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国之略(第五部) - 正本清源事情往往就是这个样子：当某一件事或物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一种比较稳定的状态时，那么身在其中的人就容易形成一种思维上的“惯性” 。我们每天所面对的都是一些很具体的问题，而在一直以来的稳定状态中，这些“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也都会是稳定的， “经验”就会因此变成理所应当的“理论” 。而一旦稳定状态被打破，当事者就会因为这种思维惯性而感到混乱、手足无措。此时，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或者说是最容易忽略掉的是两样东西事物的宏观层面，以及事物的本源我们的话题依旧围绕经济展开，某种程度上说，现在的全球经济危机是一件好事：一场次贷危机，打破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神话，劝说政府对
2、经济放任自流，指责中国政府当年干预香港股市，诸如此类的声音明显少了那些“国际主流社会”国家的政府，现在好像都得了健忘症，都在争先恐后的搞政府干预；东欧主权债务泡沫迫也即将被挤破，90 年代苏东剧变以来的西式民主政治的神话也被荡涤掉了，而更早一些时候开始，各路人马便纷纷在劝说中国多买美国债券来拯救世界经济，似乎同样是由于健忘症的缘故，偌大一个民主模范印度，在这个问题上被所有人都遗忘了。总而言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了这样一个冷静的思考环境，这一次我们将把目光移回到国内，认认真真的来思考事情。具体点说，需要搞清楚三个问题现在发生了什么？该怎么办？下一步怎么搞？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危机”在上一
3、篇文字（也就是大国之略（第四部） ）中，我们就在说“本源” ，具体讲是在说资本主义的本源问题。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其运转的核心实际是“信贷” ，搞信用扩张，所带来的不一定就是实物生产的扩大，比如上世纪日本的泡沫经济，香港的转口贸易，当然，最大的一块还是美国的搞出来来的“虚拟经济” ，都是大量的“创造”出借贷“关系”从银行贷款去炒地皮，去盘货倒卖，去消费，实物生产不增反减。简单点说，这套体系要正常运转， “钱”必须要“流动”起来，这是问题的核心。这轮经济危机之于美国，真正可怕的不是那点坏账，而是由于丧失信心，大家一起搞清欠，搞“现金为王” 。商业银行间同行拆借利率远高于美联储的目标利率，资本市场
4、大量资金转向短期国债。一句话， “钱” “流动”不下去了，经济趋于停摆。说到了“资本主义”这个词，对应的，有人自然就要联想到“社会主义” 。在计划经济时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本源区别是非常清晰的。从搞经济的目的来说，资本家盯着的是利润，而社会主义国家的着眼点是放在生产和消费上，从这一点上说，社会主义肯定是要比资本主义进步的，因为它的经济活动的着眼点更能反映人类生存发展的真正保障。战后，包括我国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搞经济一般都是做若干个“五年计划” 。归结起来搞经济就是在搞生产，货币在这其中的作用就是一个政府发给老百姓的物资分配凭证，本质上和我们过去的粮票、布票是一样的性质，只不
5、过这个是“通用”的。这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货币显然是两码事。让这个区别变的模糊直至混乱的，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从表象上来看，中国的经济运行比之西方国家还真不出什么区别，老百姓都在上班、失业、找工作、开公司、作投资、消费，学者和媒体口中也都是一样的经济词汇，而且很多时候中国人看起来比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要像“经济动物” ，绝少提及什么意识形态问题，所以坊间才会有那个“开着左转向灯往右转”的笑话。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改革，这个很好理解。计划经济在当时有两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其一是参与者工、农、科皆包含在内，都没有竞争压力，压力是来自于上级的指令；其二则更为根本，就是人民需求无
6、法真实的反馈到经济计划里去，做出了的计划，需求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高层管理者的头脑，当然，你可以说政府可以深入到基础详细调研，但是这样一来，信息的搜集、汇总、整理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期间的需求变化还是无法真实反映，调查粗疏了反应不了真实情况，调查细密了，时间周期过长，还是反应不了真实情况，这弄成了一个悖论，结果则是“资源配置失效”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单纯的计划经济模式走不通的道理。于是，我国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就着经济建设的眼点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其实并没有变，还是着眼于发展生产，和建国头三十年是一样的，习惯上每年的总结类文献一度总还是要提及某某的年产量达到多少多少，居世界第几
7、，而且现在这里面的第一越来越多，所以这个“第几”提及的也越来越少了。这一点仍旧和资本主义国家是不一样的我们的目的没有变，变得是实现目的的手段。我没有资格给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下定义，但是，这的确是中国和传统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一大区别。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苏东剧变使得一批东欧国家同样放弃了计划经济，同时他们的经济发展着眼点也变了。像俄罗斯的寡头经济，最后幸存下来的产业就是能源、传媒之类的，都是短期看利润很高的那种，真正搞生产的企业都悉数倒闭了，可见，我们和他们同样是不一样的。改革之前，现在意义上的银行体系在中国是不存在的，当时全国就一家银行中国人民银行，业务非常简单，就是存取。直到上世纪八十年
8、代，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才陆续建立，现代银行体系才开始建立。因为计划经济不行，所以要市场经济，那就有一个驱动力问题。市场经济的驱动力只能是“钱” ，搞经济，就要让参与者能赚到钱。搞生产需要钱了，而且是市场定价的。这就需要搞信贷了，生产扩大，伴随的就是信用扩张。总结一下：中国经济活动的核心至 1949 年起至今，其实一直是没有变化的，就是搞生产，而在实际操作中，中国选择了“市场经济”这样一个途径。所以表象上看，中国和资本主义国家似乎没有什么区别，都是搞“信贷” 。对资本家而言，只要“钱”能“流”起来，赚到利润，那就完事大吉了。但在中国不是，政府的着眼点还在实物生产上， “钱”的“流动”只是手段。注意
9、，在我上面的话里，出现了两个不同的主语，一个“资本家” ，一个“政府” 。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是给富人、给银行家打工的，像上一届美国政府，内政上就是一个信贷管理员的角色，而资本家们的利益诉求就是要赚钱。中国呢，主要的大银行都是政府搞得，银行也要盈利，但这是行政要求，如果哪一天不要求了，银行系统肯定没意见那就轻松了。从架构上说，除了借贷的企业和个人之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中，最大的债务人就是政府，政府要起作用就是要立足于消费。通过发国债，来吸收来自市场的货币，然后再花出去，而政府借债的多少（赤字的高低） ，就成了短期内调节市场货币流通量的一个重要手段。如此以来，这些国家政府的行动力相对而言都不
10、会很强。发达国家的政府能搞高福利，能造航空母舰，能做不少事情，主要还是因为经济基数大，通过高税收手里能有一些资源。换成同样体制的发展中国家政府，那就只能起到基本的维持作用，基数在那摆着，收不到多少税，能维持政府的基本运转已经很不错了。这样的政府，除了搞腐败，也就真没什么能做的了。而中国的情况不是这样，在中国的经济体系中，政府同时主导着消费和投资，对经济运行拥有极强的控制力，几个“超级现金牛”都由国家掌握，内部商品剩余的大头在政府手里，有种说法是占八成，是否准确，不知道，但是中国政府的行动力和人均 GDP 的关系，绝对不能那其他国家的情况来套，算人均 GDP 中国在发展中国家里都不算什么，可是在
11、世界上，谁都知道需要想对待发达国家那样和中国政府打交道，到现在，多数人都发现需要把中美放到一块来考虑问题。以实物生产为核心，和政府对经济的高度控制，这两者现在看来是相辅相成，GDP、增长率这些数据被媒体炒上了天，但对全局而言实际都是虚的，政府真正在意的是“综合国力” ，其他的在官方眼里都只是一个数字而已。而对个人而言则不然，俗话说“断头生意有人做，赔本买卖无人瞧” 。资本的逐利性，总会使私人资本在趋势上更容易流向赚钱“效率”更高的“虚拟经济” ，西方发达国家如此，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在九十年代进行高度自由化的经济改革之后，资本同样是流向了金融领域而极少进入实物生产领域。明摆着大量的失业人口在
12、那里，又有大量的事情可以做，可是资本家就是不动。即使是去做事，也还是这个问题，你必须得抱着资本家赚到钱。去年南方冻灾，有不少声音质疑我们的电力设施基础建设，而事实上，那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输电线路多数采用的都是树状结构，尤其是美国的电力设施，在西方口碑一直不佳。而我们则主要是环状拓扑结构，发达地区甚至是双环状结构。简单的说，就是那种倒一根高压电杆黑一大批乃至黑一个州的事情，在我们这里不会出现。除了后发优势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私人资本的电力公司为了成本考虑，会牺牲掉这部分公共利益。类似的，让一家私人资本的铁路公司去搞青藏铁路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它“不赚钱” 。到此再梳理一下：中国经济其实一
13、直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运转的，其核心在于实物生产的扩张和提升，信用体系服务于这个核心，同样是由政府高度控制的。换句话说，从宏观角度来看，金融市场的变化，起决定作用的是政府的决策。虽然和资本主义国家看着很像，但在中国，至少可以说，很难出现信贷危机。如果有谁要做投资，那么最具参考价值的其实应该是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它们不能明白的、直接的告诉你下一步会是什么情况，但是这类媒体是政府的“表情” ，所反映的是政府在想什么，这是题外话。还会有一种情况，就是政府要搞紧缩，如果力度极大，那么在表相上看，就会很“像”一场信贷危机。在去年的大国之略多难兴邦一文中提及过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当时中央政府判断，要“防
14、过热，防通胀” ，即所谓的“双防” 。央行连续 18 次调高准备金率，从 9%最后一直调到了 17.5%，还外加贷款配额。这就是要让社会上没钱干项目了，没过剩流动性搞出通胀，如此，问题就解决了。当然，在多难兴邦一文中我曾说过，如果不考虑具体的内情，仅从方向上看，那种一味简单搞紧缩的办法，和大方向是不一致的。但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就是客观现象，其他的先不去管。去年9 月 15 日，雷曼倒闭，由此拉开了“金融海啸”的大幕。同是在九月份，国内 GDP 增长降至 9%，大批外贸企业倒闭。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两者之间仅是在时间上很偶然的重合了，内部其实并没有什么联系。奥运前夕常委各地调研，月日政治局
15、会议，把宏观调控的目标从年初制定的“双防”目标调整为“一保一控” （保经济增长控通涨） ，以“保发展”取代“防过热” ，但央行调低准备金率是 9 月 25日开始的，问题就出在这里。GDP政府消费十居民消费十投资十净出口。政府 08 年财政预算支出比前一年增加 22.6，合理假设各月份的增长是一致的，月份政府支出增加 22，除去平减指数应有 17-18以上的实际增长，政府消费没有问题；九月份消费增长 23.6%，通胀是 4.6%，消费实际增长 18-19%，居民消费没有出问题；再看净出口，当月外贸顺差293 亿美元，创历史最好记录，比 07 年同期增长 22.5%，进口同比增长 21.3%，出口
16、同比增长 21.5%。人民币汇率月 15 日是 6.84， 07 年是 7.52，得出贸易顺差人民币值 08 年是 2004 亿，07 年是1798 亿，增长 11.4%, 减去平减指数就是增长大概 7，比 GDP 增长数字少两个百分点，中国 GDP 中外贸贡献比例大概是 10以下，月份 GDP 约是 2 万多亿，其中顺差是 2004 亿，比例差不多还是9-10，所以 9 月份的 GDP 减速和外贸关系也不大。我不是说外贸不会受“金融海啸”影响，而是不会那么快，不可能九月中旬欧美出现金融危机，当月就传递到中国。问题其实在投资上，而投资下降的原因，则是因为政府在搞紧缩。在大国之略（第四部） 里说
17、到了欧美的金融危机爆发机理，他们的金融危机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是这导致了其国内出现紧缩，进而使欧美金融机构从发展中国家撤资回本土。而这又使得如印度、韩国这些依赖外资的发展中国家，被动的出现了紧缩。这些国家还不敢多印钞票，印了就造成本币贬值，不印本国企业就会出现资金断链。中国的情况和他们不同，我们是自己宏调搞出来的紧缩。从好的方面看，其实主动权还在自己手里，所以中国的情况要比其他国家乐观得多。内需经济在 07 年的大国之略（续篇） 里我曾提到过这样一个观点：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中国一直在走的，是一种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按照“比较优势”原理，从低端的纺织业做起，以此获得启动资金，再进一步把钱投到
18、基建和产业升级里去，最终形成了“获利基础建设投入增加促进进一步产业升级再次增加基础建设投入”这样一个“以战养战”的良性循环。到 05 年以后，以中国自身的工业力量为基础的贸易模式已经基本可以独立的完成“出口换汇购买原材料和技术设备再扩大出口”这一循环过程，中资开始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意义至此有了一个质的下降。而同时，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边际效应同样也开始迅速的减弱。从产业升级上说，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从过去以轻工业主导走到现在已经逐步过度到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阶段，而西方国家对高端技术的输出都有着严格的限制，高端技术的知识产权保护甚至居于其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如此一来，
19、除了农产品和大飞机之外，中国值得买又能买得到的东西开始变得越来越少了。从搞生产的角度说，这种情况下出口导向型经济和由此而来的超额的外汇储备对产业提升不再有用处，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而前面我们已经提到，政府真正在意的是恰恰“综合国力” ，并不是这些数字。到 2005 年，中国经济由出口导向型向内需导向型转变的第二次转型开始浮出了水面。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则是这一战略性转型开始的标志。当时会议的焦点是“构建和谐社会” ，这是一个更接近于道德范畴的提法。如果从经济角度去分析，就是要将经济模式从积累型转变消费型，将经济发展策略转变为内需导向型。这是一个大趋势。而按照建行董事长郭树清的话说，中国经济
20、原本就是内需经济去年 10 月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有过这样一段话， “因为中国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内需为主的经济。如果不是内需为主，中国的生产怎么可能那么多、那么快呢？我们对能源的消费量很高，对食品、粮食的消费量肯定都是全球第一位的，我国被称为世界工厂，生产的衣服 75%都是自己消费，我们的住房每年以 12%-13%的速度增长，私人汽车数量以 30%的速度增长，同时交通、通讯增长也很快，无论衣食住行，中国的消费增长都是很快的，剩下的教育、医疗、公共服务也会跟上来，中国的增长是高速需求推动的。 ”引用这么一大段话，要说明的就是，中国存在着庞大的内需。有朝一日，如果因为某种原因，我们需要封闭起来“自力
21、更生” ，那经济要运转起来，形成一个封闭的循环体系，应该没有多大问题，生产力、资源、市场这三样在国内都可以解决。能做的这一条的，除了中国世界上也就只有美国一家了。印度和俄罗斯看着也像大国，但前者没有自己的制造业，后者人口数量不足，所以这一条他们都做不来。到此，问题还不能算是说清楚了，有庞大的内需，那么它能否真正释放出来？如何启动？而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确实是国家要面对的现实问题。05 年以来，媒体上就一直在喊要扩大内需，以内需来拉动经济。但事情就是这样，一个东西如果宣传的很多，往往就意味着它其实还是“稀缺资源” 。事实是，每年仍有上千亿的顺差进来，银行储蓄仍是居高不下。地方政府在宣传上也在说“
22、内需经济” ，但实际搞的，主要还是招商引资、卖地搞房地产。如果“理想主义”一点，你可以说是地方政府“短视” 、 “不听话” ，比这更邪乎的说法网络上也不少。但回到现实里，从操作者的角度看，这里有太多的现实利益，政府的财政收入，社会上的就业机会，就这两点就足够了让你不好下决心了。中央政府确实做了不少事情：对一些低端的外资企业开始限制，关停一批高耗能高污染企业，修订新劳动法 ，保障农民工权益，免除农业税等等。但这还是在外围，还有一个“核心区”医疗、住房、教育，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新三座大山” 。在这个问题上，要面对的是：医疗教育行业的相关人员、房地产商、地方政府、老百姓，整个一场混战，各种媒体上，几
23、方公开对立的声音这几年已经不新鲜了。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第一，不要太理想主义，否则会把自己气死。上一篇文章里曾说过，利益集团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在这个世界的任何地方，政府都需要认真去考虑，区别就是一个考虑多、考虑少的问题；第二，还必须看清楚，在中国的经济模式下，终归是利益集团依附政府，同样，老百姓的利益归根到底也是依附于政府，这和资本主义国家不一样，他们的政府和老百姓说到底都是给几个超级富豪打工。所以，任何政府稳定存在的根基，都在于占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可是要主动调整几方利益消涨，真正能做到的只有中国政府。从这方面说，这轮经济危机同样是件好事情，因为它客观上创造了一个让中国经济得以轻松进行发展方向
24、调整的环境。过去顾忌就业、顾忌地方财政，搞宏调都是抑制内需，不敢放汇率【几个无良（无知）学者再在一旁一通鼓噪，一个人民币升值就彷佛成了中国的生死劫，中美历次谈判都叫人提心吊胆，美方利用这个问题在金融方面占了很多便宜，好在这场金融海啸来的早，如果晚几年爆发，情况还真不好说】 ，那能做的就只能是抑制基建投资，控制项目审批，和提高利率准备金率收紧银根，而长远来讲，这和发展生产这个大方向其实是相悖的。现在好了，西方经济衰退，庞大的外需大幅缩水了，彻底断了念想，反倒没什么可顾忌得了。同样的道理，过去黑心地产商和无良学者鼓吹搞城市贫民区，现在也搞不成了。当然，这不是说政府就是只顾眼前利益，就是优柔寡断，前
25、面说过，政府决策必须考虑利益集团，因为他们手中有就业、税收这些和你进行利益博弈的筹码，现在一场经济海啸把这些筹码都收回去了，博弈变成了求助，问题也就随之简单化了。总之，这场经济危机对“下决心” ，是很有帮助的。下一步所要做的，就是从此前的抑制内需转到扩大内需上来，要建立起一套新的、稳定的经济循环体系，从大方向上说，这种做法是顺势而为，当然，这肯定需要时间，大概需要半年到一年。之后，中国经济应该会重新进入一个上行通道。具体的手段，自经济危机开始之后中央出台了很多政策，但核心其实就是两手松银根、上项目。前一条不新鲜，除了印度、韩国这些实在没办法的国家以外，但凡有能力的国家现在都在搞信用扩张，不过，
26、前面一节我们已经说到了，中国的信用体系是围着实物生产这个核心转到。所以后一条才是根本，也是中国政府的“独门杀招” ，也就是近期提出的“四万亿投资” 。别的政府只能控制自己的消费，再怎么折腾也只能叫花钱，而中国政府同时主导着消费和投资。有完整的工业生产能力，有各层次的劳动力，有购买资源设备的外汇储备，政府有足够的行动力，这种情况下由政府主导搞建设，效果就和以前，所谓“四万亿”只是一个物资的计量单位。这轮经济危机让许多经济体都“原形毕露” ，资本主义经济归根到底是围绕着“信贷”运行，中国经济同样归根到底是围绕着“生产”运行。临时提出“四万亿投资” ，就能有处投资吗？当然有。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必然
27、有着大量的基础设施需要去建立，已有的也需要去完善。一直以来，各个地方各个部门手里都存着大把的项目计划，但中央政府不可能全批，否则就是“过热” ，发改委对各处报批的项目至少要“拦腰砍” ，而相应的大伙就尽量多报一些，好“漫天要价，落地还钱” 。所以四万亿投资虽然提出的有些仓促，但肯定不会有具体工程仓促上马的问题项目都是现成，你再拿出几个“四万亿”我敢说也肯定有地方花。现在大搞信用扩张，是否会想 1998 年的东南亚国家那样，即造成人民币大幅贬值呢？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拥有两万亿美元的外储，在现阶段它的最大价值不在于能通过投资获得多大幅度的增值，而在于庞大的外汇储备加上外汇管制政策，可以断绝任何人像
28、当年狙击泰铢那样搞垮人民币的念头。大搞建设，如果有计划不周的工程，搞出来没有用（就比如像搞航展的那个珠海机场） ，出现大笔坏账怎么办？理论上说，就像一家银行如果存在大笔坏账，信用就会出现问题，业务就无法继续进行。但这个问题只存在于现在的东欧国家，未来可能会存在于印度，但绝不会是中国。因为现在的中国有充足的资金，不需要、也确实没有像他们那样，大举向国外银行贷款，或者是通过转入股权的方式像国外企业借款。所以不存在因为坏账而使资金断链的问题。还是前面提到的问题，我们的信用体系其实可以视作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封闭的“虚拟环境” ，这种环境下， “坏账”完全可以将其不看成是问题。只要生产还在继续搞，老百
29、姓就有信心，那不看成是问题就会真的变成没有问题。我的感觉是，有的时候搞经济确实存在这种完全“不讲道理”的事情，也确实需要，做与不做，还是要看你的实力。无奈的是多数政府都没这个能力，幸运的是，中国政府有这个能力剩下的，就是一个时间问题，再进一步说，就是在这半年到一年的时间里，如何消化掉暂时出现的剩余劳动力，维持社会的稳定。除去前面提到的两个核心手段外，各地的其他具体政策，归结起来都是围绕这这个问题。打个比方：马汉的海权论里曾提到军舰的火力配置应该是由一定数量的大口径火炮和数量更多的小口径火炮组成，后者威力小但拥有更高的发射频率，以此来压制对方，保证重炮火力的有效性。这个到了在经济上，同样是适应的
30、。情况需要重视，但还是可以解决的，一方面这是我们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决定的，另一方面，就业的两大主力，农民工和大专院校毕业生，都还有最后的“保险绳” 。农民工的保险在于土地，这个很好理解；毕业生的“保险绳”则是独生子女政策，就一个孩子的话，短期找不到工作虽然不好受，但生活还不会成为太大的问题。这个时候如果哪个无聊文人再去编排所谓的“啃老族” ，就是一件很不地道的事情了。此外，如果动脑筋的话，也确实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每天新闻上都在播。这里也举个例子，上世纪实施包产到户改革以后，农田水利建设一度出现了停滞，农民和基层政府的心思都没有放到这上来，年初旱灾着实让我们感觉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如果现在重
31、新开始搞的话，必要性是肯定有的，同时还可以就地吸纳大批劳动力。“危”中有“机”如何看待现在这场危机呢？我的感觉是，对中国而言，它很像是上世纪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于美国说像二战有些过分夸张了。战争对任何参与国而言，对其的经济都会造成很不利的影响，美国也不例外，但是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在战争中美国损失了多少钱、死伤了多少人，而在于通过正常战争，欧美的实力出现了此消彼涨，美国进入了原本由欧洲列强垄断的资本主义“核心地区” 。一样的道理，假如没有经济危机的话，大伙的日子都会比现在轻松不少。但是，就像上面说的那样，也恰恰是这次危机，给了中国政府一个调整内部经济结构的机会。而从外部讲，这同样是一个机会。从国
32、际话语权角度讲，中国的分量比以前重了。从实物生产上说，以前提到过，中国最初接手的产业其实是发达国家不愿意要的，所以走到会非常顺，但随着产业层次不断提高，很多核心技术就触及到了发达国家的核心利益人家能随随便便把 GDP 和发展中国家拉开几个数量级，就是靠高技术和金融产品这两块。所以这类技术不但不会给你，而且还要利用先发优势来压制你。一场经济危机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解决了这个问题当然，不是根本解决，但确实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迫于经济压力，欧美国家对华技术出口的门槛大大的降低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的采购团满世界狂奔。另一方面，这就像是龟兔赛跑， “兔子”在前面摔了个大跟头，而且一时半会儿还爬不起来
33、了，人停我进，对缩小差距而言现在自然是一个最佳时机。而以我的观点，最值得去争取的还不在这里，而应当在“人”搞技术的人才远比技术本身要重要，当年欧洲和日本的硬件在二战中被炸的七零八落，但人和组织人的经验都还在，所以恢复起来也就是十几年的事情。物质环境对大批吸引人才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这次危机给中国提供的最有价值的机会其实在这里。技术也好、生产线也好，这些都只是退而求其次的选项（而金融资产则应该是再、再进一步“退而求其次” ，实在没得可选的时候的选项） ，首先要抓住的应该是科研技术人员和大型项目的组织、管理人员这类专业人才，不但要让以前出去的人回来，还要尽可能争取外籍的人才来中国，拿出“千金买马骨”
34、的诚意：哪怕您已经七老八十，一辈子都贡献给资本主义事业了，我这里照样给您老好吃好喝、养老送终。对国外企业进行收购之后，同样应该尽快对其进行分割，营销留本国，但研发机构尽可能要连人一起般到中国来。多加一句题外话，考虑到此次危机中欧美工会歇斯底里的表现，生产部门同样应该尽可能的搬到中国来，否则长远来讲也许面临的不单是成本的问题，而是生产根本搞不下去的问题。而短期讲，救资本家不救“无产阶级” ，听着可能有点不对劲，但把这些被高福利养懒了的人的吃饭问题留给所在国政府，而不是由中国替他们背起来，确实不是一件坏事。回到正题上来，总而言之，如果不是一种特别理想主义的眼光来看周围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情况还是很
35、乐观的。中国经济不存在在结构上无法克服的问题，经济危机所引发的外需缩水，在造成短期就业困难的同时，也为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当然，也不是说就不存在风险，确实存在，但这个风险和经济结构本身没什么关系，而是两种人们脑袋中的思想：一种是总想着退回去，表现就是反市场经济或者反臆想中的“自由主义精英” ，不过这种思想只能在网络上生存，脱离了网络的话，在现实中的影响其实不大；另一种是对市场经济瞎幻想，知道个皮毛，却迷信市场经济万能，在政治上就是要配合着宣传“自由民主” ，用一些衷惑人心的宣传哄骗头脑简单对现实不满的人。说到底，两种思想都更像是某种宗教信仰而不是科学，都是上来就讲感觉、讲“
36、道德” ，但绝不讲道理。再看长远一些，同样要看到有很多问题不是靠前面说的松银根、上项目，或是靠这次从天而降的机会就能自动解决的。要让企业把眼光放到国内，搞内需拉到，那相应的软硬件建设就得跟上，最起码，要建立完善的企业和个人信用档案，以及完备的法规体系，避免像曾经一段时间里那样，到处是赖账不还的官司。医疗、教育、住房三块，客观的讲给老百姓提供的产品品质确实比以前提高了，俗话说“一分价钱一分货” ，花费比以前高，在方向上也是没问题的。但也确实不能怨老百姓把他们“妖魔化”万事有度。未来重新退回到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可能性不大，真正的解决途径，应该是考虑如何将这些领域纳入到国家的整体规划里，使他们对中央政府而言具有高度的可控性，在节奏上能和总体发展合拍，和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合拍。要用制度让一些人学会做取之有度的商人，而不是贪得无厌的恶人。金融方面，这次中国银行业能在危机中独善其身，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得益于我们决策和运作上的保守，中国金融体系不完善，缺乏足够的、可靠的金融产品来吸纳民间的多余资本，这些都仍是客观事实，都需要去进一步完善。同时又必须保证始终将其限制于实物生产的从属位置从发展角度说，让老百姓的钱赚的太过于容易，对一个民族而言绝对不是一件好事，说藏“能”于民，要比说藏“富”于民更准确总之，希望与问题、风险并存，但希望的比例还是要更大一些。
