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行政政府,由当选政治家通过的立法通常是模糊不清的，一项计划的最终实施还是掌握在具体公务员的手里 像美国的国家环境政策法规定，要对影响环境的联邦措施作出环境影响报告。然而，这个法案并没有说，由联邦政府管制或资助的私人措施是否也构成联邦措施,由政府中的哪些人来读这些报告，或者应当如何评价这些报告是只考虑环境这一问题，而将其他一切收益全都忽略不计，还是有另外的评价标准？于是，总得有人去填补这些空白，而其中大部分事务便落到了官僚头上，尽管他们并没有主动要求这些工作,一派观点认为，官僚只是被任命的政治代理人，仅执行被选举的政治供给者的命令。 更普遍的看法则认为，政府机构就像九头怪物，有税收意识的立法
2、者每削减掉一个部门，它们就会长出两个来。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现实介于两者之间,（一）尼斯坎南的官僚模型 双边垄断与信息，预算最大化，影响 （二）铁三角 表现，发挥作用的原因，批评 （三）委托代理模型 一般的委托代理，政府中的，国会控制论 （四）政府规模 表现，原因，治理,3.1尼斯坎南的官僚模型,官僚一直是被尖刻批评的对象。人们指责他们麻木不仁，制造了过多的繁文缛节，横加干涉了公民的私人事务。 但是，如果没有官僚，现代政府又将一事无成。官僚们在拟定和执行计划方面有宝贵的技术知识，而且，他们的任职时间往往长于被选出来的官员，对各种规章制度也了如指掌。官僚的另一重要作用，是提供有关公共部门业务的准
3、确文件，确保所有合格公民在某一种公共提供的服务上都能得到同等待遇，防止各种形式的腐败，等等,3.1.1双边垄断与不对称信息,在公共管理学的早期，许多专家声称组织行政政府的最佳方式，是使之等级化和非竞争化。换句话言，即政府机构应当有不同的责任层次和活动范围层次。例如，市政府的园林娱乐局由园林处和娱乐处组成就是合理的，这样，各项任务和技能就会专业化，避免了重复工作，并能明确部门首长对未做工作及不称职工作的责任。控制链会得到详细规定，组织内的分工协作也会在有序的气氛中出现 然而，这些正是市场经济所竭力避免的结构。垄断者，可以随意敲诈剥削消费者,美国国家园林局，它是内政部下属的5个主要行政单位之一，负
4、责管理全国的园林、纪念碑、历史遗址，以及娱乐场所等。 根据尼斯坎南，国家园林局可以定义为行政机构：非营利性组织，资金至少一部分来自定期拨款或者捐赠。 出售某些产品或者服务。国家园林局对进入某些区域、使用某些设施收取费用，批准出租园林用于餐饮住宿，就是在出售某些产品或服务。 这种机构还必须从国库定期获取拨款，因为它专门提供一些人希望提供比按单位价格出售时所能供给的数量更多的某些产品或服务。大多数人可能会同意单靠市场无法提供适量的历史、文化以及自然保护品。因此，向国家园林局定期拨款时符合公共利益的,国家园林局获得拨款必须至少要有两个适当的国会次级委员会支持国家园林局的预算申请。在第102届国会（1
5、9911992）中，一个是众院国家园林和土地小组委员会，它是众院内政及海岛事务委员会下属的6个常设小组委员会之一；另一个是参院公地、国家园林和森林小组委员会，它是属于参议院能源和自资源委员会的5个常设小组委员会之一。分别来自两院的这两个次级委员会的立法管辖权包括三个领域：娱乐、国家园林系统，及土地管理署。 筹资水平和收入来源的管辖权属于各院的拨款和收入委员会，但这两个次级委员会都负有监管功能，也括对筹资水平提出建议。每个次级委员会都被尼斯坎南称为“赞助人”，通过就项目计划、时间安排、地理位置及其他方面的听证会，在双边垄断的情况下，与行政机构进行谈判，所有一些都最终转化为拨款申请,在市场条件下，
6、双边垄断的结果通常是非决定性的，卖方抑或买方占优势，决定于各种因素，比如策略、信息、环境，乃至运气等。 将不确定性用于官僚政治时，尼斯坎南强调的是信息不对称性，即作为代理人的行政机构通常对他的活动比赞助人拥有更多的信息。 由于行政机构为其预算申请进行说明时，他所提供的大部分资料和统计数据都只对投入而非产出进行计量，从而会使情况更为复杂。这些资料反映的是机构所做、所用或所购买的东西，而非这些活动或购买物所产生的东西,国家园林局必然会向赞助人提供的一项主要统计数据是近年来参观国家园林的人数。然而，如果设立该机构的原因在于保护某些具有自然及历史意义的区域，促进公众对这些区域的理解、品味和鉴赏，则园林
7、参观仅是达到此目的的一种途径，而非最终产品。最终的产品应是公众理解、品味与鉴赏的程度，而这又很难计量,计量结果的困难正是官僚主义问题的症结。 行政机构的产出通常是含混、高度主观性的，赞助人要确定投入怎样转化为产出，以及监管这个传递系统是需要成本的。 国家园林局雇人为野外远足担任向导，维护露营地，维护历史建筑和做其他许多事情，这些都是为机构提供增加理解、品味和鉴赏这类产出而进行的投入。按照经济学的术语，每一项都是机构生产函数的一部分。假如机构及其赞助人均了解维护露营地花费了6小时生产1单位最终产出，而2小时的野外远足可生产相同的最终产出，则远足是有益的。然而，这些事实通常是无法知道的，机构和赞助
8、人必须就投入或其活动程度，而非产出进行谈判,就投入成本和生产率言，行政机构几乎总是比其立法赞助人享有更多的信息。 根据过去的经验，国家园林局会相当明确的知道，在给定预算规模时，能够引导多少人自然远足，有多少历史建筑可被修复。知道了这一点，机构就会向赞助人提供特定的一组活动，以换取一定规模的预算。 这些活动当然会与产出有关，但这种关系却必然是模糊的，而机构所提供的总体活动水平将依存于不同规模的预算 预算在何处,机构承诺提供的服务以及它所要求的预算量取决于该机构怎样看待立法赞助人对不同产出水平的需求。由于赞助人代表着评价这些服务的选民，并且该赞助人希望再度当选，由此他会提供一定预算，以换取机构的各
9、种服务。 然而国家园林局的活动越多，所要求的税赋通常也越重，而这又意味着选民得到的其他公共品越少。同时除国家园林局外，立法赞助人还有娱乐以及土地管理署的管辖权。其中每一项都可以是让选民感到愉快的选择。 图417的总预算函数（TB）反映了赞助人为换取一定水平的服务或预期产出（如Q*）会批准的最高预算（如B*）。最高预算可能会在某一计划产出范围内有所增加，但由于选民的边际收益递减，因此增加的速率是递减的。,一是边际收益函数是否准确反映了选民的偏好。立法程序准确反映了选民偏好。 既得利益，特定的偏好 二，机构是否准确了解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函数。机构通常有清晰的成本意识，机构首脑并不想承诺以其所分配的
10、预算无法提供的产出而使其陷入窘境。机构人员与用户的接触比赞助人更频繁、更直接，因此它们不仅对成本，而且对收益也了解得更多 三，在机构所能承诺的不同产出，以及他们所能申请的不同预算中，他们愿意提出哪一种,3.1.2预算最大化,在一个牟利企业中，该经理很可能会得到奖金、提升以及再发现这样节约措施的机会，如果该经理不能指望得到这些奖励，他通常有机会在其他企业中市场化他的技能。 而在行政机构中，这个经理最多可以得到口头嘉奖和储蓄债券、平调、以前同事的敌意，以及新同事的猜疑。 机构首脑及其关键办事人员的薪金、职务特权，如权力、名望、人情等，以及机构首脑和机构本身的声誉。所有这些变量都与预算规模成正相关，
11、尽管这种关系可能是无关紧要的。正如一个自利的（成功）立法者在任职期间既可行善，也可作恶，一个自利的（成功）官僚也可行善或作恶，并且预算越大，他行善或者作恶都会更多,Q*的产出，申请B*的预算，最大化 不确定模型 自利的机构首脑会追求无效率的庞大预算。由于与拥有较少信息的赞助人谈判，机构成为双边垄断的胜利者，他们承诺Qa的产量水平，获得Ba的预算。 不但丧失了Q*所能产生的净收益，而且还会引起额外的产出，从而导致等量的负经济值。 在产出为Qa时，除机构得以膨胀外一无所获，机构的扩张使其耗尽了选民可能获得的收益，从而也就否定了它自身。,3.1.3影响与批评,由于尼斯坎南模型简练，结论有力，它很快成
12、为集体选择知识的一个重要内容。 官僚机构预算最大化的思想很快引起了众多集体选择分析家的瞩目。 即使立法赞助人不太友好，机构的产出也会过多。如果立法赞助人友好，机构的产出就会更多，通常的情形也是这样,预算最大化思想是意识形态偏见，诋毁政府的伪科学。另一些人感到情感受到了伤害，因为他们眼中的机构是人们相互帮助的组织，而不是一群满脑自私的人 它与事实不符，比如公共投资的高回报率 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用科学手段检验。模型描述的是存在于热门头脑中的关系，但如果这些关系无法客观计量，也就难以了解人们谈论的是否是同一件事,3.2.1铁三角思想,被任命的代理人发挥积极作用，铁三角，或次级政府 一个次级政府，主要
13、包括利益集团的拥护者，立法者及其助手，以及受通行的原则相互制约，并控制着某一特定领域政策制定的关键机构官员。 水的次级政府，为健康的次级政府，或者为国防的次级政府，等等。 在一些社会评论家看来，铁三角的关系也是现代美国政治中最重要的方面。批准一项计划的国会议员、实施该计划的官僚，以及受益于该计划的利益集团，三家将携手促成该计划。,比如，铁三角在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告别致词中得到了说明，他警告道，国防工业、国防部，以及那些企图谋求或保护本选区内军事基地的立法者会结成一个军事工业联合体。 还有像建筑业、木材业、电器业的成员与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官员们，以及在城区的国会议员，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支持公共
14、住房计划,3.2.2发挥作用的原因,利益集团与官僚们组织得严密，信息灵通，而承担成本的人们没有组织起来，甚至连事情的真相都不知道。即使负担成本的人信息灵通，他们也可能觉得不值得浪费时间去反对。 其他代表可能有自己的铁三角，因而愿意进行投票交易，以取得对他们自己偏爱的项目的支持。每个议员把他所偏爱的项目交给有关委员会的主席，主席再将这些项目合并为一大宗拨款议案，但这里面有一个简单规则，即对于该议案中的所有其他项目，议员们都闭口不谈不同意见 操纵政治制度，使得收入分配有利于自己。寻租,3.2.3影响与批评,我们的理想是一种代理人受委托人集团支配的形象，受到高度约束的参与、保持现状的稳定性和集中决策
15、。然而，铁三角却再次证明了我们基于集团的政治决策体系漏洞百出，以致无法促进民主政府的发展,第一类批评是认为其缺乏有力的理论基础，该概念不过是主角在某一时点上的一幅快照，并不能解释体系的成因，或将来会如何变化。 第二类批评认为，虽然铁三角被描述为一致或协调的，但现实世界却往往充满冲突。许多研究都表明，大多数利益集团都明显感到它们面临着强有力的敌对利益集团。许多研究也发现，在政策形成和执行的不同阶段，积极参与的利益集团数目在不同的公共政策领域从24到28不等。显然，这并不是一个平静的意见一致的政府。突出的一点是，许多新兴集团以公民为基础，无疑他们的存在已使那些根深蒂固、赞成开发的生产者集团的日子不
16、那么好过了,3.3.1委托代理模型,委托代理模型是代理关系的分析性表述，模型包括委托人与代理人，根本的逻辑是委托人一方考虑与另一方或代理人达成适当的契约，该契约促使代理人随后会选择的行为将产生委托人所希望的结果。 律师当事人，医生病人，经纪人投资者，政治家公民等，而最普遍的无疑是雇员和雇主。 委托人寻找代理人的原因各异，缺乏代理人拥有的专业知识，或法律许可，或有时是因为某些任务规模或者复杂性需要个人间的协同合作。,但是，委托人所能决定的问题远不是只是找到一个合格的人，因为绝不能保证代理人一旦被雇佣后就会按委托人的最佳利益行事。 代理人心中有他自己的利益，因而只有在契约施加的激励结构使得代理人追
17、求委托人目标的行为对他自己有利的范围内，他才会去实现委托人的目标。 委托人问题的本质就在于这样一种激励结构的设计 棘手的是有关代理人和代理行为的信息不仅不完善，而且是偏向代理人的,逆向选择发生在委托代理关系发生的事前，即委托者不一定能够寻找到合适的代理者。 雇主对市场上的雇员有个平均估价，但对于每一个可能雇员的生产率水平并不知晓，所以雇主一般只提供雇员平均水平的工资。 最了解自己生产率的还是雇员自己，因此具有高生产率的雇员只有在获得高工资水平的前提下才接受雇佣，而在平均水平的工资下将选择退出市场。 这对于委托者是不利的，因为市场上留下雇员的生产率都在平均水平及平均水平之下，特别是某些低生产率水
18、平的雇员还将冒充平均水平或者平均水平之上，而这是雇主所不能鉴别的。 最后的结果，雇主当然是雇佣不到合适的雇员，已经支付的工资也不足以带来足够的产出收入,与逆向选择相反，道德风险发生在委托代理关系发生的事后，它是指代理者不一定按照委托者的利益行事。 委托者与代理者签订契约，是希望委托者按照自己的利益行事，代理者之所以获得契约，也是因为承诺将为委托者办事。 但问题是，在契约签订后，代理者可能出于自己的利益，而作出违法委托者利益的行为。而且，委托者并不一定能够观察到代理者的行为，代理者为自己的行为也可以有种种所谓的理由。 比如代理者可能偷懒，但委托者看到的也许是代理者在埋头苦干，由于偷懒，产出会减少
19、，但代理者可以将产出下降的原因归于个人以外的原因，比如天气等，所以委托者对代理者的偷懒往往没有有效的约束，而且事实也确实不能排除代理者尽力但天气影响的可能,逆向选择、道德风险问题的存在，说明了委托代理关系的可能失效，但现实又确实存在众多的委托代理关系，这说明人们还是有许多抑制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手段。 像逆向选择，雇主可能乐于雇佣高学历的雇员，因为高学历一般代表了高能力，所以文凭就已经直接将一些低水平的可能雇员淘汰出局。 还有像道德风险，为防止雇员偷懒，也许雇主会实施计件工资，或者直接监督雇员的工作，此时雇员的偷懒也许就不值得，或者没有那么方便，因为偷懒的结果，或者如果被发现和证实，遭受重大损
20、失的可能仅是雇员自己，比如扣除部分薪水，乃至被开除等。 社会有多种多样的手段可以抑制它们，虽然这些问题也不一定被完全根除（事实上是不可能被完全根除），但我们还是可以认为，代理人总体上会按照委托者的利益行事。 难以想象，在一个相互交往的社会中，如果代理人可以不顾委托人的利益行事，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3.3.2政府中的委托与代理,政府机构可以看作一系列的委托代理关系总和，其中也存在着各行为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状况，所以可能的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也处处存在,在政府基本的等级制度中，国会是官僚机构的上级机关，所以我们可以把国会看作是委托人，而官僚机构是国会的代理人。 作为委托人的国会有权发布命
21、令，并采用激励等制度，控制官僚机构议事日程，并在它认为必要时构造委托代理关系。 在国会与官僚机构之间，信息也是不对称的，他们各自需要以及拥有的信息都各不相同。 对作为委托人的国会言，信息问题的关键在于国会是否了解他们自己需要什么样的信息，以及能否及时获取这些信息。由于信息阻塞，在作为委托人的国会，具体的可能为专门委员会，与作为代理人的官僚机构之间的隐性契约中，也可能存在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所以对国会言，重要的是设计各种可能的措施，以抑制可能出现的委托代理问题，将官僚机构的行为拉倒国会期望的轨道上来。,一是筛选代理人。 如果要选择一个政府机构来从事所委托的某项任务的话，立法委员会可能通
22、过比较有关多个代理人种种可能行为的例样，来减少逆向选择问题，像行政机构以前的绩效就是这样的例样,二是契约设计。 如果可能的代理人是唯一的，那么代理问题的大小就取决于如何为机构分派管理责任，而非由谁来代理。 某些类型的契约设计更有吸引力，规制方式的选择。 一是由立法机关明确界定特定法规的管辖范围，二是由它界定执法的程序要求。比如在美国有毒物质控制法案中，管辖范围被界定为两类，一类为环境保护署有权规制的化学品，另一类（杀虫剂、麻醉剂、食物添加剂）是它无权规制的。 由于限制了可供选择的管辖目标范围，国会强化了对决策的控制。通过限制潜在规制目标的范围，国会也就限制了行政官员的大量自主决策，使它自己免受
23、机构操纵和利用。界定执法程序的要求则涉及对听证过程、取证负担以及复审标准和证据的具体规定。显然，程序要求越严格，对机构自主权的限制也就越大,三是监督和汇报。 委托人之所以面临道德风险，是因为达成契约后，行政机构可以改变其行为，特别是当立法机构赋予机构相当大的自由处置权时。 由于信息不对称，监督是需要成本的，但相对于没有监督，某些恰当的监督至少能够缓解代理问题的严重程度。 当然，这里面其实是一个如何监督的问题，深入的分析我们就不继续了,四是机构检查。这通常要求拥有权力否决或者阻止特定代理人行为的其他代理人进行。机构检查可以保护委托人，但也可能成为意愿行动的障碍。换句话说，由检查提供的安全性，及政
24、府内部平衡可能是以灵活性以及效率为代价的,3.3.3国会优势说,通过将委托代理模型应用于政府机构，我们发现国会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行政机构，但这并没有告诉我们究竟是立法机构占上风，还是行政机构占上风。 虽然委托人能够通过多种手段控制代理人，但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决定了逆向选择、道德风险问题并不能被完全根除，更何况委托人的控制措施也是需要成本的，所以代理人的影响在委托代理关系中继续存在，至于究竟是哪一方占优势，恐怕要决定于更具体的因素,国会优势论认为，通过程序控制，委员会制度会降低不稳定性，产生可预期的稳定结果。 假设一个由三人组成的立法机关考虑对两个不同的行业给予不同水平的补贴（见下图），而且这三
25、个立法者对补贴水平有不同的偏好。立法者1最不愿意批准补贴，他宁愿将公共资源用于其他目的，所以他偏好的补贴水平是对两个行业都给予低水平补贴。如图420所示，无论从何方向，越远离1点，立法者1越不喜欢，而离1越近则越好。另外两个立法者则更喜欢高支出，至少就此目的而言是这样。立法者2赞成对Y行业补贴，立法者3则热衷于补贴X行业,如果三人立法机关要对该议题作出决策，那么根据多数规则就会产生不稳定结果。 具体的最终结果取决于提出的是哪种替代现状的方案，每种建议中的方案都胜于现状 如果是简单的多数规则，最后结果是不稳定的 但如果采用程序控制，委员会制度可能会恢复稳定性。,提出的建议是来自1/2区、1/3区
26、，还是2/3区，取决于立法当局的决策方式。国会和许多其他立法机关都依赖成员有限的委员会制度，且各个委员会的政策管辖权都得到明确界定。立法者一般根据他们再度当选的需要挑选他们自己进入专门委员会。他们有选举诱导性偏好，即立法者通过提出有利于其选民的政策来扩大自身利益。提供这些利益的委员会持有某一政策管辖权内的程序安排权。只有他们，而非整个立法当局拥有程序安排权，从而拥有否决权，例如在健康和自然资源管辖权内提出建议,委员会制度可以赋予立法者2或者立法者3，或他们共同提出替代现状点（X0，Y0）的补贴水平的权力。如果这两位立法者都是该委员会成员，就会赞成比目前更大的补贴水平，并让2/3区域的建议获得批
27、准，即行业X和行业Y都会获得更高水平的补贴。 委员会的组成决定了结果，在其他条件不变时，也只有委员会的变动，才能期望政策的改变。 “只要相关的公众舆论、利益集团的力量平衡、总统动议以及司法判例这些相关变量是稳定的，政策就会保持稳定，也就有益于国会行政机构中的人。只要这些变量保持不变，不同选择带来的政治报酬也就不变政治报酬的稳定性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机构都会忠心耿耿的服务于特定委托人”,国会优势论表明立法机关，特别是委员会制度和多数规则，便利了立法者对私利的追逐，并导致了可预期的稳定结果。 但毫无疑问，实际进行补贴还取决于对委员会能够控制得到授权执行政策的行政机构行为。 从委员会角度看，授
28、权存在着逆向选择，可能会选择不恰当的机构执行政策，或者是使用了不恰当的规制方式来指导行政机构。 道德风险也是委员会面临的一个问题，由于缺乏监督或者自动校正过程，行政机构可能会追求自身的目标，而非委员会的目标，这也正是尼斯坎南模型所显示的,那些最强烈坚持国会优势论的人感到，通过国会对机构的监督，国会及其委员会能够处理这些风险，特别是道德风险。 他们认为，国会通过其委员会持有终极权力，控制了预算，命令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控制着各项任命，并且对项目和进程具有普遍监督权。 而且有些时候，对于行政机构的控制并不需要立法委员会的不断监督，相反，当机构偷懒或者改变正常程序时，它可以依靠某些“警报”机制。,
29、“官僚机构了解他们需要获得什么样的政策才能生存和发展利益集团监督议员，因为同议员不一样，他们有注意行政机构日常行为的积极性而最后，国会议员因积极驱动未能提供利益的机构，保证了利益不断被生产，从而也获得了选民的信任”。因此，国会监督的性质一般是低调、间接，而非高调、直接的。 “缺乏正规的国会公共听证及调查，并不意味着国会没有影响，注意，当集中于这种更为有效的警报系统，并使其引诱官僚机构预测并服务于国会利益时，这种影响就是最有效不过的。” “根据这种监督的看法，那么，我们一般会观察到零星的、肤浅的、听众寥寥无几的委员会听证会以及常常对机构绩效、结构或茫然无知的立法者。政治学家长期以来所指责的国会高
30、度失责，恰恰象征着与其表面内容相反的东西：有效监督和控制”,3.4政府规模,国会优势论与尼斯坎南模型似乎是相冲突的，但它们更大的可能，也许是各自刻画了现实政府某一方面的特征，但都远达不到全部。所以更可取的态度是综合各种理论，特别是也应包括许多我们未提及的理论，并且许多具体问题需要具体解释。 像关于政府规模的问题，按照尼斯坎南的模型，相对于选民的利益，行政政府的规模会趋于过大，而按照国会优势论，又符合选民的要求。在现实中，现代政府的规模确实是越来越大，所以似乎是偏向于尼斯坎南的解释，但关于该问题，人们还是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和改善途径,3.4.1政府增长的事实,考察政府规模可以有多种指标，比如政
31、府雇员的人数，比如政府支出的水平，这些指标可以取绝对值，也可以取相对值，但不管是取何种指标，也不管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现代政府的规模都趋向于增大,表46 美国州、地方与联邦政府支出（部分年度）,表47 部分国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部分年份）,3.4.2政府增长的解释,关于政府增长的解释有多种，许多未必是相互排斥的，也没有哪一种理论也单独解释整个现象，而且即使把这些理论放在一起，也仍然有许多解释不清的地方,一是尼斯坎南式官僚的影响，官僚预算最大化的追求往往导致政府开支的过度增长。 萨缪尔森曾经说过，很少有人能够抵御增加他们的影响或权力的诱惑，政府也是如此，他们往往倾向于做得又多又长。
32、官僚个人收益的增加，与预算增长的关系一般不直接体现在金钱上，他们鼓动所在政府部门迅速膨胀的原因，主要是这将增加他们晋升到一个职位的可能性，所以任何削减官僚所在部门预算、裁撤合并其所在部门的企图都将遭到官僚们的强烈反对,二是公共品的影响。 有些学者认为，政府公共支出的增长，是公民偏好的一种表达方式。 随着收入的增加，公民对于公共品的需求也会增加，而且由于公共品的收入弹性大于1，即收入增长一定百分比，公共品需求将以更大的比例增长，所以导致不断上升的收入份额流入公共部门。 与尼斯坎南等隐含的结论不同，公共品的解释认为政府增长是适当的，符合选民利益。,三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某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国
33、家支出的增长是政治经济制度的固有产物。 在马克思主义的模型中，私人部门往往会趋向于生产过剩，所以由资本家控制的政府必须扩大开支，以这种生产过剩。 一般来说，这可以通过扩张军备支出来完成。 另外，国家也通过增加社会服务支出，以试图缓和工人的不满情绪。,四是偶然说。 与那些认为政府规模增长不可避免的观点相反，有人认为这仅是偶然性事件的结果。 在正常时期，公共支出的增长是适当的。 但是，有时存在着对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外部冲击，这要求政府提高支出水平，并采用心的筹资方式。但在冲击波消失后，较高的支出水平仍然会由于惯性而继续存在。 这些冲击的例子包括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等,
34、五是社会态度变化论。 在流行的讨论中，有时认为，鼓励个人自作主张的社会趋势，导致人们对政治制度要求过多。与此同时，大规模的电视广告使人们产生了不切实际的过高期望，导致“圣诞老人心态”，使人们忘记了政府行为还存在机会成本。,六是收入再分配的影响。 这种观点认为，政府之所以增长，是因为低收入者利用政治制度进行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收入再分配。政治家通过给那些收入在中位或者中位以下的选民提供利益，并让那些收入高于中位水平的选民承担净成本，以赢得前者的选票。显然，只要平均收入高于中位水平，而且实现收入再分配的机制对工作积极性不造成太大的影响，政治家就有动力扩大政府主办的收入分配范围,3.4.3政府增长的控制
35、,政府增长可能源于选民的利益，但也可能违背选民的利益，后者就产生一个控制政府增长的问题,根据尼斯坎南的逻辑，避免政府无端增长，可以遏制官僚谋求扩张的倾向。这可以通过反向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比如使政府管理人员的薪水与机构的规模变化呈负相关，给削减机构预算的官僚加薪，或者扩大私人部门生产和提供公共品的范围，等等。当然，这些措施并不一定可行，因为可能会引发许多新的问题,第二条途径是改革财政制度。关于公共支出，许多人都集中于预算程序本身，控制了政府能够使用的资源，似乎政府的增长也会自然抑制。但是，预算控制并不容易，而且许多措施也还是会引发新的问题,有些人走得更远，希望把预算原则先进宪法，比如在宪法中规定
36、，国会只能通过总支出不大于总收入的预算报告，总收入的增长率不能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国会和总统应该确保支出不超过预算报告所列的支出，以及战时可以推翻这些条条框框等。这个想法似乎是激动人心的，但也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而许多影响，特别是长远影响，也许是我们所估计不到的,进一步阅读,阿罗，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布坎南，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布伦南，布坎南，宪政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国家兴衰探源，商务
37、印书馆 权力与繁荣，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唐斯，民主的经济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 唐斯，官僚制内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威尔逊，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三联书店，2006年版 尼斯坎南，官僚制与公共经济学，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敦利威，民主、官僚制与公共选择政治科学中的经济学阐释，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缪勒，公共选择理论（第二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史卓顿，奥查德，公共物品、公共企业与公共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霍恩，公共管理的政治经济学公共部门的制度选择，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 Dixit, Avinash K.,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a Transaction-Cost Politics Perspectiv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1996.(有中文版，人民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