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利用外资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The Indexes System of Controlling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in China：A Design of Framework内容提要：本文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城市，通过其对金融、产业、生态、信息、人才等关键领域外资风险控制措施的国际比较，将控制模式分为以下三种：单导模式、双导模式和多导模式；进而提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外资风险控制模式。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了中国利用外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提出通过对基础指标（国家） 、城市（沿海开放城市）抗风险能力指标和企业易受伤害程度指标（行业）的监测，全面控制外资
2、风险在中国的传导和扩散。关键词：外资 风险控制 指标体系 中国Zhao BeiwenAbstract: This paper chooses some typical countries and cities and then divides them into three groups according to their characteristic of controlling the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in financial industry, manufacturing industry, ecological industry, informatio
3、n industry, etc. They are the style of single conduction, the style of double conductions and the style of multiple conductions. Then, this paper raises a point that China should establish a styl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 In detail, this paper establishes “The Indexes System of Controlling Forei
4、gn Investment Risk in China”. This system is consisted of 3 groups of indexes. They are: basic indexes, risk-resistant capability indexes of city and the liability indexes of enterprises to be hurt by foreign enterprises. On the basis of the abov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China should control t
5、he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through the supervision of all the indexes.Key Words: Foreign Investment, Risk Control, Indexes System, China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研究表明，外资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具有双重性。 1因此，本文对外资风险问题的分析是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提出中国在利用外资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相关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而不是全面否定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一、国内外文献综述早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纳克斯、刘易斯、钱纳利、普
6、雷维什等经济学家就先后提出了资本形成理论、经济增长理论、 “两缺口”模型、 “中心外围”理论等外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问题进行分析，其中也涉及关于外资风险的内容。但是，外资理论多数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战略，对外资风险问题的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直到 20 世纪160 年代以后国家经济安全理论的提出，才开始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对外资风险问题进行相对深入和系统的研究。1、国外从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开始，美、日、俄等国开始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研究外资风险，并相继提出了国家经济安全战略和政策。但是，这一时期对外资风险的研究还局限于“安全领域内的经济范畴” 2。19
7、94 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之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经济安全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然而，这一时期的研究侧重于考察引资结构，对于短期资本流动的研究要远远超过对 FDI 的关注。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政府、金融界和专家们开始认识到由于存在脆弱的国内金融体系，即使引进外资以 FDI 为主部分新兴发展中国家仍然有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因此，IMF、世界银行、美国 Lawrence Livermore 国家实验室、美国兰德公司和韩国产业研究院等国际组织和学术机构都在有组织地研究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和一些国家的银行业在危机后已经提出了相应的反危机战略和策略，一些跨国公司则提出了企业
8、安全问题。可以说，目前对外资风险的研究更倾向于“经济领域内的安全范畴” 。主要观点包括：（1）普遍认为的外国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值得质疑。这种观点认为，根据 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的有关内容，WTO 禁止采用违反国民待遇原则和数量限制原则的措施，包括当地含量要求等；因此，大多数强加的新的生产本地化要求被禁止，已有的也被要求逐步废止。这使得发展中国家获得技术溢出的机会大大减少。（2）外国直接投资有可能对国内投资产生“挤出效应” 。联合国贸发会议通过基于严格统计检验的系统分析，对 39 个国家从 1970 年到 1996 年的数据进行了经济计量研究，最后得出的有关 FDI 对单个国家投资
9、影响的结果表明，中性影响占主要地位的共有 19 个国家，而挤入和挤出一样，各有 10 个国家。就地区格局而言，在检验中包括的 12 个拉丁美洲国家都没有出现挤入效应，而12 个亚洲国家都没有出现挤出效应，也就是说在亚洲中性效应和挤入效应很普遍，而在拉丁美洲中性效应和挤出效应很普遍。在非洲国家这三种效应都有。3（3）外资规模与效益问题。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艾尔玛阿德尔曼(Irma Adelman)在深入研究 80 年代拉美债务危机和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基础上，提出发展的轨迹不仅是非惟一的，而且也是可变的。 “起先，政府对国内制造业的需求能够成功地弥补本国市场的不足；政府资金和外国资本的流
10、入能够替代不充分的国内私人储蓄和不发达的金融制度；但是在某一点之后，这种替代就不够了。 ”0阿德尔曼从发展的角度，指出外资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以后，进一步增加外资并不能产生积极的效果，外资规模过大无助于本国经济发展。（4）外国直接投资激励政策会导致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效益损失和产能过剩。著名国际咨询企业麦肯锡公司通过对中国、印度、巴西和墨西哥的大量案例分析指出，发展中国家为吸引外资普遍采用的激励政策对国家带来的效益损失要大于其带来的收益。因为这些国家吸收的外资大多数是在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0 艾尔玛阿德尔曼：“发展理论中的误区及其对政策的含义” ，载杰拉尔德迈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主编的发展经济学前沿：未
11、来展望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第一版，第 90 页。2中的外资参与，而不是对已有资本存量的新鲜补充。（5）私人资本包括外资在银行等金融机构中的控制率过高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金融危机。第三代金融危机理论提出，企业、脆弱的金融体系以及亲缘政治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的主要原因。当危机出现时，资本市场不能或不愿向处于流动性困难的企业提供新贷款，而外国银行参与度过高也被认为是扩大金融危机的一个因素。这种观点还认为，外资银行总部不愿意提供资金以维持当地分支机构的正常运作也是引起阿根廷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6）从国际资本流动的角度分析外国直接投资在国内的杠杆效果。阿萨夫拉辛、埃夫拉伊姆沙卡
12、等经济学家通过建立以信息为基础的外国直接投资模型来解释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过量外国直接投资。他们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可能给东道国带来的风险在于：“第一，外国直接投资可能会在国内进行高杠杆融资，也可能将部分企业再出售给国内储蓄者。在这种情况下，实际净资本流入大大低于最初在国际收支表中记录为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量。第二，在内部人与外部人之间一般存在对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会促进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动。这种不对称性使持有大量资金的外国投资者可以变为企业的内部人 。 ” 在危机期间，通过利润汇回或减少下属机构对母公司的负债等方式，外国直接投资者会造成资本的流出。可以说，国外对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不仅具有了
13、一定基础，而且已经逐步趋向于成熟。2、国内虽然多数经济学家对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予以肯定，但在 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中国就有学者提出“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 ，一些学者和政策研究机构还对“外资进入后的产业安全”问题进行了研究。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金融安全问题开始受到广泛重视，涌现了大批以金融安全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和论文，还建立了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基于案例推理 CBR 模型、动态信息融合法等金融预警模型。已有研究认为： （1）外资在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很弱，存在严重的技术控制现象。关于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一部分学者如江小涓和万解秋等通过实证研究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
14、技术溢出；另一部分学者如樊纲和潘英丽等通过同样的研究却得出了外资在中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很弱，甚至是无效应的结论，认为外资对中国存在严重的技术控制现象。（2）外资流入过多对国内资本形成“挤出效应” ，还会对国际收支以及中国的汇率制度和汇率政策产生影响。如果外资企业把更多的利润向外转移，国际收支平衡会面临持续的巨大压力。余永定在接受21 世纪经济报道的采访中指出，随着 FDI 流入的增加，投资收益迟早会快速地汇出，以至于即便中国能保持大量的贸易顺差，也难保国际收支的平衡。 4（3）跨国公司影响民族企业的发展。裴长洪、邱立成、葛守昆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外商直接投资与民族工业的关系进行了详细描述，提出外向
15、型经济极易造成产业“空心化”现象，需要关注 FDI 与民族企业的发展问题。在此基础上，左大培进一步提出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技术进步有巨大的妨碍作用，这种作用主要来源于跨国公司的行业垄断力量；通过夺走市场，FDI 企业挤跨了东道国的民族企业。 阿萨夫拉辛、埃夫拉伊姆沙卡：劳动力、资本和金融要素的国际流动 ，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2年 7 月第一版，第 127 页。3（4）从一国国际分工地位和财富积累相对速度两方面进行分析，认为作为跨国公司的加工工厂，本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需要以新开放观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张幼文提出， “在以国际投资和跨国生产为联系的国际分工中，人们会误把跨国公司技术控制下
16、的生产看作为本国产业结构的进步和技术进步，从而忽略其中正在扩大着的技术差距，忽略外资技术控制的风险。无数微观例子和宏观的分析都证明，投资国比东道国获得了更多的财富积累，穷国在发展，但是在与富国差距拉大的情况下实现的。 ”（5）从博弈的角度分析外商投资与东道国外资政策之间的关系。2000 年，杨建龙利用完全信息静态博弈中的库诺特（Cournot）寡头竞争模型以及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斯坦克尔博格（Stackelberg）寡头竞争模型的研究成果，建立了利用外商投资的“库诺特”博弈均衡和“斯坦克尔博格”博弈均衡，并得出了在不考虑引资效应的情况下东道国优惠政策的净损失与优惠程度和外商投资规模成正比的结论。
17、 52002 年，邹昭日 希 运用博弈的分析方法，从利益均衡角度研究中国在国际经济利益格局中的位置，提出了“以博弈分析为前提的互动的安全观” ，认为跨国公司的全球分工体系使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与产业产生结构性的依赖，并形成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市场与企业的控制。 6综上所述，与利用外资有关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在国内外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是，国外研究往往立足于发达国家的立场，没有深刻地反映不同国家的国情特色，而国内长期以来一直重视外资的积极效应，对外资的消极作用关注较少，更没有注意到中国在利用外资过程中的风险控制问题。因此，从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透视中国利用外资过程中可能伴生的风险，建立中国利
18、用外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对于中国利用外资具有较高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二、利用外资与控制风险的主要国际模式研究表明，由外资引起的国家经济不安全主要通过两级传导机制进行扩散。其中，核心传导机制是通过市场结构、国际收支等主要环节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三个关键领域：战略资源安全、本土关键产业安全、金融和财政安全。外围传导机制是通过资源配置、人才争夺、汇率压力等主要环节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相关领域如人口、就业与经济增长，生态环境，基于经济安全的信息安全和科技发展等，使外资风险形成扩散化趋势。核心传导机制的不安全比较显性，但外围传导机制的不安全效应更复杂，范围更广，严重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际经济关
19、系。因此，美国、欧盟、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主要通过对金融、产业、生态、信息和人才安全的维护来控制外资风险。主要措施如下（详见表 1） 。表 1：利用外资与控制风险的主要措施主要措施 金融安全产业安全生态、技术和能源安全信息安全人才安全对外资金融机构加以监管 * - - - - 张幼文：“树立新开放观，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载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当代中国：发展安全价值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第一版，第 246-247 页。4对外资银行准入的资本限制 * - - - -开设离岸金融市场 - - - -对跨国并购加以限制 - - -培育本土（地）企业的竞争力 * * - -出台相应的
20、法律、法规 * * * * *保护国内幼稚产业 -注意地区平衡，避免结构性矛盾 - - - -外资股权限制 * * -产业导向 - * * - -人才培养和引进计划 - *为人才提供发展空间 - - - - *资料来源：根据有关资料整理。其中*为普遍，为较多，为没有或很少，-为不详。根据各国和地区风险控制路径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主要模式，即单导模式、双导模式和多导模式。1、单导模式（核心风险控制型）单导模式的特点是：以控制外资风险的核心传导机制为主，外围传导机制为辅，通过对国家经济安全关键领域的风险控制，切断风险从第一层次（核心传导机制）向第二层次（外围传导机制）的传导与扩散，达到维护国
21、家经济安全的目的。单导模式的主要执行机构一般出现在国家层次，由单个或多个政府部门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比较典型的有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采用单导模式的国家一般通过政策限制和产业导向来控制国家经济安全的三个关键领域。例如，为了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减少外资风险，几乎主要的 OECD 国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都存在这种或那种形式的限制，尤其是在银行、保险、通讯等服务部门以及农业、林业、石油、核能等自然资源和能源部门。直到 90 年代以后，这些部门的外资准入才逐渐放宽，但仍然有部分国家保留了对部分行业的限制（虽然更多地是以监管的形式出现） ，如战略资源性产业、金融业等，以维护国家经
22、济安全。2、双导模式（核心外围风险控制型）双导模式的特点是：以控制外资风险的核心传导机制和外围传导机制为共同目标，通过对国家经济安全关键领域和重要相关领域的风险控制，切断风险在第一层次（核心传导机制）和第二层次（外围传导机制）以及两个层次之间的传导与扩散，达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目的。双导模式的主要执行机构可以出现在国家层次，也可以出现在区域或城市层次，往往由多个政府部门相互配合，协调完成。比较典型的有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体）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采用双导模式的国家（经济体）一般通过政策限制、产业导向和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等方式来控制国家经济安全关键领域和重要相
23、关领域的外资风险。例如，20 世纪 80 年代韩国对汽车等幼稚工业加以保护，新加坡在经济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的关键时期对科教事业及人才培育实施政策倾斜等。这是因为，对于新兴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来说，控制5外资风险不仅要阻断外资风险的核心传导，还要阻断外资风险的外围传导，只有加强自身的能力建设才能从根本上防范外资风险对国家经济安全的传导和扩散。3、多导模式（散点交叉控制型）多导模式的特点是：以控制国家、地区或城市受外资风险影响最大的领域（散点）为主要目标，通过对相关经济指标的监测和控制，防范风险在国家、区域和城市之间的传导和扩散，达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目的。多导模式的主要执行机构多出
24、现在区域（或城市）层次，往往由多个地方政府部门相互配合，协调完成。比较典型的有英格兰（伦敦）和纽约州（纽约）等。由于区域和城市本身不具备全方位切断外资风险传导机制的能力（一些政策必须由国家来执行） ，其对风险的防范必须依靠国家政策以及与其他地区的配合来完成，因此，制定地区平衡政策或者产业导向政策往往能够收到更好的效果。例如，英格兰和纽约州在制定政策时十分注意大区内部的平衡问题。英格兰政府专门设立“投资英格兰选择性资助”计划，对位于英格兰的经济活动相对处于较低层次并伴有持续性高失业率的地区进行资助；纽约州政府积极采取措施鼓励跨国公司对上州（纽约市以外的地区）进行投资，通过产业的合理导向和分布来分
25、散风险。可见，区域和城市在控制外资风险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国家经济安全的各个领域，还要注意地区平衡，避免产生类似东京的产业空心化现象。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单导模式、双导模式和多导模式各有特色，究竟采用哪种模式必须与各国和地区自身的经济发展状况相吻合。鉴于中国具有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国家和二元性经济国家三种经济特征，因此，中国在利用外资与控制风险的过程中，应通过点（关键领域） 、线（传导机制） 、面（重要相关领域）交叉控制的方式，形成以多导模式为主，单导模式和双导模式为辅的外资风险控制特色，全面防范外资风险在中国的传导和扩散。在具体操作中，可以建立中国利用外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通过对基础指标（国家
26、） 、城市（沿海开放城市）抗风险能力指标和企业易受伤害程度指标（行业）的监测，全面控制外资风险在中国的传导和扩散。三、中国利用外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在早期的学术文献中，罗森斯坦罗丹、钱纳里斯特劳特、梅泽尔斯、瑟尔沃尔、贾塔克等经济学家依据储蓄缺口理论以及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采用外商投资规模作为衡量外资风险的主要指标。 由于该指标仅仅反映了外商投资的总量，且假设的前提条件在实际分析中均无法得到满足，该方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20 世纪 70 年代，英国学者科恩运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通过建立“四个概念模型” ，从剥削损失、剥削收益、逃逸成本和维持成本四个概念出发， 通过一个非零和博弈模型的建
27、立分析了发达国家、 例如，贾塔克通过时间序列的方法通过对前 5 年或更多年以前投资规模增长的考察来反映一段时期内的投资规模，从而对一国经济发展中的外资规模进行测定，其公式为 FAN=(Ky-s)Y+5Y 0(s-S0/Y0),在上式中，F AN为外资吸收规模，是与利用外资吸收能力相对应的一种利用外资规模，K 为资本产值比率，Y为国民收入，y 为相应的国民收入增长率，S 为边际储蓄率，S 0/Y0为平均储蓄率，S 0为初始时期的储蓄总额。由于贾塔克在分析中假定资本产出比率不便，储蓄率不变，外资是有效配置的等前提条件，而这些假设在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很难同时成立，因此，贾塔克方法具有很大局限性。 其
28、中，剥削损失可以理解为东道国引进外资后产生的风险，包括外资对东道国产业、市场和股权的控6发展中国家与跨国公司之间的关系。 7该模型被认为是最早运用博弈理论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进行分析的一个理论模型。在科恩“四个概念模型”分析的基础上，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理论对外商投资规模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并得出了外商投资适度规模的相关系数。 其中，中国学者杨建龙通过建立外商直接投资总规模与国民生产总值之间的一元回归模型，运用TSP（Times Seriouse Projection）计算得到的回归方程为：外商直接投资总额=0.00597*GNP， 由此得出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适度规模”是中国国民
29、生产总值的 6左右。 8由于以上对外资风险的测度标准比较单一，且由于选取的样本数量、时间序列的长度以及计量模型的不同，数据分析的结果出现了较大差异，因此，本文认为，通过单一指标的计量分析来评估外资风险程度具有较大的局限性，难以全面反映一国外资风险的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本文建立外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通过三组 12 个指标的综合测定，对上述分析方法进行修正。同时，由于在国家经济安全涉及的几个关键领域和重要相关领域中，数量分析方法仅适用于部分显性风险的分析而不适用于人才流失、生态环境、社会稳定等隐性外资风险的分析，因此，在实际分析中将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各指标的权重及风险预警的程度进行判
30、断。1、外资风险控制指标的筛选外资风险控制指标共分为三组，分别是：（1）基础指标（国家） ；（2）城市（沿海开放城市）抗风险能力指标；（3）企业易受伤害程度指标（行业） 。在实际操作中，如用于国家利用外资风险状态的评估，则第（2）组指标应选取国家对外开放度最高的一组城市（一般是沿海开放城市）的数值进行加权平均，如用于单个城市外资风险状态的评估，则只需选取该城市的数值进行分析。这是因为，中国具有典型的二元性经济特征，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周期很可能领先于全国而与全国的经济周期处于不同的阶段。由于沿海开放城市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这些地区的风险积累具有明显的放大效应，将严重威胁到国家经济安全，因此
31、，在国家外资风险的评估中，应该考虑主要城市的外资风险状态，从国家、城市和行业三个方面对利用外资的风险情况进行分析。考虑到外资依存度对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影响，在国家基础指标和城市抗风险能力指标中，分别选取国家外资依存度和城市外资依存度作为衡量风险程度的重要标准，以增加其权重。（1）基础指标。基础指标包括外资依存度、国际收支、外汇储备以及外资企业、外资银行和外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债占比。作为主要指标，外资依存度与外资风险具有很高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不仅来自于外资依存度所反映的外商投资规模在经济上的合理性，还来自于由外资依存度所反映的外资对本国经济的控制程度所产生的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后者将严重影响到国
32、家经济安全。外资依存度的计算公式为：制、金融风险等，而逃逸行为则是东道国对风险的防范和抵御措施。根据该模型的分析，无论对于跨国公司还是对于东道国来说，维持合作都是最佳结果。 根据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理论的分析，利用外资的适度规模与东道国的资本缺口和资本吸收规模成正比，东道国的资本缺口和资本吸收规模越大，东道国利用外资的适度规模相应也大；在同等条件下，外资质量越高，东道国利用外资的适度规模越大；随东道国投资环境的改进，东道国引进外商投资的“适度规模”将不断提高。 该方程的回归拟合系数为 0.862，DW 值为 0.4391，T 检验值为 1.797。回归拟合的效果较理想，但有关的回归参数不十分理想。
33、这是因为忽略了政策性变量造成的。7外资依存度（ %） =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 /本国（地区） GDP*100%一般情况下，国际上将 5-10 作为外资依存度的安全范围，10-15 作为基本安全范围，15-20 被视为不安全，如果20 则被视为严重不安全。考虑到中国具有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国家和二元性经济国家三种特征，本文将对上述标准进行调整。在样本的选取中，以 2004 年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投资报告对 2001-2003 年世界 140 个国家和地区吸收 FDI 的业绩指数排名作为参考，选取新加坡、香港、西班牙和丹麦作为数据分析的样本。数据分析显示，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外资依存度的变化范围在 0.
34、4-37 之间，其中，两个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资依存度均值在 10 左右，两个欧洲国家的外资依存度均值在 4 左右，四个国家和地区外资依存度的均值在 7 左右。因此，可以认为如果中国的外资依存度在 4-10 之间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变化区间，10 则存在较大的外资风险。同时，作为辅助指标，国际收支、外汇储备以及外资企业外债占比分别反映了国家对外均衡情况、国家稳定国际市场波动的能力以及外资企业在国内的资本运行情况，反映了国家综合经济实力以及国际资本流动的概况，与外资风险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因此，也作为衡量外资风险程度的重要参考指标。（2）城市抗风险能力指标。城市抗风险能力指标包括外资依存度、外资国别
35、集中度、外资增长率和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外资依存度反映了城市经济对外资的依赖程度，是衡量城市利用外资风险的一项重要指标。由于分散的外商直接投资母国国别结构能够起到降低东道国（城市）外资风险的作用，外资国别集中度对东道国（城市）来说十分重要，也是衡量外资风险的一项重要指标。外资国别集中度指外商直接投资前 5 名国家实际投资的金额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比重，其计算公式为：外资国别集中度（ %） =外商直接投资前 5 名国家实际投资金额 /本国（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 *100%一般情况下，国际上将 50-60 作为外资国别集中度的安全范围，60-70 作为基本安全范围，70-80 被视为不安全
36、，如果80 则被视为严重不安全。外资增长率指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实际金额的增长率。一般情况下，将 5-10作为外资增长率的安全范围，0-5 和 10-15 作为基本安全范围。如果该国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本国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比较大，国家对外资的需求比较旺盛，则外资增长率的合理范围可以适当提高。一般情况下，只要外资增长持续、平稳，不出现大的波动既可视为基本安全。外商投资产业结构与一国（城市）的功能定位和产业发展方向有关。由于国际直接投资呈现出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的大趋势，一般情况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分布在二、三产业；根据该国（城市）经济发展阶段和功能定位的不同，二、三产业的外商投资分布会出现一
37、定差异。（3）企业易受伤害程度指标。企业易受伤害程度指标主要用于对本国（地）关键性产业（通常是工业）中外商投资情况的分析，包括外商市场占有率、外商新产品产值占比、外商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和外商参与企业技术开发情况。其计算公式为：外商市场占有率（ %） =外商投资某一行业的销售总额 /本国（城市）该行业全部销售总额 *100%；外商新产品产值占比（ %） =外资企业某一行业新产品产值 /本国（城市）该行业新产品总产值 *100%；8外商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 %） =外资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 /本国（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 *100%；外商参与企业技术开发情况（ %） =外资参与某一
38、行业技术研究与开发费用/本国（城市）该行业全部研究与开发费用 *100%。按照国际垄断法的规定，外商总体市场占有率的警戒线为 20%，一般行业市场占有率的警戒线为 30%，核心、关键行业市场占有率的警戒线为 10%。 9作为参考指标，外商新产品产值占比、外商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和外商参与企业技术开发情况的合理变化范围以不超过 50%为宜，敏感行业的临界值则应适当向下调整。2、中国利用外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根据以上分析，利用外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由三组指标构成，分别是：（1）基础指标，包括外资依存度、国际收支、外汇储备以及外资企业、外资银行和外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债占比；（2）城市
39、抗风险能力指标，包括外资依存度、外资国别集中度、外资增长率和外商投资产业结构；（3）企业易受伤害程度指标，包括外商市场占有率、外商新产品产值占比、外商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和外商参与企业技术开发情况。在此基础上，通过定量和定性分析对国家利用外资的风险情况进行总体分析。为了计算简便，将每一项指标的评估结果分为安全、基本安全、不安全和严重不安全，其中，安全的得分值为 0，基本安全的得分值为 1，不安全的得分值为 2，严重不安全的得分值为 3。将基础指标、城市抗风险能力指标和企业易受伤害程度指标分别统计计算，取每一组指标四个子项指标的平均值作为该组指标的综合得分，分值越高，则外资风险程度越大。在此基础
40、上，再通过数据对三组指标进行综合判断。图 1 是利用外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9图 1：利用外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外资风险控制指标体系基础指标（国家） 城市抗风险能力指标 企业易受伤害程度指标外商参与企业技术开发情况外资企业外债占比外资依存度国际收支外汇储备城市外资依存度外资国别集中度外资增长率外商投资产业结构外商市场占有率外商新产品产值占比外商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10参考文献1张立群：“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载改革2005 年第 6 期，第 71-76 页。2雷家马 肃 主编：国家经济安全理论与方法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12月第一版,第 6-10 页。3联合国贸发
41、会议：1999 世界投资报告：外国直接投资和发展的挑战插文 6.2，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0 年 9 月第一版，第 201-202 页。4李振华：“重思 FDI”，载21 世纪经济报道2004 年 12 月 16 日。资料来源：http:/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年 8 月第一版，第 104-113 页。6邹昭日 希 ： 中国利用外资规模研究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2 年 6 月第一版，第 160-166 页。7B.J. Cohen, The Question of Imperia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nce and Dependence, London: Macmillan, 1973.8杨建龙：关于外商投资与外资政策的博弈分析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年 8 月第一版，第 145 页。9赵英：超越危机国家经济安全的监测预警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