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当代西方文化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回归当代法国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一书中写道，一个幽灵“注视着我们，我们觉得自已正被它注视着，并且是在任何共时性之外，甚至在我们的任何目光之前和之外，按照一种绝对的前后关联和不对称性，按照一种绝对不可控制的不对称性注视着我们。”1 这个隐喻式的幽灵正是马克思。在德里达看来，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到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分析，从賽义德的东方学到詹姆逊的文化政治诗学，从中我们可以确切地感受到各种被改装的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幽灵般的徘徊。对这个幽灵，无论是无情驱赶还是热情拥抱，都是对这位幽灵般“父亲”的一种幽灵般的纠缠 2.德里达继续写
2、道“马克思主义的经历，马克思在我们心目中的几乎慈父般的形象，以及我们用来和其他的理论分支、其它的阅读文本和阐释世界方式做斗争的方法，这一方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曾经是而且仍然是并因此永远是绝对地和整个地确定的。”3 出自一个视文本活动为自由嬉戏、以无情拆解和颠覆传统逻各斯中心主义为已任的解构哲学家之口，这段话意味深长，它至少提醒那些“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者应当去修正一下自己主观而武断的结论，看看现有状况下仍然活跃的、充满生机的、随机应变的马克思主义因素如何发挥它们的现实作用。在笔者看来，当代西方文化研究中“马克思” （或“马克思主义”）这个能指的频频闪现，恰好印证了德里达的这一说法。 一、生产
3、视角 文化研究是目前北美和欧洲人文知识分子最为活跃的知识区域之一。它对阶级、性别、身份、传媒、殖民、大众文化等泛社会文本迫切而带有政治性和焦虑性的关注使其“现已成为一场运动或络。”4 然而正如理查德。约翰生所说“条条大路回归马克思，只不过对马克思的种种占有需要更宽阔的路面而已，”5 文化研究的这场运动在一些至关重要的理论框架、阐释模式乃至概念、范畴上仍然是以不同的形式回归马克思。例如就阐释模式而言，詹姆逊就认为“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比今天其他理论阐释模式要更有语义的优先权。”6 这一阐释模式中的主导符码即 “生产模式”制定出一个完整的共时性结构，它使那些“自称完整和自给自足的阐释系统的各种框架变得
4、非神秘化。”7 就文化研究而言，其中文化生产理论的基本构架就是以马克思的这一主导符码为原型的。例如，斯图亚特。霍尔在大众传媒研究方面的著名的电视编码解码理论就是以马克思的“生产模式”结构来构架的。霍尔认为，传统电视传媒符号的生产与接受过程即由发送者/ 信息/ 接受者的线性特征，虽然由于仅只关注信息交流的层面而未注意到不同时刻的复杂关系结构而受到批判，“然而，通过表现相连而各异的诸多环节生产、流通、分配/ 消费、再生产生产并维持这个结构，也有可能（并且这是有用的）根据这个结构来思考这一过程”。8 根据马克思的生产产品消费再生产的模式，霍尔建构了一套编码成码解码的电视编码解码理论，编码即信息产品的
5、生产，成码即信息产品，解码指电视观众的接受亦即消费。霍尔对其理论框架的来源直言不讳地说“借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讲，流通和接受在电视传播中实际上就是生产过程的环节，并通过许多歪曲的和结构的反馈再次融入生产过程本身”。9 詹姆逊则将生产方式分析引入到对后现代文化分析中。他坚持认为，后现代“只有作为我们社会及其整个文化或者说生产方式的更深层的结构改变的表征才能得到更好的了解”。他认为在文化领域中后现代的典型特征就是伴随着形象生产，“在今天，形象就是商品，这就是为什么期待从形象中找到否定商品生产逻辑是徒劳的原因，最后，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所有的美都虚有其表，而当代伪唯美主义对它的青睐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而不是
6、一个具有创造性源泉的原因。” 10 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分析中，马克思 “生产模式”中的重要概念“商品交换”被置换成 “符号交换”，在马克思所区分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鲍德里亚还增加了对符号价值的分析。在鲍氏看来“马克思主义没能彻底同资本主义的生产主义决裂，它所希望的仅仅是一种更为有效且公正的生产组织，而不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类型，具有不同的逻辑、不同的价值以及不同的生活方式，11因此，他试图用他的符号交换理想反对支配着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统一逻辑以及工具理性逻辑。借助这种符号交换理论，鲍德里亚分析了当代消费社会中大众文化的一些有趣的表现形式，诸如：无线电传声游戏、周刊性百科全书、各
7、种袖珍手册或杂志、电视新闻及广告、作为性解放符号的时装模特躯体、群体健身运动、身体线条崇拜以及功能化的色情系统等等。不过正如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在后现代科学中指出的那样，鲍德里亚仍然不得不承认”政治经济（学）系统使客体和需求变得理性化，从而产生了一个客体系统和一个被理性化的主体，而这种主体在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过程中又再生了劳动和消费系统。因此，政治经济学不仅是任何社会的经济组织系统，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一种围绕生产而组织起来的经济体系的独特秩序的表现。“12从这个意义上讲，”符号交换 “仍然根植于 ”生产交换“和” 商品交换“概念之中并且为之所制约，鲍德里亚那种高度抽象化的脱离了
8、社会关系和政治经济的符号拜物教表面上是与马克思的”生产模式“ 决裂，实际上只不过是改头换面而已。对文化研究的这一生产视角，理查德。约翰生坦承道：”把这些相互迥异的著作（ 13）连接在一起的，在于它们都采纳了关于生产的理论观点，即便不是文化生产者的观点的话。它们最感兴趣的是文化形式的生产和社会组织。当然，正是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范式占据了非常核心的位置，即便这是一个一直有争议的位置。“14理查德。约翰生还补充说：” 我们必须从生产视点看待文化形式。这必须包括生产条件和生产手段，尤其是在文化和主体方面。“15 二、阶级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 如果说马克思的“生产模式 ”构成文化研究者理论阐述的潜在结构
9、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则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这一方面，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对文化研究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例如在英国文化研究中，E.P.汤普逊就认为文化并非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而是不同利益集团或社会力量之间相互冲突的结果。他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序言中说“我确信，除非把阶级看做是一种社会和文化构形，我们才能理解阶级”，“ 阶级经验大多数取决于人们诞生于其中或不自愿进入的生产关系。阶级意识就是从文化角度处理这些经验的方式。”当代英国著名文化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中用阶级分析对英国文学作了深入的分析。在他看来，维多得亚时代的诗人、批评家马修。阿诺
10、德的社会批评“是为了把鼠目寸光、各自为阵、斤斤计较自己的物质利益的资产阶级转变成一个真正独霸权力的阶级。” 16 由于小资产阶级能比那些稳定在一个阶级里面的作家涵盖更丰富、更有意义的经验范围，因此，他认为，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狄更斯，其“艰难时世 的圣诞精神和庸俗的生命论明显反映出狄更斯的浪漫主义人文主义具有自发的和经验的特点”，17而荒凉山庄中狄更斯对社会制度的批判，由于受有机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将那些制度设施本身的冲突、分裂和矛盾进行了结构混合和象征连贯。因此，狄更斯作品的“审美统一性并不是建立在有机群体的神话之上，恰恰相反，建立在资产阶级社会自我分裂的历史基础之上”。 18 如果说部分文化研
11、究者因为有可能被贴上“ 阶级”标签而在阶级分析方法上有所犹豫的话，那么意识形态的分析与批判则是大多数文化研究者愿意选取的一种文化研究视角或方法。正是在这一方面，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回归与变异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一文化活动域中，关涉着文化唯物主义、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许多思潮或流派。 政治作为上层建筑或意识形态一个不可缺少的维度，是文化研究难以逾越的界限。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第一章开场白中就直接说：“本书将论证对文学文本进行政治阐释的优越性。它不把政治视角作为某种增补的方法，不是作为对当今流行的其他阐释方法精神分析的、神话批评的、风格的、伦理的、结构的方法的选择性补充，而是作为一切阅读
12、和一切阐释的绝对视界。”19在詹姆逊看来，任何文化文本都积淀着政治无意识，也就是说文化文本（或文学文本）是容纳个人政治欲望、阶级话语、文化革命的一个多元空间，意识形态和文本叙述是相互构成的。在那些突然中断的叙事痕迹中或被压制与埋没的历史现实表象之下，通过文本征象的分析都可以剥离出意识形态的基质。在对巴尔扎克的浪漫故事萨拉辛的解读中，詹姆逊把萨拉辛对被阉歌手赞比奈拉的迷恋比作是巴尔扎克无能想象社会变革与乌托邦未来的一种保守性，阉割的主题则反映了巴尔扎克本人所代表的新保守阶级的欲望。 作为一种文化理论的后殖民理论，在分析西方对非宗主国特别是受殖民主义控制的地区进行知识编码和文化侵略时，也在广泛地运
13、用政治分析和意识形态批判的方法。例如，爱德华。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中尖锐地批判了西方殖民主义在文化上的表现。他指出：“东方和 西方 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起来，”20“欧洲文化的核心正是那种使这一文化在欧洲内和欧洲外都获得霸权地位的东西认为欧洲民族和文化优越于所有非欧洲的民族和文化。此外，欧洲的东方观念本身也存在着霸权，这种观念不断重申欧洲比东方优越、比东方先进，这一霸权往往排除了更具独立意识和怀疑精神的思想家对此提出异议的可能性。”21作为在美国任教的印度学者，斯皮瓦克深刻感受了受制于他国国籍特权而受到的“意识形态的迫害 ”，因此，在抹去殖民化色彩以恢复本民族“历史记忆”的进程中如何重
14、新书写自身的文化身份这一问题上，她反对帝国主义的种种历史描述和将历史叙事虚构化的“策略” ，主张重建真实的历史叙述，并致力于建构第三世界自身历史的新叙述逻辑22. 美籍华裔学者叶维廉借助后殖民理论对香港文化作了尖锐的意识形态批判。他说：“由于殖民主义的迫害和统治，香港，在没有工业革命物质变化的条件下，成为西方文化工业和延伸。香港商品化的生命情境，在殖民文化工业的助长下变本加厉地把香港人人性的真质、文化的内涵、民族的意识压制、垄断、以至于落入拜物教情境中，可以说是人性双重的歪曲。”23美国学者周蕾则对贝尔纳托。贝特鲁奇导演的末代皇帝进行了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相结合的意识形态分析和批判，她指出，“
15、国际文化银幕把汉学家的凝视和中国的形象缝合在一起，而西方化的中国主体/ 读者正沦陷于汉学家的凝视和中国的形象之间。在凝视和形象之间，以各种机制来表述自己的历史的中国观众的经验很轻易地被抹煞了。”24因此，“中国是西方的他者、女性化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乌托邦和情欲主义出于各种批评目的而进行游戏。”25 女权主义的文化理论是在对性政治的清算中建立起来的，因此，其政治原则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特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挪威学者托里。莫依在性与文本的政治中论述了这一特点，她说：“女权主义批评家同其他激进的批评家相似，均可被视为一切主要关照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斗争的产物；她们在其中的主要作用是试图将如此普遍的政治行动扩
16、展到文化领域。26法国女权主义作家、理论家埃莱娜。西苏在从潜意识场景到历史场景，英国女权主义者米歇尔。巴勒特在当今妇女所受压迫：马克思主义女权分析的问题，美国女权主义批评家伊莱恩。肖瓦尔特在我们自己的批评：美国黑人和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的自治与同化中都对男性文本或话语中潜在的男性霸权意识和性政治秩序进行了意识形态分析和批判。在性政治一书的”第三部 “中，凯特。米利特通过对 D.H.劳伦斯、亨利。米勒、诺曼。梅勒和让。热内等作家作品的解读，揭示了强权和支配观念在当代文学中描写性行为时所发挥的任用，并从意识形态批判的角度暴露了性问题的政治内涵。她借热内的口这样说道：”性是我们面临的一切问题的核心，除非
17、我们消灭了我们压迫制度中这一最卑劣的形式，除非我们深入性政治的核心，并弄清楚权力和暴力的病态谵妄的根源，否则，我们争取解放的一切努力都只会使我们重新陷入原先的焦虑之中。“27 三、历史维度 历史作为人类本体存在的时间维度是任何哲学思考和文化研究都难以回避的问题。人类总是在思考自身生存意义的过程中通过一种总体叙事的方法，去营构文化的整体意义和历史连续性，文化对历史运转模式的这种总体营构特征使得历史意识成为文化研究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维度。正是由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历史意识才使得它的学说显示出难以抗拒的威力。当代西方文化研究逐渐告别形式主义或结构主义而恢复到对社会历史情境的重新认
18、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意识的回归。 对马克思主义历史意识的回归有其深刻的现实背景。美国学者伊丽莎白。福克斯- 杰诺韦塞在文学批评和新历史主义的政治一文解释说，这是由于“近年来，形形色色的后结构主义批评愈演愈烈，泛溢成灾的状况日益引起人们的注意。文学批评家们在厌倦之余又重新发现了历史。”28实际上，从本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符号学等文化思潮一脉相承，它们注重形式和结构而脱离社会历史语境所形成的偏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因为脱离历史维度的纯粹共时性研究是缺乏生命力的。这一点就连以大谈形式和结构著称的罗兰。巴特也来得不承认说“历史批评不为形式主义的幽灵所吓倒，因此
19、也有可能不那么枯燥乏味；应该认识到对形式的特殊研究与必要的总体性和历史原则并不构成任何矛盾。相反，一个体系越是明确地限定它的形式，它就越经得起历史批评的检验。用一句名言说，一点点形式主义使人离开历史，但许多形式主义又把他带回历史中去。”29在当代西方的文化研究中，重新借鉴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识，在历史语境中去寻找文化的基本形式和结构，在近年来流行的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 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以格林布拉特为首的美国新历史主义强调将历史意识的恢复作为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重要方法论原则，强调在历史意识情境中去解读文化文本或文化语码的现实意义，历史视野和文化审视使这一流派成为一种新的历史文化诗学。格林
20、布拉特在文艺复兴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中通过对莫尔、廷德尔、魏阿特、斯宾塞、马洛、莎士比亚等六位文艺复兴作家的个人化研究，揭示了这些作家在表达观念、感情以及自身欲求时所涉及到的社会约束、文化成规、自我的塑造过程及其表达方式，并剖析了“历史中的文本” 和“文本中的历史”里权力运作的复杂机制。英国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乔纳森。多利莫尔在政治的莎士比亚中强调莎士比亚的研究并不是纯文学的研究，也不是纯历史的戏剧研究，他想通过剧作发现一种深邃的历史视角和理论介入的方法，一种政治话语的参与意识，30并呼吁学者结合历史背景、作品分析与政治参与去解释文化文本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过程。但正如美国新历史主义者海登。
21、怀特指出的那样，“新历史主义者之所以转向历史，不是为了寻找他们所研究的那种文学材料，而是为了获得文学研究中的历史方法所能提供的那种知识。” 31 对典范的文化（或文学）文本得以最初形成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的重新思考，对特定历史时空中占优势的社会、政治、文化、心理及其它符码进行破解、修正和削弱，使得新历史主义对历史记载中零散插曲、轶闻趣事和偶然事件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使得新历史主义的研究策略表现出明显的边缘性特征，也使得新历史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特定历史情境中经济活动对文化表现形式是否具有支配性这一重要问题，从而部分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四、余论 本文仅就生产视角、阶级分析与
22、意识形态批判和历史维度三个方面简单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在当代西方文化研究中的回归和复兴。实际上马克思对形式的探讨和对逻辑研究与历史研究相结合的论述、列宁对帝国主义经济与文化特征的分析等，都对当代的文化研究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正如特里。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仅仅作为我们的历史无意识的一部分而存在下去，肯定是不够的，因为资本显然不能解决自身给人类带来的痛苦，而它早期的解放承诺早已耗竭。马克思主义传统在这一更为宏大的工程（指社会主义）中所能起到的具体作用是不能预设的，它是不仅很难一笔勾销、而且肯定要在未来的任何变革中发挥作用的一种智慧、洞见和富有想象力的构想。”32必须指出的是在当代西方文化研究的这种回归中，马克思主义的智慧和洞见还并未被文化研究者所进一步深刻认识和领悟，回归中也伴随背离和变异，如鲍德里亚的“符号交换 ”、新历史主义对经济支配原则的回避、女权主义以性革命取代社会变革的偏颇以及后现代文化理论注重对话语、新技术和新文化形式的分析而忽视从社会经济系统来理解当代各种文化思潮等等。这种背离和变异所产生的现实语境及其原因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探讨。 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