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阿多诺与学生运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背反 (豆瓣 南方周末小组) - 论文关键字：理论 现实 德国 运动 政治 学生 社会 研究所 学运 回信 德国的六八学生运动，其实是一场下一代对上一代的“弑父” 。法兰克福学派在这运动里，曾演出过一场悲伤的剧码。文/研究员 Tsai hinghua 当时领导运动的学生组织社会主义德国学生联盟（ Szialistishe Deutshe Studentenbund，简称 SDS）声势正大，法兰克福的SDS 领导人叫克拉尔（Hans-J rgen Krahl） ，1965 年他找了狄奧多 阿多诺（Thedr . Adrn）指导，写马克思论资本主义的论文，然而就在
2、 1969 年 1 月 7 日，他带领着学生冲进了社会研究所，占领了阿多诺与哈贝马斯（J rgen Haberas）的课堂，视他们为压迫者的一份子。后来教师们叫来了警察，拘捕了占领教室的学生，阿多诺且在当年 7 月 18 日出庭成为审判克拉尔的证人。 一生没有停止过批判警察国家、监控国家的阿多诺，这次站在警察那一边。 1969 年 2 月 14 日，阿多诺写信给人在美国的赫伯特 马库色（Herbert aruse） ，邀请他赴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并在信中抱怨学运的“可怕” ，他告诉“亲爱的赫伯特” ，为免有什么不实的、加油添醋的谣言传到那里，他必须直接告诉马库色现场情况；这是很值得玩味的话
3、，读来颇有画蛇添足之感，显然阿多诺自己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他将遭受来自各方的批评，因而他必须先对马库色打预防针。 然而预防针不起作用。1969 年 4 月5 日，马库色从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回信给“亲爱的泰迪” ，说他听到的消息跟阿多诺的来信确实全然不同。他指责阿多诺站在警察那里压制了学生运动，且说， “我站在学生那边”。他说如果学生只是抗议，占领教室静坐示威，而不涉及暴力攻击，阿多诺实在没有理由报警。当时在加州他也必须面对频繁的学运。但是，他并不愿警方介入大学事务。他告诉阿多诺：“这些学生都是受我们的理论影响（且不只是受你影响） 。对此我引以自豪，且愿意接受这弑父，即使有时那真的很痛。（学生
4、们）只是无法再忍受了、快窒息了，而希望呼吸到一些新鲜空气。这新鲜空气绝不是左派法西斯主义！那是我们（至少我）某天也希望呼吸到的新鲜空气” 而左派法西斯主义，正是哈贝马斯送给学运的帽子。马库色说这个词本身就是形容词的矛盾（ntraditi in adjet） ，因为在德国历史里左派与法西斯是誓不两立的。他且明确指出，如果反对学生运动，就是“显然站在支持越南的屠杀的那个世界那边” 。马库色说了非常重的话，且坚持如果他没有办法在法兰克福对运动的学生说话，他就拒绝阿多诺的邀约。 5 月 5 日，阿多诺回信给马库色，说他的指责“在我身上发生难以估计的作用，且与你一样诚实地说伤害了我。 ”阿多诺解释，他必
5、须为了社会研究所的利益着想， “我们共有的老研究所啊，赫伯特” 。而这间研究所是独立机构，并不受大学保护，因此重担便落在阿多诺身上，他因而必须趁事态不严重时阻止；而警察也不应被妖魔化， “警察对学生所作的，比学生对我作的还要宽大的多” 。他也承认马库色对理论与实践的思考，但是他否认在他的课堂上发生的事是某种与理论有关的实践。阿多诺继续说，也许左派法西斯真是形容词的矛盾， “然而你是辩証法研究者，不是吗？”这种内在性的背反与矛盾也许真存在着，而将左派给推到了相反面去。阿多诺说他所见证的一切都显示了学运与法西斯共享着“未经思考的暴力” 。他进而告诉马库色，如果你要来跟学生会谈，好，请以自己的身分来
6、，社会研究所将置身事外。 6 月 4 日，马库色回信，他说：“你写着为了研究所的利益，还强调了， 我们共有的老研究所啊，赫伯特 。不，泰迪，学生进入的那里，已经那不是我们的老研究所了，你跟我一样都知道，三零年代时的研究所跟今天所作的研究有多大的不同。你知道我们在拒绝任何未经中介就把理论政治化上，立场一致。可是我们的（旧有的）理论有其内在的政治内涵，那是内在的政治动力，以迫使我们在今天必须要采取具体的政治立场甚至急迫于从前。 ” 他强调如果真要保存这老研究所，就必须体认新现实，而后在这现实上重新思考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那种关系将逼迫著理论者去采取政治位置不同于 三零年代的、能因应新现实的政治姿态。
7、不能使理论无视于现实，而马库色所看到的现实，应当就是现实的急迫性已从三零年代的法西斯政权转向了资本主义科技化世界的宰制性了（或者他命名为“布尔乔亚民主”的世界） 。 6 月 19 日，阿多诺再次回信。他解释了为什么要报警，因为当时学生们已经估计了那情况将逼使教师们非报警不可，才冲进来的。换句话说克拉尔是有意地希望被警方逮捕，用意是凝聚学生的向心力， “如果你也在场，你也会这么做” ，阿多诺说，因为现场确实有暴力发生的可能。另外他也解释，社会研究所所作的经验研究，并未背离理论，他、霍克海默（ax Hrkheier）等等成员都还是关心著三零年代他们思考过的社会理论。他再次强调他并不认为德国学运是一
8、种社会改革或具有改革的力量，因为学运的逻辑与法西斯主义是共通的。马库色于 7 月 21 日回信说，他认为学运绝对有改变社会的力量，因为那是“对资本主义的抗议，去切对资本主义存在的根基、反对资本主义在第三世界的党羽、其文化及其德性” ，他并怒指，霍克海默在接受明镜 （Der Spiegel）访谈时竟攻击他对学运的支援，这使得他现在不得不将原来可以私下争辩的议题公诸于世。 8 月 6 日阿多诺回信说，霍克海默的原意被媒体扭曲；他并不低估学运改变世界的能力，所忧心的只是，学运中所暗含的集权主义残余以及毁灭性的疯狂。而研究所，那个当年仍在纽约时马库色也共事的研究所，确实已经不再是原来的研究所了，但阿多诺说，那是因为德国也不一样，成员们必须尽一切力量捍卫这研究所。他抱怨马库色并不知道当下的德国有多少负面力量正攻击着研究所。 这是最后一封信。阿多诺死于这一天。走出了控诉自己学生的法庭，阿多诺在当天就与妻子离开了德国，不顾医生警告，去瑞士度假，坐在缆车上心脏病发。在回到战后德国重建社会研究所二十年后，在出庭控诉自己的学生的 3 个礼拜后，在执笔写完给马库色的信后秘书甚至还来不及打成字，他就过世了。阿多诺死后的 6 个月，1970 年 2 月 14 日，克拉尔那弑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法兰克福被冰雪中打滑的汽车撞上，于二十七岁之龄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