研究的第一个实质性的转折出现在 1950年代。当时西方出现了一批从语言学立场出发研究翻译的学者，这就是目前国内译界都已经比较熟悉的尤金奈达、纽马克、卡特福德等人，他们被学界称作西
9、方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派。我把他们的研究取向称为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意思是说，这批学者的研究已经跳出了传统翻译研究的经验层面，他们从语言学立场出发，运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视角切入翻译研究，从而揭开了翻译研究的一个新的层面。但是，语言学派的翻译研究虽然表现出强烈的理论意识以及不同于以往的方法论，但其对翻译的定位以及它所追求的目标却与几千年来传统翻译研究者对翻译的要求并无二致，也即寻求译文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文，与原文保持“对等”、“等值”。这样，其研究者的目光也就基本局限在文本和语言文字的转换以内。 ! J/ p9 S7 Z# _西方翻译研究中另一个更富实质性的转折发生在 1970年代，这就
10、是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1970 年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学派登上译学界。这批学者以对翻译研究独特的视角和阐释揭开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另一个层面，即从文化层面切入进行翻译研究，其关注的重点已经从翻译的两种语言文字转换的技术层面转移到了翻译行为所处的译入语语境以及相关的诸多制约翻译的文化因素上去了。这批学者的研究标志着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开始，其中被公认为西方翻译研究文化学派的奠基之作的是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James S.Holmes)的翻译学的名与实一文。 霍氏的这篇论文于 1972年作为主题发言在哥本哈根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首次发表，这篇论文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是
11、它的清晰的翻译学的学科意识，该文明确提出用 translation studies一词、而不是 translatology这样的陈词作为翻译学这门学科的正式名称。其次是它对未来翻译学学科内容以图示的形式所作的详细的描述与展望。在文中霍氏首次把翻译学分为纯翻译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在纯翻译研究下面他又进一步细分为描述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在应用翻译研究下面则细分出译者培训、翻译辅助手段和翻译批评三大块研究领域。 3 G7 : w5 |3 v l “ 二、比较文学：从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演进 比较文学的文化转向从深层次看，与二战以来西方学术界的发展趋势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其中的理论热以及对文学文本和
12、文学史的冷落。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于 1970年代步TOP 入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西方大学里的比较文学专业研究生们都会纷纷热衷于形形色色的理论，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从女性主义到解构主义，从符号学到心理分析理论。不一而足。年轻一代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已经无意求索作家与作家之间的影响与被影响的模式与途径。也无心讨论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差异与相同。前辈学者的比较文学研究在他们看来，已经成了一具“史前的恐龙”，对他们已经没有任何吸引力。 概而言之，由于当前整个学术研究所处的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经历了 1970年代的理论热，1980 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盛行并对传统文学经
13、典进行反思和重建。到 1990年代把它的研究对象越来越多地扩展到了语言文字作品之外，如影视、动漫等，其关注重点也越来越多地跳出“寻求事实联系”的文学关系研究。从而呈现出不同于传统(所谓“父辈”)比较文学研究的态势，进入到了斯皮瓦克所说的“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研究”阶段。 三、翻译转向：展示比较文学研究新空间 从以上对比较文学向文化研究演进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当代比较文学的发展确实并不如巴斯奈特所说的仅仅是转向翻译研究。我认为当代比较文学在实现了文化转向以后有三个新的发展趋势值得注意。在某种意义上，这三个发展趋势也可以说是与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相比出现的三个新的研究领域：第一个领域是运用形形色色的当
14、代文化理论对文学、文化现象进行研究；第二个领域是把研究对象从纸质的、文字的材料扩大到非纸质的、非文字的材料，譬如对影视、卡通、动漫等作品展开的研究；最后一个领域即是对翻译进行研究。 R) q+ d# V1 n* K! A. K B第一个研究领域与 1970年代以来的理论热有比较直接的关系，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在初期与文学文本的关系还比较密切，但是随着这一领域研究者视野的不断拓展，尤其是随着对一些新的文化理论的运用，地缘政治、文明冲突、自然生态、民族图腾等问题也纷纷纳入了研究者的视野。该领域的研究对象及其讨论的问题似乎与文学本身正在渐行渐远。 第二个研究领域国内比较文学界目前开展得还不是很多。迄今
15、为止比较多的还是集中在影视作品的研究上，对政治卡通片、动漫片的研究似未见到。而在影视作品的研究方面。如何区别于影视批评而显现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特征。这恐怕是一个有待专家们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三个研究领域就是翻译研究。此处的翻译研究是指从文化层面上展开的对翻译动因、翻译行为、翻译结果、翻译传播、翻译接受、翻译影响以及其他一系列与翻译有关的问题的研究。我以为，翻译研究，特别是实现了文化转向以后的翻译研究。与当代比较文学研究的关系最为密切。 % h$ Q1 W3 x( F9 1 B: c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并不意味着比较文学从此只研究翻译。而放弃传统比较文学的研究课题。恰恰相反，通过研究翻译，学者们
16、为比较文学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层面，传统比较文学的研究课题得到了比以前更为深刻、更为具体、更加显现的阐释。譬如，文学关系历来是传统比较文学研究的最主要的一个课题。但是以前的文学关系研究要么是致力于寻求两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影响与被影响的“事实联系”，要么是比较两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学的异同。然后从中推测它们相互间的关系。翻译研究则不然，以多元系统论为例。它提出了一系列原先一直被学术界忽视的问题，诸如：为什么有些国家的文化更重视翻译，翻译进来的东西多，而有些国家的文化则相反?哪些类型的作品会被翻译?这些作品在译语系统中居何地位?与其在源语系统中相比又有何差异?我们对每个时期的翻译传统和翻译规范有何认识?
17、我们又是如何评估翻译作为革新力量的作用的?蓬勃开展的翻译活动与被奉作经典的作品，两者在文学史上是何关系?译者对他们自己的翻译工作作何感想，他们的感想又是如何通过比喻的方式传达出来的?等等。毫无疑问，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深入思考文学关系问题是大有裨益的。 多元系统论还对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中的地位进行了分析，认为翻译文学在译语文学中处于中心还是边缘位置，取决于三种情形：一是当译语文学系统自己还没有明确成型、还处于“幼嫩”的、形成阶段时；二是当译语文学自身尚处于“弱势”地位时；三是当译语文学中出现了转折点、危机、或文学真空的情况时。在以上三种情况下，翻译文学在译语系统中都有可能处于中心地位，反之则退居边
18、缘。把这三种情况证之我国清末民初时翻译文学在我国文学中的地位、1930年代 1940年代我国新文学已基本成型时的翻译文学在我国文学中的地位，以及1970年代末、1980 年代初“文革”刚刚结束时我国自身文学正处于一片荒芜时翻译文学在我国文学中的地位，我们不难发现，这样的分析显然使得我们对于中外文学关系的阐述变得更加清晰透彻，也更具说服力了。事实上，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有关文学的传播、接受、影响等很大一块研究领域，都只有通过对翻译的研究才有可能得到令人信服的阐释。 “ ?! D“ X- “ C4 q+ H实现了文化转向之后的翻译研究对当代各种前沿文化理论同样也有大量的借用。但与上述比较文学文化转向
19、后出现的第一个趋势有所不同的是。翻译研究对文化理论的运用大多用在对翻译现象和翻译文本的阐释上，体现出较强的文学性。譬如当代翻译研究者借用女性主义理论对某一女性主义作家作品的分析，不仅让读者看到了女性译者的主体意识以及她们使用的策略，诸如补充(supplementing)、加注与前言(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劫持(highjaeking)等，同时通过对同一女性主义作家原作的不同译者(包括不同性别的译者)在不同时期的译本的比较研究，如译文中对原作与性有关的段落的删改处理，对一些性行为或性意识词语的不同方式的翻译和替换，等等，非常具体、形象地展示了我们国家对西方女性主义作
20、家作品的接受过程。 再譬如当代翻译研究对解构主义理论的运用。借用解构主义理论，研究者认识到，翻译不可能复制原文的意义，对原文的每一次阅读和翻译都意味着对原文的重构，译作和原作是延续和创生的关系，通过撒播、印迹、错位、偏离，原作语言借助译文不断得到生机。原作的生命才得以不断再生，不仅对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作出了崭新的解释，同时也对译文的意义、价值及其在译语文化语境中的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这同样是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化。 至于其他一些文化理论，诸如当代阐释学理论、后殖民理论、目的论，等等，既为当代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同时也促进了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除了翻译史和对当代文化理论的借用这两块研究领
21、域以外，当代翻译研究还为比较文学提供了其他许多新的研究课题。譬如勒菲弗尔提出的翻译与文学批评、文学史的TOP 线 77# 大 中 小 发表于 2008-9-12 00:08 只看该作者 编撰和文选的编选等一样，都是对原作的一种“改写”或“重写”：再如，当代翻译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赞助人、诗学”三因素理论，同样揭开了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新层面。 当前。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都各自实现了它们的文化转向，国外的文化研究则实现了翻译转向。实践证明，这两大转向给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翻译研究以及文化研究都带来了勃勃生机。我相信。随着国内比较文学界翻译转向意识的提升，随着国内译学界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推进和完
22、成，中国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也一定会给目前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入进行带来新的契机，展示广阔的发展前景。 (摘自北京大学学报2008 年第 3期) ! V: S9 W- a% o9 L- Z/ T“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试论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地位与作用 孟 华 长期以来，比较文学界似乎总是处于一种深重的精神焦虑中：比较文学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还能存在多久?此类问题不断被提出，发展到极致，也就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学科消解论。 消解论之一谓之曰：“比较”的意识与方法在当代已为其他学科所普遍接受，不再是比较文学的专利，因而也就无须再为之保留专门的学科位置。 . V. F( x. o w; K d8 l7 消解
23、论之二鼓吹“文化研究”包罗万象。认为当下的世界是文化研究的一统天下，文化研究万能，大可涵盖一切，因而比较文学也就不必再羞羞答答地强调什么“文学”了，干脆让位，或及早“弃暗投明”。投奔“文化研究”的麾下方为上策。 3 S v( n$ q( U) V; l- 消解论之三提倡以蓬蓬勃勃发展着的“翻译研究”替代“比较文学”。 消解论之四则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干脆极而言之地宣布比较文学的“学科之死”。 乍一看来，这些学科消解论者似乎不无道理。但倘若稍退一步去环顾一下四周，我们却又会顿生疑窦。譬如中外文学、中外历史、中外哲学等其他人文学科，这些都是与比较文学比肩、相邻，甚至相辅相成的学科。为什
24、么就没有人去质疑它们的生命力?为何单单要将比较文学拎出来，而不问问“人文学科是否还有必要存在，还能存在多久呢”? K; ? 6 % e2 Q显然，问题的产生是与比较文学学科的独特身份有关。众所周知，“身份”不确是比较文学从学科诞生起就面临的窘境。比较文学“生来就属跨，所以永远都是边缘的。而且毫无疑义，它还将背负着这个原罪进入到人类的第三个千年中去。” , S3 S k要想从根本上使本学科从“原罪”导致的种种疑虑中解脱出来，首先需要为本学科的独特身份“正名”，找到比较文学作为边缘学科而得以安身立命之根本。本文正是希望在此一方向上做些许的尝试。 : L L( O. d: r( , 文学、文化交流既
25、然是源，它就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生命线。对学科史的回顾已经清楚地揭示出：比较文学由其而生，因其而长，依其而存。明确了这一点，也就使处于边缘地位的比较文学获得了充分存在的理由：比较文学得天独厚，应的乃是“文化交流”之运，也就必定要伴随文化交流走完全程。只要这交流一天不消亡，对这种交流的研究就一天不会终止。而认同交往、促进对话早已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化交流注定是要生机勃勃地发展下去的。那么，研究“文学方面的文化交流”的比较文学又有何危机可言?学科的消亡又从何谈起呢?! 所以我以为，先生此说实在是为比较文学明确了身份，找回了自己得以安身立命之根本。只要坚守研究“文学方面的文化交流”，比较文学从
26、此便可以坦然地面对一切质疑，理直气壮地宣布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2 ) 0 v0 O“ M1 i, V, |6 f- r5 ?7 T, M( % C; U: O三、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在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地位 论及“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在比较文学学科中实际占有的地位，我们似可以1960年代比较文学“危机”为界，划分出前后两个阶段。此前。它在比较文学研究中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此后，它在法国及欧洲大陆仍然颇受重视。在美国及美国影响所及的地方则愈来愈被忽视，在某些地方甚至被其他研究所取代，完全退出人们的视线。 这种变化当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在 1960年代的那场比较文学“危机”前，“法国学派”表现出
27、来的欧洲中心主义、法国中心主义，以及他们建立在“唯科学主义”基础上，只注意寻觅“事实联系”的实证方法，受到了美国学者及其他革新派的强烈质疑与严厉抨击，国际文学关系研究也因受其累而名声不佳。此外也应考虑到。自那时以来，其他分支研究领域(诸如比较诗学)得到迅速发展，这也占据了部分研究空TOP 但面对今天危机说此伏彼起的局面，我们似有必要重新审视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在本学科中的地位。无论它在历史上有过何种问题，它都是本学科中 个人空间 最直接研究“文学中的文化交流”的领域，它与本学科与生俱来的血脉关联和它的历史功绩都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它在本学科中的核心地位不应也不能改变。改变了，动摇了。就几近于“数典忘
28、祖”，比较文学学科就面临着失却自我，失却根本，站不稳脚跟的危险。此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2 n/ d. N; 6 G更何况。国际文学关系研究也在时时更新着自我：它从原先单向度研究发送国文学的影响，发展到对发送者与接受者进行双向互动关系的研究，且将对接受者主体的研究置于中心地位：从过去单纯考据式的研究方法，发展到充分利用各种新理论、新方法的综合性研究。 ( G8 y2 W* r1 v ( D综上所述，我们可否对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范畴与方法做出如下重新定位?国际文学关系研究以文学交流为研究对象，关注由交流而产生的种种跨文化、跨语言的现象与事实。在尽量还原“事实联系”的基础上，进而探讨这些现
29、象(事实)的成因、演变过程、后果、效应及由此引发出来的各种文学、文化问题。它以影响接受研究为主，亦需辅之以类比研究和跨学科研究，因而是本学科内的一种跨界的、综合性的研究。 五、国际文学关系研究与其他分支研究的关系 2 K% v7 Z( Z9 6 H倘若认可这样一种重新定位，国际文学关系就不是与比较诗学不搭界的研究领域，它既需要借助比较诗学以深化研究，也理应成为比较诗学研究的基础。上文所引有关象征派诗歌的例子，或许已很直观地说明了国际文学关系研究与比较诗学问这种密切的关系：引入比较诗学的研究，才使其得以真正回答清楚“为什么”的问题：而在相反方向上，它也为比较诗学提供了一个绝好的研究课题。 不仅如
30、此，一个讨论诗学问题的研究者，无论其研究对象是文类、修辞、文体。还是格律、意象、结构，在他认定自己进行的是“类比研究”前，首先需要确认被比较的双方在历史上是否发生过“交流”，否则研究的大前提就很成问题。更何况我们今天使用的文学概念，绝大多数都是近现代以来从欧美直接或间接移植过来的，它们与欧美。甚至与日本文学、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若不进行国际文学关系研究，不搞清这些概念自西徂东的文化旅行过程。不清楚它们在西文中如何表述，如何被逐译入日文，又如何直接、间接地被译介成中文。在译介过程中意义发生了怎样的游移、嬗变，在中国新文学观念、新文学史的形成中起到何种作用进行所谓的比较诗学研究岂不是失去了根基
31、?如此看来，钱锺书之所以强调说：“要发展我们自己的比较文学研究，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内中当也蕴含了这一层意思罢? ( 7 Y4 g2 h. M( e: O: 除此之外，进行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对一个比较学者应该还具有更重要、更深层的意义。它既可训练一个学者的历史感，又可培养进行学术研究所必须的实证精神与方法，而这两条都是一个比较学者必须修炼的基本功。 回顾历史，国际文学关系研究或许是本学科中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个分支领域：它曾立下过“开山”之功。是比较文学最原初、最主要的研究内容，享有至高无上的荣耀：曾几何时，它又跌入低谷，遭遇挫折，一度成为众矢之的。在某些地区，
32、某些学者中，它至今仍笼罩在 1960年代“危机”的阴影中，遭到不应有的鄙视。然而，它既然生发于文学交流中，与生俱来就具有鲜活的生命力。无论外界是褒是贬，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始终都在反思中前进。本学科特有的开放性与打通性。确保了它生生不息地向前发展。而它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引入了问题意识与文学批评精神。 今日的国际文学关系研究，一如既往地以研究文学、文化交流为己任。但在尽力复原各国间文学、文化交流“事实联系”的基础上，它却瞄准了一个更高远的目标：反思这些现象与事实，以揭示出人类交流、对话、互视互补的内在逻辑与规律，反过来更积极地促进文化、文学的交流，与其他分支研究一起，更好地实现比较文学学科为人类谋福祉的人文主义终极目标。 (摘自北京大学学报2008 年第 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