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拨开历史的迷雾:实证的分析和演绎 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术著述中，李遇春的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该书脱稿于他的博士论文，2002年获武汉大学首届优秀博士论文奖。作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文学理论批评建设丛书”之一，2007年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43万余字，分量颇重。统贯全书的，不但有指导作者整个文学批评活动的福柯的话语理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及其他西方文艺理论，显示出其人良好的学理素养，而且有大量的实证材料。通过对卷帙巨大、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的阅读，对与作家和作品创作有关的众多文字材料的梳理和分析，论著展现出一位青年学者敏锐的文学洞
2、见和勤谨务实的钻研精神。在对当代文学史写作的批评之声回响不绝的今天，这部著作无论是在学术观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对于认识和批评20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文学都有着积极的学理意义。 一 权力主体话语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研究一书，有清晰的思想主线和严密的结构体系。全书在导语、结论外，共分六个章节，分别是“现代中国文学的话语转型”、“红色文学话语秩序的建构”、“话语屈从立场：对自我的逃避”、“话语反抗立场：对自我的坚守”、“话语忏悔立场：在屈从与反抗之间”、“话语疏离立场：对自我的寻找”。从章节目录看，李遇春是将红色文学秩序中的“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和“文学”视为一个相对独立而且
3、完整的话语系统，这避免了许多当代文学研究中容易出现的条块分割式断裂的毛病。用作者的话说，他借鉴了美国社会文化派精神分析学家霍尔奈论及不同人际人系所带来的心理防御策略的三种类型（屈从、反抗和疏离）1 32，来论述这三十年文学史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内部的政治性冲突，以及体现于作品中的作家个人的内在心理冲突。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对这三个阶段的作品和有关创作活动的分析，探讨置身于该话语系统中的中国作家的话语状况，尤其是话语困境问题，揭示出其根植的心理人格困境，并进而展示出这种心理人格困境所根源的文化困境11。 研读全书，研究的重心所在乃是第三章至第六章，分别论述在高度组织化和集体化的社会政治文化秩序
4、中，作家作品所呈现出的几种心理冲突状况。在第三章，作者选择这一时期的红色经典为主要证据，尤其是结合作家的创作谈和对作品的阅读阐释，分析人物形象的再创造和作家对文本的修改，从创作的表层状貌研究许多作品所普遍存在的“革命英雄情结”、“文化恋父情结”、“完美主义社会性格”，以及这些因素在创作中的具体呈现方式，论证40-70年代的多数作家在面对来自权威文化（文学）规范的外在压抑，承受了不同程度的心理焦虑后，有意无意地采用了一种向红色文化规范表示认同的心理策略1 134。 第四章则通过分析作家们“被压抑的启蒙英雄情结”、作品中的“反抗者的心理画像”，以及“文化审父”内容，来论述处于红色文学话语边缘地带的
5、少数创作主体的“话语反抗立场”。作者指出，话语反抗立场是通过抵御异己的符号性文化秩序的入侵，阻碍或延缓创作主体的集体化的理想化自我的顺利成形，积极地促成创作主体的个体化的理想化自我的潜在形成1 240。该章有别于当代文学史对“十七年”和时期的一般认知，通过分析在红色文化规范中的尽管被压抑但也一直活泼不息的文心，强调创作主体对真实自我的坚守或者某种留恋。 第五章是李遇春在霍尔奈的心理防御策略三种类型之外，根据40-70年代作家创作的实际情况而单列出来的。这也显示出作者不囿于理论而灵活运用的思维特性。这一章主要论述作家们在将自己的作品处理为试图谋求政治救赎的“自白书”或“忏悔录”的同时，也通过有限
6、的、曲折或变形的话语策略进行反抗；在屈从于革命文学话语的政治忏悔情结之外，出现人道主义忏悔立场的回归；呈现处于革命秩序边缘地位的作家们表现出的自卑或自尊的心理反射。 在第六章中，作者将认识对象分为两类：一是与权威文化有意识保持距离的另类作家，二是主流作家。他认为前者主要通过日常性人伦情感空间的构筑和审美性的自然（风俗）空间的营造，表达对权威文化秩序的话语反抗；后者则主要是在作品中展现出文化恋母情结，以真实的自我疏离于权威文化秩序。 总的说来，该论著并不在意是否突显这段时间文学史的阶段性和异质性，而是根据建国后红色文学话语秩序建构过程中出现的多次、连续的作品修改的背景，以一种在场感和将心比心的情
7、感体验，站在创作主体的话语立场建构与文本解读的结合点上，不但分析外在文化场与文学场的相互渗透，也着眼于不同文学作品的内部，将其分别视为一个个发展的、动态的、开放的对象进行研究。作者深厚的文学积累、文学史积淀，以及非凡的文学审美感受能力，为最终结论的得出提供了大量的实证材料。这些材料既具有理性的审视，也保有感性的同情，这为全书能成一家之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该书作者李遇春多次强调：当代文学批评中，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实证，并将他的实证研究具体分为三种类型或方式：史证、心证、形证。其史证，强调从文学创作的外部环境来解释文学作品或者作家的意义和价值；心证，一般倾向于挖掘文学作品或者作家的个人性或私人
8、性的材料，并通过心理分析来取证；形证，是指从文学形式的角度切入文学文本或文学现象进行批评2。在该著作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李遇春在充分贯彻他的研究思路时，将这些方法灵活运用，并让实证材料在书中穿插出入，呈现出摇曳多姿的色彩。 以第一章为例，在论述“现代中国文学的话语转型”时，作者在理论阐释以外，其材料主要来自于“五四”以来的知名文艺理论家如周作人、梁实秋、鲁迅、钱杏，以及等人的描述，让读者对现代中国文学启蒙文学话语范型转换至革命文学话语范型，有整体而深刻的印象。第二章中，当论述“文学话语禁区的设置”以及“文学话语等级的构筑”时，则侧重于以大量史实材料来说明问题，包括文学的外在政策环境、作家的创作，以及他们所受到的带有强烈政治意味的批判等。此外，还有大量材料偏向于作家自身及其作品内部的分析。最典型的如第六章，针对以茹志鹃、孙犁、曾卓、流沙河、食指、芒克、顾城为代表的作家们的“话语疏离立场”，更是以个人性材料和对作家作品进行的文本分析，从作品的内外角度进行论证。作者“心证”所需的材料来源广泛。用李遇春的话来说，这些实证材料包括日记、传记、书信、创作谈，以及行为性的疾病、癖好、恋爱、婚姻、仕途、交游等特定履历资料，并对它们进行心理分析的结果2。第 5 页 共 5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